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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一五一十周刊118期:政客退与休

编者的话 最近,一位退休高官在《大河报》发表了题为“观猴有感”的文章。虽然名义上是退休人员的闲来之笔,但其观点却在捍卫作者赖以执政的政治秩序:原始社会分配不公,“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原始族群的首领担负着带领大家与自然作斗争,与其他种群作斗争,守住领土,保护生存资源的责任,只有强悍的男性才能胜任。” 更有趣的是,FT中文网专栏作者老愚读出了观猴者对退出权力中心的无奈:猴群权力交接时,公猴经过一番残忍的厮杀,最后根据成王败寇的“公平”原则,完全屈服于新猴王的威严之下。在老愚的眼中,某些高官过惯了颐指气使的生活,退出后还不厌其烦地撰写人生心得,只是他们“积郁于心的竞争过程”和“委身党国磨盘所经受的碾磨”,却是不打算留给这个世界的。 在当代中国,退休政要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曾经指点江山、风光无限的他们,“告老还乡”后能否耐得住寂寞?现有的制度是否留给他们发挥余热的空间?较之国外同行,中国的退休干部是否太忙?这是本期一五一十周刊关注的话题。 实际上,“退而不休”在中国政坛并非稀罕事。史学家章立凡提醒大家,邓小平是在卸下所有党政职务之后,才做了南巡讲话,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定方向。不过,依靠“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人脉”和“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推动经济改革的邓小平,却没能在有生之年完成他一再强调的政改。 回顾政客“退而不休”的历史,郑永年教授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老一代政客持续“发挥余热”的负面影响。刘军宁则盘点了中国政治三十年来极为重要的一次变革:从领导人终身制向任期制的演变。在去年举行的十八大上,二位所关注的新老交替全面展开。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结合了本轮换届的情况,总结了中国政权交接制度化的进程,以及新领导层面临的新挑战。 在本期周刊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列举了一些境外政客的退休生活。社科院教授党国英有感于华盛顿拒绝二次连任的事迹,感叹其宪法精神为美国政治文明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刘岩川则列举了西方退休政要以各种名义赚钱的现象,从经济角度证实“洋干部”也有发挥余热的癖好。最后,黄文治聚焦于一位以非正常方式退出权力架构的政客:早年叛变革命、晚年客死他乡的龚楚。龚楚的回忆录,揭示了一位有理想的革命青年被暴力革命、教条主义和政治内耗疏远的过程,为后人了解早期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编者的话 目录 【状】 8-1  老愚:退休高官为何写观猴心得? 8-2  章立凡:不可复制的南巡讲话 【析】 8-3  郑永年: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8-4  刘军宁:从终身制到限任制——盘点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 8-5  李成:中共政权交接制度化分析报告 【观】 8-6  党国英:华盛顿总统为什么不寻求第二次连任 8-7 刘岩川:西方退休干部的谋生术 8-8  黄文治:从《龚楚将军回忆录》看龚楚何以会变节   全刊下载: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5e061b1bdd49a36    

