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崇义

翟明磊 | 中国猛博之十三 杨恒均:我就是民主小贩

中国猛博之十三 杨恒均:我就是民主小贩 博客的体制内外通道作用 杨恒均,1965年出生,自由职业。常住广州。 原为外交官,在西方世界体悟民主真相,转而成为一个活泼,尖锐的普世价值倡导者。他也是一个间谍小说家。因用语生动通俗,受到包括党员干部与农民工等各阶层人士喜爱。甚至——农民工也组成了杨恒均读书会。 当 杨恒均写起博客时,人们对他的身份感到神秘。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完全不知来历,却写出了军事、国防、政治的博客。据说以前是写国际间谍小说的。一时间众说纷纭。有说,此人本来就是国家的人。还有人说,这是在一个特殊战线上的。 杨恒均却是一肚子奇怪。“没错,我以前是在体制内工作,在外交部做了二十年,也在政法等系统工作过。因为职业道德,我不能讲我在外交部具体做什么。但我写博客和我以前做什么有什么关系吗。我有朋友,是公安,国安,外交部的处级以上干部,他们也写博客,也写公民建议,想法和我差不多,只是没人看而已。” 二十多岁时杨恒均毕业于某名校的国际政治系,的确是一位爱国不论其它的愤青。毕业后主要工作是陪省部级领导出访,出入五星级宾馆接送奔驰。随后九七年受国家指派在美国等国家工作十多年。 慢慢地,杨恒均的思想变了,开始认同民主与自由的核心价值观。特别94年起,在香港工作的几年中,每二周要过一次罗湖桥,每一次都是对他的教育。香港,秩序井然。而一过罗湖桥,到了深圳地面,他就要把背在身后的包挪在身前,以逃避成群小偷。为什么咫尺之遥的两个社会,差别这么大? “我写过一篇《魂断罗湖桥》,别人说你很会写,是真的,我的思想就是这么转变过来。” 杨认为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要有核心价值观,中国人不是没有核心价值观,但是混乱的,学校给一套,家里给一套,社会给一套。核心价值观也不是每个领导人上去搞一套,什么和谐、三个代表。人有核心价值观才会平和,钱不能带来核心价值观,没有人会认为钱是核心价值观。杨认为很简单,“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好。放在中国,行。”他就坚定来讲述。 “我的核心价值观不是看书看出来的,而是生活出来的,所以我更坚定。” 杨恒均写过一系列以致命开头的国际间谍小说,《致命弱点》、《致命武器》、《致命追杀》,来讲述自己的政治理念。因为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指导下写博士论文《互联网与中国前途》,杨恒均也开了个实验性博客,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写小说,国内没人看,谁还看小说啊,博客不一样。” 刚回到国内,杨恒均惊讶于国人的蔽塞,他看到一个贴子“美国城管不打人吗,我不相信,哪有城管不打人的。”——美国根本没有城管啊。再与国外华人聊一下。杨恒均发现两边的华人完全被那无形的墙隔开了。在国内,普通民众对国外真实情况知之甚少,而海外华人基本不看国内的博客。 “我要做桥梁,讲讲我在国外的经历。讲讲我的变化。” 这一写,杨恒均可写大发了。杨是一个除了外国间谍小说,很少看书的人。所以他的文字都是从生活谈起,他谈陪某省公安厅长在国外的第一个晚上看到色情电视,老厅长惊讶地说这就是色情节目啊,他销毁过堆成山的黄碟就没看过……最后要让杨回国送一点。他建议去台湾的大陆游客可以有另一种玩法,站在凯兰特大道上举举抗议牌,体会一下民主。……他说第一次见到坚守白宫门口十多年的流浪汉抗议者,以为是美国政府的阴谋,故意安排一个人显示言论自由。……和美国五角大楼军官谈中国问题……最逗的一篇是《胡爷爷是坏人吗》,起因是刚回到中国的儿子,每天看新闻联播,儿子指着胡锦涛问杨恒均:“这个人是坏人吗?”因为在国外,只有坏人才每天上电视头条。杨恒均笑着说,不是,因为电视台是他开的。 杨恒均文章俏皮,幽默。《莎朗斯通道歉了成龙怎么办?》调侃成龙,莎朗斯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都道歉了,你该怎么办?——诸如此类。 “但我是始终围绕我的中心,民主、自由、法制,——我也是专业博客,现在中国正好喜欢民主自由的人最多。” 杨恒均没想到的是,他的博客两类人多,体制内的干部、农民工。在深圳农民工甚至组成读书会。杨恒均给我看一位广东人大领导给他发的短信,“看了你的文章,在列车上我把你的文章发给列车同排十个旅客,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来自人民,他们要我向你致敬。” 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体制内人阅读?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看海外网站?民主自由,共产党推翻就完了,?怎么推动进步?体制内想要改,他们的脑袋僵化了,已不知道怎么改了。推倒他们吗,绝对不愿意的,那看谁的?刘晓波的?说实话,体制内有几个人认为他是英雄——不敢认为他是英雄,因为他要搞死我们。” 博客圈子没有真正体制内出来的。扫一眼我们的朋友,对体制内就是这样的两种看法。不是认为连锅端掉就算了,要么就是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共体制不是一般的东西,是城堡,你不是从里面打出来的,很难真正了解它。 “ 而我能站在国内这边说,踩着红线说,说到他们的心里去。” “这些高级干部非常蔽塞,你想象不到的,从科长做起,做到省长就象皇帝一样,和草根是不接触的。” 杨恒均用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吸引了一批干部。甚至标准的官方网站——人民网,中国网,光明网邀请杨恒均开博客。在国新办的中国网上,杨恒均《翻过无形的墙》甚至放了头条。海外媒体感到奇怪,要来采访。杨赶紧出于保护编辑,让他们拿下。光明网有一段时间,每天把杨恒均的文章放在头条。 也就有人来骂杨恒均,甚至骂杨恒均的人也有了粉丝。一位周小米网友骂他是民主教教主,是民主小贩。杨恒均乐了:“我就是民主小贩。” 往来国境线, 兜售民主,而且服务态度好,不就是小贩嘛。 这个小贩生意还不错。 一开始,杨恒均博客读者百分之三十是反对他的。渐渐地,二年下来,百分之三都不到了。最令人吃惊的是有近五百个读者读了杨的博客从左愤直接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有几个还成了网上的小名人,这些还只是与杨恒均有通信联系的博客。“这说明我们年轻人核心价值观的缺乏,否则左右摇摆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如果一个人有民主的价值观,再左也不会认同毛泽东啊。” “现在网民,民主知识相当贫乏。不要说不支持民主的人,连支持民主的人也一团糟,好象民主一来,我钱有了,工作有了。民主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有义务多讲点民主故事。” 杨恒均以一年100万字的速度疯狂写博客。他的十一个博客大部分是因为文章先感动编辑,邀请开博,由热心网友管理。 不过民主小贩,是赚不到钱的。为了写博客,杨恒均把大房子换成了小房子,写博客是没有稿费的,杨推掉了众多稿约。“博客,没有人编辑我的思想,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为了写台湾红衫军,写台湾选举,杨恒均自己花钱去了台湾看现场。二十多岁时杨没住过五星级以下的酒店,现在他时常住几十元钱的旅店。有时厕所与浴室都没有,要打着伞去洗澡,杨恒均却很开心。“以前是国家出钱让我住酒店,现在是花自己的钱。” 有人会问杨恒均图个啥?“这是我的享受,我是政治动物,从年轻时就做爱国的事,别人说你在国外以前干啥,享受呗,我辞掉百万年薪,回来写没有钱的博客。别人说我到底想干嘛。在国外,我的税号是国家严密控制的,我这种人拿外国人一分钱,国安部马上抓我,我没钱了怎么办?打工呗。现在能出入国境的,两边走一走的,愿意干这个事,除了我这种破烂货还有谁。那些老总和当官的?他们才不干呢。四十岁写博客,是我个人人生理想。跟别人没法解释。有人说我假,我假个球。” 杨恒均的手机响了,手机铃声是国歌。 杨恒均告诉你锦囊妙计 *用互联网推进民主,行! 就我对体制了解,中央很蔽塞。温家宝一说要上网看民意,当地领导怕到什么份上,每天每个省公安看博讯,有几次维权马上解决了。利用这个良性互动,可以走得很远。这种蔽塞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领导人为什么蔽塞,你想,他们从科长升上来的,升到省长就是皇帝了,他们和下面的隔绝不是一天,二天了。没办法了解。如果是你,现在升到中央都知道草根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天天和草根接触。但他们已经很早就和草根不接触。 我看准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前途作用非常大。 互联网是中国的捷径。可以说:推进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几乎成了唯一的路。这个路太明显了,人们就把别的路放弃了。有的人说推进公民社会,我们发传单吧。有了互联网不用了。你现在明显看出来。无论你干什么,和互联网有关。没有互联网,你维权,都维不成功,分分钟拍死你,当地报纸都不报。我没有想到互联网有这么大影响。政府对互联网政策与媒体不一样,共产党他什么控制不了?但因为技术的原因,慢慢失控。 互联网是提供在有限制的空间里的民主大讲堂,训练到最后,互联网没给中国带来混乱啊。当互联网不断扩大化,真正有新东西会出来。美国不可能用互联网搞民主。因为现实中已经扎根。中国人互联网充分搞民主,不会比美国差。中国互联网的后发优势是我们看见世界的民主都走完了。后发劣势是中国民主从哪儿插?学现代美国,没门。两难,我们不知道从哪儿插入这个民主进程,互联网缩短这个过程,互联网十年走过的路,竟然是西方国家用了很多年走过的。 民主在早期,哪个国家不是精英在搞。中国不可能公开说精英搞民主,但互联网首先把文盲排除在外面,而且他们无怨无悔,因为你想玩,随时可以上啊。中国互联网言论水平不低的。批评谁,禁区掌握得非常好。国民言论素质高啊,不是低啊。中共要抓住这个机遇。 *不怕罗嗦 我不是写作的人,语言罗嗦,本身罗嗦就是吸引读者,多少短的人家能记住。写讽刺,写风趣的,能有几个象韩寒的?韩寒是写博客出名的吗?——他本来就出名。把韩寒的文章给读者看,不说名字,看完他能记得吗?手机短信比韩寒精彩多的是。 *真 我确实每个字用真,我四十岁,我有多少同事,不真就完蛋了,所以我把经历写出来就行。 *吃透体制 我对体制内了解,使我对政治方面把握得准。了解这些人边界在哪。我和公安厅长吃饭,他当公安厅长踩了多少人身体上去,他也骂体制。但不骂个人。这个很多人把握不住,谈政治有偏差,有偏差在哪呢?对体制,对美国社会,说很极端的话,稍微一偏差的话,你会失去读者,理由很简单。比如法轮功的部分文章,明显做假,一写得不对,就失去读者。去年,西藏问题,我写的比长平狠,但是怎么让上下接受。是需要技巧的。 我不写推翻体制的文章,在极权国家写这种语言,你就是拿起枪来干,没有别的路,那么用语言就错了。否则你给人感觉太不了解体制了。到底想干什么,挑战极限吗,这个极限,每个人都知道的,从写博客来说,对社会有进步吗?在中国语境下,没有别的办法,国外的人看来我的文章是有缺陷,与独裁者共舞,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只要你用词用得好,他们很难下令关。 为什么我的博客从来没有屏蔽过,就是这个原因。 统 计 2007年4月份开和讯博客,累计点击量150万。 网易博客,累积360万点击。 新浪、搜狐、凤凰博报200万。 2008年才开的腾讯博客累计1000万(一年)。 《莎朗斯通歉了,成龙怎么办?》点击92万。 