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信力建 | 信孚研究院,学习型的朋友群落

作者: 信力建   日前,著名时评家、作家、博主卫金桂女士受邀加入信孚研究院。 卫金桂,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现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最热门文科选修课教师、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编委。曾任北京市丰台区第七、八届常委;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主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持或参与各类研究项目十多项。2011年出版小说《中国女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小说《伊甸园之殇》、《承担——60后大学生》已与名牌出版社签约,将于本年内出版。 迄今为止,卫金桂发表的文章已近千篇,杂文、随笔、书评、学术、生活,包罗万象,博古通今。某媒体曾如此评价她:作为历史研究者,她喜欢写评论,却不拘泥于媒体报道。她写生活琐事,却能引发网民地震,独成一家新闻。卫金桂自称“自由主义信徒,甘地主义态度”,事实上这也是信孚研究院的基本核心:自由主义,包容理性,主张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达成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不管是什么派系、什么主义。 信孚研究院是神马?更形象地说,它是信孚的专家朋友们的一个“大客厅”、“休养园”,更是国内著名学者们的“精神家园”。 简单地说,信孚研究院秉承和推行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理念和“学术自主”的模式,提倡求真、分享、自由、有趣、共进的合作方式,努力整合全球华人的知识学术资源,为每一位有共同价值理念和追求的学者专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学者最便利最宽松的研究环境,着力于共同研究国内和国际发展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网络,携手推动社会进步。 未来,研究院将逐步走向国际现代化的公益组织运营模式,启动基金化运作,力求公开透明,但这只是初步设想。目前,研究院是独立支撑,适度资助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率先实现信孚提倡的“时时、人人、处处”学习的大教育梦想! 目前,信孚研究院里的“牛人们”包括:袁伟时、曹思源、杨恒均、陈有西、吴祚来、秋风、颜昌海、童大焕、熊培云、李悔之、周虎城、杨佩昌、野夫、李剑芒、袁征、罗天昊、袁天鹏、李小鸣、李公明、鄢烈山、笑蜀、令狐补充、郎遥远、王晓阳、章文、熊丙奇、曹保印、荣剑、范泓、刘柠、叶匡政、刘洪波、郝建、薛忆沩、易富贤、余以为等知名学者。 研究院的“主业”很丰富,包括吃饭、喝酒、旅游、度假、做善事等等。只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广州,都会受邀参与信孚饭局,几样小菜、一壶好茶,思想碰撞,天马行空,各自惬意。比如,今年以来,与袁伟时、杨恒均、程刚等谈“中国话为何让世界焦虑”,与王则楚、李公明、唐明灯等谈“国家主义者”,与陈思、鄢烈山、蔡慎坤等谈“穆兄会的兴衰”,与冉云飞、赵牧等谈“外交价值”,与山田正行、余以为等谈“日本的政治与教育”,与邓良平、韩世同等谈“民企的春天在哪里”,几乎每个饭局都有个主题,而每一次的讨论都有所收获。 旅游度假,也是信孚研究院的特色之一,通过文章交流的“读文”,到互动交流的“读人”,再到行走天下的“游学”。比如,与杨东平、陈有西、杨恒均等游走以色列,与秦晖、金雁、秋风、张鸣等游走东欧诸国,与徐列、邓良平等游走日本,与袁伟时、鄢烈山、向熹等游走希腊古国,与吴祚来、曹保印、周虎城等游走印度等等,每一次游学之旅都充满新奇,沿途知识互补,观点辩论,趣味之至。 做文化善事,更是信孚研究院乐此不疲的事情。比如,联合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媒体等做文化论坛、捐资助学,举办“儒教研讨会”、“武夷论道”、“信孚公益论坛”、“印度文化论坛”等,向农民工家庭赠送教育图书,为在校贫困大学生设立奖学金、调查基金等等,去年开始推出“好书送好友”活动,为学者、媒体、网友等赠送几千本好书,获得了诸多好评。 简单,慈善,乐学,有趣——这就是信孚研究院。如你想加入我们,欢迎给我们来信:[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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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一个公务员医保等于四十个普通市民

