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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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锋:北大还有多少名节可供金光使用

我的一个小师弟,自然也是北大毕业的,前不久去采访了北大前任校长许智宏。许院士在北大担任了将近10年的校长,亲和力比较强,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唱个流行歌曲什么的。退任之后也仍旧比较亲和,欣然接受媒体的采访。所说的话题,无非是大学的精神、北大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之类。 稿件见报之后,这位小师弟收到了北大党委宣传部的严厉谴责。似乎不是稿件出了什么差错,而是“程序正义”上出了问题。这位小师弟没有像所有以梦为马的记者一样,把稿件送交北大党委宣传部审查。给我这位小师弟打来谴责电话的是一个更小的师弟。不知何故,这位小小师弟在北大党委宣传部混得人模狗样起来,居然想要审查世界上所有的媒体。 回忆起很多年前,我在北大上中文系的本科的时候,分在了古典文献专业,而文学专业当时的班主任,有一个是韩毓海师,韩师当年英气勃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讨论北大危亡的文章,结果北大恶狠狠地要求《中国青年》杂志道歉,理由,似乎也有一条,是该文没有经过“党委宣传部”的审查。 最近去北大的次数不多,让我畏惧的是两个,一是门口的查证件,要求登记才能入内,查证件对我的精神元气很是冒犯,原来美滋滋的情绪,顿然消失,迈进门的一只脚,想赶紧迈出了事。二是图书馆也要查证件,食堂需要学生卡,这都让我觉得一个大学存心要与世界隔膜,闭起门来自称伟大。再加上拆南门一带古建筑,拆未名湖北边的天然草地和森林,都让我觉得这所大学真的缺乏最基本的人文素养,缺乏最基本的“大学为公”的胸怀。 于是很自然地,觉得北大其实原来没有多少气节,在战乱时代,这稀少的气节会有些人很稀罕地保存和发挥,因此反而令人感动。而经过“和平时代”这五六十年的持续磨损,外力耗尽,内神全失,结果,整个大学一片迷茫,校长成了副部长,教授们为向学校提供经费而战,遇上时代的苦难,少有人出来响应。一个不敢响应时代苦难,表达知识分子群体智慧和勇气的大学,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大学。 在全球“毁天然林造人工林”、“大量排碳以少量汇碳”闻名全球的金光集团,最近一直在干损坏政府名节、公众名节和学校名节的事。他们出巨资做投资,让云南政府、海南政府、广西政府闻钱下马,彻底把“管理权”和监督权拱手相让。他们又在云南海南广西大量布施慈善,让少数贫苦公众受了供养之后为其所惑,说出来不伦不类的话来。他们又出巨资赞助一些大学,盖大楼,做协会,结果,让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教授们,纷纷在他们面前俯首称臣。 北大的东门之外,赫然屹立的金光大楼,属于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算来也算名校名系,不知道为何院长和教授们老是嫌办公条件不好,需要盖大楼以显身份。钱不太够,于是2002年,校党委书记闵维方就去找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校友、“爱国华侨黄奕聪之子”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志源。黄当年以印尼华侨的身份,在北大数学系混过几年,因此,北大校友资助北大建设,是世界上最顺理成章的事。 这座大楼其实金光集团没有出多少钱,虽然猛一看数字很大,6000万元。但建过大楼的人都知道,金光的公益教育投资,在本楼所有投资中所占的股份不高。但或许在是这座大楼竖立在人间的动力源,或者是当年的谈判条件,因此,2007年,大楼竣工交付之后,北大非常慷慨地把这座大楼命名为金光大楼。 北大这样做并不是第一次,你在校园内逛一逛,一会儿是邵逸夫楼,一会儿是廖凯原楼,一会儿是邱德拔体育馆。人家给了钱,用显赫大字把人家的名字涂在墙上以示纪念和感恩,也算是大学懂得回报的一种方式。全世界都很能行,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卑鄙可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大学可以公然销售的一种最好产品和服务。资源互换,以有换有,多多益善。 如果说大学可公然销售的一个东西是大楼上刻人名的话,那么大学另外一个可卖的东西就是文凭。中国的很多大学都在卖文凭。北大从古到今,其实也干过卖文凭的勾当。想当年十九世纪末期,北大新成立时,本来就是给富家子弟购买文凭的“国立京师大学堂”。后来几经改造,在民族危难面前,还算有些血性与气节。“表面和平友好,内部激烈残杀”的时代轰然到来之后,北大又仍旧经常为权贵子弟、富家子弟、明星子弟偷偷地颁发各种他们想要的学位和毕业证。这样的事儿几十年来大家心知肚明,没有人去计较;或者说在整个北大的毕业证书发放过程中,所占的比例较少,因此也为社会所容忍。 然而卖“名誉博士”之类的事情,就做得很是堂皇和流畅了。名誉博士这个东西,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是不是博士,其实无关紧要;一个学校是不是给一个人授予了博士,其实都是浪得虚名之举。学校以为自己很重要,其实根本不重要;获取者以为把博士学位压在桌面的玻璃下,可以镇妖辟邪,似乎也是痴心妄想。 金光集团老总可谓机关算尽,他们出了一点钱,购买了两大筐名声。把大学所能卖的两件商品,全都收纳在筐内。这样的买卖,真是做得断子绝孙。 金光集团是一个非常可笑的集团,他们不知道去应尽企业本身的环境责任,却只知道在制造灾难之后拼命掩饰。掩饰就掩饰吧,不承认罪过、逃避处罚是人类的共同本性,大家都可以理解,却又在掩饰的过程中,采用的办法又是如此的让人拍案叫绝,不是打击报复有识之士,就是贿赂挟持公职人员,不是污染弱势群体,就是亵渎公益大学。 北大本来就没有多少名节,现在又多了一个金光,真真是岌岌可危矣。 热烈欢迎北大党委宣传部来找我。不过找我,我不可能把稿件让你审查;而且很可能,作为北大出身的老同志,我会把你找我的记录,全程录音录像,公布在网上。同样,热烈欢迎金光集团来找我。一切来找我的人,我都会照此办理。(2010.7.14)    另外,绿色和平最近在就老虎灭绝的事情,找金光集团算账,具体可见这个网页: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news/tiger-auchan-story

