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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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论语丨高岗:最耀眼的政治流星

作者:克念 1949年9月30日,北京,新政协即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当代表们看到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位党内副主席候选人名单时,都大为惊讶。他们纷纷交头接耳——为什么是高岗?...

【习总日记】刘少奇、薄熙来、郭文贵谈话录

(2017,5,21) 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贵5月21日报平安直播视频。今天纽约的天气啊,那真是叫好呀。平均华氏60度,不冷不热,春天又回来了。我才从中央公园健身回来,洗了澡喝了几口水就赶紧给推友们直播报平安视频。呵呵,文贵知道推友们已经等不及了。可不能耽误啊,推友的事情就是文贵的事情,推友看文贵的直播视频是文贵天大的事情。这个必须做好,而且要准时不能耽误。...

新浪博客 | 李悔之:刘少奇率先提出“党可以不受法律约束”

(一)执政党不受法律的约束 1955年1月间,张鼎丞(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少奇作了许多指示,他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 1955年7月间,刘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指示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华夏文摘|老贫农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文革已经过去整整50年了,由于有人一直阻挠对文革历史的揭示和研究,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对文革的本质,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一直缺乏正确的认识。更有甚者,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否定文革的历史决议,公开为文革招魂,为发动者毛泽东大唱赞歌。...

凤凰网 | 麦克法夸尔:我为什么研究文革

近日,美国著名历史学及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以“海外中共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为题,应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之邀发表演讲。...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李志绥 (节选6)

13 毛的内宫中,如果说江青是最依附毛生存的人物,叶子龙则是对毛最有用处的人。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后来我从汪东兴那得知(叶也亲口告诉我),叶也给毛找女朋友。叶替毛从各种来源提供女孩–机要秘书室、机要室。他都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

【河蟹档案】2013年度中国人渣排行榜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青岛助手:#大内第一高手#一品带刀侍卫。。大内第一高手 [奥特曼] 2014年01月02日 *司令本:郑州书记坐地铁被记者偶遇了,北京公安局长巡街被记者偶遇了,多么狗血的剧情啊!莫非是网民包子铺偶遇的连锁反应。呵呵!不出所料,自从吃包子之后,神州处处有偶遇啊![哈哈]|相关新闻:《北京市公安局长新年首夜配枪巡街》《“包子秀”后,各种“偶遇”上演》 2014年01月02日...

