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

邓晓芒:我与小凯

    1982年,我硕士生毕业,留在武大哲学系当教师,同年结婚。83年,我因晚婚(34岁)而被照顾分到了湖边五舍的一间16平米的结婚房,是那种三层的所谓“筒子楼”。在走廊里生炉子做饭,一楼有一个女厕所,二楼有一个男厕所,三楼没有厕所;各层楼都有一个水房。我们住三层。我觉得够不错的了。同事送我一桶绿色油漆,我把门窗全部油了一遍,又从建筑工地上拎来半桶熟石灰,凭以前做小工的经验加了几把盐,自己做了一个排刷,将几面墙和天花板刷得雪白耀眼,用我以前在长沙挑土积下的7百多元钱置了一套简单的家具,就在这里营造了一个自己的小家。那时我和妻子小肖都不怎么会做家务,生炉子生得满楼道都是烟,最后还常常灭了,又要重生。煮菜也不大会煮,去食堂买饭菜又常常受气,菜贵不说,还难吃。有次我买了一份“萝卜烧排骨”,回来一看,只有一块带毛的大肉皮,没有半点排骨,气得小肖拿去食堂退钱,还和人家吵了一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挺满意这个家的。首先是风景好,到处绿树成荫,屋后面还有一大片树林子,湖边的风吹来阵阵清新的水气,各种鸟儿在树枝间觅食和嬉戏。再就是安静,住在这片的大都是青年教师,白天不是上课去了,就是在家看书做学问,除了中午排队打饭时食堂门口传出鼎沸的人声,以及傍晚在几栋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几个打羽毛球的人的声音外,其他时间整个周围环境和道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断续的蝉鸣声。        挨着湖边五舍的是三舍和四舍,距离我们也就三、四十米。几乎与我同时分到三舍住的是中文系的李敏儒,和他爱人小彭,都是我的湖南长沙老乡。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的更小,只有12平米,一楼,又黑又潮。记得那时常和他换工,到他们中文系或者我们哲学系借一辆三轮车去煤站拖蜂窝煤,一个踩车一个推车。两人都下乡当过知青,劳动力强,拖个七八百斤煤不在话下。李敏儒后来远渡重洋去美国读博士,现在是美国俄亥俄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全家都成了美国人,但几乎每年都要回来看看老朋友。易中天是稍后来到湖边四舍的,他早我一年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但工作问题和爱人李华的调动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到一切办妥时已过去一年多了。他也是12平米的房间,一楼。他们的小女儿贝贝挤不下,只好暂时寄住在中南财经学院的爷爷家。他们两口子也都是湖南人,李华虽然在新疆出生和长大,但祖籍是湖南。我们三家除了小肖是武汉人外,都是湖南人,经常在一起聊天,连小肖都学会了长沙话。        大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湖边的“湖南帮”又加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长沙人,这就是学经济的杨小凯,他也是住四舍,12平米。        我知道杨小凯已经很久了,但以前从未见过他。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文革前就下放在湖南江永县的几千知青纷纷回到长沙“造反”,并且从传闻和大字报知道,长沙市最有名的造反派就是一中“红中会”,他们的理论家是高中生杨曦光,也就是后来的杨小凯。于是,凡是与杨曦光有关的大字报我必看,并对他的见解钦佩不已。我们当时也在办一份知青小报《中毕红旗》,不是控诉性的,而是有一定的理论色彩,虽然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很大影响,但在杨曦光的文章中居然也被关注到了,称为知青运动走向理论化的新动向。但后来就是“省无联”的倒台和杨曦光的被捕,听说他是逃到武汉,在长江大桥上被抓的。接着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批杨曦光这个“小人物”,相关的传单满街都是,印象中似乎每个人都讲了话,讲得最多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大意是说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决不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够写得出来的,后面肯定有“黑手”。我当时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太小看一个19岁的中学生了,同时又觉得他们这么多大人物一起来批杨曦光,又似乎太重视这个小人物了,由此也就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想要把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找来看一看。但哪儿也找不到。因为该文作为大字报刚贴出来不久就被复盖了,我没能赶上看,后来就被宣布为“反动文章”,见不着了。然后听说杨曦光的母亲自杀(她原来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又传来杨曦光被正式判刑10年的消息。        1968年,我们知青陆续返回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来,心情无比郁闷。有一天,我们大队知青造反派的头,人称“芋头” 的,拿来一份传单,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让我们传看。我一看,这不就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吗?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文章还有点长,好像有一万多字,主要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以及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步伟大领袖的战略考虑,再就是毛、周、刘等人之间的角力和平衡。我怎么也看不出文章有什么“恶毒”和“反动”的地方,通篇没有攻击任何人,从头至尾都是在客观冷静地侃侃而谈,对形势和政治关系的分析头头是道,细致深刻,远远超出我们这些被运动者的简单头脑,一切都是那么理性和有主见,从表面的口号底下揭示出隐藏的实质意图来。我想,也许这正是使那些大人物们感到恐惧的地方。如果人人都有杨曦光这样的头脑,或者至少这样的人多一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搞不起来了。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极为震惊的,不是里面的具体观点,而是那种冷静旁观的理性分析态度,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在我心目中,毛泽东是神,是只能服从、不能分析的,即使是善意的分析也不行。杨曦光的分析可以说还是属于善意的分析,隐约还似乎为毛泽东的“巴黎公社原则”未能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实现出来而感到惋惜。但他的这种理论上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把我彻底震住了,我如梦初醒,深深地为自己以往的不动脑子、只凭激情而感到惭愧,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杨曦光那样,有自己的主见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呢?我和杨曦光同岁,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呢?           从那时起,我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自我充实和自我训练的不归路。我开始认真地读一切我能够找到的理论书,在漫长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农业劳动中,我挤出每一点空余时间来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为的是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头脑。态度的改变是决定性的,我一下子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思想也变得深刻起来,能够在当时那些表面的宣传口号底下发现某种不可明说的隐秘目的。与大多数人由林彪9.13事件才看清文革的实质和开始反思毛泽东不同,我是从1968 年读到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就已经跨过了这道门槛,所以对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我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反倒由此思考起中国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必然性来。经过整整10年的艰苦自学,在1979年,我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哲学,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但我没有一瞬间忘记了我与杨曦光这一段未曾谋面的缘分。           可以想见,当我听说杨曦光也被刘道玉校长聘请来武大,并且就和我住在同一个湖边小区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激动!我迫不及待地和朋友们去拜访了他。在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里,杨曦光,现在是杨小凯,面容刚毅,偏瘦,但显得很结实,虽然说不上漂亮,但英气勃发,同时却又很谦和。说话的速度不快,偶尔还有点结巴,但思路极为清晰。那时他刑满出狱已有五年,听说最初是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看中了他的才华,想录用他,但当时的形势还不允许这样大的动作,所以暂时安排他在邵阳印刷厂当校对。正是在邵阳印刷厂,他认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吴小娟,两人谈起了恋爱。这桩恋情双方的家长都不同意,小凯家可能嫌小娟是个普通工人,文化不高;而小娟家对她找上个刑满释放的反革命也是耿耿于怀。我在见到小凯前就在长沙小凯家见过小娟,印象中是一位“冷美人”,脸上从不带笑。现在想来,她那时可能正为她不为杨家承认而痛苦,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后来小凯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但社科院因为政治问题迟迟不敢要他,一直吊着。是刘道玉顶着“左”的巨大压力把他作为人才引进武大来,聘为经济系讲师,且分了一间房,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胆举动。           我们可以说是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他的夫人和小孩暂时还没来,他就天天在食堂打饭吃,傍晚就找我们和他打羽毛球,我和小肖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打得满头汗,而他大气都不喘一个,显得十分轻松,上来试了几拍,我们就成了他的啦啦队。他打球又快又狠,准确潇洒,动作灵活,姿态优美,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他体格强健,身材匀称,据说从小习武,三四个人拢不了他的边。虽然这是听说,但有件事让我亲自领教了他的功夫。有一天傍晚我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从武大走小路去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他去拜访华工的数学老师,我去看我的一个朋友。