党国英:关于农村发展的若干焦点问题

党国英:关于农村发展的若干焦点问题 进入专题 : 农村发展    ● 党国英 ( 进入专栏 )        一、中国农业成长、农村发展究竟与土地承包制度有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争议很大,包括最近媒体在热议的华西村的问题。有这样一种观点,以为凡是没有搞土地承包的村庄都富裕了。在传统思维看来,这种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似乎大部分明星村都没有进行土地承包。但这种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没有搞承包的村庄很多,但很多并没有富裕。   再深入一步,也有人认为,现在农业单产较高是科技水平提高的结果,如果过去的科技水平也如今天一般,农业单产也会不错,和土地承包制没有关系。这个观点也值得商榷。我的看法是,单产的提高和承包制是有关系的。第一,承包制本质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体系,承包制存在和不存在条件下的农民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承包制下,农民是自由的,不搞承包则大家在一起搞集体经济;没有市场的存在大家是统购统销,所以说承包制本身是自由市场体制的一个标志。第二,建立了自由市场体制,就给专业化经济扩张创造了前提,给科技产品贡献提供了组织载体。特别是,体制的变化给科技产品降价提供了可能性。一些农业科技产品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只是由于过去没有一个竞争性市场,所以无法使其成本降到可以批量生产的程度,因而不能被广泛的采用。      二、中国究竟有没有产权明晰问题?      中国不存在产权明晰问题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什么是产权明晰?根据经济学原理,最有利于外部成本(收益)内部化的产权安排,就是产权明晰。即,明晰的产权要保障外部的成本和内部的成本要对等。绝对的产权明晰几乎是没有的,产权不明晰是普遍的。中国不存在产权明晰问题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产权不明晰是绝对的,产权明晰是需要花成本的。通过将产权明晰的成本与带来的收益做比较,来确定产权明晰的程度,是我们认识该问题的思路。产权不明晰是因为公共领域的边界不清楚。既然产权不明晰是必然的,我们是否有必要将产权搞清楚呢?这是程度的问题。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做到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相等,才能照顾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所以好的制度必然是产权明晰的制度。   那么,我国农村产权结构需要怎么样调整?产权类型可以划分为私人产权、共有产权。共有产权又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共同共有又可以进一步分成社区的共同共有和国家范围的共同共有,甚至还有世界范围的共同共有。在公共领域,当我们迫不得已采取共同共有产权时,我们享用的产品就具有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我们就可能滥用这些产品:我们倾向于让别人承担产品的成本,而自己“搭便车”。这是在公共领域无奈的选择,或者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比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但如果私人领域也采取同样措施,则是不智之举。虽然现在公共领域在扩大,私人领域在收缩,但私人领域毕竟还有很大的范围。比如农业生产,就是非常典型的私人生产领域。经济学家最倾向于将农产品生产看作完全竞争市场状态,在这样的市场都不实施比较明晰的私人产权,很可能就存在问题了。在公共性由弱到强的条件下,相应的产权制度的明晰性也应该由强到弱梯度变化。例如气候变化问题,就是一个世界性共同共有,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世界性产权制度----碳排放交易。总之,应该把产权的问题严格的当作技术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之前的《新闻周刊》专栏中我谈到古典私有制和现代私有制两个概念。现代私有制与古典私有制最大区别在于,公权对私人权利有很大程度。特别是在土地产权上,这种约束使得地主认为自己的土地产权没有意义。现在的经济关系不是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东欧很多国家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时,土地私有产权是保留的,现在只要能提出证据证明某块土地当时是归自己所有的,而其他人对证据也没有异议,政府就会将土地归还给该人。这种方式在中国能否实行?恐怕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动荡。现代社会真正农业用地不值钱,地主没必要要回自己的土地,建设用地在很多情况下也不值钱。但为什么在我国地价会如此高?这就是体制的问题。相关问题在我的文章《地贵伤农》中有更详细的阐述。   土地产权明晰的问题又与之前谈的第一个问题相关。2008年中央出台了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应按这个精神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至今全国只有成都市坐实了这个政策。中央至今为止都没有出台如何落实和实施2008年决定的具体意见。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不是很好吗?粮食在增产,农村的情况也差强人意。我同意农村的形式是很好的,真正传统的农区形式是很稳定的,不稳定的地区是在城市郊区,其实相当于城市的新扩展区。既然农村形势很好是不是就没必要搞土地产权的改革了?      三、中国“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究竟有没有根据?      制定十八亿亩红线制度源于保护耕地、保护基本农田。十八亿亩的数字是根据当时掌握的全国土地面积的资料得出的,事实上我们的耕地面积是比国家掌握的数量要多。过去我们征农业税,有些地方就隐瞒了部分地的面积。制定18亿亩耕地的意思是说,确保耕地的数量不能少于18亿亩。但在实际中,这个问题也存在很大争议。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央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有的学者反对,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首先,中国土地多。按照山东省的粮食产量,一亩地一年产一吨粮,不要说十八亿亩,10亿亩地就能产10亿吨。除去出口粮、工业用粮不算的话,这样产量养活两个中国都没问题。我们现在用粮还不到6亿吨,今年粮食增产我们粮食仍用不了,明年粮价有可能下跌。如果这些粮食数据是可靠的,我们已经达到了2018年的粮食规划目标。我国人口高峰时期用粮大概在6亿多吨不会超过7亿吨,所以说土地总量不是问题。但是,事实上,粮食亩产达不到之前计算的水平。我们种10亿亩地,考虑复种指数,去年大约是16.6亿亩。每亩地一季单产不到500公斤。我国今年粮食单产是5.7212亿吨。我们没有产出那么多粮食,原因何在?因为中国土地虽然多,但优质耕地少。反对保护耕地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的平均亩产低,增产的潜力大,因而没有必要保护耕地。因为他们认为功夫应该下在提高单产、增加科技投入上,任务应该是提高效率而不是保护耕地。这个说法也不对。根据我的调查,中国农业生产现在已经高度专业化。特别是大田作物,我国粮食主产区平均单产大大超过美国。根据美国提供的资料,我国的小麦(有灌溉的)单产高出美国40%。美国的农业效率已经很高,美国的旱地小麦产量等于印度的水田小麦。也就是说,我国耕地的平均亩产已经很高,因而提升的空间不大。在经济学中,要素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在土地总量不变、技术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仅靠规模经营对中国粮食增产我认为是负相关关系。当然,这是猜测,还需要证明。我判断的理由是,规模经营需要劳动要减少,而且还有一个制约规模经营发展的重大因素就是灌溉设施。美国农业效率为什么高?因为他们很多土地不需要灌溉。如果我国也不灌溉,我们的小麦单产也要降低至少40%。那么,不进行规模经营行不行?在开放的条件下,搞不搞规模经营不由政府决定,除非补贴政策有意识地影响农民,让农民不进行规模经营。   所以概括来说,保护耕地没有问题,我们更要强调保护优质耕地。当然,这也不是说非优质耕地就不需要保护,它们同样需要保护,因为中国并不缺少建设用地。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我们在运用索罗-斯旺等模型推导经济增长趋势时,总是将土地当作一个常量。事实上,对于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来说,土地并不是常量。对中国很多城市搞建设来说,土地也不是常量。我在中国许多城市搞调查,发现每一个城市的土地利用率都有问题。比如上海外滩,1950年前后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接近6万人,而现在浦东地区每平方公里不到1万人。 全国绝大部分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都在1万以下。 最喊缺地的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居然比西部更低。土地之所以不是常量而是变量,是因为我们对土地利用的能力在变化,现在我们有能力利用一些过去开发成本太高或无法利用的土地。所以我们不缺建设用地。所以我总建议,在农业领域我们要保护优质耕地,在一般领域全部土地都要保护,建设用地也要保护。保护不是不要利用,而是要控制它的开发强度、人口密度、经济密度等。根据我的测算,现在我国城市建成区每亩建设用地的边际产出是220万元,平均建成区每亩建设用地产出是50万。平均产出是显著低于边际产出。如果调整存量,改善存量土地利用,达到现在边际产出的一半,就会创造出很大奇迹。就是说我们的存量土地还需要好好利用,既然如此,就不要以为提保护耕地的口号没有意义。      四 、从全球视角配置资源,还是从中国视角配置资源?抑或是从两种视角的结合配置资源?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先讲一个事例。众所周知,中国大豆生产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在大豆问题上基本上已经缴械投降。那么同样的问题会不会发生在小麦、玉米上?大豆没有竞争力,所以缴械投降,大豆本来是中国人的本土产品,那么我们小麦玉米的竞争力就好么?现在因为国内市场的统一,我们很多地区不种小麦,小麦生产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山东以及周边地区。农民告诉我,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一个家庭两个劳动力至多能种一百亩小麦。限制原因就是灌溉,因为灌溉要有干渠支渠毛渠。把田地分割成块致使大型农业设备很难耕种。而在美国,我采访的农场主,雇佣三个人就可以耕种四万五千亩的土地。此外,现在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甚至比城市服务业工资单价高出一倍。我国小麦、玉米的竞争力也不强。如果国际市场开放度提高的话,也会出现问题。现在世界局部地区不稳定,非洲战争地区土地没有利用好。美国世界警察角色对粮价有影响。是不是说我们也可以像大豆一样,进口小麦玉米就,行不行?有些学者赞同这样做,这其实是个政治问题,我自己认为这样做不行。如果这样做,西方国家政府不要说是制裁我们国家,仅仅不给我们帮忙,我们就麻烦了。   所以我的观点是应该把从全球视角配置资源和从中国视角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可以在中国搞旱作农业,但这样就面临着产量的下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是关于灌溉农业,优质土地都是灌溉出来的,但搞灌溉农业就意味着竞争力较弱。这是一个矛盾的两难选择。      五、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是不是可以统一?      过去一些高层决策者曾经认为,可以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环境,让农民享受到和市民同样的生活条件。但后来这些想法也在慢慢发生转变,最突出的体现是2008年通过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现在中央和地方观点趋于一致,就是要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农村问题。所以,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是可以统一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农村必须以专业农户形成、农业经济完整地进入社会分工体系、农民获得竞争性工资水平为前提。所谓竞争性工资水平是指,在同等教育水平下农民能获得与其他行业同样的工资待遇。比如1户人家有两个劳动力一年有800个工作日,得到8万元。那么全国需要多少地?根据我的匡算,不超过5000万户。全国只有把农户降到5000万以下,才有可能建设新农村,这意味着要有非常大的城市化的幅度。可能要达到80%以上。我们需要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导致农业总的工作日的减少,同时导致每户农户的工作日要减少。我在一些地方调查时常感慨,越搞农业产业化,整个农业需要的工作日越少,但农业领域中的专业农户工作日是在增加。至于个别人的工作日增加到怎样的程度可能和文化偏好有关系,中国人的年工作日肯定比欧洲高。我由此想说明,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时,始终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进行,在城市化的约束条件下进行。      六、中国城市化率能不能达到80%以上?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我在很多地方都强调,我们国家目前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城市能不能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们刚才讲到了,目前有1亿5千万农村劳动力要转移出去。我们的潜力有多大?   表1 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就业弹性系数比较   上面这个表中,大体上取得是各个国家城市化比较快的时期的数据,计算的是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是多少?可以看出差异很大,我们中国的弹性系数不到0.1%,而美国是0.48%,日本相对比较小0.23%。这是一个什么问题?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就业的拉动程度,我们中国要弱得多。为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博士论文题目。研究这个问题要用数据来说话,大家可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达到英国0.33%的水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更大的民工荒,我们农民的转移速度会更快。(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党国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农村发展   

