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南方周末|冯骥才:年夜思

民间有些话真是意味无穷,比如“大年根儿”。一年的日子即将用尽,就好比一棵树,最后只剩一点根儿——每每说到这话的时候,便会感受到岁月的空寥,还有岁月的深浓。我总会去想,人生的年华,到底是过一天少一天,还是过一天多一天?今年算冷够劲儿了。绝迹多年的雪挂与冰柱也都奇迹般地出现。据说近些年温温吞吞的暖冬是厄尔尼诺之所为;而今年大地这迷人的银装素裹则归功于拉尼娜。听起来,拉尼娜像是女性的称呼,厄尔尼诺却似男性的名字。看来,女性比起男性总是风情万种。在这久违的大雪里,没有污垢与阴影,夜空被照得发亮,那些点灯的窗子充满金色而幽深的温暖。只有在这种浓密的大雪中的年,才更有情味。中国人的年是红色的,与喜事同一颜色。人间的红和大自然的银白相配,是年的标准色。那飞雪中飘舞的红吊钱,被灯笼的光映红了的雪,还有雪地上一片片分外鲜红的鞭炮碎屑,深深嵌入我们儿时对年的情感里。旧时的年夜主要是三个节目。一是吃年饭,一是子午交接时燃放烟花炮竹,一是熬夜。儿时的我,首先热衷的自然是鞭炮。那时我住在旧英租界的大理道。鞭炮都是父亲遣人到宫北大街的炮市上去买,用三轮运回家。我怀里抱着那种心爱的彩色封皮的“炮打双灯”,自然瞧不见打扮得花枝招展而得意洋洋的姐姐和妹妹们。至于熬夜,年年都是信誓旦旦,说非要熬到天明,结果年年都是在劈劈啪啪的鞭炮声里,不胜困乏,眼皮打架,连怎么躺下、脱鞋和脱衣也不知道。早晨睁眼,一个通红的大红苹果就在眼前,由于太近而显得特别大。那是老时候的例儿,据说年夜里放个苹果在孩子枕边,可以保平安。在儿时,我从来没把年夜饭看得特别非凡。只以为那顿饭菜不过更丰盛些罢了。可是轮到我自己成人又成家,身陷生活与社会的重围里,年饭就渐渐变得格外的重要了。每到年根儿,主要的事就是张罗这顿年饭。70年代的店铺还没有市场观念。卖主是上帝。冻鸡冻鸭以及猪头都扔在店门外的地上。猪的“后座”是用铡刀切着卖;冻成大方坨子的带鱼要在马路上摔开。做年饭的第一项大工程,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把这些带着原始气息的荤腥整理出来。记忆中的年饭是一碗炖肉,两碟炒菜,还有炸花生米,松花蛋,凉拌海蜇和妻子拿手的辣黄瓜皮——当然每样都是一点。此外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那是一只我们宁波人特有的红烧鸭子,但在70年代吃这种鸭子未免奢侈,每年只能在年饭中吃到一次。这样一顿年饭,在当时可以说达到了生活的极致。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年饭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最真实的上限的“水位”。我说的中国人当然是指普通百姓,决不是官宦人家。年的珍贵,往往就是因为人们把生活的企望实现在此时的饭桌上。那些岁月,年就是人生中一年一度用尽全力来实现出来的生活的理想啊!平日里把现实理想化,过年时把理想现实化。这是中国人对年的一个伟大的创造。然而,这年饭还有更深的意义。由于年饭是团圆饭。就是这顿年饭,召唤着天南海北的家庭成员,一年一次地聚在一起。为了重温昨日在一起时的欢乐,还是相互祝愿在海角天涯都能前程无碍和人寿年丰?此刻杯中的酒,碗里的菜,都是添加的一种甜蜜蜜的黏和剂罢了。那时,父亲在世,年年都去他家,钻进他的阴暗的小屋,陪他吃年饭。他那时挨整。每天的惩罚是打扫十三个厕所,冬天里便池结冰,就要动手去清理。据说“打扫厕所就是打扫自己脑袋里的思想”。于是我们的年饭就有了另一层意愿——叫他暂时忘了现实!可是我们很难使他开心地笑起来。有时一笑,好似痉挛,反倒不如不笑为好。父亲这奇特而痛苦的表情就被我收藏在关于年的记忆中。每年的年夜都会拿出来看一看。旧时中国人的年,总是要请诸神下界。那无非是人生太苦,想请神仙们帮一帮人间的忙。但人们真的相信有哪位神仙会伸手帮一下吗?中国人在长期封建桎梏中的生存方式是麻痹自己。1967年我给我那时居住的八平米的小屋起名字叫宽斋。宽是心宽,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宽慰;宽也是从宽,这是对那个残酷的时代的一种可怜的痴望。但起了这名字之后我的一段生活反倒像被钳子死死钳住了一样。记得那年午夜放炮时,炸伤了右手的虎口,以致很长时候不能握笔。我有时奇怪。像旧时的年,不过吃一点肉,放几个炮。但人们过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头?那时没有电视春节晚会,没有新春音乐会和新商品展销,更没有全家福大餐。可是今天有了这一切,为什么竟埋怨年味太淡?我们怀念往日的年味,可是如果真的按照那种方式过一次年,一定会觉得它更加空洞乏味了吧!我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误解了年?我们总以为年是大吃大喝。这种认识的反面便是,有吃有喝之后,年就没什么了。其实,吃喝只是一种载体,更重要的年赋予它的意义。比如吃年饭时的团圆感、亲情、孝心,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希冀与祝愿。正为此,愈是缺憾的时候,渴望才来得更加强烈。年是被一种渴望撑大的。那么,年到底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当然它首先是精神的!它决不是民族年度的服装节与食品节。而是我们民族一年一度的生活情感的大爆发,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大团聚,是现实梦想的大表现。正因为这样,年由来已久;年永世不绝。只要我们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紧拥不弃,年的灯笼就一定会在大年根儿红红地照亮。写到此处,忽有激情迸发,奔涌笔端,急忙展纸,挥笔成句,曰:玉兔已乘百年去,青龙又驾千岁来;风光铺满前程地,鲜花随我一路开。一时写得水墨淋漓,锋毫飞扬,屋内灯烛正明,窗外白雪倍儿亮。心无块垒,胸襟浩荡是也。来源:南方周末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97938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博海拾贝 » 冯骥才:年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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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

