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

公众的食品安全,除了从明天起,各自肩负“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的自救使命之外,还能指望什么?现在看来,确保公共食品安全的首要前提,便是尽快摒弃这种“让一部分人的食品先安全起来”的短视作法,要通过制度来强迫公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民众安危与共,这或许是破解食品监管难题最起码的底线诉求。 　　不知从何时开始,有关食品安全的话题讨论,借由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词、一次又一次人为事件而接连发生。

目前，在中国，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腐蚀媒体基本是一种安全的行为。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贿买新闻才受到了法律的追究，而追究的过程，又有许多政治正确的 “折扣”，更不去清理明显在“灰色地带生存”的名目繁多的“新闻机构”，也不去讨论导致新闻腐败的原因。所以，在这样的起点上，来谈回归新闻的法治和道德的路径，只能称为“遥望”。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管多么严厉的问责制度、多么详细的财产报告规定，如果只是停留在内部、关起门来自家算账的话，都走不出官僚群体日趋异化的宿命。

官员问责制度进入公众视线，是从2003年“非典”开始的，到了多事之秋的2008年，几乎成了“问责年”。但最近两年，问责 … 社会 学家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里分析、比较了历史上的各个官僚帝国。按照他的理论，长时间被铁腕统治的官僚，会变得自主性削弱、低效、形式主义，他们采用各种伎俩躲避统治者的控制，变成了仅为自我利益活动的群体，尽可能淡化服务取向和责任。 …

是的，如果我们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这样的体制才能保护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体制？没有。 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说出那句话：这是体制的 …

当公共权力偏离公共福祉的轨道时，制度就发生了异化，变成了为特定阶层谋福利的平台，公众就对权力和制度失去了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