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李野航|三个井研人——论国家之正当性

作者: 李野航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井研是四川一个不知名的小县,从字面上看,有一种往井里钻研、出不来的意味。有三个截然不同的井研人,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时空中,他们所做的事触碰到同一根神经——国家之正当性何在? 第一个要说的井研人名叫廖平。廖平(1852—1932年),晚清经学家,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今四川乐山)。初名登廷,字旭陵,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名号的不断更改反映了其一生学术思想的嬗变。这个在现代人看来不过是乡野腐儒的人却做了一件推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进程的事———对孔子思想的重新诠释启发了康有为,并因此出炉了两本惊世骇俗的著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而此二书思想实为“戊戌变法”之法理依据。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农耕文明遭遇到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回应这样的冲击成了国家以及智识阶层的一大历史课题。一个两难的抉择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在文化意识形态与制度设计上彻底的自我否定以拥抱西方工业文明,还是固守我们固有的农耕文明之文化与制度的本位?这两种极端选择在清王朝而言都是承担不起的。变法势在必行,而变法的最大障碍就在于为大一统之农耕文明而设计之儒家意识形态如何能被装进变法的框架中从而与世界工业文明的洪流接轨。毕竟,守旧派之法理依据来自于孔子所谓“述而不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当时的改革派是不能超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语境而言变法的。值此之际,廖平的学说给了改革派以巨大的启发。廖平认为,孔子学说分为早期与晚期两个部分。“述而不作”是孔子早期的思想,而到了晚年,孔子思想有了巨大的变化、走向了“不作”的反面。那么孔子“作”了什么呢?廖平发现,孔子所删定的文献(“诗书”)其实与真实的周朝典章制度并非一致,带有浓厚的“己意”。也就是说,孔子所谓的“宪章”的“文武”不是真实的“文武”,而是出于孔子自己的理想的制度设计。然而,孔子一平民,有什么资格假托“文武”而创设一套其实是崭新的政治制度呢?儒家不是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吗?廖平认为孔子这样做是不得已,如果没有“天子”去担当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话,即使作为庶人,孔子也应当仁不让了。这就是所谓“素王改制”。 “素王改制”之说隐含着一个潜台词,这个潜台词足以动摇汉代以来儒家“君为臣纲”的根本伦理设计。这个潜台词就是制度变革的主导权不一定必须出于君主与政府,也可以出于平民。平民也可以创造历史。而孔子其实开启了“民主”的先河———平民也可以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主体。这样的思想在晚清的历史背景下足以惊世骇俗。怪不得康有为表上《孔子改制考》遭致了守旧派与改革派强烈的反弹与质疑、背上了“无父无君”的骂名。而为康有为提供思想资源的廖平也被改革派张之洞批为:“风疾马良,去道愈远。” 廖平、康有为“素王改制”之说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甚至于其春秋公羊学“张三世”之说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大成分。毛泽东曾经说:“你们说的共产主义,在我看就是大同”(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谓“大同”,也就是“张三世”之所谓的“大同世”。如果,儒家的最高理想是构建“大同世界”、是让“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话,儒家的终极政治诉求也就和“共产主义”也连成一片了。其实,廖平并非要“国家”致力于民主、民权。且其揭橥之儒家最高理想之“大同”的载体绝非国家、而是超国家的“天下”,因而其理想之实现有赖于国家概念之消解。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其最高理想与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潜通款曲。列宁在解释为什么把社民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的时候就说:“我们的旗帜上,要写上消灭国家”。二者的不同就在于:儒家之“大同”寄希望于“大道之行”。布尔什维克之共产主义寄希望于从形式到内容彻底地摧毁和改造旧人旧事;儒家之“大同”是让“道”席卷了人心,布尔什维克为共产主义之最高目标却不惜借助于极端悖道的残酷的手段。 总之,无论在儒家还是共产主义看来,国家并不具有终极的正当性。最高理想要踩过国家的“尸体”才能达成。廖平客观上做了一件事———在廖平的论证下,孔子成了一位平民革命家,“素王改制”之说,为中国选择走非封建、非全盘西化的革命的道路提供了法理的依据。 第二个要说的井研人名叫刘小枫。刘小枫,祖籍井研县、生于重庆。著名基督教学者。其以往的关于基督教思想的许多著作(诸如《走向十字架的真》、《拯救与逍遥》等)为许多“寻神”的自由主义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然而近来却显得比他的晚清同乡廖平还要善变、从一位文化基督徒一变而为国家主义者。尤其近来流出其似欲奉毛泽东为“国父”的“新国父论”,更是让自由主义阵营炸开了锅,被一些自由主义者视为投机、叛变、堕落。刘小枫的思想“巨变”也不禁让人联想到了一个善变的俄国人,也就是高尔基。