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明報|李宇森 – 以內戰來管治——思索菲律賓的毒品戰爭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0月30日 【明報專訊】今年5月,杜特爾特當選新一任菲律賓總統,在任短短幾個月已爭議不斷,其中最為人詬病和不齒的,要算是他上台後立即提出的新計劃:向毒品宣戰。「如果你認識任何一個毒販,請隨便殺死他們,因為由他們家人動手會很痛苦。」這是杜特爾特在總統就職演說上的發言。之後幾個月,菲律賓的大城市腥風血雨。據報,目前在這場毒品戰爭中,至少有3000幾個道友或者毒販因拒捕而被殺。對此,國內外反應迥異。杜特爾特在民眾的支持度持續高企,但仍然有一些宗教和政治領袖表示反感。在西方社會,歐洲議會高度關注這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國際刑事法庭也立案跟進。禁毒,是各國政府的共識,但是這場無視法律秩序的毒品戰爭,呈現了當代政治世界一種日漸普及的管治模式:以例外和內戰作為常態的管治。因此,日常管治和內戰,奇異地結合在一起。 禁毒變成內戰 那麼,到底菲律賓政府是怎樣執行這場毒品戰爭呢? 本月初,一名自稱在天使行列的資深菲律賓暗殺團(Death Squad)成員,向英國《衛報》透露這場毒品戰爭鮮為人知的一面:這些暗殺團,一般是警察的特種部隊,且會高度保密成員的資料。現時有至少十個暗殺團,每隊16人,每次行動前均先獲取一份長長的暗殺名單。這名單上的全是涉嫌吸毒、販毒或者觸犯其他罪行的疑犯。然後,就像我們熟悉的特工電影情節,在月黑風高之夜,潛入、暗殺、棄屍,而且在屍體上還可能放張卡紙,寫上該人的罪狀,以「方便」其他同僚不用再調查死因。這場無聲殺戮進行了至少3個月,只見一些菲律賓官員興高采烈地說:我們預期犯罪率會下降,此乃治亂世用重典之功呀! 這種官方包辦的調查治罪模式,稱之為毒品戰爭(Drug War)實在適合不過,因為杜特爾特的確在國土內帶來一場戰爭。美其名是嚴懲罪犯毒販的非常手段,說穿了是向國內一部分人開戰。按常理來理解,日常法律秩序跟內戰或戰爭時期的秩序是完全相反的。在日常情况下,一個民主國家實行三權分立,警察的角色只在於執行法律,制服疑犯並帶進司法體系,再裁決其是否有罪。在整個過程中,疑犯也是公民,理應享有一切法律賦予的公民權利,例如保持緘默,聯絡律師或家人等。即使獲判有罪,犯人仍可按司法程序上訴,以求更正裁決或刑罰。 但是,在菲律賓的毒品戰爭中,暗殺名單上的人只是涉嫌與毒品或其他罪行有關,從來沒有在公平公正的司法程序上得到合法的審訊,便悄然喪命。這種行為,顯然超越了執法的範圍。換句話說,在整個暗殺過程,警軍不分,被殺者不再是一個擁有公民權的疑犯,而是變成一個戰場上的敵人。戰場無父子,只有敵我,只有殺戮和生存。然而在這場戰事中,只有一方是國家,另一方是國內的一群人,名單上的一串名字。因此,它屬於內戰。但往往內戰最弔詭的是,只要主權國不承認對方是交戰團體,那麼整場殺戮便會成為平亂之舉,戰爭法也不適用。 例外和日常 即使我們認清了這場毒品戰爭本質上是場內戰,這並不因此指涉那些道友或者嫌疑罪犯意圖叛國、危害國家安全。正如杜特爾特在演說中所言,他的狠心為的是要肅清罪行,把菲律賓還原成一個守法和有秩序的地方。因此,這場毒品戰爭無疑是他心目中有效管治的方式之一。但到底應如何理解內戰和管治這對奇特的組合呢?當代的政治思想討論或者能提供到一些線索和洞見。 德國威瑪共和時期的法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曾多番討論例外狀態、法律處境性(situational)和代理獨裁者(commissarial dictatorship)的關係。他認為,一切法律條文均有其預設的正常處境。只有在滿足了這些背景條件下,法律條文方能有效執行,整個法律秩序才得以維繫。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這正常處境受到衝擊,政府無法執法,整個社會秩序陷於崩塌邊緣,那麼政治最高決策者、又稱為主權者(sovereign),便應頒布例外狀態,懸置某些法律,讓政府得以享有非常手段,撥亂反正,令原有法治制度得以繼續運行,憲法所保護的價值不會消弭。但施米特十分強調,儘管在這階段,主權者享有無上的獨裁權力,但畢竟是代理的,不應立法或更改法制,而是要盡快恢復日常秩序,以便重新把權力讓回原有的制度。 德國哲學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十分仰慕施米特,二人不單有書信來往,更曾互相送贈自己的著作。但針對施米特對於例外狀態的見解,本雅明有不同的主張。在1940年一篇名為〈論歷史的概念〉的文章,他寫道:「整個受壓迫的傳統都在告訴我們,緊急狀態並不是例外,反而是日常的管治方式。」本雅明身為猶太人,這主張固然攙雜了許多民族記憶,但同時也呈現了理解日常管治的新角度。