广州拟适当提高个人医保筹资标准。近日来自政府的声音这样说。这个拟议,半年前也出现过,当时被市民强烈的反对意见狙击。 没有新的情况发生,提高缴费标准的依据,仍是居民医保年度基金缺口1.32亿元。这个数据,半年前已被引用,现在并无更新的情况。那么半年前的反对意见,现在难道会改变吗? 很多时候,涨价的话题被反复提起,提高收费的拟议被反复提出,否定一次,再来一次,否定一次,再来一次,就这样一次次地,涨价和提高收费就从风声变成议题,从议题变成方案,从方案变成政策。涨价和增加收费一方百折不回,总是达到目的。风声传出时,人们觉得不值一提,但反复“吹风”,起到“议题化”的作用,于是议题出现了。议题会被否决,但反复提出,就又有了方案。方案反复修改,最后就成了政策。从陌生到习惯,事情是这样办成的,而且显得很有耐心。 半年前开始的医保提高收费争论,因超八成市民反对搁浅。当时市民理由主要有三,一是福利出现缺口就向市民伸手,违背公益;“新医改”本是新生,经营问题应与政策制定和经营管理有关,与公众无关,不该向公众要钱;三是涨价须有合理程序,而非直接抛出。 现在,这三条反对意见,有哪一条变化了呢?大概只有第三条,涨价须有程序。在政府看来,上次要涨价,被否定了,这回再提出涨价,大概就可以算是经过了市民讨论的程序了。但如果这就算程序,那无非是说,前一次的冒然强推被反对,成了这一次直接拟推方案的“讨论程序”。这样,岂非任何荒唐的政策都可以“合乎程序”。 在广州这样一个城市,医保资金缺口1.32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城市的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财政对医保的投入占到的份额是否相称?市民共享发展成果既是执政方略,财政是否有能力支付每年1.32亿的资金,财政增长速度是否能够保证居民医保费用按相应速度增加?这些原本是首先要考虑的事情,提高居民医保缴费,看似保持医保资金平衡,实为让居民自己来平衡账目,而非让财政来保证福利改进。 另一项数据,一直令人感觉到不公平,就是医疗保障上的官民差距。2011年,广州市6万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费达到了1.5亿元;而全市数百万普通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仅为1.3亿元。国家公务人员一个人的医疗费用,相当于40多个普通市民。以如此巨大的保障差距,能够说服数百万市民来赞同一项增加医保收费标准的方案,实在令人生疑。直到现在,广州市的国家公务人员公费医疗改革,仍是“尚无时间表”,提高普通市民医保缴费标准却再度急进。 半年来,普通市民的医保缴费年限,延长了5年,实行强制医保也列入改革方案,这些都是争议巨大,不次于提高医保收费标准。只是涉及到民众的事情,只要政府意欲推行,从一次否决到下一次提出,总是很快的,但涉及到公务人员的事情,改革起来就总是“尚无时间表”了。急缓之间,重轻之间,取舍令人无言。 就在几天前,新闻报道国家大员表示“哪怕勒紧腰带也要想办法完善大病保险制度”,一定要守住一条底线:“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和健康,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又称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现在要让这个‘利’,更多地落在百姓身上”。政府的裤腰带勒得有多紧呢,落到市民身上的“改革红利”有多少呢,市民到底成了“改革红利”的来源,还是成了“改革红利”的去向?如果说改革是利益分配,那么医疗改革中,公务人员所分到的和普通市民所分到的,各有几许? 回答这些问题,再来谈提高医保缴费,比“因为有缺口所以要补充”来得顺当。 本文摘自《刘洪波:政府要办的事,市民永远否决不了》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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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刘洪波:无论早晚,正义必须到来

“道歉不是追究罪行,而是良心上的表示。罪行的追究是有时效的,而且也需要明确的主体,经常是具体的人。历史上所发生的错误实际上难以补偿,罪行也往往无 从追究,而作为道德体现的正义恢复、良心醒悟没有时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民族如果曾经犯下罪错,那么偿还道德与良心上的债务,永远是需要的。”   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法案,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排华法案等歧视华人法律表达歉意。这被视为迟到的公正。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据说是流行于英国司法界的格言,现在也深为国人所熟知,被人反复引用。每当我们面对显然的非正义不能及时改正,这个格言就会响起。然而,如果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那些为历史不公正而做出的努力,岂非失去了恢复正义的意义?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毕竟是一个句格言,一个形容格式的话语而已,而非一个法理学的结论,一个可被证明的逻辑论题。