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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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邢:火车抢位今昔

近日,博士孙赫在济南开往北京的G334次高铁列车上强占女乘客座位,列车长劝说无效的事引起热议。由此我想到我认识的教育家刘道玉,也曾遇到过一件类似的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讲述:...

信力建 | 教育简讯(8.11):政府垄断教育是中国教育落后的原因

作者: 信力建   1,张志恒:政府是为教育服务的,而不是“指挥”教育的。教育是否应当由政府来垄断,作为一个在教育岗位工作三十多年的退休教师,根据我在实践中的体会以及对教育思想的领悟,我认为: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是违反宪法的,应当废止;政府垄断教育的现象是中国教育落后的主要原因,应当在一个基本框架之下,自由办学。世俗政权不应当干涉人的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文化、教育的实质是人对“精神”的追求,不应当用世俗权力来干涉,必须实现“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2,张鸣:高校评职称是另一种行政腐败。我们的大学,实际上是一个行政体系。各种所谓的学术评审,不姓学术,而姓权力。例如湖南省属高校的职称评审是由省人事厅和教育厅组织的,原则上有专家库,入库专家都经过严格的审查,但是,所谓的审查,就是行政权力说了算。入库之后,行政部门所谓的随机抽选,也很不随机,听话就随机上了,不听话,下次就没戏。哪一级的所谓学术评审,专家敢不按组织者的意思办?如果有个把顶牛的,这人今后就会从评委中消失。由此看来,真的腐败,在真正的权力那里。 3,黄云:我是一位高校的教师。我们被所谓的学术带头人和一些高级教授所操纵,干着代写论文、修正科研结果、急就专利申请书、撰写课题申请书和结题报告、编造科研经费计划以及经费使用报表等等不仅仅是道德问题的勾当。起初,我以为只有我所在的高校如此。经过交流却发现,许多高校都是如此。这种现象似乎已经成了潮流。既然是潮流,就必须得顺流。常言道:识实务者为俊杰。年轻的老师若不成为学术带头人的工具,便难以在此校生存下去。 4,王旭明(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高校出现的一系列腐败问题,最重要的是学校的书记校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从严治党,我认为,从严治党首先要从严治官,就高校而言,就是要从严治理书记校长。治理高校腐败,千头万绪,就立竿见影能够产生效果而言,必须狠抓书记校长。一个单位副书记副校长出了问题,校长书记还厚着脸皮继续干那怎么行? 5,任玉玲(国务院参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太落后,靠大统一的国办校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一定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推进民办教育发展。由于民办教育地位过低,民办学校水平过差,整个社会舆论包括各界管理者看不起民办学校。要使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获得一视同仁的地位,就要把一批名牌大学和国立大学拿出来转为民办,这样才能使民办教育的地位得到提高。 6,2013年5月4日,中共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建立青年教师思想状况定期调查分析制度,准确把握青年教师思想动态和学习需求,不断提高政治理论学习效果”,“充分运用电视、校园网、手机报、微博等渠道,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阵地,积极搭建网络教育服务平台,提升运用网络开展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 7,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显示,24岁至30岁的留学回国人员已占回国人员总数80%,约一半为国外1年期硕士学位项目毕业生。 8,一项针对7~16岁学生的身体状况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北京、天津、杭州、上海、重庆、南宁等六座城市中,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或肥胖。男同学超重的比例,明显高于女生,差不多是后者的1.5倍。 9,2013年暑期,上海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创意梦工厂”推出108项免费的公益活动课程,让同学们自由选择,吸引了1800余名学生报名参加。青少年在梦工厂里能进行各种研讨活动和科学实验,聆听名师讲授创造发明的思路和方法、介绍国际获奖的发明作品、揭秘科学魔术等。 10,国人书写能力普遍退化,在一期汉字听写的电视节目中,“熨帖”一词,只有10%的正确率,而“癞蛤蟆”则难倒了70%的成年人。有专家指出,书写能力的退步是文字工具进化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人们不必过于忧虑。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盛玉麒认为,汉字作为书写符号伴随工具的进化经历了“刀笔、软笔、硬笔”的演变,现在已经到了“机笔”阶段,这种“换笔”是科技进步的自然结果,当前常用汉字约有2500个,掌握之后足以读懂99%以上的通用汉语语料。汉字不会西化,更不会消亡。 11,全国妇联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6万人,占所有农村儿童比重达37.7%,占全国儿童的比例为21.9%。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更容易受到伤害。除了溺水、中毒、交通事故、火灾等意外事故之外,留守儿童还面临来自其它多方面的安全威胁。 12,天津在校大学生休学创业可保学籍。天津市科委和教委近日联合实施“高校科技创新工程”,制定了“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创业专项科技计划”,确定到2015年支持1000名大学生创业,对其中的优秀创业大学生给予一定财政资金支持。根据该计划,天津市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休学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可申请保留学籍两年,凡入驻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的企业,两年内免交房屋租金。 13,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可思研究院联合编写的《201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显示,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3年增长;自主创业者比例多于本科生;毕业后3年收入倍增。 14,刘道玉: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中国既没有像比尔·盖茨那样年轻的成功创业者,也没有像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青年慈善家,究竟是什么原因?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唯“名”论的思想作祟,凡事都要论资排辈,压抑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其二是唯“学历”论误导了无数的青年人,他们盲目追求名校、高学历和高学位,深陷为选择好专业而烦恼的误区。其三是不敢冒风险,不少人安于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15,熊丙奇:调查显示,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创业率只有2%不到,相比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创业率20%,少得可怜。一名学生的创业意识、兴趣,需要从小就培养、激发。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大学生创业,出了不少资金,制订了诸多优惠政策,可效果甚微,根源在于,学生们从小缺乏创业意识的培养,也很少体验、实践的机会,等上大学才想起鼓励,这时再怎么鼓励效果也没有。与其到了大学毕业时才想着鼓励他们,还不如思考给孩子们更多实践的机会。 16,广州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8月2日联合发布上半年广州市就业景气指数。数据显示,至6月底,在广州市就业中心登记的“离校未就业”的上届高校毕业生仍有1393名,是去年的3.54倍,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堪忧。 17,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109.12万人,有72.38%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同时,也受人才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18,专家呼吁博物馆回归终身教育属性。“博物馆不是一个只来一次的地方,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场所。因为这里收集了人类的记忆,珍藏着民族的灵魂,抵御着岁月的剥蚀,我们要带着对历史文化的尊重感走进博物馆”。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认为,应该把博物馆教育作为一种终身教育,而且和人们在不同阶段的学习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 19,如何让孩子远离电脑游戏爱上读书?(1)激发、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最重要,我们应想办法让孩子体验到读书的乐趣。在孩子学会认字之前或认字不多的时候,可以让孩子看一些漫画书和笑话书,带插图的童话书和故事书也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还应该尽量选一些有趣的阅读内容,如探险、科幻、动物小说等方面的书籍、期刊。(2)第二个好习惯便是坚持每天读书,日积月累。阅读,仅有短时的兴趣是不够的,还要有时间的保证。家长要鼓励孩子养成定时读书的习惯,如果每天有半小时读课外书的时间,靠积累收获丰富。(3)在孩子爱读书、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后,可以帮助孩子提高阅读书籍的品质,多读“营养价值丰富”的书籍。 20,六种不正确的家庭教育观误己子孙。有几种常见的不恰当的家庭教育观,分别是(1)孩子太小,教育是以后的事;(2)树大自然直,对孩子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任其发展,放任自流;(3)教育孩子,无师自通;(4)教育是学校的事;(5)我不是老师,我不懂教。(6)让老人带孩子,省心又省力。教育孩子要首先从父母开始,及早树立正确的家教观,才能不误己子孙。

爱思想 | 刘道玉:扩招——教育的“大跃进”