杨恒均博客地址 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 http://yanghengjun.com 杨恒均博文选 胡爷爷是坏人吗 儿子放假回中国,我规定他们见了亲戚朋友只能说中文,结果很是让我难堪。他们的中文表达简单得如幼儿园儿童不说,还不时夹杂一些英文单词,而且稍微长一点的句子几乎都是按照英语语法习惯排列组合出来的。这与平时和孩子在一起时间太少有关,怪不得他们。于是决定利用在中国的假期让他们加强口语和听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后也只找到了一个方法,让他们坐到电视机前。 除了动画片他们勉勉强强能够听懂看懂,其他的文艺节目一窍不通,当然很有名的几个节目例如超女什么的,由于都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他们还算可以理解。这时有亲戚建议不如从新闻开始,包括新闻联播。因为那些新闻联播里使用的都是目前中国最标准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试一试。 儿子听话地坐到电视机前。 三天后,新闻联播还没有结束,大儿子铁蛋找到我不解地问:爸爸,胡锦涛是坏人吗? 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太突然了。虽说在我的引导下,大儿子从八岁起就和我一起看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几个新闻实事分析节目如“60分钟”、“meet the press”以及“20/20”、“Larry King Live”中部分适合他看的节目,但他至今也毕竟才十三岁,还不至于提出如此简单而有高深的问题吧?! 我看着儿子,说:他不坏,但是不是好人,那就要——对了,你也大了,不能简单地以“好人”和“坏人”来划分你自己所见的人。 儿子没有听进去,接着问:胡爷爷犯了什么罪吗(Crime)?还是犯了什么错误(Wrong-doing)? 我很疑惑。儿子刚刚看新闻联播,还没有看完就过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只好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知道胡爷爷是谁吗? 他说了几个变了调的职务名词,半懂不懂,于是我向他解释:胡爷爷身兼三个职务,是全中国13亿老百姓的主人和全权代表,是爸爸国家的最大老板,就像美国总统和澳洲总理一样…… 那么说,他一定像克林顿一样做了什么恶心的事(disgusting),我为你们难过!儿子听到这里不安地打断我说。 我是更加糊涂了,疑惑地看着儿子,儿子这才注意到我的疑惑,他解释说:我看了三天的新闻联播,每天胡XX都上头条新闻,镜头一直对准他,一定是出了大事…… 我这才释然,随即有点哭笑不得。儿子显然没有听懂新闻联播在讲些什么,难怪,新闻联播的很多语言都是非常官方、也很有中国特点的。儿子没有听懂,可却看出了名堂。他用自己的标准判断了自己所见到的。他按照西方国家的新闻模式,推测出三天来一直出现在新闻联播头条新闻的胡主席肯定不是好人,或者犯了一个让人民很不高兴的错误——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够在西方连续三天进入电视头条新闻,如果不是坏人,那肯定是出了问题的政治家,又或者是暴死的皇亲国戚,染上艾滋病的明星。 难怪儿子会误会,他是看美国和澳洲的新闻长大的。那些国家的新闻头条动不动就是天灾人祸或者令人震惊的犯罪,如果两者都找不到,也会用一些政治丑闻、民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甚至花边新闻作为头条,绝对无法想象西方出现把“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视察一个村镇、开某个会议的报道作为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布什每天平均两个会议和三起会见(外宾和内宾),美国新闻几乎从不报道,——除非那起会议或会见关系到某个即将爆发的热点。西方媒体就算报道自己的领导人,也很少放到头条。当然,上头条新闻最多的美国总统是克林顿,有一个镜头几乎成了那段时间的经典头条——那个镜头是难堪的克林顿故作镇定地说:“我没有和那个女人做爱!”     我不能完全赞同西方的新闻观,但相比较中国大陆的新闻模式,那显然是人类最大的一项进步。记得前段时间,澳洲有两名矿工被困在地底深处,结果新闻每天就现场报道。儿子也每天关注这条新闻,第二天到学校同学和老师还在讨论,和我打长途电话也在讲这件事。那两位澳洲人被困在地下长达两个星期(食物可以进入),那段时间,所有澳洲新闻的头条都是现场报道,而且每次都长达三分钟以上。 在这段时间前后,中国也有矿场塌陷,有一个塌陷造成三十一人死亡,难得的是新闻联播也有报道,只是报道这三十一条人命的新闻不足二十秒,而且在于着重强调了代表先进性的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这条新闻当然不是头条,而是放在详细报道了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各种活动后、在一个农民党员学了三个代表而提高了粮食产量之后。 每次回到大陆,我总要用一个星期左右适应电视新闻和报纸新闻,这之后才不会一看到新闻就破口大骂。可是,当我让儿子看新闻学中文时,忘记了他们不是适应不适应的问题,而是压根儿不能理解。当他们看到新闻联播中的头条新闻总是那个西装革履的总书记晃来晃去的时候,他们怀疑这个人不是好人,或者是让人民揪住他做了“恶心的事”而死死不放,每天让他曝光,每天追踪他——     可笑的儿子,可笑的我。如果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他,让他知道中国很多事情的时候,他是否能够听得懂?听懂后是否能够回答自己的问题呢? 我没有这样做,因为以我对儿子受到的西方式的教育来判断,如果我告诉他实际情况后,儿子肯定不会认为一个控制了全国电视台、一个让所有自己控制的电视台每天的头条新闻都报道自己的活动、宣传自己的每一次讲话的人做得是对的。 (此文原发表于博讯新闻网,重贴时有改动以适应中国特色) 我和负责扫黄的领导一起看色情录像…… 既然我已经以调侃的口气说了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回顾一件有可能让我“民主小贩”这个光辉形象进一步受损的往事。为了不给当事人造成不快,我下面的故事中的主角——也就是我的领导,使用了改头换面。但有一点不能改,那就是此人是在六十年前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就是政法战线的年轻标兵,维护社会治安,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留下了飒爽英姿。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已经超过六十岁退休年龄了,可是由于经验丰富,破格被留任领导岗位,发挥余热。我和他出国到美国的时候,我只是一名刚刚参加工作的普通干部,而他是全国政法系统有头有脸的领导。 我和他睡一个房间,晚上他看不懂英文电视,按来按去,竟然按出了三级片频道。按说这种频道都是收费的,不会按出来,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酒店就不收费,12点后就开始有了。 看到他一下目瞪口呆的样子,我也手足无措,说实话,那些三级片对于我来说,简直有如儿童节目般纯情和无辜,何况折腾了一天,我自然没有兴趣和他一起看,再说,我就是有兴趣也不敢在这位老领导面前表现出来啊,于是我打了一个呵欠,假装睡觉。转身前,我斜眼看到他眼睛都直了,盯住屏幕不放。 我自然无法入睡,过了一会听到这位老领导呼吸有些急促了,随即我听到了他的声音,小杨,这就是黄色录像? 我知道他知道我没有睡着,我说,是的。但觉得自己这个时候再隐瞒也瞒不过他,就补充了一句,这是三级录像带,遮遮掩掩不露点的…… 他“啊”了一声,说,还有四级、五级?我说,是的。于是他又去胡乱按频道,显然是想搜索五级。那时频道没有那么多,但他也按了好一会,我有点同情他,说,美国酒店里不能播放五级录像带。 他惋惜地叹了口气,把频道调回到酒店里的三级频道。我继续假装睡觉,但心里却狐疑不安,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问我,小杨,你经常看这种录像带吗? 但这位一直以来让所有的工作人员紧张的、很霸气的领导并没有这样问我,我只听到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我第一次看…… 我简直有些惊恐了,这个时候再假装睡觉,很可能就把我的政治前途睡过去了,于是,我就竭力让声音平和地问,你从来没有看过? 他说,说你肯定不相信。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转过身,坐了起来,发现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屏幕。屏幕上,洁白的沙滩,波涛汹涌,一位丰满的白人少妇嫌她的比基尼泳衣勒进了肉里,于是当着我们的面轻轻扯下来…… 我想,如果不是我亲眼见证,我肯定不相信老领导的话,正如当我后来忍不住而把此事偷偷告诉我朋友时他们也以为我在编写小说一样。不过,我当时一下子就相信了他的话,而且深信不疑,因为我看到了他在电视机前的表情,那和我看到的所有年轻人第一次看这种录像带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只不过,这种表情出现在一位曾经当过中国最大、最开放省份的公安厅厅长,并且,他当晚亲口告诉我,他曾经统管这个最早开放省份、也是最色情省份的扫黄工作,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堆成小山似的黄色录像带被压土机碾碎!最多的一次,收缴了大概有几十万盘色情光碟,他都下令销毁,一盘也没有留下,(由于下面的局长和处长具体承办)他更是一盘都没有看过。他说,我是扫黄的,怎么会去看那些黄色的录像带! 说实话,这位领导虽然很看重我,而且我始终认为在那个体制里他是挺优秀的(部分性格和故事出现在我的间谍小说里,例如1949年后,他曾经负责在沿海地区抓台湾潜伏过来的特务,很成功;1949年后几年国庆节期间在他的领导带领下成功破获破坏国庆的大案要案),但他的工作方法和性格都很粗暴,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用“独裁”来形容,——这样一位人物,竟然在六十多岁时和我在美国的酒店里第一次观看低俗的三极录像,真是雷到我了!各位想一下,才二十多年啊,听说现在行贿领导的,已经直接选送处女和文艺院校的美少女了!现在想起来,那件事还能够雷到我! 更雷到我的还在后面,第二天早上,我们好像都忘记了昨晚的事,不过在吃完早餐后,他突然对我很哥们地说,小杨,你别自己看啊,回去后有五级的,也给我拿两盘过来,我总不能让公安部门的领导送给我看吧? 我当时要不是气血方刚(24岁吧),可能会当场晕过去,但我竭力保持冷静,淡淡地说,好啊。 回国后,我一次也没有给他送过五级录像带。在美国我们睡在一起,一起看那种录像,但一回到中国,我是一名大学毕业不久的普通干部(正在为科长职位奋斗!),他是我领导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我到他的办公室甚至要经过武警岗哨,我那种去搞几盘录像带送给他看的念头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你想,我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把色情录像送到他的办公室啊,万一他翻脸,我考,他完全可以一句话就判我十年八年的,我就只能在监狱里躲猫猫了。 