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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史璞:教授“绝食抗议”前后

“这两天,我都在困惑。我本想引导大家更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却演变成大家关注我。这绝不是我的初衷。我还忧虑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河南人的形象,会不会影响通许县的主要经济?那里毕竟是河南主要生猪基地,可不能将这一行业搞死” “我会继续追查通许县贩卖病死猪肉这件事。县政府不要以为对外公布,抓了7个涉案人员、免了3个镇的畜牧站长职务就能蒙混过去!河南省要有个说法,郑州防疫监管也要负责。没有责任追究,光作处理,那就是忽悠!” 3月18日晚,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在财大文北校区对面一餐馆内,干嚼着肉夹馍,重申他之前的论调——“3•15”当天,他静坐在郑州的闹市区紫荆山广场,身穿对襟黑衣,头缚白布,上书“抗议绝食,食品不安全政府渎职”。 “先礼后兵,逐步升级” 一切源于3月9日。“已在河南各类媒体作点评二十多年”的史璞,被河南电视台请去,为8套节目《百姓“315”:病死猪肉“还魂记”》作点评。看过原片,他直呼是“内心屈指可数的一次震撼”。 镜头里,“病死的猪身布满现场,切好一块块地堆在地面”,“黑乎乎的一坨坨是病猪的内脏”,“最过分的一张图片,因为太大不能截屏放到微博上。那是病死猪埋进地里一个月后,被人挖出来,剔除腐烂部分,分解流入郑州、开封、延陵等市场。” “今天的点评,我将格外慎重。片子触目惊心,但‘315’在即,又处两会期间,还得考虑河南的整体形象。”进演播室前,他与场中人协商。待他出来后,一位年轻编辑问:能否把您批评政府的那段话去掉? 当晚,他一边截屏一边看节目时发现,他的点评岂止去掉一段,“整条没上。反而结尾安上政府对这块如何地重视。” “不法养猪户为钱丧尽天良!不法中间商丧尽天良!不法政府防疫员知法执法犯法,受贿渎职犯罪!地方党政不作为、纵容病死猪肉产业链非法暴利!”一小时后,他将点评上至微博,还@官方的“郑州发布”、“平安中原”、“平安郑州”。 “我一向是先礼后兵,逐步升级。”史璞说自己的“斗争策略”。 3月10日,他发微博称:“郑州市应表扬河南电视台的有关记者,帮助郑州市食品监管。呼吁卢展工书记严厉查处,勒令通许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引咎辞职!” 3月11日,他在微博上简列“食品不安全”的5条主因,条条质疑政府的监管缺失,“惩治力度小,纵容违法经营”。 3月12日,他再次在微博上@“郑州发布”、“平安郑州”、“平安中原”,建言献策三条。后在微博上致信“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及卢展工书记、郭庚茂省长”,加强此前的呼吁。 下午5点多钟,一位关系疏远的行政老师打来电话。他向史璞透露,有一战友现在开封市委任职,得知史对食品安全不满,在网上发表意见,想通过他来作沟通。 晚上聚餐,史璞又收到过去一位“郑姓女生”的电话。“这孩子上本科时,我教过她。她考到江西读研时,我辅导过她。晚上回家后,她在电话中央求我,能不能别再掺和这件事,因为她的父亲就是通许县畜牧局局长。” 13日,女生还在给他发短信,“……您永远是我尊敬的老师,我喜欢听您的课,很佩服您,更敬佩您的为人。但是这件事发生之后,处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公众的利益,一方面是我的父亲的安危,我很痛苦,也很为难,希望这件事情能得到妥善处理,同时也能让我父亲不受处分。” “孩子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件事不单关乎她与她父亲,还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关系到我的价值理念,我不能退让。”他默然按下手机。 论及史璞的价值理念,他的老同事,现任河南财大研究院副院长朱新涛含蓄指出,这与他90年代初生活发生一系列变故不无关系。 “我有幸在 1989 年遭遇我任教的河南某学院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我开除公职留校察看和发 40% 工资的 “惩罚”, 令我停课并在系资料室劳动改造:打开水,扫地,收发信件……,迫使离婚……”——2003年,史璞曾在所著《管理咨询:理论、方法与实务》的后记中隐晦提及。 “不!我的人生轨迹确实从那时转变,但我的心态从未改变。”史璞矢口否认。 事实是,从1984年由石油大学管理系调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任助教起,他的行事风格,始终在不足300亩的校园里传播不休。 90年代中期,学校分房,趁时任校长吴铁军不在,他抡起铁锤,一举砸开校长办公室,尔后又砸烂其桌上玻璃。据说,连书记办公室也未能幸免。为此,校长室门前一度专设保安。 而史璞言之凿凿,这批分房理应有他,是学校对他受屈的补偿,可名单上却未见他的名字,校方也终不给合理解释。 “他敢做呀!他还扬言手里攒着校领导及其家属不按章办事、占用分房的证据。”朱新涛睁大双眼。结果,除赔偿玻璃费用,史璞不仅分到住房,“校领导也不敢拿他如何”。 吴铁军离任后,史璞又与接任的校长徐兴恩闹翻。只因他不服“院办公室都安有空调,教室却连台电扇都没有”。 诸多传闻里,还有史璞因索要发票不成,不惜将郑州台资企业、丹尼斯 购物 中心诉诸电视媒体,哪怕该中心管理者是他的好友;去年,他因上课时受隔壁班级干扰,大为光火,被学生投诉发生肢体冲突…… 政府知错不改,教授绝食抗议 “时间方面选择了“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地点方面选择了邻近省委省政府的公共广场,视觉方面选择了头缠白布条这种有些悲壮气氛的方式,又以绝食抗议来扩大影响。非常明显,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策划。”作者娄献忠在某文中的分析,点到了史璞的心坎上。 3月13日,史璞在微博上明示孤注一掷的前题——“如果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或开封市委市政府对开封通许县病死猪肉流向市场问题无所作为,没有公开表态。”至于宣言后的“遗言”,他坦承,“不要当真,只为造势。” 第一个被势头惊动的是女学生父亲,通许县畜牧局郑局长。当天上午,他致电史璞,约他与通许县县长一见。“食品安全在我国,从养到屠宰到流通到市场销售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作为其中一环的负责人,他的为难我能感受到。”史璞说。 下午3点,在MBA办公室里,通许县副县长张毅让史璞感到“比较朴实”,“他口口声声给我汇报。先说这次通许县出现的问题是例外,县里正在整改。我打断他,据我所知,通许县的事在五六年前即有报料。见我反驳,他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第一,赶快公开在省级以上媒体道歉,争取社会的接受。其次,赶快给上级领导写检查。第三,赶快采取有效整改措施。” 他特意挑明此次静坐的“4个关键词”:315、食品安全、教授、绝食抗议,“如果有人敢抓我,后面再加一条,被抓。” 副县长听后,“立即表示回去后,先把道歉信发在县网站上,待领导班子研究一番,再将情况与我交流。” 那晚11时过后,史璞不见道歉信挂在通许县门户网站上。第二天上午,对方也无来电。“我知道,他们变了。” “……14日上午,有人通过我的直接上司施压,瞎眼了!……有种的给我1颗黑子弹,感谢你让我做闻一多第二!” “……下午,片警询问我是不是明天要绝食。我答:明天上午9点,独自1人,紫荆山毛主席像,绝食抗议!我不怕被抓,不怕(刑诉法)73条!” 