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 2011-06-16 16:48:10 我国粮食供求现状、前景及对策 标签： 粮食安全 ● 韩俊 徐小青 于保平 樊雪志 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利益不平衡矛盾日益突出。一是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粮食主产区陷入“产粮越多财政负担越重”的境地；二是产粮大县承担的涉农投入各项硬性配套投入太多，已使粮食主产区不堪重负。 “十一五”以来，我国粮食连续增产，粮食安全得到可靠保障。从中长期看，耕地数量日趋减少，水资源短缺加剧，气候恶化影响加深，国际粮食市场供求动荡，我国粮食供给增长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加大，粮食供求总体趋向偏紧。本文利用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和其他资料，研究粮食供需现状、流通与贸易格局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评估和预测我国粮食中长期生产潜力和需求变动趋势，提出了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确保粮食供求平衡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粮食供求现状与前景 我国粮食发展的目标任务应该是，继续立足于国内，保持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稻谷、小麦保持自给，玉米保持基本自给。 （一）粮食生产能力总体上稳步提高，增产潜力可观 “十一五”起始之年2006年，尽管当年农业受灾面积4109万公顷（61635万亩），成灾面积2463万公顷（36945万亩），成灾比例高达59.9％，却没有出现延续多年的每3年有1年粮食减产的局面。2008年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纪录达到5.285亿吨。2009年，全年粮食总产量将与上年持平或略有增产。这样看来，从2003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已经是连续6年丰收，在2010年“十一五”完成之年，规划原定粮食总产量5亿吨指标完全可以超额完成。近年来，我国粮食增产数量的2／3依赖于单产水平提高，播种面积增加的贡献只有1／3。化肥施用量和其他物质投入的增加，对提高单产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改善对提高我国粮食产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粮食生产模式已经发生重要转变，人力、畜力和农家肥等传统生产要素使用比例不断降低，与石油相关的现代化生产要素逐步取代传统生产要素而占据主要部分。 从增产潜力上看，通过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可使每公顷中低产田提高单产1500公斤，按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12178万公顷、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中中低产田占2／3、现有耕地中2／3用于粮食种植计算，如能有1／2的中低产田获得改造，就可使粮食增产812亿斤。科技进步是推动粮食增产的另一个主要因素。良种良法、病虫害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技术、防灾减灾保护性耕作技术和避灾技术、农业机械化技术等，都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通过技术进步，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粮食单产可增加17％、总产可增加170亿斤。再加上开发后备土地资源的增产因素，我国粮食增产潜力完全能够满足2020年国内粮食需求。 （二）粮食需求平稳增长，主要粮食品种能够基本自给 从总量上看，粮食需求取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粮食人均消费量。根据1990年以来近20年的粮食供求和价格变化分析，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包括大豆）约为380公斤。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从1987年最高的1.661％，下降到2008年的0.508％，人口的净增数量也大为减少，最近5年（2004年—2008年）每年新增人口都在700万左右。与此同时，我国粮食需求的增量也明显下降，每年大约是266万吨，5年合计在1330万吨左右。截至2008年底，我国人口总数约13.28亿，人均消费粮食按照380公斤计算，粮食需求总量为5.046亿吨，而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285亿吨，能够保证充足的粮食供给。 从我国粮食需求的结构看，未来城乡居民口粮需求总量将会逐渐减少，粮食需求增长主要是饲料粮的增长，工业用粮也将有所增长。从我国粮食生产与消费的角度看，供求偏紧的态势难以在近中期改变。从中长期看，我国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生产基本稳定。而大米的口粮消费比重逐步提高，因水田减少稻谷种植面积下降，且难恢复与稳定生产，所以稻谷供求总量将长期偏紧。由于饲料与工业加工需求逐年增加，即使控制玉米乙醇加工，其供需关系也将日趋偏紧，我国玉米出口的贸易格局将发生变化。我国粮食发展的目标任务应该是，继续立足于国内，保持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稻谷、小麦保持自给，玉米保持基本自给。 （三）粮食支持保护政策不断完善，农民种粮积极性明显提高 粮食生产的持续丰收，除了风调雨顺的自然因素之外，与近些年来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有着重要关系。从2003年开始，国家开始为农民安排良种补贴资金；2004年又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2005年开始实施小麦等重点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政策；考虑到化肥、农药价格飞涨，中央财政从2006年开始实施农资综合直补，同时对农机具购置提供补贴，并对粮食主产县通过转移支付给予奖励和补助。2006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同期取消了许多涉及农民的税费，降低了粮食生产成本，增加了种粮收益。2004年在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的背景下，国家在主产区先后执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从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以来，截至2009年6月，我国在南方稻谷主产区先后两年启动了最低收购价稻谷执行预案，在黑龙江和吉林启动了一次最低收购价粳稻执行预案，在小麦主产区先后四年启动了最低收购价小麦执行预案。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的粮食价格总体水平保持了稳中上涨的趋势，小麦与稻谷价格总体保持了高位运行的态势，粮食价格的上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四）粮食储备充足，国家粮食市场调控能力显著增强 2008年初，我国对外公开宣布国家粮食储备和库存达1.5亿—2亿吨，加上社会存粮，粮食总库存约2.5亿吨，可以满足全国半年左右的粮食消费需求，全社会粮食安全有可靠保障。10年前，我国开始组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实行总公司、分公司和直属库三级管理框架，受国务院的委托，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的经营管理，标志着中央储备粮管理体系从传统的以地方为主的块块管理转向以中储粮直接管理为主的条条管理。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后，国家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由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转变为由中储粮为责任执行主体实施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原来的粮食收购保护价是政府定价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垄断的产物。而粮食最低收购价则是建立在放开收购价格、收购主体多元化体制基础上，只有当市场价格达到或低于最低收购价时，才进行收购，并且收购有一定的阶段性。同时，政策收储的粮食实行的是拍卖政策，其基本原则是在收购价基础上加价拍卖，在指定的市场进行销售。