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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周 | 吴伯雄突抛“一国两区”说

2012年03月26日 10:23:23        上周四,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进京面见胡锦涛。这次面见,不同于往年的例牌会晤,盖因马英九今年实现连任,而胡锦涛又将在年底的十八大上交棒,所以此次会面,就负有双重使命,其一,总结过往的十年两岸关系;其二,展望未来。胡锦涛要为接班者寻找两岸关系突破口,马英九则要为下一个四年定下基调。       会面前,吴伯雄专门前往北京香山碧云寺,拜祭孙中山衣冠冢,并替马英九致送花圈。马英九的名字出现在北京如此官式场合,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个花圈是马英九以国民党主席、而非“中华民国总统”的名义送出,但国共两党做出这样的安排,显然有不同寻常的含义。双方在共同认同的孙中山名义下,巧妙地传递出继往开来继续合作的暖意,这为下来的胡吴会定下了良好的基调。       北京对台政策奏效       按北京官方口径,胡锦涛在会晤中充分肯定了过去4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对于未来,胡锦涛谈了两层意思,一是继续强调要把握和平发展主题,准确客观看待台海形势,汇聚一切有利因素,稳步有序推动;二是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继续巩固和增进政治互信,重在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       论及两岸关系现状,胡锦涛用了一个转折句概括:“两岸虽然还没有统一,但中国领土和主权没有分裂,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如果撇开“一中”的前提,认真考究,这句话其实前后矛盾,从来没有哪一国在不统一的情况下,还能呈现出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但恰恰是因为两岸共同承认的“一中”前提,使得这句话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逻辑的合理合情性质。       胡锦涛的这句表述,完整准确地描述了两岸关系4年来的进展与现状。自连战获邀访问大陆、两岸关系破冰后,国共两党开始搭建合作平台。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这一平台具有了实际层面的操作性,两岸经合随之大步前行。民进党政府当年一手制造的分裂趋势被及时遏止,两岸经贸往来更加便利化,国共平台在已有促进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开始向促进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的功能演绎。       吴伯雄认同胡锦涛的概述,他把两岸关系的现状定义为“60多年来最为和平稳定的时期”。显然,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益于胡锦涛任内灵活柔软的对台政策,即“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以及软硬之间更强调软的一面,更强调对台政策要真正入岛入户入心,更强调两岸经济要大张旗鼓地合作起来。同时,马英九政府对“九二共识”的认同,也使得两岸重新捡回了打开往来大门的金钥匙。       台海所以风平浪静,两岸努力缺一不可。       伯公突抛“一国两区”       主客谈笑风生,暖意融融。出人意料的是,吴伯雄在谈话中突然抛出了“一国两区”说。他说,推行两岸关系的依据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该条例以“一国两区”概念作为法理基础;台湾处理两岸事务的部门是陆委会,而不是外交部,这足以说明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而是“特殊关系”。       这是国民党高层第一次直接面向中共最高领导人提起“一国两区”说。       所谓“一国两区”,源自2008年的9月3日,马英九在会见传媒时对两岸现状与关系的描述。马英九说,两岸是“特殊”的关系,但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应当说,这一提法,一是恢复了“中华民国宪法”修订案对两岸现状的描述;二是和之前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进行了有效切割;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对两岸现状的描述更为准确;四是对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形成了反制。       马英九当时走出这步棋,显然有着宏大考虑。一方面,他刚上台不久,急需和对岸缓和因陈水扁造成的紧张关系;另方面,如果他在两岸关系上过于疾进,岛内的反对势力会立即反扑,他不得不有所忌惮。在这些背景下,他重拾宪法表述,就是为了寻求发展两岸关系的法理支持。并且,在承认一中的前提下,“一国两区”的说法对北京来说,也有着积极意义,北京应该抱持不反对的态度。不过,基于两岸要积极发展经合关系,有关“一国两区”的讨论并未实质展开。       转眼4年过去,马英九顺利连任,胡锦涛任期快到,两岸经合有了长足进展,和平协议和军事互信不得不提上日程。吴伯雄在北京首提“一国两区”,肯定不是他一时兴起。据说行前,他和马英九曾深度谋划,字斟句酌。吴为马背书,试探北京底线意味甚浓。       “一国两区”和“一国两制”有着本质不同,前者强调一国之下两岸是对等的政治实体,后者则强调一国之下两岸有着隶属关系。如北京承认两区,则坐实两岸是对等政治实体的论断;如果否认两区,则无异于承认台湾是另外一个国家。马英九的潜台词是,北京若承认两区,他在台湾就好交代,两岸就什么都可以谈。       国民党试探意味浓       但北京的官方表述,对“一国两区”只字未提,仔细审视胡锦涛的概述,又会发现北京立场的些许松动,至少,在“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这句话包含的各种可能中,包括了两区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吴伯雄在会晤中表示,当前两岸“要求同存异,同的是‘两岸同属一中’,对于异的部份要正视现实,搁置争议”。这是国民党高层首次明确指出“两岸同属一中”,相对于“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更强调共性,也是对“一中原则”的再度靠近。吴伯雄的这段话,在两岸官媒报道中均有提及,显见双方就此达成了共识,北京对国民党再度贴近“一中原则”,显然也抱持积极态度。       有意思的是,吴伯雄此后就对“一国两区”三缄其口,再不谈论。这说明,国民党抛出此话题应属试探性质。而从北京没有直接回应分析,面对马英九针对一国两制踢回来的皮球,中共应该也感觉到有点难办。       化解这个难题的责任,落在了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肩上。 上一篇: 再改革:从肃清文革遗毒开始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茅于轼痛批重庆模式

