党国英

Co-China周刊 | 一五一十周刊118期:政客退与休

编者的话 最近,一位退休高官在《大河报》发表了题为“观猴有感”的文章。虽然名义上是退休人员的闲来之笔,但其观点却在捍卫作者赖以执政的政治秩序:原始社会分配不公,“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原始族群的首领担负着带领大家与自然作斗争,与其他种群作斗争,守住领土,保护生存资源的责任,只有强悍的男性才能胜任。” 更有趣的是,FT中文网专栏作者老愚读出了观猴者对退出权力中心的无奈:猴群权力交接时,公猴经过一番残忍的厮杀,最后根据成王败寇的“公平”原则,完全屈服于新猴王的威严之下。在老愚的眼中,某些高官过惯了颐指气使的生活,退出后还不厌其烦地撰写人生心得,只是他们“积郁于心的竞争过程”和“委身党国磨盘所经受的碾磨”,却是不打算留给这个世界的。 在当代中国,退休政要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曾经指点江山、风光无限的他们,“告老还乡”后能否耐得住寂寞?现有的制度是否留给他们发挥余热的空间?较之国外同行,中国的退休干部是否太忙?这是本期一五一十周刊关注的话题。 实际上,“退而不休”在中国政坛并非稀罕事。史学家章立凡提醒大家,邓小平是在卸下所有党政职务之后,才做了南巡讲话,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定方向。不过,依靠“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人脉”和“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推动经济改革的邓小平,却没能在有生之年完成他一再强调的政改。 回顾政客“退而不休”的历史,郑永年教授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老一代政客持续“发挥余热”的负面影响。刘军宁则盘点了中国政治三十年来极为重要的一次变革:从领导人终身制向任期制的演变。在去年举行的十八大上,二位所关注的新老交替全面展开。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结合了本轮换届的情况,总结了中国政权交接制度化的进程,以及新领导层面临的新挑战。 在本期周刊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列举了一些境外政客的退休生活。社科院教授党国英有感于华盛顿拒绝二次连任的事迹,感叹其宪法精神为美国政治文明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刘岩川则列举了西方退休政要以各种名义赚钱的现象,从经济角度证实“洋干部”也有发挥余热的癖好。最后,黄文治聚焦于一位以非正常方式退出权力架构的政客:早年叛变革命、晚年客死他乡的龚楚。龚楚的回忆录,揭示了一位有理想的革命青年被暴力革命、教条主义和政治内耗疏远的过程,为后人了解早期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编者的话 目录 【状】 8-1  老愚:退休高官为何写观猴心得? 8-2  章立凡:不可复制的南巡讲话 【析】 8-3  郑永年: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8-4  刘军宁:从终身制到限任制——盘点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 8-5  李成:中共政权交接制度化分析报告 【观】 8-6  党国英:华盛顿总统为什么不寻求第二次连任 8-7 刘岩川:西方退休干部的谋生术 8-8  黄文治:从《龚楚将军回忆录》看龚楚何以会变节   全刊下载: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5e061b1bdd49a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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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关于农村发展的若干焦点问题

党国英:关于农村发展的若干焦点问题 进入专题 : 农村发展    ● 党国英 ( 进入专栏 )        一、中国农业成长、农村发展究竟与土地承包制度有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争议很大,包括最近媒体在热议的华西村的问题。有这样一种观点,以为凡是没有搞土地承包的村庄都富裕了。在传统思维看来,这种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似乎大部分明星村都没有进行土地承包。但这种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没有搞承包的村庄很多,但很多并没有富裕。   再深入一步,也有人认为,现在农业单产较高是科技水平提高的结果,如果过去的科技水平也如今天一般,农业单产也会不错,和土地承包制没有关系。这个观点也值得商榷。我的看法是,单产的提高和承包制是有关系的。第一,承包制本质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体系,承包制存在和不存在条件下的农民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承包制下,农民是自由的,不搞承包则大家在一起搞集体经济;没有市场的存在大家是统购统销,所以说承包制本身是自由市场体制的一个标志。第二,建立了自由市场体制,就给专业化经济扩张创造了前提,给科技产品贡献提供了组织载体。特别是,体制的变化给科技产品降价提供了可能性。