冯永锋:唐骏在帮黑金企业造假吗

据说“世界第一昂贵经理人”唐骏,到陈发树底下工作之后,苦口婆心地说服陈大叔出资83亿元,成立了新华都慈善基金。2009年底,这个基金会成立的消息让全颇多人迅速眼红,让不少职业骗子快马加鞭地聚焦到这块超级大瘦肉边,准备一举分食而尽。 福建人陈发树何许人也?他是新华都集团的董事长,而似乎也是紫金矿业的私人大股东。现在在紫金矿业担任董事长的陈景河何许人也?看名字就知道应当是陈发树的至亲。而如今被另外一个福建人方舟子给弄得声名日隆的唐骏何许人也?据说仍旧是新华都集团的总裁。 陈发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肆表彰其慈善公益之心的时候,我正在隆冬天气里,拼命写我的公益组织如何发展的各类文章。这样的文章写得如此之多,写得如此之频密,以至于我的朋友们建议我出版一本《有钱人成立公益组织指南》。他们相信有钱人看了这本书之后,会像读了经典教材一下,学会如何洗心革面,学会如何忘本改性,慢慢地潜入NGO的频道和营地,慢慢地成为这个营地的合格营员。 然而我虽然在写,内心里却不抱任何的指望。我非常清楚,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伤害,往往都是有钱人尽情糟蹋的后果。至今的中国,虽然富人众多,据说总数额已经像手机、电视机、网民、电脑一样,稳定世界第一位。然而,如今的中国,能够让我看得上眼的有钱人,却几乎没有。因为很简单,富人多半靠了三点致富,一是忽略员工利益,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有血汗工厂的嫌疑,或者铁证。二是忽略消费者利益,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属于粗制滥造、低质劣质之品。三是忽略生态利益,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属于黑心企业,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在无视资源价值、无视生态价值、无视环境价值、无视公众健康价值的瞒天过海中制造出来的。 假如这三大方面的利益都得到兼顾,员工得到好的福利,消费者使用上精致高贵的产品,生态环境得到了上佳的保护,那么中国现在的有钱人,绝大部分会“重新回到解放前”,沦落为需要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他们的所有资产拿来返还这些社会成本和自然成本,绝对远远不够。 当然,有钱人致富的原因还有其他因素,比如通过投机倒把,比如通过贿赂收买,比如通过大大小小的太子党特权,但整个来说,在这三大领域频繁犯罪却频繁被“无罪释放”,是很多人顺利致富的主要原因。 我想陈发树大叔荣登“发财榜”前茅,想来也是主要依靠这三个方面。他们上万吨的污水污染了汀江之后,先是长时间的隐瞒不报;被中国证监会通报之后,又是长时间的拒不承认错误。现在呢,全世界的人都把眼睛盯在他们身上了,他们又开始组团到各个媒体去做功德,准备出手给各种主流媒体大额“封口费”之后,让媒体把对焦的镜头从“黑金矿业”身上移开。他们甚至会鼓动福建的一些官僚宣传机构,出面替黑金矿业去封杀各媒体,封杀意见领袖,封杀当事人群体,进而再一次把真相给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这一切都是唐骏的主意吗?或者这是陈发树家族企业本性的忠实反映?一个连基本环境保护措施都不尽职的人,居然舔着脸想做“慈善”,只会让公众笑掉所有的大牙。一个在环境灾难发生之后只知道“围封堵截”,而不敢坦诚应急的公司,居然还想继续发家致富,显然也只能让一波又一波的公众失望。 但这事儿真的和陈发树、唐骏有关吗?也许未必。如果我们细细分析一下,这一切可能与唐骏无关,与陈发树无关,而与我们所有人公然漠视环境权益和公众权益正相关。 中国证监会把“黑紫矿业”停牌,说明环境保护正严重影响企业前途;而黑金势力当前的全盘反扑,又可能证明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黑金矿业这样的“财富英雄”继续作恶。中国人迷信金钱已经太久,中国人沉迷财富能够给人带来美好环境的幻想已经太久,虽然当前,每一天都有无数的黑金企业在向国人证明这些企业是重创环境的罪魁祸首,但我们仍旧要出面替他们辩护。政府要替他们出来封杀真相,股民希望他们赶紧复牌、趁大市利好使劲升值,而那些指望黑金企业带来工作岗位的人,此刻可能准备到政府去上访,要求尽快开禁,让黑心企业继续在黑暗中前行,直接世界末日。(2010.7.14)     

冯永锋:83亿元够黑金矿主陈发树赔偿损失吗

这个世界真正是只喜欢财富,因此,当一个钱多多人士出了点事故,乱军拥上的全是叫好喝彩的高级围观群众。大家都在想,陈发树如此这般的有钱,怎么可能摆不平这么点小事。 2009年大概是陈发树的英雄发迹年,当年他做梦都想做慈善和公益,雄赳赳地捂着钱包就到了北京城。“到北京才知道官小”,陈发树不是什么大官,因此估计也没想要“欲与天公试比高”。可他更没想到两点,第一点是“到北京才知道钱少”,他以为83亿元是足够吓死世界上所有穷人和贪财之人的数目,但没想到,83亿元的金蛋假装要砸到地上,居然没有多少人过来要捡一点壳分一点汁水。第二点“做慈善才发现水平低”,陈发树大概是发财发得太顺了,像那些一有了钱就想办刊物传播个人思想的人那样,趁着世界慈善热浪翻滚,也想挤进这趟不易买到票的公益方舟。 陈发树更没想到不到一年之后,该泄露的终于还是早早泄露,想要遮掩的终究无法遮掩。陈发树所代表的黑金企业集团,可能做白日梦也没想到,一小件很容易抹掉记录的污水溃堤事件,居然引发了社会公众如此的穷追猛打。 有人拿此事,来类比几个月前英国石油公司在美国墨西哥湾发生的石油泄露事件。没有人知道英国石油公司将为此赔偿多少钱。因为有形的损失易补偿,对人类的伤害易计算,但对自然界的伤害,却可能根本不可能用钱赔偿了之。而且,所有的人都已经相信,对生态环境的赔偿,将可能导致英国石油公司破产。英国石油公司算得上是比黑金矿业大的公司,他们在生态破坏面前,尚且难以抵挡,何况黑金矿业这样“每一个毛孔都可能散发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企业。 何况,英国石油公司还有遭人同情之处,毕竟是在全世界都不太好探索的深海采油领域,发生的事故属于“未知风险”或者“人类不可抗力风险”。某种程度上说,英国石油公司是在替人类探索未知的领域,是在替人类共同的贪婪背风险和黑锅。而紫黑金矿业公司发生的灾难则完全不然,一切全都是完全可以控制的污染,一切消除污染的技术完全在人类技术的掌握之中,一切预防污染的规则也都早已经制定;一切污染发生之后的灾难性后果,也早都通报清楚。如果说英国石油公司犯的错,还算意料之外,多少有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话,那么,黑金矿业所犯的错,完全是“明知故犯”,完全被几枚黄金堵塞了头脑。 既然如此,当地公众、世界各地的环保组织、所有想替生态环境出声的人,所有的股民和消费者,就有权力向黑金矿业这样的公司提起诉讼。当地公众作为人类的第一受害者,显然有权力向黑金矿业讨还安全饮水权、安全吃鱼权、安全生产权。当地养鱼大户,当然可以向黑金矿业讨还死鱼的血债。全国各地的环保组织,可以联合公益律师,代表当地第一受害者——自然环境——发起公益诉讼,向黑金矿业索要生态系统健康权、环境伤害修复权、个体生命尊严权、水系完整权等。而所有把自家财产用来购买黑金矿业股票的股民,可以向其讨要股市风险权、股票贬值权、精神损失费等。 而所有关注上市公司环境风险的好事公众,所有对企业环境风险有顾虑的人,还可以继续挖掘和曝光黑金矿业其他分公司、分车间、子工厂的环境表现。要相信,自然界的眼睛是雪亮的,黑金矿业公司,或者说,陈发树、陈景河、唐骏等人管理的青岛啤酒之类的企业,肯定有诸多环境表现违法之处,把这些环境伤害的罪证一一罗列出来,让黑金矿业逃无所逃,让他们的环境劣迹,受到严惩。 掐指一算就清楚,别说83亿元,就是8万亿元,也不够用来赔偿这些环境灾难后果。别说一个陈发树,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张发财李致富,捆在一起,也不可能赔得清这些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只要公众行动起来,黑金企业就再也无法狐假虎威,那些以为罩住了黑金企业就拿到了真金白银的当地政府,可能会一起被频繁地送上审判台。    (2010.7.15)    