刘道玉:扩招——教育的“大跃进” 进入专题 : 高校扩招    ● 刘道玉       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高歌猛进了二十多年了。期间,从没有反思、调整或整顿,当然也就谈不上巩固和提高了,致使大学的问题频仍,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和民众一片斥责声。最有代表性的评论者是丁学良,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总评价是:“中国大学当前的问题太多了,哪一方面都存在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          二          1990年代初,是我国高等教育重大的转折时期,教育改革回潮。最主要的表现是,第二次浪潮的“好大狂”思想代替了改革的主旋律,只求发展而忽视了改革,改革的口号不再响亮了,一批改革者受到非难和打击。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指出说:“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的分裂还产生了一种‘好大狂’,一种德克萨斯人那股好大喜功的迷糊劲儿。”他接着说:“于是,‘大’就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语,而‘好大狂’就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第五条基本原则。”     第二次浪潮亦即工业文明,是指自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上,各种文明都有潜在的法则,工业文明(即第二次浪潮)的思维方法和管理原则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六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作为第二次浪潮时期的人,本能地运用这些原则,坚持和保卫这些原则。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电脑和光电子技术为特点的第三次浪潮,凶猛地向人们袭来。作为第三次浪潮的人,出于要把社会推向前进的需要,发起了向第二次浪潮管理原则的挑战,“好大狂”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非难。     非常可惜的是,我国在掀起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同时,却没有号召人们转变观念,自觉地放弃第二次浪潮时期的六大管理原则。在我国高等教育高歌猛进的二十年间,我国教育界却顽固地坚持工业文明时期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这是与信息时代精神完全相悖的。难道不是吗?我国统一办学方向、统一考试、统一教学评估、统一专业目录等,甚至连行政管理机构的名称也要统一,这些正是标准化的结果;1960年前学习前苏联专业化教学的“经验”,至今依然主导各大学的教学,通才教育难于实施;集权化更为明显,国家教育部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剥夺了大学应当具有的独立自主办学权,从而导致全国大学“一副面孔”的局面,等等。在六条原则中“,好大狂”的思想更是受到高等教育界的热捧,几乎成了我国教育界自上而下的指导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好大狂”思想所煽动起来的!          三          中国大学合并运动始于1992年,率先合并的是江西南昌大学,它是由原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和江西医学院合并而成。平心而论,组建南昌大学确有需要,因为解放前本有南昌大学,1951年院系调整时肢解了南昌大学,把它的有关系科分别合并到其他重点大学,致使本来薄弱的江西高等教育更加落后。新组建的南昌大学,得到了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并顺利地进入到211工程,对于加强江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在当代中国,素来喜欢“刮风”,群众中也有人习惯于跟风。凡是一个政治运动或是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马上就会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幌子下,一场由长官意志驱动的合校运动,一直持续了十多年。这次合校运动是 1951 年院系调整的“反动”,那次是以剥离为主,这次是大肆吞并;那次只涉及到部分地区和大学,而这次合校波及到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据统计,除了少数几所大学没有合并外,其他二千多所大学和专科学校都进行了合并。有人讽刺说,中国高校的合校堪比大跃进运动,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大学合并绝不是什么重大改革举措,而是追求“好大狂”的典型表现。实行强强联合是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词,追求强是假,贪大求全才是真正的目的。全国把众多的专科学校、干部培训学院和二本、三本大学合并在一起,这怎么是强强联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学合并后的各种矛盾已经逐步地显露出来了,如校园分散,管理成本骤增;原来各校的特色消失,一个学校重点太多,必然出现“多中心即无中心”的状况;人事关系复杂了,相互争权夺利;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据吉林大学披露,负债已高达三十多亿,按照企业破产法,该校早应该破产了。难怪,该校的一个教授以羡慕的口吻对南开大学的教授说“:还是你们不合校的好!”     1951年院系调整的副作用持续了六十多年,专业化的教学模式,至今还没有消除,以至于通才教育难于实施。可以预见,这次大学合并潜在的矛盾,也会逐步显现出来,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我国大学的学风、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          一个国家应当有若干所高水平的大学,但是这些大学都不是靠规划搞出来的,或是由领导人发出号召而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而自然成长起来的。因此,任何用立竿见影的做法,以刻意“打造”的方式来建设一流大学,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可是,中国依赖引进和模仿的途径,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使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在盲目追求 GDP 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刺激了高等教育迅速崛起的冲动。为此,国家以计划经济思维的套路,自上而下先后推出了“211工程”、“973工程”、“985工程”等,目的都是为了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1991年7月27日,国家教委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点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报告》,后来演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在全国办好100所大学的计划”,简称为“211工程”。随后,于 1992 年又制定了211工程大学的目标,以及申请和评估的办法。1995年12月北京大学等十五所大学首批进入211工程计划之中。此后,直到2008年先后又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大学共一百一十二所大学被批准列入211工程。据参加某大学评估的人介绍,学校印制烫金的申请报告,每个评委配备五名服务人员,形影不离,要吃送吃,要喝端喝,并赠送高档礼品,耗资数百万元。其他学校纷纷效仿,并发展到送高档西服、电子产品等物品,其中的形式主义、交易、作弊等黑幕真是一言难尽。有人感叹道:“申请211工程,本是为了争取经费,但为了评估却要挥霍巨资,真是劳民伤财!”     1996年国务院和教育部打算从第一批211工程的十五所大学,选出十所作为重中之重,打造中国的“航母”型大学,国家投入巨资,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就是“985工程”的原型,可是1999 年“985工程”终于揭开了面纱,最后确定的不是十所而是九所。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应当说,最初确定九所大学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既是实事求是又是能够达到的目标。     可惜,在中国一哄而起的思想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为国家抓重点,下面就出现了千军万马争重点的景观。于是,2004年国家教育部公布的“985 工程”大学名单不是九所,也不是十五所,而是三十四所。但是,这份大名单仍然摆不平,各大学和各省市依然不肯善罢甘休,采用各种手段公关,最后两批共有三十九所大学纳入了“985工程”。国家准备投入中央财政的1%(估计三百亿以上),作为“985工程”的资金,1999年北大和清华各获得十八亿的拨款,令各大学垂涎三尺!     纵观世界各国一流大学的概况,除了美国以外,欧洲是大学的起源地,高等教育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像英国、法国、德国也只有三五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而其他国家只有一所,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连一所也没有。很显然,中国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要建成三十九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无论是师资水平或是财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完全是不实事求是浮夸作风的表现。     面对着重点大学不断增加的情况,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于2011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宣布:“‘985工程’和‘211工程’已关上了大门,不会有新的学校加入这个行列。”可惜呀,门关得太晚了,该进来的都进来了,不该进来的,即使不关门也进不来。问题不在于关不关门,而是指导思想错了,以计划经济思维运作的机制也违背了教育规律。          五          自1999年开始,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全国各大学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大学生。     据权威人士透露,大学扩招是在1999年6月总理办公会上决定的,理由是:“大学扩招可以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又可以扩大教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可以缓解目前就业的压力。”这就是持续十年大学扩招的指导思想,除了当年拉动几百亿的教育消费外,其他乏善可陈,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长远的。     在1998年以前,国家高等教育招生都是以8.5%的速度递增,可是1999年决定净增加招生人数为51.32万,相对于1998年增速的幅度为47.4%。与此同时,在九五期间(1996—2000)国民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如果按照与国民经济增加速率来扩招,就完全避免了大跃进扩招带来的恶果。     本来,教育部当年的招生计划早已确定,而且距离7月7日高考只有十多天,有关部门不得不重新调整招生计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既不论证也不听证,完全靠拍脑袋作决策,无论如何是极不严肃和草率的。因此,大学扩招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尽管人们对大学扩招质疑声不断,但扩招工作仍一路高歌猛进。2000年招生增速为38.16%,2001年为21.61% ,2002年为19.46%,自1999年到2005年的七年间,大学生增速率平均为24.3%。到2002年,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903.36万人,大学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4%骤增至23%,比原计划于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15%)提前了八年,真堪为是大跃进的速度。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需要五十至一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八年时间,这是以牺牲质量换得数量发展的典型表现。     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当扩大招生的规模是需要的,但我国大学扩招中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快,十年平均增速为25%左右,最高年份达到47.4%,堪与1958年放卫星的速度相比;二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全国少数重点大学,本不应当承担扩招的任务,因为它们是负责提高的任务,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和研究型的人才。     中国大学扩招十年,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扩招致使大学教育质量急剧下降。根据北京市对五十多所大学的调查,65%的大学缺少师资,86%的大学硬件严重不足,经费严重短缺。于是,又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紧急建教学用房,聘任临时教师代课,教学质量完全不能保证。据多数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本科毕业生的工作能力还不如过去的高中毕业生。     第二,导致大量教育资源的浪费。据统计,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约不到70%,如果大学招生按照GDP10%左右的速度增长,正好与人才市场的需要相适应。本来,不少农村子弟上大学是为了改变命运,他们花费了不菲的学费,不仅没有改变命运,反而成了蜗居的“蚁族”。     第三,极大地冲击了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进一步强化了文凭至上主义。国家教育部门本应借扩招之际,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使得研究生、大学本科、大专职业和中等职业教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布局,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可是,国家教育部门忽视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把扩招主要面向大学本科教育,造成了普通本科大学吃不了,而大专职业学院又吃不饱的现象。其结果是,许多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困难,而社会需要的技术人才又供不应求。     第四,大学扩招使义务教育流于形式,导致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公。自2006年开始,国家才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农村基础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教师缺乏,没有教学设备,能够读完初中的学生很少。大学实行收费以后,出现了不少农村高中毕业生“三放弃”的现象,即放弃报名、放弃参加高考和放弃入学(即使考取了也不上)。从长远看,大学农村学生急剧减少的情况,将使社会结构失衡,使重点大学失去了培养杰出人才的宝贵资源。     第五,十年大学扩招,使各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与大学扩招的同时,全国各大学疯狂地扩充校园用地,大建楼堂馆所,某些大学原有的校舍本来可以使用,但也要建造一个学院一栋大楼,豪华的办公室、娱乐设施和地下停车场一应俱全。有人评论说:“中国除了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以外,列入‘985工程’的大学,其校园面积、豪华大楼和仪器设备,也都远远超过了世界那些著名的大学,而学术水平却远远落后在人家的后面。”其结果呢?必然导致恶性循环:扩招—贷款—再扩招—再贷款,造成了二千五百亿的债务。          六          对本科教学质量教学评估,是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之一。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评估,如果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进行评估,就能够达到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反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助长不良的风气,甚至是造成破坏。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安排,自2003到2007年,历时五年对五百余所大学本科教学进行了评估。2008年4月8日,教育部公布了对198所大学评估的结果,160所获得优秀,占被评估大学的80.8%;38所获得良好,占19.2%;没有合格和不合格的。另外,根据我统计,2004到2007评估的427所大学,其结果是:获得优秀的310所,占72.5%;获得良好的有100所,占23.1%;获得合格的仅有17所,占3.98%。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难怪,某些进入优秀行列的大学,年终向全体教职工颁发奖金,以示庆贺。没有获得优秀的大学,虽然无可奈何,但至少没有生存的威胁。     这样的评估结果有多大的可信性呢?人们纷纷质疑,这种轰轰烈烈的评估,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成分?     首先,自1999年到2005年,是我国大学急剧扩招的时期,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扩招,造成教学资源紧张,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大学获得优秀呢?其次,自1998年提出创建一流大学以后,大学合并、改名、升格等,本科教学怎么会受到重视呢?第三,在建设研究型大学口号的鼓噪下,各大学争相扩招研究生,甚至连那些教学型的大学也拼命争上硕士和博士点,导致大学功能混乱,严重冲击了本科教学;第四,大学普遍存在把教师分为三等,一等的搞科研,二等的上专业课,三等的上基础课。试问:有几个院士、名家和博导给大学生上基础课?如果没有,那怎么保证教学质量?     自扩招开始的大学教育大跃进,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衍生了许许多多的难以收拾的问题,现在应该是静下心来反思的时候了。    进入专题: 高校扩招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3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天涯》2012.2,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谢志浩:杨小凯与茅于轼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地图,是我业余进行的一项研究。地图绘制必须有分析框架,根据百年中国学术史依学者的时代背景、学术际遇、学术理念、学术路径等几个方面,划分为五代。        比方说蔡元培、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属于第一代,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属于第二代,张岱年、费孝通、钱钟书、金克木、季羡林属于第三代,1949年前后出生的学者属于第五代,比方说杨小凯、秦晖、陈来、郑也夫这些学者。第四代学者一般出生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比方说李泽厚、茅于轼、江平、吴敬琏、陈乐民、张光直,都是第四代里面不错的。        但是,第四代学者成长的路径,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是比较曲折的。比较而言,大陆第四代学者的成长路径尤为坎坷。        1949年政权鼎革,大陆迅速建立了全能主义的政治文化学术生态,社会科学所有的领域,差不多都变成了“敏感”学科,社会学被取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都被限制发展。记得谢泳曾经引述一位欧洲学者的话,大意是全能政治是不要社会科学的。反映在大陆,就是通过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这些学科,法学和经济学苟延残喘,学科的学理性荡然无存。这些政治安排影响所及,国家的行为总是不上轨道。因为那时候就没有指望着能够培养出来使国家能够上轨道的人才。        回过头来,观察一下吴敬琏、茅于轼这些当代大陆有名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1930年出生的,茅于轼是1929年出生的。