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梅英东（Michael Meyer）的新书「消失的老北京」在台湾举行新书发布会，成为奥运开幕前，北京当局大肆拆毁老房子，强迫原有的居民迁往外地的第一手历史见证。 二零零五年八月，梅英东在北京杨梅竹斜街的一座四合院租下一个房间。此后三年，他一方面在炭儿胡同小学当一名教授英语的志愿者教师；另一方面，作为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项目专员，他开始体验、採访老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生活，最后写成「消失的老北京」一书，在美国引起了广泛注意。 回顾过去，梅英东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的历史也是一部「拆」的大历史，从元朝到明清，从民国到中共建政后的工业化改造，无疑都伴随着拆和建。但梅英东见证的这一波拆迁，对北京伤害最深。因为它是以奥运、现代和发展之名，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房东的大娘、收破烂的老王、开小麵馆的刘家三口......「消失的老北京」纪录了一个一个生活在胡同裡的人的故事。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梅英东说：「我住在胡同裡，我认识我的邻居，知道他们的故事。对我来说，他们是北京活生生的文化遗产。」 体验了三年的胡同生活，梅英东再花了三年，研究了其它国家城市改造的历史。他认为，不管当年巴黎的奥斯曼男爵，或是纽约的罗伯特摩西，他们是以一个人的意志贯彻整个改造工程。但北京的改造没有这样一个人，只有一隻「无形巨手」。它只是拆除房子、画好新的规划图、贴出一张通知、清除规划中最后的障碍：人。 当然胡同的生活并不全然是美好的。梅英东曾经因为内急失控，而把四角内裤狠狠地扔在距离住处一百米外的公厕裡。他说，当时他心裡也曾出现一个小小的期盼：希望「无形巨手」在他所住的四合院外牆上画了一个「拆」字。但随后他终究意识到，一个「拆」字代表的，是专制美学和发展至上；到最后甚至可能沦为暴力驱逐。 但梅英东接受记者访问时，也提到中国其它地方，例如东北的几个城市在进行都市整建、规划时，不再强拆老建筑，跟着一窝蜂盲目地盖「新天地」、「前门大街」这种「假古董」。而是将原有的历史街区和生活机能，一併保留下来。例如哈尔滨，保留了中央大街漂亮的俄式建筑。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真的，真的东西才有价值。街上的商店，不是国际连锁精品、星巴客或ZARA，还有个体户经营的商店，卖冰淇淋、卖麵包、纪念品等，「这真是个好方法」。 梅英东强调，不仅游客想看到的是真实的历史，住在当地的居民也应该面对自己的历史。人们常说保护文化遗产，难道意思就是只是要保护老建筑老房子吗？或者，更应该是保护在这裡头生活的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潼发自台北的报道。

香港第四届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结果出炉，建制派候选人梁振英以689票当选，多个团体发起游行抗议小圈子选举，警方向示威者喷胡椒喷雾。落败的唐英年祝贺梁当选，并表示争取五年后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 Photo: RFA 图片:多个团体发起游行抗议小圈子选举 (示威者提供) 视频：人民力量在会场外抗议小圈子选举，要求一人一票选特首 (人民力量提供) 第四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在星期日举行，投票工作于中午11点结束，点票工作直到中午12点多。选举办公布有效票数为1132张，其中建制派候选人梁振英以689票当选，另一名建制派候选人唐英年获得了285名选委的支持，代表泛民主派参选的何俊仁也获得76票。 当选后的梁振英表示：我向七百万的香港市民作出庄严承诺，我上任之后香港市民今天拥有的自由与权力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今年58岁的梁振英在香港出生祖籍是山东威海人，他曾担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召集人，也参与过《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梁振英近年曾多次避谈对“六四”的看法及立场，前中共香港地下组织学友社主席梁慕娴在《我与香港地下党》一书中曾怀疑梁振英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她根据梁振英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而据北京当局规定此类职务必须是共产党员才能担任。但梁振英一再否认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 在投票、和点票期间会场多次出现抗议人士呼喊口号“打倒小圈子选举”在点票开箱验票时台下更出现一片喝倒彩的声音，点票期间，代表泛民的何俊仁并没有和另外两名建制派候选人上台参与监票，而是提前离场，在会场外抗议小圈子选举。 民间人权阵线与30多个团体周日一早游行到投票地点会展中心外示威，数百人占据马路，与警方对峙。 