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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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加藤嘉一:安倍晋三想要什么?

6月底至7月初,我在日本呆了十天。在此期间,发生了两件影响日本政治的大事。一个是内阁通过决议部分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另一个是日本解除了对朝鲜的部分制裁。 Toru Hanai/Reuters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更强大的军力能使日本为区域安全作出贡献。 先说集体自卫权。...

纽约时报 | 加藤嘉一:我在哈佛见识的中国高材生

作为一个研究中美日关系,关注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日本人,我来到哈佛已近两年,期间除了关心美国战略家如何看待中国崛起,那些在美国求学的中国学生也是我观察的对象。他们怎样学习?怎样融入美国社会?走出国门后会不会及如何反观中国? 哈佛校园里有关中国的论坛、沙龙特别多。不知道这算不算中国影响力上升的体现,但至少有关中国的话题保持了相当的热度。例如,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每周三中午主办的“考验中国的重大议题”(Critical Issues Confronting...

中新网 | 加藤嘉一就履历造假道歉

31日出版发行的日本《周刊文春》刊登了一篇名为《揭露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加藤嘉一)伪造履历》的文章。杂志披露加藤嘉一“东京大学合格了,但是自己主动放弃”的发言为假。当日,加藤嘉一在其日文官方网站上发表 “道歉报告文”,承认他以前所说被东京大学录取并非事实。...