吴敬琏原来报考的是金陵大学,但是由于病痛休学两年,刚一复学便赶上了院系调整,被调整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了,1953年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受到顾准思想的影响,堪称顾准的衣钵传人。        这样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一幕,别看吴敬琏、茅于轼从辈分上说属于第四代学者,他们毕竟是第五代的老师辈,但是,学术理念的健全、学术精神的回归,第四代学者和第五代学者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思想解放,确实做到教学相长。        由于独特的政治经济安排,大陆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步伐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辈分上属于第四代,但是不甘心成为辩护士的有良知的学者,在乍暖还寒、如履薄冰的学术领域,还真是寂寞的很。        吴敬琏、茅于轼,能够成为第四代学者的佼佼者,很大程度上,与学术传承有关,与思想解放的程度相关,也与第五代学人相互砥砺,不无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里面的第四代与第五代,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上,第四代要大第五代二十岁左右;但是,从现代学术理念看,他们几乎同时进行了思想启蒙。茅于轼与杨小凯的关系,就可以称得上第四代学者与第五代学者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佳话。        (二)        茅于轼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可算是一个异数。首先,茅于轼的工科背景,人们就觉得比较稀罕。        笔者曾经误以为,茅于轼是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公子,其实茅于轼实乃茅以升的侄子。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和哥哥茅以升大概都有技术救国的理念吧!学成回国长期担任铁路工程师,茅以新老先生有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老大茅于轼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弟弟茅于杭、茅于海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妹妹茅于兰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茅于轼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茅以新在家中排行第三,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是茅于轼的二伯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出身书香门第,属于大家闺秀。外公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三舅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工学院教授。        茅于轼的父亲那一辈,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理性精神。大学毕业之后,茅以新负笈美国,在普渡大学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后投身于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爆发后,茅以新先生受命在广西柳州组建柳江机器厂,到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时,又负责工厂向贵州的疏散。        茅于轼的童年,也便在这连天烽火中跟随父亲转辗迁播于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茅于轼小学读了6个、中学读了7所。小学和中学几乎是一年读一所,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但是,全能政治生态,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受到打击的。茅于轼这样一位铁路工程师,反正是祸从嘴出,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而老父亲都70多岁,被发配到甘肃省边界的一个地方烧锅炉。        茅于轼长期跟火车打交道,既做过司机,又从事车辆性能的研究,求知欲旺盛的茅于轼,如果机缘凑巧,就会研究运输经济学,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觉得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可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现代经济学。        自从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而这时,茅于轼已经50岁。人到中年的茅于轼,有着强大的自学能力、炽热的求知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茅于轼的学问底子毕竟是在民国时代打下的。民国大学史很有趣,那时候,实行通才教育。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和自己的茅以新,国学底蕴和多学科的素养,都非常深厚。        晚辈,无论从“纵贯”还是“横通”,都要比民国的学者逊色好多。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螺丝钉。        现在的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固然,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是,画地为牢的专业教育恐怕害人不浅。研究李白最出色的学者,应该是河北大学的詹英先生,老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是心理学,满腔热忱,学成回国,巧得很,心理学被取消了。但是具有多学科素养的詹英先生,开始搞起了李白研究。詹英先生说:自己是开杂货店的。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茅于轼,尽管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但锲而不舍地钻研西方经济学,记者撰写茅于轼的相关文章的时候,总是觉得十分奇异。        记得有位记者,特别突出其中的苦涩。说什么“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的确是难于上青天。但,对于具有丰厚铁路运输知识的、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转行学习新知识的难度,而是,很少有人能够进行切磋。“独学则无友”,这对探索现代经济学的茅于轼来说,存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好比孤独一人在沙漠之中行走。        (三)        当茅于轼看到杨小凯发表的关于效用的论文,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实在难以形容。茅于轼将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油印稿,寄给远在武汉大学的杨小凯。小凯以他惯有的认真,一字一句的仔细阅读远方朋友的手稿。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共同期待和学术交流的强烈需求,使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结成挚友。        在一次平常的学术会议上,两位朋友得以谋面。当时小凯还在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当实习生,小凯在技术经济研究所,头顶反革命大帽子,加以和小娟劳燕分飞,想来是异常苦闷的。两位相差18岁的朋友,忘情的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思想犀利的小凯向茅于轼介绍自己的关于分工的思考。为什么自从马歇尔以后,很少有经济学家在分工上进行深入的思考,都走向了资源配置这条路经?但是,小凯为什么能够沿着亚当·斯密开创的路径进行思考,实在令人深思。小凯充满激情的介绍,给茅于轼不小的启迪。小凯认为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茅于轼恍然大悟,并且将这一理论写入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中。        1982年2月23日,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茅于轼和小凯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茅于轼先生担任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就特别看不起这些鼓捣西方经济学的人,但是杨小凯与田国强、张维迎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结识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才俊,与茅于轼先生重新聚首,实在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茅于轼先生曾经撰文,高度评价这次学术会议,认为“西安会议”是中国大陆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确立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小凯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便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聘走,摆脱了在中国社科院的边缘人的地位,小娟被调到经济管理系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小凯与小娟免除了两地分居之苦。        “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看到茅于轼的回忆,这一细节总是感动着我。        1983年底,小凯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临走时交给茅于轼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工业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杨小凯要求茅于轼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茅于轼——这位曾经的铁路工程师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由茅于轼审的稿。杨小凯《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书的出版,渗透着茅于轼的心血,通过这两本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杨小凯与茅于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四)        茅于轼在铁道部彻底“不务正业”了,与大陆的青年思想先锋,组织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读物——走向未来丛书,记得茅于轼先生是这部书的编委。一时多少英雄豪杰,灿烂群星照夜空。我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想当然地以为茅于轼的年龄应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茅于轼是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        1985年,茅于轼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将要到退休年龄的茅于轼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先生。应该说,美国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机构。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茅于轼、资中筠,都在美国所共事。想来,在慎公的统领之下,具有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理念。        好事还不止这些,由于社科院组团参观访问,茅于轼机缘凑巧,见证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茅于轼坐在小凯驾驶的那辆瑞典生产的老爷车,与汤敏、左小蕾、小娟,还有小凯可爱的女儿——小溪,从纽约直奔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胜于雄辩,行走在自由的旷野,原来经常诅咒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帝国主义,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中美之间的比较,自然是小凯和茅于轼说不完的话题。        茅于轼回到国内,真是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借着慎公的宽容和美国所的便利,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住在纽约亲戚家中的茅于轼,首先,就打电话给小凯。痴迷学术但是忠于友谊的小凯,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茅于轼。这让茅于轼内心非常感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写道这里,我非常感慨,茅于轼、杨小凯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操守和品质是决定性的。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遇到困难,向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杨联升求助,反倒受到一番奚落。        茅于轼在美国一年的访问时间里,多次与小凯会面,交流学术,相互切磋。茅于轼离开美国前,不忘到小凯那里看望,重温友谊。        茅于轼与小凯一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一起逛超市,小溪像天使一样,喜欢的不得了,因为在美国拼命学习的小凯,难得有这样的休息。小凯没有得享高寿,与在学术上的呕心沥血,是有关联的。带着小凯的友谊,带着大量学术资料的茅于轼,1987年回国。        茅于轼在以后的7年中,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可以去非洲2次。这样,机缘巧合,茅于轼进行能源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可再生能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此看来,茅于轼还是能源研究专家,只不过被经济学家的盛名掩盖了。平时的茅于轼也没有强调自己能源方面的专长,所以说,茅于轼具有超常的本领,可以在多个领域进行发展。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1990年茅于轼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按照老习惯,茅于轼在第一时间和小凯通了电话,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在茅于轼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茅于轼安排了莫纳什大学的访问。        小娟依然那么优雅、热忱,小凯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小凯的大儿子——杨泽思。小凯对这个孩子宠爱得不得了,真有点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劲头。天使一般的小溪特别懂事,真是惹人怜爱,把弟弟泽思照顾得特别周全。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小溪的照片,长得不像小凯,相貌随妈妈小娟,安详、宁静、优雅、善良、纯正。        在莫纳什大学,茅于轼通过小凯,结识了小凯的合作伙伴,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带着小凯的深情厚谊,茅于轼回到了北京。        (五)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探索民间学术的发展空间,90年代便成为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机构。        天则经济研究所自从1993年7月2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悄然开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力量。张曙光、盛洪、樊纲、张宇燕都是核心人物,茅于轼,无可置疑地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        茅于轼宽容平和的性格,演化成“天则”的精神,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听到老朋友退休之后,推动民间学术的发展,远在天涯海角的小凯内心很是高兴。小凯是“天则”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海外学者来“天则”作学术讲演的第一人。        1995年6月20日,在天则所第36次双周理论讨论会上,杨小凯作了题为《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讲演,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组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运用非线性方法,将企业理论和产权结构理论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这一理论显示了小凯卓越的学识,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小凯自己对于这一理论是非常看重的,认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小凯的第二次学术讲演是在天则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做的,讲演的题目是《后发劣势》。小凯作报告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2月1日,当时天则所在紫竹院报恩楼。杨小凯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        “后发劣势”是小凯针对“后发优势”的论调提出来的,小凯的赤子之心绝对不能容忍“后发优势”论调的甚嚣尘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天则特约研究员的周其仁,对于小凯的“后发劣势”具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技术模仿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极大的误导或者说强化了自满的情绪,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类文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这就是2000年中国大陆的情形。        2000年,这个时候,小凯已经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不少人认为是最具有能力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但是,时间留给这位种子选手的机会已经不够多了,苍天很不公正,不抽烟的小凯居然身患肺癌,这让老朋友茅于轼伤心到家了。茅于轼知道小凯不事生产,没有多少积蓄,加上还有三个孩子,这样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筹了些款项,准备寄给小凯。小凯立身行事,特别具有法度,说还没有到那一步,不必了。        2004年7月7月小凯的逝世,白发人送黑发之人。作为老朋友的茅于轼黯然神伤,75岁的茅于轼怎能忍心正在攀登经济学高峰的小凯英年早逝。        “杨小凯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有巨大的人文关怀。”年事已高的茅于轼已经写了三篇怀念小凯的文章,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会上,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        爱因斯坦的《悼念玛丽·居里》演讲:“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茅于轼之所以能够与小凯肝胆相照,除了学术理念的相通,更大程度上在于两人都具有的品德力量和热忱。        今天我仿照爱因斯坦说:杨小凯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2007年8月初稿        2010年8月定稿      来源: 财经网博客   

