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保护

自由亚洲 | 浙江蒲岐惊现世界最大鲨鱼屠宰场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浙江温州乐清市蒲岐镇是中国有名的鱼翅之乡。总部在香港的一个保护海洋非政府组织经过四年的调查,在蒲岐镇发现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鲨鱼屠宰工厂。该组织星期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蒲岐镇这种违法扑杀鲨鱼的行为。 总部设在香港的这家保护海洋非政府组织名为WILDLIFERISK。该组织两位负责人埃里克斯.霍夫德和保罗.希尔顿在星期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过去3年他们曾3次去浙江温州乐清市的蒲岐镇调查,每次去所看到的屠宰鲨鱼情况都让他们目瞪口呆。鲸鲨乃国际保护濒危物种,但是,每年屠宰600多条鲸鲨的工厂却在蒲岐镇公然存在。保罗.希尔顿星期一晚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捕杀鲸鲨不仅违反有关国际公约,也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 “这在中国是违法的。野生动物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受到保护。我们发表声明,希望中国制止这种行为。蒲岐的鲸鲨屠宰场现在仍在运转。” 这家总部在香港的保护海洋非政府组织在声明中表示,鲸鲨来自深海,对人类不构成任何伤害,但在浙江蒲岐却遭到大规模工业化的屠杀,这是不能接受的。更无法解释的是,蒲岐镇的工厂如此大规模宰杀鲸鲨,目的竟然是为了生产口红、面霜、鱼油保健品和鱼翅汤等这些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该组织呼吁中国有关部门立即按照国际协定对此类非法活动予以制止。希尔顿先生说: “蒲岐的鲸鲨来源有多个地方,有的是来自中国海域,有的是来自菲律宾、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 中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签署成员国之一。根据这个公约,在国际市场上买卖濒危物种是违法的。总部在香港的这家保护海洋组织的调查发现,这个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需要最高度保护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其中两种就是姥鲨和大白鲨,而这两种鲨鱼都在蒲岐的加工厂内被大量屠杀。有的鲸鲨产品还被出口到美国、加拿大和意大利,这样的行为已完全违反了国际公约。该组织说,因为人类的捕杀活动,鲸鲨正面临巨大的生存威胁,这种捕杀和买卖濒危鲨鱼的活动必须立即停止,消费者应该拒绝购买和使用所有鲸鲨相关产品。 国际上有保护鲨鱼的观念。但是在中国,吃鱼翅一向被看成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重庆一个动物保护组织负责人陈明才先生说,最近中国也有呼吁大家不吃鱼翅的广告了: “主要是南方沿海有些高级餐厅有鱼翅。” 浙江的蒲岐镇确实是中国集中加工鱼翅的地方,全国90%的鲨鱼都被收购到蒲岐加工,“蒲岐鲨鱼宴”名闻远近。中国网站上有关蒲岐镇的介绍都毫无忌讳地说,蒲岐是“鱼翅之乡”。最近几年,虽然中国媒体对蒲岐镇的鱼翅“血色经济”也提出过质疑,但是当地的鲨鱼加工并没有停止。 过去一年多来,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提倡节俭之风、缩减三公消费、高调反腐败。中国有媒体报道说,全国对鱼翅的需求量下降70%。浙江独立分析人士吕耿松先生说: “(鱼翅)这些东西都是给有钱人吃的。官员吃自己也不掏钱,都是有钱人掏钱,助长了腐败。现在大办宴席的风气似乎减少了一点,但腐败最后是治理不了的。” 鲨鱼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已有4亿年的生存历史,比恐龙还要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星期一晚致电蒲岐镇政府,电话无人接听。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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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何海宁:多少养熊场布中国,多少熊胆药行人间?