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及国家大规模临时收储计划的实施，使得国家掌握了较多的粮源。由于政策收储粮食总体占市场商品粮数额较大，因而，国家粮食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拍卖基本上主导了国内粮食市场的销售价格，发挥了价格的导向作用，成为国家引导粮食市场稳定运行的重要手段。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使得国际市场原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回落，国内粮食市场上小麦和稻谷价格稳中有升，玉米和大豆价格止跌回稳，并有所反弹，国家粮食收储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抵挡住了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大幅波动的冲击，成功地发挥了“托市”的作用，对保持国内粮食市场稳定运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粮食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粮食生产渐趋石油化，粮食生产成本正在向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方向发展。近几年，国内粮价总体上低位运行，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下降。 （一）资源约束因素增多，限制粮食增产 当前，农村和城市在耕地和水资源等方面的竞争将会不断加剧。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创造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弱，在与非农产业和城市争夺耕地的竞争中，农业和农村的不利地位将会日趋凸显，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不断减少、质量下降。2001年—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由12761.58万公顷减少到12173.52万公顷，年均减少98.01万公顷。按此速度，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面积将分别减少到11879.49万公顷（178192万亩）和10899.39万公顷（163491万亩），到2010年就会突破耕地18亿亩的红线。除耕地减少外，今后我国粮食增产还将日益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困扰。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非农产业用水将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因此，农业用水短缺的问题将会日趋突出。据测算，我国农业生产每年缺水300亿立方米。我国耕地和水资源的分布呈现严重的错位状态，往往是有水的地方地少、有地的地方水少。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耕地和水资源短缺对农业发展的制约。 （二）种粮成本快速增长，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不高 我国粮食生产模式已经发生重要转变，人力、畜力和农家肥等传统生产要素使用比例不断降低，与石油相关的现代化生产要素逐步取代传统生产要素而占据主要部分。我国粮食生产渐趋石油化，粮食生产成本正在向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方向发展。近几年，国内粮价总体上低位运行，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下降。从2004年到2007年，由于物质费用和其他成本上升，全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亩成本从395元增加到474元，增加20％；亩均净利润从197元下降到168元，下降15％。2008年以来，国内种子、农药、柴油等农资价格攀升，亩均成本又比上年增加了100元。农业生产成本的上涨，使得种粮比较收益快速减少，农民主动投入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三）粮食净调出地区不断减少，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不健全 长期以来，根据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提供的商品粮数量、比重，我国把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江西、安徽、河北、辽宁、湖北、湖南、江苏、山东、四川等13个省区作为粮食主产区。这些省区也是我国的粮食净调出地区。近年来，我国粮食净调出地区逐步减少，自求平衡地区粮食供需缺口逐步扩大，主销区粮食自给率急剧下降。在目前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只剩下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西等6个省区为净调出省区。当前，我国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尚不健全，难以调动地方政府主动抓粮的积极性。从2005年开始，中央财政和各省财政对产粮大县实行奖励政策。奖励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粮大县财政困难，但产粮大县人均财力水平很低，多数县除了按低水平发放工资和保证政府基本运转外，其他可用财力极少。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利益不平衡矛盾日益突出。一是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粮食主产区陷入“产粮越多财政负担越重”的境地；二是产粮大县承担的涉农投入各项硬性配套投入太多，已使粮食主产区不堪重负。 （四）粮食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滞后，缺乏有竞争力的国有大粮商 我国粮食物流体系建设滞后，粮食储运成本高、效率低、损耗大等问题突出。仓储设施不能适应散粮接卸的需要，现有完好仓容中只有约11％是适合粮食散装散卸的立筒仓、浅圆仓，其余89％的平房仓不适应散粮接收发的需要。原粮仍然主要以包装方式进行运输，散装方式少，接发装卸设施严重不足，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粮食物流组织化程度低，资源分散，粮食经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销脱节，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目前，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丰益国际等世界五大粮商采取“从种子到餐桌”的经营战略，借助其加工、储运、进出口方面的优势，飞速扩展在华业务，而我国尚缺乏物流体系完备、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国有大粮商。 三、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如果缺乏必要的措施确保粮食面积，粮食产量出现较大幅度减产，2012年秋，国内有可能再度出现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 2009年，我国粮食实现连续6年增产，粮食供大于求，国家储备充足。类似粮食生产处于上升周期，大体持续6年增产势头，此后出现稳定或者下降的局势，最近30年已经出现过两次。农村改革伊始，1978年—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从3.0477亿吨增长到4.0730亿吨；1993年—1998年，粮食产量又从4.5649亿吨增长到5.1230亿吨。但是这两次上升之后的变化有所不同，1985年—1989年，粮食产量大体稳定，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效果明显。而1999年—2003年，粮食产量下降比较大，2003年仅有4.307亿吨，比1998年下降0.8亿吨。同期农业生产结构虽有所调整，但是，耕地减少的情况非常突出，1999年—2004年耕地共减少1亿多亩。尽管其中主要是退耕还林，但是非农建设用地明显增加。因此，2003年国内外粮食价格大涨时，粮食生产的恢复比较缓慢。 根据以往经验，以及目前粮食生产、价格和库存情况，预计2010年，我国农业生产将进入新一轮结构调整，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有可能重新抬头，粮食播种面积可能下降，其他作物将根据市场需求和种植效益增减。这种趋势，估计会持续到“十二五”的前两年。最令人担心的是再度出现耕地的变相占用，以各种名目将现有耕地转为非农用途。