从沙皇专制的反抗者的精神导师一变而为列宁斯大林极权体制的热情鼓吹者。不过,发生在高尔基或廖平身上的戏剧性转变与发生在刘小枫身上的戏剧性转变性质之异同,却可以梳理一番。 如果说,廖平把孔子塑造成了推动历史进程、创立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的平民的从而在思想上为中国的近代化革命扫清了道路的话,刘小枫近来的语焉不详,言辞含混的新国父论看起来似乎要做另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把“毛泽东”这个符号纳入到中国近百年来重振国家及其主体性的历史性需要中来、并用这样的一种无比正当的历史性需要来凝结共识、从而为“宪政”建立基础。其实,许多来自右派的针对刘小枫的指责大多陷入细节而未中肯綮。刘小枫岂是对毛泽东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情有独钟?在刘小枫看来,全盘西化派存在着一个盲区,他们的盲区在于他们臆想中的民主、宪政绕开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国家的失败以及由此而激发起来的民族复兴、重建国家主体的历史性需要。而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客观上担当起了这一历史性需要、在冷战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为国家之独立自主另辟了一条蹊径、从而避免中国沦为西方强国的附庸。而到了今天,重振国家历史性需要不但不过时,反而又重新成了一个问题。 在自由主义者们看来,刘小枫从“认神作父”到“认毛作父”是一种断裂性蜕变,然而,倘若我们把国家视为一个有人格的人、而这个“人” 未能担当起其应负责任正面临着衰败的危险、而这样衰败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这种蜕变就并不那么断然了。孟子讲“时中”,也就是说,一时有一时之“中”,并无一个一成不变的“中”。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受是强势的国家的需要压倒了个体。国家没有出大问题,而个体需要扬眉吐气。自由主义思想诉求应运而生、而对国门外的民主制度与乎个人自由之钦羡之情自然溢于言表。作为知识精英的刘小枫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引入超验的神的维度从而纾解长期以来的“国家压迫感”也就成了其当时的“时中”。不过到了“后改革”时代的今天。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心中,“国家压迫感”早已被“国家缺位的压迫感”所置换。国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不再是那个为了民族复兴而让个体付出牺牲的国家,国家成了一小部分人化公为私、让全民为他们的私人利益买单的国家。国家又一次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只是这次不是来自西方列强、而是来自体制的内部。 尽管今天国家面临的危险与晚清有所不同,但也有其类似的一面,也就是对这种危险的认识以及解决之道在知识界出现了重大的分歧。这一分歧表现为当下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左右之争沦为了情绪化的意见之争,而对“毛泽东”这个符号的评价成了这种情绪化的意见之争的焦点。于是乎,对“毛泽东”这个符号的学理梳理以重建国家的法理基础就成了那些有见识的学者的历史性使命,或许,在刘小枫看来,他应该上接廖平的统绪、当仁不让地以这一历史性使命自任。 其实,今天的对毛泽东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在晚清政治语境中就是对儒家伦理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在冷静如廖平者流看来,两个极端其实都是有害的。历史需要人们找到另一种看问题的视角。在廖平们看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受汉儒忽悠把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看作是秦汉以后崇尚霸道的封建帝制的维护者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儒家固有的民本/大同思想中去发掘出近代民主宪政的法理依据呢?“毛泽东”问题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历史性问题的国家的失位、利益集团的坐大以及由此而带来分崩离析的隐忧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发掘、发扬“毛泽东思想”中寻求公平正义的成分、来为今天我们重塑国家形象服务呢?在右派看来,重塑国家形象有赖于彻底甩开毛泽东。这就像我们过去彻底甩开孔子。然而历史证明这是多么地不切实际,因为“毛泽东”和“孔子”这个符号的背后背负了太多的历史性主题与需要,是我们无论如何甩不开的。不错,刘小枫是要为国家之正当性张目。刘小枫似乎要通过将“毛泽东”国家化来抗拒国家的衰败以及由此带来的又一轮革命。因此上刘小枫在器局上就要比崇尚大同的儒家以及纯粹的共产主义者要小一些。卑之无甚高论,毕竟,只有负责任之国家能为吾等小民提供最起码的安全感。 尽管刘小枫绕着弯子拼命地维护国家之正当性,而我们现实中国家是否愿意维护自己的正当性,则未必不是一个问题。我母亲也是一个井研县人,与廖平、刘小枫相较,是另一个极端,是现今生活于中国最底层的合法权益备受侵害人。左右之争离他们的生活很远。但有些事离他们却很近。也就是政府与开发商要拆他们的房子,而他们总是发现,他们的利益与政府的公信力被牺牲了。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找到相关的出于政府的法律条款以及颁发文件向政府讨说法、也就是所谓上访。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在拼命维护政府的信用,但他们总被当作“与政府作对的人”遭到种种的欺骗、拖延、甚至打击迫害。但他们坚持不懈地上访,因为他们相信政府是应该说话算话的、他们认为主持公道是政府正当性之基础。