史璞想起,14日下午5点多,与片警通话完不久,张副县长来电,他又来学院,想再度相见。“我是死活不见”,尔后,凡学校来电、来人敲门,史璞一概不理。 对于他的执着倔强,老友乔赢深有感触,“他往往出于良好用心,指出对方身上存在的毛病。如果他说的是对的,别人知错不改,他便会异常恼怒,宁肯采用偏激一点的手法,让对方注意,惹来满城风雨。他深知他处事上的短板,常称自己是不能下海的,可这就是他的个性。”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困惑 “3月15日早7点,我像往常一样醒来。掐准我家到紫荆山广场的时间,我翻出一块皱巴巴的白布,裁好,熨平,然后下楼买粗笔。” “8:05分,我离开家。出门前,我可什么也没吃。45分钟后,我到达目的地,先环绕四周一圈,确定有无上访人等。行动前,我计划不能有任何偏差,遵循5条原则:第一,我不是上访;第二,不能聚众;第三,不涉及到游行;第四,不涉及与政府对抗;第五,不能影响周围环境秩序。 “9点,上班高峰期刚过,我面向紫荆桥东,在毛泽东人像前的台阶坐下。不一会,那个郑姓女生来了。好几年不见,我一时都认不出她。她请求我别坐这儿,我说既然来了,你就别劝了。见说服不了我,她无奈离开。 “她走后,我前面又冒出一老头。他喊起口号,我立马撵他走,我的事跟你的事没沾,你别瞎起哄。这时,由学校党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保卫处一行十来个人也赶到,他们是校方临时成立的‘维稳’小组。MBA学院党委书记王颢上前一拍我肩说,走吧走吧。我说,你没看见旁边有人拍照?万一这时上传网上,别人误解我是被你们带走的,反倒麻烦。不如你们都站在毛主席像背后,省得产生负作用。 “10点钟,落雨纷纷。桥下行人匆匆,来往车辆川流不息,没人在意我坐在里面干啥。面对空旷的雨地,我内心蒙生一阵凄凉。我像一个电台播音员,眼里不见观众,不知道在对谁说话。为之奋斗的事情真有效?虽说为大家吃饭的事,但好像跟我没关系,这样做到底值不值?过后,心渐渐静了下来,我感觉自己像一颗小石子,尽管渺小,但投进水面,却让四周泛起涟漪甚至波浪。这就是我行动的意义。”餐馆里,史璞平静地讲述。 那天上午,他不敢轻易挪动。中午,一个女人上前与他攀谈,既而当他面高唱红歌,他只得慌忙避开。有人劝他进食,校宣传部副部长也说,你都五十多的人了,何必找罪受?还有六十多岁的姐姐,在电话里直哭。 “第二天,我问‘维稳’的人,为什么当时不把我拉走?他们说,事先就没想拉走我。14日,他们内部曾开会。会上,没有一人定性我这次做错。他们只是害怕我会体力不支,导致出现新问题。”史璞微笑说。 下午3点来钟,校工会主席的到来,让他心里有底,“他来代表了关心,也是上面意思有变”,探明省委领导已作批示,他心说行动目的达到了,“本想待到晚上6点。但这时再不撤,就是我有问题。” 16日清晨,史璞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她告诉他,从北京五道口到清华园,她为他跑遍报亭,一气买下二十多份报道他的报纸,快递给他。手机这边,他激动得哽咽难语,“你做了什么?你不就是往那儿坐了一下?可带来的社会效应与回报,远比付出的要多。这证明这个社会的基本良知还没泯灭,就像大家睡到早上该醒了,忽有一闹钟将人唤起。” 在 校车 上,朱新涛听到有人议论,史璞是做秀。他没吭声,心想,“做秀要看对社会有利还是无利。如果有利,真做秀又有何不可?总之,史璞这次干得漂亮。”声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经济系教授霍彦立,在校与史璞同是“四大才子”之一。15日下午,他也曾赶往紫荆山广场,可惜晚到一步。他直言欣赏史璞,“他所做的事情不管给他带来荣誉、利益还是误解、诋毁,都会让其他人从中受益。如果有麻烦、需付代价则是他个人承担。”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做了这件事?我也在思考。有一件事对我影响终生,“文革”时我8岁,跟着一群人批斗我的老师。等我当知青报考大学时,他却仍记挂我,来我家为我送复习资料。所以我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如果我对你们不负责,我又怎么见我的老师?”说时,史璞眼里透出一丝迷惘。 “这两天,我都在困惑。我本想引导大家更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却演变成大家关注我。这绝不是我的初衷。我还忧虑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河南人的形象,会不会影响通许县的主要经济?那里毕竟是河南主要生猪基地,可不能将这一行业搞死。”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4/0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第三波“移民潮”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发自广州、深圳 广东是中国移民最为集中的省份,本刊记者走访多家移民中介,探求现在哪些中国人在寻求移民,他们的彼岸之梦因何产生,又将走向何处,以及那些与移民有关的众生相 温哥华庆祝中国春节的巡游中,一个打扮成财神的华人手拿加拿大国旗 在广州美国领事馆移民签证处的门口,每天都有排队等待签证的人群(麦启烜) 一个华人在纽约地铁站里演奏着扬琴            移民从来不是一个你想就行的事情 2011年年末,我收到一条两年未见的朋友发来的私信,他已经成功移民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私信里他问我:“你还在做记者吗?”我说对,同时问他考虑回国发展吗。他回复我:“国内社会很多东西太不干净了,你很有勇气选择直视并放大给别人看,现阶段我只有逃避。” 他的母亲是一家中型公司的所有者,而父亲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他们选择在他上大学时将他送去澳大利亚,在那里读书、就业,最终获得绿卡并入籍。 回国的日子里,他每个晚上都会去酒吧、KTV或是干脆在街上闲逛以“感受人味儿”,并且一再抱怨,和灯红酒绿的国内比起来,“阿德莱德简直是个农村”,但他要移民的决心却从未转变。 和他一样的人并非少数,“80后和70后来咨询移民的人这几年明显增多了。”广州一家大型移民中介公司的总经理告诉我。“80后通常是父母做主。70后更急迫,人也更多。为了孩子、为了生意、为了更安全的食品,原因太多了。他们渐渐取代了原来是主流的60后。50后也有许多人出去养老。想要移民的人确实越来越多,这和你们媒体也有关系,连篇累牍的报道让大家都有了一种错觉:有点能力的人都在移民,我不移就来不及了。” 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在微博上,这份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就此总结,财富正在迅速从这个国家撤离,富人对这里失去了信心——第三波移民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份报告并不准确。”这位总经理对此做出评价。“没那么多人移民成功。不是说很多人不想移民,但移民从来不是一个你想就行的事情。它像谈恋爱,你有兴趣,对方也得接受才行。” 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的咨询顾问则说,“千万也可以算是富翁吗?你在这里有两套房子,一部车,你就有1000万了。”另一家移民公司的咨询顾问则说,“拥有1000万是你想办理投资移民、能移民,还能在当地过得舒服点的一个基本值,但也只是基本。你总不能卖了房子凑够400万刚好达标,到那边白手起家吧。现在移民的人不会那么傻了,资本主义也不是天堂。” 1949年以来,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一波是在19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时;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初期。