如果缺乏必要的措施确保粮食面积，粮食产量出现较大幅度减产，2012年秋，国内有可能再度出现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 积极应对粮食生产的新周期，可以主动引导农民进行生产结构调整，增加收入水平。但是，一定要稳定粮食生产能力，一旦粮食价格信号出现明显变化，能够及时恢复和增加粮食生产。 为促进我国粮食产业稳定发展，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供求平衡，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方针，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强化生产能力建设，完善粮食市场机制，加强粮食宏观调控，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一）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稳定粮食生产能力 支持加快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灌溉效益，提升农田水利设施服务功能，恢复和扩大有效灌溉面积。在水土资源较好、粮食增产潜力较大的地区，支持建设农业灌溉水源工程，充分利用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增加新的灌溉面积。加大中央财政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力度。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专项补助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等多种形式，鼓励农民投工投劳兴办小型水利事业。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对节水灌溉机具和设备给予补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建立农业水费财政补贴制度，按照核定的有效灌溉面积，将水费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户。要增加国家在种子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加强种子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快开发产量高、抗灾强的粮食生产新品种，提高良种科技应用水平。在测土配方施肥、深松深翻、提高土壤理化性能等方面加强技术指导和扶持，重点抓好节本降耗增产增效技术推广。加大大型农机具的推广应用，重点解决粮食主产区大型拖拉机购置和配套问题。按照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分离，事、企分开的原则，改革农技服务推广体系。建立农技推广人员定期培训制度，通过财政支持、制度保证、定期考核等方面的共同作用，促进农技推广人员的知识和技术更新。 （二）完善粮食补贴和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农民种粮收益 一是随着我国财力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直接补贴的资金总规模，逐步将补贴标准提高到能补偿农民种粮成本并能保证适当收益的水平。二是扩大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规范良种补贴资金发放方式，加强良种招标采购工作，实行公开推介品种或公布最高限价，尽量减少指定厂家或品种的做法。完善农机补贴办法，全面覆盖主要农作物生产和重点环节机械购置需求。三是进一步完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等各项对农民收入的补贴制度。建立农民种粮成本收益统计监测体系，形成种粮农民补贴稳定增长的机制。完善反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水平变化因素的农资综合补贴调整机制。四是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探索农业补贴的多种方式。五是强化对粮食补贴资金的监督检查，防止截留、挤占挪用补贴资金，保证补贴资金能够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 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最近十多年的成本收益资料分析，粮农的成本利润率如果能够达到40％左右，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况。应根据每年粮食成本收益调查核算的结果，科学制定粮食最低收购价的水平。如果使成本利润率达到40％左右，粮农收益就基本有保障，不必多加干预。而在粮农的成本利润率低于30％时，一定要及时启动最低收购价，使粮农收益不至于明显减少，影响下一个年度的粮食生产。近年来实行的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确实很好地发挥了稳定粮食市场的作用，但大规模的政府收储，使得国家粮食储备规模偏高。参照国际经验，粮食安全储备规模大约是粮食消费总量的18％，其中缓冲储备5％，周转储备13％。而近几年，我国除2003年粮食储备率低于20％外，其他年份远高于国际标准。目前我国政府粮食专项储备接近甚至超过市场流通量的1／3，即使不考虑社会储备，政府专项储备就可达到国际公认的安全水平，储备规模明显偏高，财政负担加重。在市场有利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实现顺价销售，可以起到“托市”的作用。但在市场不利的情况下，如果难以实现顺价销售，必然会对国内粮食市场的稳定构成很大的压力。从长期来看，大规模的高价收储虽然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但却容易打破粮食市场原有的运行规律，导致市场价格导向的功能得不到发挥，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因而，为了促进粮食生产长期稳定发展，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探索研究目标价格补贴制度，建立符合市场化要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粮食价格支持体系。 （三）平衡产销区粮食安全责任，健全利益补偿机制 调动粮食主产区抓粮的积极性，保证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有能力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要取消粮食主产省区地方财政粮食风险基金配套部分，全额由中央财政承担，并增加投入规模。适当减免粮食风险基金借款，帮助消化粮食财务挂账。取消产粮大县中央各种涉农投入要求的地方配套资金。中央财政加大对粮食主产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加强对粮食主产区教育、卫生、文化、交通等社会事业的支持。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参考各个省区粮食产量和农村人口比重，完善支农资金分配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提升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粮食供给能力，确保粮食自给水平不下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都应从大局着眼，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确保区域内粮田面积不减少。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也要选择有资源优势、粮食产量和调出数量较高的产粮大县，集中力量，加大投入，改善生产条件，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本区域粮食稳定供给。 （四）完善粮食流通储备体系，保障粮食流通安全 要构建高效运转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必须加强粮食市场监管，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要继续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把保持国家对粮食仓储设施和流通的控制力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鼓励大型粮食企业之间通过相互参股等方式建立战略联盟，整合粮食物流资源，提高粮食运输的集约化、规模化水平。培育以仓储为基础、加工为支柱、贸易为龙头、物流为延伸的具有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力大型粮食企业集团。鼓励和引导粮食购销、加工等龙头企业发展粮食订单生产，推进粮食产业化发展。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村经纪人，为农民提供粮食产销服务。