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2012年2月1日，一对上海夫妇要携女儿在美国关岛搭乘美联航回沪。张夫妇俩因行李安置问题与机组人员发生争执，结果机长以“航空安全”为由报警，拒绝２人乘坐该航班。未满１２岁的女儿只好单独回沪。此事在微博上曝光后一时引起了中国网友的热烈讨论。 当时坐在同一航班，近距离观察这场景的刘先生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这对夫妻就坐在我后两排，我看他们上飞机时就在抱怨点什么。就在美国空乘开始整理时，一位空姐要变动一下他们包放置的位置，这样也方便别的乘客放行李。妻子对空乘说，‘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空姐解释为什么动行李时，不耐烦的丈夫反复用英文对空姐说‘闭嘴（shut up!）’”据刘先生解释，后来美联航方面与警方协商，最终判断张夫妻违反了美国安全条例，他们的乘坐将成为飞机安全顺行的不安全因素，就“请”他们下飞机。 了解此事件后，我第一反应是：预料之内，情理之中。我平时游走世界各地，经常遇到类似局面。 让我想起去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考察时的场景。我要进某汽车站，因以色列这个国家对恐怖主义事件相当敏感，所有进站乘客的行李都务必严格被检查。我的检查结束后，后面有一堆中国游客似乎对以方的检查方式不满，就拿着中文，用很不礼貌的语言痛骂警察，还发生小小的肉体冲突，团结一起，站在一侧的中方坚决不服，纷纷说，“你凭什么查我东西？！”。结果，其他男警察们过来协助，“请”这些中国游客不让进站。 “上海—关岛拒载事件”绝不是单纯发生的“中美争执“，而意味着中国公民走出去的过程中日益，必然，普遍面临的挑战。 我深信，不管是在关岛的上海夫妇还是在以色列的中国游客，他们本来没想那么多，没什么恶意，更没有挑战或违反所在国法规的意思。他们顶多就是心情不好（像刘先生透露的，夫妇当时正在抱怨点什么），在中国人眼里，无论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领域，“抱怨”正在处于高峰，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往往把本属于自己的“心情不好”或“抱怨需求”带到公共空间，若在中国国内的话，没什么大不了的，已成为了常态，大家已经习惯了。然而，在不少海外的公民社会，“把私人情绪带到公共空间”是违反社会规则的，至少在日本，或我游走世界各地的不少城市是这样的。 请允许我诚恳举出一条教训，即中国人走出去时显然不应该把国内的行为规则或生活习惯盲目带到海外，而应该克制一些，冷静一些，理性一些，尽量入乡随俗。这次“拒载事件”，若在中国国内的中国航班里发生，应该是没什么，经常发生，但到了海外的陌生空间，就有可能发生问题。 再说，据我所知，中国国内的制度是相当灵活的，一时的抱怨情绪，通过大家的协商或碰撞，过一阵，就能加以解决，有时还能加深感情。但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各国在内的海外制度是没有那么灵活的，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以交涉突破制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前门不开，就走后门”的中式风格往往是难以成立的。对此，即将走出去的中国游客需要充分的自觉。当然，我论述上述观察，大前提首先是我本人在中国生活就必须入乡随俗。坦率说，我始终不适应中国的制度环境，要么办行政手续很死板，麻烦，要么明文规定按现场潜规则变来变去，但我始终努力尊重中国式的交涉方式。 最后我要提出，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以色列，至少我访问过的不少国家社会的服务员也好，乘务员也好，当地居民也好，他们对“中国”或“中国人”是抱着傲慢与偏见的。外国人要睁开眼睛，接受现状：既然中国崛起正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着举足轻重，跨时代意义的影响，那么，外国人看待或对待中国人时，首先务必摆脱固定成见或先入观念，不应该以点概面或以面盖点。我周围的多数中国朋友是抱着世界公民的精神，努力尊重国际规则，并去“包容”外国人对中国这样那样的批判的。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外格局早已形成，相互交流与理解的努力则必须双向。 本文为2012年3月19日刊登于《环球时报》的文章“不妨‘包容’外国对中国的批判”之原文（意思是编辑修改前的原文）。