冯永锋:与北京体温最高的河流一起发烧

7月10日,我第五次与二道沟相遇,但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这条河,是北京体温最高的河,也是城市变化给周边公众带来无法控制的改变的河流。 我试着说一说这条河流的体温史,也许可以减缓一下我的紧张情绪。 2006年10月份,一起援藏的朋友搞了个聚会,我们在北京西边石景山的一个饭店里喝了很多酒,从中午喝到傍晚,可以肯定,我是喝醉了。但我没死心,没放弃,因为我有个预定计划,要独自先考察一下北京的河流,为我写北京的城市环境问题做些初步准备。二道沟,就这样在醉意中,闯入了我的走河计划。 二道沟在东边,似乎也喝了不少酒的朋友很奇怪地开着他的车把我运到了华润饭店边上。然后担心着我是不是会在醉意控制下掉进河里。而我眼前的这条河流,热气腾腾地冒着白茫茫的雾。 攀着贴岸的地柏,我小心地、违法地到了水边。水在我的手上快速地划过,我感觉到了它高昂的温度,比洗澡的水都高些,甚至有些烫手。这条河,比我更像是个喝醉的人。 顺着兴隆家园与白领家园之间的高碑店北路,我一路向北。紧紧地贴着河边,不管这条河拐向何方。河边杂草丛生,所有的杂草都是我所喜爱的,它们像所有早已铺垫在这个城市上的所有生命,经常处于被蔑视与被清除的状态。人们仰仗它们,却似乎永远不想看见它们,更不想看到它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与陌生的人一起生活,与尚未理解的草木一起生活,与隔离深重的自然界一起生活,似乎并不是人的意愿,人们只想活在社会安全、自然安全的环境里,以为这样,才是生命安全的最高保障。 等我走到人民日报北边的金台西路路口,二道沟消失在暗处,消失在地底。凭经验,也凭资料,我知道它可以与此前的东护城河相通。但我没有权力,也没有可能,再靠近它幽暗的冥界般的身体。 2007年3月份之后,二道沟一次又一次进入乐水行的走河循环。有时候我赶得上,有时候我则无缘。 2009年4月份,乐水行项目协调人张祥,与绿色大学生论坛一起,发起了千人乐水行项目,想要在北京的20条河边,每条河组织50个人一起走水。20条河就需要20个领队。我又一次被任命为二道沟的带头小队长。这是一个神奇的四月份,沿途我们除了肮脏、凌乱、生机、迷雾、雨水之外,我们看到了大批的摇蚊,看到了试图往河道里投放毒物,以杀死摇蚊的灭虫公司。走水结束,难以自抑,于是写了《谁来研究二道沟的小蚊子》一文,以平抚内心的不安。 摇蚊不会咬人,它的弱虫全身发红,是北京家庭养鱼人的最爱。摇蚊喜欢相对高温的水体,喜欢肮脏的河。北京的东四环修起来之后,东四环的地底下,夹带了许多“水源”。北京的水系的上游干旱、枯死之后,北京几乎所有的河流,水源要么指望雨洪,要么指望人类排放的污浊。二道沟,正好有幸成了北京一家火电厂冷却水的排放之处。火电厂都有冷却塔,水冷是制造发电压力带队涡轮机的常规方式,水被用来冷却热气的过程,就是把热气吸入身体的过程,因此,冷却塔的水,一部分蒸发到了空中,一部分跌落在地,汇流成河,进入了二道沟,成就了二道沟的滚滚波涛,也成就了二道沟摇蚊的栖息地。 如果你能够从东四环红领巾桥下,从二道沟与热电厂热水流交汇处切入,沿四环路底下,潜入这家电厂,你一定会发现,这种温暖、潮热、肮脏的地带,正是摇蚊最喜爱的投身转世之地。它们是如此喜爱这样的地方,以至于要拼命地回报这样的地方,本身它们只在春夏交替之际出现,而现在,它们愿意在春夏和夏秋之际,都出现一次,都繁殖一批。 苦的是两岸的居民。河流的臭味它们要忍受,河流的热浪它们要吸收,河流释放出的成群结队的摇蚊,在他们每天的生活中飞舞窜跃。他们知道,东四环的修通,带来了这个变化,但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冲撞能够带来改变。他们知道,热电厂发出的电力和热气,是所有现实者的共同需求,但他们不知道,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是意味着少数人的苦难。 “乐水行”的志愿者,北京育才学校的老师陈宏程,在乐水行项目的激发下,组织几个学生,研究摇蚊对周边居民的影响,想要咂摸出消除影响的方案。研究做了一段时间,也获得了一些全国青少年创新大赛的奖项。但整个来说,涉猎尚浅,需要乐水行团队组织更深的、持续的投入。 也有研究循环用水的人,想要对我说一说这家电厂的好处。“在这样的好处面前,一条河流身体发热,一条河流孳生蚊虫,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二道沟汇入高碑店湖,算得上是通惠河的支流。而高碑店湖,是通惠河的一部分,之所以称之为湖,是因为此处水面稍开阔,正好成为高碑店污水处理厂的理想排泄口。湖中甚至可能有几根暗管在偷排污水,水面经常翻起污浊的浪花。 北京近年来用水紧张,“使用中水”成了许多文件的倡导,也确实成了像热电厂这样的公司的实践。用来冷却的水需要的是温度低,对于水质的要求不算太大,因此,污水处理厂出来的水,完全在管理粗放者心目中的可用之列。它们把高碑店湖的闸门提得更高,让高碑店湖的水位抬升,让高碑店湖的水顺着通惠河倒流到离电厂取水口最近之处,然后把水抽入电厂,用来帮忙发电。有时候,由于控制不严,高碑店湖湖水体温升高,结果大鱼小鱼无法耐受,水面浮尸一片。 帮忙发了电的水,带着滚热的身体,进入二道沟,然后流上十来公里,在沟里慢慢冷却头脑,孳生蚊蝇,重新汇入高碑店湖,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证明了一套科学合理的水循环经济。为了不让这些热量影响湖水的体温,人们想出了种种降温术和导流术,催促这些高温之水,以最快的速度从闸门过境,顺通惠河继续往东流,进入北运河;最终,通过天津,注入渤海。 二道沟,估计是由于诞生、谋生在城市,而被迫进入社会生态系统比较彻底的一条河流。沐着天水走在这样的水边,所有人的心灵都会受到冲击和伤害。像所有政治之水、文化之水一样,它们的身体里承载了过量的让人发烧的元素。 7月10日,尽管天降微雨,我仍旧感觉到了这发烧之水带给我身体的炎症。我要写下这些热气,为河流,为自己,为了那些与我一起,初次走河中受到心灵伤害的人们。     (2010.7.10)    

