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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研究院,学习型的朋友群落

作者: 信力建   日前,著名时评家、作家、博主卫金桂女士受邀加入信孚研究院。 卫金桂,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现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最热门文科选修课教师、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编委。曾任北京市丰台区第七、八届常委;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主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持或参与各类研究项目十多项。2011年出版小说《中国女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小说《伊甸园之殇》、《承担——60后大学生》已与名牌出版社签约,将于本年内出版。 迄今为止,卫金桂发表的文章已近千篇,杂文、随笔、书评、学术、生活,包罗万象,博古通今。某媒体曾如此评价她:作为历史研究者,她喜欢写评论,却不拘泥于媒体报道。她写生活琐事,却能引发网民地震,独成一家新闻。卫金桂自称“自由主义信徒,甘地主义态度”,事实上这也是信孚研究院的基本核心:自由主义,包容理性,主张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达成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不管是什么派系、什么主义。 信孚研究院是神马?更形象地说,它是信孚的专家朋友们的一个“大客厅”、“休养园”,更是国内著名学者们的“精神家园”。 简单地说,信孚研究院秉承和推行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理念和“学术自主”的模式,提倡求真、分享、自由、有趣、共进的合作方式,努力整合全球华人的知识学术资源,为每一位有共同价值理念和追求的学者专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学者最便利最宽松的研究环境,着力于共同研究国内和国际发展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网络,携手推动社会进步。 未来,研究院将逐步走向国际现代化的公益组织运营模式,启动基金化运作,力求公开透明,但这只是初步设想。目前,研究院是独立支撑,适度资助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率先实现信孚提倡的“时时、人人、处处”学习的大教育梦想! 目前,信孚研究院里的“牛人们”包括:袁伟时、曹思源、杨恒均、陈有西、吴祚来、秋风、颜昌海、童大焕、熊培云、李悔之、周虎城、杨佩昌、野夫、李剑芒、袁征、罗天昊、袁天鹏、李小鸣、李公明、鄢烈山、笑蜀、令狐补充、郎遥远、王晓阳、章文、熊丙奇、曹保印、荣剑、范泓、刘柠、叶匡政、刘洪波、郝建、薛忆沩、易富贤、余以为等知名学者。 研究院的“主业”很丰富,包括吃饭、喝酒、旅游、度假、做善事等等。只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广州,都会受邀参与信孚饭局,几样小菜、一壶好茶,思想碰撞,天马行空,各自惬意。比如,今年以来,与袁伟时、杨恒均、程刚等谈“中国话为何让世界焦虑”,与王则楚、李公明、唐明灯等谈“国家主义者”,与陈思、鄢烈山、蔡慎坤等谈“穆兄会的兴衰”,与冉云飞、赵牧等谈“外交价值”,与山田正行、余以为等谈“日本的政治与教育”,与邓良平、韩世同等谈“民企的春天在哪里”,几乎每个饭局都有个主题,而每一次的讨论都有所收获。 旅游度假,也是信孚研究院的特色之一,通过文章交流的“读文”,到互动交流的“读人”,再到行走天下的“游学”。比如,与杨东平、陈有西、杨恒均等游走以色列,与秦晖、金雁、秋风、张鸣等游走东欧诸国,与徐列、邓良平等游走日本,与袁伟时、鄢烈山、向熹等游走希腊古国,与吴祚来、曹保印、周虎城等游走印度等等,每一次游学之旅都充满新奇,沿途知识互补,观点辩论,趣味之至。 做文化善事,更是信孚研究院乐此不疲的事情。比如,联合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媒体等做文化论坛、捐资助学,举办“儒教研讨会”、“武夷论道”、“信孚公益论坛”、“印度文化论坛”等,向农民工家庭赠送教育图书,为在校贫困大学生设立奖学金、调查基金等等,去年开始推出“好书送好友”活动,为学者、媒体、网友等赠送几千本好书,获得了诸多好评。 简单,慈善,乐学,有趣——这就是信孚研究院。如你想加入我们,欢迎给我们来信:[email protected]

白衬衫 | 一个公务员医保等于四十个普通市民

广州拟适当提高个人医保筹资标准。近日来自政府的声音这样说。这个拟议,半年前也出现过,当时被市民强烈的反对意见狙击。 没有新的情况发生,提高缴费标准的依据,仍是居民医保年度基金缺口1.32亿元。这个数据,半年前已被引用,现在并无更新的情况。那么半年前的反对意见,现在难道会改变吗? 很多时候,涨价的话题被反复提起,提高收费的拟议被反复提出,否定一次,再来一次,否定一次,再来一次,就这样一次次地,涨价和提高收费就从风声变成议题,从议题变成方案,从方案变成政策。涨价和增加收费一方百折不回,总是达到目的。风声传出时,人们觉得不值一提,但反复“吹风”,起到“议题化”的作用,于是议题出现了。议题会被否决,但反复提出,就又有了方案。方案反复修改,最后就成了政策。从陌生到习惯,事情是这样办成的,而且显得很有耐心。 半年前开始的医保提高收费争论,因超八成市民反对搁浅。当时市民理由主要有三,一是福利出现缺口就向市民伸手,违背公益;“新医改”本是新生,经营问题应与政策制定和经营管理有关,与公众无关,不该向公众要钱;三是涨价须有合理程序,而非直接抛出。 现在,这三条反对意见,有哪一条变化了呢?大概只有第三条,涨价须有程序。在政府看来,上次要涨价,被否定了,这回再提出涨价,大概就可以算是经过了市民讨论的程序了。但如果这就算程序,那无非是说,前一次的冒然强推被反对,成了这一次直接拟推方案的“讨论程序”。这样,岂非任何荒唐的政策都可以“合乎程序”。 在广州这样一个城市,医保资金缺口1.32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城市的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财政对医保的投入占到的份额是否相称?市民共享发展成果既是执政方略,财政是否有能力支付每年1.32亿的资金,财政增长速度是否能够保证居民医保费用按相应速度增加?这些原本是首先要考虑的事情,提高居民医保缴费,看似保持医保资金平衡,实为让居民自己来平衡账目,而非让财政来保证福利改进。 另一项数据,一直令人感觉到不公平,就是医疗保障上的官民差距。2011年,广州市6万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费达到了1.5亿元;而全市数百万普通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仅为1.3亿元。国家公务人员一个人的医疗费用,相当于40多个普通市民。以如此巨大的保障差距,能够说服数百万市民来赞同一项增加医保收费标准的方案,实在令人生疑。直到现在,广州市的国家公务人员公费医疗改革,仍是“尚无时间表”,提高普通市民医保缴费标准却再度急进。 半年来,普通市民的医保缴费年限,延长了5年,实行强制医保也列入改革方案,这些都是争议巨大,不次于提高医保收费标准。只是涉及到民众的事情,只要政府意欲推行,从一次否决到下一次提出,总是很快的,但涉及到公务人员的事情,改革起来就总是“尚无时间表”了。急缓之间,重轻之间,取舍令人无言。 就在几天前,新闻报道国家大员表示“哪怕勒紧腰带也要想办法完善大病保险制度”,一定要守住一条底线:“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和健康,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又称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现在要让这个‘利’,更多地落在百姓身上”。政府的裤腰带勒得有多紧呢,落到市民身上的“改革红利”有多少呢,市民到底成了“改革红利”的来源,还是成了“改革红利”的去向?如果说改革是利益分配,那么医疗改革中,公务人员所分到的和普通市民所分到的,各有几许? 回答这些问题,再来谈提高医保缴费,比“因为有缺口所以要补充”来得顺当。 本文摘自《刘洪波:政府要办的事,市民永远否决不了》 -----白衬衫