“地方政府竞争曾经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力量,但福兮祸所依,这一独特机制很可能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来源。”国际对冲基金经理、广晟财富投资管理中心投资总监刘海影在《谁来约束地方政府?——重庆模式的经济批判》一文中如是开头。 “重庆模式是财政软约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他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现在要担忧的不是他们在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不够大,而是起的作用太大了。” 其实,对重庆经济模式的争议由来已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刘业进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于2011年举办的一个关于“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比较的研讨会上,他就试图论证“重庆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久”。 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 刘海影认为,如果非得给重庆经济发展定义一个模式的话,那就是财政软约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这种模式在短时间来看效果是很好,长期来看则未必美妙,因为“借钱是要还钱的”。 事实上,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以来的十几年历史里,重庆的经济发展从来没有像最近几年这样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切都离不开被外界称为“重庆的CEO”的黄奇帆市长的积极运作。在重庆市政府的主导下,一系列经济建设大手笔给外界印象最深。 2002年重庆市八个城建融资平台创立,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八大投”),均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在“十一五”期间,“八大投”充当了全市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城市建设、水利设施、轨道交通、旅游投资等各方面的主体。 重庆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3、2004年开始推进国资改革,重庆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发展到如今1.46万亿元的规模,其资产分布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在原来的重庆国资中,有80%是工商企业,现在变成了40%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集团,30%是金融企业,30%是工商企业,这使得重庆的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极大增强。 这些大手笔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全市生产总值在5年中翻了一番。2011年,重庆更是凭借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在各省市GDP竞赛中以16.7%的增速荣登榜首。 不过,在这些成绩面前,刘海影的看法始终比较谨慎。他认为,历史经验表明,政府主导的经济项目不太具有经济合理性,长期如此,政府借的钱可能还不了,到时候会出问题。 刘海影在上述文章中曾指出,仅在2011年,重庆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00亿元,占当年重庆GDP比例高达76%。毫不夸张地说,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构成了重庆经济快速扩张的主要动力。“政府不应该是经济直接参与者、操盘手的角色,尤其不应该靠打压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力来搞纯粹建立在投资拉动上的经济。”刘海影对记者如是说。 刘业进则进一步指出,“重庆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发展经济的社会工程师“工程技术思维”,不太严格地说,可以称为小计划经济。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面,以工程技术思维来处理必败无疑,这是以20世纪计划经济导致数千万人蒸发换来的经验教训。 高赤字和高负债并存 政府主导经济和投资驱动的结果是,重庆政府面临高赤字和高负债隐患。 来自重庆市财政局的一组数据显示, 2011年,重庆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超过2900亿元,地方财政支出超过3900亿元,收支增幅双双超过40%。同时,2011年,重庆财政赤字规模超过1000亿元,占整个GDP比重达10.52%,远超3%的国际警戒线水平。 实际上,重庆市如此巨大的赤字规模还是发生财政丰收的情况之下,“政府有多少钱也不够花”这一点在重庆市得到印证。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三年,重庆市实际财政收入分别为2009年1165.7亿元,增长21%;2010年1990亿元,增长70.8%;2011年2908.8亿元,增长46.1%。支出方面,2009年实际完成1806亿元,增长24.7%;2010年实际完成2749.5亿元,增长48.4%;2011年实际完成3961.7亿元,增长44.2%。 刘海影在分析文章中指出,2011年重庆GDP合计约为1万亿元,而财政收入高达2908亿元,占GDP比例接近29%。财政收入占比如此之高折射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力抽取。而力度如此之强的资源占用依然不能满足政府开支需求:2011年重庆财政开支高达3961亿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国该比例仅为23%。 仔细研究还会发现,在重庆市财政支出中,中央补助部分占比很大。重庆市2011年获中央补助、上年结转等共计1843.4亿元,而与重庆财政收入规模相同的另一直辖市天津,获中央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补助等资金332.9亿元、上年结余166.8亿元。重庆此项可用资金是天津3倍还多,这体现了中央对于重庆这一西部唯一直辖市的重视,而重庆如果对此过度依赖,长期而言令人担忧。 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中央政府推出激进刺激计划为契机,各地政府同时发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刺激本地经济发展的秘诀: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 事实上,与财政赤字同样引人关注的是重庆的“八大投”负债。对于精通资本运作的重庆市政府来说,“八大投”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一直是个谜。“从地方债务角度分析, 2011年8月份披露的重庆市地方债务数据显示,不包括市一级债务、仅统计区县政府债务,总额约为2159亿元。考虑到该数据未包含市一级政府债务(全国平均而言市一级政府债务是区县一级政府债务的1.6倍),总债务规模约5000亿元,再考虑到重庆预算内收入仅1488亿元,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值得担忧。”刘海影对记者表示。 千亿投资换来公租房建设 如此高的财政赤字和地方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颇具重庆特色的各种民生建设工程。重庆最典型的民生工程有以公租房建设为重点的“民生十条”和“五个重庆”建设。 2010年重庆“两会”期间,黄奇帆市长提出,重庆市将从2010年起在全国率先建设大批公租房,计划10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其中,前三年新建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到了2010年6月,这一计划增至前三年在主城区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 重庆市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累计开建公租房2871万平方米,配租11万套,规模、进度和配套水平全国领先。 不过,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租房建设其实就是政府讨好老百姓,政府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纳税人的钱。”茅于轼认为,政府建设公租房会有寻租和后期运营维护的问题,相比于市场建设商品房出租没有经济效率。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重庆公租房建设总共需约1000亿元的投资。其中,政府将投入30%的资本金,由土地出让金收入、对高价房的税收、土地储备收入等来负担,此外70%要依靠市场融资。 而按照《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采访黄奇帆时所作的保守测算,三年的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的总投资规模超过700亿元。如果考虑到政府划拨3万亩土地投入建设,由此损失的土地收益大体也将达500亿元,这将占去重庆市2009年至2011三年财政收入(约6000亿元)的1/5,这还没有包括政府在后续维护、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务方面需要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此外,2010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决定本届市委任期内,用两年半时间,在解决全市群众最关心的十大民生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这个“民生十条”还包括农民万元增收、森林绿化、农民养老保险等各个方面。据重庆当地媒体报道,为实现此次全委会提出的“重庆民生十条”,两年半时间内,重庆市政府的总投入将高达3400多亿元。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民生投入,茅于轼不无担忧。他认为,应该由政府实施住房救济的只是最低收入的少数人,而且应该通过货币补贴的方式让他们到市场上租商品房。 而刘业进则对记者表示,“住房问题的根本是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使用扭曲了住房供应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产权,允许建设小产权房入市交易。”他认为公租房可能导致分配不公,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富裕、公租房需求降低,可能面临巨大的浪费。 福利主义道路是条死胡同 重庆大规模投资公租房建设和所谓的民生工程也引发“福利主义”的担忧,尤其是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这种对于大政府主导下的福利主义的担忧更是挥之不去。 在2011年7月3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上,关于如何看“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问题就产生过激烈争论。“民间确实有主张大政府搞二次分配的福利主义土壤,一些学者也支持这样的观点。”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刘业进告诉记者。 在那次研讨会上,以独立学者秋风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当下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要求进行再分配是完全正常的。“如果经济学家根本不能说服政府降低民众税收负担,那么,要求政府在给定的财政收入中,拿出更大比例用于改善中低收入民众的生活,就是完全正当的。” 但是,刘业进认为,秋风发现了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药方。他告诉记者,面对分配不公重要的是找出形成收入差距的原因,而不能简单地通过税收、通过行政的方法来抹平差距。“当前形成收入差距的机制是两个方面:权利歧视、政府垄断和政府管制。如果我们视而不见,或者转移了关注的重心,去关注收入本身的分配问题,这其实掩盖了真正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 刘业进认为,针对当前宏观税负高的问题,对策是呼吁减税,控制政府扩张倾向,而不是承认既成事实,然后去“分配错误的收入”。搞民生工程,恰恰为高税负提供了口实和短时期的合法性,也为前述垄断收益提供了道义支持。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税收水平已经远超GDP增长速度,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同比增长24.8%;而个人所得税在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的情况下规模仍达6054亿元,同比增长25.2%。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超GDP和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如果国家扩大福利政策,势必要征收更多的税,个人与企业将难以负担。 “没有财富的生产,哪来财富的分配,重庆是不是比其他地方有更高效的财富生产呢?”茅于轼认为,“重庆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进民退,恰好是降低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你哪来那么多钱搞民生给大家做好事呢,很可能是靠向银行举债。” 很明显,政府福利不是免费午餐。刘业进从三个方面向记者讲述福利主义为何行不通:“首先政府有一只手为你提供免费或相对廉价的公共物品,就一定有另一只手从你的口袋里攫取税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次,我们应该看到福利国家的危机愈演愈烈,欧洲福利国家几十年的实验告诉我们,高福利打击工作创造的积极性,鼓励了懒惰,从而使得国家经济不可持续;第三,我们要从捍卫任何一个人合法私有财产的角度,去防止通过福利主义合法地剥夺公民财产。” 刘业进主张,以“普遍富裕”替代传统“共同富裕”的说法。因为“共同富裕”暗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平等诉求,“普遍富裕”是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承认人与人之间合理的差距。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普遍富裕”的根本出路在于保护产权和鼓励私人领域的创新,而绝不是均富式的“福利主义”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

爱思想 | 郑酋午:政改,政改,目前能改吗?

