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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在《今天》杂志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作者: 徐晓   来源:布谷在歌唱 (感谢徐晓老师授权发表这篇演讲,文章虽短,但力透纸背,充满洞见和自我批判的勇气。) 四十年,几乎是每个人一生中最有效的全部时间。在这期间,我们送走了赵一凡、顾城、周郿英、史铁生、刘羽、刘迪、陶家楷、张枣、甘铁生,就在今天上午,又为诗人孟浪送行。他们的离世给我们留下难以平复的伤痛。在此,首先让我们一起向我们的兄弟和朋友致以最深情的哀悼! 徐晓老师在发言...

北岛|手抄《回答》《六月》纪念六四

2017年6月4日,诗人北岛于香港手书自己的两篇作品《回答》及《六月》(文本附后)。 他本人同意在媒体公开发表。     北岛是中国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认为是当今影响最大,也最受国际承认的中国诗人。他的《回答》及其他诗歌影响了一代人,是“六四”运动中被朗诵最多的诗歌之一。  ...

禁忌游戏|北岛《证人高尔泰》被删改部分

端午假期,仍旧加班。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住处。想到这微信公号这段时间少更新,咬咬牙,再开电脑,对照昔日潦草的笔记本,一个一个字录入。《证人高尔泰》收录于《蓝房子》一书,简体版该书好几篇文章,涉及删改。现在仅就其中的《证人高尔泰》,作删改对比,同时附上原文。回头得空,会将其他几篇敲录,放上来。因遭遇敏感字符,微信无法保存,故仍以图片形式呈现。。

法广|居港大陆诗人北岛夺金花环奖桂冠成下届诺贝尔奖热门

因支持1989年民主运动而流亡海外的大陆诗人北岛,获得一项备受国际诗坛重视的大奖,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带来更大的声势。 在北京出生的北岛,自从2007年便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他是继1998年绿原之后,另一个大陆诗人夺得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花环奖桂冠。...

雾满拦江:你以为这是道德问题,你错了

01 三年前,小朋友兜兜,上小学一年级。他报名参加了诗朗诵比赛,老师分配给他一首诗:《假如我是一支粉笔》: 假如 我是粉笔 我会很乐意 牺牲自己 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 让同学在黑板上画画...

傅国涌 | 转帖: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

转帖: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 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本届人文学院的管理团队任满三年,履行了该做的工作,维系了人文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教工、学生人人平安,这便足以令人欣慰。至于体制所看重的各种业绩、评价,皆过眼云烟,不值得多提了。如果说,这几年里有什么没干好的事,无论是校方有看法,还是教师学生有意见,都由我来承担了。就各位对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海涵,亦心存温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回到自己所眷恋的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   六年半讲了无数次话,多是随意发挥,也没什么主题,这最后一次,我想了个题目:《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此次卸任,也是我自1970年元月参加工作历40年之后,从体制退出,虽然还要教几年书,但从内心里是抛开体制了。   这一段讲讲我为什么不愿意续聘连任院长了。   我这辈人,不幸中也有幸,生活于文化大颠覆又艰难重建的时代,经历、看到了寻常时代所无以体会的东西。这时就想做点学问上的事,于是去考大学。听课时又发现高校教师的所讲所做似为“体制化”宣传工具,说来说去离不开个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令人失望。此刻幸而又幸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是一位守望民国学术风格的老学究,在他的鼓励下,我读书的范围主要是文献和**学者的著作,陈寅恪、钱穆等,研究生的课程又让我认识并喜欢上了玄学的率真、自由与逍遥。             但还有个话在我的命运中起作用:时势比人强,人算不如天算。时代变迁中,大潮也会席卷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打开了国家的封闭状态,一线生机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兴奋,看到希望于其中,我也不例外。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投身于温州现象调查、个私经济研究,为艰难起步的民营经济张目。1988年写了“温州社会二元结构的社会学思考”,入选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算是个国家奖。   到1992年,《学习与思考》主编要退休,社科院领导让我接任。他们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了,思想又解放了。结果还是任命了。当场我就想起杨绛在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的一句话,说钟书“被人捉将官里去也”。好在我内心未将此职当作什么官,主编也和我当这个院长一样,无非是个做事情的平台而已。并且,我的理念很清楚,在体制内掌管一块地盘,一不当体制的工具,为之增添什么政绩,不在乎领导评价;二不为个人经营体制里的名、利、官;三从自已的良心和是非出发,自觉抵制、消解体制中的假大空痼疾。   当时《学习与思考》是省级理论刊物,省委领导、军队将领经常在上面发文章,被看成是认识、接近高层领导的最佳位置之一,不少人为我支招。我呢,则反其道而行,要办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一段时间后,这些领导逐步出局,代之以王元化、杜维明、成中英等。那阵的形势似乎还能往前走,我也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将刊物名更为《观察与思考》,并设计、推出了具有鲜明写真与批判色彩的系列主题:被接待的中国人、吸烟的中国人等等。浙江新闻界一片惊呼。要离开《观察与思考》时,不少人劝,多好的位置,风光自在,可进可退。但我的理想是办讲真话的刊物,如实现不了,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吾不为也。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王充传》完成。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 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 。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ZF、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ZF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   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   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   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   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   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Co-China周刊 | 吴澧:美国诗歌月,老杜风骚年

