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

记者：我想就从《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开始，比如文章中提到您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是现实吗？以您的学识为什么您会成为中国的非主流？作为非主流，您在中国遭遇了什么？ 余杰：关键我们要讨论什么是主流社会，在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中，整个社会舆论应该是一个多元状态，所以不应该只有主流的声音而没有非主流的声音，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健康的社会，而不是对和官方有不同看法的观点就进行打压，甚至用非法手段打压。最近这几年，我在中国的遭遇，除了我被媒体全面封杀，不能在任何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出版我的著作，即使是别人的著作中点到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不能出现，一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恶劣，一直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我遭受了非法软禁，绑架，酷刑等等，这恰恰说明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活力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相信认同接受我的观点的人，都比接受和认同《环球时报》的这位”单人平”要多，我在被中国封锁的”博讯网”有个人文集，点击量就有七八百万，如果在自由的社会，我的观点能够得到自由的发表，我能够和”单人平”辩论的话，我深深相信，我的观点会被大多数中国同胞接受。 记者：文章也说您出走美国对你个人来说解脱，您的离开是解脱还是无奈的选择？ 余杰：这次选择到美国我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也是很痛苦的思考后才最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本身是不愿意离开母语写作的环境，前几天我到国外访问时，也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说如果我的生命安全还有保障的话，我会留在中国。这次是我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我在海外发表文章这仅存的一点自由也被剥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才选择离开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说明中国被一个政党、特权利益集团所绑架和奴役，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国，未来真正实现了民主自由的中国，象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重新回到中国。 记者：文章中说您去美国是逆向而行，认为中国现在向世界自由开放，您怎样评论中国真正的现实。 余杰：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反差，很多海归会回到中国，也很多西方的政客、商人、大公司等到中国并被中国所吸引，这种吸引是一种利益的吸引，中国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成熟的规则和制度的限制，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迅速的赚很多钱，但是这样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否对中国好？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所谓的经济的飞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模式后面是中国环境的急剧恶化，两三亿的农民工权利被践踏，对能源的消耗和浪费，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全世界被中国吸引和看好中国，只是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未来中国发生大的动荡、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象我这样热爱中国的，真正要把中国往民主宪政道路上推动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最近两年来，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比如最近这几个月，我的朋友廖亦武、张大军、张博树等他们都离开中国，这反衬出非常可悲的中国现实。 记者：这篇文章中也说您早年的成功代表中国没有禁锢自由，您早年的”成功”下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现在与以前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余杰：我1998年发表第一本书《火与冰》，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这是”八九民运”之后第一个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政府要作出相对开明的姿态，当时有个”小阳春”的说法，1998年的时候，新闻出版的控制相对放松，在这样的契机下，我的书得以出版，而且在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的背景下也受到非常大的关注，那一代的很多大学生都看这本书，但后来舆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到了2004年后，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很多人都在憧憬”胡温新政”时，我就敏锐的感觉到一股寒流，04年后我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任何一本书。从我个人的遭遇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的变化，尽管在”胡温时代”，经济在继续发展，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对不同声音的打压上，比起江泽民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文章中也使用了极端自由主义者来定位您，甚至还会预见您在美国将更加极端？您如何回应，接下来怎样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 余杰：这说明评论者完全不知道我的思想立场，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其实我所批评的对象里面，除了象中国专制政权以外，我也对西方自由主义有很多严厉的批评，我所要做的是把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在美国是比较接近共和党的理念、在英国是接受保守主义的理念，这些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我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与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并不矛盾，我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下一步在美国的这些生活之中，除了批评中国以外，我对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很多现实，提出批评性的看法来，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以独立的身份来批评当权者； 下一步我也会写作和出版在国内很难出版的书籍，比如说我前面两年来一直在写作的《刘晓波传记》，这也是刘晓波的妻子委托我来写的、唯一一本经她授权的《刘晓波传记》，因为在此前的四年时间里面，我们一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所参与的所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活动，我都有参与，我这本书中有相当多的第一手材料，刘晓波虽然获得了诺奖，但他也是差不多十年来获得诺奖得主中，包括他的同胞和全球其他人最不了解的一位诺奖得主，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更多的向大家介绍他的生平、作品、思想，我也相信他的思想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对未来他成为中国的曼德拉式人物抱有巨大的希望。 