谈谈刘少奇的一次讲话

谈谈刘少奇的一次讲话 文章原标题:刘少奇最臭的一次讲话 作者:李昌玉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17 本站发布时间:2012-1-18 0:44:38 阅读量:28次   1月14日,大陆媒体称之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又一届选举,在蓝绿、三党的激烈竞逐中揭晓。马英九以得51·47的选票再次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在我们习惯于99%、100%得票率的大陆人民看来,仅仅多出50%一点点当选,实在是有点遗憾,不值得自夸。   笔者是一名退休了十七八年的语文教师。记得好多年前的高考作文题,有过一次叫《习惯》。对于“习惯”,大多考生叙述或议论的是坏习惯,而不是好习惯。坏习惯一旦养成,于己于人于国就贻害无穷。中共建政六十几年来,不是没有选举,而是所有的选举,特别是人民代表的选举,完全是“形式主义”的走过场。久而久之,经过六十年的历练,现在大家都习惯了“领导提名,群众画圈”的“民主选举”方式。习惯成自然嘛!选谁还不是一样,选出来的“代表”也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什么“民意代表”?那是台湾、香港的玩意儿!“人民代表”是党赏赐给他们的“荣誉”称号。他们自己也羞于承认自己是“民意代表”!   不过,回到六十年前,中共刚刚建政的时候,还是有人对于这套“形式主义”的选举不满意,因为这和5年,仅仅5年之前,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郑重承诺不符,免不了唧唧哇哇,说三道四,这些不三不四的议论,到底形成了气候,中共不能不做出正面回应,于是,刘少奇以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之尊,在1951年2月28日,被迫驾临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一通关于为什么不能采取“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讲话,以正视听。   这个讲话,可能是刘少奇在建国后最臭最臭的一次讲话。他说:   说到选举,有些人就常常想到“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这句老口号。无疑问,过去在蒋介石反动的独裁政权底下,提出这个宣传口号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那是有它的进步意义的。但是,这个口号如果拿到今天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底下要求立即实行,对于中国人民目前的实际情况则是还不完全适合的,因而也是不能完全采用的。中国大多数人民群众,主要是劳动人民还不识字,过去没有选举的经验,他们对于选举的关心和积极性暂时也还不很充分。如果在这种情形下,就来普遍地登记选民,机械地划定选区,按人口比例一律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来直接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根据我们过去在若干地区实行过的经验,这样的选举反而是形式主义的,它给人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损害人民的积极性,在实际上并不能使这样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更多的代表人民的性质,因而也就不能用这种办法使今天的人民政权更加民主化,更加密切地联系人民。   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者是注重这一套形式主义的办法的,他们也常常满足于这一套形式,以便他们能够在选举中加以操纵,假代表人民之名来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之实。然而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首先注重的不是这一套选举的形式,而是它的实质,就是说,要使人民,主要使劳动人民真能选举他们所乐意选举的人去代表自己,并要代表能忠实地把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到政府中去。只要选举能真实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在选举的方式上去斤斤计较,而尽可能地采用群众所熟悉的和便利的方式去进行选举。北京市的这种选举方式,证明对于人民是便利的,是在目前可以采用的方式。   刘少奇的这个讲话其值得肯定的优点就是“坦率坦白、直言无讳、无遮无掩”。他道出了老底。他说:因为在中国,“劳动人民还不识字,过去没有选举的经验,他们对于选举的关心和积极性暂时也还不很充分”,根本不能实行“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选举,但是,“过去在蒋介石反动的独裁政权底下,提出这个宣传口号”是为了“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原来这是强蒋所难,是一个在中国不能实行的“宣传口号”。他一口咬定,“普遍平等的选举”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的形式主义,咱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选举是不讲究“形式主义”,只求实际内容的。这是刘少奇的众多讲话中最臭的一次讲话。那么,当年中共是怎样“提出这个宣传口号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呢?余生也晚,那时还是一个懵懂少年,没有记忆,只能查阅文字记载。好在有书可查。   第一篇是《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的专论《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署名力 民。   该文劈头就说:   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并从而诬蔑解放区的民主选举。如像去年12月26日的《和平日报》社论就可作为代表,那社论里面说:“……共产党拿‘普选’和‘不记名投票’来欺骗人民。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就是‘民主’,简直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种说法,不仅是诬蔑解放区的人民。而且推论下去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还无法运用民主选举,还应当由他们继续“训政”下去。居心何在,不问可知。   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 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解放区实行民主选举的经验便是明证。我们略举几个例子,看看解放区是怎样选举的吧:……   有意思的是该文批驳的正是刘少奇批驳的同一个观点“人民文化低就不能实行民选”。于是该文举了解放区农民——一群文盲半文盲——用“投豆子”的方式选举,证明“人民文化低也能实行民选”。刘少奇不知道他在北京人代会的讲话掉进了自己设置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逻辑陷阱。   《新华日报》言犹未尽。过了几天,1946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又追发了一篇社论《论选举权》,进一步阐述“选举权”的重要性。该文说:   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本来,人民只享有一个选举权,还不能够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像中山先生所说:“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要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能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但是,假使人民连选举权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谈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几千万里了。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只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除却“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外,一达到成年,都应享有选举权。不能加以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条件,另一方面,每一个人民也只应享有一个选举权,不能依据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及至居住条件等优越条件,而取得一个以上的选举权。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而实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选制”。固然,在过去,甚至现在,有些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并不是普选制,而是限制选举制。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潮流所趋,很明显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选制了。特别在我们中国,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张普选制。在理论上,一切人民都将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以上两文均见于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天,在隔了68年之后,我们再来重读这篇文章,实在是感到两眼昏花,两掌渗汗。恕我再把此文中的警句引述一遍:“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能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但是,假使人民连选举权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谈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几千万里了。所以”,该文斩钉截铁地说:“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真是字字珠玑,句句透理。   笔者不是法学家,说不出更精辟的论述了。   所以,刘少奇在庄严的北京市人代会上郑重其事的讲话,其实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他自己骗自己的伪问题,是一个欺世惑众的伪问题,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伪问题,是一个中共要实行一党专政无法化解的伪问题。这是1951年的故事,当时要以理服人。   刘少奇对北京市的人大代表,作出了承诺。他说:   “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式,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能因而也不应该一下采用。这只有在各种准备工作均已做好,中国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经过了相当长期的选举训练并大体识字之后,才能最后地完全地实行这种选举方式。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六十一年已经过去,我们自己由青年到了即将就木的老年,我们的孙子都成了成年“公民”,而这个“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式,还只能望洋兴叹,望台兴叹,望蒋经国兴叹,望变成历史了的“蒋介石独裁政权兴叹”,望马英九兴叹。   而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在刘少奇发表了这个最臭的讲话之后,6年后,一大批人跳出来再对选举说三道四的,完全打成了右派。无产阶级的铁拳头封住了众口哓哓的嘴。这个问题也就寿终正寝,完事大吉。   但是,今日里,台湾的“总统”选举或“地区领导人”选举,对大陆实际上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挑战,是一篇笑里藏刀的檄文,中共能不能拿出一手高明的对策呢?请品味一下马英九当选后笑咪咪的讲话。他字斟句酌,通篇用了18个“台湾”,极力避免刺激中共,仅仅一次提到“中华民国”。在其中一个段落是这样讲的:“我们还要继续推动改革,我会大刀阔斧的来推动,让台湾脱胎换骨,要为我们台湾公平正义有序发展奠下坚强的基础。各位乡亲,我会用生命来扞卫‘中华民国的主权’,台湾的完全和台湾人民的尊严,生生世世要为台湾奋斗到底,好不好!这是我对台湾最庄严的承诺。”讲话中的“中华民国的主权”加了引号,不知是不是大陆媒体转发时加上的。在这里“中华民国”绝对不能置换为“台湾”,从修辞上看,真是煞费心思,高明得很啊!他就是这样“走私”,贩卖私货。谁能说他在搞“两个中国”呢?没有,一点也没有。他还说了一句“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萧副总统在过去4年当中对我的支持。”让人不会忘了他的“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马英九,这小“马哥”坏得很,奸得很,难对付啊!   中共要主动出击,出击,开动瓦良格航母出击,起码是逐步实行现代法律意义上的选举。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刘少奇如何从延安崛起的