但他们对事情的理解却与政府(尤其基层政府)有着很大的差距。政府认为经济增长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为了保经济增长,可以牺牲一切。确保经济增长才是国家正当性之基础。至于高速增长的经济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一旦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失去了经济增长的能力而国家正当性之基础又安在则不在政府(尤其基层政府)考虑的范围以内。政府认为:政府不需要信用,只要政府能让一些人发财、只要这些发了财的人拥护政府就行了。 基于这样的一种逻辑,政府习惯性地不肯为被牺牲了利益的人们主持公道。它认为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并不利于经济奇迹的创造、不利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基于这样的体制性思维,当官员与既得利益者听见刘小枫辈的“奉毛为父论”也会怫然震怒。因为一旦国家继承了毛的某些关乎公平的理想而把个人升官发财当作是打击的对象的话,官员与既得利益者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官员与既得利益者真的拥护国家吗?从他们随时准备叛逃国外的动向就可以得出明白的答案了。而国家的天平却依然倾向他们的一边,就连“群众路线”之“教育”,也要他们来传达。这就是国家的荒谬。 国家之正当性究竟何在?现在真成了个问题。刘小枫用“毛泽东”这个凝结着地缘政治、平均主义、民粹主义内涵的符号来重建国家正当性之基础、上访户则用他们的依法维权来维护国家正当性之基础。而政府流行的惯性的体制性思维则适相反对、它把国家正当性之基础建立在经济增长的泡沫之上。而经济增长泡沫破裂之风险却越来越大了。 可惜,国家并不具有人格。如果国家是一个人,它会怎么想呢?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李野航的最新更新: 蜀中文坛近事 / 2013-07-25 06:51 / 评论数( 3 ) 猛雨 / 2013-06-22 23:46 / 评论数( 1 ) 真币与假币——论现代基督信仰的核心问题 / 2013-06-16 11:41 / 评论数( 9 ) 艺术的两个精神向度 / 2013-06-16 09:56 / 评论数( 2 ) 一个“中国梦”(寓言) / 2013-06-15 00:37 / 评论数( 5 )

Read More

奇闻录 | 肖像中国:“四五”一代

学者刘小枫曾在1980年代提出“四五”一代的概念,“四五”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来看待,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本身。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满腔热血的一代人,如今又何在?本篇“肖像中国”将向你讲述“四五”一代的故事。 1976年4月,民众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本文原刊于《人物》杂志2013年4期,作者赵涵漠、张卓,摄影时会理 像许多60岁上下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子女的近况、白内障手术、怎样避免伤害膝关节,以及朋友刚刚渡过的癌症难关。 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一些过去的特别经历。比如,当《人物》摄影师请他们以斜线站成一排合影时,忽然有人笑起来,“就像我们在里面跑操似的,周为民喊的‘向右看齐’”。 监狱生活曾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1976年清明节前,数十万民众以悼念刚刚去世的周恩来为由,走上天安门广场。4月5号夜里,工人民兵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逮捕示威者。当时,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北京共有388人被捕,据传其中有49人曾被列入死刑名单。同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随即被粉碎。被捕者先后出狱、获得平反。后来,这些广场运动的参与者,被称作“四五英雄”。 他们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可时间过去了37年,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聚会,他们甚至很少跟身边人讲起这段经历。 “多少年了,我从没这么倾诉过,聊它干吗?37年了,谁还记着它?”此前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毕谊民先生曾经这样说。他的表情似乎显得很平静。 但在3月24日夜晚的聚会上,他激动地举杯致开场词:“前两年有一个学生问,老师,你们这代人还有理想吗?我想了想告诉她,还就是有理想。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也不会磨灭,我们那批人的理想,永远是青春的!” 听者寥寥。当年被捕的388人如今大多失去音讯。作为这次聚会的组织者,毕谊民本想找到十几位四五运动参与者,可因各种事由,除家属外,最终只有4人参加。 当年的英雄们正在老去、死亡。过去几年,常常是因为某个人的讣闻才将他们重聚在一起。2008年,曹志杰去世,他是当年第一个在广场上贴出悼词并提出“血战到底”的抗议者。毕谊民试图联络他的家人,但他发现,就连曹家的电话都已经成为空号。 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 坐在圆桌前,这些1949年后的第一批广场抗议者总是强调,历史具有偶然性。也正因如此,他们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运动参与者”,而非“英雄”。 陈吕蒙 那一天,陈吕蒙(化名)本来打定主意做一名旁观者。“天安门事件”发生3天前,他刚刚因反“四人帮”而被开除团籍、学籍,并将在4月7日被遣送农场劳改。