晚上返回的时候,我从朋友家出来,走了不多远,还没出华工校区,自行车的链条断了,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如果推着走回去,至少也得一个半小时,我想把链条修好,就在路灯下鼓捣起来。正在满头大汗地修车,这时小凯也从老师家出来了,恰好碰见,问清了情况,就说,不用修了,我带你走。我说,你带我走可以,但是我这辆车怎么办?他说,我也一起带上。我大吃一惊,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我是一辆永久二八的大车,他骑的是一辆二六的小车,他要骑着小车带大车,后面还坐一个大活人,而且回去的路上是没有路灯的泥巴路,一般骑车都要半个小时,能行吗?但我看他那种信心十足的样子,又不像是开玩笑,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坐上了他的车后坐。他就这样一只手扶车把,另一只手牵着我那辆车的车把,带着我晃晃悠悠地骑行起来,但不久就平稳了。我一直提心吊胆,在黑暗中,只隐隐约约看得到前面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他像玩杂技一般同时保持着两辆车的平衡,一直到家都没有出什么事,只是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他是由于用力,我是由于紧张。从此,我对他这种掌控自己身体和外部工具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似乎也为他思想的那种数学般的精密找到了身体上的理由。他完全是用数学和逻辑操纵着他的身体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动,同时反过来,他又是用极其具体的身体感受在把握他思想中那些抽象的数字和公式,这样的人,真乃奇人也!           所以我很喜欢和他谈学问,虽然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我们都太忙。有一次我碰巧和他同路,谈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比较,他说马克思的经济学现在已经过时了,大意是说,马克思用的是抽象法,抽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比如“价值”,然后把它往一个一个经济学现象上套,解释不了的就用偶然因素添加进去,视为对本质事实的偏差;但现在偶然因素越来越多,“偏差”越来越大,那个“本质”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凯恩斯经济学则用的是统计法,紧紧贴着现象来找规律,建构起可操作的数学模式,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可以解决问题,并且随时可修正。我那时脑子里还满是形而上学,总认为不管怎样,马克思所发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是对一切经济学事实彻底理解的根据,如果像凯恩斯那样,把经济规律建立在人们那不确定的消费欲望之上,一个流行时尚就可以改变规律,那还有什么真正的规律可言,只是碰运气罢了。不过我没有和他展开争论,毕竟我不是经济学专家,他说的那些概念术语,什么“边际效应”等等,我都不懂,只觉得大开了眼界。记得当时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如此相信经济学问题可以用数学来解决,致力于研究数理(计量)经济学这套东西,但它对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真的能够有作用吗?他沉吟半晌,说:相信将来是会有用的。我觉得我这一问可能击中了他的要害。在目前中国,并不存在计量经济学所要求的那种统计,一切统计数字都有掺假的成份,而且经济运作也不是按照统计数字,而是按照权力博弈和潜规则,离他所设想的那种“规律”还无限遥远。当然我并不否认他的数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在欧美发达国家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但我深知小凯的志向决不仅仅是当一个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而是要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设计蓝图。他骨子里是一个立志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还有一次,他谈到他在牢里结识了几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数学就是向其中一位数学家学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都在牢里”,他说。有一位被作为“反革命罪”和他同在一起服刑的刘凤祥,原来是湖南工人报的编辑,极有才华和思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车间劳动,被机器轧断了一只胳膊,文革中再次遭难,先判无期徒刑,后被枪毙,80年代才获得平反。小凯受他影响很大,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社会经验和历史教训。从牢里出来,他头脑里装着两种知识,一种是可以定量化的数学和经济学知识,这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知识;另一种是人性的知识,包括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学和社会历史知识,他认为这一类是通俗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而不须专业训练。他的这种划分我当然不敢苟同,因为我认为像哲学这种知识也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如哲学史的训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没有方法论的训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未经训练就可以进得了门的。文学创作则更需要天才。小凯的这种划分可能反映了他的一种偏见,一是他不太瞧得起人文科学的学术性,二是他以为他只要愿意,也可以轻易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           大约是1983年冬天,他通过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办成了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手续。是否放小凯去美国,这在武大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又是校长刘道玉力排众议,拍板放人。这事后来成了刘校长的一项“罪名”,但在全校教师心目中却为刘校长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在此之前,小凯已经把爱人小娟和刚刚两岁的女儿小溪接来武大,而且换了一间好一点的房子,在北三区36家,16平米,还有两家共用的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离菜场和商店也近,不像湖边买东西要走上二十分钟。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们还获得了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每月可灌一罐气的煤气本,这是当时青年教师做梦都不敢想的。不过,他们享受这一特殊待遇并没有享受多久。小凯远渡重洋之后,小娟一个人带着孩子,要自己做饭,又要上班,又要料理孩子,忙得焦头烂额,还要马拉松式地办理出国陪读手续。那一段时间,我看小娟几乎都要疯了,有时请我们帮忙照顾孩子,她自己过汉口去办手续,整天来回跑,人变得又黑又瘦,家里孩子的脏衣服丢在地上,身上尿湿了也没时间换。大概在84年夏天,她也有狠,终于把陪读的事办成了,临走前交待我和小肖帮她看房子,连同煤气灶、粮油证、副食品证等都给了我们。这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我们一边祝贺她带着女儿去美国和小凯团聚,一边庆幸自己天无绝人之路。因为那时小肖也已怀有几个月身孕了,我正愁原来的筒子楼条件太差,孩子生下来后连身子都转不开,现在我们居然有了两处房子,还有半个自己的厨房和厕所,以及点火就着的煤气灶,这样的好事哪儿有!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夫妇对我们的信任。后来,我们两家常有信件来往。有一封信是小凯写的,说他现在正为是否加入基督教而苦恼,因为他不愿意和儒教断绝关系。后来就听说他最终还是入了基督教。我想,在那样一个基督教社会中,不入教可能是难以和人家相处的吧。不过我总觉得,他的儒家情怀是深入他骨髓的东西,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摆脱的。           这年9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从妇幼保健院抱回来,就住在这间借来的房子里。房子在一层,虽然只有16平米,却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上山的小路,一个就直接对着几米远处珞珈山那郁郁葱葱的满山楸树、樟树和马尾松,树影摇曳,鸟语声声。我们请了一位老家的堂侄女来帮忙,用小凯的柜子家具把这间房子隔成两部分,外面部分放一张双层铁床,由小保姆住下边,上边放箱子;里面部分是一张大床,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这张大床上,后来添了一张婴儿床放在大床边,给孩子睡;靠窗子刚好还能放下一张书桌。我戏称我们的房子是“两室一厅”。小娟留下的粮油证,开始我们还帮他们攒着,后来看看他们可能不会回来了,于是就把油票都用了,粮票用不完,就拿去和农民换鸡蛋。这样直到两年后,有关部门才把粮油证收上去,那时候粮票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得到,也不贵。小娟还留下一只小木箱子,没有上锁。有次我偶尔打开看看,居然是小凯的一些手稿,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文学创作手稿。我稍微翻阅了一下,觉得小凯实在不具备写小说的天才,所有的人物都在发议论,对每个人物的内心都在进行分析。这种情况我因为自己就经历过,所以十分熟悉。我当年也曾尝试过写作,但后来放弃了,我觉得自己过于理性,缺乏创作所必要的激情。但我知道,即使不成功,这些都是小凯宝贵的精神财富,记录着他某一个阶段的心路历程,于是我又把一切放回了原处,细心保存起来。学校收回这套房子和煤气灶是在88年,那年小娟的父亲从湖南来,用一辆大卡车把他们的家具用具,连同那口小箱子都运走了。不过在那之前87年,我已搬进了湖边九区一套一室一厅、带自己单独的厨房厕所和阳台的新居,30多平米,号称“鸳鸯楼”,并且分到了一个和小凯同样的煤气灶,总算是从住房的困窘中摆脱出来了。我永远记得,是小凯和小娟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小凯再次回到武大来看我们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92年,我搬到了学校新盖的一套60平米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小凯第一次回来看我们就是在这套房子的客厅里。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他拿出了一套他自己拍摄的照片来给我和小肖看,是拍的他在澳大利亚自己设计、自己盖起来的一栋很气派的房子。他说现在国外时兴自己动手盖房子,看他说话的口气,颇为得意。这时他已拿到博士学位,被澳大利亚一所名牌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又被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问起小娟,他说她现在忙于带孩子,他们在国外又有了两个孩子。