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

时代周报 | 大院子弟的最后一轮狂欢

上世纪80年代末,他们纵情江湖,笑骂人生,引领一代影视风骚,构筑了一时无两的京派文化,二十年后,他们重组天团,却难挡颓式,《私人订制》完成了他们最后的狂欢,收获了巨额票房,一脚踏进主流大圈,却透支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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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审查制度限制中国电影

著名商业电影导演冯小刚被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授予“年度导演”奖项。长期以来,官方一直认为他的电影是安全的,他的许多电影都严守政府定下的界限。但这次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冯小刚上台领奖时,说起了审查制度带来“巨大的折磨”。台下观众对他的发言报以热烈掌声。但在颁奖典礼的电视转播中,“审查制度”这个词本身却受到了审查,被“哔”的一声取代了。当然,官方把这个词屏蔽掉反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自那时起,这段视屏已经疯狂地传播开来:被发到中国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上时,它被转发了1万多次。同样在这家网站上,以“冯小刚”和“审查制度”为关键词进行快速搜索时,结果超过15万条。 通过发表此番言论,冯小刚加入了其他一些广受赞誉的导演的行列,他们谴责了自己遭受的束缚。去年,娄烨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闹翻,将这家审查机构对他最新的电影《浮城谜事》的指示公布到了微博上。为了表示抗议,在该电影在中国上映之前,他把自己的名字从摄制人员名单中删去了。 在所有艺术形式中,电影可以说是受中国审查程序影响最大的。除敏感的政治题材之外,电影制作人还会因涉及暴力、性或裸露镜头而遭受责备。而且,电影审查没有硬性的规则,完全是随机的。审查者通常会过分谨慎。 正如一名为中国合拍影片服务的西方娱乐业律师所说,“政府依然坚决地要求电影行业的增长必须服从于社会稳定和道德等目标。”这种愚蠢的干预只会降低中国制作的商业影片的质量。不受审查者束缚的独立电影则发展繁荣。但问题是,这些电影不会被发行,大众永远看不到。 2012年,独立导演彭韬的影片《焚尸人》探究了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冥婚”习俗,即为死去的人做媒,以免他们死后孤独。在中国农村的部分地区,这种做法依然存在。电影关注的是一名低调的火葬场工作人员的故事。在他所在的贫穷小镇上,这名火葬场工作人员为了钱而帮人配冥婚。当患上绝症时,他选了一具无人认领的年轻女子的尸体做自己死后的新娘,这名女子很漂亮。但现实生活突然干预了他的行动,即将成为他新娘的那名过世女子的妹妹闯入了他的生活。在拍摄这个可能会令人毛骨悚然的主题时,彭韬的手法既细腻又优雅。 这位北京的导演决定避开国家广电总局,保持自己在艺术上的自由, 他的三部电影都没有送交到这一审核机构。毫无疑问,《焚尸人》因此而变得更优秀。该片对政府眼里的落后习俗进行了充满同情心的描述,而这永远也不会通过审核。彭韬的独立是有代价的:他的电影不能在公共影院上映。 然而,即便存在审核,中国的票房依然正在进入一个繁荣时代。去年中国票房收入上涨30%,达到27.4亿美元(约合168.9亿元人民币),这让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影市场。好莱坞制片公司纷纷涌入中国进行合作,以绕开每年只允许进口34部外国电影的配额制度。 但是,随着美国制片人要在中国票房争得一席之地,他们最终肯定会与中国电影行业中不好一面合作,也就是那些受到审核制度破坏或者是因为这种制度而变得荒谬的部分。 冯小刚,娄烨和彭韬是例外。中国大多数的电影人都只是在体制内拍摄电影。本周来到北京的洛杉矶独立咨询师兼制作人迈克尔·安德伦(Michael Andreen)解释说,虽然他的中国同事感到很沮丧,但他们也愿意与审查制度合作,“甚至还把这当做是影片制作流程中的一部分,就像美国电影人会在拍摄时考虑电影公司的要求那样。” 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周二拉下帷幕。这次为期一周的庆典展示了这一行业中最重要的东西:金钱。在一个住着不少电影节嘉宾的高档国际宾馆内,饭店大厅的咖啡馆里氛围热烈,这种气氛是随着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增长而出现的。一个衣着光鲜,头发灰白的业内高管将崭新的百元人民币钞票数成几摞放在咖啡桌上。和他一起的中国同伴则在边笑边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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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网友提供的新浪博客删帖记录 2013-01-12

小路上的人《[转] 庹部长,薄熙来第二!》2013-01-09 小路上的人《郎咸平:中国公务员是一群世界上最无耻的公务员》2013-01-09 小路上的人《[转] 今天上午我去南周大楼看了…》2013-01-09 八极剑客《[转] 割了让了卖了送了那么多,还在乎小小的钓鱼钓?》2013-01-09 八极剑客《[转] 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2013-01-09 sosingtak《[转] 中国梦,宪政梦》2013-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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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九四二