它可以提醒人们恢复正义不可拖延,但不等于拖延既已发生,那么正义就不可再得,从而改变也失去了意义。 在正义不可拖延的意义上,“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因为那是知其为非而无所努力;在改变不公正的意义上,正义与非正义有明确的界限,迟来的正义仍然是正义。 在美国参议院通过道歉法案后,推动众议院通过道歉法案,推动白宫就历史上的排华行为作出表示,将依次展开。就历史的错误进行道歉,这在很多国家都已发生。这些道歉,有时针对特定的族裔,有时针对外国人民,有时针对本国民众。无论受害者群体在哪里,只要国家或政府的行为带来群体性的伤害,道歉就是一种应有的态度。 道歉不是追究罪行,而是良心上的表示。罪行的追究是有时效的,而且也需要明确的主体,经常是具体的人。历史上所发生的错误实际上难以补偿,罪行也往往无从追究,而作为道德体现的正义恢复、良心醒悟没有时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民族如果曾经犯下罪错,那么偿还道德与良心上的债务,永远是需要的。 二战后德国向犹太人和以色列反复表示道歉,请求“宽恕德国人的所作所为”,被视为历史反省的典范。而日本在二战期间行为的有限道歉以及不时反复,则使东亚民情陷入反复纠结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慰安妇问题,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军队不对强迫妇女成为慰安妇负责,不仅激起亚洲相关国家愤怒,而且美国国会也作出回应,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其军队奴役慰安妇,并正式道歉。 在美国,1988年里根总统向二战中被监禁的美国籍日本人正式致歉,1993年国会为一个世纪前推翻夏威夷王国道歉,2007年多个州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奴隶制道歉,2008年国会众议院为奴隶制以及延伸至20世纪中期的种族隔离道歉。在澳大利亚,2008年陆克文总理对历史上发生在原住民身上的残忍事件道歉。这些远不是国家道歉的全部。 每一次国家和政府道歉后面,都有着公民活动的铺垫,都有着社会认识的进步,都使人看到文明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繁育。对于政府来说,为眼前的某件具体的事情表示歉意,相比为某个历史罪错道歉,要容易得多。这不仅是因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必揭开历史的伤疤”,而且可能是认为“责任有分期”,现在人不必为历史负责。 我们应当为前辈所犯的罪错负责吗?回答是有争议的。“我从来没有拥有过奴隶”,“杀害犹太人时这个世界还没有我”,“人不能为没有参与其间的行为负责”。这里面有一套严密的逻辑,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日本人,以及拒绝为历史不公正行为道歉的任何人,都可以引之为据。而按照现在一种通行的道德主张,人仅能承担其自我选择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人作为道德主体独立而且自由。而另一方面,政府被赋予中立无偏地治理社会的意义,而非考虑社会的良善。从而,美德不具有共同标准而成为个人选择上的偏好,“集体责任”、“历史责任”以及“道德政治”等更加不必存在。 无论作为道德主体还是法律主体,“个体独立而自由”无疑具有巨大的解放意义,并且成为近代以来定义人这个概念的第一义项。然而,人又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历史中。所有人都会同意子女对父母存在责任,而父母并非子女所选择;所有人也会同意国家关照国内公民比国际援助有更大的义务。 历史罪错在很多国家都曾经发生,也许每个国家都有其“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是随着历史认知和文明观念的演进而被发现,因此,是否道歉将不仅考验相应国家和政府的道德勇气,也标志其文明水平。 美国参议院就历史上的排华法案作出道歉,不必视为国家道歉的典范,但也不能因其“迟来”而认为没有意义。也许,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国家道歉行为,人类的文明程度、人类政治的道德尺度,已发展到能够展开国家、政府和民族自我反省的水平。面对众所周知的历史错误,采取回避乃至否认的态度,将越来越显得冥顽不灵。 (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刘洪波,媒体人,《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原文链接: http://gcontent.oeeee.com/a/3e/a3eb043e7bf775de/Blog/11c/a7315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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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胶囊惊动中国 “人人害我,我害人人”?