“ 我国传统是 ‘ 诗言志 ’ ,诗人常常在诗里高调自我标榜:我忧国忧民啊我怀才见弃啊我有弥天大愁。这是屈原和李白的强项,杜甫和苏轼也不遑多让,不过李、苏相对洒脱。但诗歌在传统里又有人际交流功能,赠诗也是表示友情,有些诗人也会写成与人对话。 ”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第二年,俄英双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原为苏联诗人,当时流亡美国)应邀去欧洲一家书展演讲。他提了一个微妙问题:书海无涯,人生苦短,所以书要挑好的读,但你怎么知道哪些是好书?自我摸索,自养品味?只怕费了老大力气,到死还捧着《于丹〈论语〉心得》。相信专家推荐?你怎么知道那些嵬峨专家真有眼光?   布罗茨基说:其实有一条捷径,保证你养成读书好品味。——老农补充:而且有中学程度就够了。捷径在哪里?估计读这博客的聪明网友已经猜到:吟诗。   布罗茨基认为,这条捷径,其实是通向文字好品味的唯一道路。花一个暑假,把百年来最著名母语诗人通读一遍。他建议留点距离,读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也就五、六本集子。诗是纪律严格的散文训练师,丰富而强烈的感情,被压缩在精练形式中。读过几家名诗人,再拿起一本书来,翻了两页,那书啪的掉地上了。要是仍然读得下去,布罗茨基称作者必有可观之处。   然后布罗茨基一语一语地建议:如果母语是英语,就读罗伯特·佛洛斯特、汤姆斯·哈代、YB·叶芝、TS·艾略特和WH·奥登等;如果是法语,就读谁谁;西班牙语又读谁谁,等等。大概因为是欧洲的书展,布罗茨基没有提到中文。他老先生已经在1996年去世,这一缺憾,只能由老农来填补啦。   但这里有个困难。布罗茨基是在1988年作的演讲,当时,中国当代诗歌在西方已有翻译出版。据说,他觉得这些诗独创性不够。我们读北岛三十余年前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至今共鸣强烈。只是本文还是梦回前朝吧,一则尊重逝者,二则古诗训练文字,确实纪律更严格。   如果在古诗人里选一个最伟大的,按红朝习性,李白派和杜甫派肯定打内战,那就要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如果选十个最伟大的,估计后面几把椅子也会吵得不可开交,仅次于 1  争执局肠胃卡位战。不过,要是只选五位,大部分人应该能够接受右边名单: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   在这美国诗歌月(四月)里,这几位古诗人,特别值得读一读。   老农中学程度,从中学语文课本看,陶渊明似乎不及白居易——教师讲《琵琶行》肯定更有发挥。但行家对陶渊明评价很高。朱光潜先生说:“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扩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叶嘉莹先生进一步强调这个“醇”字:“在中国所有的旧诗人中,如果以人与诗之质地的真淳莹澈而言,自当推陶渊明为第一位作者”。海外汉学家里,陶渊明也很受重视。近几年来,美国汉学界三位新星,田晓菲、田菱(Wendy Swartz)和罗伯特·阿什莫尔(Robert Ashmore),各写了一部陶渊明专著(三人姓名按出书顺序排列)。阿什莫尔那本前年刚出版。   海外汉学家的著作,版本整理和字词源流的工夫下得很细。要论对细节的注意,农业民族确实不如工业民族。不过他们的结论,有时令 2  阿中中忍俊不禁。陶渊明思想的主流是儒家。当他写下“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怀古田舍》二首之二)这样的句子时,他不但是援引古老的权威,同时也在挑战读者对典籍的理解,从而阅读过程也是某种文化趣味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文成语“以文会友”就是这意思嘛。对诗,行酒令,猜谜,里面典故一大堆。能听懂的是朋友,听不懂则是伧夫白丁。中国文人历来如此。笨笨老农要算识相低调了,也经常宣称读农文必须具备中学程度呢。   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方面,喜爱陶渊明的读者,都应该为陶诗在美国汉学界大放异彩而大声喝彩。   说起来,老农喜爱陶渊明,或许潜意识里有阶级偏见的影响。五大诗人里,只有陶渊明是老农啊!“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田园居》五首之三)——真正是鸡鸣干到满天星。“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田园居》五首之二)——农话之外,全是杂言废话。试跟杜甫比比:老农好意请他喝酒,“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他却说老农“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称赞成都府尹、剑南节度使严武是农家低贱眼睛从未见过的好官。然后杜甫把诗寄给严武讨赏钱去了。   虽有阶级亲,今年恰逢老杜诞辰一千三百周年,纪念这位伟大诗人,今天不读陶诗读杜诗。   (嗬哟,擦汗。拐了这个大个弯儿,才转到正主儿。老农啊,您下回再这么绕圈子吹牛,能不能扛张床来,让累了的读者打个盹?)   当盛唐的诗人,按文学史常规要造上一代的反、要改变隋末和初唐的靡丽纤巧诗风时,他们找到的历史典范,陶渊明正是其一。他影响了王维、杜甫等盛唐诗人,这些诗人又影响了此后所有的诗人。只是中国人历来官本位,陶渊明仅在家乡附近彭泽县做了八十天县令,即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晋书·陶潜传》)而辞官,后世却一直“尊称”他为“陶彭泽”、“陶令”,真真令人气结。杜甫也是如此“尊重”陶渊明的。要到晚年,到了“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境界,他才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觉得自己可以和陶渊明、谢灵运平起平坐谈诗论道了。不过,老杜最得陶诗神韵一首诗,选入《唐诗三百首》的《赠卫八处士》,却是写在中年。   赠卫八处士 杜 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清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这首诗“古趣盎然,少陵别调”。这个杜甫之前的“古”,愚意以为,大概落实在陶渊明身上。   《赠卫八处士》作于肃宗乾元二年(759),是年老杜四十七岁。上一年,杜甫因上疏反对房琯罢相,自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房琯本是朝中重臣。安史之乱,他携玄宗圣旨从四川至(宁夏)灵武,册封太子李亨为帝,即肃宗。但他率兵反攻长安,食古不化,学战国用牛拉战车。对方举火一吓,人畜大乱,官军大败。杜甫有《悲陈陶》诗悼此战:“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房琯应被追责。但战乱兼贬职,老杜心情可想而知。他从洛阳回华州,途中拜访了旧友卫八处士。这是整首诗的背景。   我国传统是“诗言志”,诗人常常在诗里高调自我标榜:我忧国忧民啊我怀才见弃啊我有弥天大愁。这是屈原和李白的强项,杜甫和苏轼也不遑多让,不过李、苏相对洒脱。但诗歌在传统里又有人际交流功能,赠诗也是表示友情,有些诗人也会写成与人对话。陶渊明的五言诗,有着特别强烈的直诉读者之感。