加快发展以散装、散卸、散存和散运为特征的“四散化”粮食现代物流体系，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粮食流通效率。完善中央战略专项储备与调节周转储备相结合、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相结合、政府储备与企业商业最低库存相结合的粮油储备调控体系，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五）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调剂国内粮食余缺 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主粮品种供求，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之一。根据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情况，粮食供求将会在近中期呈现偏紧的态势。从中长期看，我国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而大米的口粮消费比重逐步提高，稻谷供求总量将长期偏紧，玉米由于饲料与工业加工需求逐年增加，其供需关系也将日趋偏紧，我国玉米出口的贸易格局将发生变化。为此，要在保持稻谷和小麦自给、玉米基本自给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供需。我国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因此贸易调控也较进退自如。稻谷与玉米的供需总量趋势偏紧，宜实行偏紧的出口管理。同时通过政府间合作，与主要的产粮国建立长期稳定的粮油贸易合作关系，并基本稳定粮食进出口贸易。要继续发挥国有贸易企业在粮食进出口中的作用，同时允许其他国内粮食企业渐进参与粮油国际贸易，稳步发展粮油产品的期货交易。要适当控制外资在粮油期货市场上的行为，在准入门槛与交易规模上加以规范。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国家战略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438.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我国粮食供求现状、前景及对策 相同主题阅读 我国粮食供求现状、前景及对策 梅新育：粮食安全的隐忧 白鹤鸣：中国如何实现粮食安全？ 韩长赋：“十二五”发展粮食生产的基本思考 张志成：粮食安全和耕地面积的关系问题比单产更复杂 茅于轼:粮食安全和耕地面积并无直接关系 李昌平：警惕国内农产品价格定价权国际化 程国强：强化调控机制，确保粮食安全 李昌平：“农产品武器化”趋势与中国策略 李昌平：种子·灾后自救·粮食安全 赵晓峰：结构失调、政策悖论与发展诉求 茅于轼：为什么市场能够保障粮食安全？ 陈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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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656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8 17:57:52 水博：中国的民主政治与三峡大坝的利弊之争 ● 水博 最近，由于社会舆论对三峡工程的关注，本人有幸作为中国政法大学《蓟门决策》第十三次论坛的主讲佳宾，参加了该论坛。不过，论坛结束之后我感觉论坛的主办单位对我的演讲并不满意。尽管也有一些同学对我的演讲表示支持，感觉他们从中了解到很多以前没有听说的真实情况，受益匪浅。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参加论坛的同学和学者，不仅没有能改变反感三峡、唱衰三峡的观点，反而认为我这个演讲的嘉宾不怎么样，比较偏激，不能客观的评价三峡工程，而是一味的给三峡和水电开发辩护。 客观的说，的确如此。我就是一直在尽可能的为三峡工程进行辩护。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有人怀疑我是利益的驱动，因为我是从事的水电和三峡一定是利益共同体。然而，实际上我自己非常清楚，尽管确有不少在三峡公司的同志对我的态度非常支持，但是，即使在三峡的领导层，也有人并不大赞同我用这种态度为三峡工程辩护。此外，在怒江开发问题上，也是一样。无论是三峡还是怒江，都有人认为我的极端态度是在给他们帮倒忙。如果是为了某种利益，任何人正常人都不会像我这样去干这种费力、挨骂还不讨好的傻事。甚至，还有人曾经当面给过类似的暗示和劝告，意思是说他们不欢迎我这样的 “帮忙”。但是，我并没有理会他们。因为，我在三峡和怒江问题上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坚持科学和真理，并没有取悦于什么人的意思。我既不是要帮三峡的忙，也不是要帮怒江的忙，而是要帮科学和真理的忙。所以，当有人说我是三峡的高级“五毛”的时候，我答复他，其实我是科学的“五毛”，真理的“五毛”。 此前，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向大家解释我的这种态度。倒是微博上一位网友的批评抱怨，提醒了我。他批评我说，三峡问题不能只从技术上考虑，三峡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我这才突然醒悟到，为什么我可以在我们水电行业内部比较客观的评价我们水电工程的利弊，而到了社会上就一定要尽可能的为水电的辩护。细想起来，这就是因为我与水电同行们讨论的，只是具体的技术问题，而在社会上关于水电、关于三峡的讨论，早已经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工程技术问题的正确与否，是可以通过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收益来进行客观判断的，但是政治问题常常是无法客观判断的，只能任凭每个人主观的判断。因此，从政治角度上看，三峡的实际作用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它是能否作为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证据。 同样作为蓄洪补枯，调节水资源和发电的大坝工程，当需要它为不同的政治服务的时候，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美国的胡佛大坝通过拦蓄洪水，彻底改变了美国西部的荒漠，带来了美国西部的文明。但是，对埃及有完全同样作用的阿斯旺大坝，却因为是由对手苏联人修建的，如果不能对阿斯旺做出与胡佛完全相反的否定评价，可能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所以，美国人就发动全世界的资源给阿斯旺大坝挑毛病，成功地制造出阿斯旺大坝造成了生态灾难的舆论。 美国人确实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利和弊。只要政治上需要，我既可以从利中找到弊，也能从弊中找到利。例如，防洪分明是所有水利工程最重要的目标。但是，美国人通过宣传阿斯旺大坝建成之后，由于缺少了一年一度的洪涝淹没，让土地失去了营养物质的补充，因而变得越来越贫瘠。因此，他们得到结论说“防洪”作用是阿斯旺大坝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之一。 客观地说，我们还真不能说美国人说的不对，人家确实是通过辩证的分析，指出了阿斯旺大水坝防洪之“利”所产生的弊端。并且通过成功的宣传炒作，让全世界几乎95%以上的人都忽视了阿斯旺的重要防洪效益，而接受了阿斯旺大坝造成了土地贫瘠的生态灾难的印象。 由此可见，当一个工程的评价要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时候，人们总能利用真理的相对性找出有利于自己政治主张的论据。在我国由于三峡工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程，而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象征。所以，每当我们对三峡工程作出某种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都会引起政治上的麻烦。2007年在国务院三峡办的一次会议上，因为我们讨论了三峡建成后的地质灾害和航运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全球关于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三峡工程有可能造成生态灾难的炒作，同时也带来了国内外舆论对三峡工程的非理性的攻击。后来中国政府通过组织主流媒体全面的反击，加上采取一些舆论控制的手段，才渡过了那场反对三峡的舆论风波。今年5月18 日，国务院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一些对三峡工程的技术评价说法，经媒体披露出来之后，又引起了社会上新一轮质疑三峡的炒作。 有人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总不能客观的从技术上去公开的评价三峡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缺乏民主政治的经验，不懂得如何利用民主政治的武器。