我看他满面红光,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样子,身体比以前更加强健了,心想在国外的生活和国内就是不同。我们都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使我们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在国外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居然只能由经济学院的院长私人掏钱接待,官方拒不出面。我想如果还是刘道玉当校长的话,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90年代,小凯经常在一些华文刊物上发表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评析文章,得到了经济学界高度的评价,常被引用。我想,就算他的经济学观点不被政府采纳,他这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总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啊!谈到个人的收入,他似乎对国内大学老师现在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对当时还在实行的福利房政策羡慕不已。他以他那精于计算的头脑帮我算了一下,认为我现在的收入表面看来比不上他,实际上并不比他在澳大利亚少,除了物价差别外,还有不少隐性收入。我甚至想,如果武汉大学现在要聘任他,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应聘的。他后来还来过两次,每次我都是去珞珈山庄见他,顺便给他带一本我自己出的书。           03年的时候,听说他生病了,我很吃惊,想不到他如此健壮的身体也会有病。但我想,他肯定会很快就好起来的,他体质好,也许是过度劳累,一时不适应,但恢复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过了不久,果然听说他病好了,我也放心了。在此期间,我收到过小凯入基督教会后在教堂所作的几次见证记录,谈他如何因为信仰上帝而使自己去病消灾。对于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小凯的这些见证显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像他那样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怎么会如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相信神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应验。当然,我也不能担保,如果我自己处在那样一种处境下,我会怎么做、怎么想。也许人骨子里都有自己幼稚的一面,只是平时没有暴露出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罢了。这种幼稚在世俗眼光看来是愚昧,但未尝不表明一个人内心深处还有某些单纯和天真的东西,它是通往善良人性的。我由此对宗教的感召力无比敬仰,虽然我自己不信宗教,但我尊重和钦佩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去年我在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做访问三个月,悉心体会周围信众的那种宗教氛围,我觉得这种氛围根本不是科学所能够分析和理解的,它是由每个人的瞬间宗教体验而建构起来的。例如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神学家之一潘能贝格(W.Pannenberg),就是在青年时代一次强烈的宗教体验中决定皈依基督教的,那次他正从山上下来,突然看到在夕阳的照射下,整个山谷充满着金色的阳光,他被深深震撼了,感到确实有上帝在抚慰着他的心灵。我不知道小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宗教体验,但世界上多少杰出的科学家,饱学之士,在谈到上帝时都是如此虔诚和幼稚,因为在上帝面前(如果真有上帝的话),谁不是孩子呢?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信仰他的上帝。也许经过文革,我对那种盲目的、未经充分反思的信仰已经绝望,对宗教式的祭拜仪式尤其不敢苟同。但我同情小凯的信仰,我不敢说,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和他那样的有神论者,哪个的精神生活更可取、更有意义。至少,基督教帮助他克服了儒家士大夫那种“遑遑如丧家之犬”的痛苦心态,能够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坚强地支撑起自己的独立人格,功莫大焉。           2004年,我得到了小凯终于去世的消息,大感震惊。小凯已有好几年没到武汉来了,听说有时偶尔回大陆,也只到长沙看望90高龄的老父。我想他大概已经对武汉大学的那种冷漠和不通人性深感失望,这些官僚们哪里有半点关心学术和国家前途的心,只关心自己的乌纱帽。但我一直还在期盼有朝一日小凯能得到武汉大学的承认,只要他活得足够长久。可惜他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天妒英才,小凯可能是我的几个最有才华的同龄朋友中最早离开我们的。05年我在海南大学和萌萌、志扬一起还在为小凯的早逝而感伤不已,谁知翌年萌萌也突然走了,也是得的肺癌。他们的父辈都活到了八、九十岁,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太优秀了,才不能见容于这个庸人的世界。小娟在04年底曾带着她的小儿子到武汉大学来,住在我们家。那时我刚好到西南政法大学讲学去了,未能见着,颇感遗憾,是小肖接待的她。她来武大,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老校长刘道玉先生。正是由于有刘校长,小凯一家的命运才有了决定性的转机,华人世界也才多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的成就,据业内评价,是足以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但刘道玉这样的校长在中国也已经绝迹了,每次我在校园里碰到他,都有一种“恍如隔世” 之感。我无比怀念我和小凯一起在湖边居住的日子,那是一个金色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虽然物质贫乏,但内心多么充实!我们那一代人,现在都已年届花甲,我们承受过民族的苦难,但我们拥有这一段光辉的经历,我们靠自己把自己拯救出来,我们没有白白地受苦。至于后来者将要如何造就中国的命运,那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了。我们把我们一生的经验和智慧留给他们,但要由他们自己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小凯的这一问题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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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钱学森之问” 根本的答案就在这里

国际社会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全面发达程度上,有一个不是标准的标准,那就是诺贝尔奖。这是一个学术上的奥林匹克,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大奖。可是,至今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个自私然科学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的东邻日本,一亿多人口,只有中国国土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已经出了 18 个了,仅 2008 年就出了 3 个物理学奖。 小小的英国,仅一个剑桥大学就出了 80 多个诺贝尔奖。而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上千所大学,都 60 年了,至今还是零 。是中国没有人才吗?中国人的聪明举世闻名,身在海外的华人已有 9 人得奖。为什么在海外行,在大陆就不行了呢?古语说,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根子显然不在个人,而在体制身上,在教育身上。 温家宝总理多次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先生总是重复同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过五六遍,形成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在钱学森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据说温总理立刻约见了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而几位校长的共同回答是:“老师不行,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教育乃立国之本,国民的素质、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皆来之于教育。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由精英引领,一切精英皆来之于社会教育。教育体制决定人才的培育,是人才辈出还是万马齐喑,归根结底就是体制的问题。 2010 年 4 月,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在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到,“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到底在哪里? 2010 年 5 月 2 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高校应该从数量扩张发展到质量建设上来,而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 20 年。与两位校长的观点相认证的是: 5 月 12 日公布的年度 QS 亚洲大学排名中,北大、清华分列第 12 位和第 16 位。这还仅是在亚洲。北大、清华作为中国学界的骄子,几乎倾举国之力兴办,却还算不上世界一流大学,远远落在世界同行的后面。 据媒体报导, 2009 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 21 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像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 20 世纪生活的 20 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 2010 年 5 月 21 日,在 2010 中瑞创新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给出了答案。他说,“大家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很强,但是创造能力很弱。”“理论上讲一个人口大国应该会有更多的天才和创新能力和更多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从而会有更多的创新和发明。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很难找到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重大创新。”