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

刘自立: 中国何以没有阿赫玛托娃?!

虽然观点不一,态度迥别,主义更异之俄罗斯知识分子们,他们的所有领袖,不管是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陀氏,托氏,果戈里,普希金;还是主张暴动和斧子的赫尔岑,杜,车,别,甚至是斯徒卢威,马尔托夫(列宁给他发放了逃离苏维埃的签证),普列汉诺夫(他的临终嘱咐之大明确,大反对于列宁),都是毫无奴颜媚骨之铮铮“道家”(道德家和精神家)。中国极权主义和俄罗斯极权主义辖下的知识分子性格,立场和骨骼之异,也是我们应该研讨的极权主义理论中应有之一节。这一节不作清理,很难发现和发展“独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而最终导向中国传统中非屈原、非离骚的负面因素,犬儒主义和招安主义。(本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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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又谈大公报

一段时间里,文坛发生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不断地谈论一家在内地已经不复存在的报纸—-大公报。这种谈论渐成公议,以至许多学者(含老中青),都对此一话题倍感关注,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虽然迄今为止,不能说大功告成,但是结了硕果。大公报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面镜子,研究其“镜像效应”当然工程浩大,指日待成,谈何容易,因为历史的机遇未到,我们和这家百年老报重逢之日,尚摇摇无期。人们在回忆中憧憬,有乐观,也有悲观。于是,至少谈论,也是化开块垒之一招。   大公报研究的热潮或许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叶,而此前一段时期,大公报问题虽然不是绝无人谈,如一些大公报的老前辈李纯青先生、唐振常先生等,已经谈过此话题—-非但是老生常谈,而且有惊人之谈—-但是,他们的见解多不为人知。那个时期以后,也就是在社会形态呈现“多元化”、舆论一律的老式禁锢已被稍稍松动以后,人们发现谈论大公报历史者由少渐多,形成了一个规模。究其原因,是因为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真面目,不可不涉及大公报;要倡导今天的新闻改革,也不可不涉及之。而媒体更新的讨论,其实也就是研究第四种权力的产生与发展,对这种权力通常的解释,就是舆论监督的权利。   稍加回顾,我们看到,在大公报研究勃然兴起以前,在80年代末、90年代中叶,李纯情先生关于大公报问题的言论已经极为尖锐,他的文章是为大公报翻案而来,而非一般的人云亦云。其主要论点、论据,已经涉及到如何看待大公报的所谓历史反动问题,如:小骂大帮忙问题、大公报的国民党政学系问题、大公报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云云。李公的文章一石千波,关注此事的人倍感振动。文章当时是在香港发表的。这个先例一开,人们看待大公报就很不一样了,这份报纸在66年被迫关闭以后,一直被一种模糊哲学所笼罩—-大公报是否定文革后,唯一没有恢复的官方报纸—-虽然,李公们其实不是在谈北京永安路那张报纸。也许更早,台湾学者,前大公报人陈纪滢先生撰写的关于大公报人的长篇文章,也是这个研究的重镇,如他写的张季鸾,胡政之,徐盈,子冈的传记,就很有份量。   90年代初期,唐振常先生由于抑郁、苦闷而发的随笔文章里,写大公报人的篇章不在少数。他为后来结集的书命名为《往事如烟忆逝者》。书中写了大公报的主脑人物王芸生及张琴南、李纯青、刘克林等人。唐先生的写法,已经和所谓“正统”评介文章很不一样。他的书,没有做关于大公报的正面历史评定,但却给人一种大公报人人性洋溢的画面,如报馆中人都唤总编辑王先生为王芸老,由王芸老而唤王老芸者,亦不乏其人;对张琴南先生,则称为“蔼然长者”;唤那时刚进入报馆的谭文瑞先生为白孩、刘克林先生为黑孩等。相比之下,报纸中人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人性,像报人中的败类张春桥、姚文元那样,只有一些冥顽愚忠之气。笔者将此称作“为大公报人恢复人格形象的大手笔”。后来人写大公报,都无出其右。   不久,周雨先生的《王芸生传》有幸面世。他的附录里,更刊印了王先生的文章,有些是文革时被看成很“反动”的文章。   到了90中期,以王芝琛先生为主将的大公报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格局。紧紧跟进的学子,有志于大公报研究者不乏其人,如谢泳、智效民、丁东等诸位实力派学者都是。而王芝琛为王芸生先生子嗣,家事国事融为一炉,更有其研究优势。他的几十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即《百年沧桑》,可以说是恢复大公报研究的一大业绩。王的书大多是在为一些大公报的历史积案作辩护,他的课题在此之前或者是被禁止的话题,或者以讹传讹,都是错误的表达。他的课题在任桐那里也有更为详尽的说明,如西安事变大公报立场问题、抗战时期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问题,以及他关于鲁迅之死讣告问题、中条山战役问题、内战未起时期重庆谈判问题、“另起炉灶”问题、“沁园春*雪”一诗问题、小骂大帮忙问题,以至现在尚无人详尽提及之“可耻的长春之战”问题,等等。   