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锋

冯永锋:北大还有多少名节可供金光使用

我的一个小师弟,自然也是北大毕业的,前不久去采访了北大前任校长许智宏。许院士在北大担任了将近10年的校长,亲和力比较强,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唱个流行歌曲什么的。退任之后也仍旧比较亲和,欣然接受媒体的采访。所说的话题,无非是大学的精神、北大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之类。 稿件见报之后,这位小师弟收到了北大党委宣传部的严厉谴责。似乎不是稿件出了什么差错,而是“程序正义”上出了问题。这位小师弟没有像所有以梦为马的记者一样,把稿件送交北大党委宣传部审查。给我这位小师弟打来谴责电话的是一个更小的师弟。不知何故,这位小小师弟在北大党委宣传部混得人模狗样起来,居然想要审查世界上所有的媒体。 回忆起很多年前,我在北大上中文系的本科的时候,分在了古典文献专业,而文学专业当时的班主任,有一个是韩毓海师,韩师当年英气勃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讨论北大危亡的文章,结果北大恶狠狠地要求《中国青年》杂志道歉,理由,似乎也有一条,是该文没有经过“党委宣传部”的审查。 最近去北大的次数不多,让我畏惧的是两个,一是门口的查证件,要求登记才能入内,查证件对我的精神元气很是冒犯,原来美滋滋的情绪,顿然消失,迈进门的一只脚,想赶紧迈出了事。二是图书馆也要查证件,食堂需要学生卡,这都让我觉得一个大学存心要与世界隔膜,闭起门来自称伟大。再加上拆南门一带古建筑,拆未名湖北边的天然草地和森林,都让我觉得这所大学真的缺乏最基本的人文素养,缺乏最基本的“大学为公”的胸怀。 于是很自然地,觉得北大其实原来没有多少气节,在战乱时代,这稀少的气节会有些人很稀罕地保存和发挥,因此反而令人感动。而经过“和平时代”这五六十年的持续磨损,外力耗尽,内神全失,结果,整个大学一片迷茫,校长成了副部长,教授们为向学校提供经费而战,遇上时代的苦难,少有人出来响应。一个不敢响应时代苦难,表达知识分子群体智慧和勇气的大学,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大学。 在全球“毁天然林造人工林”、“大量排碳以少量汇碳”闻名全球的金光集团,最近一直在干损坏政府名节、公众名节和学校名节的事。他们出巨资做投资,让云南政府、海南政府、广西政府闻钱下马,彻底把“管理权”和监督权拱手相让。他们又在云南海南广西大量布施慈善,让少数贫苦公众受了供养之后为其所惑,说出来不伦不类的话来。他们又出巨资赞助一些大学,盖大楼,做协会,结果,让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教授们,纷纷在他们面前俯首称臣。 北大的东门之外,赫然屹立的金光大楼,属于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算来也算名校名系,不知道为何院长和教授们老是嫌办公条件不好,需要盖大楼以显身份。钱不太够,于是2002年,校党委书记闵维方就去找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校友、“爱国华侨黄奕聪之子”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志源。黄当年以印尼华侨的身份,在北大数学系混过几年,因此,北大校友资助北大建设,是世界上最顺理成章的事。 这座大楼其实金光集团没有出多少钱,虽然猛一看数字很大,6000万元。但建过大楼的人都知道,金光的公益教育投资,在本楼所有投资中所占的股份不高。但或许在是这座大楼竖立在人间的动力源,或者是当年的谈判条件,因此,2007年,大楼竣工交付之后,北大非常慷慨地把这座大楼命名为金光大楼。 北大这样做并不是第一次,你在校园内逛一逛,一会儿是邵逸夫楼,一会儿是廖凯原楼,一会儿是邱德拔体育馆。人家给了钱,用显赫大字把人家的名字涂在墙上以示纪念和感恩,也算是大学懂得回报的一种方式。全世界都很能行,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卑鄙可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大学可以公然销售的一种最好产品和服务。资源互换,以有换有,多多益善。 如果说大学可公然销售的一个东西是大楼上刻人名的话,那么大学另外一个可卖的东西就是文凭。中国的很多大学都在卖文凭。