“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体系做不到这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比 60 年前还要差。”“我们的教育体系总是告诉我们的学生任何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唯一的准确答案。”“意识形态控制太强。我们整天讲我们要统一思想,怎么统一思想呢?这是很荒谬的,思想要多元化才好,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所以我们整天告诉学生、小孩要统一思想,不能有与众不同的想法这对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扼杀和谋杀。”学者汪丁丁也曾愤而拍案道:“愚蠢的管理体制产生愚蠢的管理方针。”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根本。为什么 2010 年北京高考的理科状元会被美国 11 所顶尖高校拒收, 2011 年北京三名文科状元同时弃北京大学,内地共 11 名状元弃清华、北大而选择香港大学,这就是答案。并不是港大特意来挖高考状元,恰恰相反——港大并不稀罕状元。早在 2005 年,就有 11 名各省市高考状元申请入读港大时被拒绝。理由是:港大对高考分数跟面试表现同等重视,港大不会收录“书呆子”。 国内学子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不仅与国外同行,即使与民国时的北大相比,甚至与战时的西南联大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西南联大这个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短短 7 年的历史,就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170 多位两院院士和众多学术大师。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其环境、条件何其艰苦,在茅草屋里上课,在煤油灯下看书,每天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竟然造就出众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其根本原因就是:遵从了“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的人才培养规律。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曾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也曾有过流星一现的改革辉煌。 1980 年代武汉大学,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在全面研究了中西方高等教育的成败利弊之后,励精图治,领全国之先,全面推行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奉为“武大的蔡元培”。各项改革,除了插班生制度是经国家计委批准以外,其他如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等等,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改革后的武大,文气被发挥到极致。抛弃一切形式主义,真正以培养杰出人才的路子培养学生。学生可以“逃课”,逃掉不喜欢的课,自主选课,从而发挥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自由架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期末考试没有统一的试题格式,没有 AB 卷,也没有标准答案。学生的自由向学、自由论争之风炽烈,精神气象非今日能比。成功的改革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连北大的教授都想来武大,高考状元来武大,不少高分学生宁弃清华、复旦而报武大。然而,仅仅 6 年,这场让全国学界甚至国外都叫好的改革,却被教育部的一纸公文突然刹车,化为乌有。一 1988 年 2 月,改革者刘道玉被毫无理由的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一场令国内外瞩目的教育改革就这样被扼杀了,所有成果被冰封。刘道玉成为制度的殉道者,从此离开教育,归隐山林。 2008 年 3 月,时隔 17 年后, 72 岁的刘道玉应邀在武大人文馆就他的新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也是他对武大学子做的最后一次讲座。演讲结束后,所有学生都不退场,给与这位前武大校长、一个传奇式的长者,长达半个小时的掌声,以此表达对前校长的支持,对现制度的憎恶。 衡量一所大学的根本不在于有多少高楼院所,而是软环境。包括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等在内的一代科学大家,要么是国民党时期培养出来的,要么是国外留学归国的。中共 60 年都干了些什么?只有运动,没完没了的运动,一场连着一场,不断的整人、害人; 毛泽东语:“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957 年,内战结束仅仅 7 年,百废待兴,正是国家建设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中共一场反右把整个中国的知识份子阶层覆灭了。其后不到 10 年,“文化大革命”降临,知识份子又被整体划为“臭老九”批倒批臭,整整 10 年,每天战战栗栗的处于被管制之中。 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本以为苦日子可熬到头了,没想到改革开放后不到 5 年,又搞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彻底断了中国知识份子追求思想自由的念想,从此被画地为牢陷在官方设定的思想牢笼里,一切唯党的意志是瞻,不能越雷池一步 。不仅如此,中国的知识份子在精神上被阉割的同时,在物质上也被闹出造原子弹的赶不上卖茶叶蛋的可悲笑话。 很多人对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被禁锢没有痛彻心肺的感觉,是因为长期以来的高压统治对人思想的钝化,使人已经麻木,感觉不到灵动的思想对于个人、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了。 实际上人之所以贵为万物之灵,就在于那个思想,没有了思想,人就是行尸走肉,就是一具活的尸体。 62 年了,中国何曾出过一个享誉世界的大师级的思想家?何曾有一部在中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厚重积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出不了人才,能说得过去吗?这究竟是为什么?! 几十年来,文艺、学术一直为政治服务,只讲党性,不能反映人性;只能迷信权威,膜拜权威,创造力被禁锢,得不到正常发挥;中国人只能像陈景润一样去求证人家的猜想,而不是自己去独创一套猜想; 著名作家巴金的代表作都是年轻时国民党时期的作品,整个一个黄金中年都在运动中度过,一事无成!巴金直到晚年才敢说真话,发表了《随想录》。说是真话还是说一半,藏一半,真正至真率性的所感,只能烂在肚子里。岂止一个巴金, 所有有良知的知识份子都是骨鲠在喉,却又不得一吐 。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缩影!这就是亿万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62 年诺贝尔奖中国空缺,没有听到当局的反思声音,没有人为此而承担责任。而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导:“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俄罗斯裔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 5 日以石墨烯研究捧得 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天就批评俄罗斯政府没有在年轻学者毕业之后向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导致了人才的流失。梅德韦杰夫说,我们需要努力,这样我们的天才才不会出国。” 几年前,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一个写本书都要被抓去审讯的国度,思想还有几多价值? 因为在诺贝尔奖的标准里,作家需要有独立的价值观,不能为社会政治和现实所绑架。而 在现实中,中国文学只是商业和权力的自娱自乐,现实和历史的真相均不在视野之内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言,一个人才的横空出世并不像预言那样简单,中国学术界若不能解决掉自身的种种问题,那么中国人还将会 10 年、 20 年永远等下去。 了解中国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经说过,中国人一百年也不会产生新思想并对人类有所贡献 。 对这种知识领域的专制,有学者如此感慨:从小学到大学,从博士到教授,都设有绝对不容挑战的“标准答案”,谁违背了这些标准答案,谁就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永世不得翻身。 学生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毕业升学,教师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晋升职称,官员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升迁,各类白领蓝领违背了标准答案就要下岗。等等。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标准答案年年都要更新,知识份子就要年年重新背诵, 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就是在背诵标准答案而不是创新中度过一生的。一个让国民从生至死都背诵标准答案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丝毫创新能力的民族!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没有任何傲视世界的发明创造的根源就在于此。 这种知识和信仰的颠倒管理,不仅造成社会没有信仰和丧失创新能力,同时还会毒化民族性格,造成整个民族的阳痿 。原谷歌公司中国区总裁,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该国的教育系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使得整整一代人丧失了质疑传统思维和创造独特发明的能力。” 对这种极端悖谬的教育体制,也有抗争。海归教授清华美院陈丹青的愤然出走,北大法学院著名教授贺卫方对研究生的罢招,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何家庆的提前退休,等等。但多数人还是选择了沉默。陈丹青的出走,因于美术专业研究生招生的政治考试。他说,艺术学院招生的外语和政治考试,外语考试是否必要,自是见仁见智,但是政治课考试,“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例子,连苏联和古巴都没有这么做。”不仅是艺术学院, 中国人有多少人会去质疑那个政治课是高考必考之课、应考之课呢?有多少人会认为那个政治课其实是当局在强奸民意呢?有多少人会认为各单位那个党组织其实是个绝对多余应该剔除的毒瘤呢? “我们国家最成功的教育是体育教育。因为体育教育不考政治,不考外语,只考肌肉、体能和速度,它按专业规律来培养你,择优录取,谁跑得快,谁进来。”面对自己的孤立与周围人的麻木,他发出如此感叹,“我看见,不论在我工作室的学生,还是其他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况。”这是一个长居纽约 16 年的海归人士,对中美不同的教育理念对比后的清晰、透彻所感,而真正久居此地的中国人已经无以分辨正邪了。 