冯永锋:挂牌督办,牌子挂在哪

环境保护部几乎每年都要措辞严厉甚至可以说声色俱厉地“挂牌督办”一批在环境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企业。这些企业多半都是知名大企或者纳税大户,因此,消息发出之时,就是全国公众引领翘盼之日,大家都在想,这一次,又能够督办出个什么样的结局来呢? 这不,2010年的督办事业又红红火火地开始了,7月6日,环境保护部在其部门网站上挂出显赫的首批挂牌督办新闻,督促全国各地的几十家造纸企业尽快完成节能减排的承诺,以最好的成绩迎接“十一五计划”的谢幕,迎接“十二五计划”的到来。 被挂上了牌子以示“国家级督办”的企业,涉及了好多个省份,涉及的城市更是五花八门,如果你不是当地的市民,估计可能连这个企业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都难以置信。因此,尽管等着看好戏的媒体蜂拥而至,也如数家珍般把这些城市和企业名字列进了新闻稿中,但是,很多人仍旧非常陌生,更多的人也不会对此起反应。对于广大公众来说,一个企业的名字,不足以让人生起警惕之心、厌离之心,更不足以提醒公众拒绝消费这些企业的生产的商品。 更困难的是挂牌督办可能也无法让企业生起些敬意。该生产的还在生产,该排放的还在排放,该销售的还在销售,还回款的还在回款,该上税的还在上税,该被地方势力保护的还在被地方势力保护。 如果堂堂环境保护部门声嘶力竭的挂牌督办,换来的是又一次公众的冷漠和企业的敷衍,那么,我们也许就该反思一下,是不是挂牌督办的措施,还有可改进之处。 可改进之处显然是有的。我只是稍微想了几分钟,就知道至少有几处可以增持,让挂牌督办的效果,就得有起死回生之效。对企业的发展可持续竞争力有益,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有益,对消费者展开“绿色选择”有益,对当地的经济贡献也会益发有益。 第一大改进处就是把牌子做得更多一些,做得更大一些。要挂在当地城市环保部门的门前,以督促环保部门的职工履行神圣的使命。要挂在当地政府的门前,以提醒当地政府可持续发展是更可贵的真理。要挂在企业的门前,以提示来往的路人,他目光所及的这家企业,正因为环境不达标而遭受社会的“质疑”。要挂在企业下游购买链条的订货单上,让他们三思而后再行购买,要挂在各种大中小型商场的门口,告诉消费者,试着改变一下手中人民币的流向,让不环保的产品得不到市场的支持。 第二大可改进之处是把信息及时知会当地的民间环保组织。现在全国各地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出现致力于保护当地环境的民间环保组织。他们的任务是集聚当地公众的力量,帮助环保部门,一起监督环境违法企业的环境改良进程。要做到这一点,最简易的办法就是信息公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委托当地民间环保组织作为社会第三方随时对违法企业的日常排放进行检测和监督。民间环保组织需要做的事情也简单,就是以公正之心,以透明之法,帮助这家企业把其真实环境表现和环境心理,如实地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 有了前两点,第三点也就顺理成章了,环境保护部应当就此成立了一个挂牌督办消息通报室,定期汇总全国各地被挂牌督办企业的表现,高频率、高密度地向媒体和社会公布挂牌督办的成绩单;并针对企业的各色表现,随时发布针对时况状态的“应急预案”。在全民皆媒体,所有消息都在网上快速传播的时代,制作专门的实情通报网页,确定专门的新闻发言人,方便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了解到这些“挂牌督办”项目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外表内幕、困扰突破、成绩缺点,应当是比较得民心、促公益的做法。 说一千道一万,只需要负责“挂牌督办”的机关转变一下工作作风,改等待公众来围观,为送到公众手中“引诱”其添加关注;改抱怨公众素质低不关注家乡环境,为“送督办下乡村入街道”,让公众在轻易之间就能够自主关注。在当今的中国,要想做好一件对生态有益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形成公民共识。而要实现全民共识,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过去封闭办公,狭隘传播,滞后告知,为开门办公,主动送达,提前告示。 挂牌督办,就要把“牌子”挂在公众容易获取信息之处,就要挂得公正无私,挂得一丝不碍,挂得一目了然,挂得持续通透。信息越透明,社会的环保能量聚焦得越快;信息越透明,企业的环保决心坚定得越早。信息越透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可能性越高。这一点,无论对于明着的挂牌督办,还是对于暗中进行环保督查;无论对于环保组织参与环境良治,还是对于当地公众参与“不购买污染产品运动”,都有极佳的益处。 (2010.7.7)   