在大公报成立百年前后,又有天津南开大学教授贾晓慧的《大公报新论》面世,加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新近出版的任桐先生的新书《徘徊于民本和民主之间》,可以说此类研究后继不乏人。这些书籍的出版,将近乎半个世纪对于大公报的禁声状态一举摧垮,令读者和更年轻的人们,产生了大公报的正面形象、张季鸾和王芸生的正面形象,实为功德无量之举。   当然,这其间,也存在大公报研究的某些不足。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的命运,和新纪大公的命运深深维系,无可割裂,也是此类研究之重;而对于大公报在二十年代以来的总体概貌,涉及者则少。所以,我们在深一步关注诸如王芝琛、任桐、贾晓慧先生的断代研究之外,当可以期待有学者总持其史料,完成整部大公报历史的复写。但是,只是开掘这一段历史,即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开时期的大公报历史,也是极为必要的。这个时期,正好是大公报凸现其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时期,也是她纵横捭阖,指点国内外天下事,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时期。在此其间,关于大公报的历史评介,将会同恢复其真实面貌两相呼应,泽被后人。   我们看到,在任先生的书中,开宗明义,就是确定大公报的自由主义倾向和民营报纸的性质和性能。这一点极为重要。大公报不同于后来的报纸,用唐振常先生的话说就是,时代变了,此一大公报,非彼一大公报,除了严复的报头题字。这个话是言重而不错的。那么,自由主义本身的发展和变化,及其中国化之间、大公报的自由主义及其同样首肯的某种社会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等等,书中有过很好的回顾。任先生以历史现实主义之眼光来看待大公报的自由主义,他的论点虽笔者不能完全苟同,但大体上是合乎逻辑的。仔细观察,任的观点可以大致分为三点:一是,自由主义本身的演绎。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在融合了后来产生的社会主义以后,其内容有了增值或改进。这个说法是事实,但是,这种演绎为整体社会主义思潮在全世界的影响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值得注意。   再则,自由主义本身,其实也是在和穆勒、边沁的修正有着否定之否定的变化。穆勒等人对于社会主义的某种憧憬,使得边沁和后来的社会改良运动,有了辨正社会主义的可能。“因为在哈耶克看来,弥尔(穆勒)是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导致了费边主义的兴起,扩大了边沁哲学的传播,对社会主义的因素渗透自由主义有重要影响,因此哈耶克认为,这一转折是错误的……”(【哈耶克传】)他主张回到原先的自由主义,即辉格党时期的自由主义。   何以有如此严格的对于自由主义的界定,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的不同。而这个不同,正好是被糅合在所谓的趋同倾向上。于是,大公报人如张季鸾、后来肖乾等人,虽然都鼓吹过自由主义,但是,他们的看法很幼稚。   肖乾在关于自由主义那篇社评中写道:“(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是并重的。我们认为列宁只写了一部民生主义,甘地只写了一部民族主义,杰斐逊只写了一部民权主义。中山先生之伟大,伟大于三民齐重……(二)……我们在谈的自由主义异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主要在于(三)我们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前提。如果人类仍然逗留蒙昧在时代,则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无成为同义了。人们既集居一处且分为国家省郡,个人自由与集体安全间必须求到和协。个人根本是集体的成员。在经济上,我们赞成公用事业国有,也希望生产工具不归于个人。中山先生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迟早要兑现……。(四)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五)我们认为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   这个看法就是,主张自由和民主的同时,又主张苏联式的经济模式。这是中国自由主义从三、四十年代以来普遍的主张。大公报记者曹谷冰的苏俄纪行,对于那个模式没有多少批评。人们也未见大公报上有关于类似纪德的《从苏联归来》那样的反思。这是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由于蒋介石的经济在内战时期的崩溃,人们期待一个大一统的强盛民族之崛起,也就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走到自由主义的反面。正像书中所谓,连胡适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社会主义的远景。   