Co-China周刊 | 刘洪波:无论早晚,正义必须到来

“道歉不是追究罪行,而是良心上的表示。罪行的追究是有时效的,而且也需要明确的主体,经常是具体的人。历史上所发生的错误实际上难以补偿,罪行也往往无 从追究,而作为道德体现的正义恢复、良心醒悟没有时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民族如果曾经犯下罪错,那么偿还道德与良心上的债务,永远是需要的。”   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法案,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排华法案等歧视华人法律表达歉意。这被视为迟到的公正。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据说是流行于英国司法界的格言,现在也深为国人所熟知,被人反复引用。每当我们面对显然的非正义不能及时改正,这个格言就会响起。然而,如果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那些为历史不公正而做出的努力,岂非失去了恢复正义的意义?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毕竟是一个句格言,一个形容格式的话语而已,而非一个法理学的结论,一个可被证明的逻辑论题。它可以提醒人们恢复正义不可拖延,但不等于拖延既已发生,那么正义就不可再得,从而改变也失去了意义。 在正义不可拖延的意义上,“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因为那是知其为非而无所努力;在改变不公正的意义上,正义与非正义有明确的界限,迟来的正义仍然是正义。 在美国参议院通过道歉法案后,推动众议院通过道歉法案,推动白宫就历史上的排华行为作出表示,将依次展开。就历史的错误进行道歉,这在很多国家都已发生。这些道歉,有时针对特定的族裔,有时针对外国人民,有时针对本国民众。无论受害者群体在哪里,只要国家或政府的行为带来群体性的伤害,道歉就是一种应有的态度。 道歉不是追究罪行,而是良心上的表示。罪行的追究是有时效的,而且也需要明确的主体,经常是具体的人。历史上所发生的错误实际上难以补偿,罪行也往往无从追究,而作为道德体现的正义恢复、良心醒悟没有时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民族如果曾经犯下罪错,那么偿还道德与良心上的债务,永远是需要的。 二战后德国向犹太人和以色列反复表示道歉,请求“宽恕德国人的所作所为”,被视为历史反省的典范。而日本在二战期间行为的有限道歉以及不时反复,则使东亚民情陷入反复纠结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慰安妇问题,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军队不对强迫妇女成为慰安妇负责,不仅激起亚洲相关国家愤怒,而且美国国会也作出回应,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其军队奴役慰安妇,并正式道歉。 在美国,1988年里根总统向二战中被监禁的美国籍日本人正式致歉,1993年国会为一个世纪前推翻夏威夷王国道歉,2007年多个州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奴隶制道歉,2008年国会众议院为奴隶制以及延伸至20世纪中期的种族隔离道歉。在澳大利亚,2008年陆克文总理对历史上发生在原住民身上的残忍事件道歉。这些远不是国家道歉的全部。 每一次国家和政府道歉后面,都有着公民活动的铺垫,都有着社会认识的进步,都使人看到文明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繁育。对于政府来说,为眼前的某件具体的事情表示歉意,相比为某个历史罪错道歉,要容易得多。这不仅是因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必揭开历史的伤疤”,而且可能是认为“责任有分期”,现在人不必为历史负责。 我们应当为前辈所犯的罪错负责吗?回答是有争议的。“我从来没有拥有过奴隶”,“杀害犹太人时这个世界还没有我”,“人不能为没有参与其间的行为负责”。这里面有一套严密的逻辑,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日本人,以及拒绝为历史不公正行为道歉的任何人,都可以引之为据。而按照现在一种通行的道德主张,人仅能承担其自我选择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人作为道德主体独立而且自由。而另一方面,政府被赋予中立无偏地治理社会的意义,而非考虑社会的良善。从而,美德不具有共同标准而成为个人选择上的偏好,“集体责任”、“历史责任”以及“道德政治”等更加不必存在。 无论作为道德主体还是法律主体,“个体独立而自由”无疑具有巨大的解放意义,并且成为近代以来定义人这个概念的第一义项。然而,人又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历史中。所有人都会同意子女对父母存在责任,而父母并非子女所选择;所有人也会同意国家关照国内公民比国际援助有更大的义务。 历史罪错在很多国家都曾经发生,也许每个国家都有其“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是随着历史认知和文明观念的演进而被发现,因此,是否道歉将不仅考验相应国家和政府的道德勇气,也标志其文明水平。 美国参议院就历史上的排华法案作出道歉,不必视为国家道歉的典范,但也不能因其“迟来”而认为没有意义。也许,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国家道歉行为,人类的文明程度、人类政治的道德尺度,已发展到能够展开国家、政府和民族自我反省的水平。面对众所周知的历史错误,采取回避乃至否认的态度,将越来越显得冥顽不灵。 (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刘洪波,媒体人,《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原文链接: http://gcontent.oeeee.com/a/3e/a3eb043e7bf775de/Blog/11c/a73153.html )

毒胶囊惊动中国 “人人害我,我害人人”?