郑酋午:政改,政改,目前能改吗?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郑酋午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记者问答会上呼吁政治改革,现在报刊和网络上政改的呼声响个不停。但是,在行动之前,首先应该弄清楚到底怎样改?          我个人认为,政治改革主要应该达到三个目地,即保护人权、防止腐败、实现公平秩序。          现在民主人士提供的方案是:普选、代议制、三权分立、多党制、军队国家化、文官中立、地方自治,等等。这是根据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改经验总结出来的,应该说,这套方案符合工业文明,已被认为具有普世性。如果实行这一方案肯定有助于保护人权和防止腐败,但是否有助于实现秩序还要看情况。          因为在中华民国早期(1912-1926年)实行过这一方案,但出现的结果是军阀割据,没有出现全国秩序。中华民国早期为什么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呢?北洋新军的建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即是军队只效忠于袁世凯不效忠于政府,在袁世凯死前一段时间内各派系之间也已经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就使到各派系有了进行地方割据的资本,在袁世凯死后无人能在总体上控制北洋军。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民主化改革,就要设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如若如此,中央必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不让地方大的军事单位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现在的军队建制是中央牢牢控制着地方各大军队单位,地方各大军事单位实行集体领导,所以,在政改的时候主要注意保持这样的一种控制。从现在世界民主化的经验来看,民主化没有出现过民乱只出现过军乱,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我们有必要吸取经验教训。          但是,这一方案遭到巨大力量的反对,民间有毛主义人士反对,官场有特色派反对。特色派最有力量,党、政、军资源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民主派力量小,目前我国民众只关心钱不关心民主,民主派发动不了强大的街头运动,形成不了压力。各级领导不愿意改革目前改不了。这种方案如能实行中国就会有光明的前景,但是,要实行恐怕还要十年八年以后。          这一次答记者问,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县级普选。但在党内没有支持力量,所以,他呼唤人民觉醒和支持。温家宝总理的提出的方案肯定是过渡性的,这个方案循序渐进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序发展,也有利于县级领导人反腐以及在县以下保障人权,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人民不觉醒,资本家、中产者不感兴趣,下层民众还不知县普选是什么,民主人士认为这不是民主也不支持。看来,温总的呼吁又要落空了。          共产党内一部分人有一个方案,就是实行党内民主,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据说,由高干子女组成的延边儿女研究会还准备向中共十八大提出议案。实行党内民主即是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常委在中央委员会或党代会上竞选,党的地方各级领导也进行竞岗;党的机构实行党代会常务委员会、中央(或地方)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三权分立。这一方案有利于防腐和保持秩序但不利于保障人权。这一方案受到中共高层和党内各级领导的强烈反对。领导不支持,普通党员不关心,看来还是没有办法实行。          不讲民主只讲党政分开,现在也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中共十三大就提出过这一建议,但是后来没有实施。这一方案是,书记不管具体事物,不签名盖章批条子,只管党务,加强党对政府各级领导人的监督,实行这一方案腐败会减少,并且也会保持有序,但无助于保障人权。这种方案遭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书记的反对,党书记现在最有权势,他们反对也实现不了。          所以,政改,政改,喊了几十年还是什么都不能改,如何是好?有的民主人士憋不住了,在网上发文说,中国的民主还得靠美国人打进来,就如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他愿意带路。乌有之乡网立刻给这种人起个名叫“带路党”。其实,这种想法也很不符合实际,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核武器,美国也不敢打,最后还是要靠中国人民自我觉醒。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记得中国曾经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变得名不副实,现在看来,要变得名副其实也许是亚洲最后一个了。          我国为什么一定要政改呢?因为在专制政体下,社会越发展,国家的合法性越难确立;专制政体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这种结构下,有能力的人很难进人决策中心,工业化的发展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并由此带来新的矛盾和管理问题,但由于没有法治,无法处理和消解这些新型问题;在专制政体下的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中层组织的力量往往变得越来越薄弱,在社会的中层联系削弱后,不但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变得微弱,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也缺乏信任感。工业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但专制政体却不能随着社会的复杂也相应地变得复杂起来,以上这些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不断加剧。所以,需要政改。          现在经过三十三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就是集一党专政、以公有经济为相当比重的市场经济和一元论官文化为一体的模式。这种逐步定型下来的模式是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为特征的,必然妨碍正常的市场竞争,使官僚资本和权贵资本享有优先权,使腐败迅速蔓延和带来更多的人权灾难。所以,从长远看,中国模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需要打破这种中国模式。          从历史上看,自生民主的国家一般都要在所在国工业化之后,因为只有工业化才会壮大民主力量。已知的是,有了工业革命才产生了工业化,有了工业化的发展,才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带来现实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文化多元化。现在世界上凡是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没有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不是民主国家、没有不是文化多元化国家。因为工业文明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工业化要求的是效率和公平竞争,而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提供;市场经济需要法治,而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提供。中国的工业化是从1861年开始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中国的工业进程总是被打断。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全球背景下进行了三十三年的工业化建设,再过八年左右我国就将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届时,民主力量就会壮大。根据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常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为工业化所在国带来最终确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制度的现代性变革,我国的工业化发展也肯定不会例外。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国的最高层的多数人不愿进行民主化的政治变革,而民间民主化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形成巨大压力的程度,所以我国的政治变革也只好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有人说,政改、政改就是暂时不能改!          2012-3-19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45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薄王事件:不是好戏开场,而是帷幕正在关上