一些农业科技产品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只是由于过去没有一个竞争性市场,所以无法使其成本降到可以批量生产的程度,因而不能被广泛的采用。      二、中国究竟有没有产权明晰问题?      中国不存在产权明晰问题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什么是产权明晰?根据经济学原理,最有利于外部成本(收益)内部化的产权安排,就是产权明晰。即,明晰的产权要保障外部的成本和内部的成本要对等。绝对的产权明晰几乎是没有的,产权不明晰是普遍的。中国不存在产权明晰问题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产权不明晰是绝对的,产权明晰是需要花成本的。通过将产权明晰的成本与带来的收益做比较,来确定产权明晰的程度,是我们认识该问题的思路。产权不明晰是因为公共领域的边界不清楚。既然产权不明晰是必然的,我们是否有必要将产权搞清楚呢?这是程度的问题。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做到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相等,才能照顾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所以好的制度必然是产权明晰的制度。   那么,我国农村产权结构需要怎么样调整?产权类型可以划分为私人产权、共有产权。共有产权又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共同共有又可以进一步分成社区的共同共有和国家范围的共同共有,甚至还有世界范围的共同共有。在公共领域,当我们迫不得已采取共同共有产权时,我们享用的产品就具有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我们就可能滥用这些产品:我们倾向于让别人承担产品的成本,而自己“搭便车”。这是在公共领域无奈的选择,或者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比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但如果私人领域也采取同样措施,则是不智之举。虽然现在公共领域在扩大,私人领域在收缩,但私人领域毕竟还有很大的范围。比如农业生产,就是非常典型的私人生产领域。经济学家最倾向于将农产品生产看作完全竞争市场状态,在这样的市场都不实施比较明晰的私人产权,很可能就存在问题了。在公共性由弱到强的条件下,相应的产权制度的明晰性也应该由强到弱梯度变化。例如气候变化问题,就是一个世界性共同共有,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世界性产权制度—-碳排放交易。总之,应该把产权的问题严格的当作技术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之前的《新闻周刊》专栏中我谈到古典私有制和现代私有制两个概念。现代私有制与古典私有制最大区别在于,公权对私人权利有很大程度。特别是在土地产权上,这种约束使得地主认为自己的土地产权没有意义。现在的经济关系不是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东欧很多国家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时,土地私有产权是保留的,现在只要能提出证据证明某块土地当时是归自己所有的,而其他人对证据也没有异议,政府就会将土地归还给该人。这种方式在中国能否实行?恐怕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动荡。现代社会真正农业用地不值钱,地主没必要要回自己的土地,建设用地在很多情况下也不值钱。但为什么在我国地价会如此高?这就是体制的问题。相关问题在我的文章《地贵伤农》中有更详细的阐述。   土地产权明晰的问题又与之前谈的第一个问题相关。2008年中央出台了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应按这个精神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至今全国只有成都市坐实了这个政策。中央至今为止都没有出台如何落实和实施2008年决定的具体意见。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不是很好吗?粮食在增产,农村的情况也差强人意。我同意农村的形式是很好的,真正传统的农区形式是很稳定的,不稳定的地区是在城市郊区,其实相当于城市的新扩展区。既然农村形势很好是不是就没必要搞土地产权的改革了?      三、中国“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究竟有没有根据?      制定十八亿亩红线制度源于保护耕地、保护基本农田。十八亿亩的数字是根据当时掌握的全国土地面积的资料得出的,事实上我们的耕地面积是比国家掌握的数量要多。过去我们征农业税,有些地方就隐瞒了部分地的面积。制定18亿亩耕地的意思是说,确保耕地的数量不能少于18亿亩。但在实际中,这个问题也存在很大争议。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央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有的学者反对,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首先,中国土地多。按照山东省的粮食产量,一亩地一年产一吨粮,不要说十八亿亩,10亿亩地就能产10亿吨。除去出口粮、工业用粮不算的话,这样产量养活两个中国都没问题。我们现在用粮还不到6亿吨,今年粮食增产我们粮食仍用不了,明年粮价有可能下跌。