他难得获得几天自由,当然要到广场上亲睹这历史性场面。“但是,在广场上,我一直十分谨慎。我深知,如果我再次被捕,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但这种“谨慎”被轻而易举地击破了。当陈吕蒙站在广场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前时,他面前贴着第一篇点名批判江青的檄文。他正在看,后面有人喊:“请前面的同志念一念!”于是,一只手在陈吕蒙肩膀上拍了拍。 他回忆起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激情:“我当时早已是个‘反革命’了,但那位不知名同志的轻轻一拍和群众焦急的请求声,使我从犹豫中醒过来。我是一名受过‘伤’的战士,但我决不能以此为借口当一名看客,人民需要我挺身而出。” 他和身边的一个年轻人齐声朗诵起来。可声音还是太小了,于是便由他念一句,周围的十几个人齐声重复一句,用人声组成了广场上的“扩音器”。 此后,他还与孙庆祝等人作为谈判代表,与官方在广场上的联合指挥部进行谈判。离去时,他们被要求留下名字,但已经经历过政治风波的陈吕蒙没有留名,由此免于被捕,按原定计划被遣送到农场劳改。 同样偶然被写进历史的还有刘迪。那时的青年往往更熟悉他另外一个名字——“小平头”。在当时的广播里,他被称为“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反革命行动的组织者。可在现场时,他本来也只是普通一员。一个戴黑边眼镜穿蓝衣服的青年正拿着话筒喊话,刘迪发现有警察逼近,他一把夺过话筒,让蓝衣青年赶快跑。之后,他才承担起组织现场秩序的责任。 自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广场上以悼念为名的抗议就开始了。清明前夕,《北京日报》发文称“清明是鬼节,悼念是四旧迷信活动”。一夜之间,官方将广场上所有花圈、悼词和祭品没收。这激怒了抗议者。 当时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周为民与几位同学一起,用十几张白纸扎了一朵白花,粘在一个竹架子上。这朵并不起眼的白花,是当天广场上唯一一个来自“左派大本营”清华大学的花圈。“当时我们的落款就是:清华几名工农兵学员。”周为民笑着回忆。 他亲笔写下一篇悼词,贴在花圈下。“当时我们在纪念碑前宣誓,要与反对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4月3号、4号是周末,我们不用上课,整整两天不吃不喝,就在那里游荡。我们的花圈放下以后十几分钟,那里就变得人山人海起来,大家都在朗诵那篇悼词。” 说到这里,他一直很平静的情绪变得高昂起来。直到今天,他还可以背诵悼词的一些段落:“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我们心意的白花,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中。” 工人贺延光也带着花圈和80多名青年工人组成的队伍前往天安门。在悼词里,他将江青称作“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围观的人们向他鼓掌、欢呼,最后,几百人一起在广场上唱起《国际歌》。 那时,贺延光已经是崇文区工业局党委委员,组织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但即便在党委会上,他也不愿意说违心的话,“长时间中国就是这样,两面人,这是一件事、两件事培养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培养出来的。‘四五’那时候我就想,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那我就要做这一批人”。 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 如今,他们可以在饭桌上谈起毛泽东,谈一些回忆录里写到的“四五”运动对毛的影响,谈毛晚年的心理状态。但在“文革”年代,这一切不可想象。 “文革”初期,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陈吕蒙都是红卫兵中的普通一员。贺延光曾和同学去天津“破四旧”,他们抄了一座天主教堂,把“象征腐朽生活方式”的一柜子高脚酒杯砸得粉碎,还抱着一堆教袍在院子里焚烧。 己过花甲之年的毕谊民也曾参与过抄家。他还记得出发前的兴奋劲儿,他们将整栋房子翻得乱七八糟,还在地上刨了个大坑,可仍旧一无所获。最后,红卫兵们就往坑里扔了根电线,随口诬告这家是“敌特”,藏有电台。 陈吕蒙对政治的热情源于毛泽东。“他教导我们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推动我们关心政治,这个应该是很小就打下基础了。‘文化大革命’那年,我14岁,但是我非常关心政治,当时毛泽东号召长征,所以我经常到八大院校步行转一圈,一天转一圈。” 贺延光、毕谊民、陈吕蒙、周为民都曾当过知青,当他们回忆起上山下乡前的心态,没有人会感到自己“被迫远离学校与故乡”,相反,他们斗志昂扬,带着一箱子行李和铺盖卷,计划从此扎根农村。当毕谊民到达黑龙江福利屯火车站,看到广阔的黑土地时,他冲着接站的干部一挥手臂,“我一定要把这里建设成新的北京”! 不少运动参与者都来自干部家庭。当贺延光想起父亲17岁就跑去延安,自己17岁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去之前,他曾对北大荒充满向往,课文《可爱的草塘》里就写过,“棒打狍子瓢舀鱼”,“心里就想,北大荒肯定是个特别浪漫的地方”! “到了之后一看就傻了,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贺延光说。他还记得,团里的一个北京知青大姐嫁给了当地一位脸上长满麻子的农工。 毕谊民下乡时曾遇到大风雪,本来这样的天气不应该上山伐木,可是指导员为了让知青锻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硬是把大家轰上山。风一刮,树倒的方向变了,粗壮的树干砸死了一名北京知青。追悼会上,指导员赞其死得其所,家人甚至不敢公开流泪。下葬的时候,他们还把半导体放在死者手中,要让他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 这场长达10年的“革命”中没有永远的胜利者。