中国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安全丑闻中最新一件是药品的毒胶囊事件。一些人指出,中国的体制和社会出了严重问题。 在公众的恐慌和愤怒声中,中国已经拘捕53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涉嫌生产和销售用皮革废料制成的有毒药用空心胶囊。由于皮革在加工过程中用到重金属铬,这些劣质胶囊中铬的含量超标,有可能致癌。这种工业明胶的成本低于可以吃下去的明胶。一些企业用这种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流向下游制药企业,再流向市场。 毒胶囊,是民间和部分媒体的说法,而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说法比较含蓄,把这称作“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是非法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及使用铬超标胶囊生产劣药”。备受抨击的食品药品监管局4月20日开会全面部署药用胶囊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行动。 监管不力犯众怒 流毒蔓延到食品 中国40%的空心胶囊是浙江绍兴新昌县生产的,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说,那里存在长期疏松的“空心监管”。 《21世纪经济报道》报社办的 21世纪网发表江佩霞的文章说:“工业明胶的产业去向,已经从‘毒胶囊’蔓延至食品、化妆品和雪糕冰淇淋乳制品企业,消费者恐慌情绪急剧升温。” 在这之前,VOA了解到,至少在天津的市场上,餐厅里,有些虾和螃蟹被注入了胶,以便增加分量。 《环球时报》的社评说:“在现代信息环境下,每一次食药安全事故都可能成为重大舆论事件……对有害食药的担心很容易发展成社会恐慌,进而演变成对政府监管不力的愤怒。” 有博客作者把问题归咎于政治体制,作者质问当局,怎么还不政治改革?难道要等到人民都被毒死吗? 受害者、害人者和大环境 群众也把矛头指向制药企业,但是制药企业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对此,广东的政论作家朱健国评论说:“9家企业都说:‘我们是受害者,我们不是制毒者。’现在新闻报道的语气是在批判这种观念。但是实际上,9家企业的说法有道理。” 学者朱健国引用法国作家雨果的话说,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社会。朱健国告诉VOA,从三聚氰胺到毒胶囊,尽管犯错甚至可能犯罪的是这些企业,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它们。企业都想当百年企业,都重视自己的信誉,它们为何铤而走险?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没给它们放心去做百年的安全感。 朱健国接着说:“所有的企业都想抓住现有的时机去捞一把赌一把,不管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国营的,因为它的掌舵人过两年就要退休或者调离,它就在现有的情况下尽量去捞。民营的,不知道明天的中国会怎么样,有些人拿了绿卡,随时准备逃。在这种心态下,中国永远会无止境地出现这种三聚氰胺和毒胶囊。” 企业逐利 钱可通官 也有不少人把问题归咎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事评论员“五岳散人”认为,追求利益和监管失灵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监管失范而利益输送异常,反常的利益输送又收购了监管的权力,到最后他们就都赢得了市场与钱包,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 互相投毒 博客作者灵鸣写道:“人人都在抱怨,人人都自诩为受害者……生产激素牛奶的逃不开瘦肉精,做瘦肉精的吃地沟油,做地沟油的吃皮鞋酸奶,做酸奶的吃有毒胶囊,做有毒胶囊的吃避孕药黄瓜,生产黄瓜的吃油鱼,做油鱼的吃纸板、血脖肉包子,做包子的喝工业酒精勾兑的名酒,做酒的最终还是吃了三聚氰胺奶粉”。 有些分析人士把这称作中国社会的“互相投毒”和“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现象,以及“屡闯大祸、无人负责”现象。 针对那种用旧皮鞋制造食品药品的情况,网民们编了个段子说:“最近皮鞋突然很忙,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爬得了高山,走得了水塘,还制成了酸奶,压成了胶囊。” 相关日志 2012/04/22 -- 变态辣椒:每个中国人,倒在地上,拍扁了,搓成一个个肉丸子,每个丸子都能毒翻一个英国佬 2012/04/21 -- 央视主持人赵普因微薄传播毒明胶传言被停职 2012/04/09 -- 央视员工曝果冻酸奶所用明胶或是破皮鞋制成 2012/02/27 -- 日本人写的中国饮食安全攻略 2012/02/26 -- 刘洪波:自求多福的时代 2012/01/20 -- “三鹿毒奶”市长复出多月 2011/12/30 -- 一个饭店服务员的自白:想吃好饭?把我们当上帝 2011/12/29 -- 蒙牛到底是民族企业还是“民诛”企业? 2011/12/29 -- 中宣部禁止媒体报道蒙牛毒奶事件 2011/12/26 -- 果壳网:蒙牛牛奶中的黄曲霉素为什么会超标?

