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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周 | 吴伯雄突抛“一国两区”说

2012年03月26日 10:23:23        上周四,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进京面见胡锦涛。这次面见,不同于往年的例牌会晤,盖因马英九今年实现连任,而胡锦涛又将在年底的十八大上交棒,所以此次会面,就负有双重使命,其一,总结过往的十年两岸关系;其二,展望未来。胡锦涛要为接班者寻找两岸关系突破口,马英九则要为下一个四年定下基调。       会面前,吴伯雄专门前往北京香山碧云寺,拜祭孙中山衣冠冢,并替马英九致送花圈。马英九的名字出现在北京如此官式场合,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个花圈是马英九以国民党主席、而非“中华民国总统”的名义送出,但国共两党做出这样的安排,显然有不同寻常的含义。双方在共同认同的孙中山名义下,巧妙地传递出继往开来继续合作的暖意,这为下来的胡吴会定下了良好的基调。       北京对台政策奏效       按北京官方口径,胡锦涛在会晤中充分肯定了过去4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对于未来,胡锦涛谈了两层意思,一是继续强调要把握和平发展主题,准确客观看待台海形势,汇聚一切有利因素,稳步有序推动;二是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继续巩固和增进政治互信,重在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       论及两岸关系现状,胡锦涛用了一个转折句概括:“两岸虽然还没有统一,但中国领土和主权没有分裂,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如果撇开“一中”的前提,认真考究,这句话其实前后矛盾,从来没有哪一国在不统一的情况下,还能呈现出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但恰恰是因为两岸共同承认的“一中”前提,使得这句话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逻辑的合理合情性质。       胡锦涛的这句表述,完整准确地描述了两岸关系4年来的进展与现状。自连战获邀访问大陆、两岸关系破冰后,国共两党开始搭建合作平台。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这一平台具有了实际层面的操作性,两岸经合随之大步前行。民进党政府当年一手制造的分裂趋势被及时遏止,两岸经贸往来更加便利化,国共平台在已有促进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开始向促进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的功能演绎。       吴伯雄认同胡锦涛的概述,他把两岸关系的现状定义为“60多年来最为和平稳定的时期”。显然,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益于胡锦涛任内灵活柔软的对台政策,即“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以及软硬之间更强调软的一面,更强调对台政策要真正入岛入户入心,更强调两岸经济要大张旗鼓地合作起来。同时,马英九政府对“九二共识”的认同,也使得两岸重新捡回了打开往来大门的金钥匙。       台海所以风平浪静,两岸努力缺一不可。       伯公突抛“一国两区”       主客谈笑风生,暖意融融。出人意料的是,吴伯雄在谈话中突然抛出了“一国两区”说。他说,推行两岸关系的依据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该条例以“一国两区”概念作为法理基础;台湾处理两岸事务的部门是陆委会,而不是外交部,这足以说明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而是“特殊关系”。       这是国民党高层第一次直接面向中共最高领导人提起“一国两区”说。       所谓“一国两区”,源自2008年的9月3日,马英九在会见传媒时对两岸现状与关系的描述。马英九说,两岸是“特殊”的关系,但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应当说,这一提法,一是恢复了“中华民国宪法”修订案对两岸现状的描述;二是和之前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进行了有效切割;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对两岸现状的描述更为准确;四是对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形成了反制。       马英九当时走出这步棋,显然有着宏大考虑。一方面,他刚上台不久,急需和对岸缓和因陈水扁造成的紧张关系;另方面,如果他在两岸关系上过于疾进,岛内的反对势力会立即反扑,他不得不有所忌惮。在这些背景下,他重拾宪法表述,就是为了寻求发展两岸关系的法理支持。并且,在承认一中的前提下,“一国两区”的说法对北京来说,也有着积极意义,北京应该抱持不反对的态度。不过,基于两岸要积极发展经合关系,有关“一国两区”的讨论并未实质展开。       转眼4年过去,马英九顺利连任,胡锦涛任期快到,两岸经合有了长足进展,和平协议和军事互信不得不提上日程。吴伯雄在北京首提“一国两区”,肯定不是他一时兴起。据说行前,他和马英九曾深度谋划,字斟句酌。吴为马背书,试探北京底线意味甚浓。       “一国两区”和“一国两制”有着本质不同,前者强调一国之下两岸是对等的政治实体,后者则强调一国之下两岸有着隶属关系。如北京承认两区,则坐实两岸是对等政治实体的论断;如果否认两区,则无异于承认台湾是另外一个国家。马英九的潜台词是,北京若承认两区,他在台湾就好交代,两岸就什么都可以谈。       国民党试探意味浓       但北京的官方表述,对“一国两区”只字未提,仔细审视胡锦涛的概述,又会发现北京立场的些许松动,至少,在“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这句话包含的各种可能中,包括了两区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吴伯雄在会晤中表示,当前两岸“要求同存异,同的是‘两岸同属一中’,对于异的部份要正视现实,搁置争议”。这是国民党高层首次明确指出“两岸同属一中”,相对于“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更强调共性,也是对“一中原则”的再度靠近。吴伯雄的这段话,在两岸官媒报道中均有提及,显见双方就此达成了共识,北京对国民党再度贴近“一中原则”,显然也抱持积极态度。       有意思的是,吴伯雄此后就对“一国两区”三缄其口,再不谈论。这说明,国民党抛出此话题应属试探性质。而从北京没有直接回应分析,面对马英九针对一国两制踢回来的皮球,中共应该也感觉到有点难办。       化解这个难题的责任,落在了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肩上。 上一篇: 再改革:从肃清文革遗毒开始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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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痛批重庆模式