我们常常用垄断的思维强调了三峡建设的目的是防洪、发电、航运。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大力强调我们防洪、发电、航运所获得的“利”就足够了，其它什么地质灾害、生态环境的问题默认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毕竟是利大于弊嘛。 当然，如果三峡工程没有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符号，我们对其进行这种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三峡工程的问题已经被政治化了之后，我们的这种政治上不设防的态度，就一定会导致麻烦。因为，利用真理的相对性，人家总能同过辩证的分析，找出你所说的利中的弊，而对于你自己承认的弊，人家当然可以大加利用，甚至作为造谣宣传的基础。 例如，在三峡的防洪作用上，虽然目前还没有人沿用美国人的套路，说三峡造成了长江中下游的土地贫瘠化。但是，面对今年的干旱，已经有人暗示，由于没有了长江洪水，所以，鄱阳湖、洞庭湖的水量得不到足够的补充，因此才造成了今天的两湖大旱。对于去年三峡发挥了巨大的防洪作用，成功地抵御了超过 1998年的瞬时洪峰的情况，也有人借某荆州地区水利干部的口气抱怨说：没有建设三峡，我们只是每年抗几天的洪，而建成了三峡之后，我们已经不是抗几天的洪的问题，而是要整个汛期长时间的抗洪了。因此，他们认为三峡的防洪作用是劳民伤财的。对三峡发电的效益，反对者虽然没有直接的诬蔑理由，但是，却可以通过强调三峡建成了，电价却上涨了，电荒依然存在的现实，来暗示三峡的发电其实并没什么好作用。对于通航，有人则强调，三峡大坝的过船闸的时间和 2003年三峡船闸断航的天数，来说明三峡工程损害了长江的航运。 就这样，在政治对手们的渲染下，不仅你自己承认的弊端他们可以用来大肆宣扬，大做文章。就是你所强调的利，他们也还能通过真理的相对性，逐一找出某种片面理由来加以否定。足以让人们感觉到，三峡工程的“利”是虚假的、有很大水份的，而“弊”则是严重到了政府不得不承认的地步。这就让我们每次对三峡任何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都难免导致三峡话题在政治较量中的失利。对此，一些习惯的垄断思维的领导，总是想通过采取封杀不利于三峡论甚至封杀所有涉及三峡的舆论的方式来解决。然而，其效果反而，使适得其反，更让人觉得似乎是政府的心中有愧，不敢让百姓说真话。 其实，为了适应民主政治的需要，我们必须学会辩证的分析三峡工程的利弊。对于反对三峡的人士提出三峡在防洪、发电和航运中的弊端，我们应该在承认的同时，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不应该去封杀它的传播。例如，对于三峡大坝通过船闸的时间太长，阻碍了航运的诬蔑之词，我们可以用一些高速路建成了之后，收费站也出现了拥堵的现象加以类比。现实当中，越是效率高、作用大的高速公路，越可能会出现收费站的拥堵。三峡的过船闸困难，也恰恰是三峡航运作用大提升的结果。三峡建成后由于有利于航运，长江的航运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三峡的船闸的货物通过量，从以前的每年不足1000万吨，已经发展到了现在的每年7000多万吨。建成几年以来的三峡船闸通货量，就远远超过了葛洲坝建成后22年全部的过坝量。这种情况，与高效率的高速路的建设简直完全一样。这其实恰恰应该说明，三峡工程对改善长江航运的作用极其重要。 同时，对于三峡工程建成后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新问题，也不能简单的称其为弊端。而更必须注意强调其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例如，对于清水下泄，绝不能简单的强调其负面作用，而否定了其消减地上悬河的重要作用。什么河床下切了，原有的取水口取不上水了的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你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取水口改造就是了。因为，即使没有三峡的清水下泄，随着泥沙的淤积和河床的不断增高，你的取水口也还是要进行升高改造的。 对于三峡建成后蓄水的初期的地质灾害的大幅度增加，一定要让大家认识到，不是三峡制造了地质灾害，而是三峡的水位变化让原来高海拔处的一些潜在的地质灾害的地形，得到了提前的释放。这些潜在的地质滑坡体经过蓄水初期几年的考验，最终一定会减少未来的地质灾害。除此之外，河流沿岸的地质灾害主要是河水的能量不断切割河谷导致的地质变形造成的。因此，把河流中的水能利用发电之后，一定会从根本上减少地质灾害的成因。所以，现实世界中我们经常看到：凡是水能资源丰富的地区，都是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同时凡是水能资源被完全开发若干年之后，地质灾害就会变得很少发生。例如，国内的丰满、新安江，欧洲的法国所有水电开发充分的地方，我们很少听说哪里出现了地质灾害。 即便就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比非就是像人们所说的那么邪乎。例如，官方比较公认的说法之一，是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的四大家鱼数量明显减少，渔业经济受到巨大损失。但是，我怀疑这未必就是三峡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没有建三峡的长江进行比较，到底是不是由于三峡大坝造成了长江鱼类资源的大幅下降。不过，我们倒是可以提供一些照片，说明美国的胡佛大坝建成之后，由于没有遭到水污染的伤害，也很少有人过度的捕捞水库中的鱼，静水性的鱼类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目前几乎已经到了鱼多成灾的地步。同样的大坝、同样的水库，为什么结果完全相反呢？到底是美国大坝与中国的大坝有差别，还是美国与中国在其它方面有差距？什么决定了长江鱼类资源的命运呢？ 当然，我也不是说三峡大坝对鱼类资源没有影响，但是，应该承认大坝对鱼类的影响，也应该是有利有弊的，而绝不会都是不利的影响。即使我们亲眼看到的某些不利的结果，未必就是大坝的单一作用。此外，还有其它的一些批评大坝的所谓的生态破坏作用，也未必就是科学合理的。 例如，我国环保部门和一些生态学家曾振振有词的声称高坝水库分层形成的低温水下泄，会对鱼类生长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他们要求我国的高坝必须花费巨额的费用增加水库分层取水的设施。与此同时，环保部门同样还会因为某些火电厂高温排水对河流鱼类的影响，而要求火电厂必须单独建立冷却塔，不得利用河水降温。其实，由于我们对河流水温和鱼类的关系了解得不够全面，生态学者自己也说不清楚水温的高低对各种鱼类到底有什么影响。所以，索性就来一个要求你不能改变原有的环境，就是进行生态保护。按说作为外行，我们本来没有资格对环保官员和生态学家的结论说三道四，但是，我却确切的知道，目前美国的大坝分层取水，取得是水库下层中的低温水；而根据我国生态学家的意见修建的分层缺水设施，取得全都是水库上层的高温水。当然，他们针对不同的鱼类对象，完全可能就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是，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取水方式，是不是也足以说明，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水坝的生态作用也是有利有弊的呢？ 至于建水库将会加剧水污染的说法，就更为可笑了。对于没有受污染的水体，流速的降低只会净化水体而绝不会加剧水污染。因为不流动的静水有重要的沉淀作用。我国天然的堰塞湖泊九寨沟和很多没有受到人为污染的水库建成后，水质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其实就是天然湖泊和水库的沉淀和净化作用。当然，对于污染的水体，水库的不良反应也确实是存在的。所以，根本就不是水库的建设造成了水污染，而是水库的建设逼迫我们不能再去污染河流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水库不但不会污染水体，反而能净化水体，而且还能督促我们不容许把河流当成下水道。 然而，在现实当中我们某些的地质工作者，喜欢把水库建成后初期所释放的地质灾害，说成是水坝建设的罪过；我们的某环境监管官员，却喜欢把监管不力造成水污染，推给水库的建设；我们的极端生态学者，在自己也搞不清楚的确切的生态作用关系的情况下，只会一味地强调，改变自然就是破坏生态；个别糊涂的水利工作者可以强调错峰的防洪，加长了他们抗洪的时间，劳民伤财；偏激的电力部门，也可能会埋怨水电的靠天吃饭，给他们的调度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甚至也不排除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和人士，为了获得更多的补贴，而刻意夸大和强调水库移民的贫困化。 如果在三峡问题没有被政治化的情况下，如果在我们过去民主政治还不能得到尊重的和强调时代。各方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把三峡大坝带来的某种变化，定义为弊端以寻求平衡，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当三峡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符号，在中国开始走向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不能辨证的分析和看待三峡工程的利弊，而还是习惯把评价三峡的利弊，当成平衡各方利益和分配的一种妥协方式，恐怕就不能不出问题了。 