2012年3月11日，全日本进入了追悼“东日本大地震”一年的状态。2月份刚做了心脏手术的明仁天皇出席了追悼仪式，并致词。作为一名日本公民，我深刻意识到：“此刻天皇夫妻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一事实本身意味深长：“3?11”是影响日本未来走向和日本人精神状态的大事，务必由天皇亲自向国内外传达日本复兴的声音，以及鼓励日本国民。 “东日本大地震”造成约19000人遇难者；至今依然有约34万人过着避难生活；光是福岛县人民，大约有63000人因核辐射后遗症而在县外过着避难生活；灾区失业者有10万以上；被破坏的建筑物超过38万户、基础设施、住宅等损失达到16.9万亿日元，乐观估计，这些损失被弥补，重建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前景不容乐观。 战后日本的国体（国家体制）采用了“象征天皇制”，即具体的政治事务不由天皇来实施，日本政治的实际一把手是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即使背后始终存在着美国的影子)，这也是基于日本社会对二战前历史的反思。然而，天皇的存在始终支撑着日本人的心灵，天皇的出面向全民传达了明确的信号：现在是国难，政府、百姓、媒体、专家、灾区灾民、非灾区灾民…… 谁也不要怪谁，谁都不能把责任推卸给任何人，此时此刻，全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起，凝聚一起，携手一起，共同渡过难关，克服困难，挑战现状，共创未来。 在上海第一财经频道的演播室听着天皇陛下的讲话，我很明白他所说的话意味着什么，他说的一点不复杂，也坚信，大约1亿2500万的日本国民都明白此刻该想什么，做什么。那一天，日本全民共同迎来了“集体悲伤”、“共同追悼”，并记住了“共度国难”的使命。 内阁总理大臣野田佳彦则在仪式上发誓三条：一、尽早做好灾区的复兴工作；二、把灾难的教训向未来、下一代传达下去；三、不要忘记“互助”与“感谢”的心。作为一名日本公民，我也很明白首相在说什么，很清楚此刻我们要想什么。 日本人从小就是这样的，在学校、家庭、社会这三大教育场所里，长辈们每时每刻对我们教导的做人标准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也是日本人首要的、坚持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则，也是日本社会至今 “维稳” 成功的根本成因。上学、上班、街头上、家庭里、公司里：集体主义、团队精神、情绪顺从秩序、个人尊重社会、少数服从多数、年轻人追随高龄者…… 我们都知道怎么做人，做事，明规则是什么，潜规则在哪里。 日本人像中国人一样，是很能忍受的。去年的夏天，日本人很担心，“在东京电力公司陷入经营困境，整个社会严重缺电的情况下，家庭也好，工厂也好，公共交通也好，能否避免首都陷入‘大停电’，度过难关？” 本来具有节约精神的日本人进一步节约用电，全民携手度过了难关。是的，从3?11到3?11，日本人就是这样以“忍者”的身份活下来的。 我想，以上说的，对日本人来说，都不是问题。日本人是懂得秩序、规范、道德、忍耐以及执着的民族。我还记得，去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全球媒体赞扬了日本国民在灾难面前的冷静与团结，向心力与平常心。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对日本人来说一点不难，日本人本来就是不接受变化的，不爱变化的。从政府到民间，从中央到地方，他们在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面前的基本思路是清晰的，即“如何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不是“如何重新创造新的环境”。 我想，此刻内阁总理大臣和日本政府，包括普通老百姓需要调整心态，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是上述有关国民性或精神层面的问题，而是如何重新调整战略布局，使得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更加幸福、繁荣的发展问题。大约23万亿日元的“复兴预算”（为期10年）该怎么用？这笔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收集日本国民缴纳的税金和日本国民未来要还偿的资金腾出来的。不过，由于中央与地方，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不足和利害关系的错综复杂，目前笼罩复兴工作的是“重复预算”和“搭便车式预算”。 一位日本财务省年轻官员向我抱怨说，“我觉得现状很危险，凡是带着‘复兴’的预算，都可以盲目通过，建设绿色公园、拍摄灾区风景、建立防灾设施、邀请外国人…… 根本与复兴无关的种种事业盲目、简单地被落实，相当浪费。外务省、总务省、农林水产省、国土交通省等都从积累业绩的角度出发趁机申请各种各样项目，就是搭便车。而且，不同部门之间是不协调的，所以项目之间存在重复。这样下去，20万亿左右的预算一定会被浪费。” 日本著名财经杂志《Diamond Weekly》在最新专题中表示，“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时候也存在着‘重复预算’，大约23%左右的预算是因搭便车而被浪费掉，陷入失败的。” 该杂志还提出，“国家、县政府（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住民、企业家、灾区政府之间的沟通很不健康，供应与需求、预算与支出之间有着太多情绪化、商业化、形式化的产物。”