许多人在这两次移民潮中以劳工身份出国,还有一些人则以出国留学的方式留在了外国。 一位从事移民中介行业接近二十年的老板认为这次是“伪移民潮”:“这是一个管子,一头粗,一头细。很多人想要移民,他们蜂拥而入,但管子另一头只有这么细,每年可以通过的人就这么多。发达国家的人不笨,他们不会让移民潮的事情发生。如果真的有非常多人想移民,他们就会不断提高标准。去年9月到12月,有2500多个申请新加坡投资移民的人,其中有95%都是中国人,相当于过去两三年的总和。新加坡立刻就涨价了,还拒签很多人。历史上只有一种真正的移民潮,就是‘难民潮’,只有难民才能像蝗虫一样涌入别的国家而不受驱逐。” 尽管那些国家以严苛的条件和限量的配额来迎接他们,但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只想离开这里。   为什么移民?孩子的教育! 谢炎武是个看上去挺和蔼的中年男人,他是澳德华——一家深圳老牌移民公司的老板。脸剃得很干净,西装也很合身。他是广东本地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波“移民潮”中拿到了澳大利亚国籍,之后他选择了回国,开创他的移民生意。 谢炎武很为他的公司骄傲,称一些竞争对手公司是“非法”的,和他们“不公平竞争”。在中国,移民中介公司因为牵扯对外业务,需要在当地的公安局进行资质审核并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但有一些移民中介钻了漏洞,他们只拥有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还有一些移民中介公司则在A地注册,却也同时经营了其他地区的业务。 谢炎武说他很早就注册了经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多个热点地区的业务范围,但许多中介公司注册范围很少,却也做其他国家的业务。他对此感到愤怒,但也没什么办法。 中国商人的一个特性是,当行业内某个不合规矩的事情成为常态,用法律去校正这件事的那个人反而会变得不合群,所以他们一般都选择了接受。 正规经营的公司有自己的优势,澳德华的成功率非常高,他们在选择客户时很谨慎,如果客户的条件不够优质,他们会拒绝。而且他们承诺,如果不成功就全额退款。许多小移民中介因为成功率不高或者拒绝退款而闹出了新闻。 不像其他一些移民公司只专注于投资移民,澳德华“留学、技术、投资移民都做”,但谢先生承认,“投资移民是现在的热门。” 他的客户每个人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移民。“他们绝大多数都是30-50岁,99%的答案都是主要为了小孩,中国孩子小时候太苦了,父母也会连带。中国的大学教育非常糟糕。这些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更好,出人头地,所以他们要出去。” 谢先生的下属,咨询顾问郭玲则说,“99%有点太极端,但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为了教育问题出国的。”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亚美欧的一个咨询顾问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大多数客户最关心的都是教育问题。” 其他移民的热门理由还有食品、水和空气的安全,方便与自由,资金安全和国外投资。 谢先生曾经的一个客户,东北人,在原始资本积累结束后决定移民去澳洲,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他出去后强迫自己只和外国人接触。现在他拥有一本可以免签许多国家的护照,以及一口流利的英文,每年中有一半时间,在世界各地旅游。这显然是一种值得艳羡的活法。 选择投资移民的人在过去十几年间迅速增多,富起来的中国人看到了一种更好的生活,他们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可以?” 15年前的澳德华,留学和技术移民才是他们的重点,那时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投资移民刚刚兴趣,澳洲和香港还要再等几年才会拥有相对稳定的投资移民政策,至于现在的热门美国,那时还很少接受投资移民。 现在,时代变了,投资移民在过去几年中数量一直稳定增长,尤其是对资金来源审查不算严格的美国和香港,成了许多大陆商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只要你是真的有钱,美国和香港就更适合你,澳大利亚对税单的要求非常严格,加拿大也一样。就算是你的父亲给你的钱,在澳大利亚也许都通不过。”郭玲说。 谢炎武总结,困扰中国移民的通常是3个问题:“英文、资金来源和移民监。”即使是对投资移民只要求雅思3.0的新西兰,仍然让一部分中国商人为之却步。“那一代土老板,连个ABC都分不清,怎么可能拿到3.0。” 有些客户要求移民中介为他们解决资金来源和移民监的问题,谢强调:“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协助客人达到那些国家的要求。但‘做资产’查出来有风险,我们协助客户去做一些假证明,或者是在当地找家公司派他回来免坐移民监,移民局那些人又不是白痴,他们发现后,说到底是对客户不好。我们这样的大公司犯不着做这些。” “但我相信会有小公司做这些。”他补充道,一个狡黠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洋溢开,“你可以去找找他们。”  中介公司的微妙角色 想要得到一些内幕,以一个顾客的身份出现也许是个好主意。我决定找一些移民中介,试试看以一个无知又渴望出国的姑娘的形象,能不能得到一些旁门左道的建议。 我为自己编造的背景是:公公经营一家与北方某省政府有关系的公司,老公在这家公司工作,而我则已经做了两年全职家庭主妇。现在我们决定要一个孩子,公公也开始渴望退休,所以想尝试移民。但公司的税单不怎么完整,有些和政府有关的资金来源也不方便公开,而且除了我会说一部分英语,他们的英语都很糟糕。 第一个目的地是一家在全国都很有名的移民中介,他们在广州的办公室同样位于市中心一栋价格不菲的写字楼,公司的创始人很有名,常常出现在各种杂志上。 M先生走进来,他的名片上写着:资深咨询顾问。我飞快地把那个编造的故事讲述了一遍,并且委婉地暗示“和政府有关所以有些信息可能不方便”时,他微笑着频频点头,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 他问到公公具体是做什么时,我脑子里第一个闪出的答案是建筑工程。他沉吟了一下,“那很有钱啊。”然后他开始建议移民目的地从澳大利亚改为加拿大或者美国,因为,就像别的顾问告诉我的,澳大利亚的税单审查会非常严格。 “你能证明1000万资产的来源吗?总有房子吧,房子会升值。你只需要解释清楚当年买房子时钱是怎么来的就行。然后再解释几百万存款的来源就行了。” “这说明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到底有多少钱是吗?”他愣了一下,然后说,“当然,但你们不能骗我。”我试图传达出一种隐晦的意思:许多文件都不全,很有可能绝大多数资金都无法提供有效力的文件。他则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给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诸如:“你得把你们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告诉我,我才知道我们有多少能做的”;“我们当然可以提供一些服务,例如帮你们找一些审计公司,但这也得建立在一些既有基础上,还有你们自己的努力。” 