对一个极权政治进行预测,是十分冒险的事情。不确定和未公开的东西太多,随便揭开帷幕的一角,都有可能令人震惊。但是,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忍不住要伸长脖子去看,削尖耳朵去听,看不见听不到也会胡思乱想,尤其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比如当下的重庆事变,每天都有无数谣言在飞舞。 一个月前,“打黑英雄”王立军秘访成都美领馆,举世错愕。很多人认为好戏开场了,我却看到帷幕正在关上--中共十八大基本上可以顺利召开了。我本来以为各方会借机达成妥协,见好就收,平稳过度,孰料赢家出手更狠,足见内部斗争残酷,对捣乱者决不手软。 统一、稳定和团结,这些当局用来对民众洗脑的词汇,同样也固化于他们的思想。内部意见不统一可能会被认为是搞分裂,外部反对和抗议则会被视作搞动乱。而戏剧性作为极权政治的一个特征,既是它的弱点,也是它的强项,在关键时刻用来一锤定音。即便没有王立军的“叛国”,当局也会等待甚至制造一个别的事件,来结束影响党内安定团结的乱局。 有网民讽刺说,王立军不愧为“打黑英雄”,通过奇袭美领馆,一举打垮中国最大的黑恶势力--以重庆模式为龙头、对“文革”一往情深的“毛左”派系。事实上,这个事件对于中央政府铲除异己、稳定政权何尝不是天赐良机?从更长远的时期来看,他的惊世之举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尚难定论。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以温家宝为代表的改革派对大批既得利益者组成的保守派的胜利,是以深化改革为旗帜的广东模式对让“文革”借尸还魂的重庆模式的胜利。尽管我并不认为薄熙来真的相信“文革”理论--否则他的夫人不会开大公司,他的儿子不会负笈西洋,他领导下的重庆也不会大力招商引资--但是他若得势,必然将“唱红打黑”假戏真做,发扬光大,甚至让中国重蹈红色恐怖覆撤。他的失势无疑是一件好事。 然而,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作为政治权斗旗号的改革开放与广东模式,随着对手的湮灭,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汪洋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就否认乌坎的创新意义。他深刻地了解,在政局安稳的时候,当局不需要广东模式,而只要一个统一的中国模式;更不需要真正的民主改革--那样不仅可能会带来新的纷乱,更会让专制的政党最终消亡。温家宝总理一再重复的“不改革就会死路一条”,缺少一个主语。如果像《人民日报》那样给它加上主语“党”,把政治改革定位于“救党”,那就注定不是真正的民主改革。 只要普通民众还不知道薄熙来人在何处,只要一切斗争都还是黑箱操作,无论它多么精彩,也无论它的结果多么正确,那也只是宫廷斗争,而不是民主改革。那么宫廷斗争有没有机会转换成民主改革?很多人都在等待,等待改革派将“毛左”收拾干净,牢牢地控制了局面之后,温家宝总理自然会兑现他的承诺。事实上,一个风平浪静的政局,是不可能有动力进行政治改革的。温家宝之所以能够为政治改革焦虑,除了用作权斗的旗号之外,他大概也真的感觉到了社会的压力。没有足够的压力,当局不会主动改革,民主不会自动到来。 政治需要平衡,权力需要监督。对于右倾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来说,追求公平正义的左派势力本来是一个制衡的力量。但是重庆模式并不是真正的左派理想,大骂“西奴”、拥护政权的所谓左派网站,做的也是极右的事情。美国左派标杆人物乔姆斯基说过,为什么他要痛骂美国政府呢?因为他活在美国,这是他的责任。中国的“左派”们,却把维护红色政权当作自己的责任。即便他们对权贵的不满是真实的描述,但是他们的方式是投奔更大的权贵。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仅没有成为批评的力量,反倒成为打压批评者的帮凶。 中国并不缺少权谋的看客,而是缺少在关键时刻为民主改革添柴加火的力量。这个时候,声援温家宝总理的改革呼声,与让他感到更大的压力,其实是一回事。民主改革对于民间舆论的定位,是批评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而不是宫廷权斗的欢呼者。倘若这真的是一个政治改革的良机,各方力量应该迅速行动,而不是静待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长平,德国之声,原标题为《安定团结待民主?》

法广 | 中国: 薄熙来为干预贪腐调查而罢免王立军

报告指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因为企图干预当局对他一家人进行贪污调查,而撤去王立军的职务。报告首次证实,王立军为了逃避薄熙来而跑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企图寻求政治庇护。 报道说,在当局宣布撤去薄熙来的职务之后一天,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党内和政府高层官员发出这份报告。《纽约时报》指记者取得的这份报告的内容,已获中国部级单位一个官员以及重庆市府一个官员证实乃真确无讹。 报道又指,薄熙来更可能面临刑事罪名的检控,对如此高阶层的中国官员而言,是罕见地。前北京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希同和陈良宇,分别在1995年和2006年在下台之后,因贪腐控罪而入狱,他们两人像薄熙来一样,都是25人组成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会的成员。 但薄熙来的个案又显然与陈希同和陈良宇不一样,因为薄熙来还涉及中国的改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薄熙来的失势跟政治斗争关系不大,但却关乎中国「到底要不要改革」。 此外,根据《纽约书评》博客Ian Johnson强生的文章猜测,薄熙来晋身政治局常委的希望不但破灭,他的政治局委员身份,亦将在今秋举行的中共十八大被褫夺。强生认为,薄熙来的陨落其实在王立军事件之前早已埋下伏线。他认为,在一个凡事讲求集体领导的国家,领导人个性模糊,但诚如中国充满生命力的互联网的网民取向,却亟需一个富有魅力和个人风格的领导人,薄熙来正好就是这个典范,因此如果一旦薄熙来成为九个政治局常委之一,他的锋芒将肯定盖过习近平和李克强,这对新的领导班子而言,并非是好事。

美國分析中國新領導﹕更高管治水平 更護中共權力

【明報專訊】美國國會屬下的美中 經濟 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發表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有更多的 國際 經驗、教育水平更高,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更有經驗。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意識非常強烈,會堅決維護共產黨的權力。 富國際經驗 民族主義意識強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在華盛頓時間3月23號公布這份報告,其中提到中共第五代領導層最高職位的官員將是第一代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出生的官員,但很多人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艱難痛苦的歲月,包括直接在 文化大革命 中受害。和現任中共領導層內主要是工程師背景不同,下一代多數有社會科學的背景,而且比前任的教育水平高。此外,他們比上一代有更多的國際經驗,大多數人也有省級管理經驗,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意識非常強烈,會堅決維護共產黨的權力。 報告認為,中國政局變動對美國有很大影響。雖然今後幾年中國不會有巨大的政策變動,因為新的政治局成員要鞏固實力,他們也會受到中共集體 決策 的限制,預計在位置鞏固後,他們才會採取更強勢的經濟和外交政策。 中共十八大將於今年秋天舉行,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報告稱,這將是中共第一次在沒有革命元老指揮下作權力交替,意味共產黨成功實現換屆體制化。報告還分析,「太子黨」和「團派」雖然在政策傾向上互有不同,但任何一派都無力趕走另一派,所以必須相互妥協。 被視為中國下一代領導人的習近平(中)和李克強(左)被認為學歷更高、更有政策經驗。圖為他們3月8日出席全國「兩會」。(中新社)

美国之音 | 文强案 李庄案 公诉人被免职

 2012年 3月 24日 “文强案”公诉人被免职 记者: 美国之音 | 华盛顿 来自重庆的最新报道说,在“文强案”、“谢才萍案”、“李庄案”担任国家公诉人的么宁被免职。上述几个案子都是重庆打黑风暴中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案要案。 星期五,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重庆市检察院五分院公诉一处副处长,“全国十佳公诉人”的么宁被免去职务。么宁曾被重庆市民称为重庆涉黑案件“第一公诉人”。同时被任免的还有其他一批检察院系统的官员。 据知情人士透露,么宁的副处长职务被免除,同时她的十八大预备代表资格也被取消。她从重庆市检察院五分院检察员调任重庆市检察院检察员,级别未降。但是,有网络评论,这可能代表重庆的打黑行动被否定。 会议还表决通过,决定任命何挺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同时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