如果这些粮食数据是可靠的,我们已经达到了2018年的粮食规划目标。我国人口高峰时期用粮大概在6亿多吨不会超过7亿吨,所以说土地总量不是问题。但是,事实上,粮食亩产达不到之前计算的水平。我们种10亿亩地,考虑复种指数,去年大约是16.6亿亩。每亩地一季单产不到500公斤。我国今年粮食单产是5.7212亿吨。我们没有产出那么多粮食,原因何在?因为中国土地虽然多,但优质耕地少。反对保护耕地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的平均亩产低,增产的潜力大,因而没有必要保护耕地。因为他们认为功夫应该下在提高单产、增加科技投入上,任务应该是提高效率而不是保护耕地。这个说法也不对。根据我的调查,中国农业生产现在已经高度专业化。特别是大田作物,我国粮食主产区平均单产大大超过美国。根据美国提供的资料,我国的小麦(有灌溉的)单产高出美国40%。美国的农业效率已经很高,美国的旱地小麦产量等于印度的水田小麦。也就是说,我国耕地的平均亩产已经很高,因而提升的空间不大。在经济学中,要素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在土地总量不变、技术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仅靠规模经营对中国粮食增产我认为是负相关关系。当然,这是猜测,还需要证明。我判断的理由是,规模经营需要劳动要减少,而且还有一个制约规模经营发展的重大因素就是灌溉设施。美国农业效率为什么高?因为他们很多土地不需要灌溉。如果我国也不灌溉,我们的小麦单产也要降低至少40%。那么,不进行规模经营行不行?在开放的条件下,搞不搞规模经营不由政府决定,除非补贴政策有意识地影响农民,让农民不进行规模经营。   所以概括来说,保护耕地没有问题,我们更要强调保护优质耕地。当然,这也不是说非优质耕地就不需要保护,它们同样需要保护,因为中国并不缺少建设用地。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我们在运用索罗-斯旺等模型推导经济增长趋势时,总是将土地当作一个常量。事实上,对于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来说,土地并不是常量。对中国很多城市搞建设来说,土地也不是常量。我在中国许多城市搞调查,发现每一个城市的土地利用率都有问题。比如上海外滩,1950年前后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接近6万人,而现在浦东地区每平方公里不到1万人。 全国绝大部分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都在1万以下。 最喊缺地的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居然比西部更低。土地之所以不是常量而是变量,是因为我们对土地利用的能力在变化,现在我们有能力利用一些过去开发成本太高或无法利用的土地。所以我们不缺建设用地。所以我总建议,在农业领域我们要保护优质耕地,在一般领域全部土地都要保护,建设用地也要保护。保护不是不要利用,而是要控制它的开发强度、人口密度、经济密度等。根据我的测算,现在我国城市建成区每亩建设用地的边际产出是220万元,平均建成区每亩建设用地产出是50万。平均产出是显著低于边际产出。如果调整存量,改善存量土地利用,达到现在边际产出的一半,就会创造出很大奇迹。就是说我们的存量土地还需要好好利用,既然如此,就不要以为提保护耕地的口号没有意义。      四 、从全球视角配置资源,还是从中国视角配置资源?抑或是从两种视角的结合配置资源?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先讲一个事例。众所周知,中国大豆生产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在大豆问题上基本上已经缴械投降。那么同样的问题会不会发生在小麦、玉米上?大豆没有竞争力,所以缴械投降,大豆本来是中国人的本土产品,那么我们小麦玉米的竞争力就好么?现在因为国内市场的统一,我们很多地区不种小麦,小麦生产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山东以及周边地区。农民告诉我,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一个家庭两个劳动力至多能种一百亩小麦。限制原因就是灌溉,因为灌溉要有干渠支渠毛渠。把田地分割成块致使大型农业设备很难耕种。而在美国,我采访的农场主,雇佣三个人就可以耕种四万五千亩的土地。此外,现在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甚至比城市服务业工资单价高出一倍。我国小麦、玉米的竞争力也不强。如果国际市场开放度提高的话,也会出现问题。现在世界局部地区不稳定,非洲战争地区土地没有利用好。美国世界警察角色对粮价有影响。是不是说我们也可以像大豆一样,进口小麦玉米就,行不行?有些学者赞同这样做,这其实是个政治问题,我自己认为这样做不行。如果这样做,西方国家政府不要说是制裁我们国家,仅仅不给我们帮忙,我们就麻烦了。   所以我的观点是应该把从全球视角配置资源和从中国视角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可以在中国搞旱作农业,但这样就面临着产量的下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是关于灌溉农业,优质土地都是灌溉出来的,但搞灌溉农业就意味着竞争力较弱。这是一个矛盾的两难选择。      五、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是不是可以统一?      过去一些高层决策者曾经认为,可以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环境,让农民享受到和市民同样的生活条件。