北大从古到今,其实也干过卖文凭的勾当。想当年十九世纪末期,北大新成立时,本来就是给富家子弟购买文凭的“国立京师大学堂”。后来几经改造,在民族危难面前,还算有些血性与气节。“表面和平友好,内部激烈残杀”的时代轰然到来之后,北大又仍旧经常为权贵子弟、富家子弟、明星子弟偷偷地颁发各种他们想要的学位和毕业证。这样的事儿几十年来大家心知肚明,没有人去计较;或者说在整个北大的毕业证书发放过程中,所占的比例较少,因此也为社会所容忍。 然而卖“名誉博士”之类的事情,就做得很是堂皇和流畅了。名誉博士这个东西,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是不是博士,其实无关紧要;一个学校是不是给一个人授予了博士,其实都是浪得虚名之举。学校以为自己很重要,其实根本不重要;获取者以为把博士学位压在桌面的玻璃下,可以镇妖辟邪,似乎也是痴心妄想。 金光集团老总可谓机关算尽,他们出了一点钱,购买了两大筐名声。把大学所能卖的两件商品,全都收纳在筐内。这样的买卖,真是做得断子绝孙。 金光集团是一个非常可笑的集团,他们不知道去应尽企业本身的环境责任,却只知道在制造灾难之后拼命掩饰。掩饰就掩饰吧,不承认罪过、逃避处罚是人类的共同本性,大家都可以理解,却又在掩饰的过程中,采用的办法又是如此的让人拍案叫绝,不是打击报复有识之士,就是贿赂挟持公职人员,不是污染弱势群体,就是亵渎公益大学。 北大本来就没有多少名节,现在又多了一个金光,真真是岌岌可危矣。 热烈欢迎北大党委宣传部来找我。不过找我,我不可能把稿件让你审查;而且很可能,作为北大出身的老同志,我会把你找我的记录,全程录音录像,公布在网上。同样,热烈欢迎金光集团来找我。一切来找我的人,我都会照此办理。(2010.7.14)    另外,绿色和平最近在就老虎灭绝的事情,找金光集团算账,具体可见这个网页: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news/tiger-auchan-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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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锋:唐骏在帮黑金企业造假吗

据说“世界第一昂贵经理人”唐骏,到陈发树底下工作之后,苦口婆心地说服陈大叔出资83亿元,成立了新华都慈善基金。2009年底,这个基金会成立的消息让全颇多人迅速眼红,让不少职业骗子快马加鞭地聚焦到这块超级大瘦肉边,准备一举分食而尽。 福建人陈发树何许人也?他是新华都集团的董事长,而似乎也是紫金矿业的私人大股东。现在在紫金矿业担任董事长的陈景河何许人也?看名字就知道应当是陈发树的至亲。而如今被另外一个福建人方舟子给弄得声名日隆的唐骏何许人也?据说仍旧是新华都集团的总裁。 陈发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肆表彰其慈善公益之心的时候,我正在隆冬天气里,拼命写我的公益组织如何发展的各类文章。这样的文章写得如此之多,写得如此之频密,以至于我的朋友们建议我出版一本《有钱人成立公益组织指南》。他们相信有钱人看了这本书之后,会像读了经典教材一下,学会如何洗心革面,学会如何忘本改性,慢慢地潜入NGO的频道和营地,慢慢地成为这个营地的合格营员。 然而我虽然在写,内心里却不抱任何的指望。我非常清楚,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伤害,往往都是有钱人尽情糟蹋的后果。至今的中国,虽然富人众多,据说总数额已经像手机、电视机、网民、电脑一样,稳定世界第一位。然而,如今的中国,能够让我看得上眼的有钱人,却几乎没有。因为很简单,富人多半靠了三点致富,一是忽略员工利益,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有血汗工厂的嫌疑,或者铁证。二是忽略消费者利益,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属于粗制滥造、低质劣质之品。三是忽略生态利益,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属于黑心企业,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在无视资源价值、无视生态价值、无视环境价值、无视公众健康价值的瞒天过海中制造出来的。 