其他问题比如“他们英语都不好”以及“我们不想坐移民监”。他的答案要大胆一些,“会有办法的,在当地会有一些公司帮你们解决这些问题。” 具体什么公司,与他们什么关系,他不肯详细解释。 最后他建议把技术移民作为这个“全职主妇”的首选,除了4年工作经验不足以外,“我”只需再学一段时间法语就可以达到加拿大要求。至于工作经验不足这个问题,他的手一挥,“你不能随便找家公司开个证明吗?加拿大人打电话过来就让他们说,你确实干了4年不就完了。” 第二家移民中介规模也不算小,W小姐直截了当地表示,移民监可以由他们公司寻找一家当地公司,以派遣回国的方式解决,但效果如何“不能保证”,“这一招中国人用得太多了,现在不太靠谱了。” 这次我这样编:我们并没有太多钱,在1000万左右,所以想选择那种商业创业类移民,但移民局要求的商业计划书我们不知道怎么写。 W小姐用食指和中指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这不是你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商业计划书由我们来负责,你们只需要告诉我们一些基本资料就行。” 这能通过吗?我表示疑问,如果那边要求面试怎么办?W小姐说,“你应该相信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材料顾问和移民局官员有着相当良好的关系。” 至于移民局规定的公司营业额,W小姐认为这也很简单,“我们会推荐一些生意给你们,你们只需要看资料,付钱买下来,然后去那边经营就行了。” “或者,”她压低声音,“你们也可以多付一点钱,我们会在那边为你们找一个稳重可靠的经理人,帮你们打理生意,保证达到营业额,这笔生意表面上是你们的,但其实和你们无关。懂了吗?” 后来Amy分析道,这样做风险很大。因为中国人这样做的太多了,导致外国移民局会查银行往来明细,以核实生意与这个人有关的真实性。 “外国让你用这种方式移民,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会经商的人才,这样做和欺骗无异。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这样做。”她摇了摇头。“至于那些说他们和移民局有关系的话,不是没有人贿赂过外国人,前两年加拿大就有官员因此被抓。一旦被查出,那名官员负责的所有项目都要被重新审核,你还是很危险。”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移民中介敢于做出这样危险的承诺呢?郭玲的回答是:“总有些侥幸。”这样做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她们公司附近的另一家移民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块招牌,“你懂的”,郭玲暧昧地笑了笑。她还有个客户曾经因为一些别家公司编造的虚假材料而被某国移民局拒签。迫不得已之下,他转投过来,重新办理别国移民,在和郭玲第一次见面时愤怒地声讨上家公司的老板,还挥了挥拳头,声称自己将那个奸商“揍了一顿”。 几乎所有移民中介都在踩着一条微妙的红线。中国规定每人每年不得汇出超过50000美金的外汇,但许多移民种类都需要向当地转移50万甚至上百万的美金。移民中介们给出了两种办法,找朋友和亲戚帮忙,每人汇5万直到达标;或者找地下钱庄。 “这个规定很不合理,但你必须这样做。”一个移民中介老板说。 这只是一方面,中国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有很多不明晰的漏洞,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许多人积攒起了财富,还有一些人是靠在一波波的投机浪潮中耍聪明而发财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当有一天要整理清楚他们的发迹过程时,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 “我见过一个靠炒房地产发财的女人。她在上世纪90年代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是卖掉,再买两套,卖,买,买,卖,最后她成了一个千万富翁。”Amy说。“她的文件非常难做。她在买卖这些房子时交的税很有问题,我们国家对二手房交易的管理漏洞百出,她交的税根本不足以证明她现在这些钱。” 还有一个人不愿意透露他的资金来源,他开着路虎来,声称自己有上亿身家,说自己是在山西挖煤发的财,但他不肯出示任何能证明他有矿产的文件,因为“这样会给他惹来麻烦”。“他让我们帮他洗钱,但这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拒绝了他,他可能找了别的中介。” 更敏感的是一些公务员家庭,非公务员的太太和孩子先依靠投资移民的方式出国,公务员丈夫把资产转移出去后再“裸奔”国外,这样的事情近几年层出不穷。 “那些太太都有房子在名下,或者甚至拥有公司。她们必须能够证明自己的收入能够支撑这些资金来源,公务员自己是不能办理移民的,他们甚至没有护照。我们会知道某人的先生是个公务员,但这不会让我们觉得良心上有负罪感,他们就是客户而已。” 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的顾问告诉我:“有些客户拥有许多家公司,这些公司有些存在是为了避税和转移资产的,我们所负责的就是帮助他们理清这其中的关系。” 在Amy看来,没有一家移民中介是彻底干净的,“或多或少都会帮客户做一点材料吧。” 加拿大的一家报纸曾经调查过中国的移民行业,他们的记者冒充移民申请人给22家移民中介打电话,超过80%的中介表示可以提供一些虚假的材料以证明他们的客户达到移民局要求,“有些甚至包括伪造无犯罪记录”,但更流行的则是伪造资产证明。一家广州的中介说:“如果你做了假,你应该把假的做得像真的一样。” “这是中国国情,我觉得责怪这些想要移民的人或者责怪中介都是不公平的。”Amy评论道,她遇到过许多啼笑皆非的事,并且不知道该将责任归咎于何方——一个普遍的例子是,外国移民局要求移民申请人提供出生证。但大多数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人根本找不到出生证,如果他们没有转户口还好,一旦转了户口,没有任何公安机关愿意开出证明。他们只能打擦边球,找一些拥有人事权的单位开出出生证明。 几乎所有的客户都会抱怨现实 为一个申请人的服务通常要持续两到三年,有时甚至会超过5年。除了咨询顾问外,还会有专门的材料顾问参与,最终老板还要审核每一笔移民以确保成功率。申请人通常需要经过一番挣扎,和一个顾问反反复复交流上好几次,才能最终决定移民。然后是漫长的文件准备过程,大量材料,包括房产证明、纳税证明、股票投资记录、银行存款、基金投资记录、各家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证明、个人的各种身份证明等等,通常准备时间从半年到一年不等。这需要材料顾问和申请人一起,在工作日里跑遍各种政府部门,接受各种意想不到的刁难。 然后是更为漫长的申请、等待、批复过程。如果你运气不好,这个过程会持续上两三年。在申请通过后,申请人通常还得再挣扎一番,为选择什么生意、在那边买不买房子、定居哪个城市而犹豫再三。 此时,移民中介通常会举办一些冷餐会或是中型派对,介绍这些幸运儿认识彼此,同时也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种人脉网络。移民中介希望,他们服务的这些精英阶层会和他们有一种疏离但不分离的关系,以备日后所需。 大型移民中介通常在各个热门国家都设有当地办事处,他们会为那些申请通过的准移民客户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在当地的房子、驾照或是语言学校申请入学。“只要你有钱,他们都能帮你解决。”一个刚刚申请成功的客户告诉我。“当然每一项服务都需要收费。