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拥有244万微博粉丝的“急诊科女超人于莺”，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两个月来，一直在参观考察。她初步设想利用自己的品牌效应，为不满公立医院体制的医生们搭建一个自由执业平台。作为一名工作12年、在医院行政体系中攀升过两个级别的主治医生，她的去职对普通医生群体震动巨大。...

在中国，因为卖药比开处方药钱来的快，许多人医生当上了医药销售代表，薪水可以翻三番。 原文： China Doctors Earning $300 a Month Flock to Drug Companies 作者： Bloomberg News 发表：2011年7月12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毛今年26岁，2009年从中国东北部一家医院中辞职，做起了医药代表，他的工资居然比原来翻了三番。根据怡安驻上海人力资源咨询公司（AON）的分析，在今后的5年内，大约有1.4万名像毛这样的内科医生会投奔外资医药公司。 无论是美国公司辉瑞制药，还是法国公司赛诺菲，新招录的职员都会被要求去销售药品。这些人的职业转变影响到了中国乡村和偏远地区对医生的需求，在这些地区医疗体制的不足使婴儿死亡率以及糖尿病发病率令人堪忧。 毛孟佳（音）当初在大连（距离北京460公里，也就是286英里）的一所医学院就读，他是2005年30名毕业生中的一位。他对记者说：”新进的医生工资很低，难以维持生计。现在他班级里面有9名同学改行做了医药代表。” 据毛称，一名刚去的行医资格的新进医生一个月赚2，3000（相当于309-464美元），然而在有着600万人口的大连生活，一室户的租金达到了2000到2500一个月。一般三、四个新进医生会一起合租一套公寓以减小成本支出。 稀缺的医生 据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坤医生估计，在美国，每635个人种就有一名公共卫生专家，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1：7000。而医疗需求逐年提升，据2010年研究统计，中国有9240名成年人患有2型糖尿病，超过一半没有确诊。 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医科学院院长兼任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石应康（音）称在县级小城市的基础医疗层面上，医生人才方面的缺口很大，根本找不到人去。 石继续向记者说道，毕业后，他的很多学生放弃了当地医院，转而为了更好地薪资待遇，跑到海外，或者从事医药销售。在当地，一名新进医生的待遇是2000元一个月，而医药代表的待遇往往高出二、三倍。 石应康副会长同时还在四川省华西医院担任心脏方面的外科医生，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医生，现在，他的女儿也”子承父业”，他继续向记者解释道，对他们来讲，薪资不能与付出成正比。 中国医药官方界尝试鼓励越来越多的医生像石家一样，计划在下一个十年里推出例如免费培训等奖励机制，鼓励约30万普通医师到诊所、乡村及小城镇医院实习。 现金刺激 河北（位于北京的边缘）给予1000名志愿去农村助医两年的同学每人2000元人民币的安置费，还优先安排在大医院工作。在5月29日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报道了该省5万个农村里，合格资质的医生缺口达到6000名。 中国国务院一向是政策制定的机构，在6月22日，由温家宝主持的会议上，他宣布了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体制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还提议在2012年之前， 每万名百姓中，将有2至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在”三年计划”中，重中之重就是投资8500亿人民币（约合1310亿美元）用于9成中国百姓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支出，以此缩小城乡医疗机制上的差距，同时这份计划鼓励了医药的需求量以及促使医药代表的兴盛。赛诺菲公司还在上海市中心二十层高的本本大厦内为他的医药代表开设课程，而这个培训班也被称为”赛诺菲-安内特大学”。 “乐意培训” 【图：在培训医药代表时一幅心脏模型放在讲台前。原文配图】 赛诺菲公司中国人力资源副总裁Freddie Chow说：”我们将之为大学是因为当我们踏进高校，举行若干场招聘会时，这种比喻真的很奏效。中国人喜欢学校，他们对知识非常渴望。” 据翰威特基于对24家公司的调查，到2014年为止，外资医药企业，例如赛诺菲及他当地的子公司等，会雇佣至少3.5万名销售员工。而在2010年底它们已经拥有3万3千名员工了。根据上海翰威特咨询总监Jarroad Zhang估计，到2014年，受雇医药公司做医药代表的人群中有3至4成拥有医学学位。 “极为罕见” 德国最大的制药企业拜耳公司中国区总经理Chris Lee说：”在大多数国家，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生去当医药代表，真是极为罕见。在中国，医生，其次是药剂师、护士，由于他们的医学知识，很受制药公司的追捧。” Lee 早已完成了2011年招聘1000个医药销售代表的指标，并称明年他继续会招聘差不多数量的人员。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拜耳七、八年内最大的医药市场。 Lee在新泽西的默克公司开始了他第一份医药销售的工作，他继续对记者说：”在公司内，我们已经达成一致，要继续雇佣新员工完成指标任务。” 根据IMS医疗保健信息研究所的研究表示，从2006年到2010年，中国的药品销售额每年都以24%的速度增长，并且，今后5年内会以每年19%到22%的速度增长。5月份，以康乃狄克州为基础的诺沃克研究人员称到2015年，整个行业市场的价值额会达到1150亿美元。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虽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仍未摆脱贫困，美、英报纸评五角大楼担忧中国军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说，中国主要大城市的许多医院，其技术和设备的先进水平足以令外国人羡慕。他1995年去美国医院考察时，从医院的药品表上发现，胺片青霉素还是美国医院的一线药，而那时这种药在中国许多医院里已基本不使用了。中国药学会研究中心主任宋瑞霖则说，中国人不要沾沾自喜，我们现在吃的药远低于非洲那些撒哈拉以南贫困国家的黑人，他们从国际上得到的援助药品，是按国际标准生产的，而我们的质量标准迟迟不肯提高，因为提高药品质量是要成本的，而在中国目前的医疗采购过程中，我们执行的是唯价是取，谁的价格低就选谁。 把这两位嘉宾的话结合在一起，恰好可以生动反映出中国医疗行业的现状。经过多年过度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医疗行业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一方面是按市场价格收费、主要面向高端人群的医疗机构和医疗设施获得了长足发展，只要你肯出钱，在中国目前基本上不存在看病难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中国总体医疗服务质量低下的状况却迟迟得不到改观，以至于出现了 中国人用药质量赶不上非洲灾民 的情况。宋瑞霖主任上文讲的恐怕还主要是中国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情况更加严重。还是宋主任的话：我们现在有103万乡村医生，实际上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但恰恰是他们让农民在得病的时候能够有人去求助。 本次论坛的另一位主讲嘉宾、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中国农村的很多卫生院，它们本应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向农民提供医疗服务，但不少卫生院却设立了“高干病房”，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贾康把中国医疗行业当前的问题归纳为两点，一是过度市场化，二是过度官场化，出现了比照正部级医疗待遇以及正局级、正处级、正科级医疗待遇等现象。过度市场化是政府推卸自己提供均等化公共医疗服务的责任导致的，而过度官场化又使政府本已严重不足的公共医疗投入过度向官员、公务员和某些特定人群倾斜，使中、下层百姓获得的公共医疗服务更加捉襟见肘。 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解决贾康提出的这“两化”问题呢？论坛的另一位主讲嘉宾、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给大家举了陕西神木县的例子。她说，神木县的“免费医疗”实际上主要是对穷人免费，像公务员、企业职工还是要交费的，但穷人真的是免费，而且得到的待遇和县委书记是一样的。神木县委书记对她说，神木要做到“医病医贫医天下”。 当然，以神木一个县的财力是医不了“天下”的，那么以中国目前的财力能否让全国农民都得到神木老百姓那样的公共医疗服务呢？杨燕绥说，神木每年的医疗费用支出是1.5亿到1.8亿。如果就按1.8亿算，中国目前有2,010个县级市和县，一年的医疗费用就是3,608亿元，大约相当于中国政府半个月的财政收入。 中国2009年的军费开支是1,500亿美元 ，约合1万亿元人民币。只需拿出相当于军费开支三分之一的钱就能彻底解决中国7亿多农民的医疗问题，政府真的没有这个财力吗？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内容归道琼斯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