這點上,啟發了往後許多政治思想家的方向,其中一人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他在《例外狀態》一書中點明,當施米特很着力去區分代理獨裁者施行的例外和日常的分野時,本雅明則明確地揭示,日常和例外的分隔早就打破了,這是純然虛構的法學概念(Fictio iuris)。維繫法律秩序,只能透過內戰和革命暴力來達成,單純依靠法律效力已經不足夠了。 內戰和管治 那麼,內戰和長期例外如何成為管治的方式呢? 首先,這種內戰本身不會否定整個政治法律秩序原來的功用,也就是說,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法律所保障的政治、經濟權利,並無因此而消失。所以,主流的日常生活並未有太大惡化,這也說明了為何很多菲律賓人會覺得這種非常手段是可以接受。另一方面,阿甘本重新解讀霍布斯(Thomas Hobbes)對於自然狀態和主權者的關係,藉以理解當代政治的長期內戰狀態。 在阿甘本另一本作品《內戰》,他認為霍布斯所談的自然狀態,並不是社會契約訂立前的歷史狀况,或者虛擬的思想實驗,而是陷入內戰的情形。人跟其他人彼此為敵,因為失卻了主權者或者國家的保護。霍布斯式的主權者,雖然是源於人民(people)的集合和授權,但這人民也隨着主權者的誕生而瓦解,變回不同的個體(multitude)。按阿甘本的想法,這主權者要獲取管治和擴張權力的合法性,或者維護自身的秩序,會不斷向臣民施行暴力,因為對於它而言,所有國民皆為潛在的罪犯或敵人。主權者打擊敵人,不一定需要倚靠法律或尊重人權,皆因主權者一方面在法制內,同時卻在法制外,故可用法律以外的方式「解決」敵人,而沒有法律代價,例如美國的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監獄,或者菲律賓的暗殺部隊。如此繞過法律秩序,則人的權利自由也蕩然無存。 因此,這出現了一幕多重弔詭的政治鬧劇:那些嫌疑犯本是公民,卻被主權者打成非公民、非外地人的純粹肉身狀態(bare life),因此遭暗殺也不構成謀殺;在暗殺的時候,這空間變成「沒有法的空間」,因為法的秩序真空了,令政府指示的暗殺得以可能,但同時法律秩序仍一直存在,故此這場毒品戰爭呈現了一種無以名狀的法律狀態。換句話說,這例外的暗殺手段形成了新的法律效力(force of law),但這法並不容於原有的法律秩序,它是在不存在的空間(non-place)展現的。因此,長期內戰狀態,能相容於日常的法律秩序,並成為日常的管治方式。 文:李宇森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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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革命 | 大饥荒时毛的奢侈菜谱:7大西菜17种鱼虾

转发此新闻: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而毛泽东在实际生活中的饮食却令人吃惊。据《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披露,毛在大饥荒期间的菜谱有七大西菜,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至少十七种。】全国的大饥荒自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以1960年为最烈。图为毛泽东于1960年在北戴河度假 毛泽东推崇中国菜,终生喜欢中国菜,但这并非说他反对西餐,拒绝西餐。 60 年代初,毛泽东在吃过几种西菜后,突然对西餐中的几种菜肴感起兴趣来。他想,原来西餐中也有许多菜看的制作方法妙不可言啊。  大概从60 年代初开始,工作人员开始为毛泽东物色精通中西菜肴制作工艺的厨师。当时,毛泽东聘请的一位姓陈的厨师擅作西餐,毛泽东对他的手艺常常赞不绝口。江青很欣赏西餐,有一次在吃过陈师傅做的几样西菜后,称羡不已。她对毛泽东说:“陈师傅的手艺还真不错,我那边的师傅没一个比得上!”毛泽东听罢便对她说:“如果你想要,就把陈师傅调到你那边去好了。”江青闻言大喜过望,最后真的毫不客气地将陈师傅要过去了。毛泽东在北戴河,神情愉快  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内容尽管谈不上十分丰富,但己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毛泽东喜欢吃色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1961 年4 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毛泽东对于用西餐方法制作出来的鱼虾感到十分新鲜惊奇。他常常在吃上一段中餐方法制作的鱼虾后吃上一次西菜鱼,以此换换口味。其实,他吃的鱼虾大多是国产货。比如他常吃的小虾就是中南海产的。工作人员休息时做上几个小箱,里面放上一些饭粒,丢进中海里,第二天取箱时一般能捞上一小碗小虾。