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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 米米亚娜:让丧家之犬再跑一会儿

因为不忍心看到几个香港朋友表达他们的痛苦煎熬,我想去尽量弥合那撕裂,所以转发了一些有助于降温和缓和矛盾的言论,包括示威者事后发表的道歉声明。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它们很快都被墙掉了,就连我保存的很多香港朋友发的朋友圈截图,也一张都发不出来。我好像被困在一个真空里,又像被沉入了深水,目睹着周围人歇斯底里地张大嘴,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那一刻品尝到的屈辱和悲愤,几乎从身体内部捅死我。如果不是香港出事,我从未如此深刻地体会到墙的威力,它十几年日积月累对国内民众产生的影响,其效果都在这一次得到了最大释放。我和很多朋友在认知上的鸿沟,只不过终于有机会暴露出来而已,但窥见他们的几分真实底色仍会让我心惊。不出所料的是,我引来了又一波的人身攻击。有个人在留言里说:“现在我觉得你很可怜,是一条真正的丧家之犬。”我觉得他说得好对。

季风赏书 | 教育不是让统治者能更方便地统治

季风说: “共同体成员的教育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这本《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所谈论的,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教育问题,而是“公民教育”,就如同前文所说“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如何更好的共同生活”,所以这里教育的还包括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参与的价值和知识的教育,公共讨论和政治宣传,对于好生活、好公民的价值判断……...

博谈网|国人常有的八种心态

我们经常见到以‌‌“劣根性‌‌”一词来形容中国人的某些心理及行为。而‌‌“劣根性‌‌”的具体表现,则是过客心态、喜欢看热闹、崇尚官本位等。 1.过客心态 中国的人口流动规模之巨大,举世闻名。随之而来,中国人的过客心态所带来的行为,也臭名远扬。中国人有着很浓的家乡情怀,迫于生计,很多人会离乡别井,到别的发达城市需找机会。当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工作、生活之后,大多数人都会存在一种过客心态,即感觉这里不是自己的家乡,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暂时停留此处的外乡人,所以就没有必要为这个城市注入太多感情,也就不必爱护这个城市的形象了。于是,脏、乱、差的现象便发生了,垃圾乱扔,践踏绿化,乱穿马路,公共场合大声喧哗…… 2.从众心态 中国人很聪明,明白‌‌“枪打出头鸟‌‌”的道理。所以,大多数人存在‌‌“凡事不出头,等别人造出规模来,跟着别人跑就是‌‌”的从众心理。但中国也有‌‌“风光争着占‌‌”的一面,那就是凡遇到好事,绝对不愿意吃亏,见到第一个人抢先去做,紧随其后的便是一大帮人蜂拥而至,争着做。例如国内众多哄抢翻侧货车货物事件中,体现的正是这种好事占尽的从众心理。 3.看热闹心态 中国人大都是‌‌“看戏的不怕台高‌‌”,世上许多事,不论事好事坏,好像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自己只管袖手旁观,像看戏一样。如果事情好了,自己自然要有一份,事情要是不好了,自己也只不过是个旁观者,与自己也没有多大关系。最奇葩的是,即使是坏事,大多数人不会避之则吉,而是既要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又要尽可能把坏事的全过程一睹为快。最近,广西柳州某吸毒女子全身裸露,欲从酒店楼上跳楼,引数百人围观拍照的事件,便是一个佐证。 4.官本位心态 中国人信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说法,而事实上,不论官场、职场还是小学课室里,都一一应验。例如官场上,官员的话,其‌‌“正确‌‌”程度要看其官位大小而定。在科长面前,处长的话就是真理。在处长面前,厅长的话就是真理。但厅长的话再正确,遇到了省部长,厅长的话也只能算耳旁风。 5.狗苟心态 有人说,在中国,能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此话虽略显夸张,也有一定道理,至少这反映了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并不乐观。甚至,这部分中国人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即所谓‌‌“苟活‌‌”。为了活着,什么仁义、廉耻、道德底线,统统不值一提,节操碎满一地。例如,国内众多路人好心扶跌倒老人,却造跌倒老人讹诈勒索的案例,那些讹诈路人的老人便属此类。 6.例外心态 在某些中国人心目中,所谓法律、道德、规矩,仿佛都是为别人设定的,自已总是一个例外。有了什么好事,自已可以例外得到,有了什么坏事,自已又可以逃避惩罚。为了证明例外的合理性,这些希望享受例外的国人总会找出种种理由,虽然这些理由未免牵强甚至荒唐,但也足以支持这些国人坦然地享受着这些例外。这种心态,在中国官场尤为明显,近年来落马的那些问题官员,多存此类心态,目无法纪,以为法律管不到自己的官员,大有人在. 7.奴性心态 奴性或是中国人‌‌“劣根性‌‌”的最经典的表现形式。古时封建帝制,皇帝以下的,全部称为奴才,唯皇命马首是瞻。虽然现在讲民主,但在国民心底深处,从来就不认为世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在他们看来,取得尊严的方法不是争取民主,而是怎样从较低的等级走到较高的等级。此外,很多中国人热衷于‌‌“拍马屁‌‌”,一旦遇到了自认为高贵的人,膝盖便陡然失去了支撑的力量,要不由自主地弯下去,那脸上便也陡然集聚了花一般的笑容,向对方百般献媚讨好。 8.美言心态 古语有道,‌‌“其言者甘,其心必苦‌‌”。但中国人心里,仍然乐于听好话,说好话。就像鲁迅说的,小孩子周岁吧,贺喜的人都要说什么长命百岁、富贵吉祥,虽然明知道是没有根据的胡说,但也是说的人喜欢,听的人高兴。要是有人说‌‌“这小孩将来要死的‌‌”,虽然这是一句大实话,但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听,说话的人便要吃别人的冷脸。  

云之 | [转载]中国将大变,要站在正义方

原文地址: 中国将大变,要站在正义方 作者: 彭思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告诫学生:中国将大变,要站在正义方 (2013-07-13 08:35:43) 转载 ▼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丛日云教授在2013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在网络上暴红,其全文及精彩片段在微博上被频繁转发。                   他在演讲中告知学生,未来社会可能有大的变化,目前局势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前途莫测。一旦遇上“重庆模式”这样的结果,该怎么去面对。他具体细分了勇敢者的做法及胆小者的做法,认为关键是不要让自己的人性在随波逐流中泯灭。即使不敢做抗争者,也不要去对抗争者背后放冷箭,助纣为虐。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站在人民一边。                   6月27日上午9点,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2013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在昌平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丛日云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向与会的毕业生送上了自己真诚而又感人的叮嘱,引起各界赞赏。                   他在演讲中说到,今天毕业走出校园,明天就是社会大学的开学典礼。人生就是一次次的毕业与开学,但是,只有这次毕业与开学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演讲中,他还告诫学生,即将踏入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丰富而又精彩的人生舞台,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险恶的江湖,污浊的泥潭。并称这个江湖深不可测,远非你们所能想像。                   他还说,你们如果关注社会动态,就能看到天边在积聚着乌云,就能听到乌云中酝酿的风暴。敏锐的人都能看到,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前途莫测。                   “面对可能到来的社会大变局,你将如何选择?”                   他用“重庆模式”来提醒学生面对复杂纷乱的现实该如何选择:他说: “如果中国再来一次义和团或红卫兵运动,如果重庆模式成为中国模式,你们能不能清醒地说不?如果你没有这个见识或勇气,能不能至少做个无害的逍遥派?”                   他告诉学生,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不能总是抗争,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如果你不能勇敢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表达或者选择沉默。                   