党国英 | 农地保护不是国土资源部一家的事情

  又一个全国“土地日”来临。今年“土地日”活动的主题是“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粮食连续多年增产、农地“占补平衡”比较有保证的形势下,国土资源部仍然选择这样一个活动主题,可见其对农地保护之于全局的重大意义。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坚持农地保护不动摇,有充分根据。相对于我国的人口数量,并考虑到国际比较因素,我国的土地资源要确保国民的食品安全、支撑有竞争力的农业,条件并不是太好。优质农地不足,是我们发展现代农业所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中国要转变为一个有创新活力的国家,必须把中国人的吃饭成本降下来,使得国人在选择职业时不再是为了“找饭碗”,而是基于兴趣、爱好选择终生事业。为此,中国农业不能像日本那样,把本国农产品变成“奢侈品”。实现这个目标,当然是尽可能地把优质农地保护起来,具体说,就是把我国适合搞规模化农业的平原地区的农地保护起来。保护其他条件差的农地没有用;那些土地因不便规模化耕作,交通条件又不好,已经或正在被农民撂荒。换句话说,中国的农地并不是绝对数量有问题,而是农民愿意耕作、能给农民带来利益的土地不足。随着中国工资水平的上升,农业劳动成本还会增加,将导致更多的劣质耕地会退出耕作,优质耕地所承载的农产品生产任务将更加艰巨。 农地保护会影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么?决不会。有的专家学者拿城市化的需要来批评农地保护政策是没有依据的。我国城市建成区的经济密度不高,平均每平方公里产出 GDP 不超过 50 万元。如果按这个标准来扩大城市,当我们实现强国梦时( GDP 总量在 320 万亿以上),城市面积还要扩大 6 倍以上,即再占农地 5 亿亩!相反,如果我们提高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把每平方公里的 GDP 产出水平提高到 300 万元,城市面积就不扩大,而这个指标和发达国家比,根本不算高。 农地保护不是国土资源部一家的事情。过去农地保护不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政策不协调、不配套。今后要把农地保护工作做好,要有一整套政策措施协调推进。 首先,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看,控制通货膨胀、控制房价地价,有利于抑制城市的简单外延扩张,减缓滥占耕地现象发生。 2005 年之前,所谓“小产权”房与普通住房的价格并没有显著差别,其原因是房地产开发商大体只能获得平均利润,农村集体的“非法”房地产开发销售的动力不大。置地买房历来被国人看作财产保值的重要手段。只要通货膨胀水平居高不下,就会刺激百姓动用储蓄购买住房,从而进一步放大短期社会总需求,加剧通货膨胀。 第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农地保护的有效手段。强化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取消诸如“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便可以调整土地承包关系”这样的错误规定,在更大程度上赋予农民土地处置权利,会增大乡村干部将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成本,减低农地转用的速度。 第三,建立更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有利于减弱刺激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建设用地扩展动力,从而有利于农地保护。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事权增多,财权变弱,使其高度依赖“土地财政”,以至占地造城的热情极度膨胀。我国没有设立遗产税、赠与税,也刺激有些有钱人给后人存留房产、福荫子孙的心理,以至产生房地产业高烧不退,刺激对建设用地的需求。考虑到我国城市居民有较重的物业费负担,国家对居民的普通住房和改善性住房可以不征收财产税,但对更多的住房可征收这个税种,以便降低社会的住房需求。 第四,合理规划国土资源利用,也是农地保护的重要手段。我国缺少的是优质耕地,并不缺少住房建设用地。按土地资源专家的意见,我国高度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约 14 亿亩,现有农地约 10 亿亩左右,这些农地或已经是高产优质农地,或有可能被改造为优质耕地。这部分土地目前承载人口约 4 亿,在保持耕地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 1 倍达到 8 亿也不是问题。这 10 亿亩农地应主要满足国人的粮食、蔬菜、淡水养殖的需要,是中国人食品安全的根本保障,再不敢用来搞建设。我国第二类土地,即“比较适宜地区”,一共有 42 亿亩土地。这些土地大约 2 亿亩为城乡建设用地,约 8 亿亩为耕地,其余多为林地和未利用土地。让中国经济今后 30 年里活起来的正是这后一部分。目前农民撂荒的耕地也是这个地区的土地。在这部分土地中,如果盘活现有 2 亿亩建设用地(包括农村建设用地),生产出来 100 万亿 GDP 绰绰有余。这部分土地还可以承担两个功能,一是发展低密度住宅,满足中国中产阶层对独栋房屋的需要;二是大力发展经济林,增加替代粮食的农产品。土地资源的数量满足这两种需求没有任何问题。基于这种情形,国家应该坚决限制平原地区的城市扩张,适当增大浅山区地方政府的建设用地的指标。 第五,改变农地保护的具体政策,有利于提高农地保护的效率。笔者建议,国家可以用“农业保护区”制度替代“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建立农业保护区制度旨在更有效地防止滥占耕地,堵塞变相蚕食农地、多头分散上马工商业项目的管理漏洞。农业保护区应是空间连续、面积较大、包括现有基本农田及周边尚未开发的其他土地的区域。国家可要求地方政府划定多片农业保护区。这个制度可设定:除公益性基础设施以外,农业保护区内不允许新增任何非农业开发项目;现有非农工商业项目逐步退出保护区。农业保护区内的常住居民为专业农户和特色村居民。不允许非农业居民购置农业保护区内的任何房产。现有非农业居民和今后脱离农业的居民逐步退出保护区。农业保护区归区级政府直接管辖。 第六,更积极地推进土地整理计划,将有条件的低产农田改造为优质高产农田。依照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十二五”全国土地整治规划,国家将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 4 亿亩,可增产粮食 800 亿斤。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工作目标,应确保实现。 (此文发表于20120625"财经国家周刊".发表时略有删节,题目不同.这里发布的是原文)