所以，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三峡的“利”是什么防洪、发电、航运，而“弊”则是地质灾害、移民环保和生态环境等等。而必须用科学和事实，对所有关于三峡工程“利”的质疑作出回答，同时对关于三峡工程所有“弊”的抱怨，也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根据真理的相对性，我们完全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人都可以把阿斯旺大坝的成功防洪，宣传成生态破坏，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总结和利用好三峡工程地质减灾作用的理论和事实呢？ 最后，对于那些并不了解水利水电工程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的同志来说，他们可能没有精力和条件去深入的了解三峡，他们也可能觉得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即使我们冤枉、牺牲一个三峡、甚至牺牲中国水利水电的发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何况攻击诬蔑三峡和中国的大坝建设，还可以获得国内外那些只要民主不要科学的极端环保和伪环保势力的鼎力支持。但是，作为科技人员我却深切的感觉到，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来说，科学态度比民主政治绝对更重要。尊重科学的苏联专制，可以在太空技术上遥遥领先，而缺乏科学的民主，却可以民主的烧死坚持科学的布鲁诺。 因此，尽管我是一贯主张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的。但是，我还是要在三峡和中国的水电发展问题上，与那些把三峡当成专制制度的代表，甚至要愚蠢的把炸掉三峡当成是中国民主的胜利的极端人士们，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我一贯非常理解、支持和佩服那些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批评长官意识和主流声音的有识之士，但是，同时我还是要提醒他们，缺乏科学的民主根本就无法与专制制度比较熟优孰劣。真心的希望参加《蓟门决策》的朋友们，科学的理解三峡，理解中国的水利水电开发，理解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作用。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243.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水博：中国的民主政治与三峡大坝的利弊之争 相同主题阅读 李学尧 熊静波：黑暗和法律如何联姻 黄志谋：登上红卫兵墓地 林木：陈独秀：百折不屈的巨人 萧默：论“不说话”和“不说真话”权 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 魏干：从食品安全问题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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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402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8 10:44:47 郑酋午：二十一世纪哲学思想范式 ——系统主义哲学导论 ● 郑酋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本体论 （一）“本体论”的哲学追求 （二）本体论之疑 （三）“世界本原”之争 （四）“本体”的当代观察 第二章 系统论 （一）系统的含义、特征及其分类 （二）系统思想溯源 （三）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宇宙 （四）从系统论看辩证法 （五）系统主义哲学五大规律 （六）系统主义哲学八大原理 （七） 系统论方法 第三章 人论 （一）人与自然的竞争协同关系 （二）人是意识系统 （三）实践 （四）人的创造性 （五）人性 （六）人人生而平等 第四章 社会论 （一）人与社会的竞争协同关系 （二） 社会组织 （三） 国家 （四）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的维护 前言 人类如果不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就一定是短视的；但事实是人类有各式各样的哲学思维模式，几乎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所以人类目光远大。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哲学思维，那么这个民族就一定是个没有远见的民族，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没有哲学思维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短视的人。我们不应是个短视的人，因为民主斗争及将来的建设工作都很复杂和艰巨，非常需要我们有很强的判断能力，而哲学思维有助于增强这种能力。但哲学又是发展的，运用不同的哲学方法进行思考其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我们掌握有深度的哲学方法。 有人说，哲学起源于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与超越。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人类从自然中脱颖而出从而有了理性、理智或自我意识之后，在他面前就出现了一道横在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根本上说，哲学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人类企图超越这一界限的理想。所以，哲学主要体现的是人类对某种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哲学问题才是人类永恒追求却无法获得最终答案的“难题”，也就是说，对于哲学问题只能提出或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解答方式，但永远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终极答案。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在对哲学问题的回答时提供的答案会越来越有深度。这看似是哲学致命的弱点，其实，恰恰是哲学的永恒魅力之所在。哲学追求智慧的目的不在于认识有限、具体的事物，而恰恰在于超越这些事物乃至我们自身的有限性，因而哲学的一些问题往往是带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有时甚至是超验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往往超越了我们的经验的界限，所以通常是不可能通过一般科学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的，在这方面可以说它们是没有终极答案的。哲学的意义不在于知识而在于问题，哲学从来不是某种线性的、知识积累的历史，它呈现给我们的是通往永恒无解的问题的许许多多 条不同的“道路”，尽管没有哪条道路能够通达彼岸，但是我们注定要去寻找或选择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从事哲学思考就意味着“上路”，哲学的思考永远“在路上”或者“在途中”。 也许可以将哲学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自然或世界的统一根据等等以及与此相类似的问题，如本体论、宗教哲学等问题。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无论我们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它们主要是思辨的和抽象的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另一类问题相对来说则比较具体，如认识论、伦理学、历史观等问题。但是，由于在哲学上这后一类问题同样是一些“元问题”或“基础性的问题”，因而仍然不可能通过一般科学的方法而获得某种普遍必然的确定的答案，科学技术只能为我们解决哲学问题提供思路，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准确答案。在西方哲学中，通常古典哲学主要关心前一类问题，而现代和当代哲学更关心后一类问题，然而无论是哪类问题，它们实际上时至今日都尚未有定论，也从未在哲学家那里达成普遍的共识。