“地方政府竞争曾经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力量,但福兮祸所依,这一独特机制很可能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来源。”国际对冲基金经理、广晟财富投资管理中心投资总监刘海影在《谁来约束地方政府?——重庆模式的经济批判》一文中如是开头。 “重庆模式是财政软约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他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现在要担忧的不是他们在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不够大,而是起的作用太大了。” 其实,对重庆经济模式的争议由来已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刘业进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于2011年举办的一个关于“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比较的研讨会上,他就试图论证“重庆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久”。 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 刘海影认为,如果非得给重庆经济发展定义一个模式的话,那就是财政软约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这种模式在短时间来看效果是很好,长期来看则未必美妙,因为“借钱是要还钱的”。 事实上,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以来的十几年历史里,重庆的经济发展从来没有像最近几年这样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切都离不开被外界称为“重庆的CEO”的黄奇帆市长的积极运作。在重庆市政府的主导下,一系列经济建设大手笔给外界印象最深。 2002年重庆市八个城建融资平台创立,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八大投”),均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在“十一五”期间,“八大投”充当了全市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城市建设、水利设施、轨道交通、旅游投资等各方面的主体。 重庆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3、2004年开始推进国资改革,重庆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发展到如今1.46万亿元的规模,其资产分布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在原来的重庆国资中,有80%是工商企业,现在变成了40%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集团,30%是金融企业,30%是工商企业,这使得重庆的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极大增强。 这些大手笔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全市生产总值在5年中翻了一番。2011年,重庆更是凭借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在各省市GDP竞赛中以16.7%的增速荣登榜首。 不过,在这些成绩面前,刘海影的看法始终比较谨慎。他认为,历史经验表明,政府主导的经济项目不太具有经济合理性,长期如此,政府借的钱可能还不了,到时候会出问题。 刘海影在上述文章中曾指出,仅在2011年,重庆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00亿元,占当年重庆GDP比例高达76%。毫不夸张地说,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构成了重庆经济快速扩张的主要动力。“政府不应该是经济直接参与者、操盘手的角色,尤其不应该靠打压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力来搞纯粹建立在投资拉动上的经济。”刘海影对记者如是说。 刘业进则进一步指出,“重庆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发展经济的社会工程师“工程技术思维”,不太严格地说,可以称为小计划经济。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面,以工程技术思维来处理必败无疑,这是以20世纪计划经济导致数千万人蒸发换来的经验教训。 高赤字和高负债并存 政府主导经济和投资驱动的结果是,重庆政府面临高赤字和高负债隐患。 来自重庆市财政局的一组数据显示, 2011年,重庆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超过2900亿元,地方财政支出超过3900亿元,收支增幅双双超过40%。同时,2011年,重庆财政赤字规模超过1000亿元,占整个GDP比重达10.52%,远超3%的国际警戒线水平。 实际上,重庆市如此巨大的赤字规模还是发生财政丰收的情况之下,“政府有多少钱也不够花”这一点在重庆市得到印证。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三年,重庆市实际财政收入分别为2009年1165.7亿元,增长21%;2010年1990亿元,增长70.8%;2011年2908.8亿元,增长46.1%。支出方面,2009年实际完成1806亿元,增长24.7%;2010年实际完成2749.5亿元,增长48.4%;2011年实际完成3961.7亿元,增长44.2%。 刘海影在分析文章中指出,2011年重庆GDP合计约为1万亿元,而财政收入高达2908亿元,占GDP比例接近29%。