贺卫方:薄熙来挑战中共路线

本周,香港媒体主要关注以下焦点:北大学者贺卫方评温家宝政改言论;今年未来几个月,大陆和香港政局可能将出现动荡。 “天机不可泄露” 香港《明报》发表报道,题为《贺卫方:温总真诚推政改,北大敢言学者批重庆打黑罔顾法律》。报道写道:"北京大学法律学者贺卫方昨日接受本报专访,他表示总理温家宝多次提到政治改革,虽然无说清内容,可能是「天机不可泄露」,但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真诚的政治改革推动者。他又称,政改必将颠覆过去意识形态最基本内容,涉及党的领导和普世价值的矛盾。他认为,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是在挑战和漠视中共路线而被去职。 " 报道写道:"贺卫方提到政改的阻力时说,感受到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共建政60年来不断拓展,形成复杂的意识形态,这与民主政制突出法治、个人自由等普世价值有冲突。政改涉及的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就是要摆脱政党的控制,这都直接冲击党的领导。……对于温家宝近年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温家宝是真诚的政改推动者,虽然他改革内容表达不清楚,「具体的政改采怎样的措施,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的冲突,党的领导和民主的关系怎样界定,处理这些都无明确目标。」贺卫方认为,这里面也许是「天机不可泄露」,说出来可能会被认为颠覆了过去意识形态最基本内容。他指出,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罔顾基本的法律程序,公检法都跟领导思维走,未审先判,完全是文革的运动。他认为,打黑明显漠视70年代末期中共法治建设的路向,其中又涉及权斗,引起中共最高层的不满,最终要以激烈的手段彻底解决,「这已不单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许比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事件更为严重。」" 香港政治经济动荡刚刚开始 在香港,3月25日就将举行香港特首选举。香港《苹果日报》发表社评,题为《中港政治动荡,何时是了局?》。社评写道:"香港特首选举即将结束,无论是梁振英还是唐英年当选,都不可能产生一个得到多数港人拥护的特首,香港政治、经济的动荡只是刚刚开始;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已被免职,但无论是中共高层还是太子党之间的分歧都远未消弭,中国官场的震荡只是刚刚开始。参照中港年内重大政治事件的日程, 6月、 8月将会是两地政治动荡的高危期,何时是了局,言之尚早。" 社评写道:"薄熙来目前仍保留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他不同于早年在权斗中落马的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陈希同、陈良宇的影响力只分别局限于北京、上海,而薄熙来的太子党背景,以唱红打黑笼络民意,令其声望超越了重庆一个城市,在军中太子党及左派学者中不乏支持者,即使江(江泽民)胡(胡锦涛)温(温家宝)习(习近平)三代领导人达成共识,连手拉薄熙来落马,以维护现有的政治和谐及接班制度,都难免触发左派与右派的舆论之争,难免触发各大政治派系的重新洗牌。" 社评继续写道:"在香港,梁振英、唐英年的狼猪对决,不只分化了建制派,也令传媒,甚至公务员都出现分化,种下了香港政治日后长期动荡不安的祸根。如果当选特首的是梁振英,还可能要面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曾荫权。曾荫权在卸任前会否再为梁振英接掌大权设立障碍,还会搞出甚么风雨?不无疑问。而且,内地省部级高官依照前例将在 6月举行一次决定十八大高层布局的摸底投票,届时中共高层肯定无暇关注香港事务。因此,今年 6月,在特首权力交接之际,将是香港政局动荡的高危期之一。" 社评最后写道:"7月,新特首上任,香港会有一段蜜月期。新特首势必大造和解舆论,北京也会送大礼,营造和谐气氛。但进入 8月,中港两地可能政治风暴再起。中共元老、现职高层将云集北戴河,为十八大权力分配进行最后角逐,刀光剑影将穿透层层黑幕;而香港将进入立法会选举决战阶段,在建制派与泛民激斗之外,在特首选举中遭遇滑铁卢的唐营势必卷土重来,建制派的内讧可期。在立法会选举尘埃落定及中共十八大权斗分出胜负后,中港两地政坛的血雨腥风、乌烟瘴气可望有所缓和,但权斗留下的裂痕不会就此弥合,政治动荡的祸根不会就此消失。进入 10月,新特首的施政报告,中共新领导人的政治宣言,如果能积极响应民众诉求,或许有助纾缓国际社会对中港政治动荡的担忧,但是,中港两地要走出因领导人变更而发生你死我活激斗、而引爆政治经济动荡的困局,惟有等两地真正走上民主选举之路。" 摘编:李华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文革”中的薄家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知有多少人蒙冤负屈,惨遭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薄熙来家便是其中之一。   薄一波被诬为“叛徒”   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1908年生,原名薄书存,山西省定襄县人。1925年入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建国后,历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军区政委, 财政部部长, 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重要职务。2007年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文革”中被诬为“叛徒”的来龙去脉:   1931年6月,因北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薄一波等人在北平被捕,被判八年徒刑,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在狱中,薄一波曾任中共支部书记,坚持斗争。1935年,薄一波、殷鉴等十二名中共党员因拒绝反省,而被北平国民党军法部门内定处以死刑。但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复尚未下达,且因负责对监狱政治犯行刑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根据《何梅协定》南撤,这十二人才幸免于难。   据《党史纵览》2005年第1 期何立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记述,1936年三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到华北,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并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天津后,深感“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这里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党员被捕,干部严重不足。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外,其他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眼下,特别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   1936年4月的一天,刘少奇与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交谈华北形势,柯庆施介绍,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到大破坏而被捕的。他们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到1936年时,还有六十多人被继续关押着。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这批幸存下来的干部,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来,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近期进攻华北,如果让这批干部落入日寇之手,将很难生还。   柯庆施对刘少奇说: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考虑到抗战缺少干部,柯庆施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刘少奇当然清楚所谓“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他经过一番沉思后表示:我个人同意。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这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是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刘少奇立即请示中央。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1936年6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落实。柯庆施当即派地下党员徐冰(公开身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同孔祥祯取得联系。孔祥祯1931年被捕,入草岚子监狱,曾任监狱中的秘密党支部书记,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家庭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孔祥祯设法给当时监狱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殷鉴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   7月,当时正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员刘澜涛、殷鉴,收到北方局要他们履行出狱手续的密信后,他们担心这是敌人的阴谋圈套,于是同少数骨干商议,决定不予执行,也不在党员中传达讨论。   北方局不见回音。刘少奇通过孔祥祯给狱中党支部写第二封信。信中说: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行动,现再做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不是常例。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   严重的错误。   这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搏,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同骨干分子讨论后,考虑到党的纪律,准备将中央指示付诸讨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的意见。   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   支部确认这是中央的指示后,经全体党员讨论,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1936年9月,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了出狱手续后,薄一波等54位同志分九批出狱。   柯庆施见到出狱的薄一波后,半开玩笑地说:“让你们办出狱手续,是北方局向中央的建议。中央批准后,才通知你们。你们这些‘诸葛亮’,非要三请才肯出来。”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出狱后被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工作,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   1943年3月在延安,薄一波向毛泽东谈起此事。毛泽东对薄一波等人在草岚子监狱中的英勇斗争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在延安听取薄一波汇报时指出: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为党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同志,这就是胜利。并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l2人,候补代表2人。 薄一波到延安第二天,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5年半的狱中斗争,毛泽东连连赞赏。刘少奇也再次澄清:“这件事,是中央让他们办的。”之后,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又找薄一波谈话说:你们出狱,中央完全知道。   薄一波提出,应把他们1936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讲清,作出结论。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正式说明了这件事。委员会对薄一波等人的出狱问题,作出明确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过。   当时,康生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曾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   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薄一波当选为中央委员。   直到1953年夏,当薄一波在财政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后,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仍然加写了这样的话:“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这里指的首先就是草岚子监狱中的斗争。   这充分说明,薄一波等人在狱中没有变节叛变行为,他们的出狱是党组织的营救。至于当时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这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建议并经党中央批准的组织行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不仅知道此事,而且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薄一波等人在狱中的英勇表现和斗争精神,不存在所谓的“叛徒”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党内大奸康生为了整垮刘少奇,把这件事与刘少奇联系起来,作为刘少奇的一个重要罪证。周恩来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中央是清楚的。”红卫兵提出要揪斗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中共吉林省委代理书记赵林时,周恩来以中央复电的形式答复:“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   1966年11月24日,周恩来在给西北局关于造反派要批斗刘澜涛的电报中批复道:“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毛泽东也批准了。但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对六十一人中的幸存者进行揪斗。   1967年元旦,北京红卫兵组成 “抓叛徒战斗队”到广州将薄一波揪回北京 。2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大会。薄一波声辩不是叛徒,红卫兵冲过去,狠狠地抓住薄一波的头发狂喊:“你是从国民党狗洞里爬出来的!”3月初,薄一波被关进监狱,被强加上“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主要分子”、“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   2012年春,薄一波的女儿薄小莹应《环球人物》杂志刘畅主笔之约回忆父亲薄一波文革遭遇时说:   因为爸爸不肯屈服,“武力批判”就成了家常便饭:“7月6日…….我今天受了一次毒打,身上到处是伤,衣服全被撕破。……8月8日……两人反绑手,是训练过的,不只是反绑,而且扭折,后面一人专门踢打,……押我的3人‘一班’,大约15—20多(人),共换了6班,每隔2分钟折腾一次,扭坐飞机式,两臂反扭几次,腿伸直头压到地下,但必须抬起头来立正,抓头发踢打……8月8日补记,昨天回来发晕,手臂不能动未记。”……   爸爸被折磨得曾几次昏厥,但态度始终强硬,不肯低头,专案组的汇报常写道:“截至目前,薄一波仍负隅顽抗,态度极为恶劣,拒不认罪。在批斗和审讯后,常在看过的报纸上写东西,大放厥词,发泄不满。……表现极不老实,气焰嚣张。……无论是提讯还是斗争会,在会上公开反驳、顶撞。…….薄一波在黑帮里是最坏的,根本不低头认罪。”   想到爸爸这12年的遭遇,其中8年是单人监禁,形单影只,家人音信全无,面对的只是谩骂、污蔑、侮辱、殴打,他已是近70岁的老人……我觉得爸爸有1000条理由倒下、放弃、绝望、崩溃。然而事实上爸爸的心里却有1万条理由要坚守,即便是独自一人,他也要坚守在那块阵地上!因为那不仅仅关乎他个人,而且关乎到他身后千千万万人的清白,关乎历史的真实!   当时,遭受这样非人折磨的并非薄一波一人。到1967年,已有6000多人受审查或拘禁,廖鲁言、杨之华、徐子荣等人被折磨至死。   根据江青、康生一伙的诬陷,1967年3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印发的(1967)96号文件,转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党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六十一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而“叛党出狱”又是刘少奇“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策划和组织的”。 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薄一波一家被整得家破人亡   古语说:“覆巢之下,安得完卵”?何况在整人的株连之风极为厉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薄一波被红卫兵从广州揪回北京批斗、关押后,他的夫人、二轻工业部党组成员胡明在押解她回北京的火车上被迫害致死。薄一波的家早被洗劫一空,工资取消了,尚未成年参加工作的子女成了“黑五类”、“狗崽子”,无家可归,没有了生活来源,陷于饥寒交迫之中。。   1968年1月,不足19岁的薄熙来“受株连,被关押”近五年之久, 1972年,薄熙来才在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当了工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第16页)。直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薄一波才获得平反,恢复工作,薄熙来和兄弟姐妹才走出阴霾,卸去枷锁。   对家人的遭遇,薄小莹说:1967年1月1日,爸爸从广州被造反派押上火车,开始了长达8年的“监护”、4年的“管制”。经历了136次批斗、206次审讯(即“过堂”)、武力批判、单独监禁、家破人亡(我妈妈胡明于1967 年1月15日被迫害致死,三个兄弟被关押在“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5年之久)。   1967年1月3日,爸爸被押到北京“监护”,7日开始写“交代材料”,10日开始提审,21日写完《关于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斗争始末——兼答1936年9月出狱经过》(已收入《薄一波文选》)。29日在批斗会上得知妈妈被迫害致死,看守记“自1月29日斗争会后,情绪不太正常,常问他给孩子去的信,给他发出去没有,怎么不见回信”。   2月1日到11日,爸爸写在人民日报边缘的“日记”里,总要提到妈妈和我们:“2月5日……我这几天除了想到胡明同志之死以外,就只想到小孩们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不得已今天给孩子们写了封信,不知能否发出去?我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爸爸还在。……2月7日……总想到她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2月9日……我脑子里,只能不断想到你们。”   当时,薄一波“总想到她(妻子胡明)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这就是薄家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可谓名副其实的家破人亡!   薄一波冤案的艰难平反   薄一波是坚强的。他在监禁中给自己定了三条:“勤学习、苦锻炼、不自杀。”又觉得“不自杀”太消极,改为了 “不气馁”。 薄小莹说:“爸爸居然挺过来了,天地间果然有正气!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爸爸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1977年,薄一波在给子女的信中写道自己“问心无愧”。“‘希望和自知无罪’鼓舞着我,使我能在10年‘监护’和‘管制’下健存下来。”   “一次,我与爸爸谈及这段经历,爸爸的自我评价是:‘关键时刻我挺住了!’我想,经历过‘文革’那场劫难的人都应该能掂量出这句话的分量。”   古往今来,任何冤假错案的纠正平反都是艰难、曲折的。平冤难,难于上青天,这是规律。作为仅次于刘少奇冤案的共和国第二大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有29人在这一冤案中死于非命,8.4万余人受到株连的迫害。其纠正平反也是一波三折,经历了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左”的阴霾依然存在,“两个凡是”一度盛行。大批冤假错案仍被压着、捂着,得不到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挺身而出,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列举了六个比较重大的、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薄一波等同志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签字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一石激起千重浪,陈云的发言引起了会议代表的强烈反响。但仍有些手握重权的人打出“两个凡是”的招牌,坚持“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他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冲破重重的束缚和阻挠,力主纠正平反冤假错案,并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支持。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六十一人案”的申诉书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好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批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   1978年夏,中组部决定由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和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四人对“六十一人案”进行调查研究,胡耀邦特意交代他们要先去看望薄一波。当贾素萍四人见到薄一波亲热地问候:“薄一波同志!您好。”时,薄一波十二年来的第一次被人称为“同志”,非常激动。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   贾素萍等人根据大量的事实材料,彻底否定了康生、江青一伙对薄一波等人的卑鄙诬陷。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1978年12月16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这个调查报告以中发〔1978〕75号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到全党。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薄一波等有幸活过来的同志终于推倒了康生、江青一伙强加于人的莫须有罪名,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中共中央在北京为被迫害致死的廖鲁言、胡锡奎、徐子荣、刘锡五、王其梅等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告慰忠魂。   在“文化大革命”中,像这样家破人亡的悲剧并非薄氏一家,而是比比皆是。叶剑英元帅曾经沉痛地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转引自《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大折腾制造大批冤假错案,并不是哪一家一户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十年动乱,殷鉴不远,我们必须牢记这惨痛的教训,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法广 | 焦点评述: 看温家宝近年来的政改言论