如果你选择配合,但你还可以把调门放低一些。在你主动或被迫干坏事时,能不能内心还残留一点不安和负罪感。他认为即使这点也是人性未泯的标记。                   他对有可能选择不抗争做法的学生,也提出自己的要求,对其他抗争者,要怀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使绊子,助纣为虐。                   他希望,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文明一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他的演讲也引起很多企业家、专家学者的共鸣。北京一家信托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长王锳女士对此感概表示:“我愿意尽力让尽可能多的人读到这个讲话,也为我们今天的大学的师长要以如此沉重的心情送学子和孩子们进入社会而难过。非常难过。她还在结尾处加了三个泪奔的面孔。                   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总裁曹思源也引用丛日云教授演讲中的一句话,对其表示力挺与支持:“我希望,你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文明一边。”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也对此回应,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记住的座右铭。经济研究学者刘海影表示,这是很低的要求,同时也是很高的要求。                   四川某通讯公司法人“悲月的微博”也感叹:“世上还有这样的师长,才让人感到这国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真希望当初毕业时,也曾有人在耳边这样叮嘱,而不是一堆到今天一句也想不起来了的官方套话和经学术包装后的‘成功学’。”

云之 | 百年来引介西方政治思想的误区——丛日云教授访谈

丛日云( 1956- ),辽宁省凌源市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丛日云教授从 80 年代初开始师从徐大同先生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在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和比较政治学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博士论文《基督教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他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注重将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相结合,在研究西方思想时具有清醒的中国问题意识与强烈的现实关怀。   王志泉(以下简称王):丛老师您好!最近国内学术界对现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失误进行了不少反思,比如任剑涛教授就认为现代中国留学精英对国内的政治发展道路起了不少误导作用。您是国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知名学者,请问对此有什么看法? 丛日云(以下简称丛):我高度认同任剑涛教授所做的批判性反思。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必须放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跨文化传播这样一个大的视野下来考察。一些海归学者错误地诊断西方与中国社会的问题,从而对西方政治思想作出错误选择,对中国问题开出错误的药方,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问题,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在跨文化传播中出现的共同现象。我们也不能将中国所走的弯路主要归罪于海归。必须承认,在现代中国社会,留学生是最具现代意义的群体,中国现代政治的进步离不开他们,但同时我们也要准确地评估留学精英的作用,不能把我们走过的弯路都归咎于他们。在共产党内部,是毛泽东代表的本土派精英压倒海归而取得了主导权,然后它又淘汰了由海归主导的国民党。所以,海归参与了但并没有主导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也不该承担过多的责任。 王:您是说,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学习西方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误读,陷入某些共同的误区吗? 丛:是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学者在引进西方政治思想的时候往往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误读是正常的,不误读反倒不正常。比如史华慈在他的著作《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就曾经指出:处在近代中国危机中的严复,为了救亡图存,以致有意无意间扭曲或错置了密尔思想的重心,使得以“个人自由为目的”的密尔变成了“以个人自由为手段”的密尔。 王:但是台湾中研院的张福建教授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严复对密尔的翻译总体上是准确的,把握住了密尔思想的实质。对此您怎么评价? 丛:我认为严复处于引进西方政治思想的早期阶段,必然如史华慈所言,对密尔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否则就不正常了。 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呢? 丛:这种误读可以通过比较文明的分析来得到部分的解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外来政治思想需纳入本土思想的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在这过程中,必然出现文化误读。中西方很多政治概念的差异,其实反映了中西文化和古代与现代的双重差距。中国的留学精英们来到西方之后,也必然会带着文化的有色眼镜或滤镜,甚至可以说是哈哈镜,来认识和选择西方,从而导致种种误读。比如现代中国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翻译,我们在翻译西方某种完全陌生的事物时,开始只能将其转译为某种我们文化中已有的相似物,但这种相似只是表面上甚至只是某一点上相似,如把总统译成大皇帝,这样,就出现了以中译西、以已度人的误译,误译背后是文化上的误读。 王:那为什么现在的学者,比如你和任剑涛教授,就能够认识到前人的误区呢? 丛:因为我们生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经过百年来现代化进程,我们的生活环境与西方的距离缩小了,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发现先人的误读。当然,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误读,这是需要有清醒认识的。 王:这样看来,导致误读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先辈们的个人学识不足,而是文化隔阂、历史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局限。 丛:是的,毕竟能超越时代的思想家是很少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为什么一些留学精英在政治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误入歧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那是时代的错误。留学精英政治选择的悲剧,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悲剧。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承认,非西方国家接受和实现民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若干阶段,这是无法超越的。如果考虑到中国政治发展所处的阶段,就能够理解,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留学精英为何会与西方的某些思想而不是另一些思想产生共鸣和亲和感。在那个时代,中国刚刚开始挣脱传统社会的纽带,个人开始成长,但远没有成熟,所以,他们面对西方思想中带有权威主义、集体主义特征的思想就容易产生共鸣。留学精英中比较普遍的想在中国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或个人主义之间寻找中间道路的倾向,也就是说,普遍具有整体主义倾向,到四十年代普遍左倾,以至很多人自然的投入极权主义怀抱,与此有关。