但后来这些想法也在慢慢发生转变,最突出的体现是2008年通过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现在中央和地方观点趋于一致,就是要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农村问题。所以,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是可以统一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农村必须以专业农户形成、农业经济完整地进入社会分工体系、农民获得竞争性工资水平为前提。所谓竞争性工资水平是指,在同等教育水平下农民能获得与其他行业同样的工资待遇。比如1户人家有两个劳动力一年有800个工作日,得到8万元。那么全国需要多少地?根据我的匡算,不超过5000万户。全国只有把农户降到5000万以下,才有可能建设新农村,这意味着要有非常大的城市化的幅度。可能要达到80%以上。我们需要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导致农业总的工作日的减少,同时导致每户农户的工作日要减少。我在一些地方调查时常感慨,越搞农业产业化,整个农业需要的工作日越少,但农业领域中的专业农户工作日是在增加。至于个别人的工作日增加到怎样的程度可能和文化偏好有关系,中国人的年工作日肯定比欧洲高。我由此想说明,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时,始终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进行,在城市化的约束条件下进行。      六、中国城市化率能不能达到80%以上?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我在很多地方都强调,我们国家目前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城市能不能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们刚才讲到了,目前有1亿5千万农村劳动力要转移出去。我们的潜力有多大?   表1 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就业弹性系数比较   上面这个表中,大体上取得是各个国家城市化比较快的时期的数据,计算的是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是多少?可以看出差异很大,我们中国的弹性系数不到0.1%,而美国是0.48%,日本相对比较小0.23%。这是一个什么问题?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就业的拉动程度,我们中国要弱得多。为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博士论文题目。研究这个问题要用数据来说话,大家可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达到英国0.33%的水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更大的民工荒,我们农民的转移速度会更快。(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党国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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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 农地保护不是国土资源部一家的事情

  又一个全国“土地日”来临。今年“土地日”活动的主题是“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粮食连续多年增产、农地“占补平衡”比较有保证的形势下,国土资源部仍然选择这样一个活动主题,可见其对农地保护之于全局的重大意义。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坚持农地保护不动摇,有充分根据。相对于我国的人口数量,并考虑到国际比较因素,我国的土地资源要确保国民的食品安全、支撑有竞争力的农业,条件并不是太好。优质农地不足,是我们发展现代农业所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中国要转变为一个有创新活力的国家,必须把中国人的吃饭成本降下来,使得国人在选择职业时不再是为了“找饭碗”,而是基于兴趣、爱好选择终生事业。为此,中国农业不能像日本那样,把本国农产品变成“奢侈品”。实现这个目标,当然是尽可能地把优质农地保护起来,具体说,就是把我国适合搞规模化农业的平原地区的农地保护起来。保护其他条件差的农地没有用;那些土地因不便规模化耕作,交通条件又不好,已经或正在被农民撂荒。换句话说,中国的农地并不是绝对数量有问题,而是农民愿意耕作、能给农民带来利益的土地不足。随着中国工资水平的上升,农业劳动成本还会增加,将导致更多的劣质耕地会退出耕作,优质耕地所承载的农产品生产任务将更加艰巨。 农地保护会影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么?决不会。有的专家学者拿城市化的需要来批评农地保护政策是没有依据的。我国城市建成区的经济密度不高,平均每平方公里产出 GDP 不超过 50 万元。如果按这个标准来扩大城市,当我们实现强国梦时( GDP 总量在 320 万亿以上),城市面积还要扩大 6 倍以上,即再占农地 5 亿亩!相反,如果我们提高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把每平方公里的 GDP 产出水平提高到 300 万元,城市面积就不扩大,而这个指标和发达国家比,根本不算高。 