假如这三大方面的利益都得到兼顾,员工得到好的福利,消费者使用上精致高贵的产品,生态环境得到了上佳的保护,那么中国现在的有钱人,绝大部分会“重新回到解放前”,沦落为需要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他们的所有资产拿来返还这些社会成本和自然成本,绝对远远不够。 当然,有钱人致富的原因还有其他因素,比如通过投机倒把,比如通过贿赂收买,比如通过大大小小的太子党特权,但整个来说,在这三大领域频繁犯罪却频繁被“无罪释放”,是很多人顺利致富的主要原因。 我想陈发树大叔荣登“发财榜”前茅,想来也是主要依靠这三个方面。他们上万吨的污水污染了汀江之后,先是长时间的隐瞒不报;被中国证监会通报之后,又是长时间的拒不承认错误。现在呢,全世界的人都把眼睛盯在他们身上了,他们又开始组团到各个媒体去做功德,准备出手给各种主流媒体大额“封口费”之后,让媒体把对焦的镜头从“黑金矿业”身上移开。他们甚至会鼓动福建的一些官僚宣传机构,出面替黑金矿业去封杀各媒体,封杀意见领袖,封杀当事人群体,进而再一次把真相给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这一切都是唐骏的主意吗?或者这是陈发树家族企业本性的忠实反映?一个连基本环境保护措施都不尽职的人,居然舔着脸想做“慈善”,只会让公众笑掉所有的大牙。一个在环境灾难发生之后只知道“围封堵截”,而不敢坦诚应急的公司,居然还想继续发家致富,显然也只能让一波又一波的公众失望。 但这事儿真的和陈发树、唐骏有关吗?也许未必。如果我们细细分析一下,这一切可能与唐骏无关,与陈发树无关,而与我们所有人公然漠视环境权益和公众权益正相关。 中国证监会把“黑紫矿业”停牌,说明环境保护正严重影响企业前途;而黑金势力当前的全盘反扑,又可能证明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黑金矿业这样的“财富英雄”继续作恶。中国人迷信金钱已经太久,中国人沉迷财富能够给人带来美好环境的幻想已经太久,虽然当前,每一天都有无数的黑金企业在向国人证明这些企业是重创环境的罪魁祸首,但我们仍旧要出面替他们辩护。政府要替他们出来封杀真相,股民希望他们赶紧复牌、趁大市利好使劲升值,而那些指望黑金企业带来工作岗位的人,此刻可能准备到政府去上访,要求尽快开禁,让黑心企业继续在黑暗中前行,直接世界末日。(20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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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锋:83亿元够黑金矿主陈发树赔偿损失吗

这个世界真正是只喜欢财富,因此,当一个钱多多人士出了点事故,乱军拥上的全是叫好喝彩的高级围观群众。大家都在想,陈发树如此这般的有钱,怎么可能摆不平这么点小事。 2009年大概是陈发树的英雄发迹年,当年他做梦都想做慈善和公益,雄赳赳地捂着钱包就到了北京城。“到北京才知道官小”,陈发树不是什么大官,因此估计也没想要“欲与天公试比高”。可他更没想到两点,第一点是“到北京才知道钱少”,他以为83亿元是足够吓死世界上所有穷人和贪财之人的数目,但没想到,83亿元的金蛋假装要砸到地上,居然没有多少人过来要捡一点壳分一点汁水。第二点“做慈善才发现水平低”,陈发树大概是发财发得太顺了,像那些一有了钱就想办刊物传播个人思想的人那样,趁着世界慈善热浪翻滚,也想挤进这趟不易买到票的公益方舟。 陈发树更没想到不到一年之后,该泄露的终于还是早早泄露,想要遮掩的终究无法遮掩。陈发树所代表的黑金企业集团,可能做白日梦也没想到,一小件很容易抹掉记录的污水溃堤事件,居然引发了社会公众如此的穷追猛打。 有人拿此事,来类比几个月前英国石油公司在美国墨西哥湾发生的石油泄露事件。没有人知道英国石油公司将为此赔偿多少钱。因为有形的损失易补偿,对人类的伤害易计算,但对自然界的伤害,却可能根本不可能用钱赔偿了之。而且,所有的人都已经相信,对生态环境的赔偿,将可能导致英国石油公司破产。英国石油公司算得上是比黑金矿业大的公司,他们在生态破坏面前,尚且难以抵挡,何况黑金矿业这样“每一个毛孔都可能散发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企业。 何况,英国石油公司还有遭人同情之处,毕竟是在全世界都不太好探索的深海采油领域,发生的事故属于“未知风险”或者“人类不可抗力风险”。某种程度上说,英国石油公司是在替人类探索未知的领域,是在替人类共同的贪婪背风险和黑锅。而紫黑金矿业公司发生的灾难则完全不然,一切全都是完全可以控制的污染,一切消除污染的技术完全在人类技术的掌握之中,一切预防污染的规则也都早已经制定;一切污染发生之后的灾难性后果,也早都通报清楚。