南方人物周刊:独家专访加藤嘉一

红人加藤 ”混“在中国 “所有活动取消了。” 6月8日中午,加藤给我发来短信。这意味着他的“西部高校行”活动遇到了难题。按照计划,这本是他在中国的告别演出,两个月后,他将离开这个生活了9年的国家,去往下一站美国。我回复道:也好,这下可以名正言顺给自己放个假了。 很快他打来电话,情绪低落。显然,这样一种告别方式让他难过。“很遗憾,我本来准备在最后那场讲座时大哭一场的,”他说,“但是现在没有机会了。” 半个月前的南京,他在回答一个读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提问时,谈到年轻人应该多一些渠道了解历史。这个答案没能让在场的一位女听众满意。很快,一篇《致加藤嘉一,也致困惑的年轻人》以及针对他的愤怒情绪在网上如病毒般四下蔓延,“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的标签贴到了他身上。在甘肃省教育厅的直接干预下,加藤对甘肃农业大学的访问被“坚决制止”。连带的一系列反应,终于导致“西部高校行”泡汤。 “你知道我的立场。”他有些委屈,“要是我一直否认或者质疑南京大屠杀,那你说我能走到今天吗?” “但听众也许只关心你回答‘有’或者‘没有’。”考虑到他的糟糕情绪,我尽量压抑住一些调笑他的想法。 他却颇为沮丧,甚至产生了一些幻灭感:“我在中国的9年就像泡沫。”在过去的无数场合,类似的“敏感问题”他被问过很多次。他自评表现得不错,“一直没有回避过问题”。“你越做越觉得自己不会失控。”同样的问题永远有人在问,当关卡一遍遍重复,冲关者的神经难免麻木。 我想起他说过“中国人最烦日本人说教”,显然这回他没忍住。中国人更习惯外国人彬彬有礼,宾主一团和气。但如若不是那些超越和气的言论,加藤就不是今天的加藤了。 “我是日本人” 每次机场入关,加藤注意到,中国海关官员似乎对他比对旁人要多点兴趣。 “您这次来是做什么?”护照递进窗口,玻璃里面的人盯着电脑屏幕像是一激灵,猛然发问。 “我——是来促进中日友好的。”加藤稍作迟疑,狡猾地答道。 “哦,这样……”海关官员拿捏了一下这个虚头巴脑的回答,又问:“那么这次呆几天呢?” “不好说。” “为什么?” “因为贵国计划赶不上变化啊!” 日本人习得的这套中国太极屡试不爽,两人相视一笑,加藤便被放过关去。“其实他们对外国人一般是不问的,”加藤说,“我觉得屏幕上可能有个什么东西,肯定不是黑名单,不过大约也是‘需要关注人群’一类吧。”不少人怀疑他是间谍。“你见过到处接受采访的间谍吗?”他反问。 中国人的议论并非没有理由。5月7日,加藤从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回到北京,跟我在好运街喝完一杯扎啤,已是深夜11点。“我要去见使馆的人,”他忙着告别,“得跟他汇报下参会的情况。” 在加藤的文章和访谈中,常能看到他有意无意透露跟中日双方的“有关部门”都很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加藤的导师朱锋就曾批评过他“爱吹牛,说大话”。“这是一种保护。”他说,“我说大话是有根据、有战略的,你们不要随便欺负我。我肯定不是随便说我认识薄熙来,不然恐怕早有人‘搞’我了吧。” 我曾看到加藤在日本电视节目上的表现,毕恭毕敬,甚至唯唯诺诺。那个在《锵锵三人行》上翘起二郎腿指点江山的加藤完全不见踪影。他很清楚在相隔一个时区的两个国度,举止言行也得像拨时针一样作出调整。“我并不爱中国”,他说,“爱上的话,我就死定了。我不是大山(演员)那样的老外,保持距离是我的底线。” 如果中日必有一战,你支持哪边?——加藤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诸位,我是个日本人。”他顿了顿,眼神变得严肃冷酷,又重复一遍:“我是个日本人啊!” “我没勾引啊” 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加藤接到一个民族问题智囊机构的会议邀请。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篇《中国民族政策的下一步》发表在FT中文网上。 “我说领导,其实,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落脚点是很清楚的,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里把‘民族’两个字去掉,不能是别的,绝对是对的!”在被问到“如果是你怎么办”时,加藤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一定相信我,没错的。” “你看哪一个国家是最像贵国的,哪一个国家是你们最希望成为的?毫无疑问,美国嘛。美国难道没有民族问题吗?他们的问题比贵国严重多了,贵国绝对不是个另类啊。人家怎么搞的?你不管是外地人外国人还是外星人,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权利但要承担同样的义务,这才是平等公平的民族政策。美国做到了,贵国为什么做不到? “现在民族问题来源在哪里?汉族对少数民族不满,因为他们从小享受特权,考试加分;少数民族也不满,他们不会汉语,找不到工作。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不管是什么民族,他的起点应该是平等的,取消掉那些特权,让他们学普通话。在身份证上去掉‘民族’,不要把民族等同于身份,它不过是个户口的东西,去掉它。” 与会者点点头:“这个问题,动起来会涉及到方方面面……”话音未落,加藤已经起身开始收拾文件。“抱歉领导,我有点事,得先走了!” 他承认自己是故意的。“人家是部长级的干部,我在他听到最高潮的时候走掉,很少有人会在他面前这样吧?他会觉得这个人很不一样,很牛逼啊!他赶紧上来拉住我要手机号,我知道这样肯定会有下次的。” 我开玩笑说,这是在勾引。他摆出一副无辜样子,“我没勾引啊……那我跟你说,我是个外国人,人家地位比我高,什么都比我大,那我靠什么?我只能靠我的逻辑,我的素材,甚至是对场地的支配——你必须让他觉得这个人有魅力!你不能光靠逻辑,中国现在好的观点太多啦,但是你给他制造一种失落感,那就不一样了。” 2012年1月,《学习时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的《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文中写道: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入乡随俗 对于想要认识的人,加藤的古怪招数还有很多。某人去厕所,加藤跟在后面——哎你好你好!会场里,某副部长衣服挂在椅子后面,他故意走过去把衣服碰掉,——啊,对不起对不起!——噢,加藤君!“这种事情很重要。”他说,“其实就是搭讪,但这需要魄力。细节决定成败啊。”我问他从哪学来的这套,他两眼一横:“没学过啊,哪里学?我觉得这方面我可能是有天赋的吧,天生就会这个。” 加藤喜欢中国的饭局,因为总能认识一些新的人,他们会给他带来一些行业内幕,这些都将是他下一次写作或演讲的素材。而中国人的热情也并非没有理由,一个来自日本的名人出现在饭局上,会让东道主感到“很有面子”。而他对热点问题的点评,又总是能精准地抓住人们的目光。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只有3件事:吵、闹、搞。”他喜欢用日本人中意的数字3来概括自己的见解,“我对中国的未来有3个判断:没有信仰的公民,没有共识的社会,没有蓝图的改革。”听众屏气凝神,饶有兴味地聆听他对时弊犀利的点评。这些观点算不上新鲜和高明,但一个外国人以流利的汉语和自信的口气说出来,多少总比那些普通话也讲不清楚的学究更具观赏性。 “西方记者经常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受中国人喜欢。”他洋洋得意,“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纽约时报》老说这毛病那毛病人家是不爱听的。你看中央的讲话——‘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要学会入乡随俗。” 加藤在公共场合的表达语态是保守的,听他在讲台上以一种过于流利的语速高谈阔论时(他少有语误,几乎不打磕巴),我有时会想起那些央视评论节目里谁也不想得罪的嘉宾。出于对中国政治的解读,《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是他每天必看的,显然受到了一些影响,以至于“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这类表达都能随手拈来。 “你说话很像长辈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演讲时,一位与他同龄的提问者委婉地调侃他。 长期关注他的同济大学学生周阳说,“加藤跟韩寒的区别,可能是前者说了50%而后者是70%,差的那20%可能是语气,或者是一些感性的东西。但就是这点差别给我的感觉是,加藤出于害怕而保留,但我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他则抱怨学生们没有仔细听。“不要放弃的是希望,不要忘记的是绝望。”他一字一顿,但台下反应冷淡。没有人为他这句苦心设计的警句鼓掌,这让他有点痛心,“因为他们不知道前途是绝望的。” 但在私下里,哪怕是演讲的互动环节,他就会放开很多。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提问中,学生们问到“十八大”和台湾问题,他很兴奋,甚至提到“两国两制,这就是事实”。“没人找我麻烦。”几天之后我问候他“别来无恙”,他表示毫无压力。“因为那是互动,别人问到我才说的啊。”他再次露出狡黠的微笑,“要是我在演讲中间提,那就死定了。” “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在一次媒体人的聚会上,我听说FT中文网给加藤的专栏稿酬为每篇两万人民币。当我当面向他求证时,他颇有些愤愤然:“我告诉你,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每篇500元!” FT中文网是加藤最重视的发言阵地,因为“会被中南海里的人看到”。“人脉就是这样扩大的。”他说,有些官员会因为在这里的文章而找到他。截至2012年6月7日,加藤在4年时间里共撰写文章168篇,算得上是这里最勤奋的作者之一。所涉话题从四川地震到薄熙来,从“左右派”到地沟油,不一而足。 加藤曾同时是《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的评论撰稿人。在中国的舆论分野里,这样的现象并不多见。有人直斥他“两边倒”,“左右投机”。但他表示自己既非左派亦非右派,“我认识很多人,但我不混任何圈子。我不排斥任何派,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2009年,《环球时报》筹划“60周年系列评论”。此时加藤已有了一定知名度,编辑部打通他的电话,想请他写第一篇,主题是“强调中共体制的优越性”。 说到此处,加藤诡谲地一笑。他委婉地表示能否做下调整,对方仍然坚持。经过协商,最终确定的标题叫“否定体制不是中国民意主流”。这个拗口的名字让他想了很久,后来发现他还是说错了两个字。 与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走得近成为加藤在日本国内被质疑“为中共代言”的主因。早年他回日本去电视台做节目,负责人很警惕地给他出了道题:“当代世界的主流是自由民主还是共产主义?”据说此题用以检测他是否“在红色中国被洗脑”。 “你不跟他们打交道怎么了解这个体制呢?”他反问,“我为什么要给《环球时报》写文章,因为他们会给我‘提供思路’,这些‘思路’往往能让我了解一些内幕。我会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他们就说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敏感时期,上级布置了一个任务……这样我就了解了。” 日本问题学者余一(化名)回忆加藤刚来中国时与他相见的情形。“我觉得他不同于普通日本年轻人,求知欲很旺盛,对社会有自己的见解。”他把加藤介绍给国内一家新闻杂志,“我一直对他很器重,相信他这样的年轻人,能为中日关系的好转做一些事。” 加藤其后的涉猎显然远远超出了余一的设想,他更有兴趣去谈论“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之类宏大问题。但加藤在中日两国的专栏里的一些表现,让余一对他感到失望。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加藤的日文文章呼吁“全体国民保卫钓鱼岛”,但在中文专栏里,措词则变成了“双方各有各的立场和说法”。 “他的立场作为日本人没有问题,”余一说,“但是一个以写作、演讲为部分生活来源的人,应以公正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能在日本说日本人爱听的话,来到中国,就说中国人爱听的。” 以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要求加藤显然有些苛刻。两年前接受我的采访时,加藤说他的理想是一名政治家。“你不能光讨好某一派。各种人的支持你都需要,这样才不会被人抛弃。” “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复旦大学校内的咖啡馆,过往的女生抛来景仰和害羞的眼神,窝在沙发里的加藤不时抬眼观望,显然不愿错过与粉丝四目相对的机会。 他在学生中的号召力让人惊讶。在5月7日后的两周内,他在京沪两地的大学里开了5场讲座,场场爆满。两个南通的大学生,每周二坐两小时长途汽车来上海,只为听他在复旦新闻学院开的一节选修课。年轻人对偶像的崇拜让人心疼,很多被选中的提问者一脸幸福茫然地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问:你为什么这么成功…… 在中国,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里恐怕没有几人能拥有如此人气。“印象深刻是这个人的感染力,”《环球时报》编辑谭福榕说,“跟他聊天你会感觉很大的气场,他指导了一切话题的走向。”媒体爱说他是“日本的韩寒”,他不喜欢。“我不跟任何人比较。”有朋友试图撮合他跟韩寒搞个对谈,他拒绝了。但访谈中聊到兴之所至,他也会说:“我比韩寒高啊,而且高很多呢!” 他的最新一本书叫《致困惑中的年轻人》。跟那些励志书一样,封面上的他玉树临风,志得意满。编辑的推荐语是:日本在华最具话语权专栏作家首部奋斗智慧书。加藤嘉一与你促膝深谈: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在讲座去程的出租车里,我从包里拿出一本《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他有些好奇地说:“呦,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本书呢。”