好在回国后,虽然我常常去看他,他却也从来没有再对我再提起过带录像带的事,当然,他在和我偶尔谈起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的时候,语气要平和很多,而且,他的那些手下,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们,从那以后,好像也没有几个对我高谈阔论假大空说教了。 如果不是当事人已经八十多岁,早就退出了政坛,我本不该写出这段往事。但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对我影响挺大的,对我后来如何看待人性、制度和思想等有一定的启发。我当然希望对你也有一些启发。 不过,今天是周末,在经历了一段 红色之旅 来到张家界后,向我的读者披露我生活中经历的这件小事,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那些长年累月被我沉重的政治话题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读者能够和我一样轻松一笑。 2009/3/22 张家界 大陆游客在台湾可做的一件有意思的事 朋友很兴奋,说台湾放开大陆游客了,他要赶第一波奔赴祖国的宝岛,问多次到过台湾的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他去的,又问,在台湾时干啥事最有意思,而且是在大陆做不到的。 我还真被他问愣了,去过多次台湾,可还真没有发现台湾有什么好玩的,而且我每一次去好像都没有心情玩。现在回想一下,台湾确实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第一次去时,我对台湾城市缺乏现代化高楼大厦还挺失望的,朋友说,由于土地和房子都私有化,你真想拆迁、统一规划,还真不是一般的困难,所以谁当选也不愿惹这个麻烦。所以,台湾的城市的布局可没有大陆的那么雄壮和整齐划一。不过,去过几次后,却也发现别有一番韵味,很多老房子保持了原来的风味,看上去另有一番和谐和温馨。等到再去过几次后,就喜欢上种充满人性化的城市。例如前后两次到台中,第一次去时,走下火车后看到眼前的那个上百年的火车站时大吃一惊。眼前的火车站简直没有办法和我们任何一个市级的火车站相比。但第二次去就喜欢上了,还专门在台中火车站咖啡厅喝了一杯咖啡,竟然品出了百年小站的味道。 回想起来,我每一次到台湾,最享受的就是在僻街陋巷的小食店和当地人一起吃台湾小吃,感受他们的生活,看着红男绿女从眼前的街道飘然而过。至于风景名胜,我都是匆匆扫一眼就离开了。 所以,现在朋友问到我应该哪里去看一下时,我还真不好说,难道让他去逛街,去小巷子里吃台湾牛肉面?啊哈——突然想起了那个老头。 我建议他到台北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走一下,这条经常用来检阅和游行示威的宽大的街道一头连总统府,另外一头是原国民党中央党部(现在不是了)。上两次到台北,我都在台北中央党部的门前看到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抗议示威的老者。他就是那位支持国民党而意外死亡女孩的(自杀?忘记了)父亲(或者爷爷?),他长期在国民党党部门前抗议示威,要求国民党给他补偿,也要求讨还公道。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那里,你如果过去,最好去看一下。你还可以和他一起照相,他很热情,会给你讲女儿(孙女?)的故事。 当时看到那个老头,我真地愣住了。因为眼前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华盛顿白宫门前的那个抗议专业户。那个故事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过,我再重复一遍。在白宫的北门,隔一条马路的草坪上,长期有一个白人在这里驻扎。什么叫长期?就是说很多老华盛顿都不记得他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抗议的。他有自己的帐篷,一度宣称自己是越南退伍的老兵,他最早来抗议据说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过没有几个人记得了。 后来他在抗议什么呢?这就要看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因为这些年下来,他逮到什么抗议什么,例如里根上去,他就抗议星球大战,抗议经济不景气,布什上去,他又抗议伊拉克战争,克林顿上去,他又抗议污染和性丑闻,而且,每一年他都要换几个主题来抗议,可谓与时俱进。 白宫附近基本上还算是环境优美,也很干净的,可这哥们就一流浪汉,邋遢得很,他自己在这里不说,还把自己的全部家当——一些从垃圾堆里找到的东西塞在帐篷里。据报道,联邦调查和美国警察也曾经多次想把他赶走,但都被这个家伙以美国宪法和自己的天赋人权挡了回去。说实话,在这个地方抗议白宫的经常有人,几乎每个月就有人组织一群人,或者某个人过来举着标语晃荡一圈,等电视台赶过来拍了录像,就欢天喜地地散去喝咖啡了。可这个流浪汉常年累月在这里安营扎寨地抗议,好像还是唯一的。 后来据报道,有一次警察过来想把他迁走,他说自己是美国公民,有在这个地方抗议的权利。警察说要检查他的身份证和护照,结果他竟然说十年前就他妈的找不到了。警察这下子可逮到机会了,说,你可能根本就不是美国人,抗什么议?结果这流浪汉一句话就把警察顶了回去,他说,你不能证明我不是美国人呀。他说得警察无话可说,因为公民不但有丢掉身份证的权利,而且还有失忆的权利。他只记得自己就是美国公民,其他的住什么地方什么的一概忘记了。 于是他继续住在白宫对面自己那个肮脏的小帐篷里。那些年每一次经过白宫,如果是穿着西装,还会遭到他吐口水,他不会对游客吐口水,但会对所有穿西装的人骂到:fuck you,你们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美国就是被你们搞坏了,fuck you.!!大概在他的印象中,凡是穿西装经过白宫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刚到白宫看到这个流浪汉时,我感到不可思义,后来一度认为这是美国白宫的阴谋诡计,否则很难解释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抗议的流浪汉,FBI和警察根本不可能没有办法把他弄走(哪怕收买),可是,神通广大的FBI这么久就除不掉白宫周边的这个污点?这难道不是白宫的某种阴谋?那么是什么样的阴谋? 全世界到华盛顿游览的人几乎都要在白宫附近溜达一圈,在他们震惊于华盛顿MALL 的绿油油的草坪和白宫附近的宁静时,都会看到这个肮脏的流浪汉。那么当他们看到这个流浪汉后是什么反应?我想排出了一开始的怀疑和好奇后几乎都会转到对美国制度、美国宪法和美国人权的深思上。美国白宫和政府怎么就能够容忍一个这样的流浪汉在全国权力的核心位置长期驻扎,进行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抗议? 至少我得承认,当初连我也被这个流浪汉引导到对美国宪法和人权的思考上。要知道,对于美国冠冕堂皇的吹捧自己言论和游行自由,从大陆来的我毕竟有些半信半疑,可是,这个流浪汉却以活教材告诉我们:你要想fuck (操)白宫,没有关系,去游行抗议吧,虽然使用高音喇叭需要申请,但如果你声音大一些,你完全可以让总统或者他身边的人听到你在那里抗议和侮辱他。 我怀疑这是白宫的大阴谋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就在世界上独裁专制国家纷纷垮台,最后剩下为数不过的时候,那个流浪汉悄然消失了,哈哈,报纸报道过,但我忘记什么原因了。我们姑且不妨把它当成是阴谋论吧,那个流浪汉在教育了成千上万来自不自由不民主国家的国民后,完成了历史使命,功成身退。 对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所以,在台北离总统府不远的地方突然看到这个抗议的老头(刚好也隔了一条街道),我简直感觉到有点时空混乱时光倒流。如果以前还怀疑台湾没有学到美国的民主精华的话,这次我是彻底被他们说服了,不是陈水扁的下台,也不是马英九的上台,而是被这个长期坚持抗议的老头弄信服。 不过,我那写间谍小说的充满了阴谋论的脑袋又琢磨开了:难道这个长期在总统府和原国名党总部前示威抗议的老头也是台湾情报机关安插的阴谋? 那么这阴谋的目标是谁?哈哈,大陆游客呀。台北的街道也不怎样,但凯达格兰大道附近还是很不错的。可这么一个长期示威抗议的人就出现在你眼前,你想什么呢?我提醒你,意志一定要坚强,千万不要被和平演变。 对了,朋友不是还问我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可以做吗?其实台湾有的东西我们都有了,例如KTV、夜总会以及其他各种合法或者不合法的场所,大陆和台湾相比,反而更便宜。不过刚才说到原国民党总部门前的事,突然让我想到,大陆游客如果有兴致,倒可以尝试做一件你这一辈子估计都没有做过的事。 那就是看完那个老头后,不妨掉头顺着凯达格兰大道走向另外一头的台湾总统府,然后——各位我咨询过了,好像不算触犯台湾的法律——举行一个即兴的游行示威!可以把旅行团的各位组织起来,围成一圈,也可以一个人单个地进行,最好能够事先准备好标语,例如写上“打倒台独”、“统一祖国”,或者“马英九,你无耻”(至于为什么马英九无耻,你有权保持沉默,可以不用解释),或者你只写上“支持环保”“保卫钓鱼岛”等标语,在台湾总统府前举着这个标语的时候,让旅行团带队的给你拍照留念。 各位大陆游客,我想,这也许是你到台湾能够做的最有意思也最有意义的事,你想一下,中国五千年历史,你什么时候可以那么轻松的到最高权力中心去行使你的天赋人权? 而且,我得提醒那些只有一次赴台旅游机会的大陆同胞,如果错过这一次机会,也许你今生今世都不一定有这样一个机会了: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站在统治者权力的中心,行使你那比统治者的权力还要神圣的天赋人权! 本文首发《中国猛博》一书,版权隶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 Technorati 标签: 中国猛博 , 翟明磊 , 壹报 , 杨恒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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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记述赵紫阳 探寻中国出路