光是宫城县，2012年的预算就有16000亿日元，等于2011年的一倍。这笔钱怎么花，才是最大问题。一位曾负责过阪神大地震指挥工作的元老告诉我，“东日本大地震，目前缺的不是钱，而是智慧和战略。” 我也高度认同这位老先生的话，“复兴工作不差钱，差的首先是宏伟的战略，其次是沟通的力量。” 我认为，日本社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与“东日本大地震”是无关的，而是与从最晚泡沫经济崩溃前夕一直陷入的结构困境密不可分，即是由来已久的问题。此时此刻，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看，影响日本整个国家战略和未来走向的课题有三：去核化、空洞化、老龄化。 一年以来，日本民众的“反核主义”不断升温，政府不得不在一些地区弃核，甚至降低全国对核能的依赖。目前，在整个日本能源供应布局中，对核能的依赖度是最高的，大约有30%。综合各方面的动态与信息，直到2012年5月为止，日本所有核电站的反应堆将要停止运营，而根据大和综合研究所的分析，这样将降低GDP的一个百分点。灾后至今，日本政府暂时靠LNG（液化天然气）火电来弥补能源供应，但这一局面能持续多久，依然是未知数。2月份，整个发电来源中，火电占的比例已经增加到74%，其它能源消费正在快速增加。 一个国家社会的能源供应有着4条该满足的前提条件：一，环保效果；二，发电成本；三，稳定供应；四，绝对安全。显而易见，能够同时满足四条的能源是不存在的，所以，只能分散成本与风险，效率与公正。作为气候变暖议题上的领跑者之一，一方面要实现环保主义，另一方面要面对“去核化”的日本，其未来的能源战略不尽影响日本未来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还必将影响日本未来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未来30年，至少30年，日本在能源领域的表现一定成为国际社会有待认真关注的试验室。这不仅是日本一国的问题，而是各国该认真反思的全球问题，包括正在崛起中的中国。 日本人是以制造业为荣的。使日本人自豪的不是强大的官僚机构，也不是日本特色的贸易公司——商社，而是以丰田、索尼为代表的制造业。日本人的武士道、团队、儒家精神等集中体现的无非就是制造业领域。“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以后，“制造业大流出”问题快速升温，据悉，这一年以来，宫城县10%，大约4000家的制造业工厂陷入暂停或关闭状态，在承受居高不下的日元与企业所得税的双重压力下，尤其中小企业无法在日本国内生存，而不得不选择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根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引人瞩目的“制造业的海外生产率”至今达到了18.4%这一空前的水平，5年以后，这一数字将达到22.4%。这说明，日本的产业结构进一步“空洞化”。这一可视的前景必然影响日本社会的雇用、税收、消费等分野。 “少子高龄化”是目前日本一切问题的起点。目前，65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超过23%，在灾区从事水产业的53%以上是60岁以上的人口。当今，日本国会最为热烈讨论的问题则是“税制与社保一体化改革”，意思是，税收制度与社会保障是联系在一起的，其政策需要连贯性。目前，日本的财政赤字大约有1000万亿日元，等于一个日本国民承担着756万日元的贷款，756万日元则超过大多数日本劳动者的年薪。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影响的是下一代群体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介护”问题。日本年轻人所持有的担忧是：“我们目前循规蹈矩地纳税，来支撑目前的高龄者，但当我们老的时候，能够同样享受养老金吗？”；“10年或20年后，我们到底要怎么照顾高龄者，能与工作兼顾吗？”这些不安的声音在今天日本社会无处不在。日本国会正在探讨“增税”问题，根据目前的讨论状况，直到2015年前，政府把目前处于5%的消费税阶段性地提高到10%。在国家陷入困难的此刻，老百姓是接受，也同意增税的，但问题是，政府多了税收后，怎么去花这笔钱，在花钱的过程中，政府如何克服来自不同部门之间利害关系的诱惑，以及如何面对来自趋于情绪化的大众舆论的压力。 据专家预测，未来4年内，在首都附近发生震级7以上直下地震的可能性超过70%，而如果发生其损失等于日本国家预算的1.2倍，超过112万亿日元。 对于即将到来的危机，日本人在战略和对策层面准备好了没有？至少肯定的是，除了不忘记，更要去面对，除了共同悲伤，更要勇敢挑战，除了回归原状，更要开创局面。 2012年3月13日 写于上海复旦大学 此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2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