任先生认为,关于边沁的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问题,就是所谓的改革的成本问题,是可以计算的。但是,其实这个计算基本上无法完成。但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倒是影响深远。   三是,大而言之,五*四的科学民主之倡导,没有关联到西方另外两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和宗教。自由,是相对于民主而言,相对于平等而言的;宗教,上帝,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如果没有自由的总原则,平等和民主,就是一种虚假的模拟和有害的试验;如果没有对于理性主义的宽容的限定,就没有理性本身的理性   —-最近,王元化先生对于理性启蒙的反思,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许多西方学者并不是无条件地肯定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启蒙和启蒙运动的。(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的革命输出和自由主义的战争输出,是否异途同归乎,很值得思索。)如果人们没有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胸怀,就完全可能自称是理性的占有者而行非理性的暴力;再就是,如果没有人们还看见一个比科学指向更为庞大的世界之对象,宇宙之对象,就会走向一种科技至上主义和所谓的工具理性说(其实,西方现代哲学已经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产生了合二为一的认同;工具说的性质已经非常可疑)。而今,谈论自由主义的源流,就不可只说其一,不说其二。当然,自由主义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思考,就是对于上帝的批判—-这种批判和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加上尼采等人对于耶稣基督的批判相辅相成,是对一个事务的辨正思维。因为,如果没有自由主义对于政教合一的攻击甚至毁灭之,宗教中邪恶的部分,就会站到宗教善良愿望的反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应该注意到,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的信徒身份—-他和他的知交马相伯神父的交往,也是大公报办报宗旨,起码是一种潜在的意志和诉求。   思考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感谢任先生把我们带入了这个思考。   在这个思考里面,人们可以多少看清楚,何以从一开始,从张季鸾那里,就有对列宁的歌颂;何以王芸生,任先生称之为“自由主义最后的守望者”,会北上“   招安”于社会主义,何以现在人们还是将自由主义看成是和社会主义水火相容的一个期望,这些都是可以纳入思考之列的课题。   在考证社会主义及其原教旨和修正主义的历史时期时,我们看到西方社会主义之一部分,从其原教旨中有所分离;在老“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学说的修正版里,衍生出不久前产生的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有同于王芸生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道而行”,也有极大不同,王其实是在说,要在苏美之间中道而行,即不同于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中道而行”—-当然这种中道,就是毛泽东说的那些自由主义分子的第三条道路……他们的宗旨,也许和自由主义有某种必要的互补。而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和对于时局的看法,老实说,还停留在对于此一涵义的朴素的诠释阶段。虽然,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大公报人的看法、王芸生的看法,已经磨合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这里就是我们通常注意到的如新闻自由问题、开放党禁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等等。就是说,大公报是在不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主张基本的自由主义之前途。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公报如何面对中国的具体现实。书中援引了一位外国学者的看法,提出了何以社会主义占了上风、自由主义占了下风。简单说来,是因为社会主义为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是一个事实。像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样的人物,甚至像宋庆龄、张澜、沈钧儒这样的大人物,不是也接受了社会主义吗?遑论几个摇笔杆子的报人乎?