“ 中国尚存多少活熊取胆场?集中分布在哪些省份?生产熊胆制品的药厂又有几多?是否都经过国家药监 局 批准? ”   中国尚存多少活熊取胆场(下称养熊场)?集中分布在哪些省份?生产熊胆制品的药厂又有几多?是否都经过国家药监局批准? 最近活熊取胆争议再次热闹起来,一张长期被忽视的养熊场分布图浮出水面。这张由亚洲动物基金耗时4年、并保持动态更新的地图,详细记录了各个省份养熊场的分布,甚至细化到具体养熊场的名称以及详细地址。“我们的目标是要消灭所有的养熊场。”张小海说。他是亚洲动物基金中国区对外事务总监。这家总部设在香港的动物福利慈善机构成立于1998年,致力于救助黑熊,它的机构标识便是一头亚洲黑熊——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截至2010年5月,在分布图上,全国仍有11个省份存在约97个养熊场。其中吉林省有34个,占近1/3。“吉林省养熊规模比较大,背后支撑着一个非常大的走私市场。”张小海介绍说,韩国是熊胆制品的销售大国,每逢旅游旺季,会有很多韩国人过来购买,几乎所有的养熊场都有朝鲜语介绍,“养熊场有一个像电影院的地方,一排排红沙发,会讲朝鲜语的人介绍说熊胆怎么怎么好。” “活熊取胆主要分布在东三省、四川和云南。”亚洲动物基金工作人员徐小姐说。这5省共计87个养熊场,“四川的比较好,基本上是无管取胆。有管取胆和‘铁马甲’主要存在于东三省。” 活熊取胆在中国始于1980年代中期,手段野蛮残忍,活熊被禁闭在狭小的铁笼里,导管活生生地插入熊的胆囊,为防止自残,它还被穿上“铁马甲”,甚至被剁掉双掌。 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发布后,黑熊、棕熊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后来颁布的《黑熊养殖利用技术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养熊取胆”做到卫生、无痛操作,这就是所谓的“无管取胆”。 而自1992年以后,国家对商业性出口含熊胆制品的申请一律不予批准,也未再批准新建养熊场。 然而,主管的林业部门一直没有公布养熊场的详细目录。亚洲动物基金获得的“最新”数据已是在2006年。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在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公布,中国养熊场已由1980年代初的480多家下降至68家。此后再无信息公布。 这与亚洲动物基金的数据大相径庭。张小海相信自己的数据绝大多数是准确的。徐小姐说:“97家已经是比较保守的数据了,这主要是存栏量10头以上的养熊场。有很多养几头熊的散户隐蔽性很强,很难发现。”“数据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性:这个行业规模不大,一年也只有三十多吨产品。所以,淘汰养熊业代价很小,收益很大。”张小海说。 一个遮遮掩掩的行业,市场注定是良莠不齐。亚洲动物基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些合法养熊场并没有完全守法。熊被禁锢在铁笼里,戴上“铁马甲”的情况并不少见。 而且,由于没有官方数据支持,亚洲动物基金无法进一步考证养熊场非法与否,对于行业趋势,也只能通过考察推算。“养熊场是否在递减不好说,但就存栏量来讲,2006年是7002头,现在至少在1万头以上。”徐小姐说,“这还是保守数据。” 这张分布图的制作,也是肇始于上述2006年的林业局新闻发布会。张小海感到无法获得自己需要的数据:“到底是谁在办养熊场?谁在用熊胆制品?我们得不到,只能自己调查。” 一开始只能从互联网上寻找。许多养熊场为打开销路,在网络上发布信息,留下联系电话。亚洲动物基金也在官网上发布信息,希望各地的支持者能提供信息,寻找隐蔽的养熊场。 为了确保数据准确,除了个别养熊场是当地支持者探访、反馈信息之外,大部分是由亚洲动物基金工作人员去暗访验证。 有一家养熊场在吉林省延吉市,徐小姐去了4趟。“熊场大概有四五十头熊,是附近散户集中在一起养的。”她回忆道,“他们很谨慎,每次去都要盘问十多分钟,确认不是记者、做动物保护的。我是以旅游的身份,但是只要拿出相机,就会被勒令拿回去。” 被盘查、呵斥是家常便饭。在很多养熊场中,工作人员都无法偷偷查看到相关的营业执照,“养熊场的警惕感让人很紧张。”徐小姐说。 上述这家养熊场曾被媒体曝光过,但据徐小姐介绍,至今仍在经营,而且存栏量在增加。 张小海总结出熊胆制品的三个去向:第一是非法走私出口,第二是用作礼品,第三是作为药品。这最后一种用途为公众所熟知,但却出乎他的意料。 亚洲动物基金在成都曾做过一次调查,一家药店一个月实际上只卖出几百元的熊胆制品,相当于只有一两盒,“这说明普通人平时是不买的。”张小海说,“最主要是医生开药。” 亚洲动物基金在国家药监局的数据库中查到,已批复的含熊胆药品共有240个,厂家191家,分布在全国27个省份,但药品种类却是寥寥无几,主要是熊胆粉、熊胆丸。