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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视点>第三十期——人家的小三,关侬啥事体?:公众人物和他们的私生活

    人家的小三,关侬啥事体?: 公众人物和他们的私生活       这是一个香艳的网络时代。 几个月前,韩寒被爆美满家庭背后实有第三者,之后又发文希望妻子与小三和平相处,引起了社会热议;接着,万科老总王石的婚变又让网民们热闹了一番。香艳的高潮也许出现于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12秒的不雅视频上。这段视频不仅使他被革去职务,还令自己遭受了数万网友尖刻的嘲讽和恶搞。 几年来,随着微博在中国的红火,媒体给我们带来了公共话题讨论的便利。然而,现在它似乎已经将讨论范围伸向了“成年人在自己房间里的事务”。我们真的可以热热闹闹地谈论着他人的婚姻问题、甚至男人的尊严问题吗?这是不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我们可以这样曝光身边的普通人吗?如果不能,那么曝光普通人和曝光公众人物有什么区别?在这些问题上,人们似乎分为了旗帜鲜明的两方。本期七星视点中,我们搜集了双方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观点,希望通过观点的比较,您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观点辩论   正方:认为公众人物应该被曝光并接受监督 反方:认为公众人物的隐私应该受到保护   辩论角度一:当事人的身份   正方一辩: @宫本陶子 : 作为名人作为以后想出名当明星的人就要经得住各种曝光爆料考验,那么多明星的穿着家庭一举一动都被媒体和各类杂志曝光,别人怎么没有出来这样指责,作为公众人物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媒体不曝光就没新闻,要出名就只有承受各种压力。 队友补充: @大夫山人围脖 : 你既然是作为公众人物的名人,在收获社会地位与关注的同时,就必须做好个人隐私被曝光的准备!世间的事哪有两头得利,样样都占便宜的?! 反方一辩: @从容吕俊 : 媒体炒作王石的私人生活是不是有点过界了?他不是政府官员,也无义务充当社会道德楷模。曝光他的婚姻和财产是否践踏了他的人权?如果每个人都不去尊重别人的权利,为了小利就轻易地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去侵犯别人,最终每个人都会成为这种丛林法则的牺牲品。     曝光私生活是否合理,取决于被曝光人的身份吗?这是争论双方的第一个争论点。从经验来看,媒体曝光的目标大致集中于两类人物上:一是政府官员,二是公众人物。对政府官员的舆论监督已经获得普遍的认同,那么,对公众人物,同等程度的监督又是否适当呢? 我们可以把公众人物分为两类:一是由于自身的职业、地位等在社会具有广大影响力;二是因卷入某一热点事件中而被人们关注。一般认为,前一种公众人物因其相比于普通人来说,由于其可以更方便地利用媒体、社会平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辩驳,因此他们应该适当承受更多的公众批评。 但从道义上讲,他们是否应该承受私生活的曝光呢?也许影响社会价值判断的法律判决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在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的判决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媒体行使舆论监督过程中,公众人物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明星私事属于社会公众利益的一部分。新闻媒体行使报道与舆论监督的权利并无不当。” 这段判决告诉我们,公众人物的生活状态由于有着很大的外部性(比如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不论是否心甘情愿,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为了公众利益,需要得到监督。这种监督的确带有不公平性和伤害性,但当事人需要牺牲一些利益来“忍耐”,从而维护社会利益;同时,这种曝光带来的个人损害,也要限制在一定的限度内。   辩论角度二:何为言论自由?   反方二辩: @劉傑精神病想要当学霸 : 针对这几天的王石婚变,我只想说,那是人家的私事,任何人不应该去评价。至于各种联想,纯属吃饱了没事做,闲扯淡,尤其是最先曝光的人,最无耻。王石虽是公众人物,但终究是人,有自己的隐私。中国的网民有时确实利用网络做了好事,但很多情况下,却是一种愚昧,往往成为谣言的滥觞,被人利用而不知。 队友补充: @王利芬 : 一个尊重他人尊重别人隐私的习惯是一个人文明水准的试金石,如果微博成了隐私揭发地,道德评判的至高点,受害的都是自已。没有哪个人的隐私敢说经得起大众百般考量。让微博这个不易之物为民众的公共利益、为弱者的声音发出、为域外新鲜空气的呈现谋利吧,哪怕成为公司营销平台、调侃的场所也不错。 正方二辩: 刘枭 : 我们为什么可以批评一位公众人物的私生活方式?1、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并不完全是“私”的,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需要社会舆论来制衡;2、个人的批评与公权力的强制有本质区别,批评不等于审判,不具有强制力;3、社会舆论的批评是形成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各种声音都应当有表达的平台;4、这也是多远与开放社会的重要特征。 面对具有争议的话题,最为合理的态度是,允许批评,并允许对批评进行反批评,而不是一看到有人批评,立马急红了眼,大声骂“傻逼”,这是一种自爆其短的行为。在多元开放的社会中,允许各种批评,也允许对批评进行反制,大家在舆论上一较高下,而非以“这是私生活,不容其他人置喙”为由,禁止与阻止批评的声音。   对他人私生活的曝光是言论自由吗?我们有权批评他人的生活方式吗?在正反方不同的观点中,实质体现出了一个问题:何为真正的言论自由? 维护言论自由,重要目的之一是使人们发现真相。“真理只有在言论市场中才能得到检验”,因此,我们需要保护不同的声音。但与此同时,很多被社会认为过激、带有攻击性的言论不可避免地诞生了。我们无法排除它们:由于思想带有深深的时代性,一个时期被人们视作过激、不当的言论,在下一时期可能就成为共识;不同人对于对错标准也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为了使可能正确的言论不被不恰当地牺牲,我们不得不放宽标准,最大限度地保护它们。 然而,批评、监督的权利虽然是公民权利,但公众人物作为一个人,同样也有不可侵犯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在这两种权利冲突的时候,如何寻找一个平衡点,就是媒体和公众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媒体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判决书中写到: “政府官员名誉受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压制自由言论为代价进行救济。” “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 但是,在“沙利文”案后,起诉媒体诽谤的案件仍越来越多,标的额也越来越大,媒体对公众人物的报道越发不留情面,谩骂、攻击屡见不鲜。而面对质疑,很多媒体却用“言论自由”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同时,媒体的声誉开始逐渐下滑,人们不满媒体胡编乱造、夸大事实:滥用保护伞,也使得媒体陷入指责之中。 言论自由不是免费的晚餐。它不但要靠每个人的争取,从某种程度上,还更需要每个人小心翼翼地呵护。滥用自由只会给自由带来更大的威胁。“若自由无限制,则自由无意义”。很多人口中反复着谈着“要自由要自由”,但殊不知,自由的精髓在于如何合理控制自由。只有懂得小心翼翼地驾驭才能长久地拥有。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容忍异己的言论也是社会成熟的重要标志。如果未来“有幸”出现一个喧嚣纷杂、哗众取宠的媒体界,我们就将其当作一个社会成长所必经的过程吧。就像胡适曾说的,“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不同方式曝光方式:媒体自由的两种产物   其他观点   观众发言一: @郭君平 : 事情越说越玄了,不过我觉得,作为公众人物,还是气量大一点好。不像我们升斗小民,有隐私也无人理睬。名人平常享受着普通人难以享受到的心理优越感,到了隐私曝光的时候,不如学学王石,堵不如疏。 观众发言二 @feifeifeifeiisalone : 评价一个企业家……首先我们看他有没有最大化股东权益,进一步有没有最大化stakeholders权益。至于他结婚离婚,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观众发言三: @岳小困 : 从毛时代开始,我们这个社会就热衷于制造偶像并将其塑造为神一般的存在,让大众都忘记了偶像也只是个普通人。这次韩寒小三事件,众多少女的玻璃心又碎了一地,殊不知偶像就是拿来毁的。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完美。真正成熟的人,才能学会接受不完美中的完美。   人家的小三,到底关不关你的事儿?你找到答案了吗?     (编辑:李靖恒,刘迎;责编:张舸)     您可能也喜欢: <独立影像>第三十六期:天马行空般的现实寓言 爱似王小波 <独立影像>第三十三期:人间疲软,大地沉重 <独立影像>第三十五期:装神弄鬼的艺术 无觅

<摇光>孤独的爱国者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对国家情感是矛盾的?”记者问。“可能是矛盾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觉察。爱国应该是我们一生的使命。”他与想象中的建制派不同,在谈论这个国家时,他没有那么多的理直气壮、慷慨激昂,他语气温柔,但偶尔流露出伤心与失望。     孤独的爱国者   文/谢梦遥(中国政法大学)         “纵有一万道禁令,我想写这故事。”这是2个月前我还在香港,随便在微博上写下的感触。没想到,愿望竟然实现了。不过,实现的效果不够好,一是细节挖掘、内容铺排上,我火候差得还远,二是需找到一个安全但未必是最好的视角,且我也做了自我审查。无论如何,这篇报道发表了。感谢《人物》的老师们。 黄志明没想到,一本小册子,引发了一场席卷香港的龙卷风。 他所在香港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因为出版了《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一度被万夫所指。现在,针对这个中心的舆论风暴过去了,身为中心总监的他,准备收拾残局。 “房屋署在9月30日就要收回我们这座楼了,我们这些人要解散了,没有工资发了。” 他告诉《人物》记者,留给他在这里办公的时光已经无多。这个位于青衣的中心,由港府的教育局资助,现在合同不再延续,失去的不仅是运营费用,连这座楼也要交回。东西已经开始往外搬了,办公室显得空旷了许多。 大概没有什么人会为这座中心的关闭而欢呼了,焦点问题已经不在这里。然而循着时间轨道回到7月初的香港,触发这一切的导火索,正埋在这座中心里。   (一)   7月5日,黄志明带了一队香港学生,去广东南沙进行为期3天的乒乓球比赛。类似的交流互动,中心经常举办。当天晚上,他接到了港教育局的官员打来的电话:“大件事了!有人要反‘国民教育了’!”问题出在那本手册上,有人把其内容拍照放到了网上,引起了争议。他试图解释,但对方没有耐心听下去:“我们压力很大,要跟你切割关系。” 他虽然心里有点着急,还是继续参加完活动。但事态比他估计要严重得多,当3天后他回到香港时,他发现传媒已经炸开锅了。 此时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由教育局资助已有4年半。这个中心顾名思义,为了配合香港政府推行国民教育,由民间团体教联会设立。按既定计划,为期一年的新合同将马上签署,但政府告知,需要中止以检讨拨款机制。 国民教育四个字首次被提及,是在2007年特首施政报告中。2010年,香港政府表示会将其独立成科,进入中小学。课程的指引在今年的5月公布,按指引要求,学校可于未来三年以循序渐进方式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而三年后,每个学校都要有这门课。 反国民教育的呼声,一直零星地存在。但真正形成影响力巨大的合流,却始于今年7月。那时《中国模式》手册印出来不久,刚向香港中小学的老师进行了免费派发,让他们自发决定适用于教学。     传媒的抨击集中于这本手册第10页,对中美两国执政党简介里,标题分别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政党恶斗、人民当灾”。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当黄志明拿到手册初稿时,他就已感到标题可能有隐患。中心内部进行了讨论,还打电话去询问委托编篡的机构——浸会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对方说,这些表述是有依据的,来自北京大学教授的论文。黄志明不放心,让周边的朋友也给意见,朋友们看完后,都说没有问题。 “我们没有理由去干涉学术机构的观点。再说,我们设置了思考问题,这是讨论不是结论,香港这个地方不是什么都可以讨论吗?”他翻开另一页,指着其中一句说,“我们不是在歌颂共产党,你看,这也说到它的进步无私是理想型的,不是现在。” 自创立以来,国民教育服务中心每年都会出版几本教材,话题丰富,与大陆有关联,五四运动、少数民族、十二五规划、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都曾有涉及。这些教材均是免费配送,仅限给学校老师们作为参考,此前很少遭遇对内容的投诉。 “出了很多书后,我就有了思考,能否有一个模式将中国概括总结。”黄志明说。 他试图证明从头到尾都严格遵守了正当程序。“我们2011年4月和政府签合同,决定要出这个手册,通过招标确定当代中国研究所。我们完全交给他们,内容不做要求。当然,最后我们会审查。” 想用模式去囊括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并不讨巧,事后看来,这个尝试也并不成功。在该手册受到关注后,批评纷至迭来。有内地背景的居港评论家长平,用“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形容读后感,他撰文批判,“把一个画得不怎么好的蓝图,当成已经完美执行的事实告诉学生”。 当然,绝大多数人不会深入辨析全册内容,但仅仅是前述两个标题,就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反弹。黄志明也承认政治敏感度不足,“可能我们身在局中,看不到全盘。”   (二)     记者纷纷找来了,黄志明选择在第一时间回应。7月9日是星期一,他接受了第一个访问,此后整个星期都被各种访问排满,从早到晚,都有电话打进来。 记者往往只需要几个问题上的回应,但黄志明想拿回主动权。他会花上半小时,尝试解释,他甚至邀请对方来办公室坐一坐,而不仅仅是电话采访。 “第一天跟一批记者讲完,我会看新闻,我的消息没发出来,第二天又来一轮记者,我坚持讲,还是没发出来。”他认为他的辩护被选择性过滤掉了。“他们是有默契的,完全违背了新闻操守。” 他总计接受了超过20个记者的访问。每次他开头必问对方,有没有整本读过手册。“只有2个人说看过,其他都说没看过。他没有看过就可以写那么负面的东西,这就是香港的传媒。” 同样的问题,他也曾当面问过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吴不置可否,黄志明认为这表示他也没有读过手册。“那他凭什么公开对媒体说,内容偏颇,他不会使用。什么人给他这个结论?” 他发现,舆论的矛头很快越过他,转向了教育局,变成了批评国民教育科是洗脑课程。“香港记者的水平很差,他们已经有了立场才来访问,他们不是了解事情,只是要挑动你和政府对抗。比如他们问我,中心是不是要关门了,你对吴克俭有什么看法,问题大同小异。没有人想问过去经历了什么。” 香港媒体发达,信息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真相更加难以遮蔽。但也不要忘记,这是一个高速运转的城市,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都没有足够的耐心,去了解一个完整的故事,深度特稿几乎难以见诸报端。 如此经历一个星期后,黄志明在教联会开了记者招待会,那算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言。他决定不再回应。 他似乎又不甘心,几个星期后,他在中心的官网发布了一篇文章,是他和妻子共同完成的。文章最后问到:“是反对国民教育抑或反对课程?是反对在初小施行抑或反对在学校施行?是反对课程抑或反对评估……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政府支持的理据又是什么?是否有交集,可以好好解决问题?” 然而,“洗脑”的警报一旦发布出来,选择立场似乎就变得比讨论细节更为重要,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加入了反对阵营。 反国教甚嚣尘上之时,也正值临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最后关头,九龙的街头出现“守护香港,拒绝大陆化”的竞选标语。类此这样的语言,以前的选举中从未出现过。但一定程度上,这句话也有其市场,喊出这句口号的公民党候选人毛孟静,在9月成功赢下了九龙西地区直选议席。     (三)   1955年出生的黄志明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大学之前的他,对中国的认识很有限。“英国殖民地教育,将香港去中国化。那时我们只学澳洲、印度、英国的地理,就是没有中国的。历史只念到1911年,清朝灭亡就没了。不像现在,改革开放、十二五规划也放在中国历史里面。” 那时对大陆的了解,主要来自香港的报纸,“有武斗,每天都打死人,浮尸从珠江飘到香港,有些还是五花大绑。”他感到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他第一次回大陆是1975年圣诞节,由他就读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组织,去东莞参加一个三天学习团。他看到了一个比香港落后的世界,不管是住宿还是道路,都脏乱残破。但这个世界里的审查又很严密。从罗湖过关时,有个官员坐在台上,一问一答,填写好回乡介绍信。带着信才可以买粮票吃饭、找旅店,晚上还要去公安局报备。“但到了东莞,一批抗日英雄给我们做讲座,我感到很难过。从此我想认识中国多一些。” 好奇感逐渐替代了恐惧感,或者说,成为一种更复杂的感情。他开始关心大陆发生的事情。毛泽东离世时,他流泪了,并参加了在中文大学广场进行的纪念活动。全校停课,有2000人参加,占学生总数不到一半。 不管在当年还是现在,像他这样的人,都是少数派。香港学友社最近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有83.8%中学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只有36.2%表示会关心内地新闻及发展。 黄志明第一次到北京,则已是改革开放之后。之前他们去大陆参观考察,必须要通过香港新华社(即现在的中联办),当他和周围同学看到文件上提到民间团体可以自由交流,想亲自去论证。他们故意不经过新华社,用中文大学学生会名义联系北京大学生学生会。 发出信时,是1979年1月,一直没有回复。“什么改革开放啊,骗人的。”大家很失望。 眼看快到5月大学要放假了,回信来了,“可以接受你们来交流”。 于是一行30多人自己坐火车到北京,就住在北大宿舍里。10天的交流活动,包括了开研讨会、办晚会、办讲座、看景点,甚至还有一对一地到北大学生家去拜访。这段经历,显然给黄志明留下了非常愉悦难忘的印象。“接待我的是数学系学生,我们像是失散很多年的兄弟。” 大学期间,他是积极活动分子。他本来是学物理的,每周要花4天要做实验,从下午2点到晚上7、8点。“我吃不消,大学不应该这么念的。做实验验证理论,这理论存在了几百年了,一定是那样的,还做什么呢?”他转到相对轻松的数学系,这样可以参加学生会活动。他动员能力很强,参加学生会选举,做过干事。 把当年的他放在今天,也是一名社运干将。70年代的香港学界,为争取中文能享有官方语言地位,发起了“中文运动”,黄志明参与其中。“那时沟通不方便,没有手机、facebook,只能通过身边的朋友来参加,几十个同学就算不错了,但也会引起很大反响。”现在的香港,游行成了公民表达诉求的常态,每天都发生,每年则有几千起。 但黄志明并不愿把自己和现在抗议者归于一类。批评性思维被普遍确立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他毫不掩饰对其的反感,“不能只会批评,激烈地批评就是批斗。破坏永远比建设容易。要带动一批人打倒另一批人,这样永远不是出路。”   (四)   大学毕业之后,黄志明当了28年的老师,到2009年提前退休时,他已是一所中学的副校长。学校之外,也有他活跃的舞台。 1984年,一本叫做《学生时代》的刊物请他当不受薪的社长,那是本鼓励青年认识社会关心祖国的非营利刊物。2年后,因销路太差,他决定改革,杂志社也更名成了新一代文化协会。杂志逐渐退出,活动则越办越多。 那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发布,黄志明认为,面对回归祖国,港人有了主动去了解国家的需求。“改革开放改得好不好?香港人是留下还是溜走?这不是讲的问题,自己去看看,没有亲身经历,你在香港怎么讲,他也不相信。” 他组织交流团,带学生去参观长江三峡,去武夷山找昆虫标本,邀请科学家讲座等等,“报名者爆棚”。在他看来,这些活动就是国民教育,也很受欢迎。 但转折点发生在了89年,很多朋友心淡了,离开了他的队伍。“毕竟解放军杀人,很难接受。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为什么中央政府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不理解不接受。” 二十多年后,当回忆到那段往事,他语速渐渐慢下来。 “但为什么我还会留下来在前线做这些国民教育的工作?开董事会时我说,每个人有自己去向,要离开也没办法。”他声音哽咽,“但我认为,认识自己的国家,不是在它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在它最困难的时候。” “维园集会,头三年我都去了,我还组织自己学校的老师去,但之后我就决定不去了。”他的理由是,这不是出路。但他的妻子,仍然会参加。 1989年暑假,广州要组织航海夏令营,香港新华社问过二十余家青年团体,竟没有一个团体愿意承办。黄志明在新一代开会研究,最后决定由他亲自带队去。 “结果奇怪得很,到了广州8号风球,不能出海,3天2夜都在船上活动。两地学生在一起,分组讨论。没有议题的,讨论六四事件也行,我们不管。” 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新一代文化协会继续成长。在80年代,它每年组织一两百年轻人去内地交流,而现在,每年达一两千人。活动经费由协会自筹和内地接待单位支援。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对国家情感是矛盾的?”记者问。 “可能是矛盾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觉察。爱国应该是我们一生的使命。”他与想象中的建制派不同,在谈论这个国家时,他没有那么多的理直气壮、慷慨激昂,他语气温柔,但偶尔流露出伤心与失望。   (五) 黄志明在新一代文化协会的主席工作,止于2010年底。因为从2011年起,他担任香港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的总监。两者有业务往来,不可能兼任。 但这个中心的生命即将在他手中结束。 真正的死刑判决书,发来是8月中了,告知他最后搬离期限。此前他一直询问新合约怎么办,教育局只答复还在检讨。 “关门对我们都是很大的打击。因为我长期推动国情教育工作,从大学开始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追求名利,我只想踏踏实实培训学生,让他们多关心我们的国家,这是我的使命。但为什么搞到这个地步?要关门。” 在最后的运转阶段,中心还在准备一场讲座,时间在搬离前的倒数第二天,题目是“国民教育何去何从”。从内容上看,这未必会是一场向批判浪潮的反攻,更像是一次自省。因为主讲者,是一位长期无法回到大陆的媒体人刘锐绍。23年前,他是文汇报的驻京办主任。 黄志明认为国民教育没有错。“错就错在用政治手段推动教育问题。香港凭什么条件,一年就出个咨询文件,然后要3年后全港施行,不可能的。没有教材、没有教师团队、没有教学法,所有学校都要必修,凭什么?政治任务。” 在他看来,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香港传媒经常报道大陆发生的不公义。我们希望中央政府有个说法。很多这些事情,市民不一定相信,但为什么中央没有一个平衡、开明的说法?” 不管他倾倒了多少委屈,香港对国民教育科的政策已经转向。2012年9月8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改由办学团体及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国民教育科及开办方式。如此一来,所谓三年后必须推行此科的“死线”已不存在。 但余震在继续。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呼声仍在,9月11日,学联发起罢课行动。“没有人想罢课,我都想上学,但若要走到这一步,是政府逼我们这样做。”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说,他虽然还不到16岁,但一直站在反对阵营最前沿。 “这些天我不看那些新闻了,不想太伤心。”黄志明说。     原文链接: http://blog.renren.com/blog/327893347/879930686     (采编:彭程;责编:彭程)     您可能也喜欢: <特稿>写给那些“爱国者” <天权>孤独的诗歌 <玉衡>《活得像个笑话》——异端的孤独 <玉衡>孤独和爱情--关于李志 <天璇>王公子的励志故事:孤独的反现代性之路 无觅

<玉衡>现代艺术真的杀死美了吗?