如果说英国石油公司犯的错,还算意料之外,多少有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话,那么,黑金矿业所犯的错,完全是“明知故犯”,完全被几枚黄金堵塞了头脑。 既然如此,当地公众、世界各地的环保组织、所有想替生态环境出声的人,所有的股民和消费者,就有权力向黑金矿业这样的公司提起诉讼。当地公众作为人类的第一受害者,显然有权力向黑金矿业讨还安全饮水权、安全吃鱼权、安全生产权。当地养鱼大户,当然可以向黑金矿业讨还死鱼的血债。全国各地的环保组织,可以联合公益律师,代表当地第一受害者——自然环境——发起公益诉讼,向黑金矿业索要生态系统健康权、环境伤害修复权、个体生命尊严权、水系完整权等。而所有把自家财产用来购买黑金矿业股票的股民,可以向其讨要股市风险权、股票贬值权、精神损失费等。 而所有关注上市公司环境风险的好事公众,所有对企业环境风险有顾虑的人,还可以继续挖掘和曝光黑金矿业其他分公司、分车间、子工厂的环境表现。要相信,自然界的眼睛是雪亮的,黑金矿业公司,或者说,陈发树、陈景河、唐骏等人管理的青岛啤酒之类的企业,肯定有诸多环境表现违法之处,把这些环境伤害的罪证一一罗列出来,让黑金矿业逃无所逃,让他们的环境劣迹,受到严惩。 掐指一算就清楚,别说83亿元,就是8万亿元,也不够用来赔偿这些环境灾难后果。别说一个陈发树,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张发财李致富,捆在一起,也不可能赔得清这些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只要公众行动起来,黑金企业就再也无法狐假虎威,那些以为罩住了黑金企业就拿到了真金白银的当地政府,可能会一起被频繁地送上审判台。    (201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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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锋:与北京体温最高的河流一起发烧

7月10日,我第五次与二道沟相遇,但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这条河,是北京体温最高的河,也是城市变化给周边公众带来无法控制的改变的河流。 我试着说一说这条河流的体温史,也许可以减缓一下我的紧张情绪。 2006年10月份,一起援藏的朋友搞了个聚会,我们在北京西边石景山的一个饭店里喝了很多酒,从中午喝到傍晚,可以肯定,我是喝醉了。但我没死心,没放弃,因为我有个预定计划,要独自先考察一下北京的河流,为我写北京的城市环境问题做些初步准备。二道沟,就这样在醉意中,闯入了我的走河计划。 二道沟在东边,似乎也喝了不少酒的朋友很奇怪地开着他的车把我运到了华润饭店边上。然后担心着我是不是会在醉意控制下掉进河里。而我眼前的这条河流,热气腾腾地冒着白茫茫的雾。 攀着贴岸的地柏,我小心地、违法地到了水边。水在我的手上快速地划过,我感觉到了它高昂的温度,比洗澡的水都高些,甚至有些烫手。这条河,比我更像是个喝醉的人。 顺着兴隆家园与白领家园之间的高碑店北路,我一路向北。紧紧地贴着河边,不管这条河拐向何方。河边杂草丛生,所有的杂草都是我所喜爱的,它们像所有早已铺垫在这个城市上的所有生命,经常处于被蔑视与被清除的状态。人们仰仗它们,却似乎永远不想看见它们,更不想看到它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与陌生的人一起生活,与尚未理解的草木一起生活,与隔离深重的自然界一起生活,似乎并不是人的意愿,人们只想活在社会安全、自然安全的环境里,以为这样,才是生命安全的最高保障。 等我走到人民日报北边的金台西路路口,二道沟消失在暗处,消失在地底。凭经验,也凭资料,我知道它可以与此前的东护城河相通。但我没有权力,也没有可能,再靠近它幽暗的冥界般的身体。 2007年3月份之后,二道沟一次又一次进入乐水行的走河循环。有时候我赶得上,有时候我则无缘。 2009年4月份,乐水行项目协调人张祥,与绿色大学生论坛一起,发起了千人乐水行项目,想要在北京的20条河边,每条河组织50个人一起走水。20条河就需要20个领队。我又一次被任命为二道沟的带头小队长。这是一个神奇的四月份,沿途我们除了肮脏、凌乱、生机、迷雾、雨水之外,我们看到了大批的摇蚊,看到了试图往河道里投放毒物,以杀死摇蚊的灭虫公司。走水结束,难以自抑,于是写了《谁来研究二道沟的小蚊子》一文,以平抚内心的不安。 摇蚊不会咬人,它的弱虫全身发红,是北京家庭养鱼人的最爱。