爱思想 | 关于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问题的公开信

关于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问题的公开信 进入专题 : 学术规范 刘菊花涉嫌抄袭案         海内外156位学人     就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事件     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公开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暨刘迎秋院长、黄晓勇书记:          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中国学界最大的新闻之一,就是贵院2002年毕业生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在内的多家权威媒体报道了该事件,网络媒体对此事件的转载和传播更是不计其数。不仅如此,《中国日报》对该事件的英文报道还将这一丑闻传遍了全世界。因此,依法对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案加以查处,不仅事关刘菊花本人,而且关系到贵院、中国研究生与学位教育质量、人文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在海内外的学术信誉。然而,半年多时间过去了,刘菊花硕士论文抄袭事件迄今仍未见到处理结论。因此,我们决定给贵院及主要负责同志写这封公开信,以表达我们对这一事件的严重关注。          据媒体报道,刘菊花硕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在阅过有关举报材料后,业已指出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得算抄袭”。根据对网上公布的“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资料大全”的仔细阅读和认真分析,我们完全同意陈力丹教授的上述判断,即该硕士学位论文涉嫌严重抄袭。          如果说我们已经对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严重抄袭行为深感遗憾的话,那么,我们对作为当事人的刘菊花对待此问题的态度则尤为感到震惊。2011年4月28日,亦即抄袭案被媒体披露的次日,刘以“方舟子妻”之名,在新语丝等网站发表了《问心无愧》一文。正如该文章题目所示,她不仅对其涉嫌剽窃行为没有丝毫的忏悔和羞愧之意,而且还对揭发者和检举人进行了恶意的嘲讽和谩骂,甚至连她自己的老师陈力丹教授也不放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抄袭剽窃者业已猖狂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案,之所以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除了她是“方舟子妻”、现任新华社记者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其硕士学位为贵院所授予。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全国上下和海内外学界因此对其所属的研究生院一直寄予厚望。贵院过去三十多年来在培养高端人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术领域也拥有许多著名的学术带头人和专家学者。正因为如此,广大学界人士一直将贵院视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基地之一。          诚如贵院党委书记黄晓勇先生所说,“学生的地位决定学校的地位。”事实上,一所学府的声誉和地位,并非仅仅由校友之中的佼佼者的卓越成就所决定,同时也会被其中的少数败类所损害。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贵院新闻学系毕业的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案不能得到严肃处理,那么,此案必将给贵院研究生培养带来持久的负面影响。我们不希望看到贵院无数精英学子数十载孜孜努力所赢得的良好学术声誉,因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事件而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          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案,虽说已经严重玷污了贵院的学术声誉,但它也给贵院提供了整顿学风、加强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教育的机遇。如果贵院能秉公、公开、依法严肃处理该事件,那么,这不仅将向海内外学界昭示贵院莘莘学子的学术清白,而且还将体现贵院坚守中国学术清誉、开中国千年学术文化传承的学术新风。          我们希望,贵院能排除一切调查处理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事件的干扰因素,严肃按照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法、国务院学位管理条例和学界公认的学术伦理与学术规范,尽快对轰动海内外的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事件作出处理,并向海内外公布贵院的查处结果和处理结论。          我们,一批海内外学人,抱怀对贵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殷切期望、秉持维护中国学界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共同体形象的强烈愿望,谨向贵院发出这封公开信,建议贵院依法、严肃处理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事件。          为此,吾等特此郑重签名如下(含姓名、工作单位、学术职称/职务):          (以下签名学人,按姓氏汉语拼音为序排列)          白 琰: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蔡际洲:武汉音乐学院教授     曹德和: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     曹明华:旅美学者、作家     陈宝成:记者(北京)     陈 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景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     陈 力:天津世杰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兼执行主任、律师     陈满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武钟: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亚南: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永舜:北华大学语文现代化研究中心教授(吉林)     程汉大: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丁香年: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方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冯志英: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     傅德志: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甘任远:美籍华人学者     高书贵: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教授     高 爽: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葛 莘:美籍华人学者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顾秀林: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     郭 琛: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郭 红: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教授     郝荣斋: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审     何 慧: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胡 桥: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胡晓进: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胡晓研: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语言学教研室主任     胡振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贾红柏:东北林业大学生物学博士     贾 宁: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播音与主持艺术系主任     蒋 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蒋永伟:北京黄埔大学副校长     姜锡东: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姜恩庆:天津商业大学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井建斌:天津行政学院副教授     居其宏: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音乐学研究所所长     李传桐:山东工商学院经济学院教授     李大鹏: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恭忠: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李 华:嘉兴学院教授(浙江)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青松: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 懋:天津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李绍章: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世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铁燕: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前主编     李学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 毅:北京市天坛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     李逸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有华: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李志刚: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廉 立:天津市廉立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梁曼丽: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前副校长     刘 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副院长     刘常熟: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道玉:武汉大学教授、前校长     刘恩强: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凤霞: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刘豁然: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冀湘: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利祥: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 实:美国国家环保局科学家     刘曙光:《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刘先志: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成都)     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路宝君: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     罗 丽: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马庆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马志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史研究所所长     毛 翰: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建)     孟 国: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授     孟宪生:北京市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潘 荣: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彭卫民: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所研究人员     彭泽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仇方迎:《科技日报》社高级记者(北京)     邱 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任 丁:澳大利亚天然制品有限公司高级化学师     单月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     尚丽丽:天津光影之约视觉工作室摄影师     沈登苗:历史文化地理学者、自由撰稿人(浙江)     时煜华:鲁迅博物馆党组书记、研究员(北京)     宋兴晟:天津商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苏麓垒: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美国)     孙海峰:深圳大学传播系副教授、副主任     孙桂平:集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厦门)     孙士桢: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孙新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孙 燕:全美贸易公司总经理     谭汝为: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授     万学仁:内江师范学院副教授(四川)     王寒松: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嘉川: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王立杰:天津商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王 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王晓元: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王耀凯:美国系统自动化公司高级工程师     王业奇: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王银宏:中国政法大学、维也纳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运涛:郑州广播电视大学讲师     翁昌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吴稼祥: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北京)     吴量福:伊利诺依州道纳斯格罗夫市CIO、北伊利诺依大学兼职教授(美国)     吴励生:冰心文学馆特聘研究员(福建)     吴世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机械储运工程学院副教授     武 戈: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肖 园: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 波:《世界知识》杂志主编、编审(北京)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薛国中: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严春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杨 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宏玉: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 林:天津光影之约视觉工作室摄影师     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仲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姚选民: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     于 琪:天津光影之约视觉工作室摄影师     俞荣根: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重庆社会科学院前院长     余元洲:江汉大学教授(湖北)     苑 平: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袁钟瑞: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     张 枫: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红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张继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聚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张三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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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我与小凯