党国英 | “城市化陷阱”是子虚乌有的幻觉

一 城市化是农民投奔自由、追求幸福的自主行动的结果。 从典型意义上说,城市和传统乡村的确是两个世界。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物质匮乏,几乎没有财富积累,穷富等级比较固定,公共生活领域狭窄且受宗法关系控制,人无隐私和自由可言。此外,典型的传统乡村社会内部几乎没有市场交换,外部交换主要和达官贵人的奢侈生活有关。出身农村的青年对物质匮乏有一定了解,但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其他特点实际上没有亲身体验。他们没有在农村谋生的经历;养家谋生的是他们的爹娘。 传统乡村社会,除贫穷之外,一般老百姓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起码自由的人身束缚之中。长辈对晚辈的指教天经地义,而族长、乡绅的金口玉言比法律还厉害。这里有一种无形的强制和普遍的压抑。美丽的乡村风光早已引起人们的视觉疲劳,并不能丝毫减轻他们的压抑感。在这种生活中,人际之间的恐赫、强制和各种奴役性的潜规则所带来的精神折磨,远甚于物质贫穷的痛苦。我再次重复过去说过的话,典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生活不是《艳阳天》、《创业史》和《刘老根》里描述的那种生活,而是陕西作家陈忠实《白鹿原》里的生活,是《红楼梦》里焦大、刘姥姥和佃户们过的生活。 正因为乡村社会的人身束缚具有普遍性,人们可能熟视无睹。一辈子在乡村的人们可能对生活没有多少抱怨,以为那是老天注定的。 但人们只要有了城市生活的体验,便会发现城市生活的魅力。城市经济需要专业化合作,至少在技术上提供了一种平等的基础。生产一台汽车,方向盘制造和车轮毂制造在技术上一样重要。城市生活能保有隐私也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就连一定历史时期狠不过的城市资本也不大会侵犯人们的隐私权。隐私是一个自由的心理空间,这种东西在传统乡村社会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城市的货币交换还放大了人的能力的差异,那些有创造力的人和普通人相比,所获得的财富可以有天壤之别,而乡村社会里人们能力的差异不过是多种几亩地而已。 城市社会的魅力不止于此。年轻人喜欢谈爱国,其实真正的国家观念不是来自传统乡村社会。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有宗法观念,有皇权观念,有自然神的观念,这些观念基于外在的、前世发生的力量的统治,人们很难反抗。同样地,人们也不会有真正的国家观念;爱国其实是爱皇帝。只要皇帝倒掉,“国家”就崩塌,人们就服从新的皇帝。所以,在古代,游牧民族容易征服农业民族,因为游牧民族比农业民族有更强的地域观念;在近现代,工业民族更容易征服农业民族,因为工业民族的城市治理半径大,市场交易范围广,百姓具有真正的国家观念。这是解释中国过往历史的一种基本观念。西方人对中国一次次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是西方人有三头六臂,而是中国百姓在不清楚皇帝是谁的时候,缺乏真正的“敌人”的观念。乡村社会的人们常常在家族械斗时更容易主动赴汤蹈火。近代早期,我们的士兵在战场上可以朝天放枪,那无论多么先进的武器都排不上用场。洋务运动以后,中国逐渐有了近代工业,黄埔军校又传播了新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知识,国家观念开始普及,中国人的战争能力才强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国就要爱工业,爱城市,爱市场,就应仅仅把把农业当做国家的基础,而不是基础上的大厦。 概念的讨论需要极端,而实际生活是模糊的。若做世界比较,中国的城乡关系在历史上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宗法关系限于乡村贵族,而我们的宗法关系具有普遍性。我们这里是家国难分,只不过所谓“国”是皇帝的天下。一个村庄是小的宗法共同体,全天下则是大的宗法共同体。所以,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介匹夫也可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然这个天下多是皇帝的天下。如今搞市场经济,这倒成了中国建立统一市场的宝贵历史遗产。因为这个历史遗产,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要在三五十年里赶上中国实在不容易。但我们千万不要盲目陶醉,以为这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优势。统一性只是外壳,如果没有现代性的内涵,没有市场关系的引入,我们断断不会有今天。但总体上我对中国的前景很是乐观。 即使在当代中国,城乡关系也是灰色的。真正的传统村落越来越少,而我们的城市也不见得完全见不到宗法关系的影子。要知道,我们如果对城市生活不满意,其实你讨厌的恰恰是城市的乡村烙印。例如,最令刚进城的农村出身青年人窝心的是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人们感觉到种种潜规则的起作用,透明天花板压在头顶,职场是一个个土围子,有的职业领域除非你有特俗背景,否则就别想进到里面去。面临这种局面,年轻人不免沮丧、愤懑,乃至绝望。若回到乡村,发现那里发生了变化,金钱关系裹挟着宗法因素,温情的亲情面纱被斯得七零八落,也落得心灰意冷。有的乡村开始给 8 岁孩子做寿,甚至给家养牲口做寿!两厢比较,彷佛在“不同人间切换”,且不知何处是个归宿!其实,这不过是乡村社会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的瑕疵而已,能让我们心灵安家的,是让我们的乡村超着现代化继续奔跑! 当然,几亿流动人口有自己的困惑和彷徨。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让他们一剂服下便心爽气清。中国需要进一步现代化,且能够现代化。未来我们的城市会更多、更大、更加现代化。我们也将保有乡村,但现代化的乡村是城市的延伸,现代农业是城市食品市场的第一车间,而不是改头换面的宗法关系的堡垒。乡村经济将全面被现代信用关系所覆盖,城市所拥有的隐私保护和自由心灵空间也将延伸到乡村。这个过程不会太快,但趋势却不可逆转。 乡村牧歌是诗人虚幻飘渺的憧憬,而牧歌的自由精灵隐藏在城市。我们要吟唱传统乡村社会的挽歌和城市生活的牧歌,在时代咏叹的二重奏之中,确定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归宿。                  二 关于城市化问题,有人除过对农村人口转移的必要性认识模糊以外,还对城市吸纳人口的潜力表示怀疑,以为中国城市就业机会不足,能源短缺,土地短缺,住房供应不足,都不允许城市化速度太快。我以为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          我国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比较快,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只是这种城市化不是很实在,一部分农民工没有真正在城市安居乐业。这个速度的确不算低,超过了美国城市化最快时期的速度。按我的测算,如果继续保持既有的趋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 2032 年达到 70% ,城市人口在大部分年份每年增加 1600 万左右,农村人口每年减少约 1200 万左右,峰值是 1357 万。如果城市化率每年提高 1.2% ,则城市人口每年增加约 2000 万,农村人口每年减少 1300 万直至 1600 万。这个速度我们的城市能承受么?          按前面的假设,到 2032 年,我国城市就业增长率从 2.7% 会下降到 1.6% ,平均年递增率为 1.7% 。这个时期我国的 GDP 增长率扣除物价因素,每年按 9% 算,那么,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弹性平均为 0.19 。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只增长 0.19 个百分点。让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 1919 年至 1957 就业增长率平均为 1.89% ,扣除物价因素后, GDP 实际增长率 3.94% ,弹性值为 0.48 。这就是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中国的 2.53 倍! [1] 我们很难用中国比美国科技进步更快来解释这个巨大的差异。我倾向于按中国人的劳动时间过长来解释这个差异。由我领衔的课题组的农户调查( 10 个省的约 1000 个农户)表明, 80% 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每周在 50 小时以上,超出标准工作时间 20% 以上。粗略计算,如果城市职工普遍这样超时工作,意味着全国减少 6000 万以上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按照美国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计算,我国的城市化的速度还可以更高,城市化率每年可提升到 2.5% 以上 ! 这难道还能说我们的城市缺乏就机会么? 三 说中国城市缺乏土地,因此不能快速城市化,更缺乏依据。我们知道,一平方公里一万人的人口密度,是花园式城市的标准。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在 3000 人 / 平方公里左右,常说没有土地的东部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西部还低。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也只是一平方公里一万人。我的测算表明,我国城市人口的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26 。 [2] 这些事实表明,我国城市利用现有土地还可容纳 1 倍以上的人口!此外,我国现在农村村落面积是耕地的面积的 13.3% ,而日本的同一数据在 1954 年是 6.8% 。 [3] 我国村落占地 17 万平方公里(包括村庄内企业占地)通过有计划的村庄整理,至少可节约 1 亿亩土地,城市扩张怎么也用不了这些土地。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体制和规划方面的问题导致土地的巨大浪费。以上世纪 80 年代的数据做比较,我国 GDP 每增加 1%, 所占用的耕地是日本同一数据的 10 倍左右。我国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实在太差。          按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要赶上美国的的人均收入水平,还需要约 30 年时间,那时,中国的 GDP 总量要比现在增加 270 万亿人民币。中国的土地资源能允许我们再生产 270 万亿 GDP 么?这个也不是难题,关键是要调整国土资源的使用格局。          中国 GDP 总量的 90% 以上主要靠城市经济部门生产出来。各类城市主要集中在平原、河谷地带,其周边土地大多是我国的优质耕地。这些城市经济部门占了大约 1 亿亩土地(大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 1 亩地产出 GDP 近 50 万元。近些年国家对农田占用严格管控发挥了作用,每新增 1 亩建设用地产出 GDP 约 220 万元。按这个数据推算,我国 GDP 总量达到 350 万亿,还要占用优质耕地 1 亿亩以上。我国优质耕地每亩可产出粮食约 1 吨,这意味着要损失 1 亿吨粮食产量,占到现有粮食产量的 18% 左右。 1 亿吨粮食能不能用其他土地生产?很难。我国土地品质差异很大,山区土地的粮食产出往往是优质耕地的 1/3 左右。山区土地灌溉困难,又因为土地分割细碎,机械化耕作不易,且离市场比较远,综合劳动生产率低,农民耕作的成本很高。这是山区土地被撂荒的主要原因。所以,扩大山区土地利用来增产粮食是行不通的。 依靠土地整理来增加优质耕地,是我国近些年努力做的工作,其主要办法是提高土地的平整度,增加灌溉设施,便利机械耕作。但我国水源较好的地区已经没有多少土地整理的潜力,其他地区即使花巨大代价整理出可灌溉的土地,水源也仍然是一个问题。 好的办法是限制平原、河谷地带城市的继续扩张,依靠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办法来提高这些城市的经济规模。可以通过努力将大约 1 亿亩现有仅城市经济部门用地(大于统计概念的城市建成区)的平均 GDP 产出能力逐步提高到 210 万 / 亩,还有约 10 万亿的 GDP 靠农业部门提供,另外 100 万亿的 GDP 则应通过山区非农业用地转变为工商业用地来提供。考虑到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这种估计不算冒进。 经济地理专家把我国土地资源按人口居住适宜程度分为 5 类,分别是“高度适宜地区”、“比较适宜地区”、“一般适宜地区”、“临界适宜地区”和“不适宜地区”。从长期看,后 3 类地区的人口要大幅度减少, 90% 以上的中国人会居住在前两类地区(现在接近 20% )。国土的直接经济利用价值主要是前两类土地。 我国高度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约 14 亿亩,现有农地约 10 亿亩左右,这些农地或已经是高产优质农地,或有可能被改造为优质耕地。这部分土地目前承载人口约 4 亿,在保持耕地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 1 倍达到 8 亿也不是问题。这 10 亿亩农地应主要满足国人的粮食、蔬菜、淡水养殖的需要,是中国人食品安全的根本保障,再不敢多占耕地用来搞建设。 我国第二类土地,即“比较适宜地区”,一共有 42 亿亩土地。这些土地大约 2 亿亩为城乡建设用地,约 8 亿亩为耕地,其余多为林地和未利用土地。让中国经济今后 30 年里活起来的土地正是这一部分。目前农民撂荒的耕地也是这个地区的土地。在这部分土地中,如果盘活现有 2 亿亩建设用地,生产出来 100 万亿 GDP 绰绰有余。这部分土地还可以承担两个功能,一是发展低密度住宅,满足中国中产阶层对独东房屋的需要;二是大力发展经济林,增加替代粮食的农产品。土地资源的数量满足这两种需求没有任何问题。 四 城市住房和能源也不是问题。 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市民都买不起房子,难道农民进城能解决居住问题么?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按前面的测算,我国今后城市新增人口需要 500 万套住房,按每套房子 50 万元价格计算,需要资金 2.5 万亿,而 2009 年我国住房市场的总规模是 6 万亿!这其中包括了住宅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事实上,在中小城市,一套住房的价格在 20 万元左右。我在山东省的调查发现,若不考虑地价,农民按照政府的规划在小城镇建造一套独栋房子的费用仅仅 13 万元,其中还包括了住宅区的基础设施配套费用。因目前城市的过高房价,别说农民不能进城,连城里人也要跑到农村去。我相信,政府但有所作为,房价一定会降下来。          关于城市的水和能源的供应,也要正确认识。按目前的情形,农民使用生活用水和生活能源,其绝对水平比城市低,但是,除非农民保持很低的生活水平,否则,一旦农民的生活水平要像城市看起,其对能源的消耗和水的消耗要高于城市。能源的供应效率、水处理及其水的再利用的效率,城市水平要高于村庄。我国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已经到 45% 以上,而农村几乎没有污水处理系统。农村地区的工业用水也比城市浪费。既然我们要农民也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现代化的成果,那么,还是城市化更加有利于提高水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 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城市化率每年递增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不算冒进。一些地方可以更快一些,而农业主产区和边远地区可以适当慢一些。当务之急是要纠正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不当做法,让我国城市化积极稳妥健康地发展。 记:此评论发表于近期了望中国,有的片断过去发表过.数据分析只是讲一种趋势,算不上严格的统计计量研究,请阅读此文的朋友一定注意. [1] 这些测算的依据是:《中国统计年鉴 (2009)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2 年。 [2] 测算依据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8 ) 》、《中国统计年鉴( 2008 )》,中国统计出版社。 [3] 《英美法日德百年统计提要》统计出版社 1958 年。