我递过去,他连连摆手,那眼神就像见到丑陋的新生儿心生厌恶的父亲。“不用不用,我从来不看我的书。” “最近我出了一本烂书。”在讲座中,这本书被当作奖品送给提问者。当他给学生们亮出样书时,他总这么说。观众席里出版公司的编辑就坐我旁边,冲我苦笑。 图书编辑跟我抱怨,加藤一个劲催他们推进促销活动。这表明他很关心销售情况,毕竟关系到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他在中国受欢迎程度的晴雨表。 “著作”并不是个让他愉快的话题,因为他觉得那些书都不够好。“最好的部分都被删掉了,比如谈论体制、民族,或者台湾、西藏。” 在过去5年里,他在内地共有7本书面世。但他最得意的那本《爱国贼》,反思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没有获准在大陆出版。“曾经协商过,他们让我把书名改成《爱国的准则》,我没同意。” 毫无疑问,他的新书会被摆到“励志·成功学”一类书架上,这一主题恰恰是他所不屑,至少他曾反对过。谈及此书,他纠结的表情隐晦地表达了对自己的不满意。 无论如何,加藤已经成为某种象征。每天,他都会收到很多邮件让他“滚回去”,当然也有不少求助的来信。年轻人向他倾诉成长中的苦恼,“加藤先生我要不要入党?”学生家长忧心忡忡地问:“我的孩子是不是该出国留学,像您一样?”或者“您觉得留学是去美国好,还是日本?” “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成功人士,”加藤说,他认为在这些纯操作性的问题面前,中国家长束手无策,表明他们缺乏自信,而国内的教育环境则让他们丧失希望。“我知道他们很想让我说:‘对,应该留学,去美国。’只要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这是我想要的状态” 每次讲座结束,只要时间允许,加藤都要在现场滞留很久。他说自己在网上名誉欠佳,在现实中就得对粉丝们好一点。粉丝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将他围住,他们的提问如告解般小心翼翼。只等加藤一开口,他们就会露出得到安抚的表情。 加藤有些不好意思,报之以日本人特有的羞赧。“但这是我想要的状态。”他说,“我希望我在年轻人面前是一个值得追随的存在。”有时他也会摆摆架子,斥责那些不得要领的提问者:“我要让他们觉得既亲切又严肃。” 他很自信自己的口才,和对讲座现场的掌控能力。走进大学的频率和人气让他自豪,并有意无意与其他公知做比较。“比如某某某,他的书很好,但演讲就不那么好。”这位躺枪的公知对加藤的评价是:“加藤的耐力和语言能力都很好。但人的精力有限,还是应该专注于一些领域。” 大学校园里的主体90后,却让他感到有些压力。“不好伺候啊,说得不好他们马上就不耐烦。”台下的风吹草动他都很在意。“手机关一下。”“最好不要聊天。”或者干脆沉默几秒钟,一脸愠色逼视那些不恭的观众。这可以理解为日本人对秩序和礼貌的强调,不过对于一个演讲者而言,这多少有点神经质。 在外交学院的嘉宾休息室里,几个学生记者围住加藤采访。他说到也在反思自己是否适合从政,一位女生随口附和道:是啊,我也觉得你可能不大适合。深深陷进沙发里的加藤突然直起身板,“谁说我不适合?”他怒目圆睁,直视那位被吓呆的女生。“你等着,我会用行动证明给你看。”听上去简直有点像恐吓了。之后女生又提了一个问题,似乎想寻求两人间的和解。加藤大声打断她:“作为一个长辈,我不得不指出你的问题太愚蠢。”看样子“长辈”的自尊受到了一些挑战——虽然人家只小他几岁。 很难说这到底是自卑还是自大,抑或是硬币的两面。事后他承认自己有些失控。“我就是‘菊花与刀’啊!”他哈哈大笑,所有的矛盾与纠结,似乎都可以用60年前美国人对大和民族的总结来解释。那本书是他来中国之后读到的,也许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在中国言论市场上著名的“第三眼”(其FT中文网专栏名),人生的第一本课外书竟是2003年来中国之后读的。 来中国之前的加藤堪称悲催。一个底层的家庭,一个事业失败的父亲,为躲债不停搬家,最多的时候一年搬了二十多次,“比中国农民工搬得还多,你让我哪来安全感?”他总是学校里的新人,日本小孩也欺生。个头高,好出风头,外地人,作为在群体中被孤立的理由已经很充足了。冷落和排挤,恰恰戳中了自尊的加藤的痛处。某次拖鞋里被扔虫子后他动手打了人,而他的怒吼听起来却更像是哀怨:你们联合在一起不理我,你觉得这样对吗?你觉得这样的日子快乐吗…… 他对黑社会并不陌生,不择手段的黑道规则亦见怪不怪。9年前登上飞机离开日本时,他只觉得自己是祖国的弃儿。连他自己都未想到,多年后去一个崇尚“白猫黑猫论”的国度闯荡,竟一路顺风顺水。那些曾让他身陷囹圄的黑势力在异国他乡,便是酒桌上要与他握手“做兄弟”的人。 “我坦白告诉你,”他语气神秘,“把我介绍给黑帮的全是官员。”他说在中国最信任的人就是这些黑道的朋友,因为他们“简单直接”,具有“武士道精神”。在东莞的一次政警学商头脸阗凑的饭局上,某位神秘身份者表示读过加藤的文章,“崇拜得不得了”。他邀请加藤作为嘉宾出席他们的“例会”。在那里,几百号兄弟要听他“讲两句”。 “在当前这么一个复杂特殊的发展阶段,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为了纠正社会的不公,我觉得中国需要一批协调的、缓冲的一些组织团队。希望阁下你们以合理合法合情的方式,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他用一种庄重和喜感混杂的口吻复述那段话,完后便像个恶作剧的少年般冲我大笑起来。 “我感谢中国,它给了我自信。我很清楚如果不是此时此地,那么事情就是另外一种样子。”接受完咖啡馆的采访,加藤回到在复旦第一宿舍的住处。说这番话时,他靠在躺椅上,若有所思地品尝一种巧克力。零食是他给自己的奖赏,也是给童年的补偿。“吃这种东西的时候感觉很幸福,非常幸福。” 窗外是让人安静的欧式老楼屋顶,落日余晖穿过颀长的水杉潲进窗台,光影斑驳变幻。3天后,他将赴南京先锋书店为新书签售。在那里,有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在等着他。 (实习记者乔芊、王悠、王杨卡佳对此文亦有贡献) 不该放弃的是希望——对话加藤嘉一 “我到中国以后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想到的。开端没有想到,结束也没有想到” 先锋书店事件 人物周刊:之前想过自己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状况吗? 加藤嘉一(下称“加藤”):我一直还是很自信的,一直觉得这个问题自己处理得不错。我太相信自己的控制能力和支配能力了。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场,尤其是涉及到中日间历史,包括钓鱼岛这样敏感的问题上,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么久了,现在才有,算是运气很好了。 人物周刊:重新来过你会怎么说? 加藤:首先,我会这样说,如果我说“南京大屠杀”,那我就回不去日本了。如果我说“南京事件”,我应该就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所以我会说,当年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这个说法中方日方都能接受,这是我的智慧,对吧。当年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日本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诚实地、低调地、谦卑地面对,尊重中国国民的民族感情,才能够友好地相处。我始终对名古屋市长的说法是有意见的,我已经公开地批评他。但是,至于当年在南京到底死了多少人,死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好好地动员中日双方历史问题研究会,请双方的历史学家共同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好好交流,而不要将它政治化。我的态度就是这个。 人物周刊:我觉得在一些问题上,你在中日两边的表达确实不太一样,比如钓鱼岛问题。 加藤:我不可能主张这个岛是中国的,不可能。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得罪,而是说,毕竟你看到了不同的体制,感受到了不同的舆论环境,你面向这里的读者,如果要让他们好好地思考,就要表达得温和中庸辩证,至少在中国,你不这样表达人家是根本不接受的。如果你只是盲目地强调日本的立场,这种态度人家是不接受的,那你的表达还有什么意义啊。 人物周刊:那么现在,是不是该感谢你终于获得了休息的机会? 加藤:(想了很久)好像可以让自己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做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不可控的事情。可能很多时候,你也没有走该走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有点太快了,太仓促了。我到中国以后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想到的。开端没有想到,结束也没有想到。 底线问题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在看《人民日报》? 加藤:当然!每天,绝对每天。《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我最看不惯的那些媒体人,忽略了《人民日报》。比如说,温家宝回忆胡耀邦,发在某一天的第二版。还有《新闻联播》。比如说,胡锦涛和金正日会谈,旁边有习近平。这种事情我一定会关注。通过公开的报道,从外部观察政治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也会思考,然后去问,问那些核心的人。 人物周刊:跟中国人交流过被骂的问题么? 加藤:前一段时间,中央有一位退休的前高官当面感谢我。我说最近很痛苦,到处被骂。那位同志说,我看到了,加藤同志,您受罪了,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该被骂的应该是我们。我说那些骂我的人根本不是反日,他们根本不知道日本是什么,他们缺乏宣泄……我为什么不被整,就是这个原因。 人物周刊:对底线的掌握程度也有关系吧。 加藤:我没有失控过。那些学校团委,他们会向其他学校咨询,他上回过去没事吧?只要我到了,他们都说很好、很给力,还帮他们释放学生的情绪。一方面我是挑战维稳,同时促进维稳。请我来对他们是一个挑战啊,你有风险,如果失控那就完蛋啦…… 人物周刊:自己评价外籍身份加了多少分? 加藤:我的结论是,我跟中国人起点是一样的,前提是你的中文足够好。中文足够好的外国人有多少?太多了,你不要以为人家是外国人就怎么着了。那这个外国人是个SB怎么办?你不要以为中国官员跟外国人接触是没有风险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冒风险见我?因为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且他们要的,我能给的,都是最没有风险的东西,政策讨论嘛。跟钱、权、女人都没有关系。我惟一感兴趣的,是要通过他们观察这个社会。 无奈的希望 人物周刊:跟官员们聊些什么? 加藤:我对他们说领导,最近我发现,你们的大学生很困惑,主要跟贵国的体制有关,跟国情有关,媒体和大学都很困惑,跟制定的政策有关。我这样来开场,其实我是想问他一个问题。他微笑,表示了解情况。我说今天中国是个移民潮,尤其是像您这样的高官,基本都把自己妻子和孩子弄到国外去,为什么?他说,我们怕国家乱。我说好,这是您的选择,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您说国家乱,能不能使它不那么乱,能不能适当地改革户籍、看病、上学、土地等等问题。现在经济发展还比较快,所以大家还可以有一种忍耐力,如果经济发展没这么快了,社会矛盾激化了,那个时候真的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建议逐渐放权。 人物周刊:就是说你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是不乐观的? 加藤:从这么一个对话就能知道。我说能不能改,他说我们知道这些,但是我们先得保护自己。他说的就是他自己。他说,既得利益太庞大啦,改一个,要伤一个。碰这个,就得动到那个,明白吗?我们也知道不改不行,但是很难改,太大了,太复杂了。有历史的,有体制的,有外因有内因,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原因绑在一起。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年轻人? 加藤:大学团委是希望我能够向他们传达一些希望的。 我对中国抱着的是无奈的希望。一方面感到无奈,我又不得不抱有希望,中国崩溃我们必然会崩溃的,我们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但中国如果不去做该做的改革,一定会发生。那怎么办?我们做的事情,只能是参与、围观,推动一些你能够推动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这样跟学生说会心安理得吗?你没有告诉他们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或者说隐瞒了一些。 加藤:当然我得说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们是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大家还把你当成一个希望的象征,偶像啊,榜样啊。 加藤:所以我也在微博上说过,不该放弃的是希望,不该忘记的是绝望。 相关日志 2012/06/10 -- 邵旭峰:加藤嘉一在中国遭遇冰火两重天 ——都是“日本”惹的祸 2012/05/22 -- 加藤嘉一:北京离重庆有多远? 2012/02/26 -- 加藤嘉一:低效的伦敦 2011/09/23 -- 加藤嘉一:地沟油的底线 2011/07/27 -- 加藤嘉一:动车事故启示录 2011/06/08 -- 加藤嘉一:中国高铁的未来 2011/05/30 -- 加藤嘉一:中国大学生,你没资格抱怨政府 2011/05/12 -- 加藤嘉一:中国该怎样办北大? 2011/04/06 -- 加藤嘉一:暗暗的东京 2011/03/30 -- 加藤嘉一:东京电力该国有