既使一些人认同西方的民主思想,但一般说来,从理性上认同西方的民主价值,也有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而由理性上接受西方民主到将民主内化为政治人格,即形成民主人格,那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王:在民主思想方面,中国人好像受卢梭的影响最大。 丛:这很自然。理解简单化的民粹主义的民主易,理解较为精致的宪政民主难。所以中国人首先选择卢梭,后来才渐渐认识到洛克、麦迪逊的价值。这不仅是中国人也是绝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人们认识和选择西方思想必然经历的过程。因为越是简单化、粗糙、情绪化、走极端的理论越容易传播,而理性、复杂、精致、平衡、中庸的理论不易传播。要过很长时间,几代人之后,人们才有能力批判卢梭,发现洛克和麦迪逊的价值。 王:您本人受过卢梭的影响吗? 丛:当然。我是在 70 年代末受到卢梭的影响进入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后来大约在 80 年代末逐渐发现其极权主义内涵。与 80 年代对中国极权主义历史的反思有关。朱学勤教授是在中国学界较早全面深刻地批判卢梭的学者,我与他是同龄人,有类似的心路历程。他说对卢梭的反思是从自身中剥离出一个卢梭,对此我非常理解。 王:您刚才讲到,现代中国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影响到了思想先驱们的政治选择,那么这种影响究竟体现在哪里? 丛:我觉得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 是很多学者的价值观念和认识水平与西方主流文化的差距较大,难以理解和消化它,转而求助于一些旁门左道、旁枝末节。虽然大多数知识精英希望向西方学习,但学习的诚意不够,总要执拗地在抗拒中学习。并且,由于西方文化具有明显的多元性,西方各国比如英、美、法、德的政治制度与文化都各不相同,更遑论不东不西的俄国和日本。西方的政治思潮更是五花八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盛行一时,我们的思想先驱们由于时代环境与知识背景的局限,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以致在选择时出现了重大失误。 二 是由落后产生的焦虑和传统的自大心态相结合,试图在使本国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超越西方,或以超越西方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精英群体的共同梦想,也是共同的误区。虽然到当代为止,在政治发展水平上,大概只有日本和以色列达到了西方的水平,超越西方的非西方国家一个都没有,但力不从心的超越西方的意向和努力在非西方国家几乎普遍存在。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比较政治和比较文化的观察视角,我们就会认识到,中国早期留学精英的观念和态度有其不可避免性,其失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王:为什么急于超越的努力都不成功呢? 丛:因为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有些必经的阶段是无法超越的。所谓超越的企图,或者是没有对本国和西方清醒的认识,或者在看到西方社会的一些弊端后企图另辟蹊径,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完美境界,结果反而误入歧途。在现实中,就是现代化走了弯路甚至出现倒退,欲速则不达。 王:现代中国的很多留学生并没有树立起对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信仰,而是偏好于悖离西方主流文化传统的各种学说,不少留学精英青睐于部分西化的日本和“不东不西”的俄罗斯。这是为什么呢? 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浸淫于中华文明的留学生一时还不能理解、无力消化和吸收西方主流文明的价值体系,只能认识和选择其中与他们本土文化相近相似且有契合性的部分。 王:也就是说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 丛:可以说与传统文化的惯性有关。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向其他民族学习的方向与路径。 王:除了我们自身的传统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现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学习与选择西方政治思想时有没有受到当时西方社会状况的影响呢? 丛:当然有。以留学生为代表的现代知识精英们对西方文明的观察、认知与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选择与认同。如果他们认为西方文明问题多多,甚至要衰落了,那么他们还会选择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吗?不幸的是,民国时期的知识精英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严重影响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判断。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在西方政治思想引进的时机上,我们 经历了两次拒绝和两次引进的高潮时期 ,说起来那是让人无奈的阴错阳差。中西交流史上的近一百多来,西方社会经历了两个黄金时代:一个是 19 世纪中后期;一个是 20 世纪的 50—70 年代。但在这两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方政治思想采取拒绝的态度。两次高潮是指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40 年代和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第一次引进高潮是两次世界大战及危机时期,堪称西方历史上黑暗的低谷,西方社会左右极化,主流文化遭遇挑战,危机重重。第二次高潮则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西方交流达到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但这时的西方文明已经开始失去自信,其主流文化受到各种左翼思潮的侵蚀。在国内受到左翼思想熏陶的人到了国外,发现连西方人都说他们不行了,你想他们会怎样反应呢?这是中西方交流的时运不利:人家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人家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来了,看到了,然后就失望了,想另寻出路。 王:除了社会环境之外,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选择应该还有内在因素吧? 丛:当然。这里我们有必要引入政治文化这一因素。 政治文化的分析能深入到人格、心理甚至潜意识的层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政治思想的选择。实际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设计,并不纯粹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也有非理性的因素,甚至非理性的因素可能更为根本。 政治文化的分析可以告诉我们,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特征是怎样的。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大多数知识精英没有形成现代的民主人格,这是他们偏爱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因。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威主义人格是主流。留学精英在国内形成的权威主义人格,在他们浸润于西方文化环境之后会有所改变,但他们作为成年人,其人格特征的改变是很难的。从权威主义人格到最终形成现代的民主人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进化。而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引介与接受,是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变迁、现代政治人格的发育成长是基本同步的。 王:分析到政治人格,会不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丛:人格分析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种方法和路径。,是对人的政治心理学的分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婴幼儿时期是关键。当代政治文化研究大师英格尔哈特证明, 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与其未成年时的生活经历有关,成年后很难改变。而价值观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政治思考和选择。 王:任剑涛教授在其新著《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中批评一些留学精英拥抱国家主义,误导中国政治进程,这是否跟他们的政治人格有关? 