是的,我们记得为边沁的书《政府片论》作序的哲人蒙塔谷的名言,他说,一个民族的天才,可以创造一种天才的政治制度,而这种制度,未必可创造政治天才。如果说胡适们、殷海光们也是自由主义者,那么,他们的实践,后来有了民主的报偿,这是制度还是天才的产物呢?   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大公报在所谓的两极决战中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她在选择国共两个党派的政治方向上,的确是倾向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她的小骂大帮忙,确实是主张国民党进行政治改革的(见贾晓慧《大公报新论》),只是这个改革由于内忧外患而功败垂成。所以,前几年我们将此课题只是放在大公报也骂过蒋这一点上,是有历史局限的。   任先生说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是大公报之灵魂,也是大公报拥护蒋介石独裁的一个证明。这个结论的历史定位,是内地作者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局限。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孙中山的训政时期的长短,是夹在民主和独裁之间的一个模糊概念,孙中山和苏俄的联合,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他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欧美化的努力,这为蒋的独裁带来某种历史的机遇;再者,蒋的独裁和张季鸾眼里苏俄、共产党的独裁,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民主的多少与有无的差别。所以,撇开战时的特点,只就国共两党,对于自由之空间而论,张季鸾没有考虑非蒋化于西安事变之中,是有他的历史预见和感觉的,而王芸生后来容纳大量共产党地下党员于报馆,和张季鸾的做法大相廷径,为后来他的北上,做了有意无意的铺垫—-   只是到了晚年,他才发现“枪杆子里面”出来的究为何物!   所以,大公报和蒋介石的关系,在其支持并拥护其抗战,张的历史选择没有任何过错。也是大公报在西安事变时期正确因应的证明。   其实,张季鸾对于蒋是有着某种复杂关系的,他早年痛骂过蒋。二十年代末期,蒋统一中国后,他没有发现其他可以和蒋构成抗衡的任何势力。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表现;日寇还没有大举进攻内地身份;华北之大,尚可以放下那张书桌。所以,张的态度是历史的态度,也是现实的态度。这个“国家中心   “即便是到了抗战结束,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以至毛不是也在重庆谈判时高呼”万岁“吗?更不要说蒋介石的改革,后虽偏安一隅,但是毕竟是那场民主改革的潜在动力。这个功绩,也应了张的历史眼光。   最后,我们不能把张与蒋之私交,看成是张对蒋的惟命是从。不,大公报在那个时期的许多文章,是大骂而痛加诟病蒋的许多举措的。这说明张自有主张,说他是蒋的诤友,也为尝不可!   话说回来。大公报的个人主义,主要体现在张季鸾、王芸生等人”一支笔“的言论负责制上。除掉了他们的”一支笔“,大公报也就名存实亡了。简而言之,是蒋介石允许这样一张报纸存在,而到了毛,大公报就寿终正寝了。   张季鸾死在四十年代初;胡政之是在易帜的隆隆炮声中辞世而去的,很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而王芸生的命运,在以后的时期,确实是滑向了以”公“代其私的地步,”大公“的涵义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质变,成为一人之私下面的”公“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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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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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论自由与自由主义(3)

所以,党大于法,其实,是 党文化 取代文化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道德和法律一并不存。 4,“抬谏”制度——即为言官制度的坚守。言官可以批龙鳞,捋虎须;君受言改过,赞为美德。这个制度中,往往有死谏者的殉难,诤臣里的坚守;也有某种王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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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完整版

艾未未发起的“公民调查”向中央、四川省级、县市级以及基金会等100多家不同政府机构申请公开512完整的信息,包括灾情核查、捐款使用明细、坍塌校舍调查报告、遇难师生具体情况等近万条信息,但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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