曾经的干部很快就受到冲击。王洪文曾带人软禁周为民的父亲,连续8天不让他睡觉。绝望的母亲走进公用厨房,打开所有煤气,试图自杀。但她还是被救醒了。孩子们去医院看她,其中最革命的一位兄弟并不同情她,反而质问她:“你怎么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呢?”那个兄弟还要与母亲划清界限。 插队后期,周为民已经不害怕谈起对江青的不满。他在呼和浩特当工人的一位朋友还曾集结枪支,组织暗杀江青,结果险些被枪毙。但即便是在那样激进的小圈子里,他们也尽量避免谈论中国的最高领袖,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用“那个人”代替。 陈吕蒙是知青中较早产生思想变化的一批。他的朋友曾经回忆,知青的蒙古包里大多放着“雄文四卷”,最时髦的也不过《法兰西内战》或《哥达纲领批判》,可陈吕蒙的书架上却“赫然放着一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或许也正因如此,在“四五”发生一年前,陈吕蒙和朋友就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入狱。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1971年的“林彪叛逃”。那年9月14日,贺延光所在的兵团接到一级战备命令,睡觉时不能脱衣服、铺床,还要一直抱着枪。贺延光每晚兴奋得睡不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妈的,总算要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动真格了”! 战备状态延续了20多天,却丝毫没有开战的动静。终于,团长传达了林彪叛逃、坠机的消息。空气瞬间凝固。就在大家突然一愣神儿的当口,贺延光和战友们坐的这一侧通铺“哗啦”一下塌了,几十个人随着铺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顿时人仰马翻。可由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后来,一位北京四中的知青悄悄与他议论:“你说,不会是林副主席被人绑架了吧?”贺延光记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对政治产生怀疑。 随后,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等分别以办理“特困”、工农兵学员、“病退”等渠道回到城市。 在他们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曾短暂复出,生产恢复,反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路线。可没过多久,邓再次被打倒。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官方压制悼念。这一决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人们最终走向广场。 陈吕蒙后来回顾,认为那时的勇气来源于绝望,大家实在“想象不到有什么更差的局面了”。 “后来想,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几十年后,当这些人重聚时,那段监狱生活是最经常的话题,就像大学同学谈论当年的寝室生活。他们将4月5号之后一段日子被捕的人,称作“大拨儿”。 “小毕(毕谊民)什么时候进去的?”餐桌上,有人问。 “他比大拨儿进去得晚,他七七年一月进去的。”旁人代答。 毕谊民笑起来,他总是将此称为“搭了末班车”。“四五”那天他也在广场,但因为封锁前离开,虽遭审查,并未被捕。第二年周恩来忌日,他又去天安门写诗,呼吁为“四五”运动平反,这次他进了监狱。 毕谊民 甚至直到进了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他们彼此也不认识,平反大会后才知道。当年的政治犯大多住进了二层“王八楼”——狱警待在中央,四周有6条放射性通道,通道里是一个个小隔间。 令人窒息的牢房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贺延光按对角走个“8”字形,大概只能迈上8小步。毕谊民曾在这样的牢房里想起波兰革命者伏契克的狱中书简,“从这里到这里只有7步”,而自己的牢房,只能走上3步。 两个月里,贺延光被提审了40多次。他出狱后才知道,警方想从干部子弟里找到黑手,一直查到中央。但走上广场是他的自发行为,警察实在问不出什么。即使如此,他与另外两名同事也被定成“贺、孙、陈反党小集团”。 他完全无法预测自己的结局,生怕在寂静的牢房里“待傻了”,就趁每天看报纸的20分钟时间,背新华社字头。“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背了百十多个国家的首都。”他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想,不要有什么怨言,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毕谊民当时则是个浪漫主义型的革命者。小时候看《红岩》,所受的教育是进监狱的革命者都是英雄,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还记得,当自己被提审的时候,他穿着军大衣,像电影里的革命者一样昂首挺胸,做出大义凛然的姿态。在叙述“犯罪动机”时,他甚至还认为会感动审问者,“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 他还没说完,对方一拍桌子:“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毛主席定的,你翻得了吗?” 他当即哑口无言。 与毕谊民的乐观不同,周为民自从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按照一个由当时中央警卫团派驻清华的领导的说法:“给周为民判无期都是轻的!” “不害怕,不准备活着出去了,所以他问我任何东西都承认是我的,但是我绝不牵连任何朋友、亲人。”周为民回忆。 