去年温家宝就曾表示,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会是亘古不变的,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只有不断地改革,党和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当时温家宝提到的三个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是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二是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中国不仅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逐步减少分配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而且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的不公,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三是要给每个人以受教育的机会,充分发挥人的独立思维和创造精神。 2010年9月,温家宝在访问美国时,与纽约当地华文媒体举行了座谈,其中特别提到政治改革问题,曾引起广泛反响。温家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他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要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能够更好的发挥独立精神和创造思维,使人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应该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内涵。”温家宝当时还说,“中国要建立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所谓法治最重要的就是当一个政党执政以后,应该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党的意志和主张也要通过法定的程序来变为宪法和法律的条文。”温家宝称:“这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政治所必须的,我们应该朝此而努力。” 美国西东大学著名教授杨力宇先生指出,从二○一○年八月以至今日,温家宝已二十一次公开发表政改主张之谈话。其政改主张包括:反对以党代政,要求党政分离;反对权力绝对化及权力过份集中,要求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要求依法治国,中共应根据宪法及有关法律执政;要求司法独立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从村民自治开始,逐渐扩大民主形式,并主张推动县一级选举试点,逐步推动全国各级选举;主张先由党内民主再扩大到党外民主,认为循序渐进地推展民主选举比较稳妥,也比较务实;要求大力推动社会公平正义,使弱势团体得到帮助,促使民众对未来充满信心。在广东乌坎发生农民抗争事件后,温家宝于今年二月五日视察广州时发表谈话,主张保障农民选举权利,并坚决反对佔用农民耕地,似乎肯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针对乌坎事件所採行的开明政策。 杨力宇先生认为,从胡耀邦赵紫阳到温家宝,中共的经改已取得重大进展及突破,中国的经济虽仍多问题,但经建颇多成就,已是不争的事实。温家宝曾多次公开肯定胡耀邦,并曾指出,长江之水后浪推前浪,下一代领导人应会更有能力推动各种改革,温家宝似乎寄望以习近平为首的第五代领导人。今秋中共将举行十八大,习近平将逐步成为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海内外人士对习的未来政策主张及表现颇多期盼。最近习近平访美,美国各方对他也多有类似的期盼,认为他为一开明、务实的改革派,未来可能推动各种政经改革。  