中国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安全丑闻中最新一件是药品的毒胶囊事件。一些人指出,中国的体制和社会出了严重问题。 在公众的恐慌和愤怒声中,中国已经拘捕53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涉嫌生产和销售用皮革废料制成的有毒药用空心胶囊。由于皮革在加工过程中用到重金属铬,这些劣质胶囊中铬的含量超标,有可能致癌。这种工业明胶的成本低于可以吃下去的明胶。一些企业用这种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流向下游制药企业,再流向市场。 毒胶囊,是民间和部分媒体的说法,而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说法比较含蓄,把这称作“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是非法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及使用铬超标胶囊生产劣药”。备受抨击的食品药品监管局4月20日开会全面部署药用胶囊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行动。 监管不力犯众怒 流毒蔓延到食品 中国40%的空心胶囊是浙江绍兴新昌县生产的,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说,那里存在长期疏松的“空心监管”。 《21世纪经济报道》报社办的 21世纪网发表江佩霞的文章说:“工业明胶的产业去向,已经从‘毒胶囊’蔓延至食品、化妆品和雪糕冰淇淋乳制品企业,消费者恐慌情绪急剧升温。” 在这之前,VOA了解到,至少在天津的市场上,餐厅里,有些虾和螃蟹被注入了胶,以便增加分量。 《环球时报》的社评说:“在现代信息环境下,每一次食药安全事故都可能成为重大舆论事件……对有害食药的担心很容易发展成社会恐慌,进而演变成对政府监管不力的愤怒。” 有博客作者把问题归咎于政治体制,作者质问当局,怎么还不政治改革?难道要等到人民都被毒死吗? 受害者、害人者和大环境 群众也把矛头指向制药企业,但是制药企业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对此,广东的政论作家朱健国评论说:“9家企业都说:‘我们是受害者,我们不是制毒者。’现在新闻报道的语气是在批判这种观念。但是实际上,9家企业的说法有道理。” 学者朱健国引用法国作家雨果的话说,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社会。朱健国告诉VOA,从三聚氰胺到毒胶囊,尽管犯错甚至可能犯罪的是这些企业,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它们。企业都想当百年企业,都重视自己的信誉,它们为何铤而走险?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没给它们放心去做百年的安全感。 朱健国接着说:“所有的企业都想抓住现有的时机去捞一把赌一把,不管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国营的,因为它的掌舵人过两年就要退休或者调离,它就在现有的情况下尽量去捞。民营的,不知道明天的中国会怎么样,有些人拿了绿卡,随时准备逃。在这种心态下,中国永远会无止境地出现这种三聚氰胺和毒胶囊。” 企业逐利 钱可通官 也有不少人把问题归咎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事评论员“五岳散人”认为,追求利益和监管失灵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监管失范而利益输送异常,反常的利益输送又收购了监管的权力,到最后他们就都赢得了市场与钱包,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 互相投毒 博客作者灵鸣写道:“人人都在抱怨,人人都自诩为受害者……生产激素牛奶的逃不开瘦肉精,做瘦肉精的吃地沟油,做地沟油的吃皮鞋酸奶,做酸奶的吃有毒胶囊,做有毒胶囊的吃避孕药黄瓜,生产黄瓜的吃油鱼,做油鱼的吃纸板、血脖肉包子,做包子的喝工业酒精勾兑的名酒,做酒的最终还是吃了三聚氰胺奶粉”。 