财政收入占比如此之高折射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力抽取。而力度如此之强的资源占用依然不能满足政府开支需求:2011年重庆财政开支高达3961亿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国该比例仅为23%。 仔细研究还会发现,在重庆市财政支出中,中央补助部分占比很大。重庆市2011年获中央补助、上年结转等共计1843.4亿元,而与重庆财政收入规模相同的另一直辖市天津,获中央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补助等资金332.9亿元、上年结余166.8亿元。重庆此项可用资金是天津3倍还多,这体现了中央对于重庆这一西部唯一直辖市的重视,而重庆如果对此过度依赖,长期而言令人担忧。 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中央政府推出激进刺激计划为契机,各地政府同时发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刺激本地经济发展的秘诀: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 事实上,与财政赤字同样引人关注的是重庆的“八大投”负债。对于精通资本运作的重庆市政府来说,“八大投”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一直是个谜。“从地方债务角度分析, 2011年8月份披露的重庆市地方债务数据显示,不包括市一级债务、仅统计区县政府债务,总额约为2159亿元。考虑到该数据未包含市一级政府债务(全国平均而言市一级政府债务是区县一级政府债务的1.6倍),总债务规模约5000亿元,再考虑到重庆预算内收入仅1488亿元,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值得担忧。”刘海影对记者表示。 千亿投资换来公租房建设 如此高的财政赤字和地方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颇具重庆特色的各种民生建设工程。重庆最典型的民生工程有以公租房建设为重点的“民生十条”和“五个重庆”建设。 2010年重庆“两会”期间,黄奇帆市长提出,重庆市将从2010年起在全国率先建设大批公租房,计划10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其中,前三年新建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到了2010年6月,这一计划增至前三年在主城区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 重庆市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累计开建公租房2871万平方米,配租11万套,规模、进度和配套水平全国领先。 不过,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租房建设其实就是政府讨好老百姓,政府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纳税人的钱。”茅于轼认为,政府建设公租房会有寻租和后期运营维护的问题,相比于市场建设商品房出租没有经济效率。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重庆公租房建设总共需约1000亿元的投资。其中,政府将投入30%的资本金,由土地出让金收入、对高价房的税收、土地储备收入等来负担,此外70%要依靠市场融资。 而按照《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采访黄奇帆时所作的保守测算,三年的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的总投资规模超过700亿元。如果考虑到政府划拨3万亩土地投入建设,由此损失的土地收益大体也将达500亿元,这将占去重庆市2009年至2011三年财政收入(约6000亿元)的1/5,这还没有包括政府在后续维护、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务方面需要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此外,2010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决定本届市委任期内,用两年半时间,在解决全市群众最关心的十大民生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这个“民生十条”还包括农民万元增收、森林绿化、农民养老保险等各个方面。据重庆当地媒体报道,为实现此次全委会提出的“重庆民生十条”,两年半时间内,重庆市政府的总投入将高达3400多亿元。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民生投入,茅于轼不无担忧。他认为,应该由政府实施住房救济的只是最低收入的少数人,而且应该通过货币补贴的方式让他们到市场上租商品房。 而刘业进则对记者表示,“住房问题的根本是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使用扭曲了住房供应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产权,允许建设小产权房入市交易。”他认为公租房可能导致分配不公,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富裕、公租房需求降低,可能面临巨大的浪费。 福利主义道路是条死胡同 重庆大规模投资公租房建设和所谓的民生工程也引发“福利主义”的担忧,尤其是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这种对于大政府主导下的福利主义的担忧更是挥之不去。 在2011年7月3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上,关于如何看“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问题就产生过激烈争论。“民间确实有主张大政府搞二次分配的福利主义土壤,一些学者也支持这样的观点。”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刘业进告诉记者。 在那次研讨会上,以独立学者秋风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当下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要求进行再分配是完全正常的。“如果经济学家根本不能说服政府降低民众税收负担,那么,要求政府在给定的财政收入中,拿出更大比例用于改善中低收入民众的生活,就是完全正当的。” 但是,刘业进认为,秋风发现了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药方。