冯永锋:别把灾难都推给强降雨

每当发生重大灾难,都有一种侥幸思想快速冲毁道德的堤防,我们敏感的神经察觉到人类罪恶有了“替罪羊”,马上开动所有的脑筋,赶紧把我们自身所有的过错,赶紧都推到自然能量的破坏性上面。

冯永锋:仁青桑珠,《天珠》里的种树人

2009年《天珠》成为畅销书,书中主人公之一仁青桑珠是一个真实人物。然而,2010年的现在,《天珠》被禁;仁青桑珠,刚被判刑15年的嘎玛桑珠的哥哥,也将面临被判。。。 仁青桑珠,《天珠》里的种树人 日期:2010-02-03 作者:冯永锋 来源:中国环境报 http://www.cenews.com.cn/xwzx/rw/201002/t20100202_630574.html 人物介绍:仁青桑珠,2005年获得第一届“阿拉善生态奖”的“胡杨奖”,2006年度获“福特汽车环保奖”自然环境保护类一等奖。2003年,在他的带领下,西藏昌都贡觉县相皮乡孜荣河谷,以东巴村为核心的11个藏族村落,共同成立了康区安琼森格南宗生态环境保护自愿协会,致力于当地的生态环境恢复和保护工作,植树种草、捡垃圾,共同保护家乡的环境。   仁青桑珠把自家的房子变成了转山者的歇脚处,每一个短暂停留的人,都会从他那得到简单易行的环保知识。 2009年是藏历土牛年。藏历与汉族的农历有些相像,也是每12年“轮回”一次。在青藏高原,有一些山当地人视为神山,每座神山每年都有人去转,以加持其神力,为众生祈得更多的和平与幸福。每座山往往也都有一个“属相”,在它的属相到来的那个“本命年”,转山1次相当于转12次。因此,每当一座神山到了本命年,所怀信仰与这座山的宗教源流合拍的人们,就会约朋唤友、携妻带子,前来转山。   仁青桑珠的家,后面就是一座神山,当地藏语音译过来,叫森格南宗,意译过来,就是“狮子山”。这座神山正好属牛。2009年,藏历的土牛年,是这座山的本命年。因此,从藏族正月初一开始,就陆续有人结队转山。   仁青桑珠把住宅建在转山路边,故意敞开大门,邀请所有的转山人留步歇息,也趁此宣传一些环保知识。   仁青桑珠,2009年46岁,是无师自通的藏医,是无师自通的电脑高手,是无师自通的环保专家,是无师自通的刊物编辑,还是无师自通的DV爱好者。   仁青桑珠是个腼腆的人,散发着知识分子那般纯粹的安静。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热爱印在纸上的知识,就喜欢参与慈善与公益的事。成人后,他更是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他留意身边的环境,为树木一年年地减少而难过。“我爷爷那时候,这里还有茂密的森林,有老虎、野兽,可是后来,树全被砍光了,像剃了光头一样。”仁青桑珠说。   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环保人。首先,他在家里的墙上,贴满了我国关于保护环境的政策和图谱;其次,他创立了森格南宗生态环境保护自愿协会,发动大家捡垃圾。全孜荣村约1700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森格南宗自愿环保协会的会员,大家每天都做的事,就是捡自己的垃圾,也定期联合出动,捡别人留下的垃圾;第三,他每年都要编一本环保协会刊物《自觉》,这本小册子是用藏文来宣传环境保护的知识。   仁青桑珠说:“保护环境是藏族人民在历史发展中慢慢形成的环保文化。藏民生活的青藏高原,是生态最为脆弱的地方。在人类发展中,藏族人比其他民族经历了更多的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在藏族的文化、宗教、风俗中都有所反映。”因此,跟藏族人很容易讲通环境保护的道理。仁青桑珠时常“建议”路过的转山者,把自己“生产”的垃圾都带走,能埋起的埋起,能烧的就烧掉,能卖的就攒起来卖掉,不要乱扔在路边,对他人是个妨碍,对自己的信仰也是个妨碍。仁青桑珠家里放着好几个大的袋子,里面装着一些可回收使用的塑料瓶、金属罐,他会在方便的时候,把这些东西运到城里,卖给收购这些再生资源的人,所得的钱,又全部用到协会的运行中。   若是有时间,仁青桑珠会带着女儿到山上一起去巡山,顺便挖藏药,再顺便教她们认识当地的一些物种。他们把见到的植物和动物,褐马鸡、血雉和狼,熊、鼠兔和旱獭拍成照片,印到藏文刊物《自觉》上,再请专家把这些物种的科学信息匹配到上面。如果专家也不太懂,那么他们就自己去搜集相关的知识,然后把它编辑到物种的身边,以让村民们能够很自然地为这些物种而自豪,同时也了解了这些物种的基本保护方法。有时候,协会得了一些环保方面的奖项,所得的奖金,就可以用来支付《自觉》的编辑印刷费。印好的刊物,放在架子上,谁想要,谁就可以带走。一切,就是这样悄然无声地进行着。仁青桑珠说:“我们并没有刻意把那些路过的人当成宣传的对象,我们只是顺便和他们说一说我们觉得正确的事。大家愿意和我们一起做这样的事,当然最好。” 仁青桑珠也坐在听众席中,他一直举着他的手机,让它像录音机一样,拼命吸收着会场每一个重要人物的讲话。 仁青桑珠坐在听众席中,他不太听得懂汉语,但他一直举着手机,让它像录音机一样,拼命吸收着会场每一个重要人物的讲话。   请允许我高速转动“时光倒带机”,回到2005年11月底的一天。当时,在一家宾馆顶层的一个巨大会议室里,正在举办“神山圣湖与保护地管理研讨会”。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与国际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乔治·夏勒,著名环保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吕植,著名民间环保人士、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哈希·扎西多杰等人,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仁青桑珠也坐在听众席中,他一直举着他的手机,让它像录音机一样,拼命吸收着会场每一个重要人物的讲话。   他的手机正起着一个独特的功能,现场直播。 他要把现场的所有声音,通过手机,全都直播到他的家乡,他的房子。他的房子里聚集着村里所有能够来的人,他们围在一个座机电话面前,摁下免提功能,这样,几百公里外现场的所有声音,都会从这部手机,流入另一部电话。   “仁青桑珠,你不要关手机,让我们听到会议上说些什么。”他村里的朋友、协会的成员索南求培说。   “可是你们和我一样,听不懂汉话。”仁青桑珠说。   “没关系,你就开着吧。”村民们说。他们将耳朵更加凑近电话机。这是他们极少的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每当听到会场爆发出笑声,乡亲们急急地问仁青桑珠:“他们在笑什么?与我们有没有关系?”   仁青桑珠身穿藏袍,坐在会议室前排,紧盯着北大校长许智宏的脸。这位来自西藏贡觉县大山里的农民,没有上过一天学,听不懂普通话,但现在,他希望能从许智宏的脸上,猜出他所说的话。   许智宏院士是生命科学领域方面的权威专家,他说,中国西南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非常丰富,但又非常脆弱。这里的保护,已引起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基层干部和社区百姓自觉投入到生态保护事业,这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社会各界都应该来支持。同时,本地人——必须是保护环境最坚实的力量。   许智宏在讲话中感慨,“所有的土地都是神山圣湖”,“每一个生命和非生命都值得尊重”。他在讲话中,对仁青桑珠和全部村民做的自愿型环境保护,很是钦佩。他甚至认为,“神山圣湖”所代表的“社区共管”、“协议保护”模式,应在立法上予以鼓励。   哈希·扎西多杰站在仁青桑珠旁边,遇上重要话语,便通过电话大声地向另一部电话翻译。仁青桑珠为了实现这次“实况转播”,花了300多元手机费。   会议还要求每个致力于本地环境保护的“协会”,按照一定的尺寸,亲手做一块展板,展示他们在环境保护方面所作的工作及未来的设想,并组织专家组对这些展板进行评选。仁青桑珠制作的展板得到了一等奖。评委现场对这个展板进行评点时说,仁青桑珠的展板做得主次分明,条理清晰,概念明确,既让人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又有相当好的美感。   2005年12月1日,仁青桑珠及参加康定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起讨论、表决,通过了《康定倡议书》,这份倡议书对“社区自觉型”的环境保护,提出了美好的理想:   ◆充分认识多元文化和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以及对其保护的迫切性。   ◆尊重和弘扬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保护价值观。   ◆鼓励社区用自己的方式参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并协助社区提高参与保护的能力。   ◆将“社区保护地”正式纳入国家的保护地体系并在政策上和法规上给予支持。   ◆鼓励自然保护区开创多样化的管理模式,促进社区积极参与保护,使社区参与和现有保护体系有机结合。   ◆重视西南山地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将发展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密切结合。 2003年开始,在仁青桑珠的号召下,每年村民都会在家乡种树。孜荣村在长江流域,种树无论对于长江上游水土的保持,还是对当地环境的改善,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孜荣村在长江的上游金沙江边,村里有一条河,叫“热曲”。河里的水量不大,河水日夜不停地往金沙江奔流而去。稳固好孜荣村所在上游的植被,对中下流水域的环境保护非常重要。   刚开始,仁青桑珠和村民们总想恢复过去林木繁茂的生态环境,开始种起树来,但是又不知道政府政策,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直到2003年初,青海三江源保护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哈希·扎西多杰到孜荣河谷考察,他告诉村民们,种树可以光明正大,保护环境是政府鼓励的事。“村民们心里一下子亮了。”仁青桑珠说。   于是,在仁青桑珠的发起下,“森格南宗生态保护协会”成立了,约1700名村民,都成了会员。   当年春天,他们开始种树,计划是1万棵。贡觉县林业局的人说:“你们这是好事情啊!”当即给了他们1000棵树苗和一麻袋草种。2004年,政府给他们的喜讯,将他们冲击得几乎站不住脚。贡觉县这一年有80万棵沙棘的种植任务,可是缺人手。村里的人说,我们都要啊,你们有多少我们就能种多少。林业局一下子给了他们40万棵,还有其他树种4万棵。当时路还没修好,村民就一棵一棵地到公路边把树苗背回村。   村里人激动得睡不着觉,唱着歌,跳着舞,满山遍野去种树。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   ◆2004年,在不同的村庄共种植多种树木446850棵,退耕还林面积373.8亩。   ◆2005年,在不同的村庄共种植多种树木94755棵。   ◆2006年,在不同的村庄共种植多种树木85523棵,退耕还林成绩显著。   ◆2007年,在不同的村庄共种植多种树木101023棵。   ◆2008年,在不同的村庄共种植多种树木105300棵。   村民们不仅种树,还精心测算树苗的成活率。村民们统计了2003年至2008年的业绩:“5年来共种植树木总数为833451棵。种植松树261000棵,成活率70%以上,种植柳树等5种树苗159451棵,成活率只有30%;本地柳树的成活率比较高,但种植数量最少。”   村民旺堆说:“在这5年内,村民努力种树,并且制定了村规民约,约定假如有一棵未成活的树木,将在同一个地点补种10棵。大家齐心协力,耐心细致,树木的成活率逐年提高。春天植树已经成为村民们的自觉自发行为,也成为当地的风俗习惯。”   仁青桑珠让所有热爱家乡的人,都成了环保志愿者。 比起种树护树,更艰难的是巡山和监测,因为野生动物多起来的时候,也意味着打猎的人多起来。   当山上的小树一点点多起来的时候,村民们开始巡山了。