刘洪波:李娜的真话是这个社会的敌人

         看国际新闻,有时候能见到集体的声嘶力竭,或者表示对某个人的效忠,或者为某个人的某个行为、某句话抓狂。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情态。效忠与抓狂,都是被调动的方式。千军万马、列阵分明的争论,看起来有板有眼,有些也不过是集体的声嘶力竭。   这几天李娜的一句话引起轩然大波,争论的规模还不小。李娜说,打球不是为国家,只是为了做好一份工作。赞扬的,抨击的,不亦乐乎,实在不明白如此阵仗有何必要。   如果李娜是在代表国家网球队出战,说打球不为国家,当然不行。但李娜并没有被国家队征召,只是在参加商业比赛,打球不是为国家,有什么不对呢?就算是国家队征召,运动员也不是只有应召一条路,那些自行宣布退出国家队的运动员,也不能定性为不爱国吧!   如果不指特定的比赛,而是指运动员的全部竞技生涯,他投身竞技不是为了国家,可能性就更大了。为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境遇,为实现自己的喜好兴趣,为实现个人的梦想,都大有可能。这也扯不上不爱国。   固然,不能排除有人整天想着“为国家”,有一种非常主动而为的状态,但国家并不总在生死荣辱的紧要关口,对大多数人来说,平常情况下奔波劳碌,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也不算有负于国。   上面说的都是常理。当然,这不见得人人都赞同。那么权且退一步,这些道理都是不对,又怎么样呢?李娜说打球不是为国家而是为自己,完全不成道理,又怎么样呢?于国家有妨碍,于社会有妨碍,还是威胁了某个人的利益?国家照样在崛起,社会照样在和谐,每个人照样在奔波劳碌或花天酒地。何况李娜只为自己打球,捐助福利和慈善事业也不少。   所谓“钱是人的胆”,未必不是妄猜。自己认为有钱才可以放胆、成功才可以说实话,想法就不可谓阳光,好像无钱、不成功的人都理当矮人一头似的,以之猜测他人,就更显丑陋。   所谓“一厢情愿地认为她是为国争光,又给她升官又给她塑像,现在挨耳光了吧”,同样莫名其妙。李娜打球是不是为了国家,这是她自己的事;李娜赢得冠军,国家与有荣焉,这是客观效果。给她升官,是可笑的;但如果给一个人塑像,非得这个人表示“我所做的都是为国家”才行的话,国家的面目又是何其鄙薄?   李娜打球不为国家,她仍然是中国人;哪怕改变国籍,她仍然是华人。说几句实话,并不危害任何人,何必一片喧腾。李娜是正常的,而这个社会的言语标准不正常。仅此,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社会为何总在呼唤真话。其实,真话正是这个社会的敌人。  

高王凌 | 言有易,言无难:再谈“毛罗对话”

2012年02月09日 10:35:57       一时沸沸扬扬的“毛罗对话”,——1957年7月罗稷南在上海询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有了黄宗英的“亲聆”之后(《炎黄春秋》2002:12;可贵的是还配有一张现场照片),从一个史家的角度看,已经是可以“定案”了。         但若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则还有些话可说。         首先,是黄宗英先生所谓“孤证”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便只有一个“孤证”,他当不当说?说了又管不管用?         当初黄先生的律师史保嘉说起这事,我即表示,“孤证”,在黄先生的立场,倒无须考虑;一件事讲得有没有道理,当由史家去评定,是属于史家的问题。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好比说当庭对质,原告的举证是否有理,当由法庭评定,他只管讲他的理由就是了,别的则不必管。         我还想转告黄先生的是,过去人们重视,甚至是单一地依赖文字史料,现在“口述历史”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治当代史,并不能只靠文字史料(直到现在,经某书“广泛查询”而不收录的事情还是常见的),无论是政治史还是社会史,都不能不依靠口说的史料,哪怕仅是一个“小人物”,讲的只是“乡里琐谈”。这是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和新的潮流。         其次,还得从那一篇反驳文章“鲁迅活着会怎样?”(《百年潮》2002:9)说起。         该文通过大量“考据”,斩钉截铁地认为“毛罗对话”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所谓“没有可能”)。原因倒不是毛有无机会来上海(这是对话的地点),也不是他在1957年曾否来过(这是对话的时间);而是罗稷南这样一个“小人物”,他哪里“够胆”向毛讲这些话(所谓并非“锋芒毕露”之人)?又有什么资格这样讲话(“同毛泽东有多熟悉”)?一句话,“以(罗)这样的性格,又看不出他毛泽东有多深的交往,很难想象他在7月7日晚上那次座谈的大庭广众之下能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具有潜在的威胁性’的话题来”。         事后看来,所有这些推论,哪有一句能站得住?而它在当初又是何其“理直气壮”!         在我(一个历史学者)看来,这件事的重要,正是它连带着一个史学上的道理,即对于一个历史事件,证明其“有”,则易;证明它“没有”,却很难很难。         使我想到这一问题的,是前几年(大约是1994年)俄国著名的中国通、外交家和史学家齐赫文斯基来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在阅读了已经解秘的档案材料之后,可以断定,苏共当初并未反对过中共渡江“解放全中国”。         这是不是太“轻巧”了?轮到大家提问,我便提了几点,算是“矫情”一番,——毛与若干中共领导人为何在这个问题上要公然“骗人”(“好长脸”么)?翻译师哲没听说过(他因苏联背景信任程度有限又未参加所有会见),是否即可表示苏联人没有说过(当时五大书记中至少刘少奇、任弼时二人俄文都有相当功底)?——但关键的问题却在于:档案里没有的,事实上就一定没有吗?         其实,这并不是我“发明”的道理,而是有一句老话,就叫做:“言‘有’易,言‘无’难”。说来话长,1927年王力在清华做研究生论文时,他的指导教师赵元任即为他批了这几个字。据说,这成为王先生的座右铭,一辈子受用不尽(吴辛丑:“言有易,言无难”,《读书》1998:12)。         这一个论点,正点出了前一篇文章特别的“不讲理”处。也是我不认为它是小事的原因之一。         该文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它引述了毛泽东一段话(讲述时间“待考”),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又不敢写。……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           以我浅薄的经验来看,没准倒可以证明毛确实谈过这一问题。它与本文开头所引那段的区别,也没有那么大;如果再考虑到这种文本在发表前还要经过多少道修饰修改的话。         毛为什么要在那36个文人、知识分子面前讲这番话?这或许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想,可能还是与他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朋友”有关(相信那时他还对他们寄予“厚望”呢),所以他才“率性任情”地讲了;换了另一个场合(如在党的会议上),则不大可能(大约也不会有类似的提问)。毛是哪一种人物,我们不好随便定义,但他决不是一位“寻章摘句”的“腐儒”,也不是什么“文秘”者流,却是可以肯定的。我想对这样一些基本的判断,我们都不该错会了意。         最后我想说的是,黄先生所说,恐怕并不是“孤证”。《书摘》(2002:12)有一篇罗稷南侄子陈煌的文章即曾谈及此事(以为文化革命中或不管什么时候人们连私下的谈话都不敢了,这也太想当然),引用自《老照片》第24辑(2002年8月)。所以周大公子海婴知晓此事,其来路自不止一处,——读者一查,便知分晓。         刚刚又读到一段文字,据说,1936年初鲁迅曾对共产党人冯雪峰说:           “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周正章:“1936,鲁迅为何坚拒赴苏”,《同舟共进》2010:6)!           但它若只是一个“孤证”呢?我想只好引用如下的话,以示吾道之“不孤”:           “有人铁口断言孤证没有说服力,但我相信在某些情况下,孤证是假象世界里惟一的真实。”(刘洪波:“解传广先生笔下的伊拉克“,《南方周末》2003年1月9日)           在我看来,这种问题还会不知多少次的碰到,是为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同舟共进》2011:12)   上一篇: 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法广 | 北京话题: 《北京话题》北京低标准的好天气还要欺世盗名到何时