丛:如果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正是这些人没有形成现代的政治人格,或其政治人格上的某种缺陷,使他们没有确立起尊重个人的价值观,不懂得尊重个体的生命、权利和尊严,从而很容易接受国家主义。 当然,我们看到,民国时代的留学精英在国外学习生活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在他们身上,现代政治人格的某些特征初步形成,这使他们在总体上比本土精英有更多的现代性特征。但其大多数,仍属于权威主义的政治人格。 今天的国人推崇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出现了“民国范”这个的词汇。似乎那个时代的知识具有独立自由精神。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变得很顺从、软弱,有的甚至奴性十足,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们有了初步的现代民主意识,但在深层上,其现代民主人格的发育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气候变了,他们很容易向国家主义皈依。你可以说,他们中许多人是被迫的,被改造了,但他们怎么那样容易就被改造了?这本身就是问题。 王:有例外吗? 丛:很少。胡适是一个基本上形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人格的人,他的理性判断和选择与他的人格特征大体上是一致的。但胡适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异数,一个特例。 王:如果说民国时代中国的留学精英基本上没有形成现代民主的政治人格的话,那么 80 年代以来,情况是不是好了很多? 丛:不见得。因为 80 年代出国留学的那一批人多数成长于 50--70 年代,不少人曾经是红卫兵。他们中有些人到海外发生了变化,还有许多人没有多大变化。我们看到,在海外华裔学者里,竟然还有那么多人以国家主义观念认识中国问题。 90 年代以来的留学生虽然要好一些,但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对养成健全的人格仍然是不利的。 80 年代以来的海外留学生特别是长期在海外工作的学者,没有国内学者对中国现实权力压迫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也不太容易像国内的学者这样,从每日每时的生命体验中升华出对个性、个人尊严、个人价值和权利的珍重与追求。所以就不难理解, 近几十年里,引领中国思想进步潮流的知识精英,其主体不是海归,而是本土学者 。 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些原来在国内属于自由派的学者,到国外留学一段时间后反而成了新左派。 丛:是的。 80 年代以来的留学生来到西方的时候,西方大学里已经是新左派的天下了,否定和拒斥主流价值成为风气。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最容易与西方左派思想产生共鸣和亲和感。其实左派主导西方知识界也只是一个表象,其深层原因在于,西方文明在战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对内,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失去了方向,失去了进取精神,不断向非主流的势力让步、妥协;对外,西方文明也失去了自信,否定西方文明,肯定和拔高非西方文化成为风气。西方文明本身出现的一些衰落迹象,还有其不自信的各种表现,都影响了 80 年代以来的留学精英,使他们怀疑和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和左翼思潮,都被他们援引来拼凑成其为中国所开的国家主义的药方。那些持反西方立场的留学精英,其实对西方思想资源的依赖是最强的,他们拒绝的只是西方的主流思想传统。 王:除此之外,你认为中国学者引进西方政治思想还有一些什么误区? 丛:说起来有许多表现。比如,国内学界喜欢追逐西方的最新思潮,什么热门就引进什么。这样做与国内的学风不正有关,一些学者没有对中国社会的责任感和现实关怀,作学问只是为自己沽名钓誉;还有一些人,是误诊了中国社会的问题,昧于中西社会的差距,把西方的药方当成中国的。西方的很多时髦理论针对的是西方的现实问题,所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跟西方的不一样,因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西方之良方,也许是中国之毒药。 王:面对国内学界脱离中国实际,对西方理论和学术成果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倾向,一些学者大声疾呼,推动学术本土化,你对此有何看法? 丛: 倡导学术本土化在表面上看是有道理的,其逻辑是: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在套用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但这种移植套用在双重意义上是错误的。首先,它在知识论上是一种“语境误置”: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这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削足适履地遮蔽与扭曲了我们独特的经验。其次,它在伦理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我认为,学术无国界,大多数学术成果在人类范围内是普遍适用的。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学术研究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是成立的。同时,学术本土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刻意地追求本土化会导致学术上的画地为牢、固步自封,阻碍学术进步,从而也会推迟学术本土化的真正实现。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在学术木土化的旗号下,一些人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为由拒绝来自西方普遍有效或对当下中国现实有效的理论和学术成果,甚至完全出于民族主义情绪,不论西方的理论是否有效,一概予以拒绝,非要自已搞出一个拙劣的山寨版。 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学者群体,应该为人类学术进步作出独有的贡献,但至少就我所熟悉的政治学领域而言,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学术水平还很低,所谓超越西方政治学,引领世界学术潮流或在世界学术界独树一帜,对我们来说,还是力不从心的。 王:你这种观点,会被很多人视为“西方中心论”,为“文化帝国主义”张目。 丛:我觉得,“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被滥用了。说起文化帝国主义,好像我们在文化上被西方欺侮了、强暴了。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早期,一些拒绝现代文明的遗老遗少们的确有这样的感受,但今天我们应该冷静平和地看待西方文明的传播。自全球化时代以来,各民族、各文明在文化上的交流,推动了人类整体的进步。在这种交流中,西方文化占有优势地位,这是自然形成的。虽然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来说,这种交流与某些痛苦的经历相联系,但毕竟,通过向西方学习,我们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我们是这种交流的受惠者。 “西方中心论”也是一个现成的帽子,只要给你扣上这个帽子,你就铁定地错了,无可辩解了。其实,翻翻我们各学科的大学教科书,那些基本概念、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是不是基本上源于西方?那些整天批“西方中心论”的人,是否能够抛开西方的学术成果自己搞出一套?事实上, 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来自西方,因为它已经成为西方知识界的主流话语。而那些向西方学术发难的学者,往往也是受西方人的启发。他们无非是向中国学界搬来了在西方比较时髦的文化多元主义而已。 王:这十多年来,国内政治学界引介最多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当属施特劳斯。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 丛:施特劳斯在西方其实只能算二流思想家,他在中国的走红是一件很诡异的事。原因也许跟刚才讲的“以西方反对西方”的需要有关。施特劳斯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主张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而著称。对引进施特劳斯贡献最大的刘小枫教授曾经表示过,他翻译古典、关注卢梭,都是因为他们对现代民主的批判,还因为这两者都是反启蒙的。他在最近一次明显具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讲话中,就号召人们回到柏位图的《王制》。