现代艺术令康德自打脸了吗? 恰恰没有,因为康德的审美中有惊奇和敬畏(Bewunderung und Ehrfurcht),而前卫艺术中那些骇人听闻之物,低俗恶心之物,又恰恰是感官世界中常常令人惊奇敬畏的元素。至于它会引发什么样的道德结果,这不关美的事。尽管在这一点上,康德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明确无误地区分开来。我想它打的正是前卫艺术家自己的脸,他们永远没办法杀死美。他们杀死的,应是希腊人的美神,Barnett Newman曾表述:”希腊人发明了美,亦即,他们假设美是一种理想,这一直是欧洲艺术和欧洲美学哲学的怪物。     现代艺术真的杀死美了吗? ——兼论宗教信仰中的艺术创作该如何自处   文/张灵树(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处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两样事物以日益增加的惊奇和敬畏之心(Bewunderung und Ehrfurcht)充斥我的心灵,而且越来越频繁,越来强烈: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无独有偶,西斯廷大教堂的最初装饰方案就是把拱顶画成满天星空,直到1506年教皇儒略二世令米开朗基罗绘制了《创世纪》,虽然这一伟大创作至今仍让”全世界的人挤满罗马城,排队等待观看西斯廷的穹顶”,但这在我看来失去了康德称之为”崇高”的宗教特性。满头的星空,这意味着教堂内部进行的一切成为”内在的道德律”,内在所指与外在所指都赋予两个崇高以建筑象征——至少是崇高如何在艺术中作用的一个范例。 读三大批判时我还没看过毛姆的《随性而至》中关于康德生活琐事的小段子,我以为他必是周游四方的。因为他对人类精神生活中那些习焉不察行而不著者,竟能提纲挈领,尽管带着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大致说是一种白人文化中心主义——此亦已难能可贵,特别是在关乎一切几乎是宗教性的崇高之美学而言。我曾以为前卫艺术将康德这个奉道德崇高为圭璧的老头的颜面打的”啪啪”作响,是的,我确实说过这句话:”艺术不负责出产美,艺术负责出产现象”,而达达艺术创始人兼诗人Tristan Tzara曾说:”我有一个疯狂的,星光闪闪的渴望:要谋杀美。”新艺术以它的叛逆之姿将许多看起来完全不美的,甚至”丑恶”的东西表现了出来,然而它谋杀掉了美吗? 没有。若仔细思考的话,美的衡量标准并不唯一,屎尿屁是丑陋的吗? 对人而言它们是臭不可闻的排泄物,对以之为滋养的圣甲虫及大部份植物,乃至嗜秽癖者而言,它们正是一顿美味大餐;自然是美的吗?

<北斗荐书>主权者的幽灵:施米特与魏玛宪政

施米特所提出批评的对象并不是自由的诸价值,而是在肯定这些价值的前提下,批评古典自由主义者没有认识到这些价值的紧张关系以及现代民主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危机,他关于总体国家、政治决断、民主同质性的学说是建立在对国家主权和政治能力的强调,通过努力挖掘像民主、平等、自由、社会、国家等概念的深层含义,企图形成一个实质的民族意志,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一起来,区分同质者与异质者使国家免于分裂。     <北斗荐书>主权者的幽灵:施米特与魏玛宪政   荐书人/柯鸣谦(上海政法大学)        魏玛共和国自 1919 年 2 月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双重危机,与其说它是产自德国国内“强烈的”共和主义思潮,倒不如说它是由一场偶然发生的革命催生的。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最终的上台是靠镇压最初的革命集团:工兵委员会和斯巴达克派,因此,魏玛共和国并不是建立在所谓的“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建立在对革命的背叛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即使最终成立了一个共和制政府,并颁布了一套议会民主制的宪法,然而魏玛共和国在后世历史学家看来,始终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正如科佩尔平森在《德国近现代史》中写道:“这套制度(共和制)并不是产生于积极的共和主义分子的活动,而是由君主主义者集团的分裂所产生的消极情况形成的······共和国是能把派别分裂减到最少的一种形式。” 魏玛共和国在历史上只存在了不到 20 年的时间,它结束于 1934 年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纳粹独裁统治形成,西方民主共和政体在德国的初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而本文所介绍的主角卡尔·施米特,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公法学家,正是成名于魏玛时代,曾试图通过捍卫魏玛宪法来拯救共和国于覆灭,又因为其后转而投靠纳粹而名声狼藉。施米特以其对自由主义的猛烈批判而闻名,扬·维尔纳米勒在《危险的心灵》一书中引用齐泽克的话评价施米特:“就洞悉到后政治自由主义宽容的死结所在来说,施米特仍旧是关键性的,既是一个危险人物又是一个诊断专家。”若将其在一生中迈出的那错误一步搁置在旁,施米特最大的价值乃在于他为我们揭示了自启蒙以降,自由主义所发现的诸多价值概念(如自由、民主、平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以其保守主义的洞察力和现实主义的敏锐眼光,对现代议会民主制的内在结构提出挑战,他所提出的那些质疑,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激进者还是保守者,都无法忽视。 因此,若要了解施米特的思想及其与魏玛宪政的关系,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其原著。在国内的施米特研究中,首先是刘小枫所编的一套《施米特文集》,涵盖了施米特一生中的重要著作,本文要推荐的两本书一是这套书的第四本《论断与概念 —— 在与魏玛、日内瓦和凡尔赛的斗争中 1923—1939 》,二是在第一本《政治的概念》中所收入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其次是关于施米特思想的评论,“卡尔施米特研究文丛”这套丛书中收入的都是美国和德国学者对施密特的研究,另外在刘小枫主编的“经典与解释”涉及到施米特的有四本书,两本刘小枫选编的《施米特与政治法学》,《施米特政治的现代性》以及一本美国自由派学者麦考米克所写的《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一本德国学者迈尔所写的《隐匿的对话 —— 施米特与施特劳斯》。除此之外还有前文提到的德国学者扬·维尔纳米勒所写的《危险的心灵》,这本书主要研究施米特对战后欧洲政治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对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继续批判,对施米特在魏玛民国时代的生活所述不多。 《论断与概念》是施米特生前自编的两本文集其中一本,这本文集中收入了施米特在 1923 年到 1939 年间的政论文章,涵盖了宪法、国际法、国际政治等领域,它的副标题叫做“在与魏玛、日内瓦和凡尔赛的斗争中”。施米特所做的斗争无一不是为德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强化其国家能力与国际地位而努力,这符合施米特一直所追求的一种“质的权威国家”而不是形式上的“量的权威国家”。这种追求表现在他提出的,对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的软弱及其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批判。 这本文集中的第七篇:《议会主义与现代大众民主的对立》。这篇文章是作为 1926 年发表的《议会主义的思想史状况》第二版的引言,在 Ellen Kennedy 评价这本书的一篇书评《施米特的 的历史语境》中说:“《议会制状况》乃属关涉首个德意志共和国的自由民主基本制度的争论······施米特旨在解释 ” 现代议会制度的基本内核 ” 确信已在商讨和公开性中发现它。只有依据这种认知,才能理解议会制度的危机,并着手议会民主制的改革。”而议会民主制度的危机,施米特强调,是在于现代大众民主的发展将论证性的公开讨论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原本以讨论与公开性为基础的议会制不是权力争夺的场所,而是意见交换之下真理的诞生地,并由此产生一批真正的政治精英。而失去公开性讨论的议会制则是一个架空了的议会制,其新的基础从哪里获得呢?在这篇文章中施米特运用到一个转换,即过去议会制中的“讨论”变成今天议会制中的“谈判”,谈判意味着对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和妥协,同时意味着原本在议会中应当独立的议员,如今却代表着各自党派和利益集团在议会中争权夺利,而不是代表选民和国家利益陈述观点、交换意见。这实际上触及了现代民主制度中的软肋:完美的形式无法承载实质的正义。议会变成了“隐秘利益的接待室”,而拉德布鲁赫说,议会是个剧院。这种情形在今天的民主制国家中愈演愈烈,而施米特与其同时代的德国法学家能在魏玛时期认识到这一点,却是“得益于”魏玛共和国内激烈的党派斗争和魏玛宪政自身的矛盾。 《合法性与正当性》一书写于 1932 年,也就是希特勒发动国会纵火阴谋操控选举的前一年,施米特在本书中企图以最后的努力挽救魏玛宪政。他在后来 1957 年重印附言中写道:“当时的危机已经涉及到宪法的概念本身······本文是挽救总统制这一魏玛宪法的最后机会的绝望尝试。”“本文的核心命题······只有在修宪权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才能够否定一个政党的合法性。”这个命题虽然在当时受到主流学者的抵制,但在二战后西德颁布的《波恩基本法》中吸纳了这一建议,即“不能给予根本违背宪法中自由民主原则的政党以议会平等,必须对其实行党禁。”刘小枫在《政治的概念》一书的编者前言里讲到人们常用“正当性对抗合法性”作为描述本书的标签,在这本书中,施米特所对抗的合法性是一种功能主义的合法性概念,也就是一种纯粹程序上的合法性。在议会选举中争取到了 51% 的多数政党便获得了合法性,在一开始,所有政党都是基于一种机会均等原则得以进入议会。而获得合法占有政权的政党,同时也获得了三种巨大的政治奖赏: 1. 基于决定的运用, 2. 合法性的猜测, 3. 可立即执行性。“占有奖赏获得了一种决定性的政治意义,其毫无顾忌的利用成为党派政治的把持权力的当然手段。”而已经合法获得政权的政党也可以利用其合法性取消机会均等原则,阻止其政敌合法获得政权。本书提到的另外一点是魏玛宪法自我消解的合法性危机。施米特认为修宪的底线是不能触及宪法的基本原则,“如果一部宪法预定修宪的可能性,那么,它并不是想由此提供一种废除它自己的合法性的合法方法,更不是想提出摧毁它自己正当性的合法手段”,而魏玛宪法中第一部分的价值中立和功能主义的结构形式恰恰给那些企图攻击宪法的政党提供了一个摧毁其合法性的均等机会。一旦一个政党进入合法性的大门便在自己身后将这门关上。施米特呼吁总统启用宪法第 48 条赋予总统关于紧急状态的权力,来对威胁到宪法存在的政党实施党禁。因为总统与直接民主、实质权力一起构成了魏玛宪法的三个竞争立法者,总统拥有某种程度上正当的立法权。 但施米特的本书中的呼吁最终败给了现实,兴登堡总统不愿过多违背宪法精神,启用其紧急状态的权力,却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寄希望于希特勒能组建一个联合政党政府。兴登堡换来的结果则是希特勒依靠《授权法》通过各种法令以确立纳粹在德国的统治,包括《禁止新党建立法》,取消了其他政党进入议会的机会均等原则,《国家重建法》解散了所有邦议会,取消各邦自主权。而施米特本人从反感纳粹的态度转变为接受戈林的邀请,担任柏林大学的教授,并为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持。 乔治施瓦布在他所著的《例外的挑战》一书的附录中为施米特被指责为一个机会主义者辩护,他指出,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到 3 月 24 日这期间德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授权法》的通过 —— 对施米特而言,比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更具深远意义。施瓦布认为,施米特的根本政治哲学乃是权力制定法律,而“国会的立法权被移交到行政部门,联邦国会事实上就正式放弃了它作为立法者的角色······因此,不能把施米特转而效忠于合法产生的新权威的行为描绘成具有机会主义的特性。”首先,这种说法十分牵强, 1933 年 3 月 23 日,国会以 444 票赞成, 94 票反对,通过“授权法案”,是在武装的纳粹党卫军的威胁之下通过的,仅有的 94 票反对全部出自不接受威胁的社会民主党人之手。《授权法》的通过确实产生了新权威,然而这一新权威的产生毫无合法性可言。其次,这种辩解其实是把施米特往更不利的境地推。因为,如果施米特投靠纳粹真的是从他的学说中找到依据,自然的从捍卫宪法转向独裁政权,那么施米特的学说则是在没有被歪曲的情况下(比如卢梭的公意说在被曲解在后来成为极权主义的鼻祖)就是危险而邪恶的。但我认为,施米特所提出批评的对象并不是自由的诸价值,而是在肯定这些价值的前提下,批评古典自由主义者没有认识到这些价值的紧张关系以及现代民主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危机,他关于总体国家、政治决断、民主同质性的学说是建立在对国家主权和政治能力的强调,通过努力挖掘像民主、平等、自由、社会、国家等概念的深层含义,企图形成一个实质的民族意志,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一起来,区分同质者与异质者使国家免于分裂。 施米特被称为是“想要研究水利原理来解决烧到罗马城外的大火”,这是对他的褒奖,即使大火在当时没有扑灭,他对“水利原理”的研究却惠及今日。施米特所留下来的许多问题,比如,国家是一种规范主义的组织还是一种实质的权力?如果不存在普遍的平等,那么民主是否应该根据实质的不平等来区分同质者与异质者?政治在今天是已经沦为一种程序性技术性的管理方式?还是要区分敌我友之间的关系,认真思考权力的实际状态······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天继续深思。 推荐书目:扬·维尔纳米勒《危险的心灵》   卡尔·施米特《论断与概念——在与魏玛、日内瓦和凡尔赛的斗争中1923—1939》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刘小枫等《施米特与政治法学》   刘小枫等《施米特与政治的现代性》   麦考米克《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 反对技术作为政治》   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     (采编:陈芝;责编:陈芝)     您可能也喜欢: 订阅北斗 <北斗人,北斗文>与自己握手言和 | 北斗网 <开阳>“卍”与北斗 北斗应聘咨询专页 无觅