在中共党内,几十年来从未有过一个领导人像赵紫阳这样,对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做过如此深刻的批判性思考。参与撰写这本新书的10位作者,分别是鲍彤、蔡文彬、严家祺、吴国光、辛子陵、丁东、张显扬、陈子明、胡平、冯崇义。他们中,有的是赵紫阳当年的部下,有些是当年的赵紫阳智囊团成员,有些是赵紫阳的故交。其中,既有体制内的共产党人,也有从事中国转型问题研究的资深学者及海内外著名异议知识分子。 在这本新书中,10位作者力图完整地记述赵紫阳的改革生涯和改革道路,记录这位遭废黜的中共中央前总书记的民主言论和践行,系统地论述整理赵紫阳晚年的思考和探索。该书旨在凸显"赵紫阳路线"的温和与理性,以期为转型困境之中的中国提供些许参考和鉴照。书中引述了赵紫阳的一段话: 只有 ( 上层 ) 改革者首先有新的精神,能容忍对自己的种种约束,才会出现新的制度变化;这一新的精神气质就是容忍精神,不能把批评者当作敌对势力和阴谋破坏。 该书的导言对此分析说: 一方面 , 这反映了一位软禁中的政治家对国家前途的深深忧虑和思索 , 他不希望当政者囿于一党私利拒不改革 , 最终导致天下大乱 ; 另一方面 , 这也说明赵对转型力量的思考兼顾到了两个方面 , 官方的和民间的 , 只有两者的互动 , 才能成就转型的大业。 本书作者之一严家祺,80年代曾任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是赵紫阳"智囊团"的成员。他在书中写道: 在中共党内,几十年来从未有过一个领导人像赵紫阳这样,对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做过如此深刻的批判性思考。 严家祺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说: "我们主要是想为赵紫阳说公道话。为什么说起'赵紫阳的道路'呢?就是想向国内外、特别向中国国内传达一个基本的想法,赵紫阳究竟是什么道路,赵紫阳究竟要把中国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严家祺还强调,赵紫阳是历届中共领导层中,第一个提出要实现议会民主的高层人物: "在我看来,赵紫阳的道路可以简单概括为:在经济上走市场经济道路,在政治上走民主政治道路。赵紫阳实际上指的是议会民主的道路。" 而该书的另一名作者、中国异议知识分子、现旅居美国的《北京之声》杂志主编胡平则指出: "赵紫阳坚持反对用武力对付和平抗议的民众,我觉得他做到这一点非常了不起。因为共产党的专制,说到头来,他就需要不断地镇压人民,一旦他放弃了镇压,那这种制度马上就解体,马上民主转型就会开始。而赵紫阳正是因为坚持了这最基本的人道人性的立场,因此他的做法实际上是促进中国民主转型非常正确的立场。" 赵紫阳在1989年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六四学潮期间,他被党内保守派指责为同情学生;此后,又因坚决反对使用武力镇压示威而被解除总书记职务,并遭软禁,直到去世。十六年软禁生涯中,他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进行了深入思考。 报道:文山 责编:馨月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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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生病且手机没电造成误会

杨恒均在Twitter上称,不会再就“失踪”事件接受任何采访。(BBC中文网图片) 一度在广州失踪的澳大利亚华人作家杨恒均称,生病跟手机没电是造成这次“误会”的原因。 他在接受澳大利亚《时代报》采访时称,对于在中澳两国引起“麻烦”表示歉意,但他不会就这起事件发表进一步评论,也不会再就此接受采访。 杨恒均此前表示将于星期六(4月2日)转到香港。他在电话上对BBC中文网说,稍后将先从香港转赴台湾处理手头上的工作,但他婉拒接受采访。 此前,日本共同社引述杨恒均的博士导师,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学教授冯崇义称,杨恒均据称被中国秘密警察软禁在一家医院内。 冯崇义称,他听说警察是在杨恒均愿意自称“生病”后才获得释放。 不过澳大利亚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3月31日)称,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官员曾与杨恒均见面,杨恒均证实他没有健康或安全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被中国当局扣押。 “我生病了” 杨恒均离开广州前 按键 在其twitter页面上留言说 :“为了不辜负关心我的网友,只有更努力工作。但我可能要辜负全世界的媒体了。” 他写道:“我今天(星期五)在广州接受了一家媒体的独家采访,同时请他传递口信:无料可爆,不想再接受更多采访。” 按键 杨恒均在《时代报》的采访中说 :“我病倒了,没有其它,还有我的手机电池没了电两天,所以才无法跟家人联系。”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近日也就杨恒均失踪一事对中国作出公开呼吁。 杨恒均说:“对于在两国引起轩然大波,我深表歉意。” 不过杨恒均说,他无法承受在中国内地以外享负盛名的状况,他在境外说得越多,就越难在中国推动民主。 但他说:“我并非无畏无惧,我也不是活跃人士或异议人士,但现在我肯定自己所做的都是正确的。” 高度关注 杨恒均曾在中国外交部和海南省政府工作,后来在澳大利亚取得博士学位。他曾在互联网发表三部曲间谍小说《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 自从杨恒均3月27日在广州失踪以来,他的朋友一直坚称他是中国近日为防止发生“茉莉花革命”而打击异见人士的行动的受害者。 这引起了堪培拉政府的高度关注。即将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更公开敦促中国当局允许澳方领事官员与杨恒均见面。 《悉尼晨锋报》此前报道称杨恒均星期一曾给自己的家人打电话,说自己“在和老朋友聊天”。 《悉尼晨锋报》引述杨恒均的朋友说,“老朋友”应该是暗号,应该指的是中国的秘密警察。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星期二称,她没有听说过杨恒均。 您对杨恒均失踪事件有什么看法?欢迎使用下表给我们发来您的意见。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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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没有失败,宪政还在路上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全球的中华儿女都在反思百年中國革命与宪政的坎坷历程与成败得失、评判有关人物的是非功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依据当代人的“问题意识”、当代人的视野和当代人的思想高度去“叙旧”。反思过去当然是为了今天与未来。“立宪”百年而仍然没有宪政,中华儿女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惭愧,有充分的理由惭愧得无地自容。   中华民族在这样的年头反思辛亥革命,首先必须抛弃错误的历史观,以免误读历史或矫枉过正。矫枉过正可以来自右的方向,彻底否定革命,而忽略某些革命乃是因为死硬的统治者坚决拒绝改良而迫使革命派不得已而为之。矫枉过正更可怕的是来自左的方向,沿着“以成败论英雄”、“成者王、败者寇”的流氓史观,鼓吹“彻底革命”。列寧等人错误总结“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搞出毒害全人类的黨国專制;毛等人错误总结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搞“彻底”的“革命”,差一点断掉了中华文明的血脉。   辛亥革命:妥协与和解   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妥协内在于民主。民主政治是通过多数人的同意授权来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是在各种利益之间实现妥协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赢家通食。   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建立共和的成果,是一个世纪前足以左右中國前途的四种政治势力以天下苍生为念、根据民主精神达成的一种壮丽妥协:革命派、立宪派、清王朝汉族实权派、满清王室。   革命派见好就收、功德圆满。满清民族征服所播下的仇恨种子。清初顺治二年(1645)的“扬州十日”(四月)、“嘉定三屠”(七月),血迹斑斑。辛亥革命前关于“驱除鞑虏”、“剪灭鞑虏”的反满宣传,大有将满族斩尽杀绝、斩草除根的势头。   但是,辛亥革命进行得非常文明理性。辛亥革命的死亡人数没有确切统计,但总的说来死人很少。武昌起义头两天内夺取武汉三镇,死亡官兵不足千人(包括被部分革命军借机杀戮的800多名旗人)。之后的武汉保卫战及夺回武汉三镇的战斗,死亡人数也不过千人左右。至于其他响应湖北倡议而宣布獨立的各省,死亡人数更少,财产损失也不多。袁世凯的北洋军自从1911年11月27日下旬攻占汉阳之后,便基本上停止了对南方各省的进攻,战争打得比较文明,减少了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辛亥革命的初期包括武昌城内的确发生过杀戮革命对象的行为,但很快便被制止,滥杀无辜的情况没有扩大化。辛亥革命中,八旗兵驻防的南京、镇江、杭州、乍浦、福州、广州、荆州、成都、西安、伊犁都先后落入革命军手中。其中有一些驻防点由于八旗兵放弃抵抗,而被革命军兵不血刃拿下的,也有一些驻防点的八旗兵由于反抗而被革命军鎮壓。但大规模的“排满”没有发生,想一下几百年的“反清复明”积攒下来的仇恨,这实在堪称奇迹。陕西的排满最厉害,据传西安的旗人由于反抗而被杀二万,但实际被杀的人数要少得多。三十几年后中國的另一场革命,“消灭国民黨军队八百万”,还鎮壓了数以百万计的被定为“恶霸地主”、“反革命”之类的平民,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革命军起、革命黨消”。革命派(同盟会、共进会、文学社、华兴会、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与时俱进、华丽转身。同盟会改组为国民黨,迅速完成了从“革命黨”到议会政黨(执政黨)的转变。   辛亥革命确实很“不彻底”,没有被“階級仇、民族恨”所支配。没有犁庭扫穴、没有斩草除根、没有“革命恐怖”、没有“鎮壓反革命”、没有“專政”、没有报仇雪恨。   “階級斗争史学”的荒谬性: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階級革命”,天底下不会有以“节制资本”为目标的“资产階級革命”,当时全中國也没有几个资本家,何来资产階級革命?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而不是某个階級或某个集团的革命。同“戊戌变法”一样,辛亥革命是“秀才造反”,领导者是“中等階級”即“新型知识分子群”。辛亥革命不是“一个階級推翻一个階級”、不再是“成者王、败者寇”,也是中國几千年循环往复改朝换代的结束,辛亥革命是文明而理性的变更了中國的政治制度,以使中國赶上世界潮流、以使中國能够有效地抵制外来侵略。   立宪派折冲樽俎、化险为夷。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大大出乎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意料,此前革命黨人运动会黨在帝国边缘两广云南搞了十多次武装起义,但应者廖廖。而武昌起义后两个月内即有十多个省响应宣布獨立,颠覆了清王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立宪派人士的响应参与。当时立宪派士绅的领袖,如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等,在说动一些都督、巡抚宣布獨立、说动袁世凯反正等方面,功勋卓著。立宪派是在清末改革中形成的政治派别,他们努力引进西方代议制来取代过时的專制制度,整合改革中社会出现的不同利益。   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共和民主,目标都在于宪政,只不过是革命派更为激进些。手段分歧主要在于要不要暴力“排满”。在这一点上立宪派的思想要比革命派深刻、完美得多。