问题是,中国仍然处于基本的民主法治还没有确立,现代政治意识还很薄弱的时代,所以需要启蒙的思想资源,需要推进政治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不对症的,甚至是一剂毒药。因为只有经过中世纪和现代的改造,西方古典传统才能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构成性要素。否则,就如贡斯当所阐发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的极权主义相通,尽管他还没有使用极权主义这个概念。 与此相似的情况还有,在中国努力建设现代文明的时候,一些人炒卖西方各种后现代学说。西方人在实现现代化之后开始向后现代过渡,开始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这种思想来到中国,就成为一些人根本拒绝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思想资源。当中国基本的代表制民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一些人贩运西方所谓的协商民主,好像我们不必搞代表制民主,直接搞更高级的协商民主就行。其理由是,连西方学者都在批判代表制民主。其实,没有代表制民主框架的所谓协商民主只能是假民主,是拒绝民主的借口。 西方的古典传统在古典时代是伟大的思想传统,但在现代社会,如果不经过启蒙思想的批判和改造,它是有害的。在多元化的西方学术界,有那么一些人推崇古典传统,批判现代性,是很正常的,他们目前不存在走向极权主义的危险。但对于处在后极权时代的社会,其后果和影响全然不同。施特劳斯当然不是国家主义者,但他推崇的古典传统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就被一些学者解释发挥,成为现代国家主义的思想资源。所以,施特劳斯的思想在中国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被一些人酿制成一剂毒药。 http://hexun.com/criyun/default.html   云之:很高兴丛老师关注到早期人格问题,中国传统养育方式对于人格的形成是有伤害的,应当有心理学人和社会学人、政治学人关注这个问题。更高兴一向低调的丛老师在关乎学术真相的问题上所表现的坦诚和锐气。谢谢丛老师。中国的文人不应当继续浪费粮食,应当有人出来说出真相。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云之 | 张维迎:天理与王法

    “衡量一种行为是否该做,有两个标准,一是合理不合理,二是合法不合法。这样,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既合理又合法,第二类是合理但不合法,第三类是合法但不合理,第四类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基本上都是第一类和第四类,也就是合理的就是合法的,不合法的也就是不合理的。 此时,人们做选择相对容易,遵守法律也就是遵守正义。但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属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事情很多,有时其比例甚至超过第一类和第四类。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之所以要改革的原因。”——如果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公器,既不敬畏头顶的神明也不存有内心的道德律令,王法就是天理,怎么改也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有人那么怕宪政?宪政就是限制王法不得违背天理——不得侵犯人的自然/天赋权利。   张维迎    从吴英案到曾成杰案   去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我的演讲从吴英案说起,今天的演讲我要从曾成杰案开始。有人说我去年的演讲对挽救吴英的生命发挥了一些作用,如果确实如此,我感到很欣慰。当然,无论我在今天的演讲中说些什么,对改变曾成杰的命运已没有任何意义。但我确实希望,我今天的演讲能对拯救未来的一些无辜的生命有所帮助。   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秘密处决这件事,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企业家群体中弥漫着一种”兔死狐悲“的气氛。是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司法体制之下,一想到今天曾成杰所遭遇的不幸某一天可能落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有谁能没有一点悲凉之痛呢?   这种兔死狐悲的情感,实际上就是2000多年前孟子讲的“恻隐之心”,也就是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讲的“同情共感”(sympathy)。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开始就宣称:人无论多么自私,他的天性中显然会有一些原则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心,就是当我们看到或想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他接着说,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的其他原始感情一样,绝不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最大的恶棍,最顽固的不法分子,也不会全然没有任何同情之心。   恻隐之心,同情之心,对我们理解社会的道德和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子讲,恻隐之心就是仁。亚当·斯密认为,同情心是人类道德的心理源泉。正是别人的喜怒哀乐在我们心目中引起的共鸣使人类有了良知;正是对我们心中的那个公正的旁观者、那个伟大的法官和仲裁者的情感的尊重使我们有了正义。   曾成杰被执行死刑后整个社会舆论对他的同情,说明我们社会的良知还没有泯灭。    理大还是法大?   曾成杰为什么被判处死刑?因为他“犯法”了,至少法院认为是这样。一个问题是,曾成杰当时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集资的时候,他是否知道自己是在做违法的事情?这一点我不好猜测。但无论如何,法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无知而免除他的罪行,尽管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会对此有所考量。我更关心的问题是,即使他真得犯了法院判决时所依据的那种法律,并且是明知故犯,对他的惩罚就是正义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法与理的关系。十年前我曾提出这样一个分析框架:衡量一种行为是否该做,有两个标准,一是合理不合理,二是合法不合法。这样,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既合理又合法,第二类是合理但不合法,第三类是合法但不合理,第四类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基本上都是第一类和第四类,也就是合理的就是合法的,不合法的也就是不合理的。 此时,人们做选择相对容易,遵守法律也就是遵守正义。但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属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事情很多,有时其比例甚至超过第一类和第四类。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之所以要改革的原因。   这里讲的“法”当然是指政府制定的法律,中国人传统上称为“王法”、“律法”,学术上叫“人定法”(positive law)或立法法(legislative law)。一件事合法不合法是相对清楚的,至少政府官员和法官认为是清楚的。   这里的“理”是什么?就是中国人讲的“天理”,“公理”,“道理”,“天经地义”,学术上叫“自然法”(natural law)。自然法在西方也被称为是上帝的法(the law of God), 理性之法(the law of reason)。它们是良知、正义、德性的基本含义。   所谓天理或自然法,就是人类以理性和情感所发现的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最一般的戒条或法则。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知恩图报,言而有信,每个人都有保全自己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   理大还是法大?当然是理大。理(自然法)是人类的集体智慧,是历史中自然演化形成的,是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它与人的本性相符,反映在人的良知中。法(人定法)是政府制定的,组成政府的人与普通人一样,有自私之心,有偏袒亲朋故旧的倾向,有无知和傲慢的特性,有情绪化的时候。如果法律不受天理的约束,不以天理为准则,任何的法律都是“合法的”,就会导致不正义的法律,甚至“合法的暴政”。   理事法的“元规则”,是康德所谓的“绝对命令”。理大于法意味着只有符合天理的法律才具有正当性(legitimacy),才应该得到遵守。人类之所以需要政府制定的法律,是因为天理(自然法)有些模糊性,只有原则没有细则,操作起来有难度。