毛泽东很喜欢吃中南海出产的这种小虾,有时他用中国菜的做法做了吃,有时也用外国的方法做来吃。  毛泽东吃鸡,但谈不上特别喜欢。西餐中鸡的做法比中餐要多,因为西方人以肉食为主,因此制作花样代代相传,推陈出新,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 60 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这些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毛泽东对上述西菜鸡并非样样都喜欢,但偶尔吃上一顿也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毛泽东不大喜欢牛羊肉,也许他有些嫌弃牛羊肉的膻昧。他在诸多肉类中独独对猪肉钟情不悔。他喜欢红烧肉,倘若一段时间未吃还真有些嘴馋,往往主动提出来“打打牙祭”。60 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泽东这一特点,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至于牛羊肉类,因为毛泽东不是很喜欢,因而只是偶尔掺杂一些品种进去。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毛泽东喜欢喝汤,几乎每顿饭菜中都有一小碗汤。西餐中汤类品种丰富,而且各具特色风味。毛泽东60 年代吃过的西菜汤有,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摘自: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转发此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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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将军一心敛财富 何曾想过平戎策

转发此新闻: 继徐才厚、郭伯雄之后,解放军又一退役上将被查办。据中国军网消息,空军原政委田修思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这一宗触目惊心的腐败大案,暴露出过去十多年军方内部一系列问题,这也是为何中国外交硬不起来的根本原因。解放军虚有其表,华而不实,幸好近年中国没有与周边国家交战,否则可能会一败涂地田修思是郭伯雄、徐才厚的亲信,也是军中河南帮的要角,他早年在新疆入伍从军,在兰州军区打转,郭伯雄在军中崛起之后,田修思也飞黄腾达,曾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政委、新疆军区政委、成都军区政委,后来又在徐才厚举荐下,跨军种出任空军政委,前后花了约五千万元人民币。其在空军的主要职能据说有二,一是大肆卖官受贿,二是帮助郭、徐箝制时任空军司令许其亮。在郭伯雄、徐才厚倒台之后,田修思主动向军纪委上缴一亿三千万元问题赃款,并交代了诸多郭、徐的问题,期望能够侥幸过关,但最终还是被查办。事实上,田修思被调查,还只是军中反腐第二波的开始,早前军委后勤部前部长廖锡龙的弟弟廖锡俊、总政治部前主任李继耐的秘书朱新建被传遭调查,外界议论纷纷,认为廖、李这两名军委前成员已是岌岌可危。威武之师 虚有其表中共十八大后,解放军反腐愈反愈猛,几乎涉及各军兵种各大战区,郭伯雄儿子曾豪言「军中一半干部都是我家提拔的」,言下之意是另一半是徐才厚提拔的。据悉,目前被列入军纪委黑名单的将领超过二百人。在外界印象中,解放军这支威武之师杀气腾腾,「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如今腐败的黑幕一揭开,外界才发现所谓的威武之师根本是虚有其表,华而不实,尤其是那些掌握军权的军头们已成为大蛀虫,早已将国防蛀得千疮百孔,一旦中国遇到危难,谁能出战,何以为战?幸好近年中国没有与周边国家交战,否则岂不是一败涂地?这有历史可鉴,当年清朝甲午战争主要是败在贪腐上,当时北洋海军共购买九艘军舰,充其量一千一百万两白银,军费中有近二千六百万两白银被中饱私囊。中国每年军费七、八千亿元,但郭伯雄、徐才厚、田修思及谷俊山这些腐败将官侵占的资金已几十亿、上百亿元,到底还有多少军费用于备战?所以贪腐不除,中国未战已然先败。上将一心敛财富,何曾想过平戎策?这几年中日、中越、中菲及中印围绕领土领海主权产生争议,不少网民主张出兵,现在看来,幸好中国当时没有轻举妄动,如果出兵恐怕亦难以取胜。来源:东方日报转发此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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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 | 乔木:中国的互联网管得住吗?