记者：与出走对应的是归来，您是否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中国？ 余杰：这不能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在我离开中国前一天，北京市国保最高头子和我见面，最后那一刻他才答应放行，但他也给我很多恐吓，他说：你在海外不要以为就真的获得了自由，你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能够回到中国来，这是很荒谬的现实，这样一个政权绑架了中国，我作为一个公民，《宪法》赋予了我自由出入这个国家的权利也被他们作为一个筹码，我个人是盼望中国社会早日发生变化，刘晓波先生被释放，我希望回到国内，可以和他一起办一份报纸、一份刊物或办一所大学，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记者：最后如果请您对这篇评论的作者”单人平”说一些话，您想表达什么？ 余杰：他甚至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来发表文章，他只是来代表《环球时报》和《环球时报》背后中国官方中最僵化、最坚硬和顽固的那一部分人的观点，这样的人在未来的民主自由的中国，他会为曾经所作的恶劣的事情付出代价，甚至会被送上审判席，来承担法律责任。 采访记者：吴雨 责编：洪沙 来源：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672285,00.html

八九民运若重演 中国军队将如何？ 记者: 燕青 | 华盛顿  2011年 2月 02日 图片来源: AP 埃及军队不镇压民众示威 分享 新浪微博 豆瓣 腾讯 人人 易网 推推王 聯合 网絡書簽 搜狐 开心网 Facebook Yahoo! Buzz Google Buzz Twitter 埃及发生大规模抗议以来，埃及军队的反应，一直是举世关注的。中国内外的人士从埃及的局势所联想到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假如今天在开罗等地发生的抗议发生在北京的话，或者说1989年中国的抗议活动发生在今天的话，中国的军队将如何表现？ *让人回想89年* 美国理士满大学(University of Richmond)政治学系的主任教授王维正(Vincent Wei-cheng Wang)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几天开罗街上的情形，很难不让人回想到在中国，差不多21年前，类似的画面，那就是1989年天安门的运动。” 中国军队在1989年6月对抗议示威民众开了枪，这已经写进了历史。到目前为止，埃及军队对待大批抗议示威民众所表现出的理解、平和、甚至是支持的态度，是全世界都极为瞩目、而且高度赞赏的。那么，人们不禁联想到，假如在埃及发生的一切，今天发生在中国的话，是不是还会出现流血？中国的军队是否还会站在政府一边？“中国人民解放军”会以什么样的形像和举动再次写入历史？ *重赏之下 必有忠心？* 理士满大学的王维正教授说：“如果今天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在大陆也发生的话，很难想象说会有军队倒戈，支持人民、推翻领导人的局面；不过也很难讲。” 王维正说，这其中的原因，首先是1989年之后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最后是军队解救了他们的政权，所以对军队予以特殊的关注，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予军队很多好处。他说：“中共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给予军队，然后再加上过去的几位领导人，像胡锦涛、江泽民，在任内大量晋升一些解放军的将领，目的也很清楚，就是说，要政权稳定的话，一定要有军队的支持。” 黄慈平 魏京生 *魏京生：军人也是百姓 悲剧不会重演* 长期关注中国民主进程、在中国被囚禁多年，如今被迫流亡海外的魏京生不这么认为。他说：“我想现在和2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的军人，他们的视野，包括他们对事务的判断，都已经不一样了。其实20年前，邓小平也是很勉强地，迫使军队开枪的。现在，我想，20年前的事情不会再重演。” 魏京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20年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他在这个问题上抱有乐观的态度。 魏京生说：“我不认为中国的军人都是一些混蛋；我觉得他们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是有良心的，只不过是在89年、20年前的时候，各种原因凑在一起，他们扮演了镇压老百姓的角色，但是今天，我想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魏京生分析说，相比20年前，中国人民、包括军人在内，都更加向往一个民主的社会，和埃及人民一样，向往着一个公正、自由的国家。 魏京生说：“我想他们(中国军人)对中国的前途可能跟20年前有不同的看法；20年前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人还是很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把中国带向一个更好的前途，但是，20年来的现实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并不如此，而且现在的情况比当时还要糟糕，贫富差距更大了，老百姓处于更加困苦的境地，社会上的不公正发展得更加普遍，而且(当局)还蛮不讲理、公开的蛮不讲理；而所有这些，对军人都有影响，因为军人本身也是老百姓，特别是士兵，他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魏京生说，他的乐观，不仅源于军人的素质的变化，而且也跟现在军人如今能够广泛获取外界信息有很大关系。 Heritage Foundation 沃尔特.罗曼 *罗曼：党军色彩更强*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亚洲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沃尔特.罗曼(Walter Lohma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军队过去这些年里，“听党的话”的程度，似乎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他说，从军队在西藏和新疆地区的镇压、或者是中国官方所说的“暴乱”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可以看出来。 *魏京生：军心会随民心 镇压之令难行* 不过，魏京生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在西藏和新疆，至少还有一个民族问题，共产党可以作为借口，来说服军人，但是如果现在还想像89年一样，让军队上街去镇压示威的老百姓，我想他们将很难找到军人们能够接受的理由。如果真的发生像埃及一样的事情，那么军队也会像埃及的军队一样，拒绝屠杀自己的老百姓。” 魏京生说，中国军队人心走向的变化，发生在各个阶层，而且“即使高级军官下令，我想中下级军官也会拒绝执行；之前，前苏联和东欧已经有过这样的情形。” 现年60岁的魏京生1969年入伍，曾经在部队里度过三年半的时间。他说“先是在广西和湖南，后来到了陕西，我们那个部队现在还在陕西。” 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如何看中国的军心呢？对此，魏京生说：“我想不用我说，他心里很清楚，实际上比我还清楚。我认为，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现在不敢下那么大的力量大规模地镇压老百姓。” 星期三(2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马伦上将与埃及参谋长安南中将通了电话，再次对埃及军队在国家朝着民主方向和平过渡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高度赞赏。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