中选网上作者祝振强的文章说,于是乎,有关部门接受记者采访,并宣称什么北京的“天气预报不能被外国大使馆所左右”,我们不能看别人的“脸子”,言外之意,美国大使馆此举是别有用心的,是有预谋的,这完全是个阴谋等等。但事实真相终究不能被长久掩盖,很快人们就搞清楚了,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标准:美国使馆的监测是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PM2.5;而中国长期以来所执行的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PM10,中间竟然整整相差了五倍之多! 对此,《南方都市报》上专栏作者刘洪波的文章说,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一直在享受着一种特色化的“空气标准”,不被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可的空气质量,在我们这里就是达标。我们国家向来反对“双重标准”,但却绝不反对把自己降到低人一等,就连呼吸的空气都认定不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来评价。我们并非不了解PM2.5对空气质量的严重影响,也并非没有测定空气中PM2.5的技术,然而,我们就是不肯把PM2.5列入空气质量评价标准。从前,这一点甚至没有受到过质疑,现在人们极为关注这一问题,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时机不成熟”,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时机”呢? 刘洪波的文章感慨说,我们呼吸着坏空气,却像那些呼吸着好空气的人民一样,只因为一直被蒙在鼓里。我们总是事后才知道,我们这里原本只是低标准的合格,如果我们一直不能达到标准,那么,也将一直不知道真正的合格是什么。我们无法知道的是,目前我们还在独自享受着多少低于国际通用指标的鉴定标准,能够把不合格变成合格,把不达标变成达标。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大使馆原本就没有义务为中国纳税人提供空气质量的信息服务,但想不到的是,这些数据却获得了社会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信任与支持,并被公众和媒体用来作为追问北京市相关部门的依据,这就只能从中国方面找原因了。《经济观察报》上作者田鹏的文章说,北京市环保局耗费远高于美国驻华使馆无数倍的人力物力得出的数据,却难以得到信任,这简直有点儿要让人同情了。不过,北京市环保局掌握着相关数据却不公布,并刻意模糊外界的视线,其目的只不过是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专业术语,来掩盖北京空气质量恶化的真实状况而已。 为何北京空气污染的监测标准既低于美国又低于香港呢?这当然不能用一句“中国人命贱”的玩世不恭带过。尽管北京的空气污染早已是积重难返,但如果在标准上暂时无法达到国际水平,至少也应该让公众知道真实情况,以便及时作出逃离北京或者是移民国外的决定。可实际情况却是,北京的空气质量已经恶劣到在北京工作的那些外国人,需要特别领取空气污染补贴,以补偿其在健康等方面受到的损害;而北京的广大市民,却一直生活在空气污染如此严重的环境中,就连自己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健康风险都一无所知。 综上所述,不少网友纷纷建言,网友@安替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应对美国驻华使馆监测北京空气之举,有两个可行的对策:一,在美国大使馆周围大量植树造林,干净死丫的;二,或者立即宣布美国大使馆监测北京空气质量,严重泄露了中国的国家机密,对此可提出外交抗议,并驱逐大使。南方网上作者狂飞的新闻点评说,不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却对此回应说,你这个办法并不高明,我的主意是,在美国大使馆上空安一个巨大的抽油烟机,让他们每天监测到的数据都是“优”,然后,《参考消息》每天都同步转发美国大使馆的空气监测结果;《环球时报》也同时发表社论宣称:“北京的空气质量,让美国佬都没话说”!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却提醒上述两位说,“根据国际法,美国大使馆及其上空属于美国的领土和领空,所以,美国大使馆检侧和公布其空气污染指数,并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相反,我们批评美国大使馆的相关监测数据,才是干涉了美国内政”。 此外,也有评论认为,抄袭和造假往往联系在一起,都具有欺骗性,如果空气质量这种纯数字的东西也真假难辨,外媒就要说三道四、品评一番了。美国《洛杉矶时报》10月30日发表的文章说,美国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让中方数据黯然失色,而这是北京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曾经担任中国政府空气质量顾问的大卫•瓦格纳认为,这个问题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技术原因,他说:“从政治角度而言,标准很难更改。10年来,政府一直在说情况变得越来越好,如果修改标准,可想而知,人们将会十分愤怒。” 网友王冲引述的这篇报道说,瓦格纳认为,北京的空气质量在奥运会之后并未变得更糟糕,但也未改善,其实,没改善就没改善,以后慢慢改,但在数据上做文章,还不如那些山寨们。山寨无论如何还给中国人带来了便宜的产品,可数据失真,并不产生任何价值,即便是心理安慰也寥寥无几,因为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曾经担任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顾问的北京大学教授朱彤表示,环保部需要购买检测仪器以及培训人员,以确保数据准确可靠,可这都是要花钱的。朱教授的这个说法,笔者不敢苟同,如果花钱就能解决数字不准确的问题,这就简单了,但问题不是出在仪器身上,而是管着仪器的那些人。