后来他们又找到一些保健品,“这是国家没有批文的,属于违法违规的。”令张小海啼笑皆非的是,连熊胆面膜、熊胆牙膏都有。最终他们发现疑似未经国家批准的含熊胆制品多达92种,亦分布在全国多个省份。“看得出熊胆药品不是非用不可的药,而且,国家已经有批复熊胆替代药品,这证明熊胆药品并不是不能替代的。”张小海说。 这张分布图是在一次会议之后最终形成的。2009年底,亚洲动物基金联系18个没有活熊取胆省份的动物保护协会负责人召开座谈会,承诺严格监管这个行业。为避免压力,分布图突出了无活熊取胆省份,成了一张“无活熊取胆养殖场”的地图。 令张小海欣慰的是,去年,山东省关闭了最后一家养熊场,这个“无熊场俱乐部”又多了一名成员,地图上也少了一处黑点。但遗憾的是,这些行业地图更新的速度总是太慢,从2010年5月至今,大半年过去了,几乎再无更新,就亚洲动物基金而言,独力难支的他们,前路显然还漫长。   (何海宁:南方周末绿色新闻部编辑。原文链接: http :// www . infzm . com / content /555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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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潘滨:一头黑熊就是一台取款机

“熊的寿命跟人类差别不大,即使是‘取胆活熊’,也能存活30年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下手早,养 了黑熊就等于是装了一个‘小型取款机’。” 在中国的“活熊取胆”地图上,吉林省榆树市青山乡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小缩影。这个县级市并没有什么资源或经济优势,在农村,“种大田卖粮”仍是农民求生活的主要依靠,而“养熊”则是和养鸡养鸭一样,作为农民提高收入的一个来源而存在。 青山乡只有一条街道,连个像样的旅馆都没有。但出乡主干道不远三公里,就能看到一排排气派的红顶大房。“中国榆树黑熊繁育基地”的牌子就立在路边,以这个基地为圆心,方圆几公里内大大小小的村子,饲养着无法统计出数字的黑熊,“家家户户都养熊”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在村子里行走,你能不时闻到熊味,那是一种非常刺鼻,可以扑进鼻腔的动物体味。 在青山乡,你能清晰感受到两种阶层的存在,分别是养熊户和非养熊户。养熊者精神状态相对从容,即使家里只有一头黑熊,也显得底气足一些,因为一头熊一年能带来一万多块的收入。而投入并不大,黑熊每天需要的口粮——玉米,在这里俯拾皆是,家家户户都晒满院子。熊的寿命跟人类差别不大,即使是“取胆活熊”,也能存活30年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下手早,养了黑熊就等于是装了一个“小型取款机”。 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一头两岁半的小熊价格已涨到3.6万元。对于只靠种田卖粮为生的多数农民来说,进入的门槛提高不少。小熊买回来之后还要养上半年,才能做插管手术、上铁马甲、关铁笼子。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早期通过养熊发财的人分化为两类。一些人搬出原来村子,在马路边政府新修的养殖基地里组建养熊场,规模化“养熊取胆”,虽然这其中大多数企业没有合法执照。还有一些人,看中繁殖卖熊的生意,转化为上游供应商,自建“配种池”,专门繁育小熊卖给中小养殖户。 在采访中,被“养熊游戏”抛弃的人谈论现在的暴发户们,语气里多是对财富的羡慕嫉妒恨,这其中并没有对黑熊的同情。过去,这里的熊胆主要销售对象是韩国人。但是他们用胆的方式很特别,直接过来,杀掉一头“原熊”(没有取过胆的熊),取出胆包,割开仰头喝掉,给钱走人。 多数“活熊取胆”养殖户要自己找销路。那时,大家背着熊胆粉结伴出行,到制药厂家推销,境况艰难。直到2000年之后,随着中成药制剂增多,还出现了像“上海凯宝”那样的创业板上市企业,熊胆粉需求才逐年递增,销路才顺畅许多。养熊者的日子也好过起来,甚至成长出一位外号为“邢大冬子”的行业大佬。 榆树市的养熊户集中在偏远的青山乡,很大原因是这里走出一位“邢大冬子”。他原本是附近村子里的农民,较有销售天分,在推销熊胆粉的道路上逐步闯荡出来。后来此人在云南昆明创办了自己的制药企业。青山乡每年出产的上万斤熊胆粉,几乎都被他包销,除了自己企业用,他还帮助云南、上海、湖南、四川等地的企业收购。 现在,“邢大冬子”时常与青山的几位养殖大户保持电话联系,一有需求,就打款发货,已经形成规范流程。很多时候,养殖大户们库存不足,还要到村中各个中小养殖者那里收购胆粉,集中供应给“邢大冬子”。 在熊胆灰色利益链的支流,还衍生出其他行业,最显而易见的是兽医大受欢迎。青山乡有三位兽医,根本忙不过来。他们主要不是给熊看病,而是为黑熊做插管手术:割开肚皮,找到胆囊,插进塑料管,日夜持续抽胆。