党国英 | 不能把腐败归罪于市场经济

    5月初,中央纪委在京召开会议,就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10个方面腐败问题进行任务分工和部署,其中包括严肃查处征地拆迁中的腐败问题,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的腐败问题,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侵占国家、集体利益和侵害职工群众权益的腐败问题,基层干部吃拿卡要、收受财物的腐败问题,执法不公、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腐败问题,基层干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腐败问题。可见中央对反腐的决心一直是很坚定的,在这种上下一致的共识中,却另有声音。     这种声音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值得讨论的标本价值。     在我看来,腐败一词能够流行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在王权政治时代,天下是皇家的,而皇位是靠暴力获取并得以维护,老百姓被压榨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皇权统治的贪婪程度和皇权运行的效能,老百姓心里很难有一个腐败与否的标准来要求皇权。到皇朝自己内部乱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便不能维系统治,免不了最后吹灯拔蜡,走向垮台。当百姓把腐败一词挂在嘴上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百姓有了合法性意识,把官员的巧取豪夺看作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于是不平则鸣,就把反腐败说得很响。老百姓在这个时代因腐败而生出“痛苦”来,的确表明了他们合法性意识的觉醒。     虽然说,腐败的个案在任何国家都不能完全消灭,但也不能说惩防腐败没有良器可用,更不能说民主制度对反腐败无用。     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实行民主制度,不能看它的宪法文本。当今世界,只有不多的国家走出了部落社会形态,这类国家的确不具备条件全面生成民主制度,事实上也远不是成熟的民主国家。所以,决不能拿这些国家的腐败来证明民主制度无可取之处。     说到“发展”对于反腐败的意义,也要具体分析。中国的人均GDP已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算是中等偏上的国家。应该承认,现在的发达国家在与我们现在发展水平相当的历史时期里,官场腐败也不至到我们这样的程度。所以,说我们的腐败问题严重是因为发展程度还不够高,实在站不住脚。     关于腐败发生原因,社会上很流行的一种意见,就是归罪于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冲击”了中国反腐败政策的落实,这个逻辑是最经不住推敲的。连马克思也说市场经济(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讲究等价交换。政府及其官员给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公民给国家纳税,这是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市场的延伸。而腐败是一种巧取豪夺的强制,无平等可言。所以,把腐败发生的原因栽到市场经济的头上,实在是颠倒了是非。     这种思维模式暗藏一个判断,以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没有搞市场经济,官场不似今天这样腐败,所以就认定腐败一定和市场经济有关。实际上,不受监督的权力才是腐败的根源;将政府权力压缩在必要的公共领域,并使其置于阳光之下,腐败就无以遁形。     改革开放前的确几乎没有市场,且物质十分匮乏,但那时的特权要甚于现在。消费品的特供、就业安排、政治地位的确定,在那个时代都体现了极强的特权意志,且被百姓视为合理。现在不同了,尽管很多特权现象仍十分普遍,但在原则上已经被视为违法违纪。这是一个进步。     如果说市场经济与腐败有关,也是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权被“货币化”了,而这种货币化现象不只发生在这个领域,人的创造才能的差异也因为市场经济被放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对于惩防腐败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它使特权的大小与危害程度有了可观察的工具,从而有利于百姓更加觉醒,更积极地与腐败做斗争。     认识上的难题不是民主政治对于惩防腐败有无作用,而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究竟怎么进行政治改革,以及在民主政治改革尚未完善之前,如何治理腐败。这决不是说民主政治的某些具体原则在眼下不能采用,更不能说目前对于惩防腐败我们无事可做。     大幅度地收缩政府权力,给私营部门以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推动政府主要官员的财产公开,并开征赠与税和遗产税;改革司法体制,加强法院的垂直管理,使法院适度摆脱同级党政官员的影响;创新贪腐案件的侦破手段,奖励举报,等等,都是当前可以采用的惩防腐败的有效办法。     (发表于新一期新闻周刊,编辑陈晓萍做了费心修改.原文直接针对"适度腐败论"提出批评)