中国选举与治理 | 解放军2012年首轮高级将领调整观察

解放军2012年首轮高级将领调整观察 ----龙腾虎跃正当时 作者:水沟楞 来源:《阳光》2012年第5期 来源日期:2012-3-23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3 10:55:32 阅读量:405次   换届选举年,人事最敏感。就在中外人士密切关注中国内地各级领导班子换届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人事布局之际,人民解放军悄然进行了2012年首轮高级将领调整变动,新提升调整的军以上高级军官,借助龙年新春看望部队、走访地方政府之际,相继在军地媒体“上榜”、“曝光”,引起了军内外人士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南京军区副政委兼海军东海舰队政委岑旭接替达到任职最高年龄退休的徐建中任海军副政委,广洲军区空军参谋长庄可柱接替达到任职最高年龄退休的朱清益,升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兼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宋琨接替达到任职最高年龄退休的贾延明,升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兼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第二炮兵副参谋长高津接替陆福恩升任第二炮兵参谋长,北京军区辖属的第三十八集团军长王西欣升任国防大学副校长,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以至有关人士率先从国防部网站上发现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已被免去现任职务后,又给各界人士观察解放军高级将领管理提供了一个窗口和想象空间。北京独立军情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这次调整严格执行《现役军官法》对高级军官任职、交流、免职、退休的相关规定,多是正常的新老更替,但通过新任职高级军官绝大多数是异地交流、被免职的似有前兆的特点,可以看出此轮军以上军官调整既考虑能力实绩,又注重以德为先;既考虑工作环境,又兼顾交流培养干部,显见中央军委和各大单位党委用人的核心理念仍是贯彻德才兼备、“五湖四海”方针;从全局部署俯视,既能从新提升的军职以上高级军官身上看到军委赋于的重任,凝聚成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科学发展的新动力,并为中共“十八大”的召开营造出稳定、和谐的氛围,又能看出高级将领成长培养的端倪。   “上上下下”的结果更好   这里说的“上上下下”,指的是机关到部队、部队回机关、机关再到部队的“回锅式”交流。这在空军体现的更为明显,上上下下式交流已成常态。新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兼南京空军政委宋琨的经历可谓典型。1970年12月参军的宋琨,曾任北空辖属的原空17师、空六军政治部干事,后入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毕业后调空军政治部宣传部任副处长、总政办公厅机要局任处长、局长,1997年12月升任南空政治部副主任,2001年12月调任上海基地政治委员(副军职),2002年12升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宋琨德才突出,工作踏实,任职经历和时间在空军及全军范围内也屈指可数,这次荣升新职也是众望所归。新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兰州空军司令员的庄可柱,走的也是一条纵向交流、横向提升的轨迹。庄1955年2月出生,1974年3月参军,历任飞行员、中队长、大队长、团长、师长,1996年12月任成都空军辖属的昆明基地参谋长、司令员,2004年7月任空军参谋长助理,2005年1月任兰州空军参谋长,2010年7月调任广州空军参谋长,这次交流提升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兰州空军司令员,可谓“回锅式”交流提升的典型代表。这次大范围交流的军官还有,沈阳空军副参谋长许志良调任大连基地司令员,北京军区空军装备部长袁强升任空军装备部长,南京空军辖属的空三师师长常丁求升任空军参谋长助理,济南空军装备部长王洪国调任北空装备部长,空军司令部地面防空兵部长潘国海升任兰州空军副参谋长,广州空军辖属的空二师政委李峰升任兰州空军辖属的乌鲁木齐基地政委,兰州空军政治部副主任金心华调任空军试验训练基地政委,广州空军副参谋长刘国胜调任南宁基地司令员,兰州空军辖属的乌鲁木齐基地政委钟卫国调任广州空军辖属的南宁基地政委,南宁基地司令员刘春明调任武汉基地司令员,空降兵十五军副政委康子中调任武汉基地政委,北京空军辖属的导弹六师政委蔡立山升任广州空军辖属的空降兵第15军副政委等。军情分析人士认为,上下交流、异地交流提升军职高级干部,既能积累高级干部的领导经验,熟悉其它战区工作特点,又能防止在用人上形成“圈子”、“山头”,还能为新提升干部提供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可谓“一举多得”。培养式交流已成为解放军选拔高级将领的制度性安排,也是许多胸怀大志的高级军官在任职方向上的最优选择。   “能文能武”的安排最巧   在这方面,国防大学新任副校长王西欣的使用最有观察意义。王西欣1954年2月出生, 1974年12月入伍,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副师长,曾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和在西藏部队代职。1999年12月任成都军区149师师长。2002年就读俄罗斯总参高等军事学院高级研修班,后任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参谋长、军长,2007年6月调任北京军区辖属的全军著名的第38集团军军长。观察家认为,王在全军军职干部中出名较早,曾被誉为懂军事、懂科技、对信息化作战理解深刻的解放军新一代将领的代表人物,解放军报也在一版头条报道过其事迹。王在两个战区任军长已有近六年时间,这次军委通过安排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任海泉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为王西欣腾出提升位置,既是对军事改革创新先进人物的信任,也是对有争议的军事人才的保留,还可为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充实领导力量,具有积极的典型示范意义。新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的余爱水,在空军军职干部中学历最高且有特殊影响。余曾任基层部队指导员、教导员,先后在沈空、空军政治机关任副处长、副部长,依靠在职自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专著《军事与经济互动论》获全军首届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被专家认为是一部集战略性、创新性、思想性、前瞻性于一体的开拓性专著,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余率先提出的“隐形战争”理论受到总部首长的高度重视。他先后被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空军指挥学院、总参工程兵工程学院聘任为兼职教授,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军情分析人士指出,余爱水从西北大漠的空军试验训练基地调担任京畿要地防空的北京军区空军任政治部主任,显然是授予重任,表明军以上领导班子的文化和专业结构正在加快改善。其它调整如总装备部政治部主任王家胜升任总装副政委,第二炮兵参谋长陆福恩调任二炮副司令员,第29基地总工程师邓小刚升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济南军区装备部长王军升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总参情报部副部长陈友谊升任该部部长,后勤工程学院副院长方振东升任该院院长,军械工程学院副院长张龙升任该院院长,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院长张多林调任该大学副校长,北京军区第65集团军军长许林平调任第38集团军军长,第65集团军参谋长刘振立升任该集团军军长,则是中央军委和各大单位党委根据领导班子建设情况、干部本人自身条件和下一步调整方向作出的妥善决策,安排恰当,变动稳妥,方法也是周到巧妙的。   “以德为先”不可或缺   注重个人政治素质,配强政治工作领导,也是本次调整的一个显著特点。据悉,在这次调整前,军委和总政冶部、军委纪委强化了对调整对象的政治考核,突出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广泛征求意见,以求防止“带病提升”和“强行提拔”,新提升的高级将领强中选优,政治上可靠。如第二炮兵工程大学新任政委马力少将,长期从事政治领导工作,历任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基地政治部主任和308工程指挥部政委,可以说在二炮部队主要政治工作岗位都做过领导工作。2009年3月升任第二炮兵工程学院政委后,积极适应院校政治工作特点,在培养高素质教员队伍和加强学员思想教育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使学院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和体制编制调整的考验,这次在学校落实新编制等级中荣任新职,也是对其能力素质的充分肯定。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的孙健大校,长期在总政治部做宣传教育工作,思想敏锐,政治理论功底扎实,2009年12月接替黄齐国任总政治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中心主任后,严格遵守宣传纪律,积极创新宣传形式,在军事广播宣传中作出了成绩,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其它如天津警备区政委王海儒调任北京军区联勤部政委、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廖可铎调任天津警备区政委、河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吕民松升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广东省军区副政委黄善春升任该军区政委,军械工程学院副政委(正师职)陈少华升任解放军装备学院政治部主任(副军职)等,都是经过多次考核、反复征求相关单位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按任免程序集体讨论决定的。军情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具有丰富政治工作经验的高级军官担任后勤保障机关、院校、省军区政治主官后,有利于从政治上把握机关、院校和省军区的稳定,及时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政治观点对教学员的影响,抵御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对干部个人的侵蚀,有效落实军委确保机关部队和军事院校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安全的要求。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部队的特殊体制,对高级军官的监督仅靠上级党委或主要首长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个别单位和部门屡出案件,高级军官“前腐后继”连续发生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从权力制衡、权利分散和使用前严肃考核、发生问题严格追究责任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这也是中央和军委高层必须高度重视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法广:缺乏政治信息透明度使公众极度焦躁