警方先后两次向示威者喷胡椒喷雾，工党主席李卓人遭警方喷射，他表示梁振英上台，代表「白色恐怖」的开始．我们将准备好，抗争到底，「迎狼而上」。 社会民主连线成员曾健成告诉本台记者：都是中联办在操控整场选举，猪做狼做并没有分别，狼就更加狠一点，之后对所有示威游行及抗争有打压无放过。 由于此次选举只由1200名选委投票未能代表700多万香港人的心声，在投票前夕民间发起“我要选特首”的活动。共二十二万二千九百九十人投票，其中十二万一千多人三个人投白票要求流选，比例高达五成半。 选举落败的唐英年与其竞选团队在会展见记者。有记者问他：想问下你输的原因是什么？ 唐英年：输的原因就是不够票，这是一个民主的程序，这是按照选举委员会委员们的选择，我是尊重他们的选择。他祝贺梁振英当选，并寄语梁未来五年用心执政，维护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多听民意及公平对待每一位市民，让香港为国家发挥独特的优势。 唐英年并说争取五年后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联合早报网专稿——联合早报记者明永昌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游秋萍博士认为，此次香港特首选举是历届特首选举当中最具争议的一次。这不仅体现在口水战的激烈程度以及丑闻的频密揭发，也包括选举的小圈子性质，引发外界质疑香港的政治领导人选拔，是完全按照北京当局的意愿，以及出于候选人各自代表的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 　　游秋萍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过去两天举行的民意投票显示，超过22万香港人当中有超过一半不支持三名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个。更早的民调则显示港人可以接受选举流选。 　　游秋萍认为，虽然民调如此，但新特首依然能够在这样一次小圈子选举中顺利产生，说明本次选举完全无视普通香港市民的意愿。 　　选举结果也意味梁振英成为香港回归后以最低民望上任的特首。梁振英在特首选举前夕，民调支持度只有35%。相比之下，前两任特首董建华和曾荫权上任时，民意支持都高达60%至80%。游秋萍以“一开始就是只跛脚鸭”来形容梁振英当选，认为他今后在赢取大部分港人支持和治理香港方面将面对巨大困难。 　　游秋萍认为，建制派的分裂也将加剧新特首治港的难度。梁振英在上任后筹组管治团队或不得不寻求中联办的帮助，而这将进一步损害“一国两制”下，“港人治港”的原则。 　　此外，有些人还担心，梁振英对于异议和批评的容忍度较低，香港的公民自由可能会因此受损。 　　另外，也有人担心，此次特首选举偏离北京预期，中国当局对于香港在2017年实行普选可能会再三考虑。

 2012年 3月 22日 美专家：华为难撇共党原罪 记者: 黄耀毅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北京商店里销售华为的网络产品（资料照） 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华为公司屡次在进军美国市场受阻，部分原因是因为华为出身于一党专政、缺乏法治，并且对于电信业严格掌控的中国。而为了能顺利进入美国，华为公司正在试图撇清与中国的关系。 虽然奥巴马政府希望吸引更多外国公司到美国投资，但包括奥巴马总统以及共和党参议员沃尔夫（Frank Wolf）等，都否决或反对中国的华为公司在美国直接投资。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发表了一份有关于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报告《电信与华为难题：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撰写这份报告的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虽然认为，只要华为能够消除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与网络安全的疑虑，就应当考虑让华为在美国投资，但于3月22号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讨会当中，巴菲尔德也指出，华为与中国政府以及人民解放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举智库兰德公司2005年的研究说明：“兰德公司的研究提出中国的‘数码三角’，一方是人民解放军，一方是研究机构，第三方则是国营或私有企业，这三方有着紧密关联，有着某种协同关系。而这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对于华为在1999年之后这十年的发展，就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很明显的，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操纵了电信产业。” 美国之音 黄耀毅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巴菲尔德 巴菲尔德认为，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电信产业不只是经济上的最高优先，也是国防与安全的最高优先。