冯骥才:一切党派退出学校 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 旧大学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治校理念根深蒂固。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自觉,西方教育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教育独立”,此观念一经引入,便深入人心,博得共识,成为近代中国教育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 清末,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已提出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其旨在摆脱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民国后,这一理念得以伸张。 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时即声称:“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编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在《论学潮》一文中道:“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 为了这一理念能成为现实,教育界人士曾作过不懈的努力。1928年,北伐胜利,南北统一,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1月,阎锡山与中央政府决裂,5月,中原大战开始,国民党力量也自北平退出,华北属阎锡山掌辖,由国民政府任命的清华校长罗家伦遭到阎势力的驱逐。一个月后,阎锡山派乔万选接管清华大学。乔本为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资历无大碍。因清华师生对于地方军阀接管学校一事反感,恨屋及乌,乔万选上任之日即被学生拒之门外,连校园也未踏去。当晚,校务会议致电阎锡山,反对其干预清华大学。乔被阻后,学校在校务会议主持下,各项工作正常运行。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长期拒绝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的企图也多次受阻。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后,也拒绝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拒绝开设政治课。 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张东荪,对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恭读总理遗嘱颇为反感,忍不住道:“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1920年,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第一条便是:“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陈炯明一口答应,陈独秀遂放下党务赴粤,学校中绝口不谈主义。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兴起。1928年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无公民科地位,取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此课三年后即取消。 即使在抗战之非常期间,教育界仍与战时体制发生着抵触。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独立”意见:“其涵义有三: 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 二、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 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1941年,接替罗家伦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上任伊始便宣明:“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1946年,北大一旦复校,校长胡适便又重申:“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他在《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一文中直言:“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在今日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潮流之中,以传教为目的的学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对于校务的干涉程度,有文化的政客,较之文盲的军阀为甚。曹锟任直隶督军期间,于1921年9月创办了河北大学。他钻进教授休息室,见到教授即点头哈腰。教授薪水很高,发薪时,曹锟还要来到学校,将薪水以红纸包裹,承在托盘上,敬呈教授。当他看到有教授聚精会神于显微镜前做试验时,竟歉疚:“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儿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啊!” 张作霖,出身绿林,大字不识几个,但却特别重视教育,他曾下令将政府经费的40%投入教育,世界罕有。1923年4月创办东北大学后,每逢春节,他都要身穿长袍马褂给老师拜年,打躬作揖后坦言:“本人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致谢。”因为不懂行,所以将学校交由教授,自己则绝少干预校务,学校反办出了样子。 韩复榘主鲁七年,教育放手让何思源来做,且未在教育界安插过一个亲信,山东教育此间有了很大进步。1938年,蒋介石为铲除异己,曾召见何思源,开口便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他又是怎样卖鸦片的?”何思源则直言相告:“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没有出卖过鸦片。”而何思源正是蒋介石安排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为蒋系人马。何思源曾对友人道:“韩复榘虽然好明杀人、暗杀人,但他不是阴险的人。” 1949年后,党领导一切,包揽一切,民间社会、士绅阶层遂消亡。党夺取了天下,也夺取了整个社会。一个三人门市部,须有一名党员,十人门市部,须有一个党小组,再大一点就须有党支部了。而在学校,党组织层层设立,政治课年年开讲。在校中学生,虽说尚未步入社会,世界观尚未形成,竟有加入党组织者。而政治课的开设,其目的在于灌输爱党爱国理念,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其效果到底如何?邓小平的一句话可概括之:“我们最大的失败是教育。”此“教育”,当指德育。 失败原因何在?冯骥才认为:“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他还直言:“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学生们特反感还得学,计入学分。” 章诒和也看到了这一点:“我常常觉得,什么都不要信,越是宣传的东西你越不要信,孩子们,我们不能太单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言词虽有些激烈,但道理不错,皆真话。 资中筠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原因是已不认同当下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清华已六十年未给国家贡献大师了,资中筠看到的不仅是结果,还有原因。 