<天玑>哲学帖哲学帖副册之四——海德格尔:农夫、山泉、有点田

白云苍狗,苍穹微尘,我们人类踽踽而行。然诗无邪,诗,是人们在死神统治下的奉献和清醒,人生如诗,哲学如诗,我们都是怀着浓浓乡愁的游子,去寻找灵魂得以栖居的家园。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核技术互联网转基因试管婴儿整容术,当技术早已不是“去蔽”而变成冷冰冰僵硬无色彩的流水生产线,当21世纪痛苦冲突鏖战照样不间断地上演,于是,真理的敞亮,诗意的栖居愈发弥足珍贵。     海德格尔:农夫、山泉、有点田     文/张明明(清华大学)     “二十世纪的哲学史是刺猬与狐狸的历史,是那些努力想认识一件大事物的哲学家与那些只满足于认识许多小事物,甚或只是一件小事物的哲学家的历史。”                                                                                                       ——怀特《分析的时代》     多瑙河静谧地流入大海; 黑森林在薄暮中愈发凝重; 托特瑙山的羊肠小道盘旋曲折; 斜光墟落,鸡栖于埘,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姑娘牵挂小伙,吟着:式微,式微,胡不归? 野老念着牧童,倚杖候于荆扉;   田园派哲学家海德格尔即此羡闲逸,怅然写下《存在与时间》。 其实,一切像极了旧式小说:穷书生天资聪颖,遇见恩师挚友,奋发自强,终于功名在手,声名鹊起,后娶妻生子成为教授,一切顺然,直到邂逅富家女学生。他二人,一个是中年才子才华横溢,一个是绿衣美人娇俏可人,试问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中年男子遭遇爱情,立刻被爱情狠狠撞了一下腰。师生情迅速升级为师生恋,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鸿雁飞信用密码写,约会偷情按步骤来:门敲三下灯关两下。很不幸的是,这份郎情妾意很快湘江水逝楚云飞,穷书生为了得来不易的功名利禄抛弃了女学生,并为了更高的利益沦为恶势力的鹰爪,他背叛师门,与挚友割席断交。小说最后陟罚臧否,当然是恶势力遭到围剿,惩善扬恶,穷书生幡然悔悟,恩师挚友情人也大度地原谅他,一幅港式大结局的温馨团圆画面,临了别忘了最后一句台词:“呐,做人呢,最要紧的就是开心。”       穷书生——————海德格尔饰 女学生——————汉娜•阿伦特饰 恩师———————胡塞尔饰(现象学大师) 挚友———————雅斯贝尔斯饰(代表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恶势力——————阿道夫•希特勒饰(友情客串)   关于海德格尔和汉娜阿伦特的爱情,我在哲学帖《美女 才女 痴情女汉娜•阿伦特》篇,曾站在女性主义角度给予了诠释。在哲学帖《海德格尔:农夫、山泉、有点田》中,我更想说的是,这场爱情不仅仅只是一对儿迷途男女的师生恋,它早已升华为哲学史上一次著名的哲学爱情事件。 海德格尔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如果他活在今天,人们会亲切地称呼他为“凤凰男”。当这个脸上挂着两坨高原红,脚底粘着黑深林泥土的芬芳,从小因参加劳动而肌肉发达,穿着打扮极度具有城乡结合部特色的土包子初次踏入德国那高雅,文明的哲学圈子时,又有谁曾料到,这个山沟沟里出来的乡巴佬,有一天会撼动整个德国哲学界,成为自黑格尔之后,德国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他的《存在与时间》尽管艰深晦涩,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成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一本伟大的思想深刻的旷世哲学著作。 人类的哲学其实是桃园结义的三兄弟,这三兄弟的名字分别叫做: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其中大哥本体论就是研究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高中政治课上,老师会告诉你:“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桌子大树苹果都是物质,它们都由分子原子组成。”于是,那堂课后,我们中的很多人立刻成长为一个不信任何鬼怪神灵的唯物主义者,尽管我本人也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那时的我,却很认真地向老师提出了疑问:“老师,那物质又是什么?苹果桌子的原子分子借助工具都可以看得见,但物质这个东西却看不见摸不着,物质是抽象的概念,但概念属于意识呀,那世界岂不是由意识构成?”我的政治老师在蛋疼了几分钟之后,终于很淡定地给了我答复,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仅仅用一个反问句就结束了我所有的疑问: “xxx同学,我上次布置的政治作业你为什么还不交?”。 其实孩提时代的我们天生就是一个哲学家,我们对生死、天空月亮星辰、蚂蚁打架、仙人掌开花,都充满了好奇和疑虑,我们觉得世界充满了魔法与奇迹。然后,我们一天天长大,直到我们开始拒绝童话,直到大人用约定俗成的规矩开始灌输我们,直到教条刻板的政治课开始扼杀我们所有灵动的思维,直到我们对“为什么”再也提不起兴趣,直到…… 直到我们也变成大人。 庆幸地是,那时,在我即将沉沦为冷漠的大人之际,我幸运地遇见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高中老师没答复我的问题,海德格尔一股脑地答复了我,并且充满诗意。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是一本告诉大家“存在是什么”的哲学书。存在问题,即“being”问题,从哲学诞生之日起,就令哲学家们魂牵梦萦。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being史,从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毕达哥拉斯认为是数,再到苏格拉底的“一般”,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存在问题越来越演变成:“存在是什么?”当每一个哲学家都眉头紧蹙搜肠挖肚地想找出存在是“什么”,试图找到一个本体来解释存在时,存在本身却遭人冷落了。 海德格尔的“存在”德文是“Sein”,这个词在英文中被翻译为“being”,中文又将它译为“存在”,其实“Sein”不仅仅是存在的意思,它还有“是”、“有”的意思,将它翻译为“是”更加准确。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谓的存在是水是火是实体,都混淆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存在”与“存在者”。水火都是存在者,但不是存在。就如我手中拿着一个东西,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叫“书”,你于是可以说这个东西存在,但我进一步问你这个存在又是什么呢?你就难为情地回答不上来了。我们能捕捉到存在者,却捕捉不到存在,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存在”的意义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动词“是”,而“存在者”是一个名词实体。哲学的目的应该是追问存在者的存在,为什么存在?怎样存在?而不是苦苦纠结于“存在是什么?”。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与“存在者”,“是”与“是什么”的混淆,使得哲学史就是一部“存在”不断被遮蔽的历史,冷淡“存在”,过分亲热“存在者”,哲学早已误入歧途了。海德格尔这一思想后来被法国一个叫萨特的矮个子斜眼锉男继承地发展,这厮提出了一个名叫“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又写了几本关于存在主义的小说剧本,竟然风靡一时,后来连诺贝尔文学奖也主动向这厮示好,不聊,这厮竟然鼻孔朝天地拒了人家,这厮的妹纸还是个赫赫有名的女权主义战士。 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木石山林,尽管存在,但它们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存在的意义不是仅仅是能够成为存在者,而是“为存在本身而存在”,这个意义的只能在人的身上显现出来。海德格尔专门给人起了个名字叫“Dasein”,中文名叫“此在”。我们先在此简单地回顾下关于人的哲学史吧: Id女娲(女神,干嘛呵呵去洗澡):人是我用泥捏出来的。 Id柏拉图(想出柜了):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 Id第欧根尼(犬儒帮九袋长老):楼上,哥家冰箱里有只褪了毛的鸡,这就是人? Id亚里士多德(吾爱吾老师,吾更爱真理) :人其实是理性的动物,lSS我爱你,耶~ Id培根(哥不是香肠腊肉):人是万事万物的中心,是世界之轴。 Id马克思(人家的信用卡又刷爆了,恩格斯快救我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Id叔本华(我家狗狗“世界精神”终于不掉毛了):人的本质是欲望,咦,黑格尔人呢?好久没骂丫了。 Id卡西尔(哲学人类学有点意思):我弱弱地说一句,人是符号的动物吧。 Id海德格尔(仰视元首希特勒的手):人就是“此在”。 在海德格尔看来,要理解《存在与时间》,必须先理解“此在”,也就是理解人,因为只有人能决定自己的存在,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人不仅关心自己的存在,也关心其它存在物的存在。“此在”通过存在者的三种存在方式,将世界密密麻麻地展开,勾勒。这三种存在方式分别是“工具的在”,“现有的东西的在”,“世界的在”。举个例子,人需要穿衣,制造衣服需要针线等工具原料,这些工具就是“工具的在”;紧接着,衣服又会引出棉花,棉花就属于“现有的东西的在”;而棉花又会引出大地、土壤、河流、天空,于是引出“世界的在”。 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一句台词:“生而为人,对不起”不禁让我恻然有所感。人生在世,善恶、真假、美丑、生死,有无永无间歇地殊死搏斗着,而人的本性就是“畏”与“烦”。“畏”(Angst),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畏惧害怕某个东西,抑或畏惧某个关系网会产生的结果,而是畏惧“畏惧者就在这个世界之中”,说白了,畏毫无对象,漫无目的,是一种无名恐惧。人在畏面前,一片空无,正是因为人作为时间性的存在者随时随地都可以死去,畏才使得生存可以在死亡面前披荆斩棘,杀出一条血路。 “烦”(Sorge),又被译为“操心”,人们活在世上,与物打交道叫做“烦忙”,与他人打交道叫做“烦神”,在烦忙烦神这一过程中,人总是容易失去自己的个性,有人开始迷失失落,有人变得千人一面人云亦云,人们开始丧失自己的本身,开始“沉沦”,沉沦为一个毫无特点的单面人。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后来又被法国那个矮个子斜眼男继承地发展,提出了“他人即地狱”的著名论断。 人以“沉沦”的方式存在着,胆怯懦弱逃避,似乎沉沦为“常人”就能找到他们的“家园”,就能躲开恐惧,可殊不知,那无名的畏惧就是奥特曼,而人永远是小怪兽。小怪兽上穷碧落下黄泉,都逃脱不了奥特曼的追打,就如人上天入地也逃不过一死。人到底要死,但生存的意义正是“向死而生”,死亡的可能性唤起了生存的真正意义。人的超越性使得人能够通过对死亡的领悟而通向本真。 因为生,人走向沉沦; 因为死,人走向澄明。 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匆匆》里说:“洗手吃饭默默时,日子就溜过去了”。小沈阳说:“眼睛一睁一闭,一天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生就过去了,hou~”海德格尔说:“此在的存在即时间性”。传统的时间观认为:时间游离于人的生存之外,由过去,现在,未来三重解构组成。过去是已经发生了的现在,未来是尚未发生的现在,时间是一个线性的流逝过程。而海德格尔却认为真正的时间不是过去现在未来依次交替的线性过程,而是不分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循环。在海德格尔那里,过去,现在,未来被叫做“曾在”、“当前”、“将在”。人并不是作为现成的存在者而存在,人没有事先定义好的本质,人总是不断地选择、创造、,超越着自我,故而人的本质正是他一辈子生生不息所做作为的总和。“曾在”、“当前”、“将在”三者的牵引,使得人这个此在因为存在,而成为曾在。人生当应“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携飞仙之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真正的时间并不在乎长短,一瞬间即可以澄明一段人生。 的确,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咫尺,天涯。 瞬间,永恒。 至此,海德格尔将时间与存在融为一体,完成了他那本思维广袤深邃,遣词造句变幻莫测,语言独特晦涩的20世纪划时代的哲学著作《存在与时间》。 因为纳粹事件,晚期的海德格尔隐居在黑森林的小木屋内,深居简出。人初静,月初吐,荏苒盈虚,澄澄今古,农村娃儿海德格尔终于回归大地,解脱精神,摆脱牢笼,开始试图为自己,为哲学找到一个宁静的“家园”。他开始用“思”和“诗”来代替对“此在存在”的分析,用“语言是存在的家”来取代“时间本身就是存在的境遇”,他提出了“诗人哲学家”,人类应该艺术地生存,而不是技术地生存,并借用荷尔德林的诗来告诉大家“人,诗意地栖居吧”。 对于海德格尔,我总是很难用一个定语去修饰他。也许,海德格尔有先见之明,他担心自己的一生的种种劣迹会遭人逅病,于是,他在讲课时,对哲学家的生平显示出极度冷漠。他在课上讲亚里士多德,就一句话“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然后死去。”委实,作为一个自然人,海德格尔是彻头彻尾的卢瑟,当他向纳粹投怀送抱的那一刻,他被人唾骂的下场早已注定,尽管从海德格尔的生平来看,我们能理解农民气质的他,对土地的热爱会很容易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又或者,如海德格尔的门徒为他辩护的那样:海德格尔一介书生不懂政治;海德格尔当了纳粹大学的校长也是为了不让别的纳粹分子成为校长;海德格尔当校长是为了推行他的哲学主张,等等等等。无论这样的借口还有多少,然而,海德格尔为了利益,投靠纳粹助纣为虐,在危难中弃自己的犹太老师胡塞尔,犹太恋人汉娜阿伦特,朋友雅斯贝尔斯于不顾,我们就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的确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没错,他是一个小人。 尽管自然人海德格尔臭名昭著,但哲学人海德格尔却令人动容,他早期走出神学的牢笼,研究哲学;中期被纳粹抛弃后,爱上浪漫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晚期隐居在云深不知处的黑森林里研究咱们老子的《道德经》,海德格尔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散发着思者的智慧,所向披靡,于是你不会再讶异为嘛儿富小姐汉娜•阿伦特会爱上这个大老粗。海德格尔在哲学史上的地位非常之高,他承上继承了尼采、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路线,又启下了汉娜阿伦特、伽达默尔、马尔库塞等一批自己的学生。福柯曾说过,海德格尔是对自己至始至终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发展全是拜海德格尔所赐;哈贝马斯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是自黑格尔以来德国哲学最重要的转折点。 读海德格尔的哲学,总有种力量,让我想哭。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子贡对仲尼说:愿有所息。孔老二答道:生无所息。不错,人一生劳作如蝼蚁,生无所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的人仰望苍穹,生命升华;有的人选择沉沦,生命在时间的氧化中萎顿。白云苍狗,苍穹微尘,我们人类踽踽而行。然诗无邪,诗,是人们在死神统治下的奉献和清醒,人生如诗,哲学如诗,我们都是怀着浓浓乡愁的游子,去寻找灵魂得以栖居的家园。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核技术互联网转基因试管婴儿整容术,当技术早已不是“去蔽”而变成冷冰冰僵硬无色彩的流水生产线,当21世纪痛苦冲突鏖战照样不间断地上演,于是,真理的敞亮,诗意的栖居愈发弥足珍贵。 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之时,法国发生着政治革命,德国发生着哲学革命。德意志这个民族孕育了引无数哲学好汉竞折腰的哲学巨擘: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但这样一个民族却又能全民打造出一个嗜血杀手希特勒。也许这正应了那句话: 德意志,要么拷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   哲学帖下期《胆小鬼笛卡尔》   (采编:徐海星,责编:徐海星)     您可能也喜欢: <天玑>哲学帖哲学帖副册之三 花花公子罗素 <天玑>哲学帖哲学帖副册之二 天才高帅富维特根斯坦 <天玑>哲学帖副册之一 老流氓卢梭 <天玑>哲学十二钗(一)处女座黑格尔 <天玑>哲学十二钗(三):老宅男康德 无觅

东山魁夷:另一种美

东山 先生身上所散发出的美实在是太多了。一枝钝笔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它们完全展现。他的平淡之美、素净之美、超然之美、祥和之美,就和着那一层层的群青与粉白,渗进《残照》、《溪涧》、《光昏》里,渗进《树灵》、《暮潮》、《雪降》里,在纸上渲染开来,淡淡地,慢慢地,温柔地渗进人们的眸子和心,如此澄澈透明的美,化作落雪、月光、清泉,深深印在脑海里,沉淀在记忆的深。     东山魁夷:另一种美    文/廖汉斯(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倘若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二者的巧合不会引起任何感动。花儿由于其可能凋谢才更显示出生命的光辉。在感到花儿美好的心灵深处,我们一定会在无意识中不由得彼此珍惜自己的生命,感到在这茫茫世界的短暂生存期间能有缘相遇的喜悦。” ————东山魁夷 我时常想,能与东山魁夷先生“邂逅”,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美事。在心绪极其低落的时候,独自徘徊在迷宫般的、散发着铁锈味的书架之中,目光不经意间瞥向一本薄薄的《东山魁夷论艺》。它安静地躺在一堆鲜艳的画册里,略有浮尘,是如此不显眼,却不知为何有种特殊的魅力让我打开它,并在我翻开第一页,这句“倘若樱花常开”映入眼帘的时候,我知道东山先生对于我来说是“对”的。一口气读罢这本薄薄的册子,望着书中数幅黑白的东山先生的照片,不由得觉得自己已然被这个深邃的日本老人深深吸引,并且从内心深处产生巨大的感动。照片里的东山先生永远那么虔敬安详,但同时从他的双眼中又流露出一种坚定的力量来。他像黑白照片一样朴素而简单,但却又让人完全无法预料他曾经历过诸多磨难。东山先生的文字平静、恬淡而又美好,是只有画家、作家和哲学家融为一体之后才能写出的文字。于是又赶紧买来一本图文并茂的《美的情愫》细细品读,内心生出诸多感慨,竟不知从何说起了。     隐忍之美 东山先生的艺术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家原本是做船具生意,父母并不可能对他产生任何艺术上的影响;反而是他们不断的纷争让东山先生从小就饱尝了人世的艰辛。父亲的生意愈加不景气,变故、死亡、战争接踵而至,让东山先生的道路愈加布满了荆棘。他也说过,看到母亲如此辛劳,曾想谋一个“正规”的职业,当画家的心愿往往因此而受阻碍。可是他的母亲连一天舒坦日子也没过上就与世长辞,东山先生承受的痛苦是多么难以想象。当他从欧洲留学归来,却又面临战争的无情蹂躏:他是一个艺术家,他的武器是画笔,他怎么可能扛着棍棒去充当炮灰呢?他怎么可能去做这些无用功呢?也许在练兵之时他一刻也未曾停止过对艺术道路的思考,心中还是默默坚守自己的信念。这种对于苦难的隐忍,岂不是一种美么?东山先生有许多心灵之美,而这隐忍之美是最让人唏嘘的。 他的隐忍也造就了他对生命与自然的独特感受。当他自己的生命和前途危在旦夕的时候,平日习以为常的风景竟也散发出异样的令人震撼的光辉,大大感动了东山先生的心。他的心产生了一种为了将这风景留存于画中而必须活下去的心意,于是隐忍着,并且认真地活了下去,这又是多么令人敬佩呢?     虔敬之美 东山先生应邀为唐招提寺的御影堂创作隔扇壁画,在他的心中,能够为了纪念鉴真和尚而创作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我未曾预想,一个活在二十世纪的日本老人竟能对一千二百多年前从中国远渡日本的僧人怀有如此崇高的敬意。他的心是如此柔软:“应该画些什么呢?我想,还是通过日本风景的两大要素——山与海,画出鉴真和尚未能目睹的风景,以安慰他的在天之灵。”(鉴真和尚在东渡日本后已经失明了) 他的隔扇壁画《山云涛声》仿佛能从墙壁上流下来一般,美妙极了。而这位老人却坚持认为这画并不是他画出来的,“而是由于有了鉴真和尚的精神引导才得以诞生。”多么虔敬又可爱的一位画家!他的画作出自他纯粹的感动,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动机更纯洁而高尚的呢?三十年前,他与森本长老一起向鉴真和尚的坐像报告“唐招提寺的壁画已经完成”,我看着黑白照片里那时的东山先生静静地坐在长老的身后,一袭深色的和衣,头低垂着,仿佛在思索着什么人生的奥义一般,谦敬的神态让人想到跟随基督的使徒。但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宗教心是淡泊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依靠什么而生活,依靠什么而走过来的。但是,由于自已有这样的感觉,才感受到存在于地球上的一切生灵和自己都有同样的宿命,都有同样的根。” 对于中国山水画的喜爱之情以及对于中国水墨技法的敬佩,东山先生也从来不加以掩饰。一个人对于美的追求是不会有国界线的。中国与日本的恩恩怨怨纷繁复杂,可是东山先生未曾让“小我”成为他艺术道路上的羁绊。他甚至在局势甚不稳定的时候来到中国,踏遍大好河山,用浓墨淡彩将中华的美景染在了纸上。 东山先生的虔敬也许不是对某一位神灵,而是对普遍存在于世的真善美。   道路之美 与东山先生的“邂逅”还有另一件奇妙至极的事。在偶遇他的书之前,一日闲来无事乱翻一个世界名画的文件夹。在五百多张色彩斑斓的画作里,我注意到一张初看极为简单的画。这是一幅竖长的画,正中间是一条狭长的道路。两侧是略带灰色的暗青的草地,群山显现在道路的尽头。天异常低矮。这幅画实在是太普通了,却不知为何让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了好久,仿佛那条路可以引领我步入另一个世界。这感觉微妙至极,但当时我还不知道是谁画的,也未曾觉察它富有的日本色彩。后来,当我正在读东山先生的《一条道》的时候,心中突然泛起一阵感动:他所描绘的不正是我之前看到的那条道路么?赶紧查阅插图,竟然就是它!这不是一种莫大的缘分还是什么? 东山先生在文章中说:“在表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象为由此前进的道路,既是旅历的结果也是重新起步的征途。它既是通往未来的憧憬之路,也是诱发怀旧的乡愁之路……在人生的旅途中,有若干歧路,比起我自身的意志来,我被更大的他力推动者。这种想法至今没有改变,但在我的心中培育了走这一条道路的意志。它不是变成这幅作品了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我的心理把握、它的方向相当清楚固定。然而,那条道路既不是煌煌烈日照耀的道路,也不是黑暗阴影笼罩的道路,而是一条在早晨薄雾中静卧的道路,是坦然的、实实在在的道路。”读罢这些文字,内心无法抑制地产生强烈的共鸣。难怪这幅画能令我如此着迷!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条通向无尽的道路也通向了人的内心深处,让人跟随自身的意志坚定地走下去。这也不正体现了艺术对人巨大的感染力么?人通过艺术作品将自身的情感与艺术家的思想相交融并迸发出共鸣的火花,此时此刻这件艺术作品才算是真正完成了罢?     东山先生身上所散发出的美实在是太多了。一枝钝笔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它们完全展现。他的平淡之美、素净之美、超然之美、祥和之美,就和着那一层层的群青与粉白,渗进《残照》、《溪涧》、《光昏》里,渗进《树灵》、《暮潮》、《雪降》里,在纸上渲染开来,淡淡地,慢慢地,温柔地渗进人们的眸子和心,如此澄澈透明的美,化作落雪、月光、清泉,深深印在脑海里,沉淀在记忆的深。 发觉自己还是向往东方含蓄之美。只是才看了一些现代主义与抽象派的作品,就发觉自己被所谓的现代艺术“绑架”了,落入了其中的圈套,仿佛感情被欺骗了一般,一下子不知道什么是艺术了。那些怪诞的、杂乱的线条,那些随意地泼洒在油布上的颜料,那些不知所云的装置,那些哗众取宠的不能引起任何美感却令人作呕的行为艺术,让人迷失而彷徨!受了众多过于艳丽色彩的强烈刺激和支离破碎的人体形象的折磨,然而终于得以与东山先生相遇,实在是心灵的安慰与幸福!也许是我思想不够深刻,无法理解现代艺术的抽象与深邃罢?但是内心还是坚信,抛开重重技法、流派、主义不看,我也不懂,但只要是让人类感受到幸福与美的,便是好的艺术罢? 东山魁夷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幸福的人。 2010.06.05 夏   后记 从开始接触东山魁夷,到买来他的书来看,到内心深处产生感动,再到决定写一些文字将这些感受与对他的喜爱表达出来,前前后后也有半个月了。依旧是固执地要用钢笔和信纸书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有真的感情的流露。也许是上帝的安排,让我在内心最痛苦的时候遇见了他,心灵竟因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安慰与平静,这也许是我深深迷恋他的原因,并且是别人所不能理解的。还有很多话想说,还有很多感受没有写出来,是因为写着写着发现东山先生就是一本书,我的钝笔无法写也没有资格去写,稍微散漫和不负责的文字,写出来就是对东山先生的不尊重,所以,还是只写一些最为浅薄的感受罢!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会和我一样产生共鸣;也许不会有人罢?     (采编:黄美琳;责编:徐海星)     您可能也喜欢: <天玑>“然后呢?”关于爱的四种结局 (一)——山寺桃花 <天枢>钓鱼岛、老山、爱国 <七星人物>第十期:大学生活千万种,有一种叫做自我放逐——瓢虫君专访上海交大陈若怡 <摇光>一山不能容二虎? <摇光>你总能找到一种力量抵抗这个世界 无觅