有些分析人士把这称作中国社会的“互相投毒”和“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现象,以及“屡闯大祸、无人负责”现象。 针对那种用旧皮鞋制造食品药品的情况,网民们编了个段子说:“最近皮鞋突然很忙,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爬得了高山,走得了水塘,还制成了酸奶,压成了胶囊。” 相关日志 2012/04/22 -- 变态辣椒:每个中国人,倒在地上,拍扁了,搓成一个个肉丸子,每个丸子都能毒翻一个英国佬 2012/04/21 -- 央视主持人赵普因微薄传播毒明胶传言被停职 2012/04/09 -- 央视员工曝果冻酸奶所用明胶或是破皮鞋制成 2012/02/27 -- 日本人写的中国饮食安全攻略 2012/02/26 -- 刘洪波:自求多福的时代 2012/01/20 -- “三鹿毒奶”市长复出多月 2011/12/30 -- 一个饭店服务员的自白:想吃好饭?把我们当上帝 2011/12/29 -- 蒙牛到底是民族企业还是“民诛”企业? 2011/12/29 -- 中宣部禁止媒体报道蒙牛毒奶事件 2011/12/26 -- 果壳网:蒙牛牛奶中的黄曲霉素为什么会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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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李娜的真话是这个社会的敌人

         看国际新闻,有时候能见到集体的声嘶力竭,或者表示对某个人的效忠,或者为某个人的某个行为、某句话抓狂。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情态。效忠与抓狂,都是被调动的方式。千军万马、列阵分明的争论,看起来有板有眼,有些也不过是集体的声嘶力竭。   这几天李娜的一句话引起轩然大波,争论的规模还不小。李娜说,打球不是为国家,只是为了做好一份工作。赞扬的,抨击的,不亦乐乎,实在不明白如此阵仗有何必要。   如果李娜是在代表国家网球队出战,说打球不为国家,当然不行。但李娜并没有被国家队征召,只是在参加商业比赛,打球不是为国家,有什么不对呢?就算是国家队征召,运动员也不是只有应召一条路,那些自行宣布退出国家队的运动员,也不能定性为不爱国吧!   如果不指特定的比赛,而是指运动员的全部竞技生涯,他投身竞技不是为了国家,可能性就更大了。为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境遇,为实现自己的喜好兴趣,为实现个人的梦想,都大有可能。这也扯不上不爱国。   固然,不能排除有人整天想着“为国家”,有一种非常主动而为的状态,但国家并不总在生死荣辱的紧要关口,对大多数人来说,平常情况下奔波劳碌,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也不算有负于国。   上面说的都是常理。当然,这不见得人人都赞同。那么权且退一步,这些道理都是不对,又怎么样呢?李娜说打球不是为国家而是为自己,完全不成道理,又怎么样呢?于国家有妨碍,于社会有妨碍,还是威胁了某个人的利益?国家照样在崛起,社会照样在和谐,每个人照样在奔波劳碌或花天酒地。何况李娜只为自己打球,捐助福利和慈善事业也不少。   所谓“钱是人的胆”,未必不是妄猜。自己认为有钱才可以放胆、成功才可以说实话,想法就不可谓阳光,好像无钱、不成功的人都理当矮人一头似的,以之猜测他人,就更显丑陋。   所谓“一厢情愿地认为她是为国争光,又给她升官又给她塑像,现在挨耳光了吧”,同样莫名其妙。李娜打球是不是为了国家,这是她自己的事;李娜赢得冠军,国家与有荣焉,这是客观效果。给她升官,是可笑的;但如果给一个人塑像,非得这个人表示“我所做的都是为国家”才行的话,国家的面目又是何其鄙薄?   李娜打球不为国家,她仍然是中国人;哪怕改变国籍,她仍然是华人。说几句实话,并不危害任何人,何必一片喧腾。李娜是正常的,而这个社会的言语标准不正常。仅此,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社会为何总在呼唤真话。其实,真话正是这个社会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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