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性

在方洋洋的故事里，最令人难过的是，她并不是无人关心，但没有人能够真正保护她，也没有人提供给她真正有用的帮助。村民们提起这一悲剧，难过和愤怒之余，感慨最多的是方家父母“老实”，没有力量和强势的男方家对抗。

但比起身处结构性不公下的个人，警察、村委、妇联……这些对反家暴工作负有职责的部门才是真正应该被问责的对象。在这起案件中，这些部门几乎是缺位的，既看不到他们对预防和制止家暴所做的有效工作，也看不到他们对居民的反家暴意识教育方面有所行动。

自从方洋洋被婆家认为不能生育后，两年来，她熬过了很多个被虐打、饿饭和挨冻的日子，但没熬过2019年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近日有两个关于农村残障女性的新闻在网上引发热议，得到大众关注。一个是河北的刘雨晴在住院期间与男护工发生关系以致怀孕引发的一系列纠纷，一个是山东的方洋洋因不孕被婆家（公婆及丈夫）虐待致死案的判决不公。前者主要涉及精神障碍女性的性、婚姻和生育自主权，后者则主要反映了智力障碍女性遭遇家暴的问题。
心智障碍女性通常被认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自主能力，因而其人生的某些重要决定（如婚姻、生育、医疗、维权等）往往被监护人（配偶、父母等）所代理，这些决定更多地体现了家长的意志、父权制家庭的整体利益，而她们自己的意愿则较少受到尊重；另一方面，农村心智障碍女性大多没有职业和经济来源，其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人（也是监护人），所以当其权益受到家人侵害时（比如遭遇家暴），要逃离出来、维权就十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