仁青桑珠和协会会员们制定了4种表格,前3种表格分别记录树、野生动物和土地的情况,巡山的人要把观察到的情况记录在表格上。第四种表格是放到村民家里的,如果对保护生态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就可以写在上面,交给大家讨论。仁青桑珠说:“民主讨论的好处是,让大家自觉行动。”   他们曾讨论过如何对待狼吃羊的问题。2002年前,狼多成灾,村民们最心疼的,是自家的奶牛被狼咬死。他们决定,谁要是打死一只狼,罚款50元。这意味着,当狼威胁到农牧民的生活时,可以打死狼,但是,通过罚款,又告诉大家,这种行为是不被鼓励的。   奇怪的事情出现了,2004年到2005年,一只牛羊也没被吃掉,山洪也开始少了。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么灵!我们自愿参与环境保护才做了一年!”   村民持续地瞪着眼睛观察身边的变化,他们发现,青稞地里有动物来过的痕迹,像是岩羊。岩羊似乎提供了对这一奇迹的解释:村民们巡视周边的山,在上面植树种草,野生动物多起来了;狼有了食物,就不再袭击牛羊。有的村民说:“山神给动物们打了个电话,说这村的人保护环境和动物,你们都去吧,狼也不要再吃他们的牛羊了。”   对于村民来说,巡山绝对不仅仅是为了监测野生动物的变化,他们还勇于对破坏环境的人提出劝告。尤其是那些仍旧拥有枪支并且喜好打猎的人,当他们嗅到孜荣河谷的野生动物的气味以后,到孜荣河谷打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村民们每天都散落到各处劳动,因此,只要有人进来,只要有人鸣枪,他们就会迅速地察觉并快速赶往现场。如果只是刚刚进山,他们会耐心地劝说。如果是在村民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已经有所斩获,他们就会将其拦住,没收其狩猎所得,并打电话通知当地的公安部门。   昌都地委副书记王东升对孜荣河谷11个村庄联合起来自愿保护本区域环境的工作非常欣赏。他说:“藏族人民本来就有尊重生命、保护环境的优良传统。而仁青桑珠与1700多个村民持续坚持了五六年的自愿保护行动,是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非常有益的补充。他们的保护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帮政府完成了许多项目,比如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发改委支持的森林更新项目,他们完成得非常好。”   贡觉县公安局局长向巴江村也说:“村民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对我们公安系统也是个极大的促进。我们发现,村民在环境保护的拉动下,越来越团结了。村民与我们之间在生态治安方面的工作,也合作得越来越愉快了。大家都在一起努力,为了美好的山河能够永世留存,永远美好如初。”    对话 冯永锋与仁青桑珠面对面,仁青桑珠说:不要让你的智慧被河水冲走 冯永锋:你用DV,都拍过什么?   仁青桑珠:我做了一个小片子,与我们的刊物一样,也叫《自觉》,2009年3月份参加了“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我们拍下了“森格南宗生态保护自愿者协会”如何独立完成首本藏区村一级杂志《自觉》的过程。记录从一个想法,一张白纸,通过汇集各个村民的意见,最终形成一本内容丰富杂志的故事。也记录了杂志制作过程中看似艰苦却趣味横生的细节,以及这样一本杂志如何在我们的地区甚至更大范围内产生的影响。一些寺院的活佛讲经时,手里拿着的是这本杂志,有30多个寺院曾经联系我们想要杂志。   冯永锋:你能说说是怎么开始用上DV的吗?   仁青桑珠:我做生意的弟弟嗄玛桑珠,拿来一台DV,我就开始拍点东西。过去拍不讲究主题,后来发现,可以记录变化,比较拍片子前后的变化。现在我有意识地拍环保,记录一些工作、会议。我不懂汉语和英语,可还是学会用电脑软件编辑素材,放给村民看。村里有很多VCD播放机,过节时大家特别喜欢看自己人拍的东西,也算是影像和社区教育的结合吧。   冯永锋:整个孜荣河谷11个村都做环保志愿者,这个说法真实吗?每个人都那么积极吗?   仁青桑珠:有许多人现在习惯说我是负责人,其实我不是。我也不是什么发起人,我只是在村里说了一下大家应当联合起来保护我们村里的环境,大家都觉得是好事。我们藏族人平常都喜欢想这些问题,有时候看到树被砍了,心里很难过,可想不出什么办法,大家都在默默地伤心。后来我和大家说了说,大家都说,早都应该做了。于是我们就一起讨论了许多事情。男人们来参加讨论,女人也来参加讨论,孩子们也来了。参加完了,大家都回去和没有来参加的家人说,如果同意参加,那么就是我们的成员。每个人回去和家里人一说,大家都愿意。   冯永锋:这么多人参加环保活动,是不是很困难啊?   仁青桑珠:其实也不花什么钱,大家都像做自家的事一样。你在地里干活,你到山上放牧,顺便看看周围有什么变化,顺便看看有没有人在伤害动物,顺便把垃圾清理干净,这都不是什么难事。早年,我觉得最困难的是编辑和印刷出版刊物《自觉》。还有一个困难是种树买树苗的钱不够,可县林业局、地区林业局对我们支持很大。有时候我在想,最大的困难其实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我们可以自愿做环境保护。   冯永锋:现在有人担心,你这个协会会被人当成“非法组织”,你们想过去注册的事吗?   仁青桑珠:我们倒没什么担心的。但我们也在准备正式到县里面去注册。我知道扎西多杰他们的青海三江源保护协会已经到西宁注册了,办公室从玉树州搬到西宁,说是从州级变成省级了,做得越来越好。我们倒不在乎是省级还是村级。现在国家也鼓励环境保护,我想我们一旦要开始注册,应当会比较顺利的。大家也在说要有一些制度,不能只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这方面我们都会很注意的。大家一定要民主协商,大家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智慧,就在你的意见中。如果你什么都不说,那么你的智慧就被河水冲走了。 图为仁青桑珠(右)荣获福特汽车环保奖。 图为孜荣村的村民们。