但是，哲学史显示给我们的是：每一个时代几乎都有一两个相对固定的哲学思想范式。有时，哲学思想模式比较多，但不论怎么多，总是有一两个规范模式在一定时期内起主导作用。这种规范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哲学思想范式。古希腊时代，尽管有许多哲学流派，但成为哲学思想范式的只有两家：柏拉图哲学和亚里斯多德哲学。在古代中国，哲学流派也很多，但能成为哲学思 想范式的也只有两家：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欧洲整个中世纪也有许多哲学流派，但能成为哲学思想范式的也只有托马斯主义哲学。近代成为世界性哲学思想范式的是机械唯物主义哲学，从十九世纪二三年代到二十世纪初，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哲学思想范式的也只有两家：一是黑格尔哲学，另一是实证主义哲学。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哲学思想范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唯意志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科学哲学在不同时间段里分别成为了哲学思想范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后现代主义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哲学思想范式。 从古希腊到现在的以往的哲学，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虽然流派有数百家之多，但其建立的科学基础都很原始和简单，那些科学理论都是以往朴素科学理论以及近代以来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古典力学、电磁学、量子力学等分别为代表），所以从古希腊到现在的东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很多结论已经没有了深度和过时。以往的一切哲学对系统自组织的复杂性几乎都没有论及，或者说，有论及的话也只是面上论及，如果再用这些哲学去思考复杂的系统问题那么就很难得出正确结论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之前都有一个基础理论准备时期，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建立在牛顿力学、数学秩序原理、机械决定论基础上的组织化原则）是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以 前构建完成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电磁学为代表）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量子力学为代表）是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第二、三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到转化为技术大约用了五十年的时间。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构建完成的，从理论到技术也许至少要用五十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说的是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和混沌学等等。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的构建工作的完成，新的哲学也已孕育而生了，建立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科学基础理论之上的系统主义哲学就是这种最新的最有深度的哲学。这种哲学方法的产生意味着方法论的巨大变革，我们有必要掌握这种哲学方法，因为掌握了这种哲学方法就意味着掌握了有深度的方法。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系统主义哲学已开始成为现在的新哲学思想范式，从长远看也必将是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哲学思想范式。 因为每一种哲学，特别是十七世纪以后的哲学都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或者不可避免的受到科学理论的重大影响。从近代以来，每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的突破都要用很长的一段时间，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是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构建完成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电磁学为代表）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构建完成的，它突破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大约用了一百八十年的时间；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量子力学为代表）是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构建完成的，它突破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大约用了六十年的时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构建完成的，它突破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大约用了八十年的时间。从这个角度看，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要突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至少要用六十年，科技革命突破后要形成新的哲学一般还要二三十年的时间，从这样算来，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要构建完成，从现在算起至少是在二十一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理论突破后要形成哲学又要用二三十年，这样，整个二十一世纪新的哲学突破已难以能够了，而以往的一切哲学理论对哲学问题提供的答案又已没有了深度，所以说，不言而喻，只有系统主义哲学才能成为二十一世纪哲学思想范式了。 系统主义哲学主要是根据我们对哲学的本质的认识来考察当代世界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发展进程的，从而是对当代哲学理论所进行的一种丰富和发展。哲学的基本特性是什么？这是人们在建立一种新哲学理论时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2页。）黑格尔在这里强调了哲学的时代性。不难理解，黑格尔也正是基于对哲学的这种认识，才在十九世纪初建立了他的博大精深的辩证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现在，我们已处于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末期，当今世界，如果同170—190年前黑格尔所处的时代相比，是非常的不同，同120—160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时代的二十多年来，全世界出现了发展的新局面，世界也不再是两个超级大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状态或毛泽东所说的“三个世界’的态势，而是在美国这个全球唯一的一个超强国家主导下的世界各国多元化竞争的形势，金砖四国中的印度、中国这两个人口大国正在迅速崛起，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已基本恢复了元气，金砖四国中的巴西迅猛发展，原来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继续保有风采，欧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性组织。历史发展到今天，无论在发达国家或落后国家的实践中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和新问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全球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也在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和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的巨大发展，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的准备工作已经在上世纪构建完成，很明显，这个伟大时代的特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成果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也自然会不断地影响到哲学。