这也是动物保护者最不愿看到的现象。事实上,“胆熊”由于长期生活在病痛中,大概有四成已经患上肝癌。 当然,这里的农民并不知道所谓的动物福利。从大家的谈论中不难感觉,养黑熊与养猪、养牛并没有本质区别。人们更愿意把这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当作挣钱机器。为了多出胆汁,他们也会喂给黑熊鸡蛋和蜂蜜。但用起铁马甲来可毫不客气,很多熊被铁链子勒紧,铁链子和肉长在一起。 青山乡离邻省大城哈尔滨很近,一些得病死去的黑熊,就会被卖给那里的饭馆。熊掌最为值钱,其次是熊皮、熊肉。一头病死黑熊零碎卖掉也能换来一万多元。 青山乡还有一些家伙,看到熊胆日益走俏,就到处收购猪胆和牛胆,烘焙加工后掺在熊胆粉里,以次充好,低价推销——比正常熊胆粉便宜一半。不过这样的“产品”,很难进入“邢大冬子”的销售网络,大多被一些上门收购的“胆贩子”买走。 对于“活熊取胆”带来的GDP,榆树当地政府是持支持态度的。对于养殖规模达到50头的农民,政府会出资20万,助其在基地建新熊场。虽然这些钱还没全部到位,但是已经有三个较大熊场在经营了。低矮破败的青山街面上,只有乡政府的三层大楼最为漂亮整洁。大多情况下,这还是一座空楼。“干部们都住在县城,没事谁下来啊。”乡民说。   (潘滨:幸福科技CEO,前新周刊记者。原文链接: http :// www . infzm . com / content /555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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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秋风:动物福利立法的困境

“简单地说,动物福利概念可能面临的困境在于,谁来为动物福利买单?”   2003年,欧盟颁布了一个法令,要求农民必须在猪圈中给小猪提供玩具。英国政府据此宣布,给农民90天时间为小猪们准备玩具,届时如果不能达到法令规定的标准,将被课以1000英镑的罚款,甚至被处以监禁。 这新闻当时听来似乎是个天方夜谭,但最近国内讨论动物福利立法,这个故事又被提及,尽管仍然没有明确告诉公众,欧盟最终是否真的实施了这一法令。当然,假如欧盟真的实施了这一法令,因为猪的福利受到损害,而把人关进监狱,那笔者并不会感到奇怪。因为,欧盟的很多法律,包括其长达400多条、翻译出来有十几万字的宪法草案,都不乏莫名其妙的内容。 跟欧盟一样,今天的中国人,碰到任何问题,都立刻想到用法律来解决——这也难怪,中国实行的本来就是源于欧洲的大陆民法体系。有些人士热爱动物,所以,他们也想到用立法的办法来保护动物的福利。 善待动物,或者用否定的话语说,不虐待动物,是人性的一种美,孔夫子不近刀厨,佛教泛爱众生,体现的都是一种仁爱的伟大精神。只要是具有正常理智与情感的人,恐怕都会对动物有这样的恻隐之心,文明社会的道德体系中已经形成了相应的规范,大体上是毋须法律干预的。 当然,考虑到某些动物对一个社会可能具有特殊意义,比如珍稀动物、濒危动物,或者某些动物对于具体个人有特殊意义,比如宠物,为此,制订一部简单的法律,对禁止虐待动物的社会规范予以系统化,也未尝不可,尽管这样的立法必须非常慎重。 然而,在目前有关动物福利的讨论中,人们从不虐待动物谈起,一下子就跳到了“动物福利”。这一跳跃未免也太大了一些。不虐待动物跟动物福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欧盟有关动物福利立法——如果确有此法的话——的根本谬误就在于此。 简单地说,动物福利概念可能面临的困境在于,谁来为动物福利买单?如果动物也有权利意识的话,那么,不虐待动物,是动物理当拥有的一种否定性“权利”,即动物要求人不要以野蛮的方式对待它。一方的权利总是意味着另一方的义务,而不虐待动物这种权利,并不要求义务人付出额外的成本,只是要求人不做某些对它不利的事情,其实,那些事情对人的精神来说也是不利的,会使人的心灵变硬,失去同情心。 而动物福利却与此不同。动物福利是一种肯定性“权利”,动物要享受福利,需要有人付出成本。其实,假如动物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在其所能控制的范围内,比如宠物,它就能够享受到充分的福利。主人很乐意支付相应的成本。但假如动物没有明确的所有者,比如野生动物,或者动物处于其所有者控制的范围之外,比如流浪宠物,那么,谁来为它的福利买单?主张动物福利的人说,应当由第三方,即看到它的人,或者由政府有关部门,比如动物检疫部门,承担起收留并给予该动物以福利的义务。然而,第三方或政府何以有这样的强制性责任呢?主张动物福利的人士并不能给出论证。你如此地热爱动物,把动物当成人看待,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或政府也应当这样看待。 因此,假如立法只是规定动物的一些否定性的权利,比如,不被虐待(包括人和动物)的权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重申一项社会规范。