这一修辞特色,英语文学评论称之为 apostrophe (呼语)。这是希腊词根的术语,原意指演讲者的言辞从面对观众转为面对某一个体,比如,向上苍神祗呼吁。诗人自我标榜,读者需要换位思考,将自己代入诗人的角色,才能比较深刻地体会诗人情绪。直诉读者,诗人则似乎扛了一张床来,让读者斜躺着聆听,心理上就觉得很亲切。《赠卫八处士》正是这样一首诗。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念 shēn)商两星,一星升则一星沉,彼此不照面。古诗中运用,常有前密后疏对照之意。如蔡琰《胡笳十八拍》:“子母分离兮意难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参”;又如曹植《种葛篇》:“昔为同池鱼,今若商与参”。老杜说,昔日的朋友,一旦因某种原因分离,动辄就有如参与商,再也见不着面了。今夜之后,不知何时方能再次“共此灯烛光”?何况我们都老了,说起旧日交游,一半已经去世,还剩多少时间留给再次相遇的机会?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这两句很逗,下句天真地颠覆了上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称“稚子候门”为载欣载奔回家时的一大乐。小孩子该来开门的。但父执是父亲之友,是长辈,《礼记·曲礼》曰:“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旧规矩敬父亲之友如敬父(现在当然是孩子躲在自己房里玩手机,管他来的什么客人)。处士为隐逸者,大概平时很少有杜甫这样的朋友,小孩子就忍不住好奇心了,很不敬地张嘴先问。处士或许觉得孩子坏了礼貌,“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端盘子去,别打岔,大人有一大堆话要讲呢。仔细想来,visualize 一下,这场景里有很多童趣,很多慈爱。   有评家曾指出,孩子对话和接着的晚餐,很有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味道:桃花源里的人们不论老幼,“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注意杜甫诗中也用了“怡然”两字。   处士家的日子很简单,“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诗中未提处士之妻,杜甫还是第一次见到她,确实不熟,但饭菜自然是她做的。菜是春天头茬韭菜,带着雨中割来的新鲜,大概就吃在当今四月的时候。饭是大米混小米。“间”为揉合之意。“黄粱”为黄色小米,那时指香味特浓的一个品种。食物虽然简单,在这战乱时期,却有着难得的安宁家庭的温馨自然。   朱光潜先生说的杜甫“扩大多变化”,通常理解为老杜善写各种题材并善用各种体裁。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指出,杜甫和那些习惯于一诗一情绪的同辈诗人不同,他能够“轻易”地在一诗之中转换情绪。《赠卫八处士》的头尾都很沉重,这中间几句却带着欢快,甚至有点幽默。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云:“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漫长冬日终于过去,春天就着头茬新菜喝酒,本是乡村隐逸之大乐。但杜甫和处士在当时大背景下,难免心事重重。“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虽说这酒,大概如陶渊明所言,“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仅是度数不高的米酒,“秫”在这里指酿酒的粘稻。但连喝十杯(当然,对古诗里的数学不能太认真)而不醉,可见情绪很亢奋,也不完全是容易喝醉的借酒浇愁。家国之忧,偶遇之喜,离别之痛,统统交织在一起了。   结尾回到开头的感慨,“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明天,诗人就要向西翻越华山。但将要隔着这对朋友的,又岂止一座华岳?该年秋天,杜甫就要南下入蜀,自此长别中原。诗人在处士家的温柔烛光里,还料不到今后茫茫行程,却已一语成谶,从此永为参商。   这首诗,至今读来,浅显而不需注解。即使不知“参商”、“黄梁”之意,网上一查,就能解决。这卫八处士,不知何人,想来也跟老农差不多。要说没文化,倒不是,也算吟诗识字;要说有文化,更不是,中学程度而已。至多是英文碰巧有英国中学程度,可以去布罗茨基那里借点牛皮。所以杜甫不能跟处士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奔走献诗。隐逸之人,对朝廷的事,也许不那么关心,所以杜甫不必讲“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那些贼军攻陷长安时的经历。去除了这些惯常内容,换个人,大概就要笔下枯槁。但杜甫毕竟是集大成的天才诗人,他居然能干脆退到质朴平易,写了一首直诉读者的陶式直白,写出了突破己规的“少陵别调”。   不能说这首诗里挑战读者理解典籍之处一点没有,但伧夫白丁应该也能被《赠卫八处士》所打动。毕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唐代市民社会的发达,文学观将发生相应变化。杜甫之后某一天,白居易将在《与元九书》中得意宣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剥去旧时代读书人所关心的朝廷和政治,《赠卫八处士》只谈友情。这古老农业社会的友情,今日已经显得神秘。没有燕窝鱼翅的奢华,没有礼品红包的润滑,没有卡拉OK的喧哗,没有意识形态的粘结或分化,两个早已过了天真少壮之时的中年人,怎么可能?   这是一种逝去的人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卫八处士,千载相知。   此诗吟毕,真的很多书可以抛掉了。   (吴澧,旅美学者。原文链接: http :// wuli . blog . caixin . com / archives /39499 )     【拓展阅读】   我体内的魔鬼   茨维塔耶娃   我体内的魔鬼没有死去, 他活着,活得很好。 在肉体中仿佛在监禁中, 在自我中好似身处单人牢房,   世界不过是在高墙之内。 出口由刀斧组成。 (“整个世界就是个舞台,” 演员夸夸其谈。)   那个蹒跚的小丑 不是个爱开玩笑的人: 在肉体中仿佛享有荣耀, 在肉体中好似身穿官制袍服。   愿你活到永恒! 珍惜你的寿命。 唯独骨子里的诗人 如同生活在谎言中。   不,我雄辩的兄弟, 我们已不会有多少趣事。 在肉体中就像身披 父亲的睡服   我们配得上更好的事物。 我们枯萎在温情中。 在肉体内如同圈进牛栏, 在自我中好似身处锅炉。   奇迹在消逝 我们不去认领。 在肉体中仿佛落进沼泽。 在肉体中好似埋入地窖。   在肉体内仿佛就是在最遥远的 流放中。它在枯萎。 在肉体内如同身陷一个秘密。 在肉体内就仿佛卡在一张   铁面具的钳中。   (绿豆 译)     人,诗意的栖居   荷尔德林   当生命充满艰辛,人 或许会仰天倾诉:我就欲如此这般? 诚然。只要良善纯真尚与心灵同在, 人就会不再尤怨地用神性度测自身。 神莫测而不可知?神如苍天彰明昭著? 我宁愿相信后者。神本人的尺规。 劬劳功烈,然而诗意地, 人栖居在大地上。 我是否可以这般斗胆放言, 那满缀星辰的夜影, 要比称为神明影像的人 更为明澈洁纯?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Dashan 译)