冯永锋:对环保部垃圾征求意见稿的征求意见稿

北京市朝阳区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对《关于加强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的建议稿的“征求意见稿”                     草创人  冯永锋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北京市朝阳区达尔问环境研究所,从2010年6月18日起,组织了专门的课题组,对《关于加强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充分的讨论。结合达尔问最近一年多来对生活垃圾问题的研究,结合大量的公众意见,我们特地撰写了本建议。 考虑到本建议尚不成熟,因此,本建议向社会开放,全面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为2010年6月24日下午6时,至2010年6月25日上午6时。热烈欢迎广大公众踊跃提意见,有效无效皆视为无效。所有意见可送到北京市朝阳区达尔问环境研究所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处,具体地址不详。 总体来说,我们觉得这个方案存在三大问题。 一、               面向社会公示和收集公众意见的时间不够,诚意不足。仅仅7天的时间,刨去周末,实际上只有5天的时间。如此短的时间,让社会公众提出有效意见,比较困难。既然从常识角度完全可以判断这么短的时间无法从事这么艰巨的任务,那么,显然,三部委应当考虑延长征求意见的时间,建议至少延长到7月17日。 二、               主动收集公众意见的智慧和能力不够。公众的意见有时候是需要主动去收集的,是需要派专门的调研团队上门拜访和持续聆听的。而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三部委有这样的团队在社会上活跃地行动。当然,补救的措施也是有的,强烈建议从2010年6月28日开始,继续收集公众意见,每个省会城市、每人地级城市、每个县级城市都举专门专门的听证会和辩论会。 三、               整个方案缺乏接受公众监督和信息透明的勇气。当今的社会是社会能量充分参与各项公共事业的社会,当今的时代是公众有意愿有能力参与改善垃圾困境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敞开大门,主动走出围墙内的空间,取得公众信任,投入公众智慧的怀抱。而要取得公众信任,最好的办法是强化信息公开和信息透明,主动地、高频率地接受公众的监督和社会的监管。 以上是概括的叙述,具体的一些细节,我们在相关条目中逐一建议。      ……     三、加强行业管理和环境执法监督 (十)强化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管。完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市场准入制度,新技术、新工艺要有完整的生产性实验报告和专门技术报告,并报经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通过后才能推广应用。严格执行《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完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认真做好规划选址、项目立项等前期准备工作。严格执行建设市场管理规定,落实项目法人制、质量监督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工程竣工验收制等管理制度,保证工程质量。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设计、施工、监理、竣工验收等资料应当依国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当地城建档案馆移交存档,公众可依法申请公开和查阅。 (建议加)国家环保部门和各地环保部门,应当依托当前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把当地垃圾处理设施的分布和运营情况,实时在网络上公布,以让公众清楚垃圾处理设施与当地城市、居民的关系,方便所有愿意关注此事的公众随时可以关注。 ( (十二)进一步规范生活垃圾处理企业环境管理。生活垃圾处理企业要建立污染排放日常监测制度,每月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容环卫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运行情况和监测结果并向社会公开。新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必须安装自动监测系统,对燃烧温度等主要运行工况和烟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并在企业主要出入口附近等显著位置设立显示屏,向社会公示监测数据;要记录并定期公开活性炭使用量,接受社会监督。自动监测系统应当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容环卫行政主管部门联网。现有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必须于2011年12 月底之前达到上述要求。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应当对焚烧设施二噁英排放情况每年至少监测一次,对氯化氢和重金属每季度至少监测一次。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应按有关规定妥善处理,含水率超过60%的城镇污水厂污泥不得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生活垃圾处理企业应当制定应急预案,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 此段存在严重问题: 整段叙述完全是为垃圾焚烧厂而拟定,好像全中国的垃圾都已经开始焚烧了似的。有意思的是,这段话也许不小心泄露了三部委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强力发展垃圾焚烧事业,争取让中国所有的垃圾都排放到空气中。 生活垃圾处理是有许多措施可推进的,垃圾焚烧即使占到非常高的比例,也仍旧只是处理方式中的一类。当前,焚烧在中国占的比例并不高,填埋、堆肥仍旧是主体,不对填埋、堆肥的运营单位提出意见,只针对焚烧厂提出要求,显然有失公允。 何况,生活垃圾最重要环节的不是末端处理,而是“中端处理”,也就是社区层面的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推进居民和社区、公共场所的垃圾减量,是生活垃圾处理的关键。 此段更严重的问题是对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轻描淡写。因此,建议加上两段,一段针对企业接受社会监督的责任:民间环保组织和社会公众,除了可实时从网上获取相关处理设施的运营信息和排放数据之外,可以随时向生活垃圾处理机构要求参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单位必须设立相应的接待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任何公众的参观要求,并回答公众提出的任何疑问。 另一段针对环境保护部门的责任: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加强对生活垃圾处理单位的排放监管,除了增加对二恶英、重金属、氯化氢等排放物检测频率之外,还应计算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年度污染物排放总量;并组织力量对这些污染物排放出来后对当地公众和当地环境的影响作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如果环保部门本身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可以申请上级拨款,向全世界招标,委托有能力研究的机构做全方位的跟踪研究,以便及时发现污染物排放与公众身体健康、生态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   (十三)严格环境执法监管。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三同时”(建设项目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制度。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市容环卫行政主管部门要把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状况纳入重点监管范围,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监督性检查,每两个月至少开展一次常规污染物监测,对焚烧设施二噁英排放情况每年至少监测一次。2010年年底前,各地要对正在运行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污染状况进行一次全面排查,近期完成对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污染物排放特别是二噁英排放的监测。对污染严重的垃圾处理设施,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容环卫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向社会公布。 此段最后一句“向社会公布”方面需要更加细化。环保部门此前做过不少“向社会公布”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但多半粗放和滞后,存在着欺骗公众、误导公众、迫害公众的极大嫌疑,因此,建议此段从“限期整改”就结束,另外加一段话。 建议加的一段话:环保部门要做好信息披露的工作,从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时开始,就要充分征求社会意见。参与某个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环评报告编造和环评报告评审的专家,要将其姓名、专业、工作过程、评审结论全部向社会公众公开。环保部门要把参与监管的工作人员的姓名、电话和监管记录,随时向公众公开。环保部门要把污染严重的垃圾处理设施的企业信息、污染物总量、污染后果的可能性、整改的可能性,及时向社会公布,并鼓励公众参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十四)开展非正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和临时堆放场所环境风险评估和治理工作。2015年年底前,各地要完成环境敏感区域及大、中城市周边简易或非正规生活垃圾填埋场或堆放场所的环境风险评估工作。经评估存在污染需要治理的,应当进行治理和修复,消除环境和安全隐患。要有计划关闭过渡性的生活垃圾简易或非正规填埋设施。   此段同样在公众监督和信息透明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建议如下: 环保部门在做完某个非正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环境风险评估工作后,要把风险评估的结论报告全文,及时向社会公布,并争取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核心当事人和相关专家,充分向公众解释,以让公众尽快排除困扰。 为了评估各种治理和修复方案的后果,环保部门应当做好治理和修复后的环境影响跟踪、监测和研究工作。如果环保部门人手缺乏,可委托社会上有资质的机构来进行。环保部门做好监管和信息披露。   (二十六)加强宣传教育。将推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收集和倡导绿色消费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加强宣传教育。从家庭一日三餐入手,推广普及垃圾减量和分类知识,在全社会养成垃圾减量和分类的良好习惯,树立“垃圾处理、人人有责”的观念,鼓励全民参与。要特别注重中小学生的环境教育,在中小学课本中增加垃圾减量和分类处理的教育内容。各地区要采取多种形式普及垃圾处理和污染防治相关知识,鼓励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成环境教育基地,设立公众参观日,让群众充分了解垃圾处理设施运营和污染控制情况。 此段建议改为:加强环保系统自身教育和公众宣传教育。环保系统职工除了要积极学习专业知识,主动参与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作之外,还要掌握“向公众学习”的技巧和能力,永远站在环境健康与公众知情权的一边,充分理解“公务员”这一岗位的内涵,把自身所掌握的所有信息及时地传播给社会公众,把社会公众所表达的愿望及时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和智慧。要求所有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都建设成环境教育基地,由周边社区的公众担任这个环境教育基地的主角,共同研究和发现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存在的问题,共同讨论改良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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