加藤嘉一:北京离重庆有多远?

“人挺帅的,个儿挺高,思维很开放,思辨能力很强。我原来只在电视上看过他,一直以为他是感性的人,懂得和媒体打交道,很能创造关注度。这次在重庆和他面对面的感觉不太一样。他的一些话很有意思,比如说他对重庆的改革措施很有信心。” 我在拙著《致困惑中的年轻人》(凤凰出版社,2012年3月)里(第195页)这样形容薄熙来。 2010年8月初,我着陆到炎热的重庆。它是盆地,周围都是山,市内几乎没有平路,到处都是破路,使我忽然间想起祖国的家乡热海——山口百惠主演的《伊豆的舞女》的场地。 一次小范围的交流,我早就到了会议室,黄奇帆市长也在了,就是中间的位置是空着的。看着离我大约5米的那个位置,联想着的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我之前从不同的日本商界人士听说过他们眼里的薄熙来,他们感叹说,“薄熙来先生很重视对外交往,很认真地倾听我们外国企业想在他管辖的地方做什么,当然,他也会直率地对我们提出要求。” 在会议室内,重庆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们似乎有些紧张。我靠近一名男官员,询问“书记在重庆的地位这么高啊?你们都紧张成这个样子。有这么严重吗?”这位先生很小心,看着周围,确认没有一个同事“监视”后,悄悄回应说,“我们开会都是这样的。书记的要求很高,他是一名很重视形象和成果的人,我们不能有任何失误,否则麻烦了。” 自从2012年4月10日,“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后,我与曾在辽宁省、商务部、重庆市与薄熙来一起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交流,听听他们对薄的印象: “他喜欢做新的事情。” “他的政治野心大。” “他做事不像其他领导,不太重视部下的意见,常常自上而下地做出决定。” “执行力超强,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其做法必然带来一定的风险。” 前些天,我与了解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有关情况的一名“太子”聊天,他说:“薄熙来一直以来想要的,不仅是进常委,还想要得到更重要的位置。但他的作风与手腕不是能够令其他中央领导人接受的,他会得罪太多人,破坏既有的政治秩序。” 或许,这是围绕“薄熙来事件”最具有信服力的解释。 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有一条相对固定的发展规律,呈现出四个阶段:一是极权政治;二是威权政治;三是精英政治;四是市民政治。划分的标准是这四个具有不同风格的体制的统治者具有多大权力,抑或哪些群体或阶级在统治社会。就中国大陆而言,毛泽东时代属于第一阶段;邓小平时代属于第二阶段;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据我理解,属于从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的过程中,但迄今为止已经在较大程度上靠近第三阶段。 从这一东亚政治发展的规律角度出发,当前中国政治舞台能够容纳的已经不是像过去一样具有纯粹极权或威权的“政治家”,而是在基于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的集体领导体制下能够“读懂气候”的“优秀官员”。 时间在走,令人沉思。 过了一阵子,薄熙来带着几名保镖和部下,高调地进到屋子里,走路速度是在我见过的官员里是最快的。身高1.90米左右的他显得既匆忙,又憔悴。我回头问了一些官员,他们介绍说,“书记身体不是特别好”。 我与薄熙来握了下手,他的右手很干,从来没握过如此没有温度的手。“是与他身体不适有关还是有其他人为的原因?”我在脑子里胡思乱想。 他坐下来,开始讲话。声调波动得很清晰,观点表达得很生动。他动不动就展示自己对重庆的喜爱。 “重庆是个好地方,重庆人很好客,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地方”,他高调地对我说。 他紧接着阐述“5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他强调高度重视重庆市民的生活水准与幸福指数,“为了使我们的人民开心、快乐地过日子,我们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你可以在重庆好好观察下,能感受到我们政策成果的。” 我每天从住宿的解放碑附近出去跑步,如薄熙来说的,到处能看到“5个重庆”的口号横幅。马路边上的警察比我去过的任何城市还多,在我眼里,站在十字路口中间大胆执行任务的强悍女警察,似乎展示着重庆发展的方向。 凌晨的街头、广场,我去与那些唱红歌的中年太太、先生们交流,“你们唱得好开心啊,你们这些年快乐吗?”她们明显享受着快乐,纷纷回答说,“快乐!开心啊!” 我也去问在重庆读书的大学生,“你们如何看待现任政府的政策?”有人回答说,“要经常唱红歌,麻烦呢”;“没什么,挺好的,经济发展快嘛”;“重庆受关注,还是令人自豪的”。 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象看,当时,重庆市内是平安的,稳定的,快乐的。 对于近年以来城市GDP增长15%以上、农村GDP增长20%以上之成就,薄熙来很自豪说,“这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黄奇帆市长的功劳”,并拍拍黄市长的肩膀。 黄市长没有反应,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或有些过意不去。书记与市长之间展开的小插曲使我感到很别扭,给人一种“两者不配”的幻觉。 迄今为止,薄熙来已离开重庆,黄奇帆则继续施政。 着力谈论重庆改革的薄熙来,显得有些疲惫,记性却不差,不看稿子,随时拿出数据来支撑改革成果。不可否认,他是我见过的中国官员当中最有个性的,况且,也是唯一可称得上的政治家。 违背他心愿的恐怕是这个时代。 我几年前赴香港,跟曾若干次到重庆做过调研的《亚洲周刊》记者纪硕鸣交流,他在凤凰卫视的化妆室里对我说,“重庆模式注重的是民生”。后来,我亲自到重庆考察的过程中“体验”到,对“重庆模式”来说,“唱红打黑”才是支撑“注重民生”的强大后盾。薄熙来是拿着前者的果实,巩固权力,迎合民意,自上而下地把纳税人的钱投入到最能体现出改革成果,尤其直接促进GDP增长的战略领域,包括公租房建设。我在与薄熙来的面对面交流中一直等着他大胆谈论“唱红打黑”的伟大,却始终没有谈,直到座谈结束,他离我而去,表示,“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他忘记了涉及这个话题,还是时间不够;是因为有什么因素使他有意避开谈到那个话题,还是与王立军不在现场有关…… 今天,重庆迎来了全新的面貌,该走的走了,该来的来了,该抛弃的抛弃了,该恢复的恢复了。听重庆当地的年轻朋友说,“没什么人讨论打黑唱红了,也没什么人议论薄熙来了”。 有一名曾在重庆,目前在北京工作的媒体人对我表示说,“我原来离开重庆媒体就是实在受不了那个‘红色模式’,彻底摧毁了我们作为媒体人的良心,根本无法去做媒体该做的正常报道,包括批判性报道,而只好服从领导人唱红的政治需求。” 我问他,“现在情况变了,还回重庆吗?” 他说,“现在,已经晚了。” 时光已过,仍有余香。 现在回过头来评估,“重庆模式”的问题点有三个:一,它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压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义,并强调自己的制度优越性与政治合法性,这一做法本早已过时;二,它“打黑唱红”与“注重民生”过程中的透明度极低,决策过于自上而下,彻底强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忽略“社会”的维度,从而缺乏体系内的弹性与耐性;三,“重庆模式”的提法本身从当前中国政治游戏规则角度看恐怕成问题。在中央一把手都没谈论“中国模式”的形势下,地方一把手大大谈论,或赞扬“重庆模式”,只能说,没有读懂气候。 造成这三点问题的责任或原因不仅在于薄熙来本人,也不局限于重庆当局,更不限于中国执政党,问题反映的是关心中国现状与未来的所有人之公共意识(public mind)。对此,“我们”需要作出必要的反思。 中国政治的“去官僚化”趋势使得薄熙来陷入孤立、孤高、孤独,他表现出的政治手腕早就不适应当前的中共官场,这与他是否是信仰文化大革命无关,也与他在十八大上要站在什么位置无关,更与他对邓小平路线的忠诚度无关。 薄熙来的命运向中国政治提出的只是挑战,而不是机遇。底线的保住不相等于蓝图的诞生。中国依然有着一批没有“价值观”的百姓,中国依然是没有“共识”的社会,这依然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肯定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N个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更不好走,迷失的则是方向。 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结。 相关日志 2012/05/21 -- 港媒:王立军6月份面临叛国罪审判 2012/04/25 -- 薄熙来案最新内幕:海伍德一小片肉证实谷杀人 2012/04/23 -- 华尔街日报:中国调查薄熙来在任时重庆政府的支出 2012/04/11 -- 薄熙来下台,郭台铭、林百里最担心的两件事 2012/04/09 -- 王昊轩:重庆恐怖 2012/04/03 -- 乌有之乡:王立军事件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2012/03/20 -- 新华记者周方开咬薄熙来了 2012/03/19 -- 译者:外媒关于”薄熙来被免职“的报道及评论汇总 2012/03/17 --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完整版 2012/03/17 -- 网传重庆某区内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调查处理的情况通报摘要

加藤嘉一 | 中国人与外国人如何分享“公共空间”?

2012年2月1日,一对上海夫妇要携女儿在美国关岛搭乘美联航回沪。张夫妇俩因行李安置问题与机组人员发生争执,结果机长以“航空安全”为由报警,拒绝2人乘坐该航班。未满12岁的女儿只好单独回沪。此事在微博上曝光后一时引起了中国网友的热烈讨论。 当时坐在同一航班,近距离观察这场景的刘先生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这对夫妻就坐在我后两排,我看他们上飞机时就在抱怨点什么。就在美国空乘开始整理时,一位空姐要变动一下他们包放置的位置,这样也方便别的乘客放行李。妻子对空乘说,‘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空姐解释为什么动行李时,不耐烦的丈夫反复用英文对空姐说‘闭嘴(shut up!)’”据刘先生解释,后来美联航方面与警方协商,最终判断张夫妻违反了美国安全条例,他们的乘坐将成为飞机安全顺行的不安全因素,就“请”他们下飞机。 了解此事件后,我第一反应是:预料之内,情理之中。我平时游走世界各地,经常遇到类似局面。 让我想起去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考察时的场景。我要进某汽车站,因以色列这个国家对恐怖主义事件相当敏感,所有进站乘客的行李都务必严格被检查。我的检查结束后,后面有一堆中国游客似乎对以方的检查方式不满,就拿着中文,用很不礼貌的语言痛骂警察,还发生小小的肉体冲突,团结一起,站在一侧的中方坚决不服,纷纷说,“你凭什么查我东西?!”。结果,其他男警察们过来协助,“请”这些中国游客不让进站。 “上海—关岛拒载事件”绝不是单纯发生的“中美争执“,而意味着中国公民走出去的过程中日益,必然,普遍面临的挑战。 我深信,不管是在关岛的上海夫妇还是在以色列的中国游客,他们本来没想那么多,没什么恶意,更没有挑战或违反所在国法规的意思。他们顶多就是心情不好(像刘先生透露的,夫妇当时正在抱怨点什么),在中国人眼里,无论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领域,“抱怨”正在处于高峰,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往往把本属于自己的“心情不好”或“抱怨需求”带到公共空间,若在中国国内的话,没什么大不了的,已成为了常态,大家已经习惯了。然而,在不少海外的公民社会,“把私人情绪带到公共空间”是违反社会规则的,至少在日本,或我游走世界各地的不少城市是这样的。 请允许我诚恳举出一条教训,即中国人走出去时显然不应该把国内的行为规则或生活习惯盲目带到海外,而应该克制一些,冷静一些,理性一些,尽量入乡随俗。这次“拒载事件”,若在中国国内的中国航班里发生,应该是没什么,经常发生,但到了海外的陌生空间,就有可能发生问题。 再说,据我所知,中国国内的制度是相当灵活的,一时的抱怨情绪,通过大家的协商或碰撞,过一阵,就能加以解决,有时还能加深感情。但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各国在内的海外制度是没有那么灵活的,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以交涉突破制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前门不开,就走后门”的中式风格往往是难以成立的。对此,即将走出去的中国游客需要充分的自觉。当然,我论述上述观察,大前提首先是我本人在中国生活就必须入乡随俗。坦率说,我始终不适应中国的制度环境,要么办行政手续很死板,麻烦,要么明文规定按现场潜规则变来变去,但我始终努力尊重中国式的交涉方式。 最后我要提出,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以色列,至少我访问过的不少国家社会的服务员也好,乘务员也好,当地居民也好,他们对“中国”或“中国人”是抱着傲慢与偏见的。外国人要睁开眼睛,接受现状:既然中国崛起正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着举足轻重,跨时代意义的影响,那么,外国人看待或对待中国人时,首先务必摆脱固定成见或先入观念,不应该以点概面或以面盖点。我周围的多数中国朋友是抱着世界公民的精神,努力尊重国际规则,并去“包容”外国人对中国这样那样的批判的。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外格局早已形成,相互交流与理解的努力则必须双向。 本文为2012年3月19日刊登于《环球时报》的文章“不妨‘包容’外国对中国的批判”之原文(意思是编辑修改前的原文)。