中国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教育、知识份子历来都倍受尊崇。封建时代,秀才见官可以赐座,而商人见官只能站着。国民党时期同样如此。 1927 至 1937 年 10 年,共产党所谓的军阀混战年代,却是中国的大学教授境况最好的年代,他们不仅是精神贵族,也是物质贵族。整个社会,即使军阀官僚,看到知识份子,都毕恭毕敬,优礼有加。 1930 年代,儒学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在军阀韩复矩支持下搞起来的,山东教育的进步令全国瞩目;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大军阀刘文辉明令县长:“ 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 早在 1916 年 10 月,奉系军阀奉天省长张作霖严令各县增加教育经费,要占到全县总支出的 40% 以上,并以此作为考核各县的内容之一。张作霖甚至以宁肯少养 5 万陆军的魄力,创办了东北大学。整个校园面积达 900 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东北大学的经费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年经费是 90 万银元,南开大学 40 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 120 万。而东北大学是 160 万元。一直以来被中共一再抹黑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实际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开明人士。凤凰卫视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中,专门有一集介绍刘兴办教育的事迹。刘文彩修建的文采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征地时为使百姓利益不受损失,刘采取的是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教育规模在四川地区甚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学校建成后,刘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上简单说几句,大意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采中学的校训中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此外,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纠纷也要请他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至于所谓的水牢、收租院等等,全系共产党为了政治需要胡编、捏造,共产党为了让人们相信所谓的“旧社会”如何坏,它的“新社会”如何好,为它的夺权制造依据,编造了多少谎言! 两千多年来,孔子一直被尊为圣人,皇帝到了孔庙门前都要下马,以示尊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清圣祖康熙大帝奉孔子“万世师表”,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而且,孔子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当年侵华日军在进入挂有孔子像的人家时,都施礼退出,决不冒犯。但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却被蔑为“老二”,不仅被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唯独中国大陆例外。据中新网报导,中国教育支出占 GDP 比例为 2.6% ,排于世界各国末尾。 联合国官员指出,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支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 。早在 1993 年就提出本世纪末教育投入占 GDP4% 的目标,如今新世纪又过去了 10 年,还是没有达到。 2010 年五月,新的教改方案获得通过,教育投入占 GDP4% 的目标要到 2012 年达到。…… 一向被瞧不起的印度的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例都达 7.4% ,比中国大陆的 3% (很多年份还达不到)高出一倍还多 。印度 1947 年才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 1949 年就通过宪法确立了全民免费医疗的政策。虽然当时的全民免费医疗还未能完全落实,重大疾病还需要个人负担一部份,可是却规定先看病后补交费用,所以大多数困难患者补交不上的费用,也都由政府买单。印度经过与“新中国”同样的时间,全民免费医疗已经名至实归。并且政府办的医院对于所有在印度的人都不收费,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印度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享受免费医疗。 2008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 3.41 倍,印度以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负担与中国相当的人口,以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相同的时间内,可以为 10 多亿人口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 。 基础教育阶段,一年级到八年级,学校不向学生收取任何学费,教材由政府专门拨款购置并向学生免费提供。每位在校学生每年免费领取冬、夏以及春秋季三套校服。现在全印度 1.2 亿学生全部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许多住宿学校的学生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被褥、牙膏、毛巾之类的生活需要都由政府提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唯一需要负担的费用是每月 12 卢比(合 2.4 元人民币)的“政府福利基金”。学生每年只需要缴 144 卢比,折合成人民币还不到 30 元。大学教育,每年每生费用也只合人民币 300 元左右。 陕北的吴起县在花 5 千万修一公里路和高中以前的所有学生教育实施免费之间,做出了良心选择。吴起县能做到,其它地方为什么做不到?吴起县县委书记曾表示,吴起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有钱,而“全民免费教育”也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耗钱,在吴起县每年需要 5 千万元。关键是政府有没有发展教育的决心。与此相印证的是, 2011 年 2 月,陕西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镇坪县, 2010 年地方财政收入 3,400 万元,却出台政策,在全县实施 12 年免费教育,将高中教育也纳入其中;陕西的另一个全国百强县府谷县也在同月出台政策,推行十五年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免费!但 2010 年 7 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公布,教育部官员 8 月 16 日在湖北宣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时表示:未来 10 年,中国仍将坚持实行 9 年制义务教育。百姓翘首以盼的 12 年义务教育,还得等 10 年!而据媒体报导, 2010 年的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将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以国家经济能力来说,不仅可以实现全民教育免费,全民医疗免费都完全可以做到。但共产党就是不做! 为什么搞三峡工程有钱?办奥运、办世博、搞国庆庆典有钱? 2008 年 6 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 49 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 国家债务 247 亿元;提供各类援款 2065 亿元,其中无偿援助 908 亿元 ;对 42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 736-1115 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 98% 。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 1 万 5 千名各类人才,派遣 100 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 30 所医院、 100 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作家韩寒说:“ 一个国家,可以几十亿几十亿地到处撒钱,几百亿几百亿地为了一两句赞美签单子,几千亿几千亿地开这会那会,当研究表明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保需要投入一千零几亿时,它却表示,拿出这笔钱有困难。 ”多年来,官方一直吆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实际上,他们从来都是空喊口号,从来没有真正的重视过知识和人才。相反,对知识的践踏和蔑视,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却是全球最严重的,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他们来说无所谓。 对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只是任继愈、钱学森,大家看得都很清楚,问题非常简单,不难解决。但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其中包藏着党的一个天机:外国人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独立思考能力。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只准知道给定的答案,只能回答给定的答案,只准你死记硬背上面的标准答案,不准你自己另寻答案。 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说,长期固守一种模式,必致思维僵化,头脑简单。最终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听话,听指挥者的话,就像条件反射一样,只要是党的号召,就是对的,第一反应实际也是唯一的反应,就是听,不折不扣地执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维。这种教育方式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培养一批只知死读书、读死书的头脑僵化机械的书虫,而不是可以应对任何复杂环境和形势的可造就之才 。 ——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10 多年前的克拉玛依大火,当指挥者高喊:“让领导先走!”所有学生都乖乖地听话,在大火面前连求生的本能都失去了,最后只能葬身火海, 这个教育模子出来的只能是书呆子。这就是本质原因! 知识本来是启迪人心智的,但罪恶的体制埋没了多少天才,造就了多少庸人! 对教育来说,只要听话,听党的话就可以了。