农地保护不是国土资源部一家的事情。过去农地保护不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政策不协调、不配套。今后要把农地保护工作做好,要有一整套政策措施协调推进。 首先,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看,控制通货膨胀、控制房价地价,有利于抑制城市的简单外延扩张,减缓滥占耕地现象发生。 2005 年之前,所谓“小产权”房与普通住房的价格并没有显著差别,其原因是房地产开发商大体只能获得平均利润,农村集体的“非法”房地产开发销售的动力不大。置地买房历来被国人看作财产保值的重要手段。只要通货膨胀水平居高不下,就会刺激百姓动用储蓄购买住房,从而进一步放大短期社会总需求,加剧通货膨胀。 第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农地保护的有效手段。强化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取消诸如“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便可以调整土地承包关系”这样的错误规定,在更大程度上赋予农民土地处置权利,会增大乡村干部将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成本,减低农地转用的速度。 第三,建立更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有利于减弱刺激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建设用地扩展动力,从而有利于农地保护。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事权增多,财权变弱,使其高度依赖“土地财政”,以至占地造城的热情极度膨胀。我国没有设立遗产税、赠与税,也刺激有些有钱人给后人存留房产、福荫子孙的心理,以至产生房地产业高烧不退,刺激对建设用地的需求。考虑到我国城市居民有较重的物业费负担,国家对居民的普通住房和改善性住房可以不征收财产税,但对更多的住房可征收这个税种,以便降低社会的住房需求。 第四,合理规划国土资源利用,也是农地保护的重要手段。我国缺少的是优质耕地,并不缺少住房建设用地。按土地资源专家的意见,我国高度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约 14 亿亩,现有农地约 10 亿亩左右,这些农地或已经是高产优质农地,或有可能被改造为优质耕地。这部分土地目前承载人口约 4 亿,在保持耕地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 1 倍达到 8 亿也不是问题。这 10 亿亩农地应主要满足国人的粮食、蔬菜、淡水养殖的需要,是中国人食品安全的根本保障,再不敢用来搞建设。我国第二类土地,即“比较适宜地区”,一共有 42 亿亩土地。这些土地大约 2 亿亩为城乡建设用地,约 8 亿亩为耕地,其余多为林地和未利用土地。让中国经济今后 30 年里活起来的正是这后一部分。目前农民撂荒的耕地也是这个地区的土地。在这部分土地中,如果盘活现有 2 亿亩建设用地(包括农村建设用地),生产出来 100 万亿 GDP 绰绰有余。这部分土地还可以承担两个功能,一是发展低密度住宅,满足中国中产阶层对独栋房屋的需要;二是大力发展经济林,增加替代粮食的农产品。土地资源的数量满足这两种需求没有任何问题。基于这种情形,国家应该坚决限制平原地区的城市扩张,适当增大浅山区地方政府的建设用地的指标。 第五,改变农地保护的具体政策,有利于提高农地保护的效率。笔者建议,国家可以用“农业保护区”制度替代“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建立农业保护区制度旨在更有效地防止滥占耕地,堵塞变相蚕食农地、多头分散上马工商业项目的管理漏洞。农业保护区应是空间连续、面积较大、包括现有基本农田及周边尚未开发的其他土地的区域。国家可要求地方政府划定多片农业保护区。这个制度可设定:除公益性基础设施以外,农业保护区内不允许新增任何非农业开发项目;现有非农工商业项目逐步退出保护区。农业保护区内的常住居民为专业农户和特色村居民。不允许非农业居民购置农业保护区内的任何房产。现有非农业居民和今后脱离农业的居民逐步退出保护区。农业保护区归区级政府直接管辖。 第六,更积极地推进土地整理计划,将有条件的低产农田改造为优质高产农田。依照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十二五”全国土地整治规划,国家将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 4 亿亩,可增产粮食 800 亿斤。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工作目标,应确保实现。 (此文发表于20120625″财经国家周刊”.发表时略有删节,题目不同.这里发布的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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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 “城市化陷阱”是子虚乌有的幻觉