1942年至1943年期间,中国河南省约三百万人死于饥荒。 我是1942年河南灾民的后代,却曾经对1942年的灾荒一无所知。1990年,一位朋友打算编一部中国灾难史,想让我回到1942年,帮他把这场灾难写出来,这样,我才第一次了解这场灾难的严重性,那年我32岁。 朋友郑重地告诉我,1942年,因为一场旱灾,河南饿死了三百万人。可我对三百万人这个数字并没有概念。于是,朋友给了我一个参照数,告诉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迫害致死的犹太人是一百万人多一点。 对比之下,我马上也觉得事情严重了。于是,我回到了故乡河南,想回到1942年,把当年饿死的三百万人从1942年打捞出来。 很快,我发现1942年饥荒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已经把1942年和饿死的三百万人给忘记了,这也是我对1942年那场灾难一无所知的原因。 我的姥娘就是1942年饥荒的亲历者,当我问她1942年的状况时,她反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她马上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除了集体失忆之外,我的另一个困惑是,饿死三百万人时,1942年的中国政府在做什么?难道他们当时就把三百万人给遗忘了吗? 我告别了健忘的乡亲,独自一人回到了1942年,才发现问题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1942年,中国面临的形势是: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日本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河南。当时,中国是一个贫弱的国家,眼看河南遭受灾荒重创,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救灾,领导人大概倒生出了另外一种智慧:反败为胜,何不把河南灾民当作包袱,甩给日本人? 于是,中国军队悄悄撤出了河南。但日本人看穿了中国政府的企图,没有上当,虽大兵压境,但并不全盘占领河南。就这样,河南成了中国政府和日本军队都不管的真空地带,我的三百万乡亲,就是在这种政治真空中,在逃荒路上,一个个饿死了。 我亲身体会到,在一个被自己政府和敌人都遗忘的地方,故事发生得再惨绝人寰,都是容易被人们和历史遗忘的。但这场1942年发生的灾难,又为什么在1990年被我寻到些蛛丝马迹了呢? 这得感谢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当年,白修德和《泰晤士报》的记者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结伴去过一趟河南。他们在河南遇到了天主教洛阳教区的主教美国人托马斯·梅甘(Thomas Megan),梅甘陪着他们在河南走了一遭,目睹了饥荒的惨象。 他们看到人是如何被活活饿死的,看到野狗啃食人尸,还找到了人吃人的证据。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把见到的一切告诉了中国政府领袖蒋介石,并把描写河南惨状的文章,发在了美国《时代周刊》上,迫使中国政府救灾。但救灾的款项,又让中国政府的各级的官员给贪污了,饿死的人情况持续着。 白修德把当年在河南的所见所闻写进他194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和1978年出版的著作《探索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我借助白修德的著作,把三百万饿死的河南人从1942年打捞出来,摆在1942年饥荒幸存者面前,他们的记忆终于转动起来,向我叙述了这三百万人面对死亡的态度。真正触使我写《温故一九四二》的,正是这死难者面对死亡的态度。 我相信,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遇到同样的惨况,他们一定会愤怒,一定会追问:我为什么要死?是谁把我饿死的? 但是,我的乡亲们并没有愤怒和追问,临死时给世界留下的,是最后一次幽默。 逃荒路上,老张要饿死了,他没有去想中国政府、日本人和整个世界,而是想到了三天前饿死的好朋友老李。 他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在饿殍遍野的年代,人吃人并不是一件多么不道德的事情。老张饿死了,老王扒下老张的裤子就要割肉。 老张疼醒了,看着老王说:“我还行。”老王端详一下老张:“你不行了。”老张想了想,自己是不行了,“哐当”又死了。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幽默?你为什么这么爱遗忘?我问起1942年饥荒时,我姥娘的回答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饿死人和人吃人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对于饿死人成了家常便饭的民族来说,除了遗忘,怎么面对这个严峻而平常的事实,也是个问题。 多少个世纪以来,一次次的灾难使中国人用生命的经验证明,如果用严峻的态度来面对严峻的现实,现实就会变成一块坚硬的铁。于是,用幽默的态度和失忆来面对灾难,成了中华民族生存的秘诀。 写作《温故一九四二》是1990年的事,距今已有22年了。经过十八年的准备,克服重重困难,导演冯小刚终于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了电影《一九四二》。电影中扮演《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演员是阿德里安·布罗迪(Adrien Brody),扮演梅甘主教的演员是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像当年的白修德和托马斯·梅甘一样,七十年后,这两位演员也从美国来到了中国。 阿德里安·布罗迪曾经拍摄过电影《细细的红线》(The Thin Red Line)和《钢琴家》(The Pianist),恰巧这两部电影的故事背景也都在1942年,这次是他第三次回到1942年,我想,在相同的1942年里,在不同的国家生活过后,阿德里安·布罗迪一定比较出了美国人、欧洲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区别——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说:记住;中国人在说:遗忘。 蒂姆·罗宾斯来到1942年的中国后,在拍摄现场对我和冯小刚说:他之所以要来出演主教的角色,是因为他看到了剧本中的人性。他说,这是人性最黑暗的电影,也是人性最温暖的电影。我想蒂姆·罗宾斯所说的人性里最温暖的东西,指的是传教士们设立粥场救助饥民的行动,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企图将濒死的饥民送到灾民庇护所的努力,以及中国人面对死亡时那最后一点凄惨的自嘲和幽默。 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温故之后的记住,有了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接着有了电影《一九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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