党需要的永远是容易统治的应声虫、奴才、顺民,而不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否则,若能独立思考,跟党不一致怎么办?还得让党拿出功夫、精力来搞思想统一,不如干脆就是一个不允许,省事。 2010 年秋,闹得沸沸扬扬的教改方案通过,大学教育仍然沿袭旧的一套,仍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再有本事,仍然在党的手心里转转。全世界都在搞素质教育,唯有中国大陆搞应试教育。甚至把社会事业搞成了社会产业,把高尚的教书育人搞成了充满铜臭的赚钱机器。这就是根本问题。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走进大中小学校园,印入眼帘的赫然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完全就是统治者实施愚民统治的工具!——这就是答案 。 罪恶的教育体制不仅误人还吃人 。 2009 年北京大学在不到 9 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一名硕士、一名博士、一名双硕士自杀。 2010 年以来,也曝出全国多所高校学生自杀或杀人的消息。克拉玛依大火,如果不是愚民教育,学生也断不会在火灾面前领导说什么听什么,没有了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致使自己葬身火海。与其痛恨官僚的冷酷与极端自私,不如声讨罪恶的教育体制。为什么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就是发达,社会主义国家都贫穷落后?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发展,专制独裁永远都跟不上时代发展。 官方让人笃信标准答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谎言太多,人一独立思考,就把谎言揭穿了 。试举一例,李大钊是中共的创始人,为了表现李大钊生的光荣,死的也伟大,一直宣传说李大钊死前曾两次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而据《党史博采》 2007 年第 4 期发表的《李大钊就义的真实情景》一文披露:“据笔者了解《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的朱乔森,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 所以,北京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我们的教科书,按照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属于‘秽史’。你问我这个教科书有里多少东西是真的,低于 5% ,你考完赶紧把书烧了,搁家里一天都脏你屋子,我从来不往家带,扔车里,能不看尽量不看,纯粹都是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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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惶人物志——先知杨小凯

● 苏小和       一直到2002年,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叫杨小凯的经济学家。那是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看见了他,瘦弱,有些苍白,为我们慢慢讲述着“后发劣势”的课题。大约一个多月之后,林毅夫针对小凯的演讲,专门写了一篇“后发优势”的文章。由此,这个话题正式放大为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国当代经济的两种范式。       小凯的后发劣势表述,将经济学家沃森的“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置放在中国百年经济史里,让人眼睛明亮。事实可能正如小凯所言,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这种没有制度提升的模仿,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林毅夫的阐释显然有意背对杨小凯而去,他不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完成英美的宪政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不认为当下英美的宪政体制就是最好的制度,如此,后发很有可能是一种优势所在。       感谢两位经济学家的辩论,很多人开始了解杨小凯。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个瘦弱的中国学者,竟然是世界经济学界的翘楚。1998年,杨小凯出版他的《经济学原理》,这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事实正是如此,在人类经济学史上,杨小凯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建立了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分析方法,从而能够对经济组织演变、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理论解释。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布坎南毫不含糊地说杨小凯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并连续两年提名小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周其仁对小凯的评价可能更接近本质,“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对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    我愿意把周其仁的这种见解当成理解小凯的一把钥匙,由此我们能够真正走进他独立思考的一生中去。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始终坚守的保留和怀疑,构成了杨小凯主要的精神气度。耶稣曾经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杨小凯的人生遭际再一次见证了耶稣的真理。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祖籍湖南湘潭,1948年10月6日生于东北吉林,长于湖南长沙。他的父亲杨第甫原为湖南省委高级干部, 1966年,他升读高中一年级,文革爆发。小凯父母亲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和“狗崽子”。可能正是如此人生遭际,让年轻的杨小凯开始思考。1968年,20岁的杨小凯写出了一篇大字报,名为《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在一片盲从和癫狂之中,这样的观点非常扎眼,以至于身在北京的康生几次提到《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江青更是大发雷霆,直接告诉湖南官员:“让他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杨小凯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进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一年多之后,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遭受大难的,还有小凯的家人。由于康生在讲话中,认为以杨曦光的年龄,不可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指示要抓“反革命黑手”。他的父母首当其冲,母亲陈素多次被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象征“黑手”,强迫下跪示众,杨母受尽屈辱,悬梁自尽。杨父被关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个妹妹从此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人。    10年牢狱生活当然是杨小凯九死一生的时光。小凯的好友陈益南指出,在被捕入狱到被投入劳改农场那长达十年的岁月中,杨曦光度过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段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不应结束的人生途中。但是杨小凯没有死在黑暗里,十年监狱,杨小凯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后来,他还将狱中见闻写成回忆录《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用他的本名杨曦光出版。他为那些枉死的冤魂和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留下永恒的纪念和血泪见证。胡平高度评价:“《牛鬼蛇神录》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小凯在莫纳什大学最后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曲祉宁,得知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再三感叹:“老师那种精神力量,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大约在2000年前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竭力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经济学的领导推荐,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领导不置可否。茅于轼感叹,“学术活动受到学术以外因素的干扰,这正是中国学术落后的一个原因”。    一个如此聪明的生命在自己的家乡遭受迫害,让我们唏嘘,但这样的局面却是一个时代的常态,由此,杨小凯先知一样的人生在炼狱中得以完成。总体看来,除了卓越的经济学贡献之外,小凯的生命价值沿着3个向度展开,呈现出他那短短56年不同凡响的人生。    其一当然是他艰难的求学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经历之中一直坚守的独立思考与怀疑精神。上帝对小凯的美意总是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他20岁身陷囹圄,可是他真正的经济学生涯却从监狱里开始。小凯在监狱里找到了一位英文老师学英文,找了一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一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他还向被关押的一位陈姓老师借了一本厚厚的《资本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三卷《资本论》通读完毕。正是对《资本论》的阅读与思考,杨小凯开始进入经济学领域。后来他回忆到:    “等我看完《资本论》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监狱里的小凯给自己设定了三个经济学任务,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他在劳改队沿着这样的思路甚至写下了一本厚厚的经济学笔记。许多年之后,小凯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了非常有体系化的理论了,只是他在监狱里无从得知。