一 城市化是农民投奔自由、追求幸福的自主行动的结果。 从典型意义上说,城市和传统乡村的确是两个世界。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物质匮乏,几乎没有财富积累,穷富等级比较固定,公共生活领域狭窄且受宗法关系控制,人无隐私和自由可言。此外,典型的传统乡村社会内部几乎没有市场交换,外部交换主要和达官贵人的奢侈生活有关。出身农村的青年对物质匮乏有一定了解,但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其他特点实际上没有亲身体验。他们没有在农村谋生的经历;养家谋生的是他们的爹娘。 传统乡村社会,除贫穷之外,一般老百姓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起码自由的人身束缚之中。长辈对晚辈的指教天经地义,而族长、乡绅的金口玉言比法律还厉害。这里有一种无形的强制和普遍的压抑。美丽的乡村风光早已引起人们的视觉疲劳,并不能丝毫减轻他们的压抑感。在这种生活中,人际之间的恐赫、强制和各种奴役性的潜规则所带来的精神折磨,远甚于物质贫穷的痛苦。我再次重复过去说过的话,典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生活不是《艳阳天》、《创业史》和《刘老根》里描述的那种生活,而是陕西作家陈忠实《白鹿原》里的生活,是《红楼梦》里焦大、刘姥姥和佃户们过的生活。 正因为乡村社会的人身束缚具有普遍性,人们可能熟视无睹。一辈子在乡村的人们可能对生活没有多少抱怨,以为那是老天注定的。 但人们只要有了城市生活的体验,便会发现城市生活的魅力。城市经济需要专业化合作,至少在技术上提供了一种平等的基础。生产一台汽车,方向盘制造和车轮毂制造在技术上一样重要。城市生活能保有隐私也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就连一定历史时期狠不过的城市资本也不大会侵犯人们的隐私权。隐私是一个自由的心理空间,这种东西在传统乡村社会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城市的货币交换还放大了人的能力的差异,那些有创造力的人和普通人相比,所获得的财富可以有天壤之别,而乡村社会里人们能力的差异不过是多种几亩地而已。 城市社会的魅力不止于此。年轻人喜欢谈爱国,其实真正的国家观念不是来自传统乡村社会。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有宗法观念,有皇权观念,有自然神的观念,这些观念基于外在的、前世发生的力量的统治,人们很难反抗。同样地,人们也不会有真正的国家观念;爱国其实是爱皇帝。只要皇帝倒掉,“国家”就崩塌,人们就服从新的皇帝。所以,在古代,游牧民族容易征服农业民族,因为游牧民族比农业民族有更强的地域观念;在近现代,工业民族更容易征服农业民族,因为工业民族的城市治理半径大,市场交易范围广,百姓具有真正的国家观念。这是解释中国过往历史的一种基本观念。西方人对中国一次次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是西方人有三头六臂,而是中国百姓在不清楚皇帝是谁的时候,缺乏真正的“敌人”的观念。乡村社会的人们常常在家族械斗时更容易主动赴汤蹈火。近代早期,我们的士兵在战场上可以朝天放枪,那无论多么先进的武器都排不上用场。洋务运动以后,中国逐渐有了近代工业,黄埔军校又传播了新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知识,国家观念开始普及,中国人的战争能力才强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国就要爱工业,爱城市,爱市场,就应仅仅把把农业当做国家的基础,而不是基础上的大厦。 概念的讨论需要极端,而实际生活是模糊的。若做世界比较,中国的城乡关系在历史上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宗法关系限于乡村贵族,而我们的宗法关系具有普遍性。我们这里是家国难分,只不过所谓“国”是皇帝的天下。一个村庄是小的宗法共同体,全天下则是大的宗法共同体。所以,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介匹夫也可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然这个天下多是皇帝的天下。如今搞市场经济,这倒成了中国建立统一市场的宝贵历史遗产。因为这个历史遗产,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要在三五十年里赶上中国实在不容易。但我们千万不要盲目陶醉,以为这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优势。统一性只是外壳,如果没有现代性的内涵,没有市场关系的引入,我们断断不会有今天。但总体上我对中国的前景很是乐观。 即使在当代中国,城乡关系也是灰色的。真正的传统村落越来越少,而我们的城市也不见得完全见不到宗法关系的影子。要知道,我们如果对城市生活不满意,其实你讨厌的恰恰是城市的乡村烙印。例如,最令刚进城的农村出身青年人窝心的是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人们感觉到种种潜规则的起作用,透明天花板压在头顶,职场是一个个土围子,有的职业领域除非你有特俗背景,否则就别想进到里面去。面临这种局面,年轻人不免沮丧、愤懑,乃至绝望。若回到乡村,发现那里发生了变化,金钱关系裹挟着宗法因素,温情的亲情面纱被斯得七零八落,也落得心灰意冷。有的乡村开始给 8 岁孩子做寿,甚至给家养牲口做寿!两厢比较,彷佛在“不同人间切换”,且不知何处是个归宿!其实,这不过是乡村社会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的瑕疵而已,能让我们心灵安家的,是让我们的乡村超着现代化继续奔跑! 当然,几亿流动人口有自己的困惑和彷徨。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让他们一剂服下便心爽气清。中国需要进一步现代化,且能够现代化。未来我们的城市会更多、更大、更加现代化。我们也将保有乡村,但现代化的乡村是城市的延伸,现代农业是城市食品市场的第一车间,而不是改头换面的宗法关系的堡垒。