政治家以谋取现世幸福为目的,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追求,二者之别可谓大矣。若以政治干预教育,以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可表其谬:“你有没有搞错耶!”自认为教育经费由政府拨付,所以政治家干预起学校事务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仍以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指其谬:“你有没有搞错耶!”经费乃纳税人的钱,岂是不力田不做工、高高在上的党派所能提供。 1932年张元济在写给胡适的信道:“近人将以党、国并称,弟窃恐二字不能并存,且恐并亡。”党与国,两码事。 1945年9月27日的《新华日报》曾发表周恩来畅谈军队国家化的文章:“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人民的军队。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那就会就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这里只需将“军队”一词换做“教育”,也恰当。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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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剑平:“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当时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所说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这无疑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不宜录取”执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从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下达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该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条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将为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这个不能升学的10%,主要成分是政治条件不合格的预估人数。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学习成绩上等、胸怀报效祖国志向的人才苗子。   就全国看,“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也有较宽松的。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聂荣臻语)的蒋筑英之所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当代英雄”,和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有父亲被劳改的家庭问题,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他的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开封育才中学前校长,在天津某中学读高中时也是老师喜欢的高材生,他报志愿时,因有家庭问题,老师曾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不要报一流大学,他报了第二批录取的洛阳农机学院,被顺利录取,他至今感激老师对他的爱护。类似这样的例子相信在全国也不少。   本文提到的江雪、范天成、吕延梅均在日后的工作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其中两人入了党。   1998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获奖的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学同窗感慨不已。因为崔琦是我们的同龄人又生于河南,更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相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此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反差,显然不是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有保证。   十分有趣的是,开封作为古都汴梁,一千年前曾是宋朝的都会,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出自宋朝,这是因为北宋的高等教育当时在世界居领先地位。我国太学始建于西汉,经过隋唐进一步发展为教育体系完善、学科设置齐全的国子学,到了宋朝已成就了一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队伍,才推动了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繁荣。使汴梁成为十一世纪时举世向往的科技文化中心、也是举世稀有的拥有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抚今追古,这一段“不宜录取”历史对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培养科技人才队伍方面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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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图片集锦: 他们如此说——冯骥才、慕容雪村、白岩松、王朔……

法国从3月25日开始使用夏令时,法广播音相应调整频率,但播音时间不变。 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 中波612千赫1098千赫 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7点到8点 短波31米9955千赫和25米11665千赫 中波612千赫 第三次播音:北京时间17点30到18点30 短波25米11875千赫和41米7325千赫 中波1494千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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