在这些普通人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中国的政府高层正在进行激烈的角力,直至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宣布“文革”“胜利结束”,1978年,“四五”运动才获平反。 可在很多经历“文革”的人看来,自己并没能真正走出那段历史。周为民形容自己,“一生都受到‘文革’话语系统的影响”。而当贺延光出狱,要给父亲发电报,报平安时,他字斟句酌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华主席给了我新生命!” 这是一种赎罪的过程 如今,人们不大提起这场运动了。据陈吕蒙的观察,“四五”运动3周年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人民万岁》,是对这场运动的最高评价。此后,这段历史被搁置在书架角落的《天安门诗抄》里,图书馆几本在香港出版的繁体文献里,以及这场聚会上参与者们讲述的故事里。 “300多人还健在多少人?还能不能找到他们?”席间,有人问,“工人代表韩志雄在哪儿呢?” 当年,《中国青年》复刊后第一期就将韩志雄的故事作为“四五英雄”的典型。但另外几个人几乎同时回答,“一直都找不到”。 他们同样找不到王立山,他既是“001号反革命案件”的主犯,也是《天安门诗抄》中最著名的一首诗的作者,“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几年,只有一家北京媒体报道过他,其中写道:“他的人生在平凡中前行。只是卧室墙上依然挂着那首广为流传的诗。” 席间,他们谈论起“小平头”刘迪。“天安门事件”结束后,他错过了考研时间,此后一直没有工作。他总是穿着蓝色的、洗得发白的劳动服,骑着自行车往来;当他说喜欢一本书,他会微笑着形容:“看完你的手稿后,特别饿,总想吃饭。” 刘迪的姐姐说,刘迪很少跟家人谈论过去,他也很少找朋友帮忙,因为“去哪儿都是给人添麻烦”。陈吕蒙记得,刘迪的表达很少,更极少成文。一次陈托朋友去采访刘迪,整理后仅有 4页。在其中,他提到自己参与“四五”时并不抱乐观看法:“当时许多参加运动的人他们把自行车的车牌都摘掉,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行动是要失败的,如果要认为是会胜利的话那还摘车牌干什么?” 他一生没什么物质要求,除去追求阳光和氧气。他曾赞叹过一个朋友家里明亮的、宽大的窗户,感叹“屋里空气充足,不缺氧”。没多久,人们就听说他其实得了肺癌,常常感到憋闷、缺氧。 他一直住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像个隐士一样活在世界上。直至2011年因病去世。他的朋友曾说:“虽然我一直认为,大手笔当是写在人心中和山河上,而不是在纸张上。但刘迪,如果我们不写,他就真的消逝了。” 关于刘迪的很多问题都是无解的。那位朋友最终也没能说清,刘迪为什么一直选择隐身,那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现在能够找到的“四五英雄”里,几乎无人从政——尽管他们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机会。 根据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指示,粉碎“四人帮”后,共青团第一次恢复活动,召开“团十大”,一定要有一批反“四人帮”的年轻人参加进来。贺延光、周为民等人被选为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20多岁的周为民还回到清华任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委员,作为“第三梯队”培养。 他被政治推到这个位置,也同样被政治拽了下来。1980年代初,由于参与一次政治活动,他的副书记职务被免。后来,蛇口工业区的总指挥、改革家袁庚来到北京,骑着自行车到清华,亲自将周为民等一批青年游说到蛇口去。 但即便在远离内陆的蛇口,周为民也无法免于政治对其的影响。他当时是“内控对象”,不能到深圳这样的边境地区,深圳市委的一名官员几次要求袁庚将周为民遣回原籍。 1984年,胡启立视察蛇口,袁庚带着周为民一起去见他。周为民还记得,袁庚当时说:“周为民到蛇口没有问题,他无非就是过去那些事情。所谓年轻人在当时的那种背景下,对党犯错误的历史背景了解得不深,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哪怕是做了一些过激的行动,都不应该把他推到敌方去。”胡启立为此事批示,周为民最后得以留在蛇口。 周为民在蛇口曾任职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直至1997年离开蛇口。如今他在一家投资公司做职业经理人。此后有关他的新闻大多与商业有关,比如2008年的一条:他所在的公司“正在筹备一个大概10亿至15亿人民币的产业基金投资清洁能源”。 对贺延光来说,远离政治是主动的选择。进入团十大后,他成为北京市青联副秘书长。但那时不少参与镇压“四五”的人仍在岗位上,贺延光感到自己就像个政治舞台上的“花瓶”。 他便申请到《北京青年报》当摄影记者,两年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在“文革”中听到了太多谎言,因此他格外向往真相。可那时的新闻摄影,“为政治服务”才是原则。1983年暑假,他要拍一张胡同里学生的照片。去之前,还特意在办公室里画了张图。到了现场,就按照草图找几个孩子,“你往这边站站,你往那边站站,就这么拍,天经地义”。 “那时候摄影记者为了达到宣传效果,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像拍解放军的战鹰飞长城,战鹰飞过去,那都是靠专门调度的。我们的新闻照片都是这么拍的。在照片的拍摄过程中你都可以看到,权力无所不在。”他大声说。 其后,西方新闻摄影观进入中国,摄影记者开始意识到真实的力量。“胡同里的学生”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一张假照片。 在过去62年的人生里,他意识到“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会使人分化”。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了“四五”运动里相当有名的一位代表。他下自行车与对方打招呼,跟他说了几句有关时局的话。