Co-China周刊 | 林贤治:诗歌运动:从新民歌到天安门诗歌

“ 奥尔特加在《群众起义》一书中写道:精神自由可以由它分裂传统整体思想的能力来衡量。可以认为,只要传统思想完美无缺,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社会仍然处于封闭自足的状态,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个人按照他者的逻辑思考和行动,就没有精神自由。丧失自由精神,个人不成其为个人,社会不成其为社会,诗歌自然也不成其为诗歌。 ”   所谓诗歌运动,从本来意义上说是诗歌内部的运动,虽然运动未必都很纯粹,但诗人无疑是其中的参与者,动力则来源于艺术观念的变化,至于影响,一般来说没有超出文学界。中国的诗歌运动,明显地属于政治运动,因此,规模也就大得多;但是,奇特的地方在于没有诗人参加,没有社团、主义和流派的冲突,却有诗歌的产生。不能说,这样的诗歌运动对诗人的写作没有影响,而主要的影响,则是社会性的。 五十年来,中国有过两次大型的诗歌运动:一次是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运动”;一次是文革后期的“四五运动”。是诗歌,以暴风雪般的气势席卷天安门广场,成为运动的重要的标志。 “新民歌运动”是一次由官方组织的运动;作为政治任务,由不同的行政区域按一定的定额指标进行动员、编写、收集和完成。运动带有明确的政治功利性、计划性、群众性,追求最大数量,称“百万诗歌运动”。对此,徐迟在《〈1958年诗选〉序言》中作了如下描述:“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皆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为万首诗的兵营。”“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部动手写诗;全部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文艺界的两大头领郭沫若和周扬——他们早在三十年代”国防文学”的大纛之下即已进行合作——合编了一种新民歌选本,名为《红旗歌谣》,并称之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 跃进歌声飞满天, 歌成海洋诗成山。 太白斗酒诗百篇, 农民只需半杆烟。   新民歌虽然数量惊人,主题却十分狭窄,色调也很单一。一部《红旗歌谣》全属颂歌,其中“党的颂歌”基本上是歌颂领袖个人的。《党是眼珠子》超出一般颂歌的范围,隐含语言的暴力:“党是眼珠子,/社是命根子,/破坏党和社,/小心脑瓜子。”《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作为阶级斗争理论的通俗版,得到广泛的传播:“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时代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领袖颂歌过分渲染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类乎传统臣民感戴“天王圣明”,明显宣扬恩赐观点,与《国际歌》反对救世主的观点是对立的。《过时的皇历怎么能用》:“世间什么人最亲呢?/老话说:只有爹娘最亲。/哟,过时的皇历怎么能用呢?/爹娘怎能比得上毛主席亲呵!”《太阳照暖了草原》:“啊!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你就是我们心上的太阳。/把一生吃过的东西都忘了,/也忘不了母亲的奶汁;/把一生听过的话全忘了,/也忘不了毛泽东的恩情。”《公社好比一只船》:“公社好比一只船,/东风鼓起船上帆,/舵手是咱毛主席,/赶船的人六万万。”舵手的比喻后来变得家喻户晓,有一首名叫《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简直成了圣诗,在文革中是天天颂唱的。大部分的颂歌,展现工农兵的雄姿和大跃进的战果,如《干劲真是大》:“干劲真是大,/碰天天要破,/跺地地要塌,/海洋能驯服,/大海能搬家,/天塌社员补,/地裂社员衲,/党的好领导,/集体力量大。”《打铁汉》:“打铁汉,干得欢,/指标插翅向上翻,/革命热情红似火,/一天打出一座山。”其实,其中鼓吹的惟是藐视科学,违反自然,一味蛮干的愚味与疯狂。《青烟直上九重霄》是歌唱大炼钢铁的:“炼铁炉,高又高,/青烟直上九重霄,/玉皇高叫受不住,/众神熏得眼泪抛。”《稻堆》是歌唱农业大丰收的:“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这种夸诞的手法的确极富诗意,却与当时不切实际的号召,以及嚣张一时的浮夸风正相呼应。《拒马河,靠山坡》:“拒马河,靠山坡,/弯弯曲曲绕村过;/河里流得金银水,/人们过得好生活。”《天上怎能比人间》:“人间掀起大跃进,/天上怎能比人间!”《人民公社是金桥》:“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人民公社是一种兵营式的生活,一种以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取代日常生活的生活,一种供给制半供给制的生活,缺衣少粮的生活,一种没有自由选择的生活,在新民歌里,却被美化成为天堂般的生活了! 新民歌的所谓“新”,一是意识形态化;二是制造的,而非创造的,有一个先验的结构;三在格式音韵方面,基本沿袭了过去民歌中的五七言体,隔行押韵,但也时有突破,不守旧制,理由并非出于形式上的革新或解放,倒是因为思想表达和宣传的需要,故而口号化了。新民歌不同旧民歌,它们无需经过内心的酝酿,是非心灵化的产物。   如果要寻绎新民歌的源头,可以上溯二十年代井冈山等“老区”的“革命民歌”,但是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的是,革命民歌是自发的,表达的是官逼民反的原始愿望,虽然歌唱的是“革命”的内容,却并没有将革命仪式化。将民歌作目的论式的处理,严格说来,是在延安整风,尤其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其中如对“民族形式”的强调,对通俗文化以及普及工作的提倡,对民间——传统的精神形式的崇尚,把文艺和文化问题政治化,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可以说,新民歌与延安文艺是一个文化连续体。在两个时段的联系中,我们看到,某种文化偏见,最后怎样发展成为现代迷信。葛兰西在他的文化霸权理论中指出,一定社会集团的无上权力,是通过两种途径表现的:一是直接的统治,二是知识上和道德上的领导地位。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实行中央集权和等级统治是历史的必然,反映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权威主义。人民公社试图超越历史的局限,将国家和社会的传统边界打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事实证明,所有这些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构想,不过是权威主义的产物,是心造的幻影、反面乌托邦。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通过实地考察,认为美国的民主精神是由它在历史上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培育出来的,同时表明,民情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人民公社从内部结构来说是反自治的,反民主的,其中“人民”的概念实际上被抽空了,惟余“公社”这个有如奥威尔描述的大玻璃房的毫无遮蔽的空间。在这里,只有权威的声音,从高层直达基层;基层的声音,仅仅是一个回声,由于思想的直接灌输所造成的零距离,结果与原来的声音相叠合,使之变得更宏大了。所以说,“新民歌”并非民歌,表达的并非民情,而是权威的意志。在新民歌运动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其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其实是一种独家制造的精神兴奋剂;而现实主义加上“革命”的限制,已不复反映现实,所谓“相结合”只是借后者完成对前者的改造而已。《哈姆雷特》台词:“使动作与台词同步,说到做到。”由是我们看到,从现实世界到新民歌世界,到处充斥着非理性、昏乱、疯狂。“革命浪漫主义”从此独步天下。 文艺从“为工农兵而创作”发展到工农兵成为创作主体,这就是新民歌运动的成就。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它是唯中心主义的,排他主义的,吸附了当代几乎所有诗人的注意力。