革命队伍中流行的是狭隘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欲将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立宪派所提倡的却是理性的现代民族主义,将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都包容在中华民族之内。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迅速转变立场,接受了立宪派的主张,共同构建“五族共和”(实际上是中國版图内所有民族共和,当时还没有“58朵民族58朵花”的肉麻说法)。   立宪派从制度变革和思想教育双管齐下,扎扎实实地既开官智,也开民智。立宪派在1910年掀起了3次要求“速开国会”的全国性大规模和平请愿、切实推进地方咨议局、地方自治和国民教育等改革事业。国会请愿运动是要朝廷改变制度和转变思想;发展地方自治和国民教育,是培植和训练民众行使政权的能力。当时的进步力量已使宪政思想深入部分人心,因而辛亥革命可以水到渠成,传檄而定、咸与维新。   满清王室审时度势、理智退让。王室内部的理性力量也已出现和成长起来。满清王朝在1898年有过脱胎换骨、在中國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机会,但这一机会被断送在顽固派残杀“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清政府后来悔之莫及。清朝灭亡前的10年的“新政”,先前被说成是“欺骗”。其实,经历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劫难后,清廷上下形成了改革共识,连慈禧太后和最顽固的皇亲国戚也主张改革。清末10年改革成效很大,是中國现代化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國的现代文官制度、警政制度、军队建制等均于此时起步。在科教文化方面,废科举、兴新学,建立现代教育体制。法制的现代化改革更不用说,不仅引进了刑律、民律,为发展经济还议定公司律、破产律,直到钦定宪法,预备立宪,准备开国会,筹办地方自治。经济上也在与世界接轨,创办大清银行、修建主要铁路干线、改革币制、税制。为清王朝挖坟墓的是清朝顽固派。宪政改革无疑是要让请王室出让实权,但清朝顽固派却死抱权力不放、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们组织“皇族内阁”(1911年5月裁军机处,改设内阁,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十三名阁员中王族占七人),伤透了汉族大员的心,也把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   在清末新政中,摄政王载澧,主管政法大权的肃亲王、民政部尚书善耆等,是政治上相当厚道开明的人物。他们对“有异心”的汉族官僚魁首袁世凯优容有加而不置之于死地;特别是对那位高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1910年2月下旬进京埋炸弹行刺摄政王载澧(皇帝他爹)的叛黨汪精卫等,居然也没判死刑,甚至不搞刑讯逼供株连同黨,在南北议和期间就赦罪释放了(难怪1925年孙中山病死前一个月,在北京带着汪精卫等往醇王府拜见载澧。当今的诸位要学习学习啊)。南北和议之初的1911年10月27日清廷发布了“罪己诏”,30日宣布开放黨禁,并随即大赦政治犯以促进政治和解。清室看到大势已去,便明智地急流勇退,没有搞几个“坚持”,也没说“绝不”,体面地退位,这才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   满清军事实力派顺天应人、皆大欢喜。清王朝鎮壓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兴”,仰赖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开始编练新军。新军领导权也因为“八旗子弟”的无能而落入袁世凯等汉人手中。因为感觉到大权旁落,满族贵族集团曾一度以“回乡养疴”的名义解除了袁世凯的军权,但袁世凯在新军中所培植的,非满族贵族集团所能左右。武昌战事一起 ,袁世凯就指使其黨羽挟迫清廷恢复其军权,并委任其为总理大臣。这样,清朝军政大权终于落在汉族官僚集团手中。   两军对垒,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在军事上占优势。但是,袁世凯没有穷兵黩武,而是开启和解的智慧。10月20日,遭贬黜蛰伏多年的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时,开出的条件即是:开国会、解黨禁、赦免革命黨人。袁世凯出山后对南方革命军使用的武力有限,主要是显示他的实力。他当时在掌握军事主动权的前提下,主动提出并主导了南北和谈。南北和谈是实力派与革命派对谈,但居中谋划调停的是立宪派,如张謇、赵凤昌(原张之洞幕僚)。赵凤昌隐居的上海私宅“惜阴堂”,成为南北和议谈判之地和各派谋划成立民国政府的据点。孙中山刚从国外回到上海,即去 “惜阴堂” 拜会赵凤昌。清王室的退位诏书竟由张謇起草,和议各方在“惜阴堂”讨论定稿,由袁世凯转交隆裕太后签发。   袁世凯敦促清帝退位的文告称:“将统治权公诸于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接受临时大总统时通电赞同“共和为最良国体”,立誓“永不使君子政体再行于中國”,深得人望。   军阀混战:政治领袖们定力不足   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在中國成功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当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全球没几个民主国家),与文明古国的地位相匹配。辛亥革命为理想信念而战,武昌首义诸贤都没有争权夺利。他们没有在打下“江山”之后坐上“江山”。最初起事的熊秉坤,没有贪功,在革命已经发动并占有主动权的情况下,将指挥权交给了当时并非革命黨的吴兆麟。而吴兆麟也没有占山为王,又将指挥权给了清军军官黎元洪。之后,他们又请出了立宪派人士和有行政经验的旧官僚组成了军政府。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1911年12月29日起义十七省“都督代表会议”就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十六票对一票)。一百年前在面对最高权力的时候,中國人已经学会选举,这还不是令人惊叹的君子行为?起义十七省的都督多半不是革命黨人,他们并不看好孙中山这位江湖郎中(外号“孙大炮”)的实力和能力,但看重孙中山的声望和三民主义思想。   按照辛亥革命本身所确定的基本目标,辛亥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是用比预期代价小得多的代价取得了胜利,功在千秋。长期以来国、共两黨的官修史书都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实在让人不敢苟同:几千年的專制帝国以相比英、法、美都小得多的代价(例如英国革命死伤人数、美国獨立战争死伤人数、特别是法国革命死伤人数)被推翻,而且还是在“中國的启蒙运动”之前下(以及有些人所说的糟糕的传统文化之下),难道还是失败?那何为成功?成功与失败的评价标准又是什么?黨国史学首要标准是革命政黨是否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并“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仍然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把戏?同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区别何在?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宪政民主理念的胜利。武昌首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立即颁布《鄂州约法》:人民一律平等,享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都督公选,对议会负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种族、階級、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辛亥革命的成果,最主要的就是两项:   1.推翻君主專制制度。“百代皆行秦政制”从此结束。   2.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体现在价值观念层面:主权在民(人民主权)观念、保护人權(人權平等)观念。体现在制度层面: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司法獨立、总统选举、地方自治。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非某一階級或集团的胜利,而是国内各派势力博弈合力的成果。其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就在于有一套以宪法、国会、政黨为核心的共和民主制度取代了旧的世袭王朝,以现代民主取代传统專制。   遗憾的是,辛亥革命的宝贵成果后来被蹂躏、抛弃了。首先蹂躏辛亥革命宪政民主成果的是旧官僚和无聊文人,后来抛弃宪政民主成果的是革命者本身。   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就发生了总统与国会之争。如何厘定各自的权力范围,这是民主政治范围之内的正常纷争。首先失去定力的是孙中山革命派。民国初年民主政治建立之后,孙中山对议会政治并不热心,国民黨黨务实际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国民黨得到国会多数席位,行将组成政黨内阁。极负人望的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几成定局。1913年3月20日,31岁的宋教仁惨遭暗杀(22日因枪伤过重而亡),袁世凯当然值得怀疑。不过,暗杀是孙中山革命黨的惯用手段,袁世凯以往从未行暗杀之道。革命派有理由怀疑袁世凯,但民国注重的是法治,必须有确实的证据才能定案。连古代的韩世忠都知道“莫须有何以治天下”。宋教仁被暗杀之后,国会安然无恙,以国民黨与共和黨(后改进步黨)两黨对峙为主的两黨政治安然无恙,宪法起草工作也在密锣紧鼓的正常行进之中(宪法草案1913年10月30日在国会三读通过)。正确的因应之道是法律解决,在现有政治法律框架之内解决问题,按照民主和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这也是当时多数国民黨人的主张。理当尊重民主程序、尊重司法獨立办案、由国会组成特别委员会作出全面调查,查个水落石出,并对袁世凯严加问责。孙中山则力主“武力讨袁”,经过艰难预备,1913年7月12日由原江西都督李烈均出任“七省讨袁联军总司令”,仓促起兵进行“二次革命”,引起国民黨内部大分裂,显然是滥用“革命”、迷信暴力。议会大黨以武力革总统的命,章法大乱,目标与手段都缺乏法理依据。从策略上说,国民黨的武力与财力比袁世凯要薄弱得多,根本就不是对手,以己之短攻人之长,也完全是下策。“讨袁”战事毫无建树,头尾不足两个月,“獨立”各省均先后失败。实际上,袁世凯当时所领导的共和政府,在国际上得到全面支持,在国内也被多数人认为是中國希望之所在。