作者 马丁 中国当局新闻封锁和缺乏政治信息透明度, 致使活跃的网路公众舆论越来越焦躁。自王立军事件爆发及薄熙来被去职, 最近一周中国网路微博又盛传“中南海事变”等三大传闻。法新社报道指出, 这种情况一方面显示强烈要求知情权的中国公众面对信息封锁极度焦躁, 另一方面则导致网路微博中各种“传闻”满天飞。 王立军私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事件,导致在重庆另辟“红色根据地”的市委书记薄熙来去职,而中共高层封锁消息,幕后秘密处理此一事件,对薄熙来解职的理由也没有向外公布多少信息,致使事件以来关心国家大事的公众出现极度焦躁的情绪,网路贴文及微博上各种“传闻”满天飞,反应出中国公众舆论对政治透明度缺乏达到空前焦躁的程度。而造成这种情况,责任在于中国政府对公民实行信息封锁。 中国的互联网虽然遭到有系统的新闻审查,但当局对这个空间的管制也越来越困难。在新闻空缺的情况下,中国公众从大量微博和贴文去“探取”信息,已经成为唯一的途径和自然的反应。而敏感事件及突发事件的发生,也是这一有限的信息渠道热度骤然升高的原因。 最近一周以来,最震动北京的是网路贴出的“三大传闻”。第一条传闻是多个名人在网上帖文,宣称因为薄熙来失势下台的影响,北京风雨满楼,有人听到枪声,有人惊呼“中南海政变”。甚至有“消息”说内地知名记者杨海鹏透露,王立军事件后,政治局9名常委多数住在人民大会堂,有如当年林彪事变时周恩来坐镇大会堂应变那样。杨还“透露”,3月14日温家宝在北京两会的记者会上,怒批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后,薄熙来及亲属随从等 38人即被中央警衞局扣押,关在河北某地。杨海鹏还称,“铁幕后角斗仍在激烈进行,至少50个以上关联圈子彼此缠斗,包括所有已退休或未退休的中共大老”。 第二条传闻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阴谋在北京“闯宫政变”,解放军军车开进首都。新浪和微博从3月19日深夜就疯传北京种种异常的消息,有的传北京《证券市场周刊》编委李德林称,中南海四周“军车如林,每个路口都有多名便衣”;而北京文化人张志远更称“江湖大决战提前开始”。3月22日,中共政法宣传工作会在上海召开,而两天来被传出事的周永康未出席,于是引发外界猜测周永康可能已经“出事”。而此前一天(3月21日)一份民间流传的“内幕曝光资料”说,薄熙来被扣押后,周永康企图“闯宫政变”遭挫败,胡锦涛的军队司令早已提前安排部署好了“61889部队”进城。此后周永康就一直没有现身。中国国内微博上甚至有人贴出军车开进北京的照片。 第三条传闻就更诡异了。3月19日,北京媒体刊登了“法拉利粉身碎骨一死两伤”的新闻,报道18日凌晨发生在北京保福寺桥的车祸。一辆法拉利跑车行驶中失控,撞到桥体南侧墙壁及另一侧护栏后解体,车上3人被甩出车外,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说是这条新闻被迅速删除,于是有网友爆料,称死者是中共九大常委之一、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私生子。 这些虚虚实实的“传闻”满天飞,当然不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去职,暴露出中共内部在十八大来临之前权力斗争趋于白热化,而在这铁幕般的社会控制以及习惯于党争内幕滴水不漏的共产党政治传统文化主导下的中国,这些政治事件必然引起公众舆论尤其网路空间前所未有的关注热度,而当局严密捂盖的做法,更导致强烈要求知情权的公众出现极度焦躁。 法新社指出,中共一党专政,党内问题从来没有任何透明度,这次爆出王立军事件以及薄熙来被去职,打破了中共党内“团结一致”的神话,这也是导致国内网路公众舆论兴奋度大增而出现种种“传闻”的原因。 对于中国民间和网路微博出现的这种“猜测新闻”和“制造新闻”的动向,法新社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政治问题专家薄智跃(Bo Zhiyue音译)指出:“中国人现在很焦虑,因为他们得不到信息”;“现在的中国公众渴望知道一切新的信息,但是官方不提供,于是他们就发明各种传闻”。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网路微博上的“传闻”不见得完全就是“传闻”,也有一些可能是有来路的;譬如网上传播的一份“官方正式文件”披露,薄熙来的一名家庭成员因腐败案已遭羁押,正在接受调查。而这件事,官方一直未予澄清。 香港中文大学林立和教授(Willy Lam)认为,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失势,以及最近中共内部爆出的人事之争的种种迹象“意味着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捂盖子最终是捂不住的。 中国公众舆论在政治敏感时刻出现极度焦躁,是近期的一个新动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如果不开放信息自由,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因为中国公民对政治知情权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他们知道,这不仅关涉到国家的前途,社会的进步,也关涉到他们在一种合理的制度下生活的权利。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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