<摇光>高墙深院

在近距离观察司法环境的过程中,笔者不小心打开了通往司法真实场域的窗户,觑见了最真实的法律、最真实的法院和最真实的法官。它们与法学院和书本上的形象风格迥异,陌生而又似曾相识。法律从“概念”走进“生活”,确有着微妙的距离与互动。 如今看来,“经典论文”上大声疾呼、奔走相告的方案策略,愈发表现出其改善现状的苍白无力;课堂内外与师友津津乐道的评头论足,往往不及生活更能了解现实的真正需求。吊诡的是,这些宏大理论华美空泛,又确有不断提出和深化的必要。    高墙深院   文/蒲云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序 笔者根据与S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朝九晚五共处一个月中的亲闻亲见,编缀此文。文章的中心不在结论,而在于展示、验证结论的过程,因为结论已经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被反复讨论。 实习期间,笔者刻意与法官保持着一定距离,而没有发展到与法官打成一片,以避免过分亲热带来视觉偏颇。笔者试图走近法官的生活圈内同时又站在法官的生活圈外,以求对法官的生活作一忠实、客观、平实的记录,一窥当下法律、法院与法官的真实情状。有时候,笔者是一个诚实的偷听者,在法官们只言片语的闲聊或正谈中,捕捉敏感信息以还原某些灰色事实。有时候,笔者是一个磊落的偷窥者,放胆从法官们举手投足和面目变化中探求其内心起伏。庆幸的是,根据笔者分析判断,法官们并未因实习生的到来而让他们的言行举止有任何包装或避讳,他们谈笑自若,没有遮掩躲闪。法官们同样是诚实而磊落的。尽管笔者出入于法官周身,有时不得不在他们的视听范围内参与、分享话题,不过笔者大部分场合选择缄默,低调地隐身于法官思维的禁区。笔者力求在不动声色、沉默寡言中完成一系列观察。姑且,把这份基于亲身实践的经历,当做一份对法律、法院、法官的田野调查。 不求深刻,但求真实。 [1] 理想:远逝的激动 在展开本文画卷,呈现真实的法制图景之前,我们来重温一些雷打不动的金科玉律,它们是朝野内外关于实现法治的反复呐喊和呼吁: 法律: 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在由意志而不是由法律行使统治的地方没有正义可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到的方式得到实现(西方法谚)。 法院: 法律如果没有法院来阐说和界定,其真正含义和实际操作就是一纸空文(汉密尔顿)。司法是实现正义、守卫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德沃金)。 法官: 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卡尔.M克思)。法官乃会说话的法律,法律乃沉默的法官( [美]爱德华·S·考文)。法官就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借助于法官而降临尘世([德]拉德布鲁赫)。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费尔德)。 …… …… 这些教条在学院派的精打细磨下,闪烁的吸引力催人振奋。曾经,我们在法学院的课堂上,为之深深激动。我们不止一次感觉,通过执政当局对建设法治国家承诺的实践,通过全社会对法律信仰的建立、深化,通过一代又一代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不懈努力,中华大地不久将被法治的曙光普照。 然而,真实世界不照顾我们的感觉。   现实:尴尬与徘徊   一、法律橡皮化     公民:上访日常化     法院并不寂寞,有时几乎像赶集一样热闹。法院门口有很好的绿化带,站立着几棵青木,为拉横幅提供了莫大的便利:间距适当,高度合宜。和大多数新闻图片中看到的上访不同,这里没有歇斯底里,呼天抢地,反而呈现出公共场合少有的井然有序。一部分上访人,在横幅下立一遮阳伞,桌凳收拾妥当后,安安稳稳坐下,乍一看很像到社区做普法宣传的工作队。一旁的轿车,身披“抗议司法不公”,方方块块几个大字异常醒目。一部分上访人,将自带的M夹扎开后,与伙伴们开始了热切交流。个别上访人,一大把年级歪躺在轮椅里,很难分辨出是在享受日光浴还是期待什么奇迹。还有四肢完全着地,天当被子地当床的上访人,嗜睡非睡的迷离态既像是乞讨,又像是表演行为艺术。不过,他们都很安静不吵不闹。他们在工作日同样朝九晚五,与法院同时苏醒,同时打烊。上访,经年累月已经成为一部分上访常客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从上述“依法”上访的情势来看,国家被“依法”治了这么多年,老百姓“依法”办事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这些经过一审、二审、再审或者无数次审的元老级当事人,已经没有了早先时候凭据暴力或自残来威胁、感动官员的低级化上访手段。 比较有意思的是,从上访人展示的横幅标语来看(“法官违法受保护,依法治国成儿戏”;“公平公正在哪里,司法为民又在哪里”;“睁眼讲瞎话,是戏弄法律,还是蹂躏百姓”;“强烈要求省高院依法纠正X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错误判决”……)他们还是相当尊重法律的,几乎一律要求的是“依法”解决,而不是依“政策”或“领导人”解决。他们“信仰”“法律”,并满怀希望依靠法律。其实没有人会拒绝信仰法律,如果法律能够真正给他带来利益。法律始终他们开展斗争的光明正大的手段,尽管他们争取利益的实际途径可能并非法律。在这些老百姓看来,戕害自己的不是法律,而是法院和法官对法律的错误适用。因为,法院和法官所适用的法律与他们心目中的法律相去甚远。或者,当法律没有站在自己队列时,它就不是正确的法律,不是真实的法律。那么,谁真正尊重法律、维护法律,谁真正践踏法律、无视法律?法律是可以揉捏的橡皮,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诉求,对这块橡皮做着五花八门的形塑。人们只信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每个人都从自身利益出发, 站在自我中心的角度,解释、重构法律。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荡然无存。 从信访现状看,老百姓受传统意识的影响,总认为越大的庙和尚越会念经 [2] 。信访事实上成为老百姓与国家权力机关博弈的通道,而且这种博弈遵循的游戏规则是“闹的越大,获利越大”。权力机关凭据信访制度的道德高点意淫自己的正当性,老百姓凭据信访制度的规则弹性引诱自己的趋利性。目前,权利救济已经成为我国信访制度的头号任务。普通民众过于依赖信访制度权利救济功能,使得信访体制逐步发展成为部分取代正常宪法体制甚至超越宪法、法律推进公平正义的体制 [3] ,更加不把宪法、法律当做唯一、可靠的维权工具。 信访人深谙色彩蕴藏着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隐喻。信访人在法院门口围出的条幅很有特色,一律黑纸白字。信访人充分运用了色彩心理学赋予黑里嵌白的心理功能,一方面借白色表达自己的高洁、明净、坦然、光明却又遭遇腐朽、反动、失败、徒劳,借黑色寄托司法的严正、尊贵而又抗议司法的神秘、阴险、恐怖。“黑底白字”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肃穆、凝重里含有深沉的悲情色彩,营造出沉痛、悲凉的气氛,昭示着此地可能正在发酵着另一场窦娥的悲剧。试想,如果你是一名普通的路人,看到众多的黑白横幅在法院的地盘上旌旗招展,你会对这个国家的法律与法院作何感想。或者你是一名刚刚从学校毕业初进法院的小公务员,兴高采烈地憧憬着实践正义、公平时,引入眼帘的满是招魂鸣冤的景象,心底的痴迷热恋是否已被一盆冷水浇灭? 法院:接访常态化 信访办是法院堂而皇之的工作部门。信访办与审判庭比邻而居,它的业务与审判部门的业务一样核心和重要。如果说,信访机构作为党政机关的一部分,作为对自己内部工作的监督体系有其合理性。那么,将信访机构纳入司法机关与审判部门平行,而且能够对审判部门的审判结果指手划脚,则是相当滑稽的制度安排。按照现有的制度资源,审判委员会制度、再审制度等已经能够起到纠正法院错误裁判的作用,信访机构在法院内部运作,直接将司法程序的严肃性甩在问题解决的行政逻辑之后。这相当于法院左手写下的判决,因为当事人信访而用右手将这个判决抹掉,既判力夭折在襁褓当中,司法权威因司法部门自己扇自己的耳光而大打折扣。法律正义不是通过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实现,却寄希望于司法之外的信访达成? 法院:再审泛滥化 再审给败诉方更多“翻身”的期望,同时带来胜诉方对判决结果的不确定性。再审程序启动的简便化,将当事人和法院拖进更加漫长的诉讼征程。让一些无理起闹的当事人找到玩转法律的借口。再审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一事不再理”形同虚设。特别是诸如劳动关系争议、劳务合同纠纷类诉讼费极其低廉的案件,受“不申白不申”的心理怂恿,当事人滥用申诉。更让法律难堪的是,再审制度在发挥统一法律适用功能的同时,还需担负起将终审后仍不能平息的涉诉信访矛盾尽量纳入诉讼体系来进一步消化的政治任务 [4] 。本来不属于法律解决或法律无法解决的矛盾,生硬地要靠法律的名义解决,这就不得不牺牲法律的精神底蕴,而委曲求全政治的追求,更加让法律的规则性、刚性被软化。一旦当事人意识到再审承担的政治课题,法律被当事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几率便会增大。 多头多层次监督,法官裁量权的行使难以自由。某种程度上,再审的低门槛,容易诱发腐败现象,给有的当事人带来“寻租”的机会。“司法没有既判力”是法律不能被严格执行面临的最严重危机(法官语)。裁判的合理性,因为裁判不得不面临多方面的“关照”而充满不确定性。如此情致下的法律,又如何避免被随意拿捏的命运? 二、法院剧场化 庭审:严肃的法庭戏剧 查阅卷宗, YL市中院关于某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 [5] 的审委会记录显示:参加人员包括1个主持人,1个列席人,1个汇报人,1个记录人,9个评议人。主审法官陈述本案审理报告后,主管院长发表意见(基本系事实复述),接下来是评议人发言:“本案不能调解”;“土地是国有土地”;“土地现状是一块平地”;“现在土地值钱了,被告想要回来”;以上是4位参会人员的发言记录,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极尽简明概要。其余5位评议人在院长“本案无法调解,同意合议庭意见”的表态后,纷纷表示:“同意合议庭意见”。审委会最后决议:“同意合议庭意见”。综观整个会议过程,几乎没有关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争鸣与讨论。 后来,S省高院经合议,在致YL市中院的函中明确要求:“本案纠纷涉及XX企业全体职工的切身利益,你院重审时应尽量取得当地党委、人大及政府的支持,多做协调、调解工作,力争案结事了。” “庭审就像在走过场”,事实上,庭审“就是”在走过场。在刚刚出道的年轻律师们还在为苦苦找寻说服法官的法律理由而精心编写诉状时,在风度翩翩的名所大牌律师们在法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针锋相对慷慨陈词时,在当事人为搜寻支持己方法律意见的事实证据抓耳搔腮时,在当事人苦心造诣地参加完庭审带着忐忑满怀期待时,实际上,判决书已经静静的躺在法官的办公桌上,积了薄薄的灰尘一层。它只等待着一个神圣的期限,到时即可魔法一般启动它应有的神圣力量,宣示所谓法律的精神和懿旨。尤其当你事不关己却又身处其中,看到证据交换、开庭审理煞有介事按部就班,当事人、律师和法官们的一本正经愈发显得装模作样。 庭审还是一门艺术,凡艺术总有追求完美的冲动。在庭审观摩考核中,对模拟法庭的评头论足,像极了在生产判决书或裁定书的司法车间,法官们如何在操作规范指导下,制造一个标准的庭审模具,以便能够让海量的庭审批量效仿。     审判权管理:“承包责任制”悄然复兴 法院在完善审判权管理制度的行政化过程中,大步阔进,试图“用数字说话”增强司法绩效的说服力 [6] 。而在审判权管理诸制度中,法官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最为严峻。 法院正门大厅内,各个法庭、法官各个季度的工作进度,以精密的数据统计形式跃然展板之上。如今,为响应最高院发布的三个五年司法改革纲要,绩效考核已经成为法院的一项常态化、制度化工作 [7] 。法院绩效考核“唯量化论”的倾向,将诸如审判质量、审判业务能力等隐性素质项目均纳入量化考核的范围,并不符合司法的固有规律和裁判逻辑 [8] 。对审判效率的推崇,似乎掩盖了对审判质量和审判业务能力的强调。如果说,审判效率还能从一堆冰冷的百分比数据导出,那么审判质量和审判业务能力究竟从何体现?上诉和申诉是当事人重要的诉讼权利,当事人正当、积极行使合法权利,与法官判决的合法性、合理性存在反向关系?诉讼权利是法官赋予公民的重要权益,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法官的合法权力,怎能假以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使或放弃,而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作肯定或否定评价? 法院严密、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将30年前发轫于农村的“承包责任制”,植入行政科层管理制度中,法院在去行政化的呼声中顶风前行,稳步推进行政化。这令笔者不由想起,时下各层级各单位的公务员,他们的日常工作已经不再有一杯浓茶一份报纸的闲暇。他们有的挂着某镇或某乡的领导头衔,却要蹲点密切守候分管村庄的动向。他们有的挂着北京市委某直属机关的荣誉,却往来于熙熙攘攘的中关村大街,通过怀柔或文功武治慑服异见分子。现在才看到,原来法官们也无可奈何,只能暂时放下“正义化身”的姿态,汇入广阔的生活天地,奔忙在维稳的最前线,按照既定的政治逻辑将一切骚动的种子扼杀于破土生根之前。 法官是国家公务员体制中的一员,法官的考察、嘉许、升迁与法官的“审判政绩”密切挂钩。比如,“在许多法院,法官的工作绩效与是否被信访是联系在一起的。哪怕你的判决是合法的,但只要出现对你案件的信访,你就有错” [9] 。 文娱:“红”是永远的主色调 如火如荼的政治生活俨然成为法院里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受制于出勤考核,党员宣誓入党誓词活动,重读M列经典学习活动,几乎每周一次的红色经典影像观摩活动,上座率居高不下。强调对法官的政治素质考核不为过,关键是强调的焦点在哪。法官提高政治素质应有的正确导向在于:有政治意识不是为了更多“干政”,而是为了防止司法不恰当地主动“干政”或防止被要求或被迫更多“干政” [10] 。 事实上,对法官政治素质的要求,超过对法律素质的要求。仔细观察高院对法官的考核内容,不难发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情况,政治上的方向和态度”作为基础性的考核依据,使得“法官法和法官职业道德标准的遵循情况”边缘化,甚至让步于“法院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与同事关系的处理情况”等非与法官审判能力直接关联的项目 [11] 。在当局的思维深处,“才华于文人在其次,关键是立场!立场对了,才华是锦上添花,立场错了,才华则会落井下石。”(《大明宫词》武则天台词)。可以想见,法官为证明自己的能力素质,不得不应付于各种政治学习班,穿梭在日常人际交流的漩涡中。 法院风生水起的文娱活动,“政治正确”仍然在拿腔拿调。“运动会”、“文艺会演”在图文并茂的解说词中,一律充斥着 “正式表述”惯有的正襟危坐式的宣传口吻:“XX活动的蓬勃开展,让XX法院有了良好的院风,从而也带来审判效率、审判质量的显著提高”,法院文化建设活动与审判活动、法官职业素质等职业化内容紧密联系,“政治化”“功用化”态度暴露无遗。 法院大楼:满含深情的设计理念 高耸。宽大。方正。大幅以山为主的浮雕壁画。高院持重典雅的布局,似乎想要极力昭示法律坚如磐石,法院高山仰止,法官执法如山。 高院被围墙和栅栏包围 [12] 。当事人进入立案大厅需要经过一道安检,从立案大厅到法院主体大楼还需要一道登记。法院前门、后门均配有武警站岗。法院为法官提供办公用房、车辆、设备、住房(福利性分房)等。法院大楼内,生活配套设施齐全,健身房、洗浴室、图书馆、理发室和食堂、多功能厅应有尽有。这表明:一,高院仍然是行政传统中的一个单位,而非西方开放式的公共产品建筑。法院的庄重性、威严性遮盖了服务性、亲和性;二,高院和法官审判工作的展开,须依赖行政体系的工作运转机制,频繁与其他单位、部门交通、联系,须获得上级部门或同级人事、组织、警备部门的支持、保护。三,高院生活设施的齐全,在形式地试图打造司法的适度封闭性的同时,强化了法官对高院和单位体制的依赖性。 [13] 三、法官市井化 开庭:迎合当事人的自保之举 立案大厅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和中年人在翘首等待。他们是某劳动争议案的申诉方,两天前接到H法官通知今天来高院。被申诉方(用人单位)的代理人,三个年富力强的年轻人亦同时赶到,他们踏着大步走在前面。老人腿脚不便,由中年人搀扶着缓慢前移,不断向笔者致歉:“他身体不好,走不快。只好麻烦你等一等了”。约10分钟后,来到谈话间门口,中年人问:“今天不是开庭吗”?得知这次“只是谈话,开庭时间再通知”后,中年人面露无奈。原来,老人和中年人家住YL市,距离XA市有上百公里,差旅费是不小的开支,往返一次实在不易。从其衣装判断,他们经济条件不是太好。事实上,即便只须一次开庭,他们至少还需要再费两次周折,才能领到判决书或裁定书(因为,法官很少当庭宣判,即使判决书早已写好,也是择期宣读)。傍晚6点左右,到车站搭回程公交时,恰遇该父子两人也在候同一辆车。此时的XA市,正在仲夏的炎热炙烤中,沉闷、燥热、干渴不输北京最热的时点。老人双眼暗黑,白衬衫已被汗水浸透。父子两个沉默无语,表情凝重。今天的谈话,于他们而言,不知成效如何。 根据诉讼制度安排,高院负责二审、再审的案件,可以选择书面审理或开庭审理。从法官的角度看,书面审理经济、简便、迅速,应当是法官的首选。实际上,几乎每一个二审、再审案件,法官更倾向于选择开庭审理。法官接到案卷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联系当事人到高院谈话(其实,谈话内容往往是对申诉状、答辩状的复述,法官并未获得新信息)。按法官的逻辑,无论有没必要会见当事人,将当事人召集在一起,三方面谈对质,既能从双方言辞交锋中看出底气,也能给当事人一种法官已经用心、尽力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来自当事人胡搅蛮缠、缠诉上访的压力。不过,法官的“自保”之举,有时却折腾了当事人。 裁判:用法律点缀领导意志 两个公司关于欠款支付方式的争议,涉及到4000万左右的纳税额。为保险起见,债权方坚持走正常手续,债务方希望用另外的方式合理避税。但税金由谁承担?当事人都很有背景,一方企业法人代表是人大代表,一方企业法人代表是政协委员。双方互不相让,将关系捅到“上级的上级”、“领导的领导”处。根据上面的精神,法院只好努力做双方的调解工作。最后,庭长在调解无望之下,向上级领导慨叹她只是“一烂屁庭长”,试图躲避执行难以驾驭的“最高指示”。 理论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以及司法官员之间只有审级之分,而没有等级之分。上级审法官并不意味着就是上级法官” [14] 。但是,我国司法系统内对法官级别的精细设计以及“院长负责制”、“错案追究制”、“审判委员会”等制度推行,事实上削弱了法官独立审判的地位。在权力的天平上,官大一级压死人。法官与庭长、院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服从与命令关系,毫不夸张的说,法官实际上首先服从的是上级领导的指示、意见而不是理性与规则。法官只能服从他所属环境约定俗称的游戏规则,法理只是一个结果确定后寻找理由的参考文本 [15] 。没有许可独立的环境,难有坚持独立的意识,奈何强求其作出独立的审判?有时候,上级领导的指示、意志是模糊不清的,“慎办”、“妥处”这样的领导手记,留给法官的更多是惆怅和无助。法官还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揣测、还原、体会领导的真实意志。 难堪的是,为回应“和谐”,法官除对法律绝对信仰之外,必须考虑政治要求和社会呼吁。法官裁判时不得不瞻前顾后、亦步亦趋。因为一个司法上完全正确的审慎决定,在政治上可能显得不那么正确。法官不得不依照现有的制度逻辑和权力话语去思考去行动,同时总是遭到法学界知识精英们的批评和奚落。他们被给予厚望,同时又不被信任。法官两边都要讨好,否则要么在知识上被法律家讥刺和挞伐,要么在舆情中遭受民众的诟病和唾骂。他们的裁判、决定可谓四面楚歌,十面埋伏。 调解率:不停的追逐 H法官主动打电话给某合同纠纷案的上诉人,建议说:“该案并不复杂,涉案标的不算大,希望你们能够调解,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一是可以尽快案结事了。一旦走诉讼程序,没个半年八月,是无法结案的。最好是你们坐下来谈,毕竟你们对事实最清楚。二是如果你们和解了,对我们来说多了一个调解,也是好事”。然后,H法官热情地指导上诉人怎么写撤诉申请和委托授权书,并在上诉人仍然不得要领后,直接口头叙述,让上诉人实录。 在绩效考核制度的压迫下,法官的审判工作一直为调解率奔波,调解率几乎成为一切努力的中心。尤其是面对一些理由明显不足的上诉人、申诉人,法官通常会主动联系,有时可以说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当事人,以期说服当事人撤诉或调解,创造更高撤诉率和调解率。法官本是消极的裁判角色,现在却忙着和稀泥。钟情于“案结事了”的调解,迫使法官追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甚至不惜牺牲法律效果以保证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 当事人:折腾到家 年轻的M法官又到T法官处诉苦:某案当事人多次打电话,要求法官召开听证,最后撂下一句狠话,如果她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我们走着瞧”。就在M法官离开办公室不久,该当事人打电话找到T法官,对该案从另一法官交由M法官承办耿耿于怀(事实上,M法官已经向她作过说明,案件移送是因原承办法官告病假)。该当事人还向T法官保证“绝对没有讲过威胁M法官的话”,并担心M法官审理时,会因为曾经与她的口角而受到影响。T法官告诉她:“法官不是街头混混。如果判案是感情用事,那岂不是人人都能当法官?我们审判是要看证据事实的,不会因为当事人几句话,就判他败诉。如果法官因为当事人态度不好就为难当事人,国家还要法律干什么”?该当事人说想申请M法官回避。T法官让她把书面申请送过来。当事人提出口头申请,担心书面申请对M法官影响不好。T法官说只能写书面申请,当事人再次坚称口头申请,并扬言要给院领导写信。无奈之下,T法官说:“当事人有哪些权利,前期送达的文书上有明确记载,你可以自由行使,我不能阻拦。至于你要申请M法官回避的理由是否充足,我会在接到你的书面申请后,交给上级领导,结果出来后及时告诉你”。当事人期期艾艾,又东拉西扯一通。最后,T法官警告当事人:“你不要再疑神疑鬼了。我们很忙,请不要再乱打电话无故骚扰”。 在诉讼过程中,法官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招呼”当事人。一些当事人似乎紧紧抓住法官“人民公仆”的角色不放,往往对法官提出许多过分要求,不愿配合法官工作,阻挠诉讼程序顺利推进。有些当事人或故意躲避法官,或将法官当做免费的法律援助者(比如当事人喋喋不休,要求法官代读代邮判决书),或视法官为自己专职的文书传达员。有些当事人或通过种种方式旁敲侧击,干扰法官办案,或以语言暴力要挟、威胁法官裁判。在与当事人交涉过程中,法官时刻需要保持国家工作人员形象,不能随便怠慢了当事人。许多时候,想到自己只是一介公仆,为了“当家作主”的“人民”满意,法官们必须陪着笑脸柔声解答,只能在撂下电话后,嘀咕当事人一句“真是不知好歹”解解气。 人情:甩不掉的包袱 T法官最近接到同事们密集而来的电话。原来,高院处级干部竞聘活动开始了。许多参选人纷纷活络起来,到各办公室走动。一天上午,一位年轻的女法官生生涩涩地进来后,一脸笑容:“T叔,这次还望你多多支持”。 T法官:“好的,好的。可惜只有一票,恐怕不起作用吧”。 女法官:“哪里哪里。T叔的支持非常必要,那是基础性的一票”。 T法官:“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票投给谁实际早就有了主意。你放心,肯定会支持作出成绩的同志,不会乱投”。 T法官最后一句话不痛不痒,说完后女法官感到已无继续待在办公室的理由,遂欠身退出。T法官将感慨投向笔者:“你看看,现在的社会风气,不是不好,是非常的不好”。后来,T法官相继以满口应诺“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先后打发走四五位拉票人。 [16] 法官得知自己作为中间人为两边朋友介绍的生意没能顺利开展,颇感为难,于是致电怠惰的一方,言辞恳切:“他是我多年的老同学,你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因为这层关系我才介绍你们认识……”。法官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发出感情通牒,恳请对方“给我个面子”,尽快对积极的另一方做个回应。 法官在市民社会的油盐酱醋和家长里短当中过活,又怎么能完全与人情社会的行动逻辑毫无干系?法官是为政府办事的人,法官是适用法律的官,这些显在的坚硬标签,让法官始终处于普通百姓可欲可求的地位。这就无法避免总有熟人拜托法官施恩给惠。尽管法官对自己的实际地位和权力有清醒认识,但甘苦自知,法官不能拒绝这最正常的诉求,因为他始终要活在邻居、社区和亲朋当中。法官关照为朋友的孩子安排到中院的实习情况,法官受朋友委托将关系延伸到远在新疆高院的同行……在局外人看来,法官不就是在沾公权的光谋私人的利吗?但是,面对当事人满怀诚意的“牛肉干”,法官没有办法摆出森严的面孔拒绝,尤其在当事人自愿撤诉、并非言明“牛肉干”的用意之际,法官又能找到什么合适的理由不予接受?倘若法官一律说“NO”,留住了严明、清廉,却烙下了刻板、冷漠和缺心眼,甚至被疏远、孤立、诟骂。法官与当事人虽然谈不上新交故旧,但诉讼中一来二往,伴随着寒暄、谦虚、感激、再见和试探、推诿、接受,若干次“交道”总是会留下一些“情分”的。法官不是毫无感情的木偶,要求法官完全不理会基本的交流范式,是不现实的。 形象:休闲中有一颗摇滚的心 法官很少穿工作服,只有在庭审或会议的当口,才会临时匆匆换上。凉鞋、短袖和运动裤,法官平时多半素衣素服,鲜见法袍加身或西装革履。宣扬法官精英化、职业化的同时,我们也将法官过度神秘化。实际上,图个简便、适宜、随性,法官宁做最普通的白丁布衣。 从第一眼印象上判断,法官是冷峻肃穆的,不苟言笑。其实,法官们威严的面容下,同样掩藏着娱乐世界的欢心。法官无法抗拒当今网络世界的娱乐刺激,他们需要在枯燥、单调的工作间隙,偶尔找些调剂生活的作料。他们玩网络游戏,乐此不彼,他们看火爆的影视节目,津津有味,他们听动感十足的劲爆歌曲,捂不住心底的摇动。犹记得某个下午,H法官观看《中国好声音》,引得T法官抛下阅了一半的卷宗,一脸好奇,飘出一句“啥这么欢乐”后,点着碎步到H法官处欣赏了好一会。 追求:官本位意识下的精神高地 法官们普遍表示,法官工资至少是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才算合理。S省高院法官的工资大约在4000元左右,正式编制的书记员工资大约2000元左右。笔者办公室最年轻的H法官36岁,西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即进入高院,于一年前从书记员提升为助理审判员。H法官刚刚乔迁至地处黄金地段的新房(市场价10000元/米左右的商品房,以4000元/米的价格购得,面积120平米左右),驾驶价值10万元左右的轿车一部。曾问:“姑且不说法官的工资数额,高院的法官,至少在社会上是很受尊重的吧”。H法官苦笑:“我就是高院的法官,你看我有什么地位”?从他的气势里,可以嗅出他对法官真实地位的不满。H法官还谆谆告诫:“千万不要到法院来。去任何政府部门都比到法院要强”。听闻笔者仍然向往法官职位,H法官摇头:“你们年轻人,非要亲自碰一鼻子灰才知道好歹。我当年抱着和你现在一样的心态,总认为“学以致用”才是最好的出路。可是,当年和我们一起毕业的同学,现在许多都做到“处长”了”。 有福利分房政策带来的几十万元,有中高档住房和汽车,有稳定、体面的工作,在一般意义上来讲,H法官在同龄人中,已经跻身中等收入行列,正在或者已经成为中产阶层。我们看到,他的抱怨,不是物质方面的匮乏。当他与当初相同起点的同学相比时,才会在一堆“处长”“局长”面前感到挫败。法官虽然带个“官”字,并没有带来社会地位的真正提高,法官的职业荣誉感仍然单薄。即便收入稳定、经济中等,法官对法官身份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相当在意。 目前,法官的级别采用两轨制,一个法官既有法官的级别,还有相对应的行政级别。比如四级法官对应于科级,高级法官对应于副处级等。法官在与相同级别的其他政府部门的横向比较中,一旦发现自己的地位在行政人员之下,心理失衡难以避免。