    1982年,我硕士生毕业,留在武大哲学系当教师,同年结婚。83年,我因晚婚(34岁)而被照顾分到了湖边五舍的一间16平米的结婚房,是那种三层的所谓“筒子楼”。在走廊里生炉子做饭,一楼有一个女厕所,二楼有一个男厕所,三楼没有厕所;各层楼都有一个水房。我们住三层。我觉得够不错的了。同事送我一桶绿色油漆,我把门窗全部油了一遍,又从建筑工地上拎来半桶熟石灰,凭以前做小工的经验加了几把盐,自己做了一个排刷,将几面墙和天花板刷得雪白耀眼,用我以前在长沙挑土积下的7百多元钱置了一套简单的家具,就在这里营造了一个自己的小家。那时我和妻子小肖都不怎么会做家务,生炉子生得满楼道都是烟,最后还常常灭了,又要重生。煮菜也不大会煮,去食堂买饭菜又常常受气,菜贵不说,还难吃。有次我买了一份“萝卜烧排骨”,回来一看,只有一块带毛的大肉皮,没有半点排骨,气得小肖拿去食堂退钱,还和人家吵了一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挺满意这个家的。首先是风景好,到处绿树成荫,屋后面还有一大片树林子,湖边的风吹来阵阵清新的水气,各种鸟儿在树枝间觅食和嬉戏。再就是安静,住在这片的大都是青年教师,白天不是上课去了,就是在家看书做学问,除了中午排队打饭时食堂门口传出鼎沸的人声,以及傍晚在几栋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几个打羽毛球的人的声音外,其他时间整个周围环境和道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断续的蝉鸣声。        挨着湖边五舍的是三舍和四舍,距离我们也就三、四十米。几乎与我同时分到三舍住的是中文系的李敏儒,和他爱人小彭,都是我的湖南长沙老乡。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的更小,只有12平米,一楼,又黑又潮。记得那时常和他换工,到他们中文系或者我们哲学系借一辆三轮车去煤站拖蜂窝煤,一个踩车一个推车。两人都下乡当过知青,劳动力强,拖个七八百斤煤不在话下。李敏儒后来远渡重洋去美国读博士,现在是美国俄亥俄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全家都成了美国人,但几乎每年都要回来看看老朋友。易中天是稍后来到湖边四舍的,他早我一年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但工作问题和爱人李华的调动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到一切办妥时已过去一年多了。他也是12平米的房间,一楼。他们的小女儿贝贝挤不下,只好暂时寄住在中南财经学院的爷爷家。他们两口子也都是湖南人,李华虽然在新疆出生和长大,但祖籍是湖南。我们三家除了小肖是武汉人外,都是湖南人,经常在一起聊天,连小肖都学会了长沙话。        大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湖边的“湖南帮”又加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长沙人,这就是学经济的杨小凯,他也是住四舍,12平米。        我知道杨小凯已经很久了,但以前从未见过他。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文革前就下放在湖南江永县的几千知青纷纷回到长沙“造反”,并且从传闻和大字报知道,长沙市最有名的造反派就是一中“红中会”,他们的理论家是高中生杨曦光,也就是后来的杨小凯。于是,凡是与杨曦光有关的大字报我必看,并对他的见解钦佩不已。我们当时也在办一份知青小报《中毕红旗》,不是控诉性的,而是有一定的理论色彩,虽然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很大影响,但在杨曦光的文章中居然也被关注到了,称为知青运动走向理论化的新动向。但后来就是“省无联”的倒台和杨曦光的被捕,听说他是逃到武汉,在长江大桥上被抓的。接着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批杨曦光这个“小人物”,相关的传单满街都是,印象中似乎每个人都讲了话,讲得最多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大意是说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决不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够写得出来的,后面肯定有“黑手”。我当时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太小看一个19岁的中学生了,同时又觉得他们这么多大人物一起来批杨曦光,又似乎太重视这个小人物了,由此也就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想要把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找来看一看。但哪儿也找不到。因为该文作为大字报刚贴出来不久就被复盖了,我没能赶上看,后来就被宣布为“反动文章”,见不着了。然后听说杨曦光的母亲自杀(她原来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又传来杨曦光被正式判刑10年的消息。        1968年,我们知青陆续返回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来,心情无比郁闷。有一天,我们大队知青造反派的头,人称“芋头” 的,拿来一份传单,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让我们传看。我一看,这不就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吗?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文章还有点长,好像有一万多字,主要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以及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步伟大领袖的战略考虑,再就是毛、周、刘等人之间的角力和平衡。我怎么也看不出文章有什么“恶毒”和“反动”的地方,通篇没有攻击任何人,从头至尾都是在客观冷静地侃侃而谈,对形势和政治关系的分析头头是道,细致深刻,远远超出我们这些被运动者的简单头脑,一切都是那么理性和有主见,从表面的口号底下揭示出隐藏的实质意图来。我想,也许这正是使那些大人物们感到恐惧的地方。如果人人都有杨曦光这样的头脑,或者至少这样的人多一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搞不起来了。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极为震惊的,不是里面的具体观点,而是那种冷静旁观的理性分析态度,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在我心目中,毛泽东是神,是只能服从、不能分析的,即使是善意的分析也不行。杨曦光的分析可以说还是属于善意的分析,隐约还似乎为毛泽东的“巴黎公社原则”未能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实现出来而感到惋惜。但他的这种理论上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把我彻底震住了,我如梦初醒,深深地为自己以往的不动脑子、只凭激情而感到惭愧,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杨曦光那样,有自己的主见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呢?我和杨曦光同岁,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呢?           从那时起,我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自我充实和自我训练的不归路。我开始认真地读一切我能够找到的理论书,在漫长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农业劳动中,我挤出每一点空余时间来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为的是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头脑。态度的改变是决定性的,我一下子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思想也变得深刻起来,能够在当时那些表面的宣传口号底下发现某种不可明说的隐秘目的。与大多数人由林彪9.13事件才看清文革的实质和开始反思毛泽东不同,我是从1968 年读到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就已经跨过了这道门槛,所以对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我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反倒由此思考起中国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必然性来。经过整整10年的艰苦自学,在1979年,我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哲学,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但我没有一瞬间忘记了我与杨曦光这一段未曾谋面的缘分。           可以想见,当我听说杨曦光也被刘道玉校长聘请来武大,并且就和我住在同一个湖边小区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激动!我迫不及待地和朋友们去拜访了他。在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里,杨曦光,现在是杨小凯,面容刚毅,偏瘦,但显得很结实,虽然说不上漂亮,但英气勃发,同时却又很谦和。说话的速度不快,偶尔还有点结巴,但思路极为清晰。那时他刑满出狱已有五年,听说最初是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看中了他的才华,想录用他,但当时的形势还不允许这样大的动作,所以暂时安排他在邵阳印刷厂当校对。正是在邵阳印刷厂,他认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吴小娟,两人谈起了恋爱。这桩恋情双方的家长都不同意,小凯家可能嫌小娟是个普通工人,文化不高;而小娟家对她找上个刑满释放的反革命也是耿耿于怀。我在见到小凯前就在长沙小凯家见过小娟,印象中是一位“冷美人”,脸上从不带笑。现在想来,她那时可能正为她不为杨家承认而痛苦,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后来小凯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但社科院因为政治问题迟迟不敢要他,一直吊着。是刘道玉顶着“左”的巨大压力把他作为人才引进武大来,聘为经济系讲师,且分了一间房,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胆举动。           我们可以说是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他的夫人和小孩暂时还没来,他就天天在食堂打饭吃,傍晚就找我们和他打羽毛球,我和小肖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打得满头汗,而他大气都不喘一个,显得十分轻松,上来试了几拍,我们就成了他的啦啦队。他打球又快又狠,准确潇洒,动作灵活,姿态优美,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他体格强健,身材匀称,据说从小习武,三四个人拢不了他的边。虽然这是听说,但有件事让我亲自领教了他的功夫。有一天傍晚我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从武大走小路去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他去拜访华工的数学老师,我去看我的一个朋友。晚上返回的时候,我从朋友家出来,走了不多远,还没出华工校区,自行车的链条断了,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如果推着走回去,至少也得一个半小时,我想把链条修好,就在路灯下鼓捣起来。正在满头大汗地修车,这时小凯也从老师家出来了,恰好碰见,问清了情况,就说,不用修了,我带你走。我说,你带我走可以,但是我这辆车怎么办?他说,我也一起带上。我大吃一惊,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我是一辆永久二八的大车,他骑的是一辆二六的小车,他要骑着小车带大车,后面还坐一个大活人,而且回去的路上是没有路灯的泥巴路,一般骑车都要半个小时,能行吗?但我看他那种信心十足的样子,又不像是开玩笑,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坐上了他的车后坐。他就这样一只手扶车把,另一只手牵着我那辆车的车把,带着我晃晃悠悠地骑行起来,但不久就平稳了。我一直提心吊胆,在黑暗中,只隐隐约约看得到前面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他像玩杂技一般同时保持着两辆车的平衡,一直到家都没有出什么事,只是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他是由于用力,我是由于紧张。从此,我对他这种掌控自己身体和外部工具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似乎也为他思想的那种数学般的精密找到了身体上的理由。他完全是用数学和逻辑操纵着他的身体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动,同时反过来,他又是用极其具体的身体感受在把握他思想中那些抽象的数字和公式,这样的人,真乃奇人也!           所以我很喜欢和他谈学问,虽然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我们都太忙。有一次我碰巧和他同路,谈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比较,他说马克思的经济学现在已经过时了,大意是说,马克思用的是抽象法,抽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比如“价值”,然后把它往一个一个经济学现象上套,解释不了的就用偶然因素添加进去,视为对本质事实的偏差;但现在偶然因素越来越多,“偏差”越来越大,那个“本质”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凯恩斯经济学则用的是统计法,紧紧贴着现象来找规律,建构起可操作的数学模式,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可以解决问题,并且随时可修正。我那时脑子里还满是形而上学,总认为不管怎样,马克思所发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是对一切经济学事实彻底理解的根据,如果像凯恩斯那样,把经济规律建立在人们那不确定的消费欲望之上,一个流行时尚就可以改变规律,那还有什么真正的规律可言,只是碰运气罢了。不过我没有和他展开争论,毕竟我不是经济学专家,他说的那些概念术语,什么“边际效应”等等,我都不懂,只觉得大开了眼界。记得当时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如此相信经济学问题可以用数学来解决,致力于研究数理(计量)经济学这套东西,但它对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真的能够有作用吗?他沉吟半晌,说:相信将来是会有用的。我觉得我这一问可能击中了他的要害。在目前中国,并不存在计量经济学所要求的那种统计,一切统计数字都有掺假的成份,而且经济运作也不是按照统计数字,而是按照权力博弈和潜规则,离他所设想的那种“规律”还无限遥远。当然我并不否认他的数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在欧美发达国家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但我深知小凯的志向决不仅仅是当一个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而是要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设计蓝图。他骨子里是一个立志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还有一次,他谈到他在牢里结识了几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数学就是向其中一位数学家学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都在牢里”,他说。有一位被作为“反革命罪”和他同在一起服刑的刘凤祥,原来是湖南工人报的编辑,极有才华和思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车间劳动,被机器轧断了一只胳膊,文革中再次遭难,先判无期徒刑,后被枪毙,80年代才获得平反。小凯受他影响很大,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社会经验和历史教训。从牢里出来,他头脑里装着两种知识,一种是可以定量化的数学和经济学知识,这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知识;另一种是人性的知识,包括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学和社会历史知识,他认为这一类是通俗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而不须专业训练。他的这种划分我当然不敢苟同,因为我认为像哲学这种知识也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如哲学史的训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没有方法论的训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未经训练就可以进得了门的。文学创作则更需要天才。小凯的这种划分可能反映了他的一种偏见,一是他不太瞧得起人文科学的学术性,二是他以为他只要愿意,也可以轻易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           大约是1983年冬天,他通过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办成了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手续。是否放小凯去美国,这在武大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又是校长刘道玉力排众议,拍板放人。这事后来成了刘校长的一项“罪名”,但在全校教师心目中却为刘校长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在此之前,小凯已经把爱人小娟和刚刚两岁的女儿小溪接来武大,而且换了一间好一点的房子,在北三区36家,16平米,还有两家共用的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离菜场和商店也近,不像湖边买东西要走上二十分钟。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们还获得了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每月可灌一罐气的煤气本,这是当时青年教师做梦都不敢想的。不过,他们享受这一特殊待遇并没有享受多久。小凯远渡重洋之后,小娟一个人带着孩子,要自己做饭,又要上班,又要料理孩子,忙得焦头烂额,还要马拉松式地办理出国陪读手续。那一段时间,我看小娟几乎都要疯了,有时请我们帮忙照顾孩子,她自己过汉口去办手续,整天来回跑,人变得又黑又瘦,家里孩子的脏衣服丢在地上,身上尿湿了也没时间换。大概在84年夏天,她也有狠,终于把陪读的事办成了,临走前交待我和小肖帮她看房子,连同煤气灶、粮油证、副食品证等都给了我们。这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我们一边祝贺她带着女儿去美国和小凯团聚,一边庆幸自己天无绝人之路。因为那时小肖也已怀有几个月身孕了,我正愁原来的筒子楼条件太差,孩子生下来后连身子都转不开,现在我们居然有了两处房子,还有半个自己的厨房和厕所,以及点火就着的煤气灶,这样的好事哪儿有!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夫妇对我们的信任。后来,我们两家常有信件来往。有一封信是小凯写的,说他现在正为是否加入基督教而苦恼,因为他不愿意和儒教断绝关系。后来就听说他最终还是入了基督教。我想,在那样一个基督教社会中,不入教可能是难以和人家相处的吧。不过我总觉得,他的儒家情怀是深入他骨髓的东西,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摆脱的。           这年9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从妇幼保健院抱回来,就住在这间借来的房子里。房子在一层,虽然只有16平米,却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上山的小路,一个就直接对着几米远处珞珈山那郁郁葱葱的满山楸树、樟树和马尾松,树影摇曳,鸟语声声。我们请了一位老家的堂侄女来帮忙,用小凯的柜子家具把这间房子隔成两部分,外面部分放一张双层铁床,由小保姆住下边,上边放箱子;里面部分是一张大床,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这张大床上,后来添了一张婴儿床放在大床边,给孩子睡;靠窗子刚好还能放下一张书桌。我戏称我们的房子是“两室一厅”。小娟留下的粮油证,开始我们还帮他们攒着,后来看看他们可能不会回来了,于是就把油票都用了,粮票用不完,就拿去和农民换鸡蛋。这样直到两年后,有关部门才把粮油证收上去,那时候粮票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得到,也不贵。小娟还留下一只小木箱子,没有上锁。有次我偶尔打开看看,居然是小凯的一些手稿,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文学创作手稿。我稍微翻阅了一下,觉得小凯实在不具备写小说的天才,所有的人物都在发议论,对每个人物的内心都在进行分析。这种情况我因为自己就经历过,所以十分熟悉。我当年也曾尝试过写作,但后来放弃了,我觉得自己过于理性,缺乏创作所必要的激情。但我知道,即使不成功,这些都是小凯宝贵的精神财富,记录着他某一个阶段的心路历程,于是我又把一切放回了原处,细心保存起来。学校收回这套房子和煤气灶是在88年,那年小娟的父亲从湖南来,用一辆大卡车把他们的家具用具,连同那口小箱子都运走了。不过在那之前87年,我已搬进了湖边九区一套一室一厅、带自己单独的厨房厕所和阳台的新居,30多平米,号称“鸳鸯楼”,并且分到了一个和小凯同样的煤气灶,总算是从住房的困窘中摆脱出来了。我永远记得,是小凯和小娟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小凯再次回到武大来看我们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92年,我搬到了学校新盖的一套60平米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小凯第一次回来看我们就是在这套房子的客厅里。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他拿出了一套他自己拍摄的照片来给我和小肖看,是拍的他在澳大利亚自己设计、自己盖起来的一栋很气派的房子。他说现在国外时兴自己动手盖房子,看他说话的口气,颇为得意。这时他已拿到博士学位,被澳大利亚一所名牌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又被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问起小娟,他说她现在忙于带孩子,他们在国外又有了两个孩子。我看他满面红光,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样子,身体比以前更加强健了,心想在国外的生活和国内就是不同。我们都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使我们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在国外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居然只能由经济学院的院长私人掏钱接待,官方拒不出面。我想如果还是刘道玉当校长的话,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90年代,小凯经常在一些华文刊物上发表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评析文章,得到了经济学界高度的评价,常被引用。我想,就算他的经济学观点不被政府采纳,他这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总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啊!谈到个人的收入,他似乎对国内大学老师现在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对当时还在实行的福利房政策羡慕不已。他以他那精于计算的头脑帮我算了一下,认为我现在的收入表面看来比不上他,实际上并不比他在澳大利亚少,除了物价差别外,还有不少隐性收入。我甚至想,如果武汉大学现在要聘任他,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应聘的。他后来还来过两次,每次我都是去珞珈山庄见他,顺便给他带一本我自己出的书。           03年的时候,听说他生病了,我很吃惊,想不到他如此健壮的身体也会有病。但我想,他肯定会很快就好起来的,他体质好,也许是过度劳累,一时不适应,但恢复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过了不久,果然听说他病好了,我也放心了。在此期间,我收到过小凯入基督教会后在教堂所作的几次见证记录,谈他如何因为信仰上帝而使自己去病消灾。对于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小凯的这些见证显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像他那样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怎么会如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相信神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应验。当然,我也不能担保,如果我自己处在那样一种处境下,我会怎么做、怎么想。也许人骨子里都有自己幼稚的一面,只是平时没有暴露出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罢了。这种幼稚在世俗眼光看来是愚昧,但未尝不表明一个人内心深处还有某些单纯和天真的东西,它是通往善良人性的。我由此对宗教的感召力无比敬仰,虽然我自己不信宗教,但我尊重和钦佩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去年我在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做访问三个月,悉心体会周围信众的那种宗教氛围,我觉得这种氛围根本不是科学所能够分析和理解的,它是由每个人的瞬间宗教体验而建构起来的。例如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神学家之一潘能贝格(W.Pannenberg),就是在青年时代一次强烈的宗教体验中决定皈依基督教的,那次他正从山上下来,突然看到在夕阳的照射下,整个山谷充满着金色的阳光,他被深深震撼了,感到确实有上帝在抚慰着他的心灵。我不知道小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宗教体验,但世界上多少杰出的科学家,饱学之士,在谈到上帝时都是如此虔诚和幼稚,因为在上帝面前(如果真有上帝的话),谁不是孩子呢?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信仰他的上帝。也许经过文革,我对那种盲目的、未经充分反思的信仰已经绝望,对宗教式的祭拜仪式尤其不敢苟同。但我同情小凯的信仰,我不敢说,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和他那样的有神论者,哪个的精神生活更可取、更有意义。至少,基督教帮助他克服了儒家士大夫那种“遑遑如丧家之犬”的痛苦心态,能够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坚强地支撑起自己的独立人格,功莫大焉。           2004年,我得到了小凯终于去世的消息,大感震惊。小凯已有好几年没到武汉来了,听说有时偶尔回大陆,也只到长沙看望90高龄的老父。我想他大概已经对武汉大学的那种冷漠和不通人性深感失望,这些官僚们哪里有半点关心学术和国家前途的心,只关心自己的乌纱帽。但我一直还在期盼有朝一日小凯能得到武汉大学的承认,只要他活得足够长久。可惜他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天妒英才,小凯可能是我的几个最有才华的同龄朋友中最早离开我们的。05年我在海南大学和萌萌、志扬一起还在为小凯的早逝而感伤不已,谁知翌年萌萌也突然走了,也是得的肺癌。他们的父辈都活到了八、九十岁,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太优秀了,才不能见容于这个庸人的世界。小娟在04年底曾带着她的小儿子到武汉大学来,住在我们家。那时我刚好到西南政法大学讲学去了,未能见着,颇感遗憾,是小肖接待的她。她来武大,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老校长刘道玉先生。正是由于有刘校长,小凯一家的命运才有了决定性的转机,华人世界也才多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的成就,据业内评价,是足以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但刘道玉这样的校长在中国也已经绝迹了,每次我在校园里碰到他,都有一种“恍如隔世” 之感。我无比怀念我和小凯一起在湖边居住的日子,那是一个金色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虽然物质贫乏,但内心多么充实!我们那一代人,现在都已年届花甲,我们承受过民族的苦难,但我们拥有这一段光辉的经历,我们靠自己把自己拯救出来,我们没有白白地受苦。至于后来者将要如何造就中国的命运,那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了。我们把我们一生的经验和智慧留给他们,但要由他们自己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小凯的这一问题传下去。      