新民歌成为写作的一种范式,受到茅盾、老舍、萧三等著名的作家和诗人的一致吹嘘,郭沫若带头仿作,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在1958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首诗,讴歌繁昌县粮食亩产卫星:“刚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过了一周,又发表《笔和现实》一文,说拟将诗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他补充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确实证明,我们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田间、李季、阮章竞等等,都纷纷赶赴农村人民公社或工厂油田中去,练习用新民歌体写诗。接着,《诗刊》开展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提出学习新民歌,“开一代诗风”的要求。像艾青一样的自由诗,所谓“洋腔洋调”受到普遍的抵制;而土生土长的工农诗人,则像“揠苗助长”的寓言说的那样,在一个早上被大量培植出来。对于泯灭诗人的个性和才能来说,新民歌运动形成了一个新的环境,一种工具性条件;实际上,它是一个夷平运动,取消主义运动。在运动中,诗人不是精神环境的批判者和革新者,而是一样的废料制造者;换一个角度看,当然也未尝不可以称作环境的牺牲者。 关于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学,马雅可夫斯基评论说:“很遗憾,只是没有诗人。”当时的诗歌流派和作品其实颇不少,大约在他看来,以独立的个性同环境相抗衡,而忠实于时代情绪的表达者却没有出现。但是,对于一个健康的民族,或是正常的时代来说,诗人的出现不会是个别的人物,而是巨大的族群。所以,马雅可夫斯基的后继者布罗茨基有这样总结性的话:“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面对“三面红旗”的废墟,毛泽东无暇驻足,而决心抛离他的战友,继续策马前进。1966年,他断然宣告:“史无前例”的革命开始了! 毛泽东一面牢牢掌握军队,一面组织“中央文革小组”,从批判一出历史戏入手,向侧翼发起进攻。六十年代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由毛泽东的精心设计,确实带有作为一位天才战略家的鲜明的个人印记:一,发动“红卫兵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二,有政府的无政府主义;三,以文化蚕食政治,复以政治吞并文化;四,发掘传统文化,讲究战略战术,包括帝王权术如“清君侧”之类,使之为现实斗争服务。一代红卫兵,喂狼奶长大的单纯、褊狭、粗暴的青少年人,成为时代的骄子。他们以当然的“接班人”自居,一律穿戴绿军装,紧跟“最高统帅”闹革命,任务是“誓死捍卫”,武器是“小红书”,口号是“造反有理”,斗争目标是“走资派”、“反动权威”、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频频挥手,多次接见红卫兵,号召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意气风发,到处串联,兵团林立,从文斗到武斗,挟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领袖,再度大手一挥,上千万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从此偃旗息鼓,退向历史的角落。 1  宣传队进驻大学,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重建党组织。至此,无序的状态于是结束。是年12月,毛泽东发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至1970年底,共约5400万青年远赴农村,或辽远的边区。当年,这群年轻的哥伦布为梦想所召引,寻找革命的“新大陆”,结果被遣散到一块又一块孤离而贫瘠的土地上去,过起“流放者”的生活。 大约人类社会也同物理世界一样,存在一个共同的“场”,或是相当于声学的共振现象那样,在不同的区域和人群中出现类同的事件,彼此孤离,或互相影响。整个六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类似中国红卫兵运动的文化反叛或社会反叛运动的发生,而主角都是青年学生。六十年代初在美国,1968年在墨西哥、巴黎、伦敦、布拉格、西柏林等地都有大学生闹事,尤以巴黎的“五月风暴”为著名,引发近千万工人大罢工,许多知识界的名流也都卷入其中,影响至为深远。曼海姆把这一代青年称为“六十年代人”,这种同代性,把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连成一道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民族的差异,在这些同为行动主义者的具有共同反对性身份的青年身上,毕竟显示出很不相同的色彩。就拿美国和法国的学生运动同红卫兵运动做比较,前者发生于后工业社会,社会学家又称为“民主社会”;后者则发生在前工业社会或半工业社会,一个对资产阶级继续实行专政的国家。欧美学生的运动是自发的,是基于个人信仰之上的自主、自治、自决的耦合体;红卫兵运动是策动的产物,反对小权威而服从大权威,是组织紧密的集体,行动一致的一头怪兽。无所谓个人信仰,连信仰也是公共的,所以容易采取统一性行动,被利用为夺权的工具。欧美学生是反体制的,反政府扩张和官僚政治的,反对任何权威的;红卫兵运动则被引导到反个人、反路线上面,根本不触犯体制。巴黎“五月风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但本质上是西方政治文化条件的产物,因此,学生斗争的目标是争取更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实现民主理想,维护个人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权利。美国两大学生团体之一SDS还直接关注生活的质量,《休伦港宣言》即包含了一些超越政治的内容,而关于生活质量和文化方面的条款则包括如何将新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与现行的生活方式相结合,以及对新形式的个人关系的期望。在法国,“五月风暴”前夕,巴黎学生就提出了“全人”的概念,在一张不具名的大字报中写道:“在一个奶蜜的世界里,1968的年轻欧洲人想要当——一个全人(unhommetotal)。”红卫兵运动根本不存在这些内容,整个运动是反人道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这些年青人醉心于运动本身而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也不屑于可以导致“和平演变”的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在当时,“穷过渡”理论的宣传是颇为深入的。由于运动性质和方向的变异,欧美学生运动明显地有助于克服西方社会的危机,导致进一步的民主化,经济福利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法国社会学家杜兰将运动称之为“文化解放”。相反,中国的运动则导致更大限度的文化封闭、专制和虐杀。 当红卫兵运动行将消亡之时,即着手“清理阶级队伍”,几年之后,继而进行“一打三反”运动,借此消除异端。1971年,林彪摔死温都尔汗,政局为一个后来被号称为“四人帮”的政治集团所左右。此时,不但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人们的物质生活每况愈下,政治禁锢尤为严酷。死于自杀的情况,多发生在运动早期,滥杀在中期,像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延至后期,甚至在1976年以后被合法杀害的,于此可见政治高压之一斑。文革十年,精神生活贫乏至极,全国只余“一个作家八个戏”。总理周恩来在四次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可以预见,在如此政局的支配下,只能成为泡影。 1968年以后,红卫兵一变而为“知青”,从波峰顿然陷落谷底,由一个运动的加害人成为另一个运动的受害人,叱咤风云的行动者成为无所作为的守望者。命运的巨大落差将严峻的思考,深深锲入一代人的年轮,后来的研究者以代性为他们命名,就叫“68年人”。以中国广大农村的贫困和落后,由知青以“上山下乡”的方式引进现代文化知识和都市文明,对于改造社会来说,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置;而对于青年一代了解乡土中国,或从历练人生的角度来说,也都不无好处的罢?问题是,行动本身带有一种强迫、驱逐的性质,而非上世纪初五四新青年的“到民间去”那样一种自由选择。作为“政治移民”,知青普遍存在一种受挫感和屈辱感;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空前的困难,有的地方甚至靠劳动不足以养活自己,此外,女知青遭到人兽的蹂躏已非个别的现象。在红卫兵时代,他们获得两种意识,一是政治意识,尤其关注上层的变动;二是造反意识,即对强势者的反抗。当岁月迁流,激情沉淀为理性,他们容易把自身作为“知青”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而同底层社会联系起来,寻找共同的出路。 1976年,周恩来去世。