他告诉记者,面对分配不公重要的是找出形成收入差距的原因,而不能简单地通过税收、通过行政的方法来抹平差距。“当前形成收入差距的机制是两个方面:权利歧视、政府垄断和政府管制。如果我们视而不见,或者转移了关注的重心,去关注收入本身的分配问题,这其实掩盖了真正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 刘业进认为,针对当前宏观税负高的问题,对策是呼吁减税,控制政府扩张倾向,而不是承认既成事实,然后去“分配错误的收入”。搞民生工程,恰恰为高税负提供了口实和短时期的合法性,也为前述垄断收益提供了道义支持。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税收水平已经远超GDP增长速度,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同比增长24.8%;而个人所得税在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的情况下规模仍达6054亿元,同比增长25.2%。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超GDP和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如果国家扩大福利政策,势必要征收更多的税,个人与企业将难以负担。 “没有财富的生产,哪来财富的分配,重庆是不是比其他地方有更高效的财富生产呢?”茅于轼认为,“重庆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进民退,恰好是降低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你哪来那么多钱搞民生给大家做好事呢,很可能是靠向银行举债。” 很明显,政府福利不是免费午餐。刘业进从三个方面向记者讲述福利主义为何行不通:“首先政府有一只手为你提供免费或相对廉价的公共物品,就一定有另一只手从你的口袋里攫取税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次,我们应该看到福利国家的危机愈演愈烈,欧洲福利国家几十年的实验告诉我们,高福利打击工作创造的积极性,鼓励了懒惰,从而使得国家经济不可持续;第三,我们要从捍卫任何一个人合法私有财产的角度,去防止通过福利主义合法地剥夺公民财产。” 刘业进主张,以“普遍富裕”替代传统“共同富裕”的说法。因为“共同富裕”暗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平等诉求,“普遍富裕”是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承认人与人之间合理的差距。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普遍富裕”的根本出路在于保护产权和鼓励私人领域的创新,而绝不是均富式的“福利主义”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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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郑酋午:政改,政改,目前能改吗?

郑酋午:政改,政改,目前能改吗?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郑酋午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记者问答会上呼吁政治改革,现在报刊和网络上政改的呼声响个不停。但是,在行动之前,首先应该弄清楚到底怎样改?          我个人认为,政治改革主要应该达到三个目地,即保护人权、防止腐败、实现公平秩序。          现在民主人士提供的方案是:普选、代议制、三权分立、多党制、军队国家化、文官中立、地方自治,等等。这是根据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改经验总结出来的,应该说,这套方案符合工业文明,已被认为具有普世性。如果实行这一方案肯定有助于保护人权和防止腐败,但是否有助于实现秩序还要看情况。          因为在中华民国早期(1912-1926年)实行过这一方案,但出现的结果是军阀割据,没有出现全国秩序。中华民国早期为什么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呢?北洋新军的建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即是军队只效忠于袁世凯不效忠于政府,在袁世凯死前一段时间内各派系之间也已经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就使到各派系有了进行地方割据的资本,在袁世凯死后无人能在总体上控制北洋军。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民主化改革,就要设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如若如此,中央必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不让地方大的军事单位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现在的军队建制是中央牢牢控制着地方各大军队单位,地方各大军事单位实行集体领导,所以,在政改的时候主要注意保持这样的一种控制。从现在世界民主化的经验来看,民主化没有出现过民乱只出现过军乱,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我们有必要吸取经验教训。          但是,这一方案遭到巨大力量的反对,民间有毛主义人士反对,官场有特色派反对。特色派最有力量,党、政、军资源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民主派力量小,目前我国民众只关心钱不关心民主,民主派发动不了强大的街头运动,形成不了压力。各级领导不愿意改革目前改不了。这种方案如能实行中国就会有光明的前景,但是,要实行恐怕还要十年八年以后。          这一次答记者问,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县级普选。但在党内没有支持力量,所以,他呼唤人民觉醒和支持。温家宝总理的提出的方案肯定是过渡性的,这个方案循序渐进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序发展,也有利于县级领导人反腐以及在县以下保障人权,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人民不觉醒,资本家、中产者不感兴趣,下层民众还不知县普选是什么,民主人士认为这不是民主也不支持。看来,温总的呼吁又要落空了。          