可对方变得很害怕,连说,“算了,咱们不提这个话题”。此后,这个人也再没有出现过。 “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历史,哪怕影响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贺延光说,“所有政治运动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现在坚定地推崇普世价值的信念,对我们这一段有经历的人,这是一种赎罪的过程。你明白吗?” 这群人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 如今回顾“四五”,周为民觉得那个时候人们的“民主水平并不高”。“包括现在我自己说话动不动就启用毛主席语录。那就是我们熟悉的语言体系。我们这代人,带着太多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我们这代人要翻过去,不要期望。” 现在他不大谈政治,不过,他对现在的年轻人感到乐观,“还有80后、90后,好一些70后,我是挺看好这批人。这个社会一定属于年轻人,不属于老年人,社会就是这么发展,像我们年轻时所受的迷信教育,他们身上更少”。 从左到右分别是陈吕蒙、毕谊民、孙庆柱、周为名 两年前,周为民开通了微博,而他的第一条微博里写道:“年过五十仍然对世界充满好奇,理想主义因此想看到世界变得更好。” 贺延光是极少数活跃在公众视野里的“四五”运动参与者之一。因为常在微博上对公共事件发言,他被一些人称作“老愤青”,对此他并不开心:“不会吧,什么叫愤青?我就觉得他这个评价不准,我挺讨厌愤青这个词的,我是多温和一个人。微博上表现的,不认识的人以为我多严肃,一天到晚的愤世嫉俗,全错了,我是太快乐的一个人。” 他将“四五”前自己的动机看作“常识的判断,就是社会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可那场运动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制度其实比人更重要”。 学者刘小枫曾在1980年代提出“四五一代”的概念。在陈吕蒙看来,“四五一代”从总体上说是民主的拥护者和推进者。这一代的主体是那些还在初高中、思想未定型时期就经历“文革”和插队的人。“插没插过队的差别很大,插过队的等于都是端着泥饭碗的。这期间你没有依靠,将来怎么吃饭都是问题。所以思想活跃程度就高。中国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而今,毕谊民经营着一家从事节能环保业务的企业,同时还在进行“三农”问题研究,他把精力主要放在推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上,比如,如何将农户组织成小经济体,帮他们进行市场营销、深加工。 他总是精力充沛,喜欢和80后、90后一起爬山,正准备征服750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在拍照片时,他会秀秀自己的肌肉。当摄影师请他表情更放松一点时,他立刻活泼起来:“明白,明白,Smile!” 在“四五英雄”的种种聚会上,他总是热心的组织者,他称这群人对自己而言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他说:“在走上广场之前,我是独自一人;可是离开广场后,我融入了一个群体。” 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毕谊民毫不犹豫地表示,“四五”影响了他的一生。1976年时,他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和对体制内一些坏人的反感,走上广场,可这样的诉求并未被接受,他还因此进了监狱。“从那时开始,我不再只是控诉一些坏人,而是开始思考整个制度架构。”他也认为,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不能只靠讨论理论,更要靠解决实际问题。 即便在聚会里,他也不大谈论“四五”往事,只是热心地张罗。出门喜欢穿户外装、戴着顶礼帽的他,笑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我来做联络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看,大家都叫我‘小毕’,我就是小帅哥的性格”。 聚会临近尾声,有人点起了一根烟,问道:“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推进民主应该是渐进式的,像‘四五’这样走向广场来产生这种突变,到底对中国历史有多大意义?”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带来了一段长长的沉默。 毕谊民曾告诉《人物》记者,他极少花费时间谈论什么“主义”或“意识形态”。他一直参与乡村建设的研究,只想关注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寻求其解决的路径并为之努力。“与其泛泛空谈,我还不如实实在在做点事,只谈‘三农’问题。” 但对于那人提出的问题,其实他早就给出过自己的答案。在一篇回忆‘四五’的文章末尾,他曾写道:“我们回忆‘四五’,是为了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反思‘四五’,是为了不再走向广场。” 猜你喜欢 刘伯勤:红卫兵的忏悔 肖像中国:“草民”陈水总 肖像中国:左翼青年 崔卫平:“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冉云飞:时代的病人

Read More

爱思想|程映虹:中国政治的“亚文革”状态