党国英 | 多存做事之心,收拢作秀之念

  近日,我国一些重要媒体对官员要不要“作秀”以及如何“作秀”有不少讨论,其中某些有代表性的意见值得商榷。 “作秀”一词来自对英文“ make show” 的音意结合的翻译,本身没有严格的含义,更不是一个科学用语,但从大众使用这一用于的习惯来看,大体将它等同于“表演”是可以的。艺术家以表演为职业,观众对他们的表演乐于欣赏,还希望他们表演得越精彩越好。即使那些演员所扮演的角色与演员自己为人处事有所背离,观众也常常不去计较。有的演员演技出色,而实际做人却离经叛道,只要不是太过离谱,观众也还可以接受。 对于政治家或官员的“作秀”,公众会有很不相同评价。除一些特殊情形外,如果一位官员的某个行为被认为是“作秀”,恐怕要理解为公众对那个行为多少有些不认同。 在实行政务员选举的国家里,一位政治家在他还没有当选、任职之前,他需要向公众表现自己的才能、陈述自己的施政方针,这可以看作必要的“作秀”。政治家一旦当选,公众已经了解了他的政治承诺,就应该认真做事,完全不必要成天向公众絮絮叨叨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 我们国家的政治机制有所不同,政治家或官员一般不需要在“选举”当口向公众展示才能、申述执政主张。但我们有强大的宣传机器,已经在高强度地传播政府官员做人民公仆的政治要求,很多政府政策也经官方媒体而家喻户晓。这种情况下官员就应该努力按政治承诺做自己的事情。如果有相反情形,一位官员没有把必要的工作做好,却不断用语言或象征性的动作表示自己的愿望,尽管他有苦衷或无奈,公众也会说他“作秀”。这个时候,“作秀”恐怕就不是个难免含有抱怨之意;充其量公众也是通过这个用词表达他们对官员的一种鞭策。 对官员的有些行为,公众并不认为是“作秀”,我们的评论家不要自以为是地说那些行为是“作秀”,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公众。就那最近由网络披露的每天骑车送女儿上学的安徽芜湖市副市长来说,笔者就不认为他是“作秀”,我看很多网络留言者也没有说他“作秀”。 由网络披露的另一件事情,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微博邀农民工吃饭,是不是“作秀”?这要具体分析。这位副厅长的本职工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确保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但他做了一件看起来与此无关的事情,意义只在于表明他的某种社会政治倾向,好像有点“作秀”的意思。但如果再细致分析,恐怕也不能认为他是“作秀”。国内某基金会倡导做一件事善事,让城里人请农民工吃一顿饭,陕西这位官员听到后愿意响应,把自己看做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位官员,就做了这件事情。如果评论家把这个说成是“作秀”,那岂不是说我们的官员只有把自己不当普通人,才属正常、才反映我们的官场普通政治生态?除非有证据证明,那位陕西官员不履行自己的正常职责、平常言行也不受公众待见,否则我们决不能说他是“作秀”。笔者由他的网络留言做一综合判断,以为他做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只不过被网络曝光而已。 不能认为中国百姓有质疑政府及其官员善行的特殊癖好。政府取消农业税,有谁说过那是“作秀”么?政府决定在今年全国城乡全面部署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谁说过是“作秀”么?我看都没有。当然,社会上总有些过于极端的人士,对不该怀疑的东西也要说长道短。但是,笔者相信,如果有某一位官员的某种言论或某种姿态被很多人说成是“作秀”,那一定值得政府方面作出反思,先不能怪百姓。例如,一位领导人走访一家百姓,送了一袋面粉给人家,领导人走后,面粉被低阶位干部收走,百姓只落了个上电视的待遇,人们说那是“作秀”,我看说得没错。相反,政府做了一件真正可取的事情,例如,摘了腐败的前铁道部长的乌纱帽,若有极端人士说那是“作秀”,笔者相信这种负面评论也会淹没在如海的正面评价之下。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官员不必学习如何“作秀”,否则太累,效果也适得其反。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一些部门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都需要有点“作秀”的本领;对这种本领老百姓愿意领受和欣赏。将来如果我们的政务员产生办法做了大的改革,乐于公共服务的人士也需要有点“作秀”的本领,好在特殊时期适当使用。除过这些特殊情形,政治家或官员还是保持本色好;他们说实话,做实事,就已经是最好的政治技巧,最能俘获百姓的心。古人云:大象无形,大音无声。面对老百姓的洞察力,政治家或官员还是应多存“做事”之心,收拢“作秀”之念。 (此文发表于南方周末今日评论版)

党国英 | 亚洲人容易从众?