这时,人们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在面临一场政治危机,焦虑和不满,就像地下久积的岩浆一样突然爆发了。 群众性的悼念活动从1月8日一直延绵至4月5日清明节。是日,天安门广场放满了花圈,贴满了悼文、挽联和诗歌。清晨,广场聚集了近一万人,朗诵悼文,传抄诗词,群情汹涌,终至引发同官方的直接冲突。晚上6时半,北京市长宣布清场,几小时后,出动大批民兵、武警和军人,手持木棍,殴打拘捕群众。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称“四五运动”,也称“天安门事件”。这次事件的主体是青年造反者,老红卫兵在历史语境的转换中成了反抗的英雄。 天安门诗歌是一个共鸣器,各种声音都有,但是有一个突出的声音就是抗议,愤懑多于哀思。如: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还有一首,在当时一样被当做“反面教员”而广为人知: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讽刺和诅咒“红都女皇”江青及其死党的,如: 某女人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     用鲁迅《摩罗诗力说》的话说,这是“反抗挑战之声”,而非“顺世和乐之音”。建国之后的诗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异类。这些诗在广场产生带有象征的意义,表达了自五四以来遗落已久的“广场意识”,在这里则是觉醒的公民意识。作为一种诗歌精神,它以主体性、诚实性、反叛性恢复了诗歌的尊严。波兰知识分子冈布罗维奇在日记中写道:“我多么希望在这个虚幻的王国里能听到真实的声音!不——你听到的不是十五年前的陈词滥调,就是翻来覆去的歌曲。波兰的传播媒体,哼着强制性的调子,像墓地、深渊、荒原一样死气沉沉……黑和白,善和恶,像根闷棍一样敲不响道德的声音。如果不带着恐怖,如果你没有感到那引人怜悯的颤抖,歌声似乎堂皇得很……无边的死寂,笼罩着我们未曾坦白的,被堵住嘴巴的喑哑。”看看文革期间令人恶心的诸如“诗报告”、“小靳庄诗歌”之类,可知中国的情形,并不比冈布罗维奇所描述的更好一些。然而,这种缺乏坦率和真诚的沉闷而荒凉的局面,竟被天安门前的群众的声音打破了!著名诗歌民刊《今天》发刊词把“四五运动”当作它的先声,可见天安门诗歌对青年诗歌写作的影响。这是一种新型的写作。正是这些反抗的诗篇,成为主流诗歌向非主流诗歌过渡,非主流诗歌转变为主流诗歌的转捩点。 事件的参与者一直留在正统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这是致命的局限。他们的行动,只是给磨盘里注水,目的是通过润滑以减轻压力,促进运转,免于停顿,却从来不曾考虑磨盘本身是否老旧,是否需要弃置和更新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天安门诗歌在表达反抗激情的时候,常常使用体制内的语言,如:“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您紧跟毛主席,/我们一定紧跟您。/让您放心,让毛主席满意”;“碑前斗胆愚自问,/‘谁是真正走资派?’”;“呵,你的精神传天下,/革命种子要发芽!/团结,战斗,/反帝、反修、反霸!”像“反修”、“赫氏”这些字眼是重复使用的,作为符号,自有特定的意涵,但是毕竟留下“红色年代”的鲜明烙印。文革初期的个人崇拜,是政治宣传工作与传统文化心理的一种结合,虽然“红海洋”已经退潮,而英雄崇拜的情结犹在,只不过对象有所转移罢了。天安门诗歌称颂周恩来“一贯正确”,表示说:“鱼儿离不开水,我们离不开您”,“永远捍卫周总理,拼一死,祭英灵”。这些语词的使用,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耳熟能详的。诗中将周恩来喻作“忠臣”,传播的是君臣、忠奸、名节之类的封建伦理观念,显得十分陈腐。如:“您身居要职甘为副,/辅佐领袖建功劳”;“纷然乱世忠臣陨,总理一去不复回;”“封棺已定论,/功高盖群臣”;“卧龙尽瘁焉同语,立党开国大功臣”;“名节存千古,精血五洲扬”;“李斯求苟安,/张良离大汉,/关羽骄横死,/韩信封侯篡。/唯您活着学到老,鞠躬尽瘁呕心肝。”对于江青一流,则极尽辱骂之能事,称作“白骨精”、“小贱人”、“贼”和“妖”,又比作历史上的“妲己”、“吕后”、“武则天”,袭用古时候关于“女人误国”、“祸水”的论调,声言“野鸡想占凤凰巢,塌拉破鞋卖膏药”;“人寰尚有臣民在,不许贼子弄王幡”;还有“试剥秦桧皮”等等——表现了十足的语言暴力。这种斯巴达式的语言,同红卫兵语言,乃至阶级斗争的官方用语是有联系的。作为一次诗歌运动,天安门诗歌是在狂欢节般的造反气氛中,表达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的。勃洛克在论及群众与个人的冲突时,曾经这样慨叹:“所谓的群众,从来就未被伟大的人文主义打动过。”至少,中国的群众,在人文主义教育方面比俄国更糟,连知识分子也不曾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关于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反复申述的有两点:一是奴隶性,一是流氓性。他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把语言和文风同流氓习气联系起来,而视作“封建的”遗产。 在署名“童怀周”编辑的《革命诗抄》(天安门诗歌的最早版本)的选目来看,自由诗只占全部诗歌的十分之一,填词及七言诗的占多数,此外还有四言诗和五言诗。语言即思维。这种多少有点近于复古的现象表明,自由是一个培养和训练的过程;如果没有对自由的个人感受,奴隶惯性将继续起作用,自由的语言形式随之变得多余。 大跃进的新民歌和天安门诗歌同样产生于群众性运动,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差别的背后,又存在着相当一致的地方。新民歌是组织起来的,天安门诗歌是无组织的,一轰而起的,却一样有着卡里斯马的阴影。在新民歌那里,是浪漫主义的,乐天的,是创世纪般的;而天安门诗歌则有点近似于末世论,调子是悲愤的,但都是一例的英雄主义。新民歌旨在宣传,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一;天安门诗歌是反潮流的,却又始终无法避开正统观念的影响。新民歌大体五七言,天安门诗歌的基本成分是旧体诗词,也多属五七言,这种规整的方块构成,可以说是典型的“民族形式”,民粹主义的理想载体。一个古老帝国的遗产,前后为两个诗歌运动所承袭,运动中最革命的语汇,也无法将它冲洗干净,甚至连这些语汇也都是风化的碎片,是遗产中粗糙的沙石。两次诗歌运动都以“人民”命名,“人民”这个字眼,一直使我们感到真实可靠。茨维塔耶娃这样说到诗歌的永恒性:“任何来自政党的功利的青睐都注定要消亡的,只有一种青睐——来自人民的青睐除外。”但是,如果实际上未曾发生过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而在宪政方面又缺乏社会契约,人民只是一个假名,本质上是不存在的。群众不等于人民,群众是盲目的,随机的,作为一个实体,它的行动常常表现为领袖的个人的意志。而人民不同,人民是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的联合体,它的存在是隐形的。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就是个人。然而,对于国家而言,它具有主权,有足够的理据和力量对抗国家。人民主权体现了无数自由个体的共同意志。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人主义,现代民主也就失去了灵魂。 奥尔特加在《群众起义》一书中写道:精神自由可以由它分裂传统整体思想的能力来衡量。可以认为,只要传统思想完美无缺,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社会仍然处于封闭自足的状态,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个人按照他者的逻辑思考和行动,就没有精神自由。丧失自由精神,个人不成其为个人,社会不成其为社会,诗歌自然也不成其为诗歌。 真正的诗歌,必将随同伟大的裂变一起来临!   (林贤治,诗人,学者。原文链接:)     【拓展阅读】   对话   崔卫平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 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 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 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 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 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 七种颜色的花。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北岛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爱思想 | 周濂:我想要相信