共产党内一部分人有一个方案,就是实行党内民主,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据说,由高干子女组成的延边儿女研究会还准备向中共十八大提出议案。实行党内民主即是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常委在中央委员会或党代会上竞选,党的地方各级领导也进行竞岗;党的机构实行党代会常务委员会、中央(或地方)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三权分立。这一方案有利于防腐和保持秩序但不利于保障人权。这一方案受到中共高层和党内各级领导的强烈反对。领导不支持,普通党员不关心,看来还是没有办法实行。          不讲民主只讲党政分开,现在也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中共十三大就提出过这一建议,但是后来没有实施。这一方案是,书记不管具体事物,不签名盖章批条子,只管党务,加强党对政府各级领导人的监督,实行这一方案腐败会减少,并且也会保持有序,但无助于保障人权。这种方案遭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书记的反对,党书记现在最有权势,他们反对也实现不了。          所以,政改,政改,喊了几十年还是什么都不能改,如何是好?有的民主人士憋不住了,在网上发文说,中国的民主还得靠美国人打进来,就如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他愿意带路。乌有之乡网立刻给这种人起个名叫“带路党”。其实,这种想法也很不符合实际,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核武器,美国也不敢打,最后还是要靠中国人民自我觉醒。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记得中国曾经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变得名不副实,现在看来,要变得名副其实也许是亚洲最后一个了。          我国为什么一定要政改呢?因为在专制政体下,社会越发展,国家的合法性越难确立;专制政体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这种结构下,有能力的人很难进人决策中心,工业化的发展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并由此带来新的矛盾和管理问题,但由于没有法治,无法处理和消解这些新型问题;在专制政体下的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中层组织的力量往往变得越来越薄弱,在社会的中层联系削弱后,不但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变得微弱,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也缺乏信任感。工业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但专制政体却不能随着社会的复杂也相应地变得复杂起来,以上这些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不断加剧。所以,需要政改。          现在经过三十三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就是集一党专政、以公有经济为相当比重的市场经济和一元论官文化为一体的模式。这种逐步定型下来的模式是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为特征的,必然妨碍正常的市场竞争,使官僚资本和权贵资本享有优先权,使腐败迅速蔓延和带来更多的人权灾难。所以,从长远看,中国模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需要打破这种中国模式。          从历史上看,自生民主的国家一般都要在所在国工业化之后,因为只有工业化才会壮大民主力量。已知的是,有了工业革命才产生了工业化,有了工业化的发展,才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带来现实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文化多元化。现在世界上凡是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没有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不是民主国家、没有不是文化多元化国家。因为工业文明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工业化要求的是效率和公平竞争,而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提供;市场经济需要法治,而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提供。中国的工业化是从1861年开始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中国的工业进程总是被打断。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全球背景下进行了三十三年的工业化建设,再过八年左右我国就将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届时,民主力量就会壮大。根据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常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为工业化所在国带来最终确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制度的现代性变革,我国的工业化发展也肯定不会例外。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国的最高层的多数人不愿进行民主化的政治变革,而民间民主化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形成巨大压力的程度,所以我国的政治变革也只好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有人说,政改、政改就是暂时不能改!          2012-3-19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45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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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王事件:不是好戏开场,而是帷幕正在关上