颜昌海:“钱学森之问” 根本的答案就在这里

国际社会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全面发达程度上,有一个不是标准的标准,那就是诺贝尔奖。这是一个学术上的奥林匹克,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大奖。可是,至今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个自私然科学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的东邻日本,一亿多人口,只有中国国土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已经出了 18 个了,仅 2008 年就出了 3 个物理学奖。 小小的英国,仅一个剑桥大学就出了 80 多个诺贝尔奖。而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上千所大学,都 60 年了,至今还是零 。是中国没有人才吗?中国人的聪明举世闻名,身在海外的华人已有 9 人得奖。为什么在海外行,在大陆就不行了呢?古语说,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根子显然不在个人,而在体制身上,在教育身上。 温家宝总理多次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先生总是重复同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过五六遍,形成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在钱学森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据说温总理立刻约见了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而几位校长的共同回答是:“老师不行,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教育乃立国之本,国民的素质、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皆来之于教育。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由精英引领,一切精英皆来之于社会教育。教育体制决定人才的培育,是人才辈出还是万马齐喑,归根结底就是体制的问题。 2010 年 4 月,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在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到,“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到底在哪里? 2010 年 5 月 2 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高校应该从数量扩张发展到质量建设上来,而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 20 年。与两位校长的观点相认证的是: 5 月 12 日公布的年度 QS 亚洲大学排名中,北大、清华分列第 12 位和第 16 位。这还仅是在亚洲。北大、清华作为中国学界的骄子,几乎倾举国之力兴办,却还算不上世界一流大学,远远落在世界同行的后面。 据媒体报导, 2009 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 21 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像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 20 世纪生活的 20 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 2010 年 5 月 21 日,在 2010 中瑞创新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给出了答案。他说,“大家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很强,但是创造能力很弱。”“理论上讲一个人口大国应该会有更多的天才和创新能力和更多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从而会有更多的创新和发明。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很难找到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重大创新。”“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体系做不到这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比 60 年前还要差。”“我们的教育体系总是告诉我们的学生任何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唯一的准确答案。”“意识形态控制太强。我们整天讲我们要统一思想,怎么统一思想呢?这是很荒谬的,思想要多元化才好,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所以我们整天告诉学生、小孩要统一思想,不能有与众不同的想法这对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扼杀和谋杀。”学者汪丁丁也曾愤而拍案道:“愚蠢的管理体制产生愚蠢的管理方针。”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根本。为什么 2010 年北京高考的理科状元会被美国 11 所顶尖高校拒收, 2011 年北京三名文科状元同时弃北京大学,内地共 11 名状元弃清华、北大而选择香港大学,这就是答案。并不是港大特意来挖高考状元,恰恰相反——港大并不稀罕状元。早在 2005 年,就有 11 名各省市高考状元申请入读港大时被拒绝。理由是:港大对高考分数跟面试表现同等重视,港大不会收录“书呆子”。 国内学子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不仅与国外同行,即使与民国时的北大相比,甚至与战时的西南联大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西南联大这个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短短 7 年的历史,就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170 多位两院院士和众多学术大师。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其环境、条件何其艰苦,在茅草屋里上课,在煤油灯下看书,每天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竟然造就出众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其根本原因就是:遵从了“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的人才培养规律。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曾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也曾有过流星一现的改革辉煌。 1980 年代武汉大学,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在全面研究了中西方高等教育的成败利弊之后,励精图治,领全国之先,全面推行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奉为“武大的蔡元培”。各项改革,除了插班生制度是经国家计委批准以外,其他如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等等,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改革后的武大,文气被发挥到极致。抛弃一切形式主义,真正以培养杰出人才的路子培养学生。学生可以“逃课”,逃掉不喜欢的课,自主选课,从而发挥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自由架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期末考试没有统一的试题格式,没有 AB 卷,也没有标准答案。学生的自由向学、自由论争之风炽烈,精神气象非今日能比。成功的改革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连北大的教授都想来武大,高考状元来武大,不少高分学生宁弃清华、复旦而报武大。然而,仅仅 6 年,这场让全国学界甚至国外都叫好的改革,却被教育部的一纸公文突然刹车,化为乌有。一 1988 年 2 月,改革者刘道玉被毫无理由的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一场令国内外瞩目的教育改革就这样被扼杀了,所有成果被冰封。刘道玉成为制度的殉道者,从此离开教育,归隐山林。 2008 年 3 月,时隔 17 年后, 72 岁的刘道玉应邀在武大人文馆就他的新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也是他对武大学子做的最后一次讲座。演讲结束后,所有学生都不退场,给与这位前武大校长、一个传奇式的长者,长达半个小时的掌声,以此表达对前校长的支持,对现制度的憎恶。 衡量一所大学的根本不在于有多少高楼院所,而是软环境。包括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等在内的一代科学大家,要么是国民党时期培养出来的,要么是国外留学归国的。中共 60 年都干了些什么?只有运动,没完没了的运动,一场连着一场,不断的整人、害人; 毛泽东语:“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957 年,内战结束仅仅 7 年,百废待兴,正是国家建设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中共一场反右把整个中国的知识份子阶层覆灭了。其后不到 10 年,“文化大革命”降临,知识份子又被整体划为“臭老九”批倒批臭,整整 10 年,每天战战栗栗的处于被管制之中。 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本以为苦日子可熬到头了,没想到改革开放后不到 5 年,又搞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彻底断了中国知识份子追求思想自由的念想,从此被画地为牢陷在官方设定的思想牢笼里,一切唯党的意志是瞻,不能越雷池一步 。不仅如此,中国的知识份子在精神上被阉割的同时,在物质上也被闹出造原子弹的赶不上卖茶叶蛋的可悲笑话。 很多人对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被禁锢没有痛彻心肺的感觉,是因为长期以来的高压统治对人思想的钝化,使人已经麻木,感觉不到灵动的思想对于个人、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了。 实际上人之所以贵为万物之灵,就在于那个思想,没有了思想,人就是行尸走肉,就是一具活的尸体。 62 年了,中国何曾出过一个享誉世界的大师级的思想家?何曾有一部在中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厚重积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出不了人才,能说得过去吗?这究竟是为什么?! 几十年来,文艺、学术一直为政治服务,只讲党性,不能反映人性;只能迷信权威,膜拜权威,创造力被禁锢,得不到正常发挥;中国人只能像陈景润一样去求证人家的猜想,而不是自己去独创一套猜想; 著名作家巴金的代表作都是年轻时国民党时期的作品,整个一个黄金中年都在运动中度过,一事无成!巴金直到晚年才敢说真话,发表了《随想录》。说是真话还是说一半,藏一半,真正至真率性的所感,只能烂在肚子里。岂止一个巴金, 所有有良知的知识份子都是骨鲠在喉,却又不得一吐 。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缩影!这就是亿万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62 年诺贝尔奖中国空缺,没有听到当局的反思声音,没有人为此而承担责任。而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导:“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俄罗斯裔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 5 日以石墨烯研究捧得 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天就批评俄罗斯政府没有在年轻学者毕业之后向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导致了人才的流失。梅德韦杰夫说,我们需要努力,这样我们的天才才不会出国。” 几年前,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一个写本书都要被抓去审讯的国度,思想还有几多价值? 因为在诺贝尔奖的标准里,作家需要有独立的价值观,不能为社会政治和现实所绑架。而 在现实中,中国文学只是商业和权力的自娱自乐,现实和历史的真相均不在视野之内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言,一个人才的横空出世并不像预言那样简单,中国学术界若不能解决掉自身的种种问题,那么中国人还将会 10 年、 20 年永远等下去。 了解中国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经说过,中国人一百年也不会产生新思想并对人类有所贡献 。 对这种知识领域的专制,有学者如此感慨:从小学到大学,从博士到教授,都设有绝对不容挑战的“标准答案”,谁违背了这些标准答案,谁就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永世不得翻身。 学生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毕业升学,教师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晋升职称,官员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升迁,各类白领蓝领违背了标准答案就要下岗。等等。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标准答案年年都要更新,知识份子就要年年重新背诵, 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就是在背诵标准答案而不是创新中度过一生的。一个让国民从生至死都背诵标准答案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丝毫创新能力的民族!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没有任何傲视世界的发明创造的根源就在于此。 这种知识和信仰的颠倒管理,不仅造成社会没有信仰和丧失创新能力,同时还会毒化民族性格,造成整个民族的阳痿 。原谷歌公司中国区总裁,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该国的教育系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使得整整一代人丧失了质疑传统思维和创造独特发明的能力。” 对这种极端悖谬的教育体制,也有抗争。海归教授清华美院陈丹青的愤然出走,北大法学院著名教授贺卫方对研究生的罢招,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何家庆的提前退休,等等。但多数人还是选择了沉默。陈丹青的出走,因于美术专业研究生招生的政治考试。他说,艺术学院招生的外语和政治考试,外语考试是否必要,自是见仁见智,但是政治课考试,“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例子,连苏联和古巴都没有这么做。”不仅是艺术学院, 中国人有多少人会去质疑那个政治课是高考必考之课、应考之课呢?有多少人会认为那个政治课其实是当局在强奸民意呢?有多少人会认为各单位那个党组织其实是个绝对多余应该剔除的毒瘤呢? “我们国家最成功的教育是体育教育。因为体育教育不考政治,不考外语,只考肌肉、体能和速度,它按专业规律来培养你,择优录取,谁跑得快,谁进来。”面对自己的孤立与周围人的麻木,他发出如此感叹,“我看见,不论在我工作室的学生,还是其他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况。”这是一个长居纽约 16 年的海归人士,对中美不同的教育理念对比后的清晰、透彻所感,而真正久居此地的中国人已经无以分辨正邪了。 中国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教育、知识份子历来都倍受尊崇。封建时代,秀才见官可以赐座,而商人见官只能站着。国民党时期同样如此。 1927 至 1937 年 10 年,共产党所谓的军阀混战年代,却是中国的大学教授境况最好的年代,他们不仅是精神贵族,也是物质贵族。整个社会,即使军阀官僚,看到知识份子,都毕恭毕敬,优礼有加。 1930 年代,儒学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在军阀韩复矩支持下搞起来的,山东教育的进步令全国瞩目;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大军阀刘文辉明令县长:“ 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 早在 1916 年 10 月,奉系军阀奉天省长张作霖严令各县增加教育经费,要占到全县总支出的 40% 以上,并以此作为考核各县的内容之一。张作霖甚至以宁肯少养 5 万陆军的魄力,创办了东北大学。整个校园面积达 900 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东北大学的经费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年经费是 90 万银元,南开大学 40 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 120 万。而东北大学是 160 万元。一直以来被中共一再抹黑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实际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开明人士。凤凰卫视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中,专门有一集介绍刘兴办教育的事迹。刘文彩修建的文采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征地时为使百姓利益不受损失,刘采取的是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教育规模在四川地区甚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学校建成后,刘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上简单说几句,大意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采中学的校训中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此外,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纠纷也要请他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至于所谓的水牢、收租院等等,全系共产党为了政治需要胡编、捏造,共产党为了让人们相信所谓的“旧社会”如何坏,它的“新社会”如何好,为它的夺权制造依据,编造了多少谎言! 两千多年来,孔子一直被尊为圣人,皇帝到了孔庙门前都要下马,以示尊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清圣祖康熙大帝奉孔子“万世师表”,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而且,孔子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当年侵华日军在进入挂有孔子像的人家时,都施礼退出,决不冒犯。但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却被蔑为“老二”,不仅被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唯独中国大陆例外。据中新网报导,中国教育支出占 GDP 比例为 2.6% ,排于世界各国末尾。 联合国官员指出,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支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 。早在 1993 年就提出本世纪末教育投入占 GDP4% 的目标,如今新世纪又过去了 10 年,还是没有达到。 2010 年五月,新的教改方案获得通过,教育投入占 GDP4% 的目标要到 2012 年达到。…… 一向被瞧不起的印度的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例都达 7.4% ,比中国大陆的 3% (很多年份还达不到)高出一倍还多 。印度 1947 年才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 1949 年就通过宪法确立了全民免费医疗的政策。虽然当时的全民免费医疗还未能完全落实,重大疾病还需要个人负担一部份,可是却规定先看病后补交费用,所以大多数困难患者补交不上的费用,也都由政府买单。印度经过与“新中国”同样的时间,全民免费医疗已经名至实归。并且政府办的医院对于所有在印度的人都不收费,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印度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享受免费医疗。 2008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 3.41 倍,印度以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负担与中国相当的人口,以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相同的时间内,可以为 10 多亿人口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 。 基础教育阶段,一年级到八年级,学校不向学生收取任何学费,教材由政府专门拨款购置并向学生免费提供。每位在校学生每年免费领取冬、夏以及春秋季三套校服。现在全印度 1.2 亿学生全部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许多住宿学校的学生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被褥、牙膏、毛巾之类的生活需要都由政府提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唯一需要负担的费用是每月 12 卢比(合 2.4 元人民币)的“政府福利基金”。学生每年只需要缴 144 卢比,折合成人民币还不到 30 元。大学教育,每年每生费用也只合人民币 300 元左右。 陕北的吴起县在花 5 千万修一公里路和高中以前的所有学生教育实施免费之间,做出了良心选择。吴起县能做到,其它地方为什么做不到?吴起县县委书记曾表示,吴起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有钱,而“全民免费教育”也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耗钱,在吴起县每年需要 5 千万元。关键是政府有没有发展教育的决心。与此相印证的是, 2011 年 2 月,陕西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镇坪县, 2010 年地方财政收入 3,400 万元,却出台政策,在全县实施 12 年免费教育,将高中教育也纳入其中;陕西的另一个全国百强县府谷县也在同月出台政策,推行十五年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免费!但 2010 年 7 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公布,教育部官员 8 月 16 日在湖北宣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时表示:未来 10 年,中国仍将坚持实行 9 年制义务教育。百姓翘首以盼的 12 年义务教育,还得等 10 年!而据媒体报导, 2010 年的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将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以国家经济能力来说,不仅可以实现全民教育免费,全民医疗免费都完全可以做到。但共产党就是不做! 为什么搞三峡工程有钱?办奥运、办世博、搞国庆庆典有钱? 2008 年 6 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 49 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 国家债务 247 亿元;提供各类援款 2065 亿元,其中无偿援助 908 亿元 ;对 42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 736-1115 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 98% 。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 1 万 5 千名各类人才,派遣 100 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 30 所医院、 100 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作家韩寒说:“ 一个国家,可以几十亿几十亿地到处撒钱,几百亿几百亿地为了一两句赞美签单子,几千亿几千亿地开这会那会,当研究表明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保需要投入一千零几亿时,它却表示,拿出这笔钱有困难。 ”多年来,官方一直吆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实际上,他们从来都是空喊口号,从来没有真正的重视过知识和人才。相反,对知识的践踏和蔑视,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却是全球最严重的,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他们来说无所谓。 对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只是任继愈、钱学森,大家看得都很清楚,问题非常简单,不难解决。但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其中包藏着党的一个天机:外国人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独立思考能力。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只准知道给定的答案,只能回答给定的答案,只准你死记硬背上面的标准答案,不准你自己另寻答案。 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说,长期固守一种模式,必致思维僵化,头脑简单。最终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听话,听指挥者的话,就像条件反射一样,只要是党的号召,就是对的,第一反应实际也是唯一的反应,就是听,不折不扣地执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维。这种教育方式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培养一批只知死读书、读死书的头脑僵化机械的书虫,而不是可以应对任何复杂环境和形势的可造就之才 。 ——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10 多年前的克拉玛依大火,当指挥者高喊:“让领导先走!”所有学生都乖乖地听话,在大火面前连求生的本能都失去了,最后只能葬身火海, 这个教育模子出来的只能是书呆子。这就是本质原因! 知识本来是启迪人心智的,但罪恶的体制埋没了多少天才,造就了多少庸人! 对教育来说,只要听话,听党的话就可以了。党需要的永远是容易统治的应声虫、奴才、顺民,而不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否则,若能独立思考,跟党不一致怎么办?还得让党拿出功夫、精力来搞思想统一,不如干脆就是一个不允许,省事。 2010 年秋,闹得沸沸扬扬的教改方案通过,大学教育仍然沿袭旧的一套,仍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再有本事,仍然在党的手心里转转。全世界都在搞素质教育,唯有中国大陆搞应试教育。甚至把社会事业搞成了社会产业,把高尚的教书育人搞成了充满铜臭的赚钱机器。这就是根本问题。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走进大中小学校园,印入眼帘的赫然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完全就是统治者实施愚民统治的工具!——这就是答案 。 罪恶的教育体制不仅误人还吃人 。 2009 年北京大学在不到 9 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一名硕士、一名博士、一名双硕士自杀。 2010 年以来,也曝出全国多所高校学生自杀或杀人的消息。克拉玛依大火,如果不是愚民教育,学生也断不会在火灾面前领导说什么听什么,没有了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致使自己葬身火海。与其痛恨官僚的冷酷与极端自私,不如声讨罪恶的教育体制。为什么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就是发达,社会主义国家都贫穷落后?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发展,专制独裁永远都跟不上时代发展。 官方让人笃信标准答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谎言太多,人一独立思考,就把谎言揭穿了 。试举一例,李大钊是中共的创始人,为了表现李大钊生的光荣,死的也伟大,一直宣传说李大钊死前曾两次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而据《党史博采》 2007 年第 4 期发表的《李大钊就义的真实情景》一文披露:“据笔者了解《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的朱乔森,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 所以,北京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我们的教科书,按照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属于‘秽史’。你问我这个教科书有里多少东西是真的,低于 5% ,你考完赶紧把书烧了,搁家里一天都脏你屋子,我从来不往家带,扔车里,能不看尽量不看,纯粹都是胡说八道。”……