所有这些都要求系统主义哲学对时代新形 势、新科技理论、现代及当代哲学进行新的概括、吸收，当然，当今的哲学更加需要创造性地发展。世界已经在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运用系统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新时代新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世界建设和全面发展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社会发展的新规律；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新时代的新要求只能是：必须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哲学判断和结论，用新哲学的新判断新结论来裁判生活。只有这样，哲学才能随着生活一起前进并指导发生巨大变化的新生活。按照系统论演化的观点看问题，世界上没有常青不死之物，只 有那些能够在死亡中不断新生的东西才是不朽的。由此可以引伸，只有那种勇于变革自身不断创新的东西，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哲学也是如此。哲学也有自己的生命，哲学的生命不仅在于它所具有的思辨性和信仰，而且在于它由此而对时代所具有的领引价值。黑格尔说过一句很有深度的话，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哲学反映时代，它是时代精神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表现形式；转过来，哲学又服务于时代和指引时代，正是那些看起来十分抽象的原理和范畴，极大地影响着一个时代的人们用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这就是哲学的时代价值，也是哲学的生命基点。一种哲学的命运如何，主要看它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表达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要求和回答时代所提出的课题。系统主义哲学是基本上已 获得科学形态的哲学理论。系统主义哲学能够回答当今时代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能够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科学的进步不断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自己。 众所周知，推动哲学家们前进的从来不只是纯粹思维的力量，而是还有科技的发明和工业的发展。哲学只有在总结当代科学理论、科技成果、在回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时才能获得发展。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19世纪的产物，现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等）是20世纪的产物。它们的创立，完成了哲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大的变革，但很显然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结束哲学的发展。当代西方哲学问世二三十年、现代西方哲学问世几十、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一百多年来，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有许多已经不能适应于新时代的需要，也已经不能解决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换一句话说，他们的许多哲学结论已经过时。当今世界是个发展的时代，是新理论、新技术、新科学层出不穷的时代，以系统科学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的构建工作已经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完成了，所以，从整体上和本质上看，更确切地说，这个时代应该称为系统时代。纵观哲学史，我们知道，随着自然科学 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哲学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与19世纪和20世纪相比，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使人类的视野，从反映比较简单的机械运动深入到揭示生命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从研究人类居住的地球扩展到浩渺的太空；从描述宏观事物的属性发展到探索微观世界的本质，向着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去深入探索物质的结构和宇宙的奥秘。控制论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生命、社会和人工技术这三种不同运动形式间的控制关系，在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进一步深化了世界统一性原理。信息论的发展，不仅揭示了人工技术、生物、社会等领域中存在着共同运动的规律，而且进一步证明了世界的普遍联系，并使我们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对反映过程的理解更为丰富了。而系统论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普遍联系的思想，我们常讲的事物的内 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实际就是系统要素之间的竞争协同和系统整体与环境的竞争协同。以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和协同学为主体的自组织理论，在科学史上首次初步成功地揭示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或从低级有序到较高级有序演化的一般条件、机理和规律性，从而把人们的认识从辩证性发展到组织性的哲学新阶段。这样，就为新的哲学——系统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的、经济的和科学的充分根据，这样，系统主义哲学就算是难产也不得不产了。 本书只是导论性质的书，它只是概要性的哲学著作，它的推出只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2010-6-16于深圳市 2011-4-28修订于北京 邮箱：zhqwzhqw@gmail.com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总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21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郑酋午：二十一世纪哲学思想范式 相同主题阅读 李学尧 熊静波：黑暗和法律如何联姻 黄志谋：登上红卫兵墓地 林木：陈独秀：百折不屈的巨人 萧默：论“不说话”和“不说真话”权 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 魏干：从食品安全问题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杨斌：当前美国急于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 谢春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辉煌的执政成就 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 盛洪：美还是性？ 张曙光：公民社会：中国特色与普遍规律 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陶东风：走近政治明星 党国英：土地换稳定，确立城乡居民土地财产权 林蕴晖：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 朱永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 宋万国：耀邦同志向我了解西欧情况 方小宁：夏衍的一次仗义执言 杨祖陶：研究汤用彤先师学行的力作——读《汤用彤学记》 丁学良 魏甫华：从文化启蒙到市场启蒙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