不过,小凯在监狱的数学训练,试图用数学来重新思考价值理论,甚至想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经济学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让他日后的经济学家梦想成为可能。这是段奇妙的求学经历,小凯自己如此总结:    “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小凯的这段话意味深长。如果没有10年牢狱生活,他有没有可能系统地研读经济学,的确是个问号。我想说的是,上帝通过让杨小凯坐牢的形式,使他在一个反智主义的时代里独自走上了艰深的经济学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真正将经济学当成了自己毕生的追求。    应该说,从1978年开始,小凯的经济学生涯才有所转机。4月,他刑满释放,回到了长沙,可是没有单位敢接收他,小凯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1979年,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由此,杨小凯的学术之路真正开始。1982年,他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并撰写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本著作。小凯在这几本书里建构了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在国内尚属首创,这引起了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小凯在1983年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他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邹志庄教授亲自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写信,赵进行了批示,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向来开明且爱惜人才的刘道玉校长批准了杨小凯的出国手续。    其二是他一生对国家命运挥之不去的关怀。虽然小凯早期的大字报带有浓厚的青春躁动气息,但却实实在在凸显了杨小凯与生俱来的家国使命意识。许多年之后的一个春夏之交,已经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小凯,天天昼夜难眠,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忧虑。他的夫人小娟说,那段时间,小凯总是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把电视打开,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小娟认识小凯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南方周末》记者赵凌认为,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赵凌的如此表述揭示了一个重大事实。小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经济持续增长与宪政制度的关系里。小凯的一位学生曾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    国内宪政学者秋风认为,“后发劣势”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    百年中国经济史是小凯研究宪政的主要观察对象。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    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 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的不平等,政府垄断的部门或与政府勾结的商人获得大量垄断利润, 而其它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 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有害于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相对于这几年沾沾自喜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小凯的宪政研究无疑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冲突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第三则是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    对于一个崇尚理性的经济学家而言,接受上帝的拣选,似乎是一件不可为之的事情。在信仰历程的自剖中,小凯曾经坦承,他对基督教有心探究,起因于看出基督新教在经济史上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一些经济史学家指出,意识形态与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而这些便成为法律制度的依据,经济表现则为其成果。政治和法律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根基却并非来自科学,乃是来自信仰。而历史可以为证,凡是以基督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在经济上皆成为世界的翘楚。    细究之下,杨小凯分析出几个基督教让宪政成功的因素,诸如:尊重自由抉择、爱仇敌、不划分等级、服事最低贱的人等。按照这些原则生活,使人得以彼此尊重、信赖,而这正是能够建立大型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最佳商业行为的准则亦源自十诫。更重要的是,这些精神能带来和平的政治秩序,因为能建立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满足“模糊面纱”的要求,即正反双方都认为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新教伦理所导致为对方着想的精神,能克服施行宪政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失败者愿意认输,甘愿为了社会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这些要素促使一个社会能走向不断扩张之秩序和公正。    然而,从经济与社会贡献的角度发现基督教的伟大,仍然是一种理性的骄傲,骄傲的理性,距离内心的顺服和上帝的拣选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1999年11月,杨小凯的大女儿小溪长了脑瘤。手术前后,信徒们为她祷告,神对这样的祷告给予了奇妙回应,小溪竟然渐渐康复了。上帝的美意在杨小凯的理性世界里产生了震撼。2001年8月,杨小凯身体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既无法开刀,做化疗也只有短暂的功效。杨小凯在病房中醒过来,发现自己不能讲话,通过喉管才能呼吸。他知道此时谁都救不了他。他开始认真向上帝忏悔,也向妻子请求宽恕。几个月后,他的病情奇迹式地好转。次年二月,他们夫妻一同受洗。    这一年的年底,杨小凯为上帝的美意作了一个最系统性的见证:    “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基督教的教义乃是说明,人与造物主怎样才能恢复关系,而相信神在十字架上所预备的救恩,乃是关键所在”。    被神拣选之后,杨小凯的生命明显有了改变。他的妻子见证:“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总会认真地祈祷,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他对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像父亲对儿子一样。”    2004年1月,杨小凯开始低烧不退,病情恶化。后来他的女儿回忆到:“在爸爸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期望着天堂的一切。爸爸很高兴地想到他会和上帝在一起,而且有一天也会和我们在天堂里重逢。”小凯的好友,莫纳什大学教授Ian Harper教授说:“小凯辞世前几天,我坐在他的床边,亲眼见证他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有对死亡的恐惧。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11]杨小凯就是这样有福的人。这位聪明的读书人,仿佛神为我们预备的先知,经历了太多的困苦,太多的磨练和太多的试探,走出了封闭的世界,建立了世界性的眼光。他用56年的人生,看清了人间最大的罪恶,也看清了人生最美好的风景。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提升,终于在耶稣身上发现了终极真理。他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既有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度开掘,又有对上帝虔诚的敬畏与仰望。这样奇妙的生命,将光照活着的每一个人。这就是小凯,伟大的经济学人,卓越的宪政主义理论家,矢志不渝的爱国者,耶和华最虔敬的孩子。他深深地爱神,深深地爱人如己。在爱里,小凯没有惧怕,在爱里,他已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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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 改革是没有任期的

,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2011年9月27日《中国青年报》第10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前两年,我回武汉大学做讲座。互动时,无意间谈到了老校长刘道玉。我原本寻思,是不是应该做点说明。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让我感慨万千。如果没记错,刘道玉先生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应该是在 1988 年。那时,这些 前两年,我回武汉大学做讲座。互动时,无意间谈到了老校长刘道玉。我原本寻思,是不是应该做点说明。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让我感慨万千。如果没记错,刘道玉先生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应该是在1988年。那时,这些80后、90后的学弟学妹,有的出生不久,有的还没出生。他们,怎么会对刘校长如此崇敬?要知道,二十多年的时光,足以将许多历史都洗磨得了无痕迹;何况“刘道玉”这个名字,还曾经是被刻意回避甚至封杀的。难道真如坊间所言,刘道玉已成为武大人心中“永远的校长”? 也许是的,也许。 我并不认为刘道玉是圣人。当然,他也不是伟人或完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于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战士是会赢得敬重的,哪怕是“受伤的战士”;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事实上,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一贯正确”,更不因为他“完美无瑕”,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 80 后、 90 后的学弟学妹,有的出生不久,有的还没出生。