也就是说,人定法应该是自然法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而不是对自然法的否定。打个比方,即使我们都知道开车要靠右行,但如果马路上不划中间线,要判决谁违规了就比较困难。但如果政府把中间线划得太靠左或太靠右,以致某个方向行使的车辆不越线就不可能通行,这样的规则就是不合自然法的,不可能得到遵守。   从古到今,理大于法扎根于每个人的基本意识中。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鄙视的是不讲理的人,而不是不守法的人。比如说,我们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而不说“有法走遍天下,无法寸步难行”。    自然法(天理)的三条基本准则   自古以来,自然法就活在人们心中。但自然法的表述和论证,则是思想家的工作。英国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总结了三条基本的自然法则。第一条是稳定财产占有的法则,也就是私有产权的不可侵犯性。这一条来自人类对生存、安定和和平的需要,以及可用于满足这种需要的资源的有限性,它避免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和相互残杀(害命通常因谋财引起),使人们可以和平相安,因而是最重要的自然法。第二条是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也就是自愿交易、自由签约权。财产的最初所有者通常不是能给其带来最大价值的人,自愿交易可以使财产的价值最大化,合作双赢成为可能。任何通过暴力手段强制他人交出财产是违法自然法的,除非这种暴力是为了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第三条是履行许诺的法则,也就是人要言而有信。人类的大部分合作都以言辞表示开始,以行动(履约)结束。如果人们言而无信,就不可能有合作的行动,人类的进步也就没有可能。   这三条自然法或天理也就是通常讲的正义的基本含义,违法了其中的任何一条,也就违反了正义原则。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所有发达的法律秩序的主要特征,都极其相同,都可以说只是对这三项基本自然法所做的详尽阐释。   以此来看,曾成杰的融资和商业活动并没有违反自然法。他没有使用暴力和欺诈手段获得别人的财产,融资活动是当事人之间自愿的交易行为;他也没有违反自己当初的许诺,即使在政府政策改变之后,他仍然与出资人重新谈判达成新的还款协议。相反,政府的行为却却实实在在违反了这三条自然法则。在法院判决之前政府就剥夺了他的资产并在未经曾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将其转移给政府自己的企业,违反了第一条自然法则;政府不允许他执行与出资人达成的还款协议,违反了第二条自然法则;政府一开始鼓励和支持他向民间筹集资金,后来却出尔反尔,宣布他是非法集资,违反了第三条自然法。    自然法(天理)的普世性和永恒性   自然法(天理)是普世的,也是永恒的。看看那些伟大的道德思想家,无论他们来自东方还是来自西方,是生活在古代还是当代,他们所倡导的人类应该遵守的“天理”都大同小异,大致不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曾归纳出十九条自然法则,然后说:由于人们之中大部分都忙于养家糊口,其余的人则因过于疏忽而无法理解以上关于自然法的微妙推演。然后为了所有的人都无法找到借口起见,这些法则已被精简为一条简易的总则,甚至最平庸的人也能理解,这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条总则说明,认识自然法所要办到的只是以下一条: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即俗话讲的,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这也就是亚当·斯密讲的存在于每个人心目中的“想象的、公正的旁观者”所做的情感判断,同样也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基本推理方法,甚至也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正义论的推理方法。   显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总则本身就隐含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原则,因为只有平等的人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种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人格上的平等,“上帝”(“老天爷”)面前的平等。前面讲的大卫·休谟总结的三条自然法则都可以从这一条总则推导出来:你不愿意别人剥夺你的生命和财产,你也就不应该剥夺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你不愿意被人强迫你交易,你也就不应该强迫别人与你交易,或者,你希望别人尊重你自愿交易的权利,你也就应该尊重别人同样的权利;你不愿意与言而无信的人合作,你自己就应该说话算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现在被称为“ 黄金 法则”(golden rule或 golden law)。孔子提出这个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确实非常伟大,但这一法则在2000年前的轴心时代的许多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中也是一个基本法则,有些人提出的可能更早,可以说是轴心时代伟大思想家的共识,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化或宗教不包含这样的规则。比如希腊哲学家皮特库斯(Pittacus,公元前640–前568 年)就曾说过: “Do not to your neighbor what youwould take ill from him。”(不要对你的邻居做你不喜欢他对你做的事情);几乎生活在同时代的希腊哲学家泰利斯(Thales,前624 – 前 546)说过:“Avoiddoing what you would blame others for doing。”(不要做你抱怨别人做的事情);佛法里类似的话也很多,如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treatothers as you treat yourself);如果你不想被别人伤害,你也不要伤害别人(Hurt notothers in ways that you yourself would find hurtful);耶稣也说过许多类似的话,如“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你不喜欢别人对你做的事情,你也不要对别人做);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这些格言都可以翻译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实上,基督教认为这一“黄金法则”来自耶稣。如果我们不是拘泥于文字,《墨子》和《道德经》的许多话都有类似的意思。   今天中国发生的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你可以否定“民主”是普世价值,否定“宪政”是普世价值,但你不能一般地否定“普世价值”,正如你可以说不想吃面,不想吃肉,但你不能说我不需要吃饭一样。   否定天理的普世性,无论出于私利还是公心,都是愚蠢的行为。儒家文化之所以能主导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就是因为它把天理放在王法之上。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就是自然法,这一点虽然在学术界有争议,但至少说明儒家是把“天理”放在第一位的。儒家的“礼法”体现了自然法的精神,这是儒家与法家最大的区别。秦王朝之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始皇只讲王法,不讲天理。    良知比法律更重要   回过头来总结一下,曾成杰犯了什么法?或许他真的犯了“人定法”,也就是政府制定的律法(所谓“非法集资”),如法院所判决的那样;但他确实没有犯“自然法”,没有做违背天理、违背良知的事情。   处死曾成杰或许没有违反人定法,甚至在处死他之前不告知他的亲人也可能没有犯人定法(法院这么讲了),但确确实实违法了自然法,违反了天理,违反了人类的良知!   曾成杰的不幸既有法律的责任,也有法官的责任。法律主要是靠法官执行的。我们对法官的基本要求不是仁慈,而是正义!英文中,法官的含义就是正义(justice)。我们必须认识到, 对法官来说,良知比法律更重要,没有良知的法官比不懂法律的法官更可怕。 这是因为,一个法官只要有良知,即使不懂法律条文,他也不会做出违反正义的判决;相反,即使他懂法律,把法律条文背的滚瓜烂熟,如果他没有良知,正义就会荡然无存!约翰·马歇尔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官之一,但他在出任首席大法官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背景。这也是西方“陪审团”制度的价值所在。陪审员都是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普通公民,他们的判决是基于良知而不是法律。    