摇蚊喜欢相对高温的水体,喜欢肮脏的河。北京的东四环修起来之后,东四环的地底下,夹带了许多“水源”。北京的水系的上游干旱、枯死之后,北京几乎所有的河流,水源要么指望雨洪,要么指望人类排放的污浊。二道沟,正好有幸成了北京一家火电厂冷却水的排放之处。火电厂都有冷却塔,水冷是制造发电压力带队涡轮机的常规方式,水被用来冷却热气的过程,就是把热气吸入身体的过程,因此,冷却塔的水,一部分蒸发到了空中,一部分跌落在地,汇流成河,进入了二道沟,成就了二道沟的滚滚波涛,也成就了二道沟摇蚊的栖息地。 如果你能够从东四环红领巾桥下,从二道沟与热电厂热水流交汇处切入,沿四环路底下,潜入这家电厂,你一定会发现,这种温暖、潮热、肮脏的地带,正是摇蚊最喜爱的投身转世之地。它们是如此喜爱这样的地方,以至于要拼命地回报这样的地方,本身它们只在春夏交替之际出现,而现在,它们愿意在春夏和夏秋之际,都出现一次,都繁殖一批。 苦的是两岸的居民。河流的臭味它们要忍受,河流的热浪它们要吸收,河流释放出的成群结队的摇蚊,在他们每天的生活中飞舞窜跃。他们知道,东四环的修通,带来了这个变化,但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冲撞能够带来改变。他们知道,热电厂发出的电力和热气,是所有现实者的共同需求,但他们不知道,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是意味着少数人的苦难。 “乐水行”的志愿者,北京育才学校的老师陈宏程,在乐水行项目的激发下,组织几个学生,研究摇蚊对周边居民的影响,想要咂摸出消除影响的方案。研究做了一段时间,也获得了一些全国青少年创新大赛的奖项。但整个来说,涉猎尚浅,需要乐水行团队组织更深的、持续的投入。 也有研究循环用水的人,想要对我说一说这家电厂的好处。“在这样的好处面前,一条河流身体发热,一条河流孳生蚊虫,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二道沟汇入高碑店湖,算得上是通惠河的支流。而高碑店湖,是通惠河的一部分,之所以称之为湖,是因为此处水面稍开阔,正好成为高碑店污水处理厂的理想排泄口。湖中甚至可能有几根暗管在偷排污水,水面经常翻起污浊的浪花。 北京近年来用水紧张,“使用中水”成了许多文件的倡导,也确实成了像热电厂这样的公司的实践。用来冷却的水需要的是温度低,对于水质的要求不算太大,因此,污水处理厂出来的水,完全在管理粗放者心目中的可用之列。它们把高碑店湖的闸门提得更高,让高碑店湖的水位抬升,让高碑店湖的水顺着通惠河倒流到离电厂取水口最近之处,然后把水抽入电厂,用来帮忙发电。有时候,由于控制不严,高碑店湖湖水体温升高,结果大鱼小鱼无法耐受,水面浮尸一片。 帮忙发了电的水,带着滚热的身体,进入二道沟,然后流上十来公里,在沟里慢慢冷却头脑,孳生蚊蝇,重新汇入高碑店湖,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证明了一套科学合理的水循环经济。为了不让这些热量影响湖水的体温,人们想出了种种降温术和导流术,催促这些高温之水,以最快的速度从闸门过境,顺通惠河继续往东流,进入北运河;最终,通过天津,注入渤海。 二道沟,估计是由于诞生、谋生在城市,而被迫进入社会生态系统比较彻底的一条河流。沐着天水走在这样的水边,所有人的心灵都会受到冲击和伤害。像所有政治之水、文化之水一样,它们的身体里承载了过量的让人发烧的元素。 7月10日,尽管天降微雨,我仍旧感觉到了这发烧之水带给我身体的炎症。我要写下这些热气,为河流,为自己,为了那些与我一起,初次走河中受到心灵伤害的人们。     (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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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锋:挂牌督办,牌子挂在哪