孙中山革命派这时已完全不同于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派,只是势单力孤的一群军事冒险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创造民国,创造议会政治下的和平博弈,成功改写了政治游戏规则:“二次革命”又回过头去武力争权,使民国政治搅成一团乱麻,实在是自毁江山。   孙中山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脱离民主法制轨道,搞獨裁專制,根本不承认宪法、国会的权威。1914年7月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黨,要黨员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无条件服从他个人,使得黄兴等人也只好离他而去。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还要牺牲“生命自由权利”,实在是强人所难。   袁大总统对民主制度不习惯,他不能制定他所需要的法律,不能任命他所信任的国务员,处处受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政黨内阁的制约。民主政治下的争争吵吵,本很正常。即便当今发展了几百年的民主国家,政府与议会不还是争吵不休?可悲的是,一些政客文人在民主政治遇到困难时就主张向專制政治倒退。袁世凯受自己及身边几位奸佞之徒所制造的“民意”所迷惑,竟然妄图恢复帝制。在这场骗局和闹剧中,有几个奸佞起的作用特别坏。一个是袁世凯的洋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Frank Goodnow)。他是西方知识界那类表面对中國友好而骨子里贱视中國人的典型代表,带着恶毒的种族主义偏见,认为中國人不配享受宪政民主、没有能力实行宪政民主,最适合中國的是帝制。这种人当时不少,现在在西方也没有绝迹,而且他们还常常成为北京的坐上贵宾。一个是浪得虚名的无聊文人杨度,受袁世凯重用、聘为总统顾问之后便飘飘然不可一世,厚颜无耻地“劝进”袁世凯当皇帝。再一位是等着做“太子”接班的袁克定,居然办一份专给袁世凯一个人读的报纸来欺骗老爹。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1915年12月12日发表文告,宣布接受袁记参议会“一致通过”送给他的地位。但是,他此举立刻招致世人反对,众叛亲离,“天下共击之”。“护国运动”与辛亥革命一样,又是反对帝制力量的一次大联合,又是一次传檄而定,在始于西南的各省纷纷宣告獨立中大功告成。袁世凯只好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随即在悲愤交加中大病不起,于 1916年6月5日毙命。一念之差,毁了一世功名、误了卿卿性命。袁世凯归天之前,召集心腹开会,同意反袁各方的要求,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各省獨立也随之取消,中华民国又复旧观。   “洪宪帝制”还没开场即告覆灭,再次表明辛亥革命推翻不只是满人的“异族政权”,而是君主制度。满人的君主要推翻,汉人的君主同样也要推翻,君主制度在中國已经成为历史。即便是袁世凯的那班心腹部属,包括段祺瑞、徐世昌、徐树铮、冯国璋、陆荣廷、龙济光等,也大都坚持政治与道德底线。他们可以跟着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可以跟着袁世凯鎮壓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但是不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护国运动”胜利之后,共和制度得以成功恢复。辛亥革命的成果,诸如约法、国会、内阁、政黨政治等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中华民族又回复到了宪政民主的大道上,直到黨国体制这一全新的專制制度颠覆了宪政。   议会是西方富强之本,必须立即将中國变为法治与民主的国家,这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达成的共识。当掌权遇到挫折的时候,由“革命黨”和“革命领袖”带头破坏这种共识,使專制势力借尸还魂而复辟于中华大地,教训至为深刻。   孙中山:以俄为师,误入歧途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冲击下中國经历了“千古奇变”,遇到“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政体已运转不灵,必须改弦易辙,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价值层面实行全面学西方、全面变革。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要求跟上世界潮流,向西方学习谋求现代化,建立宪政,这是大方向。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应在国际通行的(宪法、国会、政黨)民主机制下和平竞争。   孙中山是一位缺乏实力的革命家,因而靠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来开道,“革命”征途中的种种举措,可议之处很多,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大都情有可原。包括他试图以割让满州为诱饵骗取日本对他的革命事业的支持,也并非不可开脱。当时英、美、法等民主国家都不支持中國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孑然无助。日本多种政治势力刻意插手中國政治,但漫天要价,谁出价高就支持誰.他们要支持孙中山,当然需要孙中山要以袁世凯出的价来压孙中山。孙中山为从满清政府及袁世凯手中夺得日本人的支持,不惜以出让民族利益为诺,确实不高尚、不地道,但也是出于无奈。   但是,孙中山最根本性的错误在于放弃宪政民主这一现代文明的主流正道,转向“以俄为师”,迷失了大方向。“假共和”可以通过思想革命和议会斗争来变为“真共和”。美国当初成立的共和国,用现在的标准来看,漏洞百出,就是例子。“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求取“真共和”的无懈努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孙中山被历史超越,办《建设》、《星期评论》等杂志,在思想启蒙运动中打个下手。宪政体制已经建立,在价值理念方面继续下功夫,便可使宪政体制能够正常、顺利地运作。而“以俄为师”,以黨国体制为目标,便走到邪路上去了。孙中山改组革命黨,回到历史中心,“继续革命”,中國又乱套了。“北洋时期”,中國的现代民主框架仍在,公民社会高度发达,市场经济也在健康高速地发展,思想文化更是空前自由和繁荣。后来的黨国体制变换花样,将專制政治推向顶峰。古代的纲常礼教固然压制个人權利与个人自由;现代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黨国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压迫变本加厉。一旦以国为本,特别是以黨国为本,国家富强压倒个人權利、黨国利益压倒公民自由和权益。这就是“以俄为师”的必然结果,可惜的是,俄国早就改弦易辙了,而中國却依然在这条此路不通的胡同里瞎折腾。   辛亥革命没有失败,宪政中國还有希望。中國人民在一百年前就选择了宪政民主。一百年以来,人类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天主教文化的国家、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国家、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印度教文化的国家,还是儒教(儒家)文化的国家,都由人民的选择而成功地建立和享受宪政民主和这一制度所提供和保障的自由权利。某种文化或某种“特殊国情”不适合宪政民主的神话或鬼话,早就被全人类的政治实践打破了。且不说百年以来中國的自由民主思想启蒙已经有了多么深厚的积累,中國人民在儒家文化还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就选择并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民国初年那些无知而又无聊的军阀武人妄图颠覆宪政民主制度而恢复帝制(哪怕是袁世凯的君主立宪),也都落得遗臭万年的地步。后来的一些革命黨人和政治领袖,为某种新的理论和诺言所迷惑,用武力为中國人选择了黨国体制的歧途。正、邪之间的选择,往往只在一念之间。于今缅怀辛亥先贤为中國建立宪政民主的丰功伟绩,我们浮想联翩,痴迷地想,中國当今朝野上下应该还有迷途知返、重归宪政民主正道的智慧和勇气。   冯崇义、 杨恒均 (悉尼科技大学)  2011-3-6   来源: 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blog/static/45964193201126103459354   作者:冯崇义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3-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辛亥没有失败,宪政还在路上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近代中国宪政经验的启示 (0) 论“幸福宪政”的手段与目标 (0) 自由、财产与宪政 (0) 经济自由——自由之母,宪政之路 (0) 燃油税是个宪政议题 (0) 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1943年 (4) 宪政的底线——从猴子掰苞谷的寓言说起 (0) 宪政民主与两岸问题 (0) 宪政中国与“老权贵带入新社会” (0) 宪政与市场经济 (0) 宪政、法治与民主 (0) 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 (0) 华盛顿的宪政思想 (0) 区分法治与法律,《宪法》与宪政 (1) 共和·民主·宪政 (0) 中国宪政转型的本土资源清理 (0) 一个人的宪政 (0) “预备立宪”是如何流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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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