转发此新闻: 中国的网络审查和管控,不仅针对所谓的政治敏感话题,最近对于雷洋事件的法律个案、江苏家长由于高考减招的街头呼吁,这样地区性、就事说事的言论,也不断删帖销号,强行解散微信讨论群。当然最受诟病的还是互联网长城。从成熟社会的经验来看,媒体不仅是讯息和按摩,还是社会矛盾的解压阀。如果只是封堵,没有导流释放,最终潮流滚滚,摧枯拉朽。互联网长城的存在,对于中国的网络公司其实是个好事。它们在巨大的国内市场玩得很嗨,避免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激烈竞争。如果容许推特、脸书、谷歌和YouTube进来,估计微博、百度和各种视频网站就没有那么流行,腾讯、阿里这些巨无霸更是很难大获其利。不仅活跃的社交媒体被不断管控,新闻和综合网站更是限制颇多。除了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等几个官方的网站容许刊登首发和原创的新闻外,其他门户网站只能转载有执照的传统媒体的新闻,或者发表评论。官方办的网站有记者,其他网络媒体人员,不被承认为记者,没有核发的记者证。尽管从更大层面来看,如宪法35条所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统一的记者证。中国的各个行业都在转型,自由程度增加,但媒体行业,特别是互联网,转型越来越难。主要原因是管理机构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中宣部、工信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外,这些年又不断增加新的管控机构,如网信办、国安委、中央网络领导小组,甚至公安的网安处、文化局的扫黄打非办、工商的广告处,都可以处罚关停网站和新媒体平台。管控机构越来越多,各种政策层出不穷。对于网民来说,最终无非删帖、销号。对于网站和服务商来说,则是各种烦恼应对,要在政治敏感、市场需求和用户活跃之间走钢丝。除了政治的限制,还有版权保护的不力,中国的网络要靠优质内容赚钱太难了。要想盈利,只有不断靠娱乐、网购、游戏,或制造互联网+的概念、创业的卖点,吸引买家和风投。折腾了这么多年,发现最赚钱的阿里和腾讯,其实还是靠淘宝网店和用户占优的Q币、游戏等。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讯息」。媒介本身不是讯息,只是讯息的载体,但是由于媒体太重要了,谁掌握了媒体,谁就有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官方除了控制媒体,在互联网时代,主要是控制信息。而大大小小的网络公司,为了生存,只能不断进行信息的自我审查,选择风险最少的「娱乐至死」模式。这正应了麦克卢汉的另一句名言:媒介就是按摩。但是总有网民不愿意在按摩中沉默,批判现实、政治表达、舆论监督永远不乏听众。墙再高,也不能完全挡住墙外的信息,以及人们的思想,何况互联网不仅传递信息,还是线上线下联络动员的平台和手段。因此当局除了日常管控信息,也原来越多地针对信息的源头,不管是前几年的抓大V,还是最近对任志强的封号禁言,组织批判。但是运动过后,舆论总有反弹。在这个时代进行文革式的批判,不仅让人反感,而且激起了更多对任志强言论的了解和支持。对网络的控制,各种招都有了。政策上领导的话也说透了:媒体姓党,新媒体、甚至广告都要有正确的导向。如果局势危急,不能弹压住网络,会像2009年在新疆断网,就像当年穆巴拉克在埃及切断社交媒体一样。但是这又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对于绝大多数年轻的网民来说,不能在网上抱怨,也许会到街头抗议。埃及当年在街头抗议的开始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只是在网上围观议论。后来正是由于穆巴拉克的断网,才激起更多的人上街示威集会,所谓「不能上网,只好上街」。从成熟社会的经验来看,媒体不仅是讯息和按摩,还是社会矛盾的解压阀。中国古人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只是封堵,没有导流释放,最终潮流滚滚,摧枯拉朽。 来自:东方日报 / 乔木 北京传媒学者转发此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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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米館 | Mark Zuckerberg身邊沒有中國通嗎?