但假如立法规定动物福利,则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强制,因为,通过这样的法律,满足那些热爱动物者的心愿,但付出成本的却是不相干的第三方或政府,而他们显然并没有那种热爱动物的激情。 对于上面的论述需要补充一句:我们可以热爱动物,但最好严谨地使用一些词汇。权利是以权利意识为基础的,动物没有权利意识,所以,动物无权利可言。所谓“动物权利”,不过是一个比喻性说法而已。不幸的是,有些人士却把这种比喻性说法当成一种真实的存在,热情地为动物争取权利。但是,这种激情却很有可能激起一般人的厌烦。而且,把某种激情渗透到法律中,很容易使法律失去理性与节制的美德。 法律应当以社会的某种共识为基础,而对于可能引起不同看法的事情,最好敬而远之,因为法律最终不是靠其强制力发挥作用的,而是靠其正当性本身获得效力的,也即,人们首先认同了某种规范,然后才对其予以立法,这样的立法才能够被人们有效地遵守。否则,立法如果与大多数人的正常情感相悖或者不相干,就会形同虚设,或者人为制造出犯罪行为。假如街上有只流浪猫,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不应当去虐待它,因此,这一条可以成为一条法律性规范。但人们有义务收留它、并给它福利吗?这显然是一个会引发广泛争议的问题,对此,立法就应当慎重。   (秋风: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原文链接: http://news.qq.com/a/20060123/001791.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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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真堂创始人哭诉:早知道这样就不搞上市-《创业家》杂志社

归真堂创始人哭诉:早知道这样就不搞上市-《创业家》杂志社 归真堂创始人哭诉:早知道这样就不搞上市-《创业家》杂志社 央视2月27日《看见》节目播出“归真堂创始人哭诉:早知这样就不搞上市”,以下为文字实录: 柴静:从活熊身上提取胆汁制成药品,这是一家叫归真堂的企业,近二十年来的主要业务,但是最近它寻求上市时遇到了麻烦。多加动物保护组织和数十位社会各界人士写信给证监会,反对这家企业上市融资,扩大规模。归真堂对外宣称说自己从来没有虐待过黑熊,并且欢迎各界去往参观。本周三我们在福建惠安现场采访。 邱淑花(归真堂创始人董事):在我心里面我是一个农民,今天讲对我也不怕,讲不对我也不怕了。那对于说我用我的生命换来的我们这个养殖厂,为什么叫我熊妈妈?归真堂是我一手创办的。如果早知道这样要搞上市这么苦我就绝对不上市,我们好好地过日子。 归真堂创始人哭诉早知这样就不搞上市 解说:邱淑花,归真堂企业创办人,在这次事件中她的一句话曾经广为转播,她说“反对我就是反对国家,这句话受到广泛批评后她很少再露面,这次接受访问时她表示当初媒体断章取义了自己的话,这个产业养熊经过了林业部门同意,制药经过药监部门同意,上市符合程序,完全合乎国家政策,她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此事。 邱淑花:就是陷害。 柴静:是针对什么来的? 邱淑花:那就针对我们中国的中医药行业来的,在我们三十多年前为什么不说?到现在才说。 柴静: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现在的社会发展了三十年之后对于动物的保护意识要比以前强了很多,声音也大了很多? 邱淑花:这个我也没办法说了。 解说:张晓海,亚洲动物保护基金会外事部总监,他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多年,解救违规饲养或者受虐的黑熊。张晓海和邱淑花素不相识,但因为他的机构在去年2月份曾经致函福建证监会,阻止过一次归真堂上市的意向,这次媒体上很多救助黑熊的照片和视频也来源于他们,所以邱淑花认为这些照片里没有一张是来自归真堂的熊,这次舆论风波的主要责任是张晓海。 柴静:那么归真堂可能会问你说你们救助的黑熊当中有我们归真堂的熊吗? 张晓海(动物保护组织代表):没有,但是它的病因,它伤的原因是一模一样的。 柴静:她会想为什么矛头要指向我们这个?还没有证据声明我们企业确实虐待过黑熊? 张晓海:首先我不针对她,我针对整个产业。 柴静:那她可能会讲说你如果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拿出极端事例想要推翻这个行业的话都可以做到。 张晓海:它不极端。 柴静:为什么你说不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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