就连去看看房子,他们都要多收一笔看楼费。” Amy选择为自己的客户多做一些附加服务,她会尽量多为他们争取一些权益。“我和所有客户交谈时,第一个重点就是让他们想清楚为什么要移民。有些只是一时冲动的人,哪怕他们条件比较好,我也会尽量拒绝。”Amy这样做的原因是害怕这些人在交过钱后甚至审批过程中退缩,或者是拖延整个申请流程,那样更麻烦。 “在我们这一行,工作时间完全取决于个人。”Amy宣称她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我要关心每一个客户,新的,老的,正在进行中的。就算是那些已经成功移民的客户,他们中有些人也很希望我会持续和他们联络,关心他们的生活。” “这样做对我自己也有好处。”她眨眨眼。这些接受她服务的人绝大部分是中国的新贵,有眼界、手腕、聪明才智和足够的资本。她不讳言,热情而专业的服务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好处。“现在我一点都不仇富。我见了足够多的富人,或者说有钱人。他们让我也学到了很多。最讨厌的是那些有点小钱、又不够有钱的人,他们自以为是,趾高气昂。” 郭玲和她拥有一样的看法,在做移民顾问前,她是一名房产顾问,对人情世故练达通透。 她说:“我的信仰是,一个人能得到一些,一定是因为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不存在平白无故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有钱,他一定有能与之相匹配的某样才能。” 有一个客户来咨询时,整个人看上去像街上走着的老国企职工,无精打采,穿着灰扑扑的裤子和夹克衫,戴一顶皱巴巴的帽子。“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时,发现为他工作的人背的都是Chanel、Chole。看过他的资产证明后我才知道,他身家上百亿。” 移民中介是一个很讲究口碑的行业,富人们要将自己的资产、身世、家庭状况原原本本地剖白于陌生人面前,稍有不慎,这些隐秘的材料会面临被泄露的风险,因为准备工作不充分而被拒签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现在的移民不是解放前卖猪仔了,他们都很了解国外是什么样的。所谓的国内什么都坏、国外什么都好这种幼稚想法,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 许多人选择了拿到一个移民身份然后继续回国,澳德华有1/3的生意来自深圳以外,江浙略多。郭玲接触到的温州客户大多都是实业家,大多也都在拿到身份后继续回国经营生意。 出国移民对他们,都只是让人生多一个选择,而非什么生死攸关的重要决定。移民会付出许多代价,但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个移民行业流传已久的笑话:“你想和胡锦涛握手吗?你想和温家宝吃饭吗?那就移民吧。”以一个外国移民侨领的身份,也许你就会遇到某个国内神秘的高官,并与之谈笑风生。 “你知道吗?两类人投资移民会特别容易成功。”Amy说。“一类是特别有钱的,还有一类是特别没钱的。他们资产刚刚够线,是铆足了劲儿想换个新生活的那种人。只要你铁了心一定要移民,一般都能成功。但问题是,大多数人都觉得移了最好,不移也无所谓。” 移民中介公司内的工作人员都有相似之处,他们对金钱拥有两种概念。对客户,几百万资产只能算是“没什么钱”。 我忍不住问过郭玲一个问题,你能挣多少钱?郭玲一愣,很快回答,“我正想和你说这个,做这行做久了,钱容易不当钱。你要学会调适你的心态,一方面那么多人都比你有钱,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客户都会抱怨他们所遇到的黑暗与不公。比如今天这个不能吃了,明天那家公司又被陷害了,你容易愤世嫉俗。所以一定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我现在心态就很平和。” 原文点击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爱思想 | 王绍光:民主为什么是个好东西

王绍光:民主为什么是个好东西 进入专题 : 民主    ● 王绍光 ( 进入专栏 )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那间办公室太小,十几平米的空间装不下王绍光的那些资料。要知道他已经搜集了大约3000册有关民主理论的书,现在正想着用5至10年完成一个大的写作计划,探讨民主这个核心问题。     “一方面要破,一方面要立。破,是破除很多已经被一般人认为是公理性的东西。我觉得民主理论中有大量没有根基的东西,但真要破其实不容易,需要很多思想史和制度史证据。很多人一看你对他们熟悉的民主模式提出挑战,他要么认为你是反民主的,要么认为你是鼓吹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民主。而立有两方面,一是有什么可以替代现在的民主模式。二是能不能建立一套政治分析的新方法:什么样的生活是理想生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理想政治制度?我觉得有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     关于中国的政治转型,王绍光的思路可以用15个字概括:“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协调并存的,是我们的安邦之道。只有国家具备适当的能力,才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和公平的自由;同时,也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强大的国家才不会变成张牙舞爪的怪兽——利维坦。”     “广泛的民主”中的“广泛”有双重含义。首先是民主的适用范围不限于政治领域,凡众人之事,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有权利参与决策、管理。其次在政治领域,民主的形式也不限于竞争性选举一种,还可以采取抽签以及商议式民主等形式。     在《民主四讲》中他提了一个问题:过去两千多年中,民主一直被视为“坏东西”,富人担心穷人以民主剥夺他们的财产,知识精英认为大众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到了最近一个世纪,民主却开始被当成“好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化?在他看来,此“民主”非彼民主,古希腊“人民统治”式的民主,已经退化为当代让精英通过竞取人民的选票来获得领导权的制度安排。     “公平的自由”是指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消除文盲,使所有人而不是部分人都能享受财产权、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政府干预,对社会资源作再分配(自由右派会认为这是对私有产权的侵犯)。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其实是“自由右派”,而被称为“新左派”的自己应该是“自由左派”,王绍光这么认为。双方共享自由之名,分歧在哪里呢?自由右派更关注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不受侵害;自由左派更关注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实现,也就是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     这种分歧,可以溯源于不同的价值观,也跟个人经历不无关系。王绍光认为他们那代人中,很多自由右派出身于1949年前的精英家庭,自由左派则更多出身于劳动阶层。