Mark Zuckerberg朱克伯格昨日在自己的網絡服務Facebook發了一幅相,便成為全球主要新聞,就是他在北京天安門跑步並且打卡,這一招看似高招,但換來卻可以是一場公關災難,關公真的很忙。他在北京打卡,一定是經過考慮,並不是話打就打,他一定知道大陸的網絡,是需要翻牆才能夠上到Facebook,又或者使用特定的電訊Sim卡或者網絡才可以,因此他的舉動,一定是有其計劃與背後意思。當中是會與大陸當局溝通過,握過手才會做,否則他這樣做,會使當局尷尬,適得其反。但為何他會這樣做呢?以及中共當局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一、他認為這是與當局做一場友好外交,以打入中國市場。二、當局表示外國的網站其實一樣可以暢通無阻,只要當局允許以及符合大陸的法規。這是一場公關Show,但是這場Show往往是做錯,特別是中共做公關Show每次都會碰釘。朱克伯格在天安門跑,會讓人聯想多種的方向。一、為何你有特權可以上到Facebook,普通百姓要翻牆呢!二、在北京跑步不怕霧霾嗎?這是當局最敏感的社會議題。三、北京天安門自然聯想起1989年,朱克伯格當時五歲。老實說這三個議題是單一條都可以成為公關災難。他並不知道中國人是要面子,這樣一出,成為全球笑柄,當局原有的如意算盤便打不響,當局又因為見到群情凶湧,不只是香港人取笑,事實上大陸網民也在取笑當局以及他的行徑,這樣中共眼這種出醜人前,原以為大家雙贏變雙輸,隨時會反面不認人,以為可以這樣方法向當局獻媚,是會弄巧反拙的。他這種舉措,雖然是經過深思熟慮但這一著明顯是不知道中國國情,就是不要信中央的表面,直到它真正endorse你才好做。真心懷疑他有沒有中國通在他的身邊,因為他這次跑步Show明顯是不理解中國國情,以為當局給你牌時你就一定要上,但是有時候這些牌是不能上的,因為中共隨時給你一張爛牌扮好牌,現在明顯是一張爛透牌。朱克伯格是典型利益主意者,利益先行,其他事慢慢再談。所以他會找華裔太太一同講普通話跟大家講新年快樂,會到大陸挑戰自己健康來跑步。又會與馬雲做論壇,甚至今日更能夠與劉雲山會面,這些舉措都是他的agenda一部份,特別是與劉雲山會面。劉雲山主理意識型態,這毫無疑問即互聯網就是他們眼的中意識型態產物,不是科技,是主管人的思想,所以才由劉雲山見他。但是Facebook現在是不可能在大陸順利或者全面出現,最多只能夠在前海、上海的外貿區,已經是重大突破。但是如果Facebook只想這些地方落地,那就真的是沒有大志,但是想全國通行卻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在現今中國的政治環境,是不會給予Facebook全面落地,看看連新浪微博都要被整頓,何況是外來品Facebook?而且Facebook的特性在今天的中國文化並不會成功,因為Facebook社交關係是公開的,中國人是有忌諱,如果人與人的關係可能有小三、隱性的工作伙伴,洩露了原來官員跟一位富商是朋友,這種潛在危機會使用家卻步,所以為什麼微信的朋友圈如此成功就是因為關係連是封閉式,避免這些利益衝突關係。所以朱克伯格不要期望把Facebook帶進中國境內,你只能夠最多是投資中國內的資訊科技投資,做VC、做天使投資者,最大的讓步也只會是與入股馬雲的旗下公司,這已經是中共的恩賜,你已經要感恩。而事實上劉雲山與他會面時,也說指Facebook與中國互聯網企業加強交流,分享經驗,增進相互了解,也引証了上述的估計。但建議他若想進入中國市場,你首先請一位中共委員的親屬,這才會是中國國情,至於有何利益輸送?你懂的。伸延閱讀Facebook’s Zuckerberg meets propaganda czar in China charm driveLiu Yunshan meets Mark Zuckerberg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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