他们,怎么会对刘校长如此崇敬?要知道,二十多年的时光,足以将许多历史都洗磨得了无痕迹;何况 “ 刘道玉 ,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2011年9月27日《中国青年报》第10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 这个名字,还曾经是被刻意回避甚至封杀的。难道真如坊间所言,刘道玉已成为武大人心中 “ 永远的校长 ” ? 也许是的,也许。 我并不认为刘道玉是圣人。当然,他也不是伟人或完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于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战士是会赢得敬重的,哪怕是 ,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2011年9月27日《中国青年报》第10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 受伤的战士 ” ;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事实上,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 “ 一贯正确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 ,更不因为他 “ 完美无瑕 ” ,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这种精神,就叫 “ 改革 ” 。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 “ 弄潮儿 ” 和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 出头鸟 ” ,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 “ 教育改革 前两年,我回武汉大学做讲座。互动时,无意间谈到了老校长刘道玉。我原本寻思,是不是应该做点说明。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让我感慨万千。如果没记错,刘道玉先生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应该是在1988年。那时,这些80后、90后的学弟学妹,有的出生不久,有的还没出生。他们,怎么会对刘校长如此崇敬?要知道,二十多年的时光,足以将许多历史都洗磨得了无痕迹;何况“刘道玉”这个名字,还曾经是被刻意回避甚至封杀的。难道真如坊间所言,刘道玉已成为武大人心中“永远的校长”? 也许是的,也许。 我并不认为刘道玉是圣人。当然,他也不是伟人或完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于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战士是会赢得敬重的,哪怕是“受伤的战士”;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事实上,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一贯正确”,更不因为他“完美无瑕”,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 ” 。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 “ 深圳特区 ” 。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那么,学校就应该 “ 以学科建设为中心 ” 。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 “ 极左思潮 ,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2011年9月27日《中国青年报》第10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 就不再甚嚣尘上, “ 好斗分子 ” 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 “ 任期 ” 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 “ 永远的校长 ” 。 本文系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序言,刊载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中国青年报》第 ,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 10 版,原题《永远的校长》。刘道玉著《拓荒与呐喊》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当当网独家销售。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du3h.html ) - 改革是没有任期的_易中天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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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谢志浩:大学依然在溃败!

谢志浩:大学依然在溃败! ——答记者问 作者:谢志浩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8 13:33:56 阅读量:92次 1、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您如何看这个“钱学森之问”? 钱先生晚岁,对于大陆大学的现状,可以说近乎绝望,所以,才出现充满忧患情怀的“钱学森之问”。笔者注意到,“钱学森之问”,并不是特别深奥难懂的“天问”,而是经过对大陆教育的“望闻问切”,做出的符合医理的高水准的“把脉”。其实,钱老先生,早就得出了答案,那就是,大陆的大学,没有一所按照创新的模式去办。 当把“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挂在嘴边时,其实,反映了一种殷切的希望,同时,更反映了深切的失望。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需要更多的平常心。大陆处于国际学术界的边陲社区,而欧美处于国际学界的中心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八十年代滋长的学术沙龙和处于萌芽的学术共同体,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主事者运用经济力量,安排课题和项目,事实上,高等学府的天平已经倾斜的很严重。加以合校、扩招、新校区的建设,宁静和寂寞的品行,已经离大学师生甚远。可以想见,失魂落魄的大学,能够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    2、为什么现在大学中难出大师? 本人作为普通的大学老师,从不否认人才的培养与教师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大陆大学老师,真还担当不了没有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的“过错”。这里面的情形,与法院形成的冤案,法官固然难辞其咎,但是,一个普通的法官,可以左右“政法委”和“审委会”的法律生态吗? 现在的社会心理,极为有趣。大家非要如此不堪的高等学府,产生大师,岂不是强人所难?看来,我们的社会病得不轻。可以说,朝野上下都患上“大师综合症”。 大师的产生,需要“大气候”和“小气候”的综合作用。“大气候”指的是“礼崩乐坏”,没有“礼崩乐坏”的生态格局,大师怎么会应运而生?“小气候”指的是学者本人所具有的胸怀和抱负。改革的时代,其实就是“礼崩乐坏”,在笔者看来,大陆产生大师的时代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学者斤斤计较于职称、会长,挂念的只是课题、项目、经费、基地这些玩意儿,也就是说,大陆学者普遍萦怀的,还只是“小康”的物质条件,连寂寞和宁静的学术境界,都理解不了,那么,岂不是缘木求鱼? 笔者看来,意识形态和鄙俗市侩两条绳索,在遥控着大陆学者的身心,使得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成为一种奢谈,阻碍着学者的自由成长。如果,泛泛而谈,大家都认为应该减少行政管理,其实,仔细观察身边,与行政权力的勾兑,还是很多老师求之不得的美差。 我所冀望的大学,最好是无为而治,当然,这对目前的大潮来说,无疑是反其道而行之。 老师的地位,和教练类似,教练成功的地方,在于可以培养世界冠军,没有人特别在意,教练本人是否冠军。无论在那里,一流学者都是少数。在我看来,能够激发学友的思想,温暖学友的心灵的,就是一位好老师。大陆的学府,固然需要一流老师,更需要好老师。    3、现在为什么出不了蔡元培那样能够大力推动改革的教育家? 大陆有很多无趣且无奈的事情,所谓的教改,就是其中之一。大学的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也可以说,大学师生痛恨的事情,在既有的生态格局中,几乎没有改动的可能;而主事者所推动的“教改”,几乎每一回,只不过增加了一件新的令人痛恨的事情而已。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态格局中,按照北京大学李零先生的说法,大势已去。 教育家进行改革的空间,不要说没有办法和蔡元培先生所处的环境相提并论,说实在的,就是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都要差得很远。八十年代可以出现蔡元培式的校长,不是偶然的。当时,大陆的大学,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艰难走出,主事者面对千头万绪,具有宽容、宽松、宽厚的态度,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先生,担当起了教育改革家的历史使命,成就了中国大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当代大陆大学,已经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制约,加以接近板结的大学结构,大气候和小气候叠压,都使得教育改革家的空间,实在有限。 笔者听到南方科技大学创校的消息时,仅仅兴奋了五分钟,接着不免为朱清时先生担忧。一所号称“新型”的大学,董事会成员过半都是现职官员,不得不成立党委会,光是这两条,就决定了出生不久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死掉。 一直在高声大嗓呼喊教育改革,既然是改革,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加减法。而制度特别矫情,也特别板结的地方,可以说,令人万分沮丧。但,也不是说,只能保持糟糕的状态,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先生所进行的改革,笔者比较看好。 朱清时先生,可以说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朱先生不大具有“生存智慧”。说实在的,朱先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原生态地面对教育部评估专家,已经令主事者愤恨不已。毕竟,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科学院办理的大学,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教育部有时候,也无可奈何! 遴选朱清时先生出山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人情世故的国度,注定是个悲剧。    4、您觉得大学应如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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