  风风雨雨的九十年过去了,悲观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观,因为和九十年前相比,历史在诸多方面惊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让人怀疑:中國的历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经终结了,不再前进也不再进步。九十年前,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千呼万唤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理性)姗姗来迟;九十年后,两位九十高龄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还动不动就被拿出来侮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观地了解九十年的不变,你可以到图书馆翻开尘封的《新青年》、《新潮》……,同时,请打开电脑,看看我辈在互联网上摇旗 呐喊 呼吁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丽句,对照一下,有哪一句和哪一个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前辈忘记写过? 不曾 呐喊 过的?——白纸黑字,让人汗颜,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竖版和横版的区别而已,以及他们用半文言半白话的词句表到了现代的思想,而我们使用的则是现代汉语加上互联网上特有的“ ”句型弄出的春秋笔法……   让人灰心丧气的“不变”多不胜数,然而,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变,而忽视了诸多变化,那我们就永远是悲观者了。乐观者不但看到不变,也看到变,看到希望。   这样,才能做到“贤者无忧”。   第一,两种不同的压力,殊途同归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被冠以“五四爱国运动”名副其实的。当时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闭关自守的中國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挨打,必须向西方学习。   看到西方开着炮舰来了,我们急急忙忙搞了洋务运动,“器物”有了,却仍然惨败在日本手下……于是继续反思,光靠枪炮和船舰显然还不够啊,还需要制度的变革……于是打仗了,起义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当我们回到百年前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惊讶的发现,在西方本身经过三百年的启蒙才刚刚实行全民投票选举的时候,我们九十年前的前辈已经迫不及待地从善如流,几乎在一夜之间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时代和众人前面的先驱们显然没有想到,用几条新式步枪可以驱赶一个腐败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战争也不一定能够把几千年的旧文化和旧思想从中國民众大脑里驱赶走……   于是,新文化运动来了……以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在国民大脑里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适应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军阀都无法颠覆。这批知识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启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来了,他们要学习的那个制度,是当时欧美最先进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本质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的解放。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历史给古老的中國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中國知识分子热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拢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國一个响亮的耳光。巴黎和会,我们中國人那么崇拜的西方老大哥们居然在中國战胜了的情况下还要对中國进行瓜分和分赃(特别是将胶州湾转交给日本而不归还中國)。   目瞪口呆的知识分子无法在这判若天渊的内政和外交之间作出区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国主义的西方怎么会是同一个鸟东西,他们,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测风云,国有旦夕祸福,就在中國知识分子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世界,也彻底震傻了中國的知识分子。   中國的“新文化运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候。在五四之后中國知识分子晕头转向,客观上是因为“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世界思潮的变动。当时中國知分子的救亡图存的主要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   这是堪称中國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之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运动完全是“内生”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动力来自内部,是对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國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则是在列强的随时侵略并亡国的压力下展开的。   在亡国压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离对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个人都依附于那个国家――即便那个国家已被劫持。五四运动的一个严重不足,恰恰是将人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带着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彻底地依附于国家。他们以为国家得救了,他们爱国了,却忘记了救亡国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是对人的救亡。而牺牲人来挽救国家则是本末倒置的。于是我们看到在过去九十年里,不止一次,当窃国者宣布国家得救了的时候,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人,却沦陷了。   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國已经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当今中國早就獨立,而且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强们”虽然也比以前更加强大,但却无力、也不会侵略中國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们面前没有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压力。可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却感觉到“不变”――我们的心境却没有多少变化,我们认为中國处于转折关头,中國仍然需要“救亡”!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只是这个压力不再来自列强的炮舰,而来自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那种希望国强民富的愿望。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五四爱国精神,我们需要走正确的路而不是邪路,我们需要崛起——国家的崛起,更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崛起。把爱国解释为爱民,把人的解放看成是国家真正的崛起。   这,就是今天的“救亡”。   第二,相同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民众   当我们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学养的前辈知识分子说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们能不满脸羞愧?所以,一位学富五斗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说,你们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说透了,你们只不过拾人牙慧啊!   也许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当今大多中國知识分子保持了沉默,或者说闷声发小财去了。可不管他们干什么,经过九十年的风风雨雨,知识分子们是被启蒙了,是清醒了,他们只不过是难得糊涂而已。其实,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能够达到九十年前那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境界。这也是一个最显著的“不变”,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进步”。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也许没有变,但另外一个群体却逐渐有了大“变”――来自民众的变化。如果从思想认识来说,中國的知识分子也许还是那样的一批,但民众却绝对不再是九十年前那样的一群。   在阅读九十年前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文献时,我们感觉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激情和思想,却很少能够窥探当时普通民众的所思所为。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变成“新民”了吗?   越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查阅和阅读文献,越是感觉到材料有限,学生在上街,知识分子在忙着充当幕后黑手,那么,当时普通的老百姓在干什么?他们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在冷眼旁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对他们启蒙,可他们并没有参入那样一场旨在改变他们生活和命运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战士们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中國广大民众的奴隶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没有受到启蒙的“旧民”,有了“器物”(洋务运动),也是要吃败仗的;没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头来也发现是“假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知识分子们看到在现代化和制度突然引进的时候还需要觉悟的拥有现代思想的“新民”而发起的。