仓惶人物志——先知杨小凯

● 苏小和       一直到2002年,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叫杨小凯的经济学家。那是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看见了他,瘦弱,有些苍白,为我们慢慢讲述着“后发劣势”的课题。大约一个多月之后,林毅夫针对小凯的演讲,专门写了一篇“后发优势”的文章。由此,这个话题正式放大为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国当代经济的两种范式。       小凯的后发劣势表述,将经济学家沃森的“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置放在中国百年经济史里,让人眼睛明亮。事实可能正如小凯所言,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这种没有制度提升的模仿,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林毅夫的阐释显然有意背对杨小凯而去,他不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完成英美的宪政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不认为当下英美的宪政体制就是最好的制度,如此,后发很有可能是一种优势所在。       感谢两位经济学家的辩论,很多人开始了解杨小凯。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个瘦弱的中国学者,竟然是世界经济学界的翘楚。1998年,杨小凯出版他的《经济学原理》,这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事实正是如此,在人类经济学史上,杨小凯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建立了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分析方法,从而能够对经济组织演变、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理论解释。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布坎南毫不含糊地说杨小凯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并连续两年提名小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周其仁对小凯的评价可能更接近本质,“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对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    我愿意把周其仁的这种见解当成理解小凯的一把钥匙,由此我们能够真正走进他独立思考的一生中去。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始终坚守的保留和怀疑,构成了杨小凯主要的精神气度。耶稣曾经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杨小凯的人生遭际再一次见证了耶稣的真理。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祖籍湖南湘潭,1948年10月6日生于东北吉林,长于湖南长沙。他的父亲杨第甫原为湖南省委高级干部, 1966年,他升读高中一年级,文革爆发。小凯父母亲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和“狗崽子”。可能正是如此人生遭际,让年轻的杨小凯开始思考。1968年,20岁的杨小凯写出了一篇大字报,名为《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在一片盲从和癫狂之中,这样的观点非常扎眼,以至于身在北京的康生几次提到《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江青更是大发雷霆,直接告诉湖南官员:“让他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杨小凯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进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一年多之后,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遭受大难的,还有小凯的家人。由于康生在讲话中,认为以杨曦光的年龄,不可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指示要抓“反革命黑手”。他的父母首当其冲,母亲陈素多次被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象征“黑手”,强迫下跪示众,杨母受尽屈辱,悬梁自尽。杨父被关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个妹妹从此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人。    10年牢狱生活当然是杨小凯九死一生的时光。小凯的好友陈益南指出,在被捕入狱到被投入劳改农场那长达十年的岁月中,杨曦光度过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段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不应结束的人生途中。但是杨小凯没有死在黑暗里,十年监狱,杨小凯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后来,他还将狱中见闻写成回忆录《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用他的本名杨曦光出版。他为那些枉死的冤魂和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留下永恒的纪念和血泪见证。胡平高度评价:“《牛鬼蛇神录》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小凯在莫纳什大学最后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曲祉宁,得知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再三感叹:“老师那种精神力量,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大约在2000年前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竭力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经济学的领导推荐,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领导不置可否。茅于轼感叹,“学术活动受到学术以外因素的干扰,这正是中国学术落后的一个原因”。    一个如此聪明的生命在自己的家乡遭受迫害,让我们唏嘘,但这样的局面却是一个时代的常态,由此,杨小凯先知一样的人生在炼狱中得以完成。总体看来,除了卓越的经济学贡献之外,小凯的生命价值沿着3个向度展开,呈现出他那短短56年不同凡响的人生。    其一当然是他艰难的求学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经历之中一直坚守的独立思考与怀疑精神。上帝对小凯的美意总是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他20岁身陷囹圄,可是他真正的经济学生涯却从监狱里开始。小凯在监狱里找到了一位英文老师学英文,找了一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一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他还向被关押的一位陈姓老师借了一本厚厚的《资本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三卷《资本论》通读完毕。正是对《资本论》的阅读与思考,杨小凯开始进入经济学领域。后来他回忆到:    “等我看完《资本论》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监狱里的小凯给自己设定了三个经济学任务,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他在劳改队沿着这样的思路甚至写下了一本厚厚的经济学笔记。许多年之后,小凯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了非常有体系化的理论了,只是他在监狱里无从得知。不过,小凯在监狱的数学训练,试图用数学来重新思考价值理论,甚至想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经济学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让他日后的经济学家梦想成为可能。这是段奇妙的求学经历,小凯自己如此总结:    “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小凯的这段话意味深长。如果没有10年牢狱生活,他有没有可能系统地研读经济学,的确是个问号。我想说的是,上帝通过让杨小凯坐牢的形式,使他在一个反智主义的时代里独自走上了艰深的经济学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真正将经济学当成了自己毕生的追求。    应该说,从1978年开始,小凯的经济学生涯才有所转机。4月,他刑满释放,回到了长沙,可是没有单位敢接收他,小凯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1979年,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由此,杨小凯的学术之路真正开始。1982年,他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并撰写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本著作。小凯在这几本书里建构了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在国内尚属首创,这引起了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小凯在1983年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他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邹志庄教授亲自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写信,赵进行了批示,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向来开明且爱惜人才的刘道玉校长批准了杨小凯的出国手续。    其二是他一生对国家命运挥之不去的关怀。虽然小凯早期的大字报带有浓厚的青春躁动气息,但却实实在在凸显了杨小凯与生俱来的家国使命意识。许多年之后的一个春夏之交,已经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小凯,天天昼夜难眠,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忧虑。他的夫人小娟说,那段时间,小凯总是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把电视打开,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小娟认识小凯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南方周末》记者赵凌认为,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赵凌的如此表述揭示了一个重大事实。小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经济持续增长与宪政制度的关系里。小凯的一位学生曾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    国内宪政学者秋风认为,“后发劣势”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    百年中国经济史是小凯研究宪政的主要观察对象。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    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 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的不平等,政府垄断的部门或与政府勾结的商人获得大量垄断利润, 而其它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 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有害于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相对于这几年沾沾自喜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小凯的宪政研究无疑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冲突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第三则是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    对于一个崇尚理性的经济学家而言,接受上帝的拣选,似乎是一件不可为之的事情。在信仰历程的自剖中,小凯曾经坦承,他对基督教有心探究,起因于看出基督新教在经济史上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一些经济史学家指出,意识形态与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而这些便成为法律制度的依据,经济表现则为其成果。政治和法律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根基却并非来自科学,乃是来自信仰。而历史可以为证,凡是以基督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在经济上皆成为世界的翘楚。    细究之下,杨小凯分析出几个基督教让宪政成功的因素,诸如:尊重自由抉择、爱仇敌、不划分等级、服事最低贱的人等。按照这些原则生活,使人得以彼此尊重、信赖,而这正是能够建立大型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最佳商业行为的准则亦源自十诫。更重要的是,这些精神能带来和平的政治秩序,因为能建立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满足“模糊面纱”的要求,即正反双方都认为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新教伦理所导致为对方着想的精神,能克服施行宪政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失败者愿意认输,甘愿为了社会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这些要素促使一个社会能走向不断扩张之秩序和公正。    然而,从经济与社会贡献的角度发现基督教的伟大,仍然是一种理性的骄傲,骄傲的理性,距离内心的顺服和上帝的拣选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1999年11月,杨小凯的大女儿小溪长了脑瘤。手术前后,信徒们为她祷告,神对这样的祷告给予了奇妙回应,小溪竟然渐渐康复了。上帝的美意在杨小凯的理性世界里产生了震撼。2001年8月,杨小凯身体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既无法开刀,做化疗也只有短暂的功效。杨小凯在病房中醒过来,发现自己不能讲话,通过喉管才能呼吸。他知道此时谁都救不了他。他开始认真向上帝忏悔,也向妻子请求宽恕。几个月后,他的病情奇迹式地好转。次年二月,他们夫妻一同受洗。    这一年的年底,杨小凯为上帝的美意作了一个最系统性的见证:    “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基督教的教义乃是说明,人与造物主怎样才能恢复关系,而相信神在十字架上所预备的救恩,乃是关键所在”。    被神拣选之后,杨小凯的生命明显有了改变。他的妻子见证:“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总会认真地祈祷,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他对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像父亲对儿子一样。”    2004年1月,杨小凯开始低烧不退,病情恶化。后来他的女儿回忆到:“在爸爸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期望着天堂的一切。爸爸很高兴地想到他会和上帝在一起,而且有一天也会和我们在天堂里重逢。”小凯的好友,莫纳什大学教授Ian Harper教授说:“小凯辞世前几天,我坐在他的床边,亲眼见证他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有对死亡的恐惧。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11]杨小凯就是这样有福的人。这位聪明的读书人,仿佛神为我们预备的先知,经历了太多的困苦,太多的磨练和太多的试探,走出了封闭的世界,建立了世界性的眼光。他用56年的人生,看清了人间最大的罪恶,也看清了人生最美好的风景。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提升,终于在耶稣身上发现了终极真理。他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既有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度开掘,又有对上帝虔诚的敬畏与仰望。这样奇妙的生命,将光照活着的每一个人。这就是小凯,伟大的经济学人,卓越的宪政主义理论家,矢志不渝的爱国者,耶和华最虔敬的孩子。他深深地爱神,深深地爱人如己。在爱里,小凯没有惧怕,在爱里,他已永恒。