这表明两个问题:一,法官对法官身份寄予较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很可能就是他们当初选择法官为业的重要原因;二,法官仍然把自己定位成行政系统当中的普通一员,不自觉的会将自己与同序列的行政执法者对比。法官对法官职位的评价模式,思维深处残存着官本位意识,但希望自己的真实身份在行政官之上。由此看来,贸然取消法官的行政级别,不如在保留的基础上相应提高法官的行政级别,更能满足法官的职业自豪感。 给予法官丰厚的物质待遇,是许多论著强调保障法官独立的必要条件。法官是人,是世俗社会的一份子。法官当然看重工资待遇、福利待遇,追求基本的物质欲求。法官不是普通人,不是公务体系里的普通公务员。法官的知识背景、职业特征、工作性质决定了法官须要有特别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他们有更高层级的精神欲求。由此看来,要求法官有超人的道德品质是没人性的,不对法官提出必要的职业伦理要求是不理性的。       思考:路还远吗 一、司法理念:司法为“民”,更为“正义” 眼下,司法在整体处理问题的方式上,都以恢复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为最终目的。司法的职能更具有意义的是纠纷解决而非实现规则之治。困难的是,在社会变革中,各阶层、各群体人民的利益要求都具有一定合理性,尽管这些利益要求相互冲突,他们都能从中国社会的政治原则和经济规则中不同程度的找到支撑自己利益主张的依据。特别是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主体都可能创造条件,使其处于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地位,并借助于大众传媒的渲染,对司法机构形成一定的压力,以谋求司法对其利益的特别保护。 “司法为民”?问题的症结在于,人民是适合做引证的政治概念,但没有清晰的区分功能。民有良民、刁民、暴民、屁民、善民,“司法为民”为的是哪一类民?“司法为民”为的是人民的哪一类利益?有人会说,跟着民意不犯错。但,民意是躁进的。情绪化的民众诉求,很难允许司法的克制品性在审慎裁判时发挥作用。民意是混沌的。多样化的民众诉求,很难分清哪些是真正裸露的民意,哪些是被过渡包装的民意。民意是流动的。消费式的民众诉求,很难允许司法的权威性保持连贯、统一和稳定。 将司法的目标,紧紧盯住“人民的感觉”、“人民的利益”转,注定司法只会越来越偏离正义。在我们这个礼制发达了两千多年的社会,道统在社会舆论上始终占据最有力的位置,法统的身影则常常隐匿在主流表达的末席。可以说,我们的生活里,善良、美丑讨论的太多了,而真假、正邪被重视得不够。法律是我们辨真假、厘正邪的最可靠的方式,我们需要“通过法律的正义”,而非一味迎合人民的趣味。 决策高层根本不理会法律的真正价值,仅仅把法律当做维稳工具。这才是法官们忧心忡忡,感到失望的地方。许多法官认为:“司法为民”本身是个值得怀疑的命题。在我国正统话语系统中,任何权力的宗旨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逼迫本应居中裁判的司法权,在通往正义的途中背负着沉重的政治使命。司法当局钟情的“胜败皆服”,更是决定了法官的裁判只能是和稀泥。依法判决,不一定是正确的判决。如果判决不能让人民满意,司法权就没有做到“为人民服务”。人民不认可的判决,党政机关就会萌生修正、否定的意向。法官们感叹他们的工作,“与行政官的工作没有多少区别”。 二、调解制度:存在合法,抬高无理 “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这是最高院当前宣示的司法政策。对调解制度的重视,某种程度上是对国外兴起的ADR模式的跟进、回应。不过,国外的调解与我国的调解出发点并不相同。比如,美国法院主张的调解,是诉讼外的调解,故又称“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简称ADR)。ADR的目的是压缩进入法官裁判视野的案件数量,以保证法院有充足资源应对其余待裁判案件。我国的调解则包括诉讼前调解、诉讼中调解和诉讼外调解,贯穿整个审判活动的始终。调解与审判本是定纷止争的两个场域机制,在我国的语境下却都是审判权所涵盖的内容。 [17] 令人不安的是,法院调解应有的功能已有异化倾向,它已经超越了解决纠纷的初衷,背负着社会治理、社会控制、避免信访、法制宣传等行政职能。调解所负载的政治统治的功利意义,超过了司法审判的公正意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这段司法工作评判标准,决定了审判和调解,只能是“和谐”在司法领域的代理人。 [18] 至于调解的缺陷。法院将“调解优先”“发展”到“强制调解”,迫使法官将“调解”作为结案的首选方式。一旦当事人揣测并利用法官不得不“先行调解、在意调解”的心理,就可能以“调解”为拖延手段。如果当事人乐于参与久调不决的闹剧,势必严重影响到另一方获得公正审判的及时性。为追求实现高调解率,法官必然会通过“背靠背”或“面对面”的方式,向当事人传达不同信息,并刻意营造出权利人只能让步牺牲权利的场景,违背了民事法保护权利者利益的立法宗旨。另外,强化调解,赋予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的权力,与民事诉讼处分权原则的精神背道而驰,直接或间接地折损诉讼公正。值得一提的是,调解的非程序性和非形式化特征,以及对证据的漠视,将降低审判使权利义务明晰化的作用,淡化人们交易行为规则化、规范化的意识,从而导致法律虚无主义意识的扩散和蔓延。再者,调解更依赖于经验技巧、威信和策略 [19] ,对法律程序性和实体性知识的专业化要求较低,这就会导致当事人漠视法律的神圣性、质疑法院的公信力和鄙夷法官的权威性。那未,法律、法院和法官,就很难获得全社会的应有尊重。 [20] 至于调解的存废。当然,调解的功能自然不能完全忽视,进而彻底否定。调和、谦让是调解的基本特点。调解的软程序或少程序,使调解具备了将情、理、法溶于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基础,可以模糊事实判定所必须的依据(证据),相较于判决表现出灵活、经济、简便、高效。 至于调解率的高低。严格来说,调解率与法官的业务素质和审判的社会效果并无直接关联。就法官个人而言,让一位擅长审判的法官更多地主持调解,将不能实现对该法官审判技能的充分发挥和有效利用。就案件性质而言,与选择调解机会较多的民庭法官相比,刑庭法官尽管只有判决,但公正审理并不妨碍其成为优秀法官。就争议主体而言,判决一般更适用于陌生人之间,而调解更适用于熟人之间。因此,不能“对各级法院、各地区的法官和同一法院或同一审判庭的不同法官的‘审调比’做出统一的硬性比例,并以此为标准展开评比”。 [21] 即便是调解很有“市场”的民事领域,须知重要的是以当事人可接受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不是以某种我们认为好的方式解决问题。 综上,“调审分离,调审并重”应是法院处理“判决”与“调解”关系的最佳定位。只有遵循司法规律,让多元纠纷解决方式并存、发展,才能给面临不同纠纷的不同群体自由选择解决方式的空间。总之,合理配置和发挥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的优越性,才能让我们在调解与审判的十字路口,不再左顾右盼、徘徊彷徨。 三、信访制度:法治国家必须切除的“肿瘤” 信访是一种权利吗?就当前情势来看,信访不仅是一种明文规定的合法权利,甚至是与诉权并重的权利。信访已经突破了政治愿望表达权的边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请求法律救济权。 “信访制度”的鼓吹者认为,做好信访工作是国家机关实现政治任务与法律正义的有机统一。他们从信访与再审的关系角度,论证得出“信访是发现生效裁判有错的重要途径;信访是检验再审成效的重要形式;信访是监督再审法院、法官的有效方式”。甚至得出结论,“再审以后,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服判,一般就不会再为此而信访。这就说明再审是有成效的” [22] 。 然而,信访“形式上全能”而“事实上无能” [23] 。在集权制度下,由于国家党政机构收集信息的失真和信访人提供信息的失真,信访制度已经远离了旨在沟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设立初衷。就现实中的信访制度来看,其“政治参与功能逐渐萎缩”,“权力监督功能实效单一”,但“权利救济功能扩张过度”。不难理解,全能型政党需要全能型政府,因此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必须将政府打扮成包办一切的国家保姆。“信访”这种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就成为构造国家保姆形象的化妆术 [24] 。而在一个敬畏法律、信赖法院、尊重法官的法治国度,政府无须以包办一切的姿态设置形式上全能、事实上无能的信访机构。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冲突纠纷,应当由法律调整的,交由法律程序调整;应当由行政机构以救济手段解决的,由行政程序循序渐进予以解决;而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人性纠纷,应当由社会自治、市场习性调节的,国家就不再必要为社会与市场越俎代庖 [25] 。可以说,信访制度是当局缺乏法治观念的集中体现。 无论如何,信访制度在当今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宏大语境中,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对泛滥的“信访”不加遏制,可能愈发助长全社会“信访不信法”的势头。因而,在国家的民主转轨和法治推进中,信访是法治社会的制度肿瘤,必须历经一次手术的阵痛而彻底根除。唯此,才能提高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把人民群众的诉求引向正式的司法救济渠道。 四、再审制度:亟待规整的“青天”情结 许多学者已经指出,民事再审制度存在太多缺陷:一是启动主体多元化(最高法院、上级法院、法院院长有权提起再审,当事人可以申诉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抗诉再审),损坏上诉审程序应有的终审程序地位;二是再审程序职权化(法院、检察院可启动再审),国家权力干预私人利益,违背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权;三是背离审判独立原则(法院既是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又是主持再审程序的主体),违背民事诉讼中诉审分离的原理;四是价值标准理想化,决策层对降低再审门槛的功能意义过于乐观(再审程序轻易便可启动,实则严重影响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再审对被动参与的当事人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更耗费了稀缺的审判资源。一方面,二审作出的裁判犹如产品被封箱打包并贴上既判力的封条,再审程序启动,再行开箱修复的陈本,远大于打包之前先行修复的成本。另一方面,再审的泛滥,侵占了一审、二审的司法资源,降低了一审、二审的诉讼投入并影响到司法产品的质量。据笔者观察,高院法官同时承办的案件,三分之二是再审案件。因此,无论从提高诉讼效益还是维护诉讼公正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于强化两审终审制度保障司法正义的基础作用,而不要寄期望于将一审、二审错误裁判的“欠债”留待再审“偿债”。 [26] 五、审判权管理制度:摆脱行政枷锁的桎梏 我国法院的结构形式具备科层制的典型特征,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已经深深地内化在法院的管理模式中。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都无一避免被“行政格式化”。然而,司法权体现的是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科层行政官僚制所体现的是效率第一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法官管理的体制结构决定法官审判体制的运作,审判体制的运作决定法官的思维观念 [27] 。法院获得审判权威,摈除行政权威的影响,是实现司法独立、法官独立的重要一环。 是的,法院绩效考核制度有助于通过调动法官的积极性予以实践司法的能动性,有效地监督和促进法官的办案活动,让法院更好地驾驭审判,提高审判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法院参与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稳定的能力。不过,法院绩效考核方法,必须遵循司法的固有规律和裁判逻辑,围绕审判的业务需要加以设定,而绝不是行政化的、事务性的绩效考核方法就可代替 [28] 。 六、法官社会化:在幽禁与典型之间 司法权的独立公正运作,需要相对封闭、独立、安静、自由的运作空间。但在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中,法官裁判时不得不纠缠于法理与情理、法理与常理的矛盾冲突当中。在行政化、官僚化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中,法官裁判时不得不徘徊犹豫于各种世俗的权力网络空间,不得不周旋于各种需求、建议、指示、压迫、威逼利诱当中。因此,当种种客观因素的合力作用,会逼迫法官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地虚置法律而依政策或环境考虑,因为依法裁判往往意味着更多更大的成本。司法权能的发挥,无法杜绝外界干扰,它从介入矛盾纠纷意欲彰显裁判价值的那一刻起,决定裁判不是法官的裁判,不是合议庭的裁判,不是审判委员会的裁判,甚至不是“依据法律”的裁判。法官对裁判环境“封闭、独立、安静、自由”的追求只得变成一种美好的的寄望了。 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一直是法律学界对法官的主流定位,鲜有学者认识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的局限性。在目前的具体情势下,法院、法官是否有通过法律知识去压制生活知识的足够的合理性?这仍然存在疑问。但可以预见的是,法律的不断精细化和“法律对生活世界大规模的殖民过程中,法官的知识将会越来越与生活知识隔绝” [29] 。 因为,伴随着社会关系的不断复杂化和社会分工的日益专门化,由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将会成为司法活动类型发展的一个趋向 [30] 。但司法的剧场化导致法官的裁判活动越来越不被民众所理解,“以至于,普通的民众每天在各种各样的法律中生活,却似乎又感到法律离他们的生活愈来愈遥远。法律愈来愈变得令人难以理喻,变得隐蔽晦暗,变得“矫揉造作”,愈来愈失去可触及性和亲近感” [31] 。过于强调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则会使司法的职业化不可避免地将司法理性神秘化,造成司法理性吞噬民主性、疏远日常理性。正如波斯纳所言:“直觉难以表述,无偏见并非客观性,而法官无利害关系的直觉常常不能为经验证实或证伪” [32] 。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应该通过自身知识和形象的社会化,将裁判活动至于阳光之下。法官裁判过程的阳光化,有利于消除催生腐败的细菌。甚至可以为法官的独立、公正行使裁判权提供保护,尽量避免法外势利的渗透。 如果社会只剩下法律,是一种深深的悲哀。法官应当深入生活,走出法律构筑的象牙塔,才能呼吸到鲜活世界的生活气息。法官只有积极参与到公众的视野当中,才能正确的为社会对司法的盼望、期冀把脉,跳出法律城堡的桎梏。正是基于对社会生活的感知,法官才可能在法律的缝隙中将生活理性提升为一种法律理性,将生活知识融入法律,让法律与社会生活同步,同时法官的知识得到不断完善 [33] 。 “法律当然要极高明,但更应中庸;要穷极思变,但也不能远离日用常行;要求真,但更要寓俗” [34] 。总之,“法官应具有社会化的特点,了解真实的生活和民情,洞察并把握社会发展的走向,把法律规范置于社会的大框架之中,从而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   [xxxv]   跋 在近距离观察司法环境的过程中,笔者不小心打开了通往司法真实场域的窗户,觑见了最真实的法律、最真实的法院和最真实的法官。它们与法学院和书本上的形象风格迥异,陌生而又似曾相识。法律从“概念”走进“生活”,确有着微妙的距离与互动。 如今看来,“经典论文”上大声疾呼、奔走相告的方案策略,愈发表现出其改善现状的苍白无力;课堂内外与师友津津乐道的评头论足,往往不及生活更能了解现实的真正需求。吊诡的是,这些宏大理论华美空泛,却又确有不断提出和深化的必要。 不照顾现实的理论呼吁,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梦呓。我们的目光不能仅仅放在理论界对概念定义的精雕细琢,自说自话,还是要回到司法实践的最前线,搞清楚司法的真正困难是什么,以及克服困难的真正途径是什么。因而,制度如果不能融入社会,只能算是精美的花瓶。当它不及一个丑陋的破盒更便于盛饭,被遗弃和忽视就是正常的。我们能谴责用食的人品味低下不懂花瓶的精美?我们能诅咒花瓶的设计者浪费资源造出“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事实上,用食者取实用而弃精美,设计者重精美而略实用,是适应现实最为理性的选择。通常,旁观者似乎因为距离而获得真理,却因距离而失却真实。实用与精美的裂缝背后,隐藏着什么?找到填补两者之间鸿沟的宝物,才是我们确定前行的基本方向,既而专注于精打细磨具体方法的出路吧。 法律、法院和法官,都有说不尽的牢骚,都有很受伤的理由,都有很委屈的苦衷。它们都身不由已,在隐性的和显性的诱惑、威胁当中,苛求它们绝对忠贞不渝有点勉为其难。社会要求它们有所作为,但是面临着诸多制度环境和现实难题的深重束缚。法律理想和社会现实存在较大脱节,法律真谛和生活要求相顾无言。 阵痛与欢乐伴生、迷失与希望同在、困惑与释然共路,法律及法律人在转型中国的大舞台里,既承载着普罗大众的无限期望,亦负担着重塑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困难很多,形势严峻。法治任重道远,法律人必须锲而不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正视真正的困难,法律人扭转法律、法院和法官集体失语的尴尬境地,才会更有力量。 总结:法学院教会我们仰望星空,始终秉承对法律的神圣信仰和对法治的无限期待。S省高院教会我们脚踏实地,懂得如何策略地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性。   【附日记一则】 幽院 这是一个明媚的早晨。坐在六楼的办公室里,目光恰能平行遇见窗外舞动的国旗。在微风中的这一抹鲜红,时而舒展,时而卷缩。 这是S省高院,S省境内守护全省公平正义最权威的一道防线。它是庞大的,稳固地屹立在古都XA市正在倾注热情开发的新区。在离它百米开外的地方,密集的高档建筑群为它围出一道美丽的弧线。“Q江首座”,巨幅招牌诱惑你知道这里正面临着资本的新一轮兴风作浪。 清晨干净的天空下,一片黑白相间的帷幔,抖动着,瑟缩着,试与国旗翩翩起舞。国旗脚下,矗立着威严的士兵。他们年轻的脸庞,绽放出这个年龄少有的刚毅、自豪和威仪。他们在共和国的旗帜下,严肃地打量着那些黑白的条幅,和条幅下老老少少的人们。 嘶哑的电话铃音,将我的目光拉回窗内。放下听筒的那一刻,兀然有股机械的疲惫感,转瞬即逝。窗内是法。窗外也是法。只是窗外那些黑底白字勾兑出的一个个“法”,是“法的悲鸣”不是“法的圣谕”,是“法的挣扎”而非“法的力量”。因恐惧麻木而生一种深沉的悲哀,害怕它吞噬,可我惊慌地发现,我拒绝它的来袭又盼望它的填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正站在一块坚实高地的中央? 振作。桌案上厚厚的文书,在面无表情的盯着我。它们给我预留了几块空地,等着我将一堆由文字和数字串联起的符号描绘。这些苍白的纸张,在经过几道工序后,将被我烙印上代表高院的红色印戳,然后凝聚了一股神秘的力量,奔向这个世界特定角落里的人们。我赋予了这力量吗?我不由得一怔,恐惧感再次袭遍周身。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究竟做错了对的事,还是做对了错的事?我顿时困惑,并困惑不已。     一阵喧闹过后,燃烧了一天的烟灰缸冷灭了,兴奋了一天的电话机哑掉了,躁动了一天的大楼安静了。像蜂窝一般环环相扣的网格状办公室,几分钟前还生龙活虎,突然间窒息,没了招摇和生气了。 回望高耸的高院,沉默着,不断腾起神秘的气息。天色越来越暗。 夜,来了。    注: [1] 特别说明:无引经、无据典,本文并不试图做理论推演,无访谈、无问卷,本文亦无意从社会学或统计学的角度做分析归纳。另,文中所叙现象,范围仅限笔者耳目所及,不能代表和反映当前法律、法院、法官的整体全貌,望阅时自酌。 [2] 在预设着“圣上英明”的民族传统心理中,信访人往往首先将走访对象确定为主管机构和主管官员的上级机构和上级官员,甚至是中央机构和中央领导。 [3] 孙大雄:《信访制度功能的扭曲与理性回归》,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 [4] 王信芳:《民事再审制度功能实现的路径思考》,载《法学》2009年第10期。 [5] 背景介绍:该案争议主体一方系房产开发公司,另一方系改制中的集体企业。房产公司与集体企业磋商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以实现集体企业的有效改制。协议中约定房产公司提供资金,集体企业提供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在双方第一次磋商后,土地价格猛涨。在进行第三次磋商时,集体企业增加合作条件,房产公司同意,但集体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意见不一。于是,房产公司与集体企业67名职工中的42名签订《联合开发协议》,并加盖集体企业公章(事后查明系集体企业管章人员私自行为)。集体企业法人代表拒绝签字。在诉讼进行过程中,集体企业法人代表另与提供条件更优厚、回报收益更丰富的其他房产公司签约。 [6] 补充说明:在S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SX年鉴2012】中“司法交流”部分,特别提到全省法院积极开展国际司法交流工作,全年接待了哥伦比亚法官代表团来访18人。接待最高法院、北京等兄弟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和同志来S考察共173批次1342人次。其中最高人民法院34批306人,外省法院70批750人,副部级以上领导17批138人次,副厅级以上领导67批14 0人。在“涉诉信访和审判监督”部分,指出S省法院“办结率8 5%,超额完成全年化解70%的目标”,全年共接待处理群众来访1010人次,同比下降16.46%;全省涉诉进京越级访5 35人次,同比下降14. 3%。 [7] 补充说明:绩效考核的对象主要是法官,考核内容和项目主要涉及审判效率的指标(立案与结案率、平均审执限、当庭宣判率、调解率、执结率、执行标的额到位率等)、审判质量的指标(立案变更或撤销率、上诉率、二审改判率、发回重审率、再审改判率等)和审判业务能力的指标(处理案件能力、庭审能力、裁判文书制作能力、调研能力等)。 [8] 沐润:《法院绩效考核机制的评析及其完善》,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3月第2期。 [9] 张永和:《民意并不天然与司法为敌》,载孙笑侠主编:《转型期法治报告》(2009年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181页。 [10] 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11] 沐润:《法院绩效考核机制的评析及其完善》,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3月第2期。 [12] 补充说明:西方的法院建筑,通常区分的是法官办公区、审判区和公共生活区,一般民众通过简单安检即可进入办公区和生活公共区。这表明:一,法院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二,专门隔离出法官办公区,以显示法官的独立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具体参见吕芳:《中国法院文化研究》,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13] 吕芳:《中国法院文化研究》,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14] 蒋剑鸣等:《转型社会的司法:方法、制度与技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37页。 [15] 王申:《司法行政化管理与法官独立审判》,载《法学》2010年第6期。 [16] 据了解,有的法官明知道竞选成功无望,仍然要参加竞聘,为的是避免落下被领导批评不够上进的口实。 [17] 吕芳:《中国法院文化研究》,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18] 李喜莲:《法院调解优先的冷思考》,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2期。 [19] 正如苏力所言,调解有、却不完全是技术或知识问题,调解需要调解者本人具有某些特质,比如年龄、性别、耐心、气质、阅历、道德权威、体察社情和当事人的心思、语言生动富有感染力、善于发现隐藏的利益、会替当事人算账、善于提出各种安排,以及在不违反社会基本公正和情理的前提下适度的“不依法办事”等等。 [20] 李喜莲:《法院调解优先的冷思考》,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2期。 [21] 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22] 高洪宾:《信访制度与再审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第04期。 [23] 在当代中国的盛世观中,信访只能是党政机构“天听聪明”的姿态化方式。 [24] 任剑涛:《信访制度是否适应时代潮流》,载《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期。 [25] 任剑涛:《信访制度是否适应时代潮流》,载《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期。 [26] 王信芳:《民事再审制度功能实现的路径思考》,载《法学》2009年第10期。 [27] 王申:《司法行政化管理与法官独立审判》,载《法学》2010年第6期。 [28] 沐润:《法院绩效考核机制的评析及其完善》,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3月第2期。 [29] 左卫民:《在权利话语与权力技术之间》,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30] 舒国滢 :《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一个符号学的视角》,载《政法论坛》,1999年03期。 [31] 舒国滢 :《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一个符号学的视角》,载《政法论坛》,1999年03期。 [32] [美]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33] 左卫民:《在权利话语与权力技术之间》,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34] 王纳新:《法官的思维:司法认知的基本规律》,法律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299页。 [35] 王晨光:《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及其局限》,载《法学》,2002年第06期。     (采编:周拙恒;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独立影像>第二十七期:彩虹下的爱 <玉衡>父亲的铁西区 谁是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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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视点>第二十七期——让我们失控的那个岛