他老家在山东的老解放区,父母都是从儿童团开始,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南下武汉,成为基层干部。“我们周围都是贫苦人家出身的人。这种对普通人的关注对我父母来说很重要,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有力的国家”是实现“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的必要条件。有许多理论家认为弱势政府有利于形成和巩固民主,王绍光不以为然,提出应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权力: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前者指国家“无须同市民社会群体进行正常的协商”就可以实施的权力,后者指国家在整个管辖领域内有效地贯彻政治决定的能力。在民主转型期间,国家行使权力的方式需要改变(削弱其专断性),国家能力本身却不应削弱。     这个信念最初可能是来自1992年俄罗斯之行的刺激。当时俄罗斯刚转型,迫切希望向西方学习,有一批人给他们制定了一个“500天计划”——500天把俄罗斯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哈佛大学的一些人深深卷入这个计划。王绍光则是随耶鲁大学代表团去教俄罗斯人怎么搞民主。     眼前的俄罗斯让他吓一跳。“红场对面有个号称世界最大的百货商店GUM,里面除了售货员什么也没有,我都不知道售货员还站那儿干吗。有一个老太太拿了根香肠在街上卖,一小片一小片地卖。莫斯科著名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当兵的把自己的奖章拿出来卖,现在卖的是假的,但那时是真的。他们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卖,便宜得你难以置信。我两美金买了一大包最好的邮票,后来去丹麦买一张明信片4美金。有个同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买了一堆鱼子酱,后来被美国海关给卡下来了,以为他走私。之前相信管制放松,一有选举,事情都好办。但眼前俄罗斯那个惨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个观感对改变我的想法影响非常大。”     当年中国的情况也很令人担心。“中央政府能拿到GDP的5%左右。你至少要花1%-2%GDP的军费,然后还要养官员,还要资助不发达地区。这点钱什么也干不了。当时是连军队都养不起,政府给解放军的军费是所需军费的60%,其他靠‘打野食’,这是当时军队刊物用的词,就是允许军队去经商。90年代时满大街都是部队开办的招待所、传呼机店、洗脚房,什么都干,甚至去走私,搞得乌烟瘴气。”     1993年王绍光回国访问,公布了和胡鞍钢合写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当时他们请了一些财政系统的人,财政研究所所长说的话他现在还记得,“他说国家没有钱,让军队也去创收,军队创收还不容易,拿枪上街去抢就行了!他非常不满,军队经商,太不务正业了。”     1993年王绍光回国访问,发布了与胡鞍钢合写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认为中国应该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提高国家能力,循序渐进向民主国家转变,最终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在他看来,将近20年后,不但中国的国家能力“比那时候好太多了”,而且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在变化。     2011年,他发表长文《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称重庆在中国进入“小康阶段”后,以大幅增加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对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王立军事件”之后他对重庆的评价有没有改变?王绍光说他“看不出需要改变的理由”,“重庆经验是多方面的,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3.0版本的地方尝试之一,十分宝贵,不容否定。打黑只是建设‘平安重庆’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使有瑕疵(哪个地方敢担保打黑没有任何瑕疵吗?)也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促进了分税制的出台,同时也被人认为是在为国家权力辩护。加上强烈批评西方选举式民主,称赞重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作了有益尝试,因为这类作为,王绍光被有些人视为政府智囊。但他否认了这种传言:“我的研究没一项是政府委托的,没任何人向我授意过,我也没有拿过一分钱的政府研究经费,都是我自己的兴趣。如果有政府的人看到,影响了决策,我觉得挺好,这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我不是任何人的智囊。”          主权在民,治权在贤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民主是一种目的,还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方法或程序?     王绍光:应该说两者都是。它既是一种目的,一种值得追求的好东西,同时也是一种工具。在民主理论中有大量讨论,认为它可以矫正腐败,可以使经济增长,可以使人们幸福等等,这都是把它当工具看。凡认为民主可以带来别的好东西的,都是把它当某种工具。当然,能不能带来那些好东西需要实证,不是说说就可以。     人物周刊:如果民主是一种目的,即便它不能带来其他好东西,本身也值得追求。     王绍光:当然,我相信民主本身也是好东西。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信仰,真的去验证也比较困难。我觉得让普通老百姓参与政治生活,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的。我的判断是普通老百姓有足够的聪明才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需要其他人来为他们做主。这个判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比如很多人会说老百姓没那个能力。批评我的人说我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认为原初意义的民主(Democracy,全体人民平等地管理国家和参与决策)实现不了,可能实现的是某种替代品,比如代议制。     人物周刊:现代国家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古希腊城邦,全体公民直接治理国家不太现实,选出一些代表来似乎更可行。     王绍光:关于怎么选代表有一系列理论,说到“代表”,对这个概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一种叫做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就是说我选出了一群人,这群人的特征跟全体人民的特征是一样的。比如人民里面有多少比例工人农民,这群代表里就有多少比例工人农民。