巴菲尔德也提到，华为若要成功对美国投资，也必须解决其大幅接受中国政府帮助造成不公平竞争的事实，例如中国银行对华为提供的出口信贷，他说：“就我所知，华为得到了10亿美元，但这笔钱并不是流向华为，而是给予他们的客户，而我认为这就是华为以及其他（中国）公司之所有能够确保跟客户签约的原因之一。”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2004年同意向华为的客户提供100亿美元信贷额度，到了2009年更提升到300亿美元。巴西最大的固话运营商TeleNorte首席财务官亚利克斯.佐尔尼格（Alex Zornig）也在2011年4月表示，该公司采购网络设备时，华为的出价具有明显优势，因为华为的合同能够让Tele Norte接触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3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 美国之音 黄耀毅 华为美国分公司对外事务副总裁普朗默 *华为想撇清与中国关系* 华为公司华盛顿分公司的对外事务副总裁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则表示，华为的资金不是只有来自中国的银行，华为员工有购买公司股票的选择权，华为也与30家国际主要商业银行有往来，如花旗银行等。他并且认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或是中国银行给予华为的出口信贷，对于华为的生意是微不足道的，他说：“从2005直到今年初，我们在全球做了超过140亿美元的生意，当中只有5、6亿美元是与中国开发银行或中国银行，或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华为客户进行信贷有相关，这是个微不足道的比率。” 不过普拉默提供的数据，与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华为公司美国董事长胡厚昆所说的数据不同。根据中国金融网站《中金在线》2011年4月25号的报导，胡厚昆在当年2月表示，直到2011年2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华为客户累积贷款100亿美元。 而且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在2011年11月的《中国金融杂志》当中更强调开行是华为进军国际的后盾，他说：“在开行的支持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从20年前名不见经传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全球顶尖电信制造商，市场份额分别为世界第2位和第5位。” 美国之音 黄耀毅 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史剑道 *中国政府的手伸进企业造原罪*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员史剑道认为，表面上公司结构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能够主宰中国企业的走向。他说：“我不在乎公司所有权架构，在这房间里的某些人，包括我在内，是某些公司的董事，而该公司可能偏爱法国，而这与公司所有权完全无关。虽然有人会反对，但我要用国营企业来称呼。没错，公司所有权是被争论的，你可以说被控制、被导向，也可以说是在一党专政且没有法治的国家当中存在的公司。” 史剑道举中国联通为例子。原本的中国联通在创业之时的1990年代末可算是私有公司，但2008年在北京当局介入下，被拆开出售与合并。他说这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将电信业当成战略的一部分，所以对于电信业者强加控管，而华为也不例外。 史剑道认为，产业界人士在讨论中国企业投资案的时候，经常忽略到不同政府的立场，他说：“许多国会议员谈论的中国企业行为，公平的来说，也可以运用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上面。不同的地方是，在中国没有法治能够保护企业免受政府滋扰。所以当政府告诉你要做什么，你要不是照着办，要不就是跟中国联通一样下场。” *华为不是中国企业？* 华为美国分公司对外事务副总裁普拉默则更进一步的疏远华为与中国的关系，他说：“并无法国公司、中国电信商之分。思科、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艾立信、华为、中兴通讯，我们都是全球企业，我们都是跨国电信商。” 不过史剑道认为，中国官员不会同意这种说法：“没错，我认为华为背负了原罪。国际化的公司与国际公司是不相同的。说华为不是中国公司，根本就是胡言乱语，说中兴通讯不是中国公司，也根本是完全胡扯。如果你有任何疑虑，我建议你去问问中国官员，他们会纠正你。” 史剑道强调，不开放华为，不代表反对中国资金，华为只是某一个产业当中的某一家公司罢了。他赞成中国其他的产业到美国进行投资，例如开采美国丰富的矿藏等等，但在现阶段，受到中国政府扶植的中国电信业，背负着原罪以及中国政府的战略考量，并不适宜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