    让我们失控的那个岛       在岛上,在陆上   不久之前,我国14名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却被日方扣押。这一事件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全国各地纷纷爆发反日游行。然而,在一些地方,本来强烈的爱国情怀却在不理智的群体行为中发展为恶劣的打砸事件,使无辜的国人蒙受巨大损失。回顾中国群众游行示威的爱国史,就会发现类似不理智爱国事件比比皆是。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某些国人屡屡在“爱国”的同时伤害自己的国家呢?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群体事件往往会在自我发展中失控?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存在的情况吗?在社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的当代,这种群体的“无意识失控”状态又该如何解决呢?本期七星视点,将带您以钓鱼岛事件为例,放眼全球,追溯历史,同您一起探讨。     2012年8月12日,14名保钓人士乘坐“启丰二号”从香港出发,计划登上钓鱼岛宣示中国主权,在国内引来一片叫好之声。15日,保钓人士突破日方的重重阻拦,成功登岛,并把国旗插上了钓鱼岛。而日方以“非法入境”为由扣押了这14名保钓人士及其船只,并将其移送冲绳本岛进行审查。审查期间,保钓人士收到不公正对待,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登时为国内群情激奋的保钓反日情绪又添了一把火。   抵制你的东西!   杨永新V :  抵制日货!转//@詹海玉 :# 抵制日货 # 日本对中国依赖程度现在很重,特别对中国市场依赖,如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如6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如一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将面临崩溃.抵制日货考验的就是你那爱国心.近日台海局势严峻,小日本还不断插手.愿意就转发,不愿意就无语看看就行. 张静 :  用我们的实际行动# 抵制日货 # 吧,索尼、松下、佳能、三洋、夏普、东芝、本田、丰田、三菱、马自达、日产、铃木、富士通、奥林巴斯、富士、卡西欧、尼康、理光、味千拉面、三得利啤酒等等,把你知道的日货写下来,一块转,一块抵制! 林久飞 :  # 抵制日货 # 早就应该抵制日货了,如果你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炎黄子孙的话请拒绝日货,因为你每花100元人民币买日货就是等于给日本人送去4颗打我们的子弹或者是十几张窜改历史的纸!那我们还下贱要去买日货吗?只要每个中国人一两年不买日货,我敢保证所有的日本人就要过来跪下求我们了否则就要饿死。     随着微博战火的燃烧和国际形势的紧张,国内的保钓行动不断升级,全国各地爆发群体游行示威保钓运动,就在深圳,数千群众走上街头反对日本人扣押保钓人士。一些群众难以控制情绪,竟然打砸同胞开的日系车,甚至冲进日系店面进行打砸,本来“爱国”的行为,却导致了无辜群众的重大人身财产损失。 在街头上,被民族情绪冲昏了头脑的人们忘记了打砸他人合法财产是有违道德和法律的,忘记了这些挂着日本牌子的东西也是同胞用辛勤工作换来的,忘记了在浓烈的爱国情感之外那个叫做“理性”的东西。     在网络上,一些人们“用脑子爱国”的理性呼吁也被淹没在一片群情激奋的叫嚣声中,一些有理有据提醒大家要冷静思考的文章亦是收效甚微。人们一夜之间对于一切与那个东洋岛国沾边的东西都深恶痛绝,仿佛对日货的唾弃就发泄出了那股不能马上拿起武器保卫钓鱼岛的憋闷。   这是我们所在的群体   保钓游行中的打砸事件的发生,既有群体运动的本身特征,也有当代中国的现实特点。法国的著名心理学家同时也是群体心理学开山鼻祖的勒庞曾在《乌合之众》( The Crowd )里如此描述群体的特征:“不论什么个人,仅仅因为进入群体本身,就无一例外得表现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 也就是说,群体并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群体具有它的每个成员都不具备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往往在低级别进化形态的种群中常见,比如:原始人、儿童、老人甚至是野兽。任何聪明、文明、理性的人可能仅仅因为进入了一个群体,就表现出异于往常的群体性特质。群体可以让人极端野蛮,比如向来以礼貌谦和文明的大和民族进入群体后变得嗜杀;群体亦可以让人变得高尚,比如革命群体中人可以为了一句口号慷慨赴死。 那么,群体的什么本质特征对钓鱼岛游行打砸事件起到了影响呢?   ·群体的无异议 单一的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批判思考,但是群体并没有批判思考的能力,群体只能接受极端的观点:完全支持,或是完全反对。 群体的无异议特征使得此次游行运动出现了极端的现象—全盘否定日本。理性的个体会进行批判思考,知道钓鱼岛事件是国家之间利益博弈的行为,其本身牵扯的道德成分并不大,且钓鱼岛事件也是日本政府的指向性行为。但是国人在置身于一个群体环境中而自然产生的无异议特质则导致了要否定就全盘否定的激进情绪——许多反对者甚至辱骂侮辱日本普通国民,贬低日本国民素质,全然不顾日本的国民素质一向是受到广泛认可的。   ·群体的情绪化 不论多么理智的个人,一旦进入群体就会呈现出低级进化形态的特征——情绪化。形成群体的个人会感觉到势不可挡的力量,使他敢于发泄自己的原始欲望,而作为个人时,他却不得不对这些欲望做出克制。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单个的个人即使也对日本扣押保钓人士的行为很不满,但是他们不会去做出打砸这种事情,因为人作为理性能力相对较高的物种,具有克制自己的能力。但是人到了群体中时,就会丧失这种能力,从而使群体事件往往向极端情绪化的方向发展,而“法不责众”的特点又加剧了这种情绪。因此,当那些打砸的人静下来回到家时,其实也会觉得不应该打砸,因为他们又变成了理性的个人。 其他几乎所有的群体事件都表现出类似的特征,比如前段时间的海南嬉水节性骚扰事件( http://news.163.com/12/0823/14/89JMKJGF00014JB5_2.html ),一群本来可能文质彬彬的人成了群体后变得丝毫没有克制能力。   ·群体的低智商 单个人的智力水平有高有低,但是不论什么人,一旦进入群体,都会表现出低智商的特点。这种特点往往表现为群体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推理,只把表面上相似的事情联系起来。比如打砸丰田车和打日本其实只有表面上的联系(都含有“日本”这个符号),并没有任何的内在关联,打砸丰田车反而是对国人造成损失。这种只把表面特征联系起来的特点也出现在一切低进化形态的种类中,比如原始部落中人们杀了骁勇的敌人就要把他的心脏吃掉,他们认为吃掉了骁勇的人的心脏也就具备了骁勇的能力。 在打砸事件中,其实群众打击的不是日本人的利益,反对的也并不是日本产品,他们打击的只不过是一种代表着“日本”的符号,但是因为群体的低智商特点,就无法分辨这种区别。 以上所叙述的群体特征并不是仅限于钓鱼岛游行示威的群体,而是一切的群体都有这样的特征—不论是平民群体还是高智力社会精英组成的群体,都难免表现出低级别进化形态的特征。 因此,很多人呼吁游行示威、爱国的群体要“理性爱国”、“冷静客观”是几乎不具备实现可能性的——如果一个群体能够理性了,那么它就不是群体了。   这是我们所站立的中国   那么既然群体无一例外得表现出不理性的特征,是不是所有国家的爱国运动都像当前中国那样夹杂着打砸等害国行为呢?是不是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这样呢?是不是爱国行为就无法有序合理了呢? 通过和其他国家以及历史其他时期对比,我们发现,群体的不理性是可以合理引导的也是可以预测的,群体行为在合理得引导下可以表现得有效有序:   ·对比: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民众并无暴力行为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来到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有人甚至带了帐篷,并打算长期坚持。他们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 然而这些示威者并没有出现冲进银行、打砸银行家车辆的行为,他们自始至终都坚持非暴力的原则,意图用合理抗争来得到政府支持。   ·对比: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成功抵制了英国殖民统治 甘地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并没有采取起义等暴力流血的方式,而是通过领导民众进行合理的抗争,以最低的代价,争取民族独立。甘地有效发挥了群体不理性特点的优势—能够被灌输信仰,因此这些群众具备了强烈的信仰,并得到合理得引导,最终形成了成功的抵制。   ·对比:100年前国人抵制日货运动,和今天相似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也发生过多次抵制运动,其行为表现与今天的群体运动有相似之处,把对于国外人的仇恨转嫁给国人。比如鲁迅先生曾经写到:“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剚刃。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 那么为什么国外有些抵制运动要不取得了成功,要不就并没有发生伤害国人的事情,而中国的某些群体运动却往往以纯粹发泄群体情绪为目的,结果不但达不到效果,反而有损国人利益呢? 这既有当前中国社会群众组织现状的原因,也有事件本身的原因。   ·中国缺乏民间领袖和完善的民间组织系统,难以有效组织群体运动 当代中国的各项制度限制了民间组织的发展,也限制了民间领袖的出现,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抗议”这样的字眼。但是实际上不论什么什么运动,自发状态是很难成功的,缺乏组织的群体运动往往靠一时的冲动引导,这就注定了难以坚持和成功—有些人打了别人的丰田车,再用自己的索尼相机拍照留念等,回家后还是继续买日货;同时也注定了群体的无序性增大,演变成暴力等恶劣事件的可能性增大。而反观其他成功的群体运动,无不是有明确的组织甚至是精神领袖,包括甘地、马丁路德金等,甚至是香港的抵制国情教育运动,也有明确的社会团体来进行组织。   ·中国普遍缺乏坚定的原则和信仰,崇尚“相机而动”,这就加剧了群体运动的混乱、无序和冲动 相比于西方人,中国人往往考虑利弊、权宜而不是原则和信仰,而利弊、权宜等情况是随时改变的,以利弊、权宜等为中心就难免加剧我们的冲动、多变、不坚定等特点,从而使我们的群体运动表现出不利特点:受一时冲动影响较大,容易失控;无坚定信仰支持,“相机而动”的心理让群众运动难以持久如一。 反观西方成功的群体运动,往往有一个单一的坚定信仰作为支撑和凭借一切行动的原则,比如马丁路德金时的“平等”的信仰。   ·国内群体运动直接作用对象是国内,群体运动要有明确的目的:要国内的谁去做什么 群体运动很难直接作用于国外,即使是旨在对于国外势力的运动,也是间接通过国内势力来作用。比如马丁路德金时的群体运动目的是要挟国内政府努力实现黑人白人平等,甘地的运动是要求国内殖民者给予独立和自由,五四运动时要求国内政府抓汉奸、拒签二十一条,香港抵制国情教育是要求当地政府给予思想自由等等。 而对比之下,我们的保钓游行运动口号是要求日本离开钓鱼岛,而这样的口号不论多么响亮,跨越500多公里的大洋之后传到日本,声音也小了很多。也就是说,不论我们怎么闹,只要政府不出面,日本几乎很难受到威胁。我们作为普通民众,最好的针对外国的方式是向本国政府施压,因为民众并没有外交权和外交能力。 因此,群众的诉求在得不到诉求方(日本)的积极响应情况下,就把这种仇恨转嫁给了国内,做出了伤害国人的事情。   总结:什么样的未来   自由和民主是世界大势,群体运动也会越来越频繁,那么在当代中国,我们怎么才能进行更加合理的群体运动呢?对于上述的中国某些群体运动失败的原因,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认为,中国当局应该清晰认识到群体运动在历史担任重要角色的作用,综合采取多种方法,积极引导: ·不要一味采取说教的方式倡导“理性爱国”,群体如果理性了,就不是群体了,应该着力于更加有效和关键的解决方案。 ·对待激烈的群众运动要通过采取引导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以暴制暴,用强力制止。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带来更多问题,正如甘地所说, “以眼还眼,世界只会更盲目”。 ·更加注重民间组织的发展,民间组织要去行政化,注重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民间领袖。政府不论具有多么庞大的规模,始终是触角有限,而如果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力量,很多群体运动都可以得到合理的引导,以避免好事变坏事。 ·应该更加注重信仰以及原则体系,使中国人讲原则。胡适曾经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因此,注重民众原则感和普遍信仰的建立,推行普世价值的观念,方是解决当前越来越失控的群众问题的根本之道。     (编辑:李靖 责编:高琦琛)     您可能也喜欢: <独立影像>第二十九期:生活,而已 <七星百科>第二十九期:养老保险制度 <七星百科>第二十六期:美国高考制度 <七星百科>第二十一期:英国议会 <七星百科>第四十期:下流社会 无觅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二:《赛德克巴莱》——纯爷们的故事