乡村经济将全面被现代信用关系所覆盖,城市所拥有的隐私保护和自由心灵空间也将延伸到乡村。这个过程不会太快,但趋势却不可逆转。 乡村牧歌是诗人虚幻飘渺的憧憬,而牧歌的自由精灵隐藏在城市。我们要吟唱传统乡村社会的挽歌和城市生活的牧歌,在时代咏叹的二重奏之中,确定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归宿。                  二 关于城市化问题,有人除过对农村人口转移的必要性认识模糊以外,还对城市吸纳人口的潜力表示怀疑,以为中国城市就业机会不足,能源短缺,土地短缺,住房供应不足,都不允许城市化速度太快。我以为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          我国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比较快,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只是这种城市化不是很实在,一部分农民工没有真正在城市安居乐业。这个速度的确不算低,超过了美国城市化最快时期的速度。按我的测算,如果继续保持既有的趋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 2032 年达到 70% ,城市人口在大部分年份每年增加 1600 万左右,农村人口每年减少约 1200 万左右,峰值是 1357 万。如果城市化率每年提高 1.2% ,则城市人口每年增加约 2000 万,农村人口每年减少 1300 万直至 1600 万。这个速度我们的城市能承受么?          按前面的假设,到 2032 年,我国城市就业增长率从 2.7% 会下降到 1.6% ,平均年递增率为 1.7% 。这个时期我国的 GDP 增长率扣除物价因素,每年按 9% 算,那么,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弹性平均为 0.19 。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只增长 0.19 个百分点。让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 1919 年至 1957 就业增长率平均为 1.89% ,扣除物价因素后, GDP 实际增长率 3.94% ,弹性值为 0.48 。这就是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中国的 2.53 倍! [1] 我们很难用中国比美国科技进步更快来解释这个巨大的差异。我倾向于按中国人的劳动时间过长来解释这个差异。由我领衔的课题组的农户调查( 10 个省的约 1000 个农户)表明, 80% 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每周在 50 小时以上,超出标准工作时间 20% 以上。粗略计算,如果城市职工普遍这样超时工作,意味着全国减少 6000 万以上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按照美国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计算,我国的城市化的速度还可以更高,城市化率每年可提升到 2.5% 以上 ! 这难道还能说我们的城市缺乏就机会么? 三 说中国城市缺乏土地,因此不能快速城市化,更缺乏依据。我们知道,一平方公里一万人的人口密度,是花园式城市的标准。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在 3000 人 / 平方公里左右,常说没有土地的东部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西部还低。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也只是一平方公里一万人。我的测算表明,我国城市人口的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26 。 [2] 这些事实表明,我国城市利用现有土地还可容纳 1 倍以上的人口!此外,我国现在农村村落面积是耕地的面积的 13.3% ,而日本的同一数据在 1954 年是 6.8% 。 [3] 我国村落占地 17 万平方公里(包括村庄内企业占地)通过有计划的村庄整理,至少可节约 1 亿亩土地,城市扩张怎么也用不了这些土地。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体制和规划方面的问题导致土地的巨大浪费。以上世纪 80 年代的数据做比较,我国 GDP 每增加 1%, 所占用的耕地是日本同一数据的 10 倍左右。我国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实在太差。          按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要赶上美国的的人均收入水平,还需要约 30 年时间,那时,中国的 GDP 总量要比现在增加 270 万亿人民币。中国的土地资源能允许我们再生产 270 万亿 GDP 么?这个也不是难题,关键是要调整国土资源的使用格局。          中国 GDP 总量的 90% 以上主要靠城市经济部门生产出来。各类城市主要集中在平原、河谷地带,其周边土地大多是我国的优质耕地。这些城市经济部门占了大约 1 亿亩土地(大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 1 亩地产出 GDP 近 50 万元。近些年国家对农田占用严格管控发挥了作用,每新增 1 亩建设用地产出 GDP 约 220 万元。按这个数据推算,我国 GDP 总量达到 350 万亿,还要占用优质耕地 1 亿亩以上。