加藤嘉一 | 日本灾后一年

2012年3月11日,全日本进入了追悼“东日本大地震”一年的状态。2月份刚做了心脏手术的明仁天皇出席了追悼仪式,并致词。作为一名日本公民,我深刻意识到:“此刻天皇夫妻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一事实本身意味深长:“3?11”是影响日本未来走向和日本人精神状态的大事,务必由天皇亲自向国内外传达日本复兴的声音,以及鼓励日本国民。 “东日本大地震”造成约19000人遇难者;至今依然有约34万人过着避难生活;光是福岛县人民,大约有63000人因核辐射后遗症而在县外过着避难生活;灾区失业者有10万以上;被破坏的建筑物超过38万户、基础设施、住宅等损失达到16.9万亿日元,乐观估计,这些损失被弥补,重建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前景不容乐观。 战后日本的国体(国家体制)采用了“象征天皇制”,即具体的政治事务不由天皇来实施,日本政治的实际一把手是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即使背后始终存在着美国的影子),这也是基于日本社会对二战前历史的反思。然而,天皇的存在始终支撑着日本人的心灵,天皇的出面向全民传达了明确的信号:现在是国难,政府、百姓、媒体、专家、灾区灾民、非灾区灾民…… 谁也不要怪谁,谁都不能把责任推卸给任何人,此时此刻,全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起,凝聚一起,携手一起,共同渡过难关,克服困难,挑战现状,共创未来。 在上海第一财经频道的演播室听着天皇陛下的讲话,我很明白他所说的话意味着什么,他说的一点不复杂,也坚信,大约1亿2500万的日本国民都明白此刻该想什么,做什么。那一天,日本全民共同迎来了“集体悲伤”、“共同追悼”,并记住了“共度国难”的使命。 内阁总理大臣野田佳彦则在仪式上发誓三条:一、尽早做好灾区的复兴工作;二、把灾难的教训向未来、下一代传达下去;三、不要忘记“互助”与“感谢”的心。作为一名日本公民,我也很明白首相在说什么,很清楚此刻我们要想什么。 日本人从小就是这样的,在学校、家庭、社会这三大教育场所里,长辈们每时每刻对我们教导的做人标准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也是日本人首要的、坚持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则,也是日本社会至今 “维稳” 成功的根本成因。上学、上班、街头上、家庭里、公司里:集体主义、团队精神、情绪顺从秩序、个人尊重社会、少数服从多数、年轻人追随高龄者…… 我们都知道怎么做人,做事,明规则是什么,潜规则在哪里。 日本人像中国人一样,是很能忍受的。去年的夏天,日本人很担心,“在东京电力公司陷入经营困境,整个社会严重缺电的情况下,家庭也好,工厂也好,公共交通也好,能否避免首都陷入‘大停电',度过难关?” 本来具有节约精神的日本人进一步节约用电,全民携手度过了难关。是的,从3?11到3?11,日本人就是这样以“忍者”的身份活下来的。 我想,以上说的,对日本人来说,都不是问题。日本人是懂得秩序、规范、道德、忍耐以及执着的民族。我还记得,去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全球媒体赞扬了日本国民在灾难面前的冷静与团结,向心力与平常心。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对日本人来说一点不难,日本人本来就是不接受变化的,不爱变化的。从政府到民间,从中央到地方,他们在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面前的基本思路是清晰的,即“如何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不是“如何重新创造新的环境”。 我想,此刻内阁总理大臣和日本政府,包括普通老百姓需要调整心态,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是上述有关国民性或精神层面的问题,而是如何重新调整战略布局,使得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更加幸福、繁荣的发展问题。大约23万亿日元的“复兴预算”(为期10年)该怎么用?这笔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收集日本国民缴纳的税金和日本国民未来要还偿的资金腾出来的。不过,由于中央与地方,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不足和利害关系的错综复杂,目前笼罩复兴工作的是“重复预算”和“搭便车式预算”。 一位日本财务省年轻官员向我抱怨说,“我觉得现状很危险,凡是带着‘复兴'的预算,都可以盲目通过,建设绿色公园、拍摄灾区风景、建立防灾设施、邀请外国人…… 根本与复兴无关的种种事业盲目、简单地被落实,相当浪费。外务省、总务省、农林水产省、国土交通省等都从积累业绩的角度出发趁机申请各种各样项目,就是搭便车。而且,不同部门之间是不协调的,所以项目之间存在重复。这样下去,20万亿左右的预算一定会被浪费。” 日本著名财经杂志《Diamond Weekly》在最新专题中表示,“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时候也存在着‘重复预算',大约23%左右的预算是因搭便车而被浪费掉,陷入失败的。” 该杂志还提出,“国家、县政府(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住民、企业家、灾区政府之间的沟通很不健康,供应与需求、预算与支出之间有着太多情绪化、商业化、形式化的产物。”光是宫城县,2012年的预算就有16000亿日元,等于2011年的一倍。这笔钱怎么花,才是最大问题。一位曾负责过阪神大地震指挥工作的元老告诉我,“东日本大地震,目前缺的不是钱,而是智慧和战略。” 我也高度认同这位老先生的话,“复兴工作不差钱,差的首先是宏伟的战略,其次是沟通的力量。” 我认为,日本社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与“东日本大地震”是无关的,而是与从最晚泡沫经济崩溃前夕一直陷入的结构困境密不可分,即是由来已久的问题。此时此刻,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看,影响日本整个国家战略和未来走向的课题有三:去核化、空洞化、老龄化。 一年以来,日本民众的“反核主义”不断升温,政府不得不在一些地区弃核,甚至降低全国对核能的依赖。目前,在整个日本能源供应布局中,对核能的依赖度是最高的,大约有30%。综合各方面的动态与信息,直到2012年5月为止,日本所有核电站的反应堆将要停止运营,而根据大和综合研究所的分析,这样将降低GDP的一个百分点。灾后至今,日本政府暂时靠LNG(液化天然气)火电来弥补能源供应,但这一局面能持续多久,依然是未知数。2月份,整个发电来源中,火电占的比例已经增加到74%,其它能源消费正在快速增加。 一个国家社会的能源供应有着4条该满足的前提条件:一,环保效果;二,发电成本;三,稳定供应;四,绝对安全。显而易见,能够同时满足四条的能源是不存在的,所以,只能分散成本与风险,效率与公正。作为气候变暖议题上的领跑者之一,一方面要实现环保主义,另一方面要面对“去核化”的日本,其未来的能源战略不尽影响日本未来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还必将影响日本未来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未来30年,至少30年,日本在能源领域的表现一定成为国际社会有待认真关注的试验室。这不仅是日本一国的问题,而是各国该认真反思的全球问题,包括正在崛起中的中国。 日本人是以制造业为荣的。使日本人自豪的不是强大的官僚机构,也不是日本特色的贸易公司——商社,而是以丰田、索尼为代表的制造业。日本人的武士道、团队、儒家精神等集中体现的无非就是制造业领域。“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以后,“制造业大流出”问题快速升温,据悉,这一年以来,宫城县10%,大约4000家的制造业工厂陷入暂停或关闭状态,在承受居高不下的日元与企业所得税的双重压力下,尤其中小企业无法在日本国内生存,而不得不选择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根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引人瞩目的“制造业的海外生产率”至今达到了18.4%这一空前的水平,5年以后,这一数字将达到22.4%。这说明,日本的产业结构进一步“空洞化”。这一可视的前景必然影响日本社会的雇用、税收、消费等分野。 “少子高龄化”是目前日本一切问题的起点。目前,65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超过23%,在灾区从事水产业的53%以上是60岁以上的人口。当今,日本国会最为热烈讨论的问题则是“税制与社保一体化改革”,意思是,税收制度与社会保障是联系在一起的,其政策需要连贯性。目前,日本的财政赤字大约有1000万亿日元,等于一个日本国民承担着756万日元的贷款,756万日元则超过大多数日本劳动者的年薪。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影响的是下一代群体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介护”问题。日本年轻人所持有的担忧是:“我们目前循规蹈矩地纳税,来支撑目前的高龄者,但当我们老的时候,能够同样享受养老金吗?”;“10年或20年后,我们到底要怎么照顾高龄者,能与工作兼顾吗?”这些不安的声音在今天日本社会无处不在。日本国会正在探讨“增税”问题,根据目前的讨论状况,直到2015年前,政府把目前处于5%的消费税阶段性地提高到10%。在国家陷入困难的此刻,老百姓是接受,也同意增税的,但问题是,政府多了税收后,怎么去花这笔钱,在花钱的过程中,政府如何克服来自不同部门之间利害关系的诱惑,以及如何面对来自趋于情绪化的大众舆论的压力。 据专家预测,未来4年内,在首都附近发生震级7以上直下地震的可能性超过70%,而如果发生其损失等于日本国家预算的1.2倍,超过112万亿日元。 对于即将到来的危机,日本人在战略和对策层面准备好了没有?至少肯定的是,除了不忘记,更要去面对,除了共同悲伤,更要勇敢挑战,除了回归原状,更要开创局面。 2012年3月13日 写于上海复旦大学 此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2年3月14日