换言之,是在延安,刘少奇才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 长征途中刘少奇分别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不很高。到达陕北后,1936年,刘少奇来到天津,于次年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后来赖以发展的班底开始逐步形成,包括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杨尚昆、杨献珍、林枫、刘宁一、赵林、强晓初等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项英死难。新四军彻底成为毛泽东的掌中之物。1941年1月20日,刘少奇被任命为新四军政委、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央华中局(合并后的中原局、东南局)书记,成为毛泽东在南中国的唯一代表人,地位第一次超过了早在六届一中全会之前就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 不过,他的真正崛起还是在1942年回到延安之后。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于当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得到毛泽东的亲切迎接,据组织这次迎接活动的杨尚昆回忆,可谓是倾巢出动,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列队欢迎这位胜利者归来,这是刘少奇一生最为荣宠的时候,1942年12月31日,专门为 他开了一个欢迎大会,毛泽东、朱德都发表盛赞刘少奇的讲话,毛泽东郑重肯定了刘少奇在华中的工作是“卓越而富有成效的”,他称刘少奇是“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这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另有借重。 到延安后,刘少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3年3月16日-3月 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泽东任“主席”的提议(亦即“毛主席”来历)。 我们知道,在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显然,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 党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刘少奇到延安后飞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第一个“毛主席”的头衔是1931年他在江西瑞金苏区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实那时正是他大权旁落的时候,这个“国家主席”有名无实。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后来,七届一中全会进一步设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这个职位。从法理上来说,“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这个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一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之福了。 紧接着,在4月,轰轰烈烈的整 风 运 动全面铺开!整风运动的实质就是彻底清洗王明的旧班底,包括打击一直很有威望的朱德、周恩来,陈毅在二月逆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说出了真相:“整风的时候,谁喊毛主席万岁最厉害? 还不是刘少奇?事实证明呢?我那时候和总理一样,都是受气包、都要靠边站,结果,我们是最拥护毛主席的!往往表面上喊的最厉害的,实际最可能就是反面······”这句话 后来被说成影射林副主席。陈毅还说:“整风其实就是整人,抢救运动一搞出来,死的比抢救前还多,问题严重到主席最后出来擦屁股,教训有多深刻!”这句话就是著名的反整风论,也是毛泽东后来大为光火的一句,毛泽东后来对陈毅咆哮:“你陈毅说延安整风整错了,你可以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我看,全党不答应!” 整风的矛头直接对准王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任弼时配合毛泽东的讲话,做过几次发言,总结了自从1927年以来党 内 斗 争的复杂性。指出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忠实代表,并且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是刘少奇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字眼!整风运动没有文革那样猛烈,因为大家还都在一条船上,况且,摆在第一位的是全国的解放,因此,毛刘见好就收,把扩大的战果带到了1944年5.21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请记住这个重要的会议!在这次全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了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决议决定在全会期间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由这个主席团来代行一切职权,直至七大召开。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在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时,常常伴随着一个“最”字,使我们联想到这个字眼原来不是林彪的专利。如“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 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与康生同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主任毛泽东推进整风的左膀右臂。温情脉脉的“修养”,使得“抢救运动”棍棒加身的时候也不觉得那么屈辱和惨烈了。这也许可以视为中国几千年“儒表法里”的政治文化的现代翻版。在整风中,劳苦功高的周恩来、张闻天、陈毅、彭德怀等人都受到过火批评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而康生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当毛泽东亲自出来鞠躬、敬礼、赔不是的时候,人们就把“抢救运动”这页丑恶的历史轻轻地揭过,结果是让康生韬光养晦,在“文革”中再度大显身手。 据说,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过一句话:父亲对于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通观刘少奇在延安崛起过程,这话的确有理。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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