身家性命系于国家。在很多情形下,这不是夸张。但我们对“国家”这个词可能并不真正理解。若用英文词,我会用 nation 这个词,而不是 state ,也不是 nationanlity ,更不是 country 。确切地翻译 nation 这个词,似乎用秦晖先生用过的“大共同体”更合适,其他翻译总显勉强。民间竟没有一个合适词汇表达这个意思,也可见我们的文化特性。这是一种迂腐的较劲,一种必要的较劲,但仅限于这个语境之下。   更让人纠结的是,在国家之下,有着人群之分;人群之间有利益冲突。人们常说要在某某事情上达成共识,其实很困难。于是,人们用多种方式解决纷争。历史上有集权的方式,也有少数服从多数方式。后一种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很复杂形态,我们还不真正熟悉。 这几年,许多公共领域的事情单由经济学家不能说清楚,特别是由宏观经济学说不清楚,但偏偏到处充盈经济学家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声音。枕边有一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在美国流行,已经印行 10 版以上,作者是 S.E.Taylor 等人,翻译者是谢晓非等学者。读这本书,特别是书中关于“从众”等行为的讨论,觉得当今很多公共事件要好理解一些。 对一个事件,如果有多数人作出错误判断,处于少数的个人也可能放弃自己的本来可能有的正确判断,服从错误的判断,这便是从众。实验表明,有所谓集体主义倾向的群体,如亚洲人,容易发生从众行为;而爱斯基摩人不容易发生。深入分析发现,集体主义的从众行为,其实与农业传统有关。在一定社会时期,从众行为具有极大消极后果。 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从众行为的观察比较简单一些;进入现实社会,从众行为会复杂很多。中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变时期,已有的转变在很多方面符合历史进步要求,有了世界公认的成就。在现有基本秩序下,如果按社会高层目前的意图发展,也许再有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中产阶级崛起、民族高度认同形成,中国社会就经得住折腾了。但从这几年的观察看,事情并不简单。资本利益集团在加大对政策的影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很难,中产阶级就难崛起;地方政府要以低地价乃至“负地价”吸引工业项目,忙着赶农民在距家乡较远的异地小区上楼居住,却不肯把脱离农业的农村人口在他们就近生活的大中城市安顿下来,可能会使中国在未来还是解决不了人口候鸟式流动问题;城市不断在低密度扩张,产生合理比较收益的优质耕地不断被占用,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竞争力提升,未来粮食国内市场自求平衡前景堪忧;东部发展势不可当,边疆地区投资杯水车薪,边疆居民(常被称为少数民族)完全融入国家工商业体系的时间表继续退后,中华民族高度认同的坚实基础难以奠定,等等,一应深刻问题令人忧虑。认识这些问题的能力,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民间各个阶层,但在从众效应交叉作用之下,没有多少人会因这些问题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这个“大共同体”的一个状态。我们每个人是大共同体的一员,身家性命系于这个大共同体。 有了从众心理的作用,就会产生一个“伪多数”。这个多数群体是摇摆不定的,很容易受真正强有力的少数力量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里,与从众概念(多数派的影响)相对应的概念是改革(少数派的影响)。把改革看作少数派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的洞见,而我们喜欢说改革是顺应多数人的要求;实际上,心理要求与实际行动可以完全不同。社会心理学还发现,在多数派的环境里,只要少数派坚持意见,以清晰的逻辑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会对从众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改变群体的力量对比。这也许符合所谓“顶层设计”的理念,只是设计者要知道,自己的改革主张在付诸行动时常常不是鲜花与欢呼。 能对社会进步作出显著贡献的是有清醒自觉意识的少数派力量,而不是代表个别利益集团的寡头势力。只有前一种力量才会把全社会奔向错误方向的从众局面扭转过来。 中国的问题往简单说,是需要改变军人打天下所留下的社会结构。军人治国的特点是将命令原则推及到公共领域以外的私人领域。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命令原则渐渐退去,还在基层社会的某些方面引入了“民主”原则。殊不知,在私人领域,无论集权命令原则或民主原则都不合适。私人领域需要自由;出了私人领域,该集权就集权,该民主就民主。集权用到了私人领域,会有低效率;民主用到私人领域,也会是可怕的混乱。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认真地扩大只受公权保护、不受公权干预的私人活动空间,给中国企业和个人以充分的自由。这种理念先要树立起来,至于改革行动中要把握的公权和私权之间微妙差别,相信难不倒中国人的智慧。 (此文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近期本人专栏)

傅国涌 | 转帖: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

转帖: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 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本届人文学院的管理团队任满三年,履行了该做的工作,维系了人文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教工、学生人人平安,这便足以令人欣慰。至于体制所看重的各种业绩、评价,皆过眼云烟,不值得多提了。如果说,这几年里有什么没干好的事,无论是校方有看法,还是教师学生有意见,都由我来承担了。就各位对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海涵,亦心存温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回到自己所眷恋的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   六年半讲了无数次话,多是随意发挥,也没什么主题,这最后一次,我想了个题目:《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此次卸任,也是我自1970年元月参加工作历40年之后,从体制退出,虽然还要教几年书,但从内心里是抛开体制了。   这一段讲讲我为什么不愿意续聘连任院长了。   我这辈人,不幸中也有幸,生活于文化大颠覆又艰难重建的时代,经历、看到了寻常时代所无以体会的东西。这时就想做点学问上的事,于是去考大学。听课时又发现高校教师的所讲所做似为“体制化”宣传工具,说来说去离不开个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令人失望。此刻幸而又幸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是一位守望民国学术风格的老学究,在他的鼓励下,我读书的范围主要是文献和**学者的著作,陈寅恪、钱穆等,研究生的课程又让我认识并喜欢上了玄学的率真、自由与逍遥。             但还有个话在我的命运中起作用:时势比人强,人算不如天算。时代变迁中,大潮也会席卷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打开了国家的封闭状态,一线生机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兴奋,看到希望于其中,我也不例外。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投身于温州现象调查、个私经济研究,为艰难起步的民营经济张目。1988年写了“温州社会二元结构的社会学思考”,入选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算是个国家奖。   到1992年,《学习与思考》主编要退休,社科院领导让我接任。他们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了,思想又解放了。结果还是任命了。当场我就想起杨绛在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的一句话,说钟书“被人捉将官里去也”。好在我内心未将此职当作什么官,主编也和我当这个院长一样,无非是个做事情的平台而已。并且,我的理念很清楚,在体制内掌管一块地盘,一不当体制的工具,为之增添什么政绩,不在乎领导评价;二不为个人经营体制里的名、利、官;三从自已的良心和是非出发,自觉抵制、消解体制中的假大空痼疾。   当时《学习与思考》是省级理论刊物,省委领导、军队将领经常在上面发文章,被看成是认识、接近高层领导的最佳位置之一,不少人为我支招。我呢,则反其道而行,要办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一段时间后,这些领导逐步出局,代之以王元化、杜维明、成中英等。那阵的形势似乎还能往前走,我也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将刊物名更为《观察与思考》,并设计、推出了具有鲜明写真与批判色彩的系列主题:被接待的中国人、吸烟的中国人等等。浙江新闻界一片惊呼。要离开《观察与思考》时,不少人劝,多好的位置,风光自在,可进可退。但我的理想是办讲真话的刊物,如实现不了,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吾不为也。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王充传》完成。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 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 。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ZF、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ZF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   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   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   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   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   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党国英 | 多数派和少数派