加藤嘉一 | 警惕“新迎合主义”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一句话:“民主是最坏的政治,除了人类曾经尝试过的、民主以外的体制。” 这句格言,我相信,至今依然有穿梭人类历史的生命力。 20多年前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走向低迷,似乎有意或无意中,与资本主义“挂钩”的民主主义占了上风。何况,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从民主走向独裁。迄今为止,理性追求进步的人类,毫无动摇地从独裁走向民主。 弗兰西斯?福山撰写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倡导的无疑是民主主义的胜利。那一刻,世界公民基本相信,对世界政治发展来说,民主主义已经成为定局,再也不会出现挑战民主的敌人。西方战略家们则主张“民主和平论”,他们深信“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因此,“推广民主等于创造和平”。 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前一阵做了一期封面报道“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 The Emerging World’s New Model(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新兴世界的新模式)”。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也认真讨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其生命力以及其可持续性。其背景显而易见。国家资本主义“崛起”背后的现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不稳定与经济不景气。西方文明没有像福山曾经断定的那样,顺理成章地成为人类社会上唯一正确的答案。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加剧了美国金融危机后陷入的困境。后来,希腊债务危机牵出的欧洲财政危机,让世界公民重新思考“什么是最好的,至少是没那么坏的政治体制或发展模式?” 2012年不仅是围绕选举或换届意义上的“大年”,在我看来,更为意味深长的是,2012年会不会成为各国政府、企业家、媒体人、学者、青年才俊等在跨国、跨界、跨体制、跨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展开合作对话,携手找到抑或靠近新的、有说服力的体制或模式的一年。显然,它是没有明确指标的,因此,需要由我们主动去推动,或扶持。 西方民主主义正在“下跌”是肯定的。理由是,在当前危机形势下,它不仅没有担保发达国家本身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还为世界政治经济“添麻烦”,甚至不得不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请求援助。例如,欧洲就向中国求援。 国家资本主义正在“上升”也是肯定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俄罗斯、阿拉伯中东世界等国家和地区正在发挥“体制优势”,依靠“战略产业”,政府与市场,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携手”实现高速增长,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西方世界表现得实在太差。 有趣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否会替代西方民主主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甚至价值观呢?不管是在西方还是来自新兴国家,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因为它过于依赖国有企业与战略行业,忽略民间、中小企业,甚至公民政治自由、人权,从长远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短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才能保证经济长期稳重发展,避免使国民经济生活陷入崩溃边缘的大危机。 在我看来,当前西方民主主义的生命力被低估了,而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被高估了,这极为危险。国家资本主义正在跨国界与地区快速地蔓延。对此,西方战略家们强烈批评,主张“国家资本主义是独裁式的开发模式”。然而,他们的声音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当今西方民主主义的表现明显比国家资本主义差,现状是前者向后者求援。那么,前者凭什么从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角度批评后者的体制与模式呢?围绕主义或体制的争论开始陷入结构困境。 2011年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件之一是“阿拉伯之春”。那些阿拉伯国家“迎来春天”的起因,首先是政治的独裁与腐败,以及它所造成的经济萧条与社会不稳定。其次是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Social Media)的兴起。今后,那些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能否顺利从独裁走向民主还有待观察,前景不容乐观。 随着“阿拉伯之春”快速、广泛地推进,人们开始问“Who will be the next?”意思是:“谁是下一个?”人们期望的似乎是中国。很多人认为,下一个发生“革命”的应该是靠着经典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实现高速增长的中国。不过,革命至今没有发生。去年我就主张,这一次中国恐怕不会“迎来春天”。理由有四:一,无论矛盾有多深,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二,中国社会靠的不是宗教,而是共产党;三,中国不是一人专政,而是一党专政;四,中国人太忙,忙着赚钱和生活,没时间去忙政治。 不过,据我观察,中长期来看,西方民主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都好不到哪去,难以维持发展水准,更难以成为具有说服力与生命力的核心体制。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体制或发展模式正在遭遇同样一个敌人,即"populism" —— 统治者过于迎合民意,我称之为“迎合主义”。 似乎站在西方民主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中间的日本,恐怕是其典型。 前几天,我在东京参加了一个内部会议,与著名战略思想家们一起讨论“日本凭什么不行?”他们认为“政治家迎合大众,专家学者、官僚机构、传统媒体等在大众面前丧失公信力和权威性,从而无法给出理性的、长期战略性的政策。这是最大的困境。问题是为什么?” 我举手说:“一个深刻的背景,就是社交媒体的崛起,社交媒体的崛起是史无前例的。它给了原来沉默的大多数国民说话和表演的平台。他们的发言力量是不能忽视的。对民主社会来说,那些崭新的说话者对政客来说是选民。政客们为了确保统治者位置,毫不犹豫地去迎合那些正在站起来说话的被统治者,哪怕选民们的主张是错误的,或者幼稚的。” 过去,在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民主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自所拥有的权力与信息是不对称的,前者拥有的显然比后者大很多。在不对称的前提下,政治家能够保证精英政治,在密室里,依靠聪明、优秀的技术官僚确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而报道这些政策的也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媒体集团。选民们很难了解决策过程,即使知道,也没有发言或反驳的渠道,顶多组织一次性的抗议活动。 如今情况已有不同,被统治者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在西方民主社会,公民们通过社交媒体24小时监督政府,抗议权力,不允许政治家的无能与失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也开始拥有类似的权利。阿拉伯社会就不用说了,革命已经发生了。 在俄罗斯,老百姓也强烈抗议试图当下一任总统的普京在选举过程中的不公正行为。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公民们也通过国产Twitter——微博,去监督政府的权力,批评政府对权力的滥用,虽然这个监督批评的过程本身还是被政府监督的。 这两年,我在中国社会也亲眼目睹了统治者迎合被统治者的局面。最近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相对滞后,不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还与统治者的迎合主义有关。它是新的政治结构,我把它叫做“新迎合主义(Neo-Populism)”,与传统意义上的,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信息极为不对称的前提下展开的民主政治时代有所不同。 那些来自草根、大众的声音和立场不一定是正确、客观的,而往往趋于主观、极端以及感性。问题是,当拥有决策权的政治家们有意无意地去迎合大众,不管是在西方民主社会还是国家资本社会,都是极为危险,和不确定的。 当今世界政治似乎已经变成了由大众所操作、决定的产物。发源自西方的社交媒体显然起到了核心的推动作用。而那些社交媒体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基本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政治正在年轻化。 能够抗衡新迎合主义的恐怕只有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不走投机主义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和时代使命感的专业集团跨越国界和价值观,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向统治者(政治家)和被统治者(选民或大众)分别或同时传达理性的、符合未来发展方向和人类道义的见解。只有如此,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才能避免陷入新迎合主义的悲剧,国家资本主义才能避免失控和膨胀,民主才不会终结。

爱思想 | 加藤嘉一:中国官员将是弱势群体

加藤嘉一:中国官员将是弱势群体 进入专题 : 公权力    ● 加藤嘉一        公权力受到社会监督是正常现象,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官员成为弱势群体是健康现象。未来的官员要记住:你们选择的是成为弱势群体的道路,每时每刻都要面临体制内外的竞争力,来自媒体和大众的舆论压力。哪有那么容易当的官呢?未来当官至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靠谱。          12月5日,我在日本朝日电视台做客 “今日世界”特别节目时,介绍了“今日中国的头条新闻”———今天是中国的国考日,全国共有141万考生参与,平均竞争比达到88: 1,最热岗位国家能源局达到4961:1。日本人对此感到很惊讶:“中国年轻人面临的社会压力原来这么大!”     “国家公务员考试”对日本人来说毫不陌生。它是精英聚汇的神圣场所。对于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法学部毕业生来说,“当国家公务员,进中央省厅”意味着人生成功,获得进入“赢者圈”的资格。这一基本结构近100年以来没有变化。     近两年,人事院实施“再挑战考试”,试图把30到40岁的下岗人士安排在警察官或地方机关,竞争比例为99:1。 随着社会的进步,日本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我回日本想跟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见面是很困难的,他们经常不分昼夜地工作,往往连正常睡眠时间都无法保证。相对来说,当官的人是在日本社会最聪明、最有责任感,也是最有压力的群体。     他们还是最大弱势群体,不仅一举一动都要遭到媒体批判性报道,而且一旦出了什么问题,责任往往全部被归结于官员,他们必须一边承受工资有可能被降低的现实,一边扮演全社会最廉洁的健康形象。近年来,日本公务员跳槽、自杀、过劳死、得抑郁症等情况特别多,令人深思。 公务员的职业特征是世界共通的:稳定、福利、荣誉、权力。即使没有很高的工资,太多的自由,也希望能够献身给国家社会,从而得到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至于个别官员以权谋私等情况,就是制度问题了。     从出发点和动机来看,中国的国考生和外国没什么本质区别。最近日益严重的就业和竞争环境,让许多人害怕面对现实,觉得“干脆铁饭碗得了”,这导致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保守投机主义者不断增多。 但随着中国社会一天比一天开放和透明,官员的权力遭受舆论和制度双重监督的趋势无法阻挡。倘若141万的考生盲目以为进入政府就职就算成功,可以稳定一辈子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本质而言,公权力受到社会监督是正常现象,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官员成为弱势群体是健康现象。未来的官员要记住:你们选择的是成为弱势群体的道路,每时每刻都要面临体制内外的竞争力,来自媒体和大众的舆论压力。哪有那么容易当的官呢?未来当官至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靠谱。     12月5日,我在日本朝日电视台做客 “今日世界”特别节目时,介绍了“今日中国的头条新闻”———今天是中国的国考日,全国共有141万考生参与,平均竞争比达到88: 1,最热岗位国家能源局达到4961:1。日本人对此感到很惊讶:“中国年轻人面临的社会压力原来这么大!”     “国家公务员考试”对日本人来说毫不陌生。     它是精英聚汇的神圣场所。对于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法学部毕业生来说,“当国家公务员,进中央省厅”意味着人生成功,获得进入“赢者圈”的资格。这一基本结构近100年以来没有变化。近两年,人事院实施“再挑战考试”,试图把30到40岁的下岗人士安排在警察官或地方机关,竞争比例为99:1。     随着社会的进步,日本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我回日本想跟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见面是很困难的,他们经常不分昼夜地工作,往往连正常睡眠时间都无法保证。相对来说,当官的人是在日本社会最聪明、最有责任感,也是最有压力的群体。     他们还是最大弱势群体,不仅一举一动都要遭到媒体批判性报道,而且一旦出了什么问题,责任往往全部被归结于官员,他们必须一边承受工资有可能被降低的现实,一边扮演全社会最廉洁的健康形象。近年来,日本公务员跳槽、自杀、过劳死、得抑郁症等情况特别多,令人深思。     公务员的职业特征是世界共通的:稳定、福利、荣誉、权力。即使没有很高的工资,太多的自由,也希望能够献身给国家社会,从而得到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至于个别官员以权谋私等情况,就是制度问题了。     从出发点和动机来看,中国的国考生和外国没什么本质区别。最近日益严重的就业和竞争环境,让许多人害怕面对现实,觉得“干脆铁饭碗得了”,这导致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保守投机主义者不断增多。     但随着中国社会一天比一天开放和透明,官员的权力遭受舆论和制度双重监督的趋势无法阻挡。倘若141万的考生盲目以为进入政府就职就算成功,可以稳定一辈子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本质而言,公权力受到社会监督是正常现象,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官员成为弱势群体是健康现象。未来的官员要记住:你们选择的是成为弱势群体的道路,每时每刻都要面临体制内外的竞争力,来自媒体和大众的舆论压力。哪有那么容易当的官呢?未来当官至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靠谱。    进入专题: 公权力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269.html    