河南宋基会的羊头与狗肉

河南宋基会的羊头与狗肉 作者:刘洪波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1-1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8 11:09:54 阅读量:190次     一尊雕像“出卖”了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这已是这家机构今年第二次走上舆论前台。   两个月前,河南宋基会被爆资金管理混乱,热心放贷收息、证券交易、房产开发、融资担保而无心公益,迄今无下文。这次,24米多高的雕像现身郑州郑东新区,再造震动效果,舆论异口同声,钱的问题要说清楚。   河南宋基会还没有说钱的问题。不过,在中国,钱的问题怎样算是说清楚了,原本也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按照正规程序,说清钱的问题,无非是是否分清了公私口袋,只要不落入私人口袋,那就算“两袖清风”,别的一切,好说,也不重要。   当然,今天人们内心里的判断,任何一个工程都很难相信没有钱落私袋的情况,只是是否被“发现”和是否愿意去“发现”,从而查处而已。   然而,对公众来说,其社会认知已经进步到一个官方程序不及的水平,那就是钱的问题,不只是要看公私两个口袋是否分清,即使没有落入私袋,还要看哪个公家口袋出钱,公家口袋是否应该出钱,不当出钱的责任怎样追究等等。   郑东新区的街上,一尊伟岸的雕像,建筑与艺术的结晶,称为“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巨型雕像,今日中国绝不少见,但一般建于山野,形象有大佛、巨龙、炎帝神农等等,搭台唱戏,招人冶游。河南宋基会的雕像却是立于街市,形制虽不可谓出奇,但于城市视野构成的参照系来说,实在如同好莱坞电影里的绿巨人一般,属于庞大之物。   如此庞然一个人像,人们说是宋庆龄。看起来确实很像,而且据产生了纠纷的合作方广州美术学院的说法,雕像应该就是宋庆龄。然而,河南宋基会称不是宋庆龄,而是黄河女儿。是宋庆龄也好,是黄河女儿也好,效果一样。但还是要说河南宋基会毕竟还是懂得一点护主之道,知道用宋庆龄的字号不好,砸自己的招牌,或许原意只是觉得把宋庆龄的形象搞得过于招摇不好,客观上还是避免了让宋庆龄在街头搞怪。只是糟蹋了“黄河女儿”,但他们是不管了。黄河女儿,听起来很尊严,但糟蹋一下也没有谁在意,是不是?   宋庆龄何辜!逝去已有30年了,仍在被河南宋基会侮辱。打着她的名号,“缔造未来”,“为国树人”,却去做生意而不做善事。现在被宋基会铸了一尊巨像,立在街头成怪物,摹其形而不敢称其名,易名曰“黄河女儿”。如此宋庆龄基金会,若是起宋氏于地底,到底将看到她怎样的神情,听到她怎样的言辞,她对自己被当做羊头挂起卖狗肉的情景是何感慨呢。   “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之类的名目,在中国也是极为多见的。妇女、工人、老年、儿童、职工、干部,乃至代表委员等等,都会有以其名义所建的“活动中心”。想必这样的“活动中心”,建起来都是以造福广大相应人群为理由,而实际则基本成为一个个具体管理部门的官员会所,另外就是成为一个个商业娱乐场所。而被冠以名目的相应人群,一般是不在里面活动的。他们只是显示项目建设正当,以及公款调用堂皇的借口。挂羊头卖狗肉,这又是一桩。   河南宋基会的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惹人注意的是雕像,于是被雕像出卖了。据报雕像的基座是800平方米的会议厅,容600人会议,旁边正施工电影院、会客厅,有标间套间总统间等,青少年儿童将以怎样的代价去活动?   又据报这是由一位河南省前副省长发起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全民法人;公益性事业单位,将有财政拨款。一个副省长,一发起就是一个公益性事业单位,这样的钱,能花不花,就是傻瓜。   还有报道称这个活动中心原计划占地222亩,现为47亩,缩水地块已成豪宅,开发商则均跟宋基会的工作人员有关系。看,又是一桩买卖,只是不知宋基会大竖雕像,如此张扬,本意是要表明项目虽然缩水,仍然没有落空,以交待于规划;还是要永志丰功,以使人忘记里面的交易。   但不管怎样,台面上,这个工程仍将可以“说清钱的问题”,而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还是做得下去。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无论早晚,正义必须到来

无论早晚,正义必须到来 作者:刘洪波 来源:南都网 来源日期:2011-10-11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1 9:57:32 阅读量:617次   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法案,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排华法案等歧视华人法律表达歉意,这被视为迟到的公正。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据说是流行于英国司法界的格言,现在也深为国人所熟知,被人反复引用。每当我们面对显然的非正义不能及时改正,这个格言就会响起。然而,如果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那些为历史不公正而做出的努力,岂非失去了恢复正义的意义?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毕竟是一句格言,一个形容格式的话语而已,而非一个法理学的结论,一个可被证明的逻辑论题。它可以提醒人们恢复正义不可拖延,但不等于拖延既已发生,那么正义就不可再得,从而改变也失去了意义。   在正义不可拖延的意义上,“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因为那是知其为非而无所努力;在改变不公正的意义上,正义与非正义有明确的界限,迟来的正义仍然是正义。   在美国参议院通过道歉法案后,推动众议院通过道歉法案,推动白宫就历史上的排华行为作出表示,将依次展开。就历史的错误进行道歉,这在很多国家都已发生。这些道歉,有些是针对特定的族裔,有些是针对外国人民,有些是针对本国民众。无论受害者群体在哪里,只要国家或政府的行为带来群体性的伤害,道歉就是一种应有的态度。   道歉不是追究罪行,而是良心上的表示。罪行的追究是有时效的,而且也需要明确的主体,经常是具体的人。历史上所发生的错误实际上难以补偿,罪行也往往无从追究,而作为道德体现的正义恢复、良心醒悟没有时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民族如果曾经犯下罪错,那么偿还道德与良心上的债务,永远是需要的。   二战后德国向犹太人和以色列反复表示道歉,请求“宽恕德国人的所作所为”,被视为历史反省的典范。而日本对二战期间行为的有限道歉以及不时反复,则使东亚民情陷入反复纠结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慰安妇问题,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军队不对强迫妇女成为慰安妇负责,不仅激起亚洲相关国家愤怒,而且美国国会也作出回应,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其军队奴役慰安妇,并正式道歉。   在美国,1988年里根总统向二战中被监禁的美国籍日本人正式致歉,1993年国会为一个世纪前推翻夏威夷王国道歉,2007年多个州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奴隶制道歉,2008年国会众议院为奴隶制以及延伸至20世纪中期的种族隔离道歉。在澳大利亚,2008年陆克文总理对历史上发生在原住民身上的残忍事件道歉。这些远不是国家道歉的全部。   每一次国家和政府道歉后面,都有着公民活动的铺垫,都有着社会认识的进步,都使人看到文明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繁育。对于政府来说,为眼前的某件具体的事情表示歉意,相比为某个历史罪错道歉,要容易得多。这不仅是因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必揭开历史的伤疤”,而且可能是认为“责任有分期”,现在的人不必为历史负责。   我们应当为前辈所犯的罪错负责吗?回答是有争议的。“我从来没有拥有过奴隶”,“杀害犹太人时这个世界还没有我”,“人不能为没有参与其间的行为负责”。这里面有一套严密的逻辑,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日本人,以及拒绝为历史不公正行为道歉的任何人,都可以引之为据。而按照现在一种通行的道德主张,人仅能承担其自我选择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人作为道德主体独立而且自由。而另一方面,政府被赋予中立无偏地治理社会的意义,而非考虑社会的良善。从而,美德不具有共同标准而成为个人选择上的偏好,“集体责任”、“历史责任”以及“道德政治”等更加不必存在。   无论作为道德主体还是法律主体,“个体独立而自由”无疑具有巨大的解放意义,并且成为近代以来定义人这个概念的第一义项。然而,人又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历史中。所有人都会同意子女对父母存在责任,而父母并非子女所选择;所有人也会同意国家关照国内公民比国际援助有更大的义务。   历史罪错在很多国家都曾经发生,也许每个国家都有其“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是随着历史认知和文明观念的演进而被发现,因此,是否道歉不仅考验相应国家和政府的道德勇气,也标志其文明水平。   美国参议院就历史上的排华法案作出道歉,不必视为国家道歉的典范,但也不能因其“迟来”而认为没有意义。也许,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国家道歉行为,人类的文明程度、人类政治的道德尺度,已发展到能够展开国家、政府和民族自我反省的水平。面对众所周知的历史错误,采取回避乃至否认的态度,将越来越显得冥顽不灵。(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官员在位时为什么不讲真话