有法无天不是法治社会   建立法治社会已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共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 法治社会以法律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前期,也就是政府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天理和良知。 任何人都不应该以“法律”为托词行不正义之事。当法律不符合天理时,当你不得不在良知和律法之间挣扎的时候,你应该选择站在天理的一边。当然,许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人性的私心,也因为人性的懦弱。通常来说,违反人定法的惩罚在眼前,违反天理的惩罚在以后,人们通常会遵守“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格言。但我们应该对那些宁肯违反法律也不愿违反天理的人持有敬畏之心,至少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小聪明而鄙视这些人。     当然,最重要的是,政府制定的律法必须符合良知,符合天理!任何违反天理(自然法)的立法不能被称为真正的法律,只能被称为“恶法”,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这样的立法是对人类理性的蔑视,是对人性尊严的践踏!它无助于人类的幸福!   当今中国社会最缺乏的不是法律(王法),而是天理!或者说,最缺乏的是符合天理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改革开放前,最高统治者是既不讲天理,也不讲法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秃子打伞,无发(法)无天”。文化大革命使人们认识到无法可能给每个人带来的灾难,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但曾成杰案件以及其他诸多案件说明,法治不等于律法之治。法治首先是“理治”(天理之治)。法律不符合天理,司法不讲良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无法无天不是一个好社会,有法无天也不是一个好社会!   (本文是作者为2013年8月24日合肥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峰会”撰写的主题演讲稿,经作者授权本报发表。2013年8月19日定稿。)   

云之 | 秦晖:“彩虹之国”南非的启示

 德高望重的新南非国父、首任总统、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元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尔逊·曼德拉病危入院已经一个月了。全世界又一次把目光集中到南非--这个以往多灾多难、如今多姿多彩、未来前程无限的“彩虹之国”、“金砖”新秀。自从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新南非已经走过了19年的难忘历程。通常人们的纪念、总结高潮都会在“逢五逢十”出现,但是随着曼德拉病重,这个高潮似乎提前到来了。   新南非至今虽然只有19年,但此前四年曼德拉出狱后南非就已经开始新旧“过渡期”。1993年各种族各党派终于达成最后协议即民主南非协商会议公约(CODESA),并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建立新南非,至今刚好20年。而再往前回溯,30年前的1983年发生了非国大武装斗争期间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动“教堂街事件”;60年前的1958年非国大在加纳第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另一方面,今年也是1948年南非白人国民党上台开始全面实行系统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的65周年、1913年第一个种族隔离法《土著土地法》颁布的100周年、南非布尔人殖民者击败反抗的祖鲁人的“血河之战”175周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旧南非,笔者过去写过一系列文章,今天对于新南非的19年,我们又该怎样看呢?   华人眼中的南非   1990年代前南非与台湾关系密切,与大陆几无交往。那时台湾人就开始有规模地移民或旅居南非。他们经历了种族隔离时期“低人权下的经济奇迹”,既感受到白人统治者对非白人的歧视,又因种族隔离制度下亚裔和印度人、“有色人”类似,虽居白人之下,对占南非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而言仍然是高一等的,因而很难体会这一制度下黑人的处境,而当时的经济繁荣和商业机会却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那时 中国 大陆除了少量白人压迫、黑人反抗的政治新闻外,对南非几乎没有什么报道,而台湾关于南非的大量报道则主要是“上帝的后花园”的优美环境和旖旎的自然风光、繁荣的工商业、漂亮的城市、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白人社会的)良好秩序。   1990年代后,尤其是1998年中国与南非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国人居留南非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大陆华人占了绝大多数。这时华人已经没有受到白人欺负的问题,却对新南非的转型期危机、经济困难和“黑人掌权”后犯罪率上升及城市治理问题印象深刻。加上老华人回忆“当年繁荣”的影响,我国来自民间的南非报道就有了很多负面的成分。这与1990年代我国对转型期东欧的报道有点类似。不同的是,当时对东欧的负面报道主要来自我国官方的“主旋律”,对南非的负面报道则主要来自民间--我国官方对南非的报道应当说还是很正面的。   但是南非与东欧的转型都是当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产物,转型的成就与危机也有很多可比性。当然,南非走出种族隔离与东欧走出斯大林体制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对这些负面消息怎么看,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   2008年5月中下旬以来,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等地发生了本国籍贫民以暴力手段驱逐外籍劳工的大规模排外骚乱。从5月12日在约翰内斯堡的亚历山大镇贫民区开始,然后蔓延到德班、开普敦等地,西开普省南部和姆普马兰加省、西北省和自由邦省的部分地区也受波及。事后统计,这次事件共造成62人死亡,几乎等于新世纪以来此前8年多(2000年至2008年3月)“排外暴力”案件遇难者(67人)的总和。死者中虽有21人是南非公民,但据认为他们是混乱中被“误伤”的,攻击显然还是针对外籍劳工,主要是来自马拉维、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贫困黑人,而且相当部分还是在南非境内有同胞的祖鲁、坎瓜尼、茨瓦纳等跨境部族的外劳。南非时任总统姆贝基于5月21日下令出动军队平息暴力,这是1994年南非民主化、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第一次为国内治安事件动用军队。当时拘捕了1400多人,绝大部分事态平息后获释,有137人被定罪。   南非治安问题虽然一向很严重,但是种族隔离废除后十多年还发生如此规模的暴力冲突仍然令人震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南非国内主流舆论在谴责排外暴行的同时,主要是批评非国大政府处置不当,没有及时制止暴力,没有尽到保障外籍劳工人权的责任。同时,这次事件也被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治形势相联系。姆贝基政府的一些官员和反对党民主联盟的议员都提到,很多排外暴徒声称是非国大青年联盟(祖马曾长期领导该联盟,并以此为其在非国大内的权力基础)的人,有人在施暴时高唱时任非国大主席雅各布·祖马(当时已与姆贝基总统闹翻,后来取而代之成为南非总统,并迫使姆贝基一派离开非国大另组反对党)的竞选歌曲《温希尼·瓦米》,有人还提到暴徒唱的祖马另一首更激烈的竞选歌《把我的机枪给我》。这些报道意指祖马的“黑人南非民粹主义”倾向要为排外情绪的蔓延和排外暴力的发生负责。而祖马则强烈反驳,并反指政府处置危机不力。不过祖马也承认他的竞选歌曲被暴徒使用,并表示遗憾。   尽管互相指责,但是南非各政治力量对排外暴力本身还是与国外舆论一样一致谴责的。事态中与事态平息后南非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制止暴力,惩治凶徒,救济和安置受害者,处理善后事宜。此后几年南非未再发生如此规模的排外事件。即便此后不久南非就发生政府更替,被认为是更加“民粹主义”的祖马通过竞选把据说更倾向“自由主义”的姆贝基赶下了台,使人们担心南非的排外倾向会更加抬头,但是祖马执政这几年确实没有再出现“5·12式”的暴力事件。由于下文述及的种种原因,外籍劳工在南非的存在空间日益狭小,人们对南非人的“排外心理”之担忧也始终挥之不去。   恰恰在不久前,因笔者的一次报告引起的关于“贫民区”问题的讨论中,南非案例也被提到。而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15年、南非本国黑人取得了迁徙自由与大城市居住权后的今天,对这次由民间(请注意不是政府)爆发的驱逐外国(请注意不是本国黑人或农民)打工者的事件,我国传媒也像世界传媒一样再次注目于南非,诸如“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的惊呼不绝于耳。   