加藤嘉一: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

加藤嘉一: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新闻中心-奥一网,看见了一切 加藤嘉一: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新闻中心-奥一网,看见了一切 在北京的地铁里,津津有味地看《人民日报》,被中国乘客围观取笑。 在日本伊豆海边的家里看中国的新闻联播,用中文发微博,跟一群中国青年辩论。 不断地到中国各个大学演讲,像明星一样被中国学生追捧,当然,偶尔也会被怒骂…… 自从8年前来到中国,生于1984年的加藤嘉一的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如今,他已是个在日本和中国都小有名气的作家,写了10几本书,要么跟中国人谈日本,要么跟日本人论中国,在日本和中国的主流媒体上都开有专栏,各种各样的演讲、电视片约不断。 2011年底,在北京的一间咖啡馆见到加藤嘉一时,他说,他打算离开中国了,呆了8年,中国太热闹,他则有些疲倦,但不管将来以什么身份,站在什么角度,对中国的观察,用中文进行的表达都不会中断。他也不讳言,这些观察根本目的还是要为日本服务。 与日中关系有关的各种数字清晰地存储在这个27岁的日本青年脑子里:在中国有2.5万家以上日本企业,雇佣了1500万的中国员工;日本是靠通商立国,外贸总额中有25%是与中国大陆发生的,如果计算口径是大中华的话,则超过35%……任何时候提起来这些,他都如数家珍。 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日本青年的8年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其中有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也有这个爱读书、喜思考的日本青年作为旁观者冷静而有价值的判断。 日本人 在中国一所大学演讲时,一个学生向加藤嘉一提问,如果将来中日必有一战,你会怎么办?他只回答了5个字:我是日本人。虽然他写了一本书《爱国贼》,批判那些成天把爱国主义挂嘴上的民族主义者,但在跟记者的聊天中,加藤嘉一自己爱国者的形象比他书里那些还要鲜明,当然他爱的是日本。 加藤嘉一说,在来中国之前,他并不是这样的。“我在日本时,是很讨厌日本的,就像今天很多中国人一样,好像很讨厌自己的国家。日本太封闭了,压抑个性、排斥个体。”而他从小就是个另类而个性突出的孩子。 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个年功序列的社会,你能说什么,做什么,很多时候不取决于你的实力,而取决于你的年龄和阶层。年轻人要闭嘴,装不知道,装没听到,这对于一个生于日本乡下穷苦家庭、偏偏又个性突出、学业优异的青年来说,无疑是痛苦不堪的。所以,刚来中国的几年,加藤嘉一都带着一种向日本社会复仇的心理。 “我就是特别想逃离那个社会来到中国,刚开始觉得很爽,这个地方很大,大家都一样。后来我被舆论战卷进去,人家骂日本不好我就很不高兴,我开始疑惑,我原来不是很讨厌日本的吗?不是想复仇的吗?怎么人家说日本不好就讨厌他们了,喜欢日本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个爱国者。” 加藤嘉一爱国的方式就是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他认真地学习中文,努力去跟中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农民工和失学儿童家庭交流,任何机会他都不想放过。 “观察中国是个爱国行为,我必须得做,当然这也可以给我带来饭碗。”加藤嘉一比大多数日本人都清楚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日本这个社会已经和中国的人才、资源、资金等等分不开了,就连百元店里的商品都跟中国脱不了干系。 他是个善于经营的人,他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日本都在着急,着急找到一批能够告诉日本人中国国内正发生什么的人,这些人是被中国主流社会比较认可的,能用对方的语言去沟通,又能把观察和见闻转换成日本人能听懂的语言的,这样一批人其实在今天中日之间非常缺乏。 “今天日本舆论市场对中国有极大的饥饿感。”加藤说,他是一个另类,如果正常来算,27的年龄在日本社会,还在拎包的阶段,要想做什么评论员,对国家大事说三道四,至少要等20年。 但是,现在回到日本,那些只有老资格的媒体人才有机会写的主流杂志居然也会向他约稿,电视台居然也会把他叫去跟那些老先生一起评论一些事情。这些都是他之前从未敢想过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买他的账。在网络上,骂他的日本人似乎一点也不比中国人少。“说到底,很多骂我的人,就是看不惯中国,人家是个红色国家,可我们的生活又离不开它。很多日本人接受不了这种状态,所以把情绪向我发泄。”加藤嘉一如此解释日本人的心态。 在中国呆了这么多年,远距离观察日本,这种错位感反倒让加藤嘉一对他的祖国有了更多理解。很多他之前厌恶的事情也都找到了解释。比如,以前他会痛恨日本权贵阶层的勾结,痛恨社会的灰色地带,但现在他认为,日本说到底是个非西方国家,法律、选举、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都只不过是统治的工具而已,背后支撑整个社会发展的理念或者信仰体系还是基于儒家的一种高度的集体自治。他变得尊重灰色地带,虽然它会造成一些勾结,但东方文明就是如此。 中国观 加藤嘉一2003年来到中国时,正好赶上“非典”爆发,中国到处乱糟糟的时候。这让他兴奋无比,与刻板沉闷的日本相比,中国好像是一个学习的宝库、新闻的天堂。8年下来,关于中国的书他写了一本又一本,从宏大的政治、经济、外交到细枝末节的候车排队、饭桌文化等等,他的好奇感一日也没有消退过,从日本式的思维来观察中国,他总能写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的中文读者越来越多。 虽然也有不少人认为加藤嘉一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但他对自己的中国观察倒是很自信。在他的眼里,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媒体不像媒体、人民不像人民、学校不像学校。“现在媒体稍微正常一点了,至少起到把老百姓的心声,对公权力的诉求多元化地表达出来了,能够给公权力一定的压力。”加藤嘉一说,在他看来,过去8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执政党的安全感在不断弱化,它在人民面前越来越谦卑、越来越低调,中国政治至少在表面上越来越正常。 很多中国外部的观察家都普遍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幸运是碰上了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否则早就被边缘化了。加藤嘉一也不例外,在他看来,有了全球化以及互联网,全世界都很方便地在围观中国,尤其是围观中国的执政党,这对于约束权力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不过,他更能看到,中国现在大部分权力的挑战者同样非常不健康,完全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这应该是中国人要警惕的苗头。 由于经常要跟中国的学者和记者群体打交道,加藤嘉一对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分裂也有着不同于一般外国人的感受:中国似乎什么事情上都要分出个左右来,两边的立场分歧大到让人吃惊,但往往他们各自的立场又跟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整体是脱节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有的时候好像纠缠不清,但又好像没什么关系似的,整个社会完全看不出一种正常的逻辑关系。 “这可能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表面上看好像非常有效和紧凑,但实际上大家各想各的,各忙各的。”加藤嘉一说,在日本也有左右派,比如,当面临中国发展航母等问题时,《产经新闻》和《朝日新闻》的立场肯定不一样,但是不可能不一样到中国的左右派之间分歧的那种程度。那已经不是不同,而是一种分裂和不沟通。 中日之间 2011年,加藤嘉一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他的“走进中国100所高校”计划,很多人不明白一直热衷于中国政治的他,怎么突然对中国大学生的谋生状态有了这么浓厚的兴趣。在加藤嘉一看来,大学生的问题才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他们是展望中国未来的一面镜子,中国现在的政权是政绩导向型的,而不是依靠程序,只要保证岗位,保证社会稳定,中国人就可以忍受,沉默的大多数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公民。但是,当下一代也就是80后90后一代走上政坛,成为社会、商业精英时,事情也许完全就不一样了。 在加藤嘉一的想象中,那时的中国会变得非常可怕。他认为,这些都是日本人应该提前认识到的。对于中国的80后,也就是他的同龄人,加藤嘉一一方面认为他们的聪明才智、沟通能力、分析能力、逻辑能力等方面绝对是世界一流的, 他们的竞争力非常强,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但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环境使他们在强大的同时既功利又脆弱。 他在大学演讲时,经常会做一些随机调查以观察今天中国80后90后的生存状态,“他们很多人想逃课就逃课,想移民就移民。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在这么一个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世界,非常不符合现代化的社会群体关系。”加藤嘉一说,在个体上,日本人远比不上中国人,但中国年轻人“我”的意识太强,“我们”的意识太弱。 这个几百年来几乎已经形成固定印象的中日差异,在加藤嘉一的观察中,依然没有丝毫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不过,对加藤嘉一来说,他的担心更多依旧是日本式的:“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下滑,社会矛盾爆发,在错综复杂的压力下,这一代人,很可能会把不满情绪投向海外。”所以,他最近又在写一本书《当80后统治中国》。 在加藤嘉一的心目中,对中国社会种种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思考,除了作为谋生手段之外,都还是为了回到日本。他在中国呆的时间越久越清楚,在中国的舆论当中,在中国人的眼里,日本人不等于外国人。 现在,他越来越担心自己没有办法顺利地“回归”日本。因为一般日本老百姓对中国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至少30年前。“很多人认为我整天给红色帝国的媒体写文章,一定是在歌颂中国,歌颂毛泽东什么的。”在中国呆了8年多,加藤嘉一自认为已经能够把握好尺度,扮演好自己该扮演的角色,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心里都有谱。他会时常告诫自己,一旦失控,在日本和中国都有可能失去任何地位。 所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分别面对日本人和中国人时,加藤嘉一往往会有不一样的表达。他说自己写作时有四个轴:第一,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能违背日本的国家利益和作为日本人的尊严;第二,这里是中国,我得生存,我不能越位,即使因此被日本右翼势力痛骂,我都不会妥协,我肯定会遵守这里的地形;第三,我的言论要对中国决策层、知识界有说服力,不能简单迎合大众;第四,我的文章要被大众所接受、喜爱,对他们也有说服力。 加藤嘉一说,每写一篇文章,他都经过了复杂的感性和理性计算,会从四个角度去确认,有越位的,马上删;不够的,马上补充。 从一个一文不名、一句汉语不会说的日本青年,到如今在两个国家游刃有余的青年作家,毫无疑问,加藤嘉一算得上是一个少年得志的成功者,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式的勤奋与隐忍。 这个还不到30岁的日本青年,小心翼翼、费尽心思地处理着每一篇文章以及生活中的每一层关系,其目标又异常明确:为了谋生,更是为了服务日本。他一直都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日本从政,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 中国是否为未来储备了足够多这样的青年? 编辑:李霁