要选出这种代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抽签。凡学过统计的人都知道,做调查需要找有代表性的样本。这种样本怎么才能产生呢?就是随机抽签。第二种叫做象征性代表(symbolic representation),比如说教皇代表全世界的天主教徒,教皇当然不是在全体教徒中抽签抽中的,也不全体教徒选举出来的。还有一种叫做形式性代表(formalistic representation),形式上是按某种程序选出来的代表。这三种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一般人接受的是形式上的代表,但如果真正从民主理论上来讲,显然描述性代表最符合民主理论,因为代表的特征跟人民整体一样。     当然精英分子会有疑问,抽签选出来的人里可能有聪明的、能力强的,也有笨的、能力不强的。我去过工厂和农村,跟工人农民接触过,也在世界一流大学工作过,我觉得人在知识上会有差别,在智力上并没有。我的看法是,在涉及根本利益的判断上,一般人的能力与所谓“精英”没有区别。他们不需要别人代表他们。用描述性代表最能在整体代表人民。西方研究民主的大家达尔也提到过一个“小人群”的概念,这个小人群是抽签选出来的,跟大人群在性质上一样。令人费解的是,达尔这个思想并没有被很多讲民主的人注意到,更不要说去发挥。过去二三十年,世界上有一批人已经在推动产生这种抽签选出来的代理机构,很多地方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制度试验,同样让人费解的是,西方与中国的主流媒体完全忽略这些制度试验。与盖洛普民调齐名的美国民意调查公司“拉斯姆森报告”(Rasmussen Reports)今年二月公布,43%的美国选民认为,从电话簿中随机抽选出来的“小人群”肯定可以比现在的美国国会运作得更好。这大概会让不少“精英”大跌眼镜吧?     人物周刊:这样选出来的人的确可以代表民意,但未必能做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     王绍光:有人问我:你到底主张什么?我说,主权在民,治权在贤。由人民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总的走向,这是主权在民的体现,老百姓可以而且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生活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假如“十二五”有一个中长期规划,他们的意愿应该在里面得到充分体现。假如他们觉得改善民生非常重要,改善民生就应该体现在国家的大政方针里面。但并不是什么事都要全体人民亲力亲为。有些事是属于私人空间的,还有一些技术性上的、执行上的问题需要贤人。所谓贤人不光道德品质好,而且要有办好事情的专业能力。很多人把我的观点说成是选什么人都是抽签,其实我只是说选代表时抽签是可行的。用抽签的方法是选不出贤人来的,选举也未必行。          不认同竞争式选举的理由          人物周刊:我知道你认为竞争式选举有利于在资源、知识上占优势的精英,不够公平,但选举仍有其价值,比如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具有合法性。     王绍光:这么讲好了,只有3%、5%的人可以参加选举,只有拥有一定财产的人可以参加选举,跟所有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相比,全民参选当然好得多,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让普通老百姓“可能”对政府和官员产生压力。我强调“可能”是因为在太多地方并没有产生压力,或者并没有产生这种压力希望带来的结果。     人物周刊:但至少民众感觉他是有机会影响政府的。     王绍光:对。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有位老师写过一本书The Consequences of Consent(《同意的后果》),讲的就是竞争式选举的后果,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的感受,好像我一旦参加选举,就真的做了主一样。他的目的是说,这种感觉未必是好的,因为它使人们欺骗自己,使政府可以将人民大众影响政治的其他可能方式遮蔽掉。比如说革命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罢工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在街上骚乱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选举让你感觉自己已经有一种所谓合法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不好的。你感到满意,但那可能是虚幻的东西。     人物周刊:有选举也许让人产生一种能影响政治的虚幻感觉,但相比没有选举所引发的不能影响政治的真实感觉,还是要好一些吧?     王绍光:没有这种竞争式选举时,人会有一种虚幻的想法,就是一旦有了这种选举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至少是大问题,如腐败可以消除,社会不公可以减少。但如果他看看别的地方发生的事,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有时大家会犯一个统计学上的错误,比如看西方国家的政府都是以竞争式选举方式产生,所以西方社会就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但不要忘了还有很多地方也有竞争式选举,却并没有产生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比如说印度。一进印度机场你就看到“Welcome to the largest democracy”,欢迎来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这个民主国家消除了腐败、减少了社会不公吗?。我们一般以为非洲的饥饿问题是最严重的,实际上印度挨饿的人比整个非洲加起来还要多。再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印度也非常靠后。印度的选举挺热闹,但不管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选出来的官员很多有犯罪记录。当然,在没有竞争式选举的国家,很多人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想象,觉得一旦有就会怎么怎么样。其实,印度已经算比较好的例子,更糟糕的例子比比皆是。     人物周刊:我们就说西方的竞争式选举民主吧,一般而言一个非民主国家向民主转型需要什么条件?     王绍光:其实什么条件都不需要。我说什么条件都不需要,是指在什么条件下都可能出现竞争式选举的政体,但它要存活下来就有条件了。如果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竞争式选举的政体可能很快被唾弃。这种事情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出现过很多次。比如非洲、拉丁美洲某个地方出现竞争式选举,过了几年,大家觉得选举没带来任何好处,军事政变什么的就把它推翻了。所以竞争式选举的存活是有条件的。假设这个地方经济发展比较好,老百姓的生活有基本保障,生活里的恐惧感降到一定比重,引入竞争式选举虽然未必有明显的改善,但也没有使生活恶化。这时,这个政体可能可以存活下来。     人物周刊:假设这种转型是由执政精英中的改革派发起的,冲突可能也会小一些,比如说缅甸那种,是不是比由外部革命建立起民主政权稳定性更好?     