官员在位时为什么不讲真话 本站语录:7月13日-16日 作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7-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8 8:38:05 阅读量:36次 【 语录· 头条 】 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 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 人民日报 : 拿出壮士断腕勇气突破利益“雷区” 【 语录· 李昌奎案 】 对于已死的人,惩罚罪犯的意义就是维护了死者的尊严。对死者的尊重其实也是对人性、对普遍的人的生命尊严的尊重。 cctvcctv : 博弈论是否适用死刑问题? 废除死刑坚持的“生命不可剥夺”观念,固然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正确性,但剥夺人生命的罪犯行事并不受这一观念约束,这样的现实存在,每每使以“生命不可剥夺”为废除死刑的价值依据的观念陷于悖论。 肖雪慧 : 支持死刑不等于选择野蛮 司法者究竟是迎合还是对抗公众意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迎合还是对抗,请给出法律的正当理由。 南都社论 : 李昌奎案,司法者理当更少情绪化 社会舆论冷静不冷静和社会舆论批评是否正确,在逻辑上是无关的。法院这个判决,和其他死刑判决是否是同一法律标准,是民众关心的焦点。 斯伟江: 法院的仁心当以仁术贯之 法律人士和公众对某些案件的分歧并不是说公众愚昧,而是说专业分工不同,法律人掌握了更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理性,比普通公众更有可能做出符合长久正义的判决。 许志永 : 从李昌奎案看法律人与公 众的分歧 没有“把牢底坐穿”和“不得假释”的刚性法律条款,怎能震慑贪官污吏,“死缓”岂不是“法网不恢,疏而有漏”的网开一面 ? 高人 : 中国法治,路漫漫其任重道远 法律的作用,是通过案件的判处让社会信仰法律,但一个违背民意和道义的判案,显然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反而会让法律失去民心。 邓聿文 : “慎杀”还是“枉判” 对一个判决,公众怎样表现是自由的,旁观者怎样看待也是自由的,法官需要的是依法作出判决,而不是迎合或者逆反公众可能的表现。 刘洪波 : 公众是否狂欢,关法官何事 【 语录· 动态 】 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 ……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汪洋 : 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网民的自我管理、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发挥得好,有助于克服公权的缺位和越位。对政府来说,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彼此竞争,才能让网络的自我净化机制效能最大化。 ------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人民网评 : 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四) 对于县委书记来讲, 县域范围内的官员、 司法系统、 新闻系统以及民众, 才是日常离县级事务最近的人, 是最容易发现县委书记的腐败, 最能对县域事务进行日常纠偏的力量。通过制度创新, 让他们有真正独立于县委书记的制衡力量,让他们能在制度的保障下行使自己的独立监督权利, 才是 “拯救县委书记” 的出路。 李铁 : 上级救不了县委书记 【 语录· 现实观察 】 现在的关键是“多数人”“做蛋糕”,“少数人”在“瓜分蛋糕”。垄断国企暴利惊人,工资福利、公款消费惊人。有些公共权力持有者以权谋私,狂抢蛋糕。先富起来的纷纷出国了,把做好的蛋糕带到国外,结“与国之欢心”去了。把环境破坏了,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底层老百姓。 孤独之鹰 : 但愿汪洋说的不是心里话 什么时候,不仅仅是“前官员”说真话,而是大量的在职官员说真话,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是确确实实走出了重要一步了。 钱发平 : 为什么总是“前官员”说实话? 这个国家,因为种种原因,你我都是戏子,且不幸是三四流的戏子,举国都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在演皮影。…… 如果屁股指挥大脑,不叫脊梁,当了一辈子代表连句有担当的话都不敢说,这脊梁,顶多是野夫说的一根墙里面扔出来的骨头。 李承鹏 : 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我担心的是,中国弄不好,就会形成以上层和下层为表达形式的、很意识形态化的主要断裂带,凡是上层说的下层就是谩骂,凡是下层说的上层就不屑一顾。因此,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是我们必须同时警惕的两种现象。 孙立平: 警惕上层寡头化 下层民粹化 二十年前许诺做大蛋糕大家分,先富带后富,可实际上,大家辛辛苦苦做大了蛋糕,无权势的老百姓却越分越少,有权势的执政群与其同谋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口全吞。 江湖雀语 : 今日新闻说毁约 【 语录· 百家争鸣 】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讴歌“唱红”,各有目的,或是职司,或是投缘,或是投机,或是得利,或是弄权,但总得搂着点,不能言过其实。 高人 : 得不偿失的访谈 美国是假设人性恶,所以我所有的法律是限制你那个恶的部分,这样把你恶的部分限制住的话,人大家就是善的了嘛,就该友善地对待这个社会,我们是假设人性善。 王振耀 : 制度不合人情造成普遍虚伪 永远不要忘记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 ----- 扬诺斯·基斯 李公明 : 要面包,更要自由 公权是惩罚犯罪的暴力机关,亦是制造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没有律师的辩护,任何公民的权益都将面临非法侵害的危险但却无从得以保障。 谭敏涛 : 就房立刚律师北海受辱事件的声明 从功能性来说,民主制度使得人们有渠道表达并解决他对私人生活或公共社会的不满。他可以打电话投诉官员,可以写文章批评政府,可以组织人上街头抗议,可以找议员帮忙,因此可以减少社会的暴戾之气,减少被压抑而随时等待爆发的愤怒。 张铁志 : 台湾人的公民素质从哪里来 ? 【 语录· 学术 】 一个仅靠古典美德支撑的时代注定是专制、蒙昧、野蛮的黑暗时代。 刘军宁 : 美德与黑暗时代 市场本身是最讲伦理的,它使得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罢,一定得建立在给他人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上。这是我理解的市场的逻辑。 张维迎 : 市场制度最道德 【 语录· 史鉴 】 如果因为政治的需要而肆意玩弄法律,甚至随意决定公民的生死,这不仅放弃了揭露四人帮罪行以及教育全国人民的大好机会,甚至可能长久地影响中国司法的走向,继而陷入历史循环的怪圈。 老张 : 三十年回眸审判四人帮 谬论所以会层出不穷,是因为一堵不准细议和深入讨论“文革”的围墙竖在人们面前。 我在此呼吁“文革”亲历者们:大家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作出对“文革”的回忆,以此有力地粉碎那些歪曲者的谰言,不使年轻人继续被蒙骗。 XUPING : 呼吁亲历者回忆“文革” 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 戈尔巴乔夫 信力建 : 戈尔巴乔夫让俄共有了存在的理由 现在有些左派人士,他们在那里天天说文革的好话,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文革创造了社会平等的奇迹,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农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了主。……可在实质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身份最低贱的阶层,在很多方面,他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其低贱的社会身份认同并没有被削弱,更没有被剔除,反而进一步被强化和固化了。 姜莱 : 文革的中国照样等级森严 辛亥革命后人民的腐败是中国共和腐败的肇始。……包括民众的冷漠和犬儒,政治人物的伪善和专横、知识精英的自私和失责、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媒体沦为权力喉舌和大众消遣、教育舍弃人格和普世价值开导的重责大任、经济发展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徐贲: 中国共和腐败的 肇始