程映虹:中国政治的“亚文革”状态 进入专题 : 文革 国家治理    ● 程映虹        最近中国官方准意识形态的新四论(杨晓青的“宪政属资论”,刘亚洲“党性神性论”、解放军报的“宇宙真理论”、刘小枫的“新国父论”)引起了轩然大波。有消息说,这些文章其实是为某个有关意识形态的红头文件作注,可以说是这个文件的对外版。   很多人把这些意识形态口号的问世称为“第二次文革”的信号,但我认为是“亚文革”(或者也可说是“次文革”或“半文革”)的发作。更确切地说,文革结束已经有一代人的时间了,但中国政治始终处于“亚文革”的状态。今天的中国,要重演文革是不可能的,历史也不会复制一个文革。但形形色色的“亚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它时强时弱,时隐时现,一直是党国施政的一种方式。   什么叫“亚文革”?就是文革政治的那些极端表现消失了,文革政治也不再能囊括国家政治生活,更不用说是社会生活,但它的一些主要形式仍然保留下来并时不时地重返政治舞台。在这个意义上,“新四论”和文革的联系并不在于它们的具体内容(例如刘亚洲说党性就像基督教的神性,党就像引领以色列人的摩西等等,放在文革中他会为了这些话或者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或者被军管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而在于重大政治信号以这种文革的方式被传递出来。   文革政治的那些极端表现,如狂热的个人崇拜,残酷的党内路线斗争,社会分裂和大规模武斗,以及思想文化的极端禁锢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完全的对应存在,但不乏类似的现象。例如薄熙来前几年在重庆的地位和他在毛左新左和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者中的影响离个人崇拜已经不远了。“红歌”运动也是文革“革命文艺”的翻版。八十年代至今党内的权力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也有过重大事件,只是没有用路线斗争这个名词(今天常常用反腐的名义)。至于社会分裂,其他不说,就在如何看待毛和毛时期的中国这个问题上,两派在程度上已经很象文革时的派性之争了,而且是全国范围内划线的派性,而不是像文革时候各地不同的派性。这种分裂也已经有了个别的肢体冲突,只是没有发展到武斗的地步。   文革政治的理论原则是阶级斗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原则自八十年代以来早就以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的名义复活并一直在用,并且得到了反分裂斗争口号的强化。   今天“亚文革”的主要形式,一是党内文件比法大,内部文件是最重要和权威的政治信息,内部传达文件又是最重要的信息传播途径。二是通过报刊公开发表一些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指向性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往往就是“中共中央中发某年第某号文件”的对外版。这是两个最文革化的现象,也是当代中国在信息传播上和世界潮流最背逆的现象。凡是有这两个现象出现,就会让人们感到时光倒转,条件反射地想起文革。“新四论”和它们背后的那个文件,不就是这两个典型吗?   今天,中共党政系统中重大信息仍然采用内部先传达的方式,这是体制内的人都知道的,如习近平正式就位后发表的南巡讲话就是如此,而这次几篇党报军报的重要文章更是重大政策的信号或者政治试探。这让人想起二十二年前,内部传达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南方日报一篇公开的“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报道就此逆转了1989年后向左转的政治风向。这完全和文革时大事小事都由党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开道,在重大政策导向上,两报一刊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比法律、也比人代会和国务院更有权威一模一样。在一个民主、开放、多元的社会的人眼中,重大政治问题以这种方式提出并以这种方式解决,完全是匪夷所思的。   所谓“亚文革”状态实际上表明无论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多大进步,也无论中国对外开放到什么程度,面对最重大的政策分歧和社会冲突,掌权的政治集团除了“文革那一套”,还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最说明问题的,就是还用报刊文章来发出政治信号。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左”还是“右”,都离不开这个法宝。   这些年来,“文革又来了”的恐慌,多半是由某些报刊文章引起的;而“要搞民主了”的欣喜,也常常是由同样的渠道产生的。   精英离不开用“文革那一套”来处理矛盾和冲突,连信息发布也要利用“两报一刊”的意识形态口号的方式,因此中国高层政治一直处于“亚文革”状态。而对于很多从来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普通民众来说,文革也是他们最熟悉(可能是唯一熟悉的)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办法。因为除了动乱、匮乏和贫穷,文革的造反和无序,也何尝不是对被剥夺和欺辱性的社会秩序的报复?如果在权贵的财富和权势面前自己反正一无所有,文革又怎么会损害自己?这种心理可以说是“亚文革”状态在社会底层的基础。   说到底,文革是毛的遗产。毛拒绝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拒绝现代社会处理不平等、矛盾和冲突的办法,发明出一个文革,连信息发布的方式都和普世各国不一样,一方面拒绝新闻自由而另一方面又让党报党刊的政治权威和作用凌驾于立法机构和政府之上。三十多年后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这种治国方式的亚状态中。   “新四论”拒绝宪政和代议民主。而拒绝了这些,中国人所知道和有经验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替代方式也只有文革了。今天的中国也还没有新闻自由,但又有文革中达到顶点的党报党刊的话语霸权。二者相结合的结果,就是离奇古怪的“新四论”引起的恐慌和紧张。但回过头来看一下,文革不是一直以这样那样的亚形式存在于中国政治中的吗?    进入专题: 文革 国家治理   

Read More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