易中天 | 改革是没有任期的

,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2011年9月27日《中国青年报》第10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前两年,我回武汉大学做讲座。互动时,无意间谈到了老校长刘道玉。我原本寻思,是不是应该做点说明。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让我感慨万千。如果没记错,刘道玉先生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应该是在 1988 年。那时,这些 前两年,我回武汉大学做讲座。互动时,无意间谈到了老校长刘道玉。我原本寻思,是不是应该做点说明。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让我感慨万千。如果没记错,刘道玉先生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应该是在1988年。那时,这些80后、90后的学弟学妹,有的出生不久,有的还没出生。他们,怎么会对刘校长如此崇敬?要知道,二十多年的时光,足以将许多历史都洗磨得了无痕迹;何况“刘道玉”这个名字,还曾经是被刻意回避甚至封杀的。难道真如坊间所言,刘道玉已成为武大人心中“永远的校长”? 也许是的,也许。 我并不认为刘道玉是圣人。当然,他也不是伟人或完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于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战士是会赢得敬重的,哪怕是“受伤的战士”;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事实上,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一贯正确”,更不因为他“完美无瑕”,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 80 后、 90 后的学弟学妹,有的出生不久,有的还没出生。他们,怎么会对刘校长如此崇敬?要知道,二十多年的时光,足以将许多历史都洗磨得了无痕迹;何况 “ 刘道玉 ,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2011年9月27日《中国青年报》第10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 这个名字,还曾经是被刻意回避甚至封杀的。难道真如坊间所言,刘道玉已成为武大人心中 “ 永远的校长 ” ? 也许是的,也许。 我并不认为刘道玉是圣人。当然,他也不是伟人或完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于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战士是会赢得敬重的,哪怕是 ,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2011年9月27日《中国青年报》第10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 受伤的战士 ” ;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事实上,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 “ 一贯正确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 ,更不因为他 “ 完美无瑕 ” ,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这种精神,就叫 “ 改革 ” 。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 “ 弄潮儿 ” 和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 出头鸟 ” ,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 “ 教育改革 前两年,我回武汉大学做讲座。互动时,无意间谈到了老校长刘道玉。我原本寻思,是不是应该做点说明。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让我感慨万千。如果没记错,刘道玉先生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应该是在1988年。那时,这些80后、90后的学弟学妹,有的出生不久,有的还没出生。他们,怎么会对刘校长如此崇敬?要知道,二十多年的时光,足以将许多历史都洗磨得了无痕迹;何况“刘道玉”这个名字,还曾经是被刻意回避甚至封杀的。难道真如坊间所言,刘道玉已成为武大人心中“永远的校长”? 也许是的,也许。 我并不认为刘道玉是圣人。当然,他也不是伟人或完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于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战士是会赢得敬重的,哪怕是“受伤的战士”;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事实上,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一贯正确”,更不因为他“完美无瑕”,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 ” 。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 “ 深圳特区 ” 。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那么,学校就应该 “ 以学科建设为中心 ” 。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 “ 极左思潮 ,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2011年9月27日《中国青年报》第10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 就不再甚嚣尘上, “ 好斗分子 ” 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 “ 任期 ” 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 “ 永远的校长 ” 。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中国青年报》第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10 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du3h.html ) - 改革是没有任期的_易中天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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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谢志浩:大学依然在溃败!

谢志浩:大学依然在溃败! ——答记者问 作者:谢志浩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8 13:33:56 阅读量:92次 1、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您如何看这个“钱学森之问”? 钱先生晚岁,对于大陆大学的现状,可以说近乎绝望,所以,才出现充满忧患情怀的“钱学森之问”。笔者注意到,“钱学森之问”,并不是特别深奥难懂的“天问”,而是经过对大陆教育的“望闻问切”,做出的符合医理的高水准的“把脉”。其实,钱老先生,早就得出了答案,那就是,大陆的大学,没有一所按照创新的模式去办。 当把“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挂在嘴边时,其实,反映了一种殷切的希望,同时,更反映了深切的失望。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需要更多的平常心。大陆处于国际学术界的边陲社区,而欧美处于国际学界的中心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八十年代滋长的学术沙龙和处于萌芽的学术共同体,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主事者运用经济力量,安排课题和项目,事实上,高等学府的天平已经倾斜的很严重。加以合校、扩招、新校区的建设,宁静和寂寞的品行,已经离大学师生甚远。可以想见,失魂落魄的大学,能够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    2、为什么现在大学中难出大师? 本人作为普通的大学老师,从不否认人才的培养与教师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大陆大学老师,真还担当不了没有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的“过错”。这里面的情形,与法院形成的冤案,法官固然难辞其咎,但是,一个普通的法官,可以左右“政法委”和“审委会”的法律生态吗? 现在的社会心理,极为有趣。大家非要如此不堪的高等学府,产生大师,岂不是强人所难?看来,我们的社会病得不轻。可以说,朝野上下都患上“大师综合症”。 大师的产生,需要“大气候”和“小气候”的综合作用。“大气候”指的是“礼崩乐坏”,没有“礼崩乐坏”的生态格局,大师怎么会应运而生?“小气候”指的是学者本人所具有的胸怀和抱负。改革的时代,其实就是“礼崩乐坏”,在笔者看来,大陆产生大师的时代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学者斤斤计较于职称、会长,挂念的只是课题、项目、经费、基地这些玩意儿,也就是说,大陆学者普遍萦怀的,还只是“小康”的物质条件,连寂寞和宁静的学术境界,都理解不了,那么,岂不是缘木求鱼? 笔者看来,意识形态和鄙俗市侩两条绳索,在遥控着大陆学者的身心,使得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成为一种奢谈,阻碍着学者的自由成长。如果,泛泛而谈,大家都认为应该减少行政管理,其实,仔细观察身边,与行政权力的勾兑,还是很多老师求之不得的美差。 我所冀望的大学,最好是无为而治,当然,这对目前的大潮来说,无疑是反其道而行之。 老师的地位,和教练类似,教练成功的地方,在于可以培养世界冠军,没有人特别在意,教练本人是否冠军。无论在那里,一流学者都是少数。在我看来,能够激发学友的思想,温暖学友的心灵的,就是一位好老师。大陆的学府,固然需要一流老师,更需要好老师。    3、现在为什么出不了蔡元培那样能够大力推动改革的教育家? 大陆有很多无趣且无奈的事情,所谓的教改,就是其中之一。大学的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也可以说,大学师生痛恨的事情,在既有的生态格局中,几乎没有改动的可能;而主事者所推动的“教改”,几乎每一回,只不过增加了一件新的令人痛恨的事情而已。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态格局中,按照北京大学李零先生的说法,大势已去。 教育家进行改革的空间,不要说没有办法和蔡元培先生所处的环境相提并论,说实在的,就是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都要差得很远。八十年代可以出现蔡元培式的校长,不是偶然的。当时,大陆的大学,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艰难走出,主事者面对千头万绪,具有宽容、宽松、宽厚的态度,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先生,担当起了教育改革家的历史使命,成就了中国大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当代大陆大学,已经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制约,加以接近板结的大学结构,大气候和小气候叠压,都使得教育改革家的空间,实在有限。 笔者听到南方科技大学创校的消息时,仅仅兴奋了五分钟,接着不免为朱清时先生担忧。一所号称“新型”的大学,董事会成员过半都是现职官员,不得不成立党委会,光是这两条,就决定了出生不久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死掉。 一直在高声大嗓呼喊教育改革,既然是改革,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加减法。而制度特别矫情,也特别板结的地方,可以说,令人万分沮丧。但,也不是说,只能保持糟糕的状态,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先生所进行的改革,笔者比较看好。 朱清时先生,可以说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朱先生不大具有“生存智慧”。说实在的,朱先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原生态地面对教育部评估专家,已经令主事者愤恨不已。毕竟,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科学院办理的大学,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教育部有时候,也无可奈何! 遴选朱清时先生出山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人情世故的国度,注定是个悲剧。    4、您觉得大学应如何改革?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陈云良:教育部不承认,才是南科大最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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