特权在这里很安全

特权如果不被名之以“特权”,就可能显得很正常。南宁的大街上,有一座交通厅专用的过街桥,连接街两边的交通厅大院,并有一条连廊通到交通厅办公楼,上有保安巡守,以确保“专用”。市民过街则需绕行百米外,那里没有过街桥,而是斑马线,有的市民则在车流中穿行过街。 南宁一定也有文明城市建设,也不免迎接创建文明城市的检查。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座交通厅专用过街桥,不会被视为创建文明和文明检查中的问题。文明与否,确实只与市民有关,与走不走斑马线有关,不与官家大院过街有专门通道有关。而这个交通厅专用过街桥,到底合乎社会文明还是政治文明呢? 交通厅重视交通安全,不愧科班。交通厅尤其重视其家属的交通安全,这就像浙江温州交通部门尤其重视其官员亲属的就业问题一样,也算“人之常情”吧。 从历史来看,一切贵族或者官僚特权,无不出自这种“人之常情”,而现代社会则是以制度要求权力不可以先行实现“人之常情”。这大概就是近代以来世界上诸多地方相继发生制度转变的内在原因,所求者非反对“人之常情”,而是要求所有人的“人之常情”得到同等对待。 这座交通厅专用过街桥,不仅保证了交通的安全,而且显示了我们这个社会里特权所具有的安全性。据报道,这座桥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是因为交通厅两个大院和办公楼在马路两边,为了职工的安全,于是向上级申请建设。一个部门的两个大院过马路不安全,可以申请建设天桥,而且所建天桥连附带地给市民一点好处都不需要,可以得到批准,而不被认为不合适,不被认为是特权表现,可见20年前的公权力是何种认知状态和运行状态。 不过,20多年来,这座天桥安然无恙地为交通厅专用,若非网友特地提起,没有人觉得需要改变,也可见“特权”其实很容易被接受、被认可。享用着这座过街桥的交通厅,会觉得不好意思享受吗?权力机关、权力人物以及各种公家单位公家人,会认为这是特权吗?不会的,没有人不好意思享受,也不会有人认为这是特权,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种“福利”,而福利,大家都是有的。大家既有共同的福利项目,以及因特殊权力或特殊资源而形成的各有特点的专属福利,特权于是正常化了。 他们甚至连“福利”也不会承认,而认为有一座专用天桥,不过是一种天然该有的生活设施,就像家里要有水管和电表一样,交通厅大院来往不便,要有一座天桥,于是有一座天桥,这算什么呢? 市民定然有一些意见,但也未必有多么强烈。这样一座天桥,有了就是有了,日子越久,越像是应该要有。而且,只要是一个公家机关公家人,拥有一定公共资源而先行用之,在这个社会也是司空见惯。 我们对特权其实是不敏感的、迟钝的。享用特权的人不以为有特权,看人享用特权的人也不过认为那是一种正常的“优越条件”。于是,一座官家专用天桥可以在大马路上屹立几十年,无须向市民开放安全过街的功能。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几乎都在反对特权,每个权力都在表示“为人民服务”,而那些特权现象却能安然摆在街上,无人质疑。 一个人可能在这个社会看到权力的很多问题,而这个社会有理由认为他在“妖魔化”,因为这个社会,特权的脸上如果不刻上“特权”二字,就很安全 。(刘洪波 知名杂文家)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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