周濂:我想要相信 进入专题 : 信任 犬儒    ● 周濂 ( 进入专栏 )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自序)          去年夏天,因为在“锵锵三人行”中的一席话,陈丹青不得不连发两篇文章,解释为什么不在节目中声讨炫富与红十字会,而是把矛头对准网络围攻所折射出来的文革遗风。尽管文章写的进退有据、不失法度,但是澄清和辩白本身就不由得让人感慨,原来飞的再高的人也还是躲不过铺天盖地的唾沫星子,也还是会忍不住抹一把脸、吐两句槽。而最让我感慨的还是这句话:“为什么我不愿谈红十字会?因为不相信,一如今日的大学,无非官场,无非官僚。我的不相信,还包括对历来监督它、改变它的所有可能,深深地不相信。”     这口气,像极了三十年前北岛的那首名诗:“告诉你,世界,我不相信!”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连黄河都能改道,可是作为职业受骗者的我们却仍旧停留在“我呸”的阶段。“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     好吧,我承认以上论断过于偏激。三十年过去,至少我们不再冲着面目模糊的世界宣泄不满,而是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红十字会、铁道部以及更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部门。除了骂脏字和吐口水,我们还在努力学习用更理性也更技术的方式去质疑,比如7.23动车事故发生之后,有人到现场勘查地形,有人收集各种数据做分析,有人做模拟实验,大伙儿都在兴致勃勃地扮演福尔摩斯。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有关部门一再搪塞推诿,质疑往往有始无终,真相总是扑朔迷离,人们才会时常感受到“无能的力量”,才会有对改变的所有可能“深深地不相信”。     虽然都是不相信,如果说北岛的呐喊还多少带着少年人的不甘和血气,那么在陈丹青这里,我看到的只是不加掩饰的失败主义。     什么是失败主义?查百度百科可知,这是“一种因为认定未来注定失败,而放弃一切改变现状的行动的思想。”在我看来,与其说失败主义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思想有清晰的学理与脉络,可以论证也可以反驳,可情绪不同,它来去无踪,就像下水系统失灵的城市,一场小雨就会水漫金山泛滥成灾。     当失败成为习惯,当对改变不抱任何信心,我们也就只剩下了“我不相信”这句喊话。更有甚者,还会发展成为“我不相信”强迫症,症状较轻的每当读到新闻报导,不管来自《环球时报》还是新浪微博,第一反应一概都是我不相信这是事实的真相;症状较重的则惯用阴谋论去揣度整个世界,他们奉行“两个凡是”原则:凡是你竭力主张的一定都是假的,凡是我能设想到的最坏可能性就是真的。     身处这个动荡不安的魔幻现实主义国家,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我不相信”强迫症,而且不相信的对象绝不止于不受限制的公权力,它也可能是衣着光鲜的经济学家,是微博上加V的名人,是沿街乞讨的妇女,是不慎跌倒的老人,甚至是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或者相濡以沫的爱人。     因为不相信,因为不相信强迫症所并发的失败主义和犬儒意识,让我们用更加昏暗的眼神去审视这个原本昏暗的世界。不久前,独立参选人遭打压,网友纷纷声援,有人冷冷地说:别装逼,想出名总要付出代价的;山东某女得知前夫罹患尿毒症,捐肾救之,有人冷冷地说:激动啥,骗遗产吧。这简直就是“心理阴暗、人人平等”。在这个国家,似乎总有一种向下的力量要把所有人拉低,总有一种执拗的怀疑要撕破人道主义的温情面纱。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相信别人、相信政府呢?安妮特.贝尔说:“一个人如果相信他人的良好愿望,他就必然容易受到他人良好意愿有限性的伤害。”换句话说,选择相信别人的同时,也就给别人留下一个伤害自己的机会。我养过一只小狗,见到任何人都会扑通倒地,然后亮出柔软的腹部邀请被抚摸。这种因为对世界懵懂无知而拥有的绝对安全感真叫人嫉妒。     2008年秋天,烟火艺术家蔡国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首次国内个展,主题是“我想要相信”。这个说法如此励志,以至于我忍不住拿来作为本书的序言标题。可是我深深地知道,它仅仅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一个虚幻的愿景。作为一个被标签化了的自由主义者,我虽然有“想要相信”的意图,却无法像午夜电视购物最牛广告人侯总那样一脸惊喜地告诉读者“应该相信”什么。事实上,最经常挂在自由主义者嘴边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要相信公权力”。与其说这是在妖魔化公权力,不如说是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公权力:首先,公权力和每个人一样都是理性经济人,拥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原始动机;其次,任何掌握公权力的人都部分地怀有为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的动机。所以休谟才会说“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政府制度,以便即使在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我当然明白制度的稳定性要远甚于人格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我同样认为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面,你需要清算智识上的无明,更重要的是克服意志上的软弱。你当然可以选择向古人今人熟人亲人陌生人求助,但是归根结底,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依傍。就像本书的同名文章结尾处所说的,“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其实不管是从假寐中醒来,还是重新开始相信改变的可能,都是一种radical choice,这个“决定”何时做出,因何做出,做出之后需要承担哪些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取决于你自己,没人可以代笔。     我曾经一度认定,没有人可以仅凭一己之力站立,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个可以用尽全身气力去拥抱的对象,并且希望这个拥抱可以让自己变得安全、强大甚至完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同昂山素季的这个说法:“真正的改变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只有经历了如此这般的内在变化,你才会和自己停战,才能够学会“不自负、不迟疑、也不骄慢”地与世界媾和。小至个体,大到国家,概莫能外。     本书收录的文章虽然在时间上跨度有十年之久,在主题上貌似也是东拉西扯,既有时评政论、影评书评也有思想笔谈,但是归根结底,它们都存在着一种内省的视角,都隐晦地刻画了过去十年来我在思想与情感的点滴变化。非常感谢天窗文化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愿意结集出版这些文章,虽然我并不清楚它们能给读者带去多少积极的影响。于我而言,重读这些文章,至少证明了我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因为虽然我时时感到“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但是我还是会忍不住偷偷地想,改变在发生呢。     是为序。          2012年2月13日 进入 周濂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信任 犬儒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728.html    