环境保护部几乎每年都要措辞严厉甚至可以说声色俱厉地“挂牌督办”一批在环境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企业。这些企业多半都是知名大企或者纳税大户,因此,消息发出之时,就是全国公众引领翘盼之日,大家都在想,这一次,又能够督办出个什么样的结局来呢? 这不,2010年的督办事业又红红火火地开始了,7月6日,环境保护部在其部门网站上挂出显赫的首批挂牌督办新闻,督促全国各地的几十家造纸企业尽快完成节能减排的承诺,以最好的成绩迎接“十一五计划”的谢幕,迎接“十二五计划”的到来。 被挂上了牌子以示“国家级督办”的企业,涉及了好多个省份,涉及的城市更是五花八门,如果你不是当地的市民,估计可能连这个企业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都难以置信。因此,尽管等着看好戏的媒体蜂拥而至,也如数家珍般把这些城市和企业名字列进了新闻稿中,但是,很多人仍旧非常陌生,更多的人也不会对此起反应。对于广大公众来说,一个企业的名字,不足以让人生起警惕之心、厌离之心,更不足以提醒公众拒绝消费这些企业的生产的商品。 更困难的是挂牌督办可能也无法让企业生起些敬意。该生产的还在生产,该排放的还在排放,该销售的还在销售,还回款的还在回款,该上税的还在上税,该被地方势力保护的还在被地方势力保护。 如果堂堂环境保护部门声嘶力竭的挂牌督办,换来的是又一次公众的冷漠和企业的敷衍,那么,我们也许就该反思一下,是不是挂牌督办的措施,还有可改进之处。 可改进之处显然是有的。我只是稍微想了几分钟,就知道至少有几处可以增持,让挂牌督办的效果,就得有起死回生之效。对企业的发展可持续竞争力有益,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有益,对消费者展开“绿色选择”有益,对当地的经济贡献也会益发有益。 第一大改进处就是把牌子做得更多一些,做得更大一些。要挂在当地城市环保部门的门前,以督促环保部门的职工履行神圣的使命。要挂在当地政府的门前,以提醒当地政府可持续发展是更可贵的真理。要挂在企业的门前,以提示来往的路人,他目光所及的这家企业,正因为环境不达标而遭受社会的“质疑”。要挂在企业下游购买链条的订货单上,让他们三思而后再行购买,要挂在各种大中小型商场的门口,告诉消费者,试着改变一下手中人民币的流向,让不环保的产品得不到市场的支持。 第二大可改进之处是把信息及时知会当地的民间环保组织。现在全国各地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出现致力于保护当地环境的民间环保组织。他们的任务是集聚当地公众的力量,帮助环保部门,一起监督环境违法企业的环境改良进程。要做到这一点,最简易的办法就是信息公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委托当地民间环保组织作为社会第三方随时对违法企业的日常排放进行检测和监督。民间环保组织需要做的事情也简单,就是以公正之心,以透明之法,帮助这家企业把其真实环境表现和环境心理,如实地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 有了前两点,第三点也就顺理成章了,环境保护部应当就此成立了一个挂牌督办消息通报室,定期汇总全国各地被挂牌督办企业的表现,高频率、高密度地向媒体和社会公布挂牌督办的成绩单;并针对企业的各色表现,随时发布针对时况状态的“应急预案”。在全民皆媒体,所有消息都在网上快速传播的时代,制作专门的实情通报网页,确定专门的新闻发言人,方便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了解到这些“挂牌督办”项目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外表内幕、困扰突破、成绩缺点,应当是比较得民心、促公益的做法。 说一千道一万,只需要负责“挂牌督办”的机关转变一下工作作风,改等待公众来围观,为送到公众手中“引诱”其添加关注;改抱怨公众素质低不关注家乡环境,为“送督办下乡村入街道”,让公众在轻易之间就能够自主关注。在当今的中国,要想做好一件对生态有益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形成公民共识。而要实现全民共识,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过去封闭办公,狭隘传播,滞后告知,为开门办公,主动送达,提前告示。 挂牌督办,就要把“牌子”挂在公众容易获取信息之处,就要挂得公正无私,挂得一丝不碍,挂得一目了然,挂得持续通透。信息越透明,社会的环保能量聚焦得越快;信息越透明,企业的环保决心坚定得越早。信息越透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可能性越高。这一点,无论对于明着的挂牌督办,还是对于暗中进行环保督查;无论对于环保组织参与环境良治,还是对于当地公众参与“不购买污染产品运动”,都有极佳的益处。 (20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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