“这就是台湾的历史。所以台独分子说:‘我们天赋人权要自由要独立,神圣不可侵犯!’,大陆说:‘这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妈的我要打死你。’两边都他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高山族的原居民是什么心情啊?从山上往下一看,妈的两群疯狗,是吧。还他妈的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对神圣最大的亵渎,是吧。有没有可能还给他?现在汉人在那儿已经比高山族还多啦,这个也不可能还。所以正视历史保持心态健康地面对国际事务,是吧。”     电影里的台湾之二: 《赛德克巴莱》——纯爷们的故事   文/ 马军(国立台北大学)     这是我来台湾看的第一部电影。 我自诩对台湾了解很多,但是在得知这部电影之前,竟然对雾社事件一无所知,这让我感到非常的羞愧。这是一个非常悲壮的故事,我想通过这部电影,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我们先来聊聊这部电影。我拿到台北大学的offer之后,告知了我的朋友安宇。安宇回邮件的时候,跟我说到了台湾一定要看这部叫做《赛德克巴莱》的电影,并且给我讲了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故事:2003年,一个还没有出名的叫做魏德圣的导演就曾经想筹拍这个故事,于是他自筹了250万台币,拍摄了一个5分钟的短片。并且拿着这个试拍片四处展演筹钱,希望能够筹集到两亿新台币,来支持整个片子的拍摄。显然,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手笔的对电影的投资,魏导的筹资也一直不顺利。一年以后,他将这个试拍片上传到网络,希望能够通过小额募捐的方式获得这个片子的资金,然而如此筹钱的速度显然慢的无法让人等待。 于是,魏德圣暂时放下了这个片子,在2008年拍摄了著名的《海角七号》,这个片子不仅狂扫5.3亿台币的票房,而且还使魏德圣获取了极大的名声与自信。于是他决定在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开始拍摄《赛德克巴莱》,边拍摄边筹钱。所以,若大家听过这部电影,或者关注过魏德圣的新书的话,你就会大概了解,魏德圣拍这部电影之时,大概想的,全都是钱。 当然,这部片子最后还是拍出来了,台湾政府先后补助了上亿,魏德圣也通过朋友筹集了不少资金,我记得这里头还有周杰伦的钱。从1996年魏德圣开始接触原住民的故事,到2011年这个片子上映,15年的时间,魏德圣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我不太敢说这是一个台湾梦的典型故事,但是他至少能够证明,台湾,是一个可以实现梦想的地方。也最终证实了一个道理: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 我看了这个故事,似乎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初陈德森为了筹拍《十月围城》,也是前前后后筹备了十年。虽然《赛德克巴莱》、《十月围城》这两部电影和一切电影一样,都有不完美甚至拖沓、穿帮的地方,但是喜欢没事儿找事儿的我,也始终没有尝试去挑剔这两部电影。因为有诚意的电影,不管内容题材是什么,坐在荧幕前的你,总能感觉到心血熬出的味道。据说这部电影5月份会在大陆上映,我衷心的希望我的朋友,能够花钱买票去影院支持一下这部电影,这是一部真诚的片子,值得花时间去欣赏。 这部片子在台湾分成上下两部来上映,总长应该超过了5个小时。但是在大陆上映的会不会是完整版,这个我现在还不敢确定,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为了配合主办方的时长要求,导演就曾经把这部片子剪成了2.5小时的版本,我没看过这个版本,不知道剪掉的一半场景是哪些,但是大陆上映的版本应该会剪掉很多砍头的场景,因为实在太血腥了,当然,也有可能不会剪掉,因为毕竟电影不是3D,砍头也不是画裸体画儿,观众应该不会伸手去摸前排观众的脑袋。 原住民:台湾真正的主人 在台湾,经常听到四族融合,这四族,指的是四个族群,也就是原住民、客家、本省人以及外省人。然而按照大陆“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的分法来分呢,台湾只有两个族,汉族(客家、本省、外省)和高山族(原住民)。其实到底应该叫高山族,还是应该叫原住民,我想,最精彩的论述,应该是罗老师永浩的一段话了: 是吧。说说台湾的历史,台湾本来是谁的?是不是中国人的?什么他妈的神圣不可侵犯,那是台湾土著人的,跟印地安人一样。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生活着一群善良而又落后的土著居民,他们在那儿过着男耕女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直到几百年前,停了几艘大船,下来一帮面目狰狞的坏蛋,叫做汉人。一上岸,见到土著落后,上去男的杀女的抢,房子烧光,杀的这帮人屁滚尿流,打不过吗,落后!全躲到深山老林里,不敢下来。于是我们祖先哈哈淫笑,给他们起个名叫“高山族”。台湾来的高山族你不要管他叫高山族,会生气的。他可能到了中国落单了不敢怎么样,但心里是生气的。你管人家叫:‘啊,欢迎高山族的朋友’,是吧。他心里想,你他妈的才高山族呢,又不是猴子,为什么在山上过?是被杀上去的,不敢下来了,然后给人家起名叫高山族,还有比这更缺德的吗?全都一样,是吧,正视一下。我给你们讲的不是什么反动材料,任何一个图书馆,研究台湾史的图书馆一查全都查到,根本就不需要借助什么海外的东西。我也不敢拿海外的东西到班上讲,免得有人说我思想政治有问题,是吧。我不用,就国内的资料就足以证实了。 这就是台湾的历史。所以台独分子说:“我们天赋人权要自由要独立,神圣不可侵犯!”,大陆说:“这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妈的我要打死你。”两边都他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高山族的原居民是什么心情啊?从山上往下一看,妈的两群疯狗,是吧。还他妈的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对神圣最大的亵渎,是吧。有没有可能还给他?现在汉人在那儿已经比高山族还多啦,这个也不可能还。所以正视历史保持心态健康地面对国际事务,是吧。 好,我又激动了,又激动了,就是这样,是吧。这就是你们理解的神圣不可侵犯。 其实在台湾,高山族和原住民并不完全是等号的关系。台湾的政府将非汉族的人分为原住民而原住民又分为高山族和平埔族。然而由于历史的关系,高山族这一称号正如罗永浩所说,的确带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色彩,所以基本上也就不再使用,而是以“山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来代替高山族和平埔族的说法。并且政府在政治上会给原住民进行特别的保护,比如在台湾的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会特别为平地原住民和山地原住民各留出三个名额,仅允许原住民身份的公民进行竞选,以保障原住民的参政议政权。这跟大陆的人大代表一定要有一些是少数民族代表一样,为的都是表面上的公平,在大陆最出名的台湾原住民立委应该就是高金素梅了,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就是她代表高山族在鸟巢跳舞,把场内的民族,凑成了56个。当然,台湾的代表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至于咱的代表嘛,呃……这个……也是选出来的,嗯。 如果分得再细一点的话,台湾政府把台湾的原住民还分成了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卑南族、鲁凯族、邹族、赛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以及撒奇莱雅族及赛德克族等14族,若是算上平埔族和南岛民族,则有16族。现在台湾所有的原住民加起来有49万人,占总人数的2%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具体的分布如下: 阿美族:阿美族分布在中央山脉东侧,立雾溪以南,太平洋沿岸的东台纵谷及东海岸平原,大部份居住于平地,只有极少数居于山谷中。范逸臣、张震岳就是阿美族人,萧敬腾和罗志祥也都有二分之一的阿美族血统。 泰雅族:泰雅族分布在台湾中北部山区,包括埔里至花莲连线以北地区。《赛德克巴莱》莫那鲁道的扮演者林庆台虽扮演的是赛德克族,但是他是泰雅族人,张雨生、徐若瑄、言承旭、周渝民等艺人,都有泰雅族的血统。 排湾族:排湾族以台湾南部为活动区域,北起大武山地,南达恒春,西自隘寮,东到太麻里以南海岸。尤秋兴和颜志琳是排湾族人,好吧,我知道大家对这两个名字陌生,我错了,他俩的组合叫做动力火车。 布农族:布农族分布于中央山脉海拔一千至二千公尺的山区,广及于高雄县那玛夏乡、台东县海端乡,而以南投县境为主。唱《千年等一回》的高胜美,就是布农族的。 卑南族:卑南族分布于台东纵谷南部。张惠妹就是卑南族的人。 鲁凯族:鲁凯族分布于高雄县茂林乡、屏东县雾台乡及台东县东兴村等地。梁文音有一半的鲁凯族血统。 邹族:邹族主要居住于嘉义县阿里山乡,亦分布于南投县信义乡,以上合称为「北邹」;而分布于高雄县桃源乡及那玛夏乡两乡者,称之为「南邹」。若没错的话,美如水的阿里山的姑娘,说的应该就是邹族姑娘。 赛夏族:赛夏族居住于新竹县与苗栗县交界的山区,又分为南、北两大族群。北赛夏居住于新竹县五峰乡,南赛夏居住于苗栗县南庄乡与狮潭乡。 雅美族:又叫达悟族。雅美族分布于台东的兰屿岛上的六个村落,为台湾唯一的一支海洋民族。 邵族:邵族分布于南投县鱼池乡及水里乡,大部份邵族人居住日月潭畔的日月村,少部分原来属头社系统的邵人,则住在水里乡顶崁村的大平林。现在还有七百多人。 噶玛兰族:噶玛兰族,过去居住于宜兰,目前迁居到花莲和台东。 太鲁阁族:太鲁阁族大致分布北起于花莲县和平溪,南迄红叶及太平溪这一广大的山麓地带,即现行行政体制下的花莲县秀林乡、万荣乡及少部份的卓溪乡立山、仑山等地。 撒奇莱雅族:撒奇莱雅族的聚落主要分布于台湾东部,大致在今日的花莲县境内。 赛德克族:赛德克族的发源地为德鹿湾(Truwan),为现今仁爱乡春阳温泉一带,主要以台湾中部及东部地域为其活动范围,约介于北方的泰雅族及南方的布农族之间。2008年才成为第十四个被台湾政府正名的民族,目前台湾的立委孔文吉就有赛德克族的血统,赛德克族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不用说了,就是带领族人出草发动雾社事件的莫那鲁道。 雾社事件:彩虹桥的那端有祖先 台湾用的钞票叫做新台币。面值最小一块,最大的两千。币值分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和五十元的硬币,以及一百、两百、五百、一千和两千的纸币。据说还有五毛的硬币,我没见过,可能是因为五毛们都在大陆忙着发帖,不流通了吧。 这些钱里,五百的纸币画的是台湾少年棒球队,一千画的是台湾的小朋友,两千画的是高科技中华卫星。除此之外,基本上都是政治人物的画像,不是蒋介石,就是孙中山,只有20块硬币上刻的是莫那鲁道的头像,可见莫那鲁道在台湾史上是多么著名的人物。(这里插两句闲话,二十块的硬币和两千块的纸币都很少见,二十块为什么很少见,我不清楚。但是据说两千块的台币之所以少见是因为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受贿只收现金,所以贿赂者为了减轻重量,送的都是两千块的,所以两千块的纸币据说都在阿扁家里的茶叶罐里,市面才会很少见。当然这只是江湖笑谈,基本上就是个谣言。而台湾贿选严重的时代,曾经有小朋友帮忙选举的说法,所谓小朋友,就是一千块纸币上画的小朋友图案,意味用钞票贿选。) 言归正传,为了避免剧透,简单的说说雾社事件。雾社是一个地名,现在在台湾中部的南投县,事发当时归台中管辖。因为雾社四周环山,中间溪水流过水汽较重,所以常年起雾,所以清朝就有“致雾社”的称号。那里生活着民风彪悍、以打猎为生的赛德克族。通往雾社的路上有一个关口叫做人止关,顾名思义,是一个咽喉要地,交通不便。所以,雾社一直是汉人不及之地。赛德克族人在这里按照“Gaya”,也就是族律进行生活。赛德克族的族律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的总和:男人负责打猎,并且要保护自己的猎场不被外人占有,而且还经常侵袭别人的猎场以获取猎物。赛德克人有比较血腥的一个规定,就是男子必须砍杀其他部落的人头才能算成年的标志,成年之后可以纹面,之后才能娶妻。若未能纹面,死后将不能通过彩虹桥到达祖灵之地,而成为孤魂野鬼。 日本在1895年占领台湾之后,便把台湾当做殖民地进行资源的开发,雾社地区因为盛产木材和樟脑,所以便被日本人盯上。日本在开发雾社周边林地的过程中,对原住民采取的是压制和挑拨的政策,一方面高压统治奴役山民,一方面利用原住民不同部落之间的矛盾对山民进行统治。所以这就激起了当地原住民的极度不满,然而一直碍于日本军人警察的强大实力而隐忍不发。日本人为了展示自己的巨大实力,曾经把莫那鲁道等原住民头目带到日本参观军校等军事地点,以实力恐吓原住民头领。 然而火药桶都有爆发的那一天,导火索往往都是小人物,比如基层警察或者城管。突尼斯一个城管查了一个大学生的摊子,阿拉伯就春天了;台北一个城管查了一个老太太的摊子,台湾就二二八了。日本的一个小警察打了莫那鲁道的儿子,然后雾社事件就爆发了。 在莫那鲁道族内的一个婚礼上,莫那鲁道的儿子塔达欧莫那向日本警察吉村敬酒,结果吉村嫌弃塔达欧莫那手脏,不仅没喝酒,还拿棍子打了塔达欧莫那,结果吉村就被赛德克族人海K一顿,负伤回家,并且上报上级。莫那鲁道出于对部落安全的考虑,率儿子去向吉村道歉,结果吉村不仅不接受道歉,而且故意夸大上级的处理方案,将“口头训诫”夸大为要把莫那鲁道一家抓起来坐牢。结果莫那鲁道定下心来,准备出草。 1930年10月27日凌晨,莫那鲁道率领族人及其他同盟部落原住民在起雾时杀进日本举办的运动会现场,杀死一百多人,重伤26人。出手快捷,目标明确,死者除了两位是身着和服的汉人以外,全是日本人。日本军方震惊,派兵进入山林与原住民作战,原住民且战且退,利用山林地形与日本人游击。最后日本人于11月5号开始,使用违反国际公约的新型毒气弹,才逐渐获得战争优势,赛德克族人或战死或自缢,莫那鲁道杀死自己孙子妻子,焚烧尸体之后,饮弹自尽,1933年遗体才被发现,并被日本人做成标本展示。1973年才埋回雾社长眠。 我在台湾翻阅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曾经发现有几本书的说法是,雾社事件是台湾高山族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行为,是中国人民抗日史的一部分。当时我很惊讶,不知道为何这件事跟爱国有啥关系,后来发现,那几本书是大陆的几个学者写的,恩,难怪。 这件事发生在日本占领台湾35年后的1930年,距离日本离开台湾,还有十五年的历史。在这三十年里,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政策就已经有了效果,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就已经悄然发生了一些的变化。以雾社事件为例,在死亡的人里,有两个人,一个叫做花冈一郎,一个叫做花冈二郎(电影里也有这个情节的设置,演员许诣帆还因为扮演花冈一郎获得了48届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 ),他们两个不是兄弟,也不是日本人,都是赛德克族人,但是已经皇民化,在日本警察局做事。事发之后,他们两个自杀,而且花冈一郎还是以日本人的方式切腹自杀。一边是祖灵的召唤,一边是大和子孙的荣耀,原住民身份的花冈一郎困境如此,平地的汉人则就更可想而知了。 下一篇,我将通过《多桑》这部电影,讲一些关于日本统治台湾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采编:姚昕毅;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一:《一八九五》---孤儿的第一滴眼泪 <北辰·且调鼎去>君子远庖厨 《北辰》复刊词 高中时代,某种隐喻 回归婴儿——武士,彼岸的姿态 无觅

<开阳>隐喻和威权

支撑我们前行的,不该是“他们没有好下场”,而是“我们没有好下场”。不是邪不压正,而是不抗争就暗无天日,不是口水和隐喻,而是分析与事实。中国的抗争,善用外部机遇,却忽视内部结构,缺乏一个累积的学习曲线,是一种基于路径依赖的机械借用。而韧性的制度,则利用巨大的权力和资源优势,通过妥协,收编,审查等手段,积极主动地进行策略创新。在我们寻找隐喻并为此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制度创造的模式在悄悄地自我调整,并试图赶上民间的自学速度。     隐喻和威权   文/赵蒙旸(香港中文大学)       “独裁者都没有好下场。”每当暴君们以各种窝囊的姿势倒下或即将倒下时,都会出现这句经典感慨。还有人会给全世界落难兄弟们排序,拟定出解救的时间表。我们都在玩一场竞猜游戏,定时炸弹将会在何时何地爆炸呢?这类话语的潜台词是,独裁者的命运都是注定的,注定会出现一个作为导火索的临界点,你不努力,别人会努力,所以他早晚会完蛋。 拉斯韦尔说过,管理公众的恰当方法是坚持强调我们事业的最终胜利。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统治者对公众的操纵,也适用于公众对统治者的想象,两者都一样有害。为了验证我们事业的最终胜利,人们坚持搜寻着各类隐喻,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种。 一种是不利于制度的隐喻。京城的大水让我们找到了证据:它是中国神话即将终结的隐喻,制度与其吹鼓手将毁于一场史无前例的洪水。奥运开幕式是伦敦人对北京的尽情嘲弄,运动员受处罚是举国体制的自食其果。甚至英式幽默,都可以反衬出中国文化对于创造力的扼杀。类似的论调其实很好仿制:越是将自己放在大国的宏大叙事里,越是骨子里的小国,这样的国度脆弱而易死,在偶发事件前如同保温箱里的初生儿。换言之,任何一次对现状的羞辱,都可以为制度的坠落背书。 炮制隐喻是种政治正确,深究话语则要冒一定风险。特别当谈论中国的特殊国情时,似乎会和环球时报体绑在一起。媒体的渔网一过滤,奇观效应一登场,现存的问题都变成一个模子做出的成品,解决工序就像凉拌番茄一样简单。如果你插话说凉拌番茄只是表面现象,或者红烧肉的工序也值得研究,轻则被打回学术象牙塔,重则被各种罪行标签砸中。然而中国的很多问题,又确实只此一家,绝无分店。很多人把普世的价值和差异的现实当成了同一种东西,似乎对于后者的深究必然是对前者的否定。 看到制度无能的同时,还要证明自己的成长,所以另一种隐喻就关乎自身。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抗争政治中间,大小灾祸面前,民间的私力救济总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合作和冲突,本来就是生物界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的本能,甚至都不为人类所特有。然而正常的人类行为,却一次次被拔高成自组织能力的提高,公民意识的觉醒,是“自由,市场,财富”的衍生品。 人们的道德和公民意识并没有提高,而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被诱导出来的特定的行为。在另外的场景下,同一批人完全可能作出令众人不齿的表现。1964年,纽约姑娘吉诺维斯在38名直接目击者的旁观下被暴徒杀害。事件刚发生后,媒体也大肆批驳美国白领的道德沦丧,但后来的实验证明这其实是心理学上多元无知效应的体现。以此类推,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突发灾难下的冷漠与温情,集体行动中的理性与暴力,也多半和文化没什么关系,而只是恰巧满足了某些心理机制和博弈结果出现的条件。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复杂系统里,各种情况都会发生,某种程度上说,只要不是太过离谱的假设,几乎都能找到一两个例证。经济学家阿塞莫格鲁说过一句玩笑话:很难想象还能提出一种没有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文献某处的关于民主化或民主巩固的看法。这话看似夸张,实则是事实,因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各种结果确实都发生了。比如在压制程度与抗议水平的关系上,针对不同地区的经验调查发现,有时候低程度的压制激发了抗议,高程度的压制浇灭了抗议;有些时候高程度的压制在短期内有效,长期看无效;又有些时候低程度的压制就成功消解了抗议。如果你抱定了一种观念不动摇,很有可能到处都能看到支持这种判断的证据,但问题是,你看到的只是部分事实。对于隐喻来说也是一样,它表达的观点也许没有错,但很可能其代表性和适用面都是很小的。 支撑我们前行的,不该是“他们没有好下场”,而是“我们没有好下场”。不是邪不压正,而是不抗争就暗无天日,不是口水和隐喻,而是分析与事实。中国的抗争,善用外部机遇,却忽视内部结构,缺乏一个累积的学习曲线,是一种基于路径依赖的机械借用。而韧性的制度,则利用巨大的权力和资源优势,通过妥协,收编,审查等手段,积极主动地进行策略创新。在我们寻找隐喻并为此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制度创造的模式在悄悄地自我调整,并试图赶上民间的自学速度。 绝对的威权主义做底色,一定的文学素养做基础,点缀上绵绵不绝的吐槽热情,隐喻的流水线上永远不缺新产品。人类是多么喜欢以小见大的生物,一场大水袭来了,一场抗争兴起了,一个政权倒下了,我们的想象力就开始裸奔了。遗憾的是,事实上我们的胜算没有任何变化。       (采编:楼杭丹;责编:楼杭丹)     您可能也喜欢: 北斗电子书推荐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一贯伟大,而又一贯平庸的独裁者 <摇光>信息、理性与心灵——从信息量角度出发浅谈影响个人思想观念的因素 <天权>性爱小说:消失的鬼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宗教离我们有多远? 无觅