用nation这个词,而不是state,也不是nationality,更不是country。要确切地翻译nation这个词,似乎用秦晖先身家性命系于国家。在很多情形下,这不是夸张。但我们对“国家”这个词可能并不真正理解。若用英文,我会生说过的“大共同体”更合适,其他翻译总显勉强。这是一种迂腐的较劲,也是一种必要的较劲,但仅限于这个语境之下。 更让人纠结的是,在国家之下,有着人群之分;人群之间有利益冲突。人们常说要在某某事情上达成共识,其实是很困难的。于是,人们用多种方式解决纷争。历史上有集权的方式,也有少数服从多数方式。后一种方式我们看似熟悉,但其实在政治领域运用得还不娴熟。 这几年,许多公共领域的事情单由经济学家也不能说清楚,但偏偏到处充盈经济学家关于宏观经济的各种声音。枕边有一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在美国很流行,已经再版了10版以上,作者是S.E.Taylor等人。读完这本书,特别是书中关于“从众”等行为的讨论,让我对于当今很多公共话题有了更好的理解。 对一个事件,如果有多数人做出错误判断,处于少数的个人也可能放弃自己本来已经做出的正确决定,服从错误的判断,这便是从众。实验表明,有所谓集体主义倾向的群体,如亚洲人,容易发生 从众行为 ,而爱斯基摩人却不容易发生。深入分析发现,集体主义的从众行为,其实与农业传统有关。在一定社会时期,从众行为具有极大消极后果。 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从众行为的观察比较简单一些;进入现实社会,从众行为会复杂很多。中国处于 社会结构 转变时期,已有的转变在很多方面符合历史进步要求,有了世界公认的成就。在现有基本秩序下,如果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也许再过20年左右,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民族高度认同形成,中国社会就经得住折腾了。 但是,现实的情况并不简单。资本利益集团在加大对现行政策的影响,使得现实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很难,中产阶级就难以崛起。地方政府要以低地价乃至“负地价”吸引工业项目,忙着把农民赶到远离原居住地的小区上楼居住,却不肯让脱离农业的农村人口在其就近生活的大中城市安顿下来,可能会使中国在未来还是解决不了人口候鸟式流动问题。城市不断在低密度扩张,产生合理比较收益的优质耕地不断被占用,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升,未来粮食国内市场自求平衡前景堪忧。东部发展势不可当,边疆地区投资杯水车薪,边疆居民完全融入国家工商业体系的时间表继续退后,等等,一应深刻问题令人忧虑。认识这些问题的能力,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民间各个阶层,但在从众效应交叉作用之下,没有多少人会因这些问题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这个“大共同体”的一个状态。我们每个人是大共同体的一员,身家性命系于这个大共同体。 有了从众心理的作用,就会产生一个“伪多数”。这个多数群体是摇摆不定的,很容易受真正强有力的少数力量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里,与从众概念(多数派的影响)相对应的概念是改革(少数派的影响)。把改革看作少数派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的洞见,而我们喜欢说改革是顺应多数人的要求。实际上,心理要求与实际行动可以完全不同。社会心理学还发现,在多数派的环境里,只要少数派坚持已有的意见,以清晰的逻辑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会对从众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改变群体的力量对比。这也许符合所谓“顶层设计”的理念,只是设计者要知道,自己的改革主张在付诸行动时常常不是鲜花与欢呼。 能对社会进步做出显著贡献的是有清醒自觉意识的少数派力量,而不是代表个别利益集团的寡头势力。只有前一种力量才会把全社会从奔向错误方向的从众局面中扭转过来。 中国的问题往简单说,是需要改变打天下所留下的社会结构。打天下的治国特点是将命令原则推及到公共领域以外的私人领域。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命令原则渐渐退去,还在基层社会的某些方面引入了“民主”原则。殊不知,在私人领域,无论集权命令原则或民主原则都不合适。民主用到私人领域,则会是可怕的混乱。私人领域需要自由;出了私人领域,该集权就集权,该民主就民主。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认真地扩大只受公权保护、不受公权干预的私人活动空间,给中国企业和个人以充分的自由。这种理念先要树立起来,至于改革行动中要把握的公权和私权之间微妙差别,相信这难不倒中国人的智慧。

爱思想 | 时东陆:中国建筑与规划的误区-——都市人文尺度系列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 次 更新时间: 2012-04-22 17:35:15 时东陆:中国建筑与规划的误区-——都市人文尺度系列 进入专题 : 建筑 规划 都市 人文尺度    ● 时东陆 ( 进入专栏 )       Failure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          On the Human - Scale of the Cities          Donglu Shi          Abstract: The Chinese cities have gone through drastic changes beyond recognition in recent 20 years. These changes have been seen as direct result of emulation and imitation of Western concepts in both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particularly those major approaches that were once prevalent in the US but on the other hand severely criticized. Typically, the past two decades have seen waves of skyscrapers, huge shopping malls, gigantic public squares, densely distributed high ways, largely widened streets, rapidly increasing cars, many city parking lots, and road fences in all major Chinese cities. The current-day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in China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auto-scale design concepts, leading to severe traffic jams, pollution, and accidents.

党国英 | 严格省级以上开发区土地征管工作

    新华社近日披露消息,沈阳等7个县市区在2009年至2010年违规征用集体土地20.4万亩。这个数量占全国耕地面积约0.01%,看起来不是一个多大的问题。但如果由这个数据做进一步的推算,会发现问题比较严重。       根据笔者观察,我国地方政府违规征用农村土地的问题,主要发生在省级以上各类经济开发区。目前我国省级以上各类开发区大约在1600个左右,很多省份每个县都有一个省级开发区。每个开发区规划面积平均在8万亩左右,全国开发区规划面积应在1.3亿亩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按目前城市建成区的边际GDP产出能力估算,这些开发区如果全部建成以后,总的GDP将达到260万亿,是目前国民经济总量约5倍!实际情况远不是这样乐观。这些开发区中的相当一些并没有本着节约集约的原则利用土地,土地浪费问题相当严重,经济密度不高。 由以上原因,国家并没有按照开发区的规划面积下达用地指标,使各地开发区的规划面积普遍小于实际可用土地面积。这个正确做法在一些地方领导看来,实在是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阻碍了显现政绩的管道,于是便想办法突破限制,甚至不惜冒违规违法的风险。地方政府为维持土地财政持续运转,也是扩大土地征用的一个重要动因。 新华社的消息只涉及少数几个县市区的用地违规违法情况,如果这些地方的情形具有代表性,那么,可推算出全国同期违规违法征用集体土地大约在600万亩左右。按以往经验,要确保建设用地使用“占补平衡”原则有效实施,我国每年新增建设用地应在200万亩左右,2年应该是400万亩左右。如果这个推算大体可靠,那么,全国仅违规违法用地就超过可持续用地标准的50%以上。这是一个需要严重关注的问题。 多年来,我国实行号称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其实没有真正严格起来。国家严格管理的决心不可谓不大,花的力气也实在不小。国家还专门成立了土地监管督察机构,并在各地派驻了分支机构。这种努力虽有效果,但还远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考虑到土地征用中对农民利益侵害这个顽症难以克服,更让人忧心。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反思。 理论上说,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应该确保在一般性外部监管条件下,制度本身也可正常运行。现在基本相反,若没有国家监管,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要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各类开发区的土地利用形成一个良性运转机制。一是要下决心落实中央关于土地制度改革必须“明晰产权”的意见,弱化村集体对土地征用的发言权,强化农户的土地财产权,使农户参与到土地变性流转的“游戏”中来。二是要改进国家对土地征用的管理办法,并促进土地规划的法制化建设。要把用地指标和开发区建成区的经济密度联系起来,把每亩地的GDP产出标准提高到500万元至1000万元,东部平原地区取上限,中西部地区取下限。达不到标准就不给新的用地指标。这两个方面一下一上相互结合,局面应会有大的改观。 (此文是给今日新京报写的社论,贴这里标题有变化,个别数字表述有变化;其中数字推算只是要讲一个大体趋势,不是专业报告,请朋友们注意;进一步的细致研究要查找官方数据和专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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