对一个极权政治进行预测,是十分冒险的事情。不确定和未公开的东西太多,随便揭开帷幕的一角,都有可能令人震惊。但是,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忍不住要伸长脖子去看,削尖耳朵去听,看不见听不到也会胡思乱想,尤其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比如当下的重庆事变,每天都有无数谣言在飞舞。 一个月前,“打黑英雄”王立军秘访成都美领馆,举世错愕。很多人认为好戏开场了,我却看到帷幕正在关上--中共十八大基本上可以顺利召开了。我本来以为各方会借机达成妥协,见好就收,平稳过度,孰料赢家出手更狠,足见内部斗争残酷,对捣乱者决不手软。 统一、稳定和团结,这些当局用来对民众洗脑的词汇,同样也固化于他们的思想。内部意见不统一可能会被认为是搞分裂,外部反对和抗议则会被视作搞动乱。而戏剧性作为极权政治的一个特征,既是它的弱点,也是它的强项,在关键时刻用来一锤定音。即便没有王立军的“叛国”,当局也会等待甚至制造一个别的事件,来结束影响党内安定团结的乱局。 有网民讽刺说,王立军不愧为“打黑英雄”,通过奇袭美领馆,一举打垮中国最大的黑恶势力--以重庆模式为龙头、对“文革”一往情深的“毛左”派系。事实上,这个事件对于中央政府铲除异己、稳定政权何尝不是天赐良机?从更长远的时期来看,他的惊世之举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尚难定论。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以温家宝为代表的改革派对大批既得利益者组成的保守派的胜利,是以深化改革为旗帜的广东模式对让“文革”借尸还魂的重庆模式的胜利。尽管我并不认为薄熙来真的相信“文革”理论--否则他的夫人不会开大公司,他的儿子不会负笈西洋,他领导下的重庆也不会大力招商引资--但是他若得势,必然将“唱红打黑”假戏真做,发扬光大,甚至让中国重蹈红色恐怖覆撤。他的失势无疑是一件好事。 然而,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作为政治权斗旗号的改革开放与广东模式,随着对手的湮灭,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汪洋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就否认乌坎的创新意义。他深刻地了解,在政局安稳的时候,当局不需要广东模式,而只要一个统一的中国模式;更不需要真正的民主改革--那样不仅可能会带来新的纷乱,更会让专制的政党最终消亡。温家宝总理一再重复的“不改革就会死路一条”,缺少一个主语。如果像《人民日报》那样给它加上主语“党”,把政治改革定位于“救党”,那就注定不是真正的民主改革。 只要普通民众还不知道薄熙来人在何处,只要一切斗争都还是黑箱操作,无论它多么精彩,也无论它的结果多么正确,那也只是宫廷斗争,而不是民主改革。那么宫廷斗争有没有机会转换成民主改革?很多人都在等待,等待改革派将“毛左”收拾干净,牢牢地控制了局面之后,温家宝总理自然会兑现他的承诺。事实上,一个风平浪静的政局,是不可能有动力进行政治改革的。温家宝之所以能够为政治改革焦虑,除了用作权斗的旗号之外,他大概也真的感觉到了社会的压力。没有足够的压力,当局不会主动改革,民主不会自动到来。 政治需要平衡,权力需要监督。对于右倾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来说,追求公平正义的左派势力本来是一个制衡的力量。但是重庆模式并不是真正的左派理想,大骂“西奴”、拥护政权的所谓左派网站,做的也是极右的事情。美国左派标杆人物乔姆斯基说过,为什么他要痛骂美国政府呢?因为他活在美国,这是他的责任。中国的“左派”们,却把维护红色政权当作自己的责任。即便他们对权贵的不满是真实的描述,但是他们的方式是投奔更大的权贵。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仅没有成为批评的力量,反倒成为打压批评者的帮凶。 中国并不缺少权谋的看客,而是缺少在关键时刻为民主改革添柴加火的力量。这个时候,声援温家宝总理的改革呼声,与让他感到更大的压力,其实是一回事。民主改革对于民间舆论的定位,是批评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而不是宫廷权斗的欢呼者。倘若这真的是一个政治改革的良机,各方力量应该迅速行动,而不是静待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长平,德国之声,原标题为《安定团结待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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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 薄熙来为干预贪腐调查而罢免王立军

报告指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因为企图干预当局对他一家人进行贪污调查,而撤去王立军的职务。报告首次证实,王立军为了逃避薄熙来而跑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企图寻求政治庇护。 报道说,在当局宣布撤去薄熙来的职务之后一天,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党内和政府高层官员发出这份报告。《纽约时报》指记者取得的这份报告的内容,已获中国部级单位一个官员以及重庆市府一个官员证实乃真确无讹。 报道又指,薄熙来更可能面临刑事罪名的检控,对如此高阶层的中国官员而言,是罕见地。前北京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希同和陈良宇,分别在1995年和2006年在下台之后,因贪腐控罪而入狱,他们两人像薄熙来一样,都是25人组成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会的成员。 但薄熙来的个案又显然与陈希同和陈良宇不一样,因为薄熙来还涉及中国的改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薄熙来的失势跟政治斗争关系不大,但却关乎中国「到底要不要改革」。 此外,根据《纽约书评》博客Ian Johnson强生的文章猜测,薄熙来晋身政治局常委的希望不但破灭,他的政治局委员身份,亦将在今秋举行的中共十八大被褫夺。强生认为,薄熙来的陨落其实在王立军事件之前早已埋下伏线。他认为,在一个凡事讲求集体领导的国家,领导人个性模糊,但诚如中国充满生命力的互联网的网民取向,却亟需一个富有魅力和个人风格的领导人,薄熙来正好就是这个典范,因此如果一旦薄熙来成为九个政治局常委之一,他的锋芒将肯定盖过习近平和李克强,这对新的领导班子而言,并非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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