<开阳>信息透明是抗争制度化关键

无法绕开的现实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抗争行动还将继续增加。执政者需要了解的是,绝大多数抗争是基于具体的可见的利益诉求,是一个地区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特定支持的下降,而国人对于制度的普遍支持,依然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正是在这样一种差序政府信任的格局下,抗争性政治的制度化才既有紧迫性又有可行性。制度化后的抗争既不会挑战到根本制度,又可以有效化解矛盾冲突,也为中央观察地方提供了一枚透镜。     信息透明是抗争制度化关键   文/赵蒙旸(香港中文大学)     反觇这几年的群体性事件,媒体和意见领袖在事后总结的时候,在抗争的一方上,一般会突出公民社会的发展,民主意识的萌芽,在政府一方,则会强调公信力的下降,刚性维稳体制的弊端。这是绝大多数事件的共性,也能够反映网络舆论的正常走向。但这些静态的结构分析面临三个主要的缺陷:首先,它没法描述具体的抗争过程的多元和差异;其次,它没法解释,在同样的结构条件下,为何有些抗争形成了官民互动的良性协商过程,有些则落入了暴力镇压与流血冲突的渊薮;最后,对公民社会等大词的使用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浪漫化倾向,浪漫化一个地区的民众,浪漫化年轻人的勇敢,浪漫化整个抗争过程,问题意识被抒情文字所取代。 理解当前中国的抗争性政治,应该秉承多元的视角,既要静态剖析,又要动态勾勒,既要立足本土,又要目观国际,既要有普世的情怀,也不能丢弃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公民社会视角的得失   当我们谈论公民社会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有观点认为,非政府组织是推动公民社会的重要角色,有的观点则指出,公民社会是历史演化出的一种结果,是无法靠一群人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也有研究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寻求量化公民社会的办法。不管怎样,公民社会的强弱确实对一个社会抗争的程度和模式有着深层的形塑作用。 针对剧变后的东欧社会,政治学者达伦多夫曾提出著名的民主化“三种时钟”理论:在变革发生之后,政治家和律师的时钟是最快的,他们几乎能在一夜之间起草新的宪法;经济学家的时钟其次,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的轨道;而公民社会时钟是最慢的,如同磁场一样缓慢地调节着深层的文化传统。著名社会运动学者,政治过程模型的提出者道格·麦克亚当也试图在自己的理论中植入一种文化的取向,他将民众的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看作社运兴起的关键:面对扩大了的政治机遇,依靠内生的组织和网络,行动者还需要的是寻求改变的意愿,以及把握这种机遇的能力。不仅是个案研究,更大范围内的总体调查也证明了文化的作用:从亨廷顿到英格尔哈特等一系列转型学者的研究显示,在对权威的崇拜、传统价值观、自我表达价值观等多个方面,国别差异非常明显,且与社会的经济水平和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公民社会也好,民主文化也好,是否可以成为解释目前中国社会抗争模式差异的主框架,是值得商榷的。针对中国近些年的抗争为何屡屡陷入暴力维稳的怪圈,一些学者会从公民社会发达与否来解释,比如有观点就认为沿海城市的公民社会较为发达,抗议处理更容易走向理性协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避重就轻,忽视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公民社会的概念不管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存在分歧,是个很难量化的对象。对其进行量化的尝试也有,最著名的是莱斯利·萨拉蒙的全球公民社会指数,它涵盖非营利部门的规模、可持续性、影响力三个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十四个二级指标。但遗憾的是,萨拉蒙进行的只是国别分析,且暂未将中国纳入其中。其次,就整体的文化价值观而言,地区间的总体差距正在缩小。互联网的赋权作用保证了至少在信息的获取上,经济不发达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接收到和经济发达地区一样的资讯。最后,正如上文所言,公民社会是个静态的概念,不适用于动态的过程分析。事实上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浅层的社会网络和策略使用比深层的公民文化更具有决定行动成败的意义。文化的视角当然不能抛弃,但这是一个宏观和长期的变化,套用在微观和短期的分析上不太合适。 所以,动态视野下的抗议政治学有更强的解释力,它甚至可以被看做一个单独的变项,揭示出静态条件下无法显现的问题:包括复杂系统中各个要素间内在的关系,突发事件导致的各种可能等。这也是事件方法分析优于结构制度分析的地方。   抗议社会学在中国   笔者认为,如果将抗争过程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博弈,则更能以差异而非共性的视角来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 这里首先要提到一个“抗议招募”(Protest Recruitment)的概念,按照西方抗议社会学的视角,公民仅仅认同一个行动的理念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被组织者所招募,才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运动。而公民是否选择加入某个特定的行动,取决于其门槛(Threshold)。门槛的概念最初由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于1978年提出,他在论文中对其的定义是:一个人会看到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才会采取相同决定;这一点是此人净效益超过净成本的门槛。     门槛概念提出三十多年,在多个学科领域中得到了运用,这其中就包括传播研究。去年末,《自然》杂志下的科学报告网站公布了牛津互联网中心和萨拉戈萨大学的合作成果,研究人员对2011年5月西班牙抗议的数据挖掘显示,成功的网络抗议招募过程大致包括三个阶段,首先需要的是广播站式的人物,在单向关注网络中,这些人物通常有大量的关注者,而很少关注别人,表现为很高的节点中心度。这些人物发布的消息随后被门槛较低的”招募者“所转发和评论,造成了招募爆炸(Recruitment Bursts)的效果。第三步是最关键的阶段,低门槛的用户招募到了大量中间门槛的个体,拥有人数优势的”散布者“将消息从小集团带向大社区,完成抗议的大面积传播。 然而,虽然传播规律是互通的,中国的大多数事件无法享受到如此畅通的传播渠道,具体的传播路径也容易发生畸变。以上月发生在四川什邡的抗争事件为例,我们看到,一场典型的邻避运动,在得不到事前有效动员的情况下,演化成了当地政府的强力维稳,其与上段所提到的西班牙抗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传播路径。西班牙抗议由于经过了充分动员,在政府选举前就越过了传播的引爆点,达到了关注的最高峰,从而给了执政者很大压力,逼迫其做出让步。什邡的抗争在事前的传播非常不充分,甚至可以说是滞后的:钼铜项目开工典礼后的三天时间里,什邡人向微博名人发出的求救没有获得回应,所有的讨论都局限在本地范围内。确切地说,直到流血抗争的图片被参与者传上了微博,传播的引爆点才在线上出现,整个网络的招募爆炸才得以实现。一言以蔽之,西班牙人是先动员后抗争,什邡人则是先抗争后动员。 事前动员的弱势,取决于很多原因。从地理上来看,什邡地处内陆省份,又是县级市,没有大量居住于其中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内生组织强度较低,缺乏北上广等地密集而丰厚的博弈资本。其次,由于官方的事先阻挠和各个击破,民众间基于共同责任与风险的内部信任网络(Trust Network)难以搭建。第三,外部支持网络稀疏,缺乏来自其他地区的声援。 抗议政治学中有个经典概念叫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根据其提出者彼得·艾辛格的界定,就是在相异的政治环境下,行动者实现利益的可能性存在差异。在中国语境下,如果行动者的政治机遇结构欠缺,他们的抗争途径将大大萎缩,行动主体一腔愤懑,却有心无力。一方面,为了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扩张议价(Bargaining)空间,行动者不得不放弃对安全等因素的考量,将对峙引向冲突,将冲突引致暴力。另一方面,由于行动者资源的匮乏,官方往往高估自己的控制能力,低估镇压的成本,也更倾向于无原则地对一切挡道之人采用极端手段。绝望的行动者加上愚蠢的当政者,共同将事件推向暴力的深渊。震撼的流血场面,确实也带来了极佳的情感动员效果:残酷现实加上集体记忆,将国人愤怒的泥沙全都淘洗到了情绪的表层。 由此可见,当前抗争滑向暴力的趋势,更多是博弈双方力量悬殊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在尚有行动空间的前提之下,官民之间的力量越悬殊,传播的滞后效应越明显,暴力出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当然,也无须对此趋势过于绝望。艾辛格的“政治机遇结构”基于他对美国都市族裔抗议的考察,他在研究中同时发现了后来称之为“抗议的悖论”的现象:在极度不开放和极度开放两个极端上,都不容易出现社会运动。如果政治环境达到理论上的完全开放,民众没有必要通过抗争手段来争取权利,而如果环境绝对压抑,抗议则根本没有萌芽的可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抗争数量的增加,行动模式的多元,解决方式的迥异,恰恰说明了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政治机会结构虽然呈现出一种梯级分布,但总的来说一直处于“在路上”的前进状态。因此,我们也可以总结出目前地域抗争频发的深层动力:政治机遇结构处在从绝对封闭走向绝对开放的进程中,这种基于中间的游离态是中国抗争性政治的基本土壤。   走出滑向暴力的恶性下旋   目前需要警惕的是,民众的抗争行为和官方的回应策略,在相互演化影响的过程中,不是学会如何进行对话,而是复制如何使用暴力,最终走进一个恶性下旋。 在研究西方的社会运动时,学者们都会强调“制度化”的重要性,即民主国家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开放公共空间,重构了民间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将随机的,特定的抗议方式转化为有序的,固定的模式。社运从一颗威胁国家的手榴弹,变成了抒发不满的安全阀。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化后的抗争演化为一种心照不宣的表演:行动方如何选定路线,如何呼喊口号,如何提出诉求,管理方如何控制人数,如何出示警告,如何平息骚乱,都有一套事先确定的规范动作。随着抗议次数的增加,双方对彼此也掌握得更为清楚,信息上的盲点越来越少,一切都在行动主体的预料之中。 由于转型社会利益主体的丛生性和多元化,中国社会已不可能浇灭所有激发抗争的因子,留下的道路,只有一方面开放传统政治空间,将不满吸纳进传统的解决模式,一方面寻求将抗争政治常规化、制度化。而信息透明不仅可以扩展传统的政治管道,也是抗议制度化的第一步。信息的自由流动带来的不只是民众信息拥有量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为共识的达成创造条件。人类有着天然的交流欲望,当信息阻滞时,民众就会自发地创造以谣言和小道消息为代表的信息黑市,并逐渐形成信息获取的路径依赖,如果多数民众都将“不真诚”当做政府的头号标签,对话的平台已经被拆毁了。 遗憾的是,遇到传播失控的情况,上层的第一反应总是会诉诸审查,去干扰甚至切断传播链条。事实上,正是信息的封闭会在抗争群体中制造绝望的情绪,逼迫他们采取极端手段来实现诉求,从而使得本来非政治的维权运动和邻避运动走向激进化。不少经验调查也证实了这个假说:在对穆巴拉克主政期间埃及抗议的研究中,耶鲁大学研究生哈桑普尔通过建模计算发现,干扰网络和通讯设施不仅没有平息抗议,反而使得抗争程度和社会不安大大加剧了。相反,没有审查和干扰的完全连接状态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局势的稳定。 如果说信息透明是消弭暴力的一贴良方,社会网络则是抗争传播的关键。麦克亚当认为社会运动传播的类型、速度和程度都依赖于内生网络的强度和广度。由于地域间在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政策导向等方面的不平衡,内生网络间的差异不可能完全消除,内生组织的建立和孵化肯定有快有慢。但是这不妨碍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组织倡导。长期来说,要获得有利的动员结构,还需要通过社区营造、媒体赋权、公民教育等方式,降低公众主观参与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一个范围内所有成员的平均数,更多要看这个群体中的门槛分布:拥有不同门槛的个体的数量对比。在传播的策略上,则必须关注先抗争后动员的滞后传播现象,通过寻找传播中的关键节点等办法,尽力提前传播的引爆点。事实上,一个充分的事前动员,非但不是鼓励对抗,反而对博弈双方都有好处。地方政府与民众间的力量差距越小,就越有可能建立相互间的威慑平衡,越有可能诉诸谈判桌而非催泪弹,越有可能找到危机解决的良性机制。     无法绕开的现实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抗争行动还将继续增加。执政者需要了解的是,绝大多数抗争是基于具体的可见的利益诉求,是一个地区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特定支持的下降,而国人对于制度的普遍支持,依然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正是在这样一种差序政府信任的格局下,抗争性政治的制度化才既有紧迫性又有可行性。制度化后的抗争既不会挑战到根本制度,又可以有效化解矛盾冲突,也为中央观察地方提供了一枚透镜。在此共识下,讨论制度化的前景绝不是空中楼阁:信息透明、社会网络、传播策略,构成了抗议制度化的三个支点,是未来抗争性政治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采编:楼杭丹,责编:楼杭丹)     您可能也喜欢: 本期主题:抗争 <摇光>网络时代的信息摄取 <摇光>信息、理性与心灵——从信息量角度出发浅谈影响个人思想观念的因素 <七星人物>第二期:周菁——间隔年:转变的思想 天下大风——关于山西王的抗战记忆 无觅

<七星百科>第三十八期:体育商业化

    体育商业化       体育商业化   体育商业化就是指以竞技体育为主体的各类体育运动,采取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以获取最大利润作为推动和发展体育运动的杆杆。     目录   1、主要表现形式 2、奥运商业化案例 3、正面效应 4、负面效应 5、参考资料 6、延伸阅读     1 主要表现形式 1、以投资的方式经营某一运动项目。企业或公司法人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独立地将竞技体育中的某一具体运动项目作为投资对象, 并按照企业化的管理与经营模式来设计、投资、流通、经营与管理等,如足球中超俱乐部、CBA等是当今竞技体育商业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2、以合作的方式赞助某一体育赛事。大量、精彩体育赛事的追踪报道及长时间、频繁的电视滚动转播,客观上为商家提供了扩大企业知名度、展示产品品牌的绝妙平台,同时也为商家对竞技体育赛事的不断介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体育赛事的市场化运作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 3、 以广告利润回馈的方式盛邀体育明星。竞技体育明星,如奥运冠军等,因其具有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和众多的追星族而成为企业或商家猎取的对象。一些企业或商家基 于营销战略的需要而大打“明星”牌,以巨额广告利润回馈的方式盛邀体育明星作为企业产品形象的代言人,直接参与到企业的商业营销活动中,是竞技体育商业化 的又一主要表现形式。   2 奥运商业化案例 1、历届商业化程度 奥运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四种渠道:政府资助、社会捐助、发行彩票和商业性收入: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世界体坛最高竞技水平的奥运会越来越像一个 充满商机的大市场。卖主是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组委会,而电视转播权、门票和赞助权,成为其招财进宝宝的三大渠道。奥运会电视实况转播源于1936年第11 届奥运会。随着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全球直播,电视转播权成为奥运会的最主要经济支柱。门票也是奥运会的一大经济来源,价格高低得考虑举办国观众的承 受能力。雅典奥运会,组委会提出“平民化”思路,即要让更多希腊人能够走进奥运会赛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获取赞助的成功。坚定了国际奥委会在出售赞 助权方面的改革思路。 2、商业化弊端 世界各国的诸多大公司也纷纷在奥林匹克公元和赛场馆 安营扎寨。亚特兰大市还以300美元~20000美元的价格,向小商小贬竞售临时营业执照,弄得大街小巷到处是眼花缭乱的摊位和不绝于耳的吆喝声。各大电 视网转播比赛实况时,没完没了地插播广告,奥运会俨然成了商业海洋中的“孤岛”。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大会混乱的交通。尼加拉瓜和美国的棒球赛由于交通车影 响。比赛被迫推迟45分钟。英国、法国、乌克兰等国的赛艇运动员因为班车误时,被迫在奥运村拦截一辆大客车。警察干预也在所不顾,而这辆车本来是送生曲棍 球选手的。有人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对赚钱的兴趣,远远胜于对参赛选手的关心。 3、“蒙特利尔陷阱” 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出现10多亿美元亏空的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15天的奥运会使蒙特利尔负债长达20年。人称“蒙特利尔陷阱”。蒙特利尔市从l 940年起就多次申办奥运会,终于在1970年获得了第21届奥运会的主办权。为了办好这届奥运会。组委会开辟奥林匹克中心,新建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 行车赛场、奥运村等设施,并采用了许多高科技成果,但由于加拿大经济萧条,管理不善,使这些工程的费用一再追加。原计划28亿美元的主体育场竟耗资58亿 美元之巨,组织费用也从原计划的6亿美元涨到实际的7.3亿美元。这使得蒙特利尔奥运会债台高筑,不仅影响了加拿大的经济发展,而且也使奥林匹克运动受到 沉重打击,使得准备申办1984年奥运会的国家纷纷退出。蒙特利尔奥运会最初预算和实际投入相差太大——几乎相差10倍,致使奥运会主办城市陷入经济陷 阱。而这也给以后的奥运会主办城市敲响了警钟,合理利用奥运资源、避免盲目投资是主办城市必须事前考虑清楚的。 4、汉城的成功 回 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1988年汉城奥运会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韩国以奥运会为契机,跨入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汉城奥运会提出的口号是“世界走向汉 城,汉城走向世界”,当160多个国家的体育官员和运动员汇集韩国时,它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韩国自己多年通过外交、新闻等手段所做的宣传,特别是世界 几十亿人通过电视看到了韩国的现实发展,韩国获得的精神收益是无法用金钱和数字采计算的。汉城奥运会成了韩国企业的最佳广告平台。据统计,奥运会的召开为 韩国带来了近70亿美元的生产和销售额。韩国的出口得以扩大,同其他国家的双边及多边贸易额也迅速增加。同时,汉城奥运会还为34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这 一点尤其表现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行业。汉城奥运会最值得借鉴的是它在城市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汉城被汉江一分为二,在类运会举办前南、北两地发展极不 平衡。通过把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放到并不发达的汉江北岸,使得两地的发展趋干平衡:在奥运会举办之前,汉城的汉江上只有两座大桥,奥运会之后20多座大桥横 跨在汉江之上:城市结构的平衡对于其后的经济发展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3 正面效应 成功的商业运作模式给体育事业带来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赞助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商业化的宣传也提高了体育项目的知名度,扩大了公 众参与和群众参与。就以姚明为例,姚明被成功塑造成为中国篮球的形象代表,让中国人更热衷于关注和从事篮球运动。假如没有宣传与比赛转播,他的影响力将不 会这么大。 另一方面,体育商业化也给竞技体育界带来了巨大良性效益,一方面商业化使盈利成为现实,出现了开展体育活动的浪潮,职业联赛也接 二连三的出现。另一方面,广泛的商业宣传也让体育运动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逐渐成为一项公众化的事业,群众基础不断扩大。而且,如此高的公众关注程度和 日益良好的收益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成为职业运动员,兴旺了竞技体育。对运动员来说,杰出的一部分会成为体育明星,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更多的运动员也能得到 更高的收入,这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运动员的处境,也创造了优胜劣汰、相互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些对发展体育活动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4 负面效应 1、 对违禁药物及禁用技术的使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促进药物学及医用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为体育领域禁用药物及技术手段的研制、开发与 使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重大体育赛事奖牌获奖者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物质刺激,又时刻诱惑着一些惟利是图者使用违禁技术来获取奖牌或取得优异成 绩,加速了卖方市场的形成。 2、对维护良好的体育道德行为构成巨大冲击。竞技体育发展中所形成的体育精神和优良体育道德风尚是一种宝贵的社 会财富,已成为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凝聚力和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强大的精神动力。而竞技体育商业化对维护良好的体育道德行为构成了巨大冲击。一些从业人 员抵不住的诱惑,心理失衡,或吹“黑哨”,或打假球,或服用违禁药物等等,这种种有悖体育道德精神的行为, 一方面严重破坏了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的良好的竞赛环境,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负面影响。 —————————————————————————————————- 5 参考资料 (1) 竞技体育商业化对其发展的负效应及对策研究 (2) 浅谈体育的商业化进程 (3) 体育商业化探讨 6 延伸阅读 (1) 举国体制是体育商业化的障碍   (助理:高丽 编辑:白告 责编:董宸)     来自 北斗网 旗下连接七星百科栏目   关注七星百科   如果你喜欢七星百科的话,可以采用以下的方式关注我们: 关注 瓢虫君 、 瓢虫妹 关注 北斗网 、 北斗网新浪微博 更多 七星百科词条     您可能也喜欢: <玉衡>荒庭初雪兮心底哀:读《十三夜》 <七星说法>第三十八期:管中窥豹:从台湾进口美牛案看台湾民主政治的一个侧影 <七星说法>第三十七期:中国运动员权利保护 <七星说法>第三十七期:刻章救妻的北京爱情故事 恋·慕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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