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们企盼的,新中國需要的“新民”并没有出现。   可是,九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有些知识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靠拢,那么,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中國的民间已经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个世纪那么远。公民权利意识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范围,与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别了。   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尘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献和互联网上新鲜出炉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识分子们以启蒙先驱的态势翘首高歌,期待一呼百应。无论在他们的学术著作还是时评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们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引领民众,但你却很少能够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被他们启蒙和引领的民众的身影。   然而,当你打开互联网,你却会从当今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时评文章里发现,是民众在引领知识分子――无论是维权、争自由、扩大民主权利等等,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显然已经走到知识分子的前面。有时,你会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们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离、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闪闪地品头论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今的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认识除了理论知识外,显然还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但他们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辈那样论述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即便在评论老百姓的事件时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显得闪烁其词。如果说九十年前的启蒙知识分子忙于指引民众,那么当今的启蒙知识分子则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地解释民众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们终于回归到了胡适先生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可问题是,九十年前不针对问题的“主义”显得苍白无力,而九十年后,老百姓那里积累的所有问题,如果真要得到彻底解决,又如何可以不谈“主义”?   这,也是九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第三,九十年来,中國人与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成长   有人担心,如果谈主义而不谈问题,会不会又像九十年前一样,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走上弯路甚至邪路?   现在有很多人对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心存疑虑,认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让我们国家走上了弯路,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文人”们的空论和虚热。   这些年来知识界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而将中國引上歧途的论调甚嚣尘上,实际上完全不得要领,是对历史曲解和误读,而且还大面积地误导民众。五四根本就没有“全盘反传统”,即使“全盘反传统”(彻底颠覆作为中國文化传统的專制主义)也不会将中國引上歧途——因为中國已经在歧路上活蹦乱跳地折腾了几百年。   从魏源、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曾国藩、李鸿章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民间创办工商企业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戌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造共和,到民国初年建立议会制度、进行政黨竞争轮替、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出版,到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以人權平等、獨立自主的新伦理取代等级專制、奴隶主义的旧伦理,我们国家民族一直在人类文明的主流正道上奋勇前进。   五四以后我们国家民族确实走上了岔路,但跟“反传统”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当时“觉醒”起来的部分有力人士引错了路:从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到以国家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邪道,从学习英美的人类主流文明正道引向“以俄为师”的岔路。   但即便走了弯路和岔路,也不至于让我们就此怨天尤人,悲观失望甚至生出了绝望。中國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后又折腾了这么多年仍然不得法,决不是那个短暂的启蒙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造成的,而是中國两千年顽固势力的缓冲所致。如果我们不只看到自己的苦难和不足,能够真正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的九十年,即便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也有很多国家走上弯路和邪路,包括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亚洲的军国主义日本等等。相比较这些集權给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造成的灾难,我们还会不会认为过去九十年里,只有我们的民族走上了万劫不复的邪路?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和自由法制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却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九十年前,这些概念并没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那些观念也还远远不能算是“普世价值”,五四过后的几十年里,人类先是经历了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又熬过了最漫长的冷战,很多国家都在邪路和岔路上走得很远。正是接二连三的教训才让很多国家回头是岸,纷纷回归人间正道。   如果说五四后的中國走向了历史的岔路和邪路,那么,当时和中國一起走上岔路的国家还有很多。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突飞猛进的发展都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如果考虑到中國几千年專制制度的话,我们没有在五四前后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光明大道,恰恰表明历史有其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历史,是公正的。   然而,风雨仓皇九十年,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九十年前中國知识分子们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很小、很落后的国家所接受。   放眼世界,九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地误入过歧途,走过弯路,或者走过邪路,那么现在除了少数国家如北朝鲜外,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抛弃弯路和邪路,回归到九十年前我们前辈知识分子们呼吁、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探索出来的最不坏的那条路……   收回我们的目光,审视我们自己,不难发现,我们一边在小路上屁颠屁颠地踽踽独行,一边对九十年前的先人怨天尤人(啊,是他们把我们引向这条羊肠小道的啊),我们应该感到失望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们……   遥想九十年前的前辈,感受周围风起云涌的“新民”,抚思我们内心沉睡了太久的激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充满希望?   冯崇义、 杨恒均  2009/5/4 五四   作者:冯崇义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3-0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1927年的蒋介石是否背叛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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