无国界记者 | “艺术与审查在中国对抗”晚会在巴黎举行

4月18日,声援刘晓波委员会和大赦国际法国分部就巴黎“艺术与审查在中国对抗”晚会发表声明,再次呼吁释放刘晓波。 4月18日,声援刘晓波委员会和大赦国际法国分部就巴黎“艺术与审查在中国对抗”晚会发表声明,再次呼吁释放刘晓波。 4月17日傍晚,法国声援刘晓波委员会在巴黎网球博物馆举办“艺术与审查在中国对抗”专场朗诵会与讨论会,大赦国际等人权团体,以及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法国各界名流一道,共同呼吁中国当局释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刘晓波 ,他从2008年12月被抓后,被判刑11年,出席聚会的各界人士还重申了对刘晓波妻子 刘霞 的支持,她目前处于与外界隔绝的软禁中。 中国艺术家往往以嘲讽,影射和想象力来规避历届政权的思想检查。以 艾未未 为例,他综合运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方式来对抗中国当局的审查。这些方式包括录像、照片、博客;当然还有雕塑、建筑,这些艺术都用来表达一个欲望:对自由的压抑不住的热爱和期望。 晚会上朗诵了 刘晓波 、 艾未未 、 北岛 、 胡佳 等人的法语译作,也通过录像展示了 王克平 、 马德升 、 高原 等人的艺术作品。有意思的是,举行这场活动的博物馆同时正在举行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艺术家艾未未的摄影展览。 出席这次晚会的诸人,希望表达对中国正在加紧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抵抗压迫和审查的反对,他们的声音呼应了艾未未的挑衅性和特立独行的工作。 刘晓波被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罪名,判处11年徒刑,只因为他参与倡导了许多呼吁中国政治改革的社会运动,包括《08宪章》,宪章呼吁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对人权的尊重,和其他中国异议者一样,刘晓波真正的罪过,只不过是敢于发出声音,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道,参与对中国未来的辩论。 目前,刘晓波在东北辽宁的锦州监狱服刑,与外界隔绝,他的妻子刘霞,在北京家中被软禁,在那里,她被警方长期严密监控,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并不被允许出版她的作品。 上述人权团体和知名人士重申,他们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释放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决定权在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手中。他们认为,在中国开放更多自由,刘晓波的自由,将可以释放一个充满希望的信号,将确认总理温家宝2010年10月3日发表的声明,言论自由在所有国家都“至关重要”。 刘晓波是致力与政治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现在他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对知识分子,艺术家,人权律师和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记者,博客和其他普通民众压迫的象征,在中国基本的细想自由和表达自由以及信息自由,经常性地被当局蔑视和践踏。 刘晓波支援委员会 声援刘晓波委员会由 法国基督徒废除死刑与酷刑行动委员会(ACAT) ; 人权行动委员会(ADH) ; 声援西藏人民委员会(CSPT) ,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CSW) , 共同反对死刑委员会(ECPM) , 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 , Freedom Now ,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HRF) ,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 , 人权联盟(LDH) 的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 的和中国团结协会等。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Dr. Shirin Ebadi, Ms. Jody Williams, Arch. Desmond Tutu, Ms. Mairead Maguire, Ms. Betty Williams等积极支持。 晚会与 大赦国际法国 分部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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