2008年那次骚乱中最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今天南非对外籍劳工施暴的那些暴徒基本都是本国黑人贫民,种族隔离时代他们只能待在城外的索韦托,“白人的约翰内斯堡”是不许他们安家的。15年前由于民主化的胜利他们刚刚取得了不被驱逐的权利,如今他们却要驱逐比自己更弱势的外籍黑人劳工。这次成为骚乱中心的约翰内斯堡市亚历山大地区,几十年前就曾经发生过南非本国黑人贫民的“违章建筑”被白人当局捣毁导致举世震惊的大事件。换言之,那些如今野蛮地驱逐别人的人,当年自己也正是被白人驱逐的对象。这说明了“完全平等”说来容易做来难。许多人抱怨强者对自己的不平等,却往往把不平等施加于更弱者。   其实南非当年的“穷白人”不也是这样吗?当年的“穷白人”向白人资本家要平等,但是他们恼怒“进城黑人”抢了自己的饭碗,对黑人的排斥却比中产白人更厉害。正是他们构成极端种族隔离势力的社会基础--这很容易理解:乐于雇佣廉价劳动力的白人资本家对黑人劳工的歧视倒不像面临黑人劳工竞争的白人劳工那么强烈。事实上,当年南非白人两大族群--英裔白人与荷裔白人(即布尔人或阿非利堪人)中,在种族问题上前者较开明而后者更顽固,其原因也正在于当时英裔白人中多为中产阶层与企业家,而传统上从事农牧业的布尔人进城后多从事蓝领工作,直接面临与黑人劳工的竞争。由此不难理解:甚至连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旗号的南非共产党,成立之初也因其社会基础为白人劳工而一度陷于“白人沙文主义”不能自拔。只是在当时共产国际基于“世界革命”需要而严加训斥后,该党才转向了依托黑人解放运动求发展的正确道路。 不是阶级冲突,不是种族/部落冲突,而是……   如今历史似乎又在重演。这次暴力驱赶外来打工者的事件名为“排外”,实际上外国白人乃至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外籍人士几乎没有受到波及,骚乱所伤害的主要就是南部非洲各国在南非的黑人外籍劳工。而施暴的一方既不是南非白人,也不是中上阶层的南非黑人,他们同样是以打工为生的黑人贫民,不同的只是他们拥有南非“户口”。而这对于外籍劳工来说就是难以逾越的身份壁垒。尽管这些外籍劳工同样是几乎清一色的黑人。   同样是穷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不是“阶级矛盾”。同样是黑人(甚至往往是同一族群,南部非洲黑人跨境族群很多,南非黑人中的茨瓦纳人、索托人、坎瓜尼人和祖鲁人等都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也不是“种族冲突”,甚至与1990-1994年新旧南非过渡期一度非常激烈的黑人内部党派(非国大与因卡塔自由党)、部落(主要是科萨族与祖鲁族)间冲突也不同,这次的“排外”并没有部落背景,而并非南非公民的外籍劳工当然更谈不上党派。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冲突呢?   其实就是“基本公民权利不平等的不同群体”间的冲突。这些黑人外籍劳工之所以遭到“排外”驱赶,说穿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南非公民权,因而也就没有受保护的,即不可剥夺的合法居留权。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可能在南非居留,只是可能与否不取决于他们。南非如果需要他们来打工,他们就可以来,假如由于某种原因(例如经济萧条了,或者本国公民需要这些工作岗位了)不需要他们了,他们就没法待下去,甚至在政府还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时,某些南非公民就可以以他们威胁自己的饭碗为理由,对他们采取排斥行动。而实际上,即便在南非需要他们来打工之时,他们的一系列基本权利也是低于南非本国籍黑人劳工的,因为南非只需要这些“外劳”,不需要这些外国移民,只需要他们个人来打工,并不需要他们全家来定居,来南非安家。所以南非并不会,也没有承诺给予他们移民、安家所需要的一系列权利。   我在以前的著述中曾提到,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白人当局曾经就是这样对待本国黑人的。那时黑人进城打工需要申请“暂住证”,无证进城就要被“强制收容”。白人当局希望黑人保持“流动劳工”身份,年轻力壮时纯粹作为劳动力在城里住集体宿舍,而把家庭留在农村地区的“黑人家园”,青春耗尽后就回去自生自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也为了白人当局圈地方便,种族主义政府强制规定“黑人家园”的土地实行部落集体所有制,黑人家庭没有土地所有权,不得处置自己的“份地”。这样当局就可以假定黑人劳工保留了所谓的“退路”,不必考虑他们在城里的安家需求和社会保障需求,由此造成大量的家庭离散现象。当时每逢圣诞节前后,索维托等黑人劳工集散地都会出现“候鸟”式的返乡-回城“民工潮”,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只有外籍劳工才保留这种“候鸟”传统。   南非本国黑人为改变这种制度性排斥,在曼德拉等杰出领袖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90年代前期结束了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今天南非黑人已经可以挺直腰板,扬眉吐气地自由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南非黑人仍然有贫困问题,甚至由于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种族隔离废除后黑人企业家和黑人中产白领的崛起,相对于黑人普遍贫困的旧南非而言,今天南非黑人中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异都大多了。但是,不仅南非的“富黑人”认为现在比过去好,就是“穷黑人”也这么认为,因为他们至少已经没有基本公民权利被剥夺的问题。在居住权问题上,他们首先争得了“消极自由”,即根据自己的意志在城里(哪怕最初是在棚户区)家庭团聚的权利,没有谁能够不经商量而驱逐他们,接着他们就在“消极自由”的基础上争取“积极自由”,要求国家提供更好的福利保障,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以便自由地摆脱“贫民窟”--而不是像在白人政权时期那样被犁庭扫穴,从“违章建筑”里赶走。   但是,外籍劳工仍然不可能做到这一切。尽管这次暴力色彩的“排外骚乱”受到包括民主南非政府和南非黑人主流社会在内的各方舆论一致谴责,但是在民主化后南非的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南非本国黑人就业压力增加,对外籍劳工的需求减少,他们并非情愿地离开南非的可能性在明显增加,这恐怕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趋势。   而说到底,基本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在“国籍”问题上很难解决,这是当代世界仍然无法克服的缺陷。今天的世界仍然由主权国家所构成,“英特纳雄耐尔”并没有实现。所谓公民权仍然与你属于某个国家的公民相联系。在一个国家内本国公民与外籍人士完全享有同样权利,无论在哪里也没能做到--如果真做到了,所谓国籍就失去意义,国家也就消亡了。欧洲的申根诸国之间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最接近于做到,但那通常就被认为是国家淡化和走向跨国家“欧洲联邦”的开始了。至于其他国家都还远谈不上这些。在某些本国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统治者往往让“外宾”享有本国百姓难以企及的特权(所谓“超国民待遇”)。而在民主国家,本国公民的权利通常都比外籍人士更充分。尽管今天的国际法和通行规则也要求保护非本国籍人士的基本人权,但那通常是指人身/财产不受侵犯以及司法平等之类,其他诸如入境、居留、就业、福利等等权利,更不用说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参政权等政治权利,都是不能与本国公民相比的。应该说国际社会也理解这种情况。今天在西方各国移民维权是个潮流,那也主要是获得了移入国国籍者的维权。像南非这种“排外”如果不涉及暴力因素,例如,如果只是因为经济原因减少“外劳”输入,国际社会其实没法说什么。   正因为如此,当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在面对本国黑人维权运动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压力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鼓动和策划南非境内的各个“黑人家园”“独立建国”。如果这种阴谋得逞,在城里打工而“户口”留在“家园”的广大南非黑人就会成为“外籍劳工”,他们的“入境”、居留、就业、福利等权利将取决于白人南非“国家”的意愿,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种族隔离制度将披上“本国公民与外籍人士区别对待”的合法外衣。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黑人解放运动的强烈反抗和国际社会的抵制。如果没有这种反抗和抵制,或者这种反抗和抵制如果失败,今天南非的黑人解放将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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