加藤嘉一 | 日本不会成为下一个欧盟

最近我在日本与中国之间穿梭,从东亚视角观察欧洲债务危机,认为这确实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危机。长期以来,欧盟一直是世界上最民主、自由、繁荣的地区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半个西方世界。“脱亚入欧”曾经是日本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最近几年,欧盟内部的政治融合和欧元的发行更是使欧盟成为世界各国的楷模,甚至成为离“历史的终结”最近的地方。这样良好的局面居然很有可能被一场债务危机打倒,恐怕此刻全世界的心态都非常错综复杂。 不过,经济与感情无关,用中国的老话说,欧洲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自欧元形成以来,在这个理想主义者建立的平台上,经济较为落后的南欧和东欧国家一直利用德国、法国等国的信用大量借钱,却没有用这些贷款建立可以还钱的产业体系,只好再借钱来还钱,很快,国债就超过GDP,以至于还不了国债。其实,不能还债属于正常,能还债反而不正常。由于欧元区国家没有权力随便印制欧元来还债,所以最后的解决方案肯定是退出欧元区,然后印一堆买不到东西的德拉克马、里拉、比索、埃居等废纸货币来解决问题。这对于拥有主权的国家来说是合法的,历史上的一切国债都会以这种方式收场。 但问题是,作为欧洲国家,这样做会产生恶劣的政治后果。根据规定,欧盟国家不一定要用欧元,但用了欧元就不能退出,否则立即开除,现在所有南欧国家都很可能在一两年之内被开除。大部分东欧国家虽然还没有采用欧元,但他们加入欧盟本来就是为了能像南欧国家一样享受繁荣,希腊的破产必然降低欧盟对他们的吸引力。这些边缘国家的民主历史一般都不长,离开了欧盟的控制,面对严峻的政治和经济挑战,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最近,希腊和土耳其的总理差不多同时“清洗”了军方的高级将领,这在民主国家中是很少见的。匈牙利总理奥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更加令人诧异,他把绝对的权力交给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所谓财政委员会,完全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原则。 虽然“欧洲人”在过去几百年来都是一个光荣的称呼,但欧洲也没有阻止这里走出希特勒和斯大林。所以,如果债务危机的趋势继续恶化下去,边缘国家肯定会变得更加专制、更加动荡,从而威胁到整个欧洲的繁荣和稳定,而和平与安全的丧失必然会影响欧盟经济的发展,逐渐消磨其经济活力,最终给整个欧洲带来萧条和衰退。可是,经济状况较好的西欧国家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方式来救助边缘国家,边缘国家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也不利于他们接受国际救援。无论如何,对于欧盟这个理想主义的同盟来说,鲜花和黄金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下一步面临的将是艰难时事的考验。 在关于欧债危机的国内外舆论中,中国一直作为潜在的救世主而被提到——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什么也没做。我认识的不少中国朋友,都对欧洲危机表示出了“幸灾乐祸”的态度,认为从价值观、生活方式、金融制度、对西藏问题的态度等种种方面来看,欧盟的今天完全是“活该”的,中国政府应该维持现在的立场,不给予任何支持。对此观点本身,我无法评论,但日本人反正不会袖手旁观。虽然日本国内政坛确实谈不上有序高效,但日本政治家、高级财政官员、财团和银行界支援欧洲的姿态显而易见。据报道,日本一直在尽力购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并承诺继续“大手笔”购买,而中国是否已经买了还无法证实。 作为日本国民,我可以理解日本政府的援欧策略。战后几十年来,日本选择把“脱亚入欧”的政策贯彻到底,和西欧、北欧共同走了一条依赖美国、但又独立于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政治上容纳左派、经济上国民共进、外交上主张对话、社会上提高福利、宗教上走向世俗、教育上彻底反省,日本处处能跟欧洲产生共同语言,而与美国截然不同,日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和欧洲相似。现在欧元区面临解体,难免要引发日本朝野对欧洲模式进行全面检讨和反省。那么,国债占GDP比例比希腊等国还高、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比欧洲还严重的日本,会成为下一个欧元区吗?日本会衰落吗?日本会解体吗? 答案是:都不会。与高度多元化、连共同语言都没有的欧洲不同,日本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民主国家中最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事实上,这次欧债危机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的危机,多数西欧国家的国内经济依然在健康运行中,尤其是德国,几乎正处于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时代。值得他们担忧的,是政治动荡带来的安全风险。日本的不同地区之间则绝对不存在非常大的发展差距,即使有过差距,也早就因为政府的政策而抹平了。 从金融战争的角度说,日本虽然曾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但日本从来没有谋求过挑战美元的货币霸权。虽然日元也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但在日本之外并没有太多可以使用日元的地方。这虽然不是什么成就,但至少保证了日本在货币战争中不会失去什么。更何况日本几乎所有的国债都是欠日本国民的,即使政府违约不还,也属于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与外国无关。这就像安全问题一样,日本因为几十年来一直面对着强大而难以了解的对手,所以根本没有像欧洲一样安全过,不会在金融危机导致的动荡里失去这种安全。 比上述原因更重要的,是日本保留了可以创造财富的工业体系。日本有8千万左右勤劳而优秀的劳动者,可以在国内制造从圆珠笔到巨型机械的任何东西,其中大部分商品在国际上销售得不错。相比之下,并不是全球的每家商店都销售英国、甚至美国生产的产品。制造业帮助日本获取稳定不断的美元(或者某一天的人民币),使政府总有办法获取还钱的收入。所以,无论日本的国债到了什么比例,只要它还是欠日本人自己的,那么问题最终还是能解决。事实上,这就是日本与某些欧洲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话对工业化国家颇有意义。上个世纪80年代,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先进国家都是工业国,但后来,东方国家输掉了冷战,在贫困中自暴自弃,毁掉了工业体系,什么也造不了;西方国家打赢了冷战,却在富贵中迷失,过度地追求金融业的利润,任凭自己的工业被转到其他地方,导致了今日的危机。有趣的是,西方保留工业最多、最全的,恰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个战败国,日本、德国和法国(法国在1940年战败)。日本和德国都面临着被战胜国拆除整个工业的危险,法国则是直接被拆除了一部分,所以这三个国家都极度珍惜自己的工厂,不会轻易地关闭。可以说,日本、法国和德国选择的道路其实应该叫做“民主工业社会主义”。   最后,我还是想说一下我对中国援欧的看法。中国实际上一直在以买国债为手段拯救美国的经济,而欧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说完全不救其实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但是要救的话,中国不妨改变一下一贯主张的“给予外国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政策,比如以恢复工业化、限制银行业、投资基础设施为要求,有条件地给予希腊等国以一定的贷款援助。这样做有可能产生四个好处:一,拯救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二,在历史上第一次输出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治理模式;三,倘若在政策公开和信息透明的前提下,中国老百姓能够认同政府实施的援欧模式,也能够提高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四,这一点更重要,即援助本身也是一种贷款,只有这样改革之后,受援国才有可能具有还钱的能力。 此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1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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