我国优质耕地每亩可产出粮食约 1 吨,这意味着要损失 1 亿吨粮食产量,占到现有粮食产量的 18% 左右。 1 亿吨粮食能不能用其他土地生产?很难。我国土地品质差异很大,山区土地的粮食产出往往是优质耕地的 1/3 左右。山区土地灌溉困难,又因为土地分割细碎,机械化耕作不易,且离市场比较远,综合劳动生产率低,农民耕作的成本很高。这是山区土地被撂荒的主要原因。所以,扩大山区土地利用来增产粮食是行不通的。 依靠土地整理来增加优质耕地,是我国近些年努力做的工作,其主要办法是提高土地的平整度,增加灌溉设施,便利机械耕作。但我国水源较好的地区已经没有多少土地整理的潜力,其他地区即使花巨大代价整理出可灌溉的土地,水源也仍然是一个问题。 好的办法是限制平原、河谷地带城市的继续扩张,依靠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办法来提高这些城市的经济规模。可以通过努力将大约 1 亿亩现有仅城市经济部门用地(大于统计概念的城市建成区)的平均 GDP 产出能力逐步提高到 210 万 / 亩,还有约 10 万亿的 GDP 靠农业部门提供,另外 100 万亿的 GDP 则应通过山区非农业用地转变为工商业用地来提供。考虑到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这种估计不算冒进。 经济地理专家把我国土地资源按人口居住适宜程度分为 5 类,分别是“高度适宜地区”、“比较适宜地区”、“一般适宜地区”、“临界适宜地区”和“不适宜地区”。从长期看,后 3 类地区的人口要大幅度减少, 90% 以上的中国人会居住在前两类地区(现在接近 20% )。国土的直接经济利用价值主要是前两类土地。 我国高度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约 14 亿亩,现有农地约 10 亿亩左右,这些农地或已经是高产优质农地,或有可能被改造为优质耕地。这部分土地目前承载人口约 4 亿,在保持耕地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 1 倍达到 8 亿也不是问题。这 10 亿亩农地应主要满足国人的粮食、蔬菜、淡水养殖的需要,是中国人食品安全的根本保障,再不敢多占耕地用来搞建设。 我国第二类土地,即“比较适宜地区”,一共有 42 亿亩土地。这些土地大约 2 亿亩为城乡建设用地,约 8 亿亩为耕地,其余多为林地和未利用土地。让中国经济今后 30 年里活起来的土地正是这一部分。目前农民撂荒的耕地也是这个地区的土地。在这部分土地中,如果盘活现有 2 亿亩建设用地,生产出来 100 万亿 GDP 绰绰有余。这部分土地还可以承担两个功能,一是发展低密度住宅,满足中国中产阶层对独东房屋的需要;二是大力发展经济林,增加替代粮食的农产品。土地资源的数量满足这两种需求没有任何问题。 四 城市住房和能源也不是问题。 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市民都买不起房子,难道农民进城能解决居住问题么?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按前面的测算,我国今后城市新增人口需要 500 万套住房,按每套房子 50 万元价格计算,需要资金 2.5 万亿,而 2009 年我国住房市场的总规模是 6 万亿!这其中包括了住宅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事实上,在中小城市,一套住房的价格在 20 万元左右。我在山东省的调查发现,若不考虑地价,农民按照政府的规划在小城镇建造一套独栋房子的费用仅仅 13 万元,其中还包括了住宅区的基础设施配套费用。因目前城市的过高房价,别说农民不能进城,连城里人也要跑到农村去。我相信,政府但有所作为,房价一定会降下来。          关于城市的水和能源的供应,也要正确认识。按目前的情形,农民使用生活用水和生活能源,其绝对水平比城市低,但是,除非农民保持很低的生活水平,否则,一旦农民的生活水平要像城市看起,其对能源的消耗和水的消耗要高于城市。能源的供应效率、水处理及其水的再利用的效率,城市水平要高于村庄。我国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已经到 45% 以上,而农村几乎没有污水处理系统。农村地区的工业用水也比城市浪费。既然我们要农民也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现代化的成果,那么,还是城市化更加有利于提高水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 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城市化率每年递增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不算冒进。一些地方可以更快一些,而农业主产区和边远地区可以适当慢一些。当务之急是要纠正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不当做法,让我国城市化积极稳妥健康地发展。 记:此评论发表于近期了望中国,有的片断过去发表过.数据分析只是讲一种趋势,算不上严格的统计计量研究,请阅读此文的朋友一定注意. [1] 这些测算的依据是:《中国统计年鉴 (2009)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2 年。 [2] 测算依据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8 ) 》、《中国统计年鉴( 2008 )》,中国统计出版社。 [3] 《英美法日德百年统计提要》统计出版社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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