王绍光:但没有来自民众的外部压力,几乎不会有内部改革。所以有时候你不清楚它到底算哪一类。比如说,埃及到底算是民众反抗促成的,还是内部精英发起的?很难说。缅甸最近发生的事还要看,但民众的外部压力也是很明显的。     人物周刊:我们是否可以预期缅甸的情况会比利比亚、埃及的好一些?     王绍光:更稳固几乎毫无疑义,因为它是一个被掌控的过程。“好”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如果你把民主本身当作价值,它的民主成分是不是大幅度提高;另一个“好”是跟民主相关的各种工具性价值,经济发展、老百姓的福祉等。如果要用这两个标准,现在来判断缅甸的变化还太早。现在缅甸在民主方面没有太大变化,自由方面有一些变化,所以还不是民主改革,而是自由改革。          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考          人物周刊:去年国内有很多独立候选人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王绍光:这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应该允许他们参选。我们在北大的时候,1979年还是1980年,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还有竞选,发表竞选宣言,个个都好像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样。按说,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你不讲海淀区的事我就不应该选你,但北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没有人讲海淀区的事,都是讲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未来、整个中国该怎么治理。所以那时候就有选举,很多地方都有,大学里面都有。     人物周刊:你有一本书叫《安邦之道》,为什么是“安”邦之道而不是“兴”邦之道?你是不是特别看重社会稳定性?     王绍光:确实这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93年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时,如果我没记错,腰封上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样几句话。因为当时确实很担心,如果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政治机制、财政机制,这个国家可能会出问题。中国古代的治国者从来都是以安邦为主线,兴邦当然最好不过,但最重要的还是安邦,这是每一代统治者都要面对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路是“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20多年来一直是这个思路?     王绍光:应该是慢慢形成的。“有力的国家”是我早期就提出的。90年代初讲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主,认为有国家能力的国家是好的转型的必要条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可能越转越糟糕。至于“民主”,如果真正的含义是由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的话,基本假定是平等,所有的人平等地参与、有平等的影响,获得大致平等的结果。用这三条来衡量的话,西方的民主参与是不平等的,影响是不平等的,结果当然是不平等的。08年奥巴马竞选时,美国出了本书,标题就叫《不平等的民主》,是一批美国政治学家几年的研究成果。据说奥巴马还把这本书作为他“change”的一个理据。所以我提出广泛的民主是跟这个观察连在一起的。自由也是。自由主义者讲的自由是,你不管我,我就自由了。但自由也是你能去做想做的事。政府不管了以后,很多人想做的事还是做不了,还是不自由,所以要追求公平的自由。     人物周刊:但你认为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价值之间可能是有冲突的。     王绍光:对,有些自由派的人不清楚这一点,所有好东西都想要。白菜我也要吃,鲍鱼我也要吃,好像吃什么都没有成本,而且选择是无限的。十几年前有个美国大学的学者在中国做调查,说中国人全部支持自由、支持民主。我说你怎么调查的,他就说我做问卷哪,自由要不要?大家都要。民主要不要?都要。我说你这样问等于没问。你要问的是如果只能选一个,他选哪个。后来耶鲁几个学生跑到中国来跟北大的教授一起做调查,结果有60%中国人说社会秩序最重要,不乱最重要。如果要求被访者做出排序,你才能知道什么对他们是重要的。他并不是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但是民主、自由跟社会秩序冲突的时候,很多人愿意牺牲前者。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民主能把人们引向幸福吗?     王绍光:一方面我觉得有必要找一个能替代GDP的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另一方面我也讲过,提幸福是危险的。因为幸福是一个很容易被政府操控的词。幸福是主观的感觉,可能跟客观的东西有关,也可能跟客观的东西无关。有人说不丹人很幸福,但批评者会说不丹人的幸福,跟客观的社会发展指标没有关系。在我看来首先要满足人们的客观需求,比如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受教育程度、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等等。     人物周刊: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个矛盾:你主张社会公平,而你自己可能过着超出一般水平的优越生活。     王绍光:有这个问题。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写过一本书《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大家不妨找来看看。我所关心的不是个体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又一个乞丐的问题,而是问为什么会出现社会不公,如何可以从制度上消除社会不公。社会主义不是要把所有人变成与最穷人一样穷,而是要让社会中绝大多数、甚至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安全、体面、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本刊记者 施雨华 实习记者 苗卉 发自香港      进入 王绍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543.html    

OhMyMedia | OMM:媒体速览(3月上)

本期媒体速览仍由 闻烜 同学( 微博 , 博客 )撰写,非常感谢! 新的一期媒体速览,有事启奏,无事还得写。不和谐的半月回顾从《南方人物周刊》开始,封面人物——胡适。《南人》在其官方微博中说:重读七八十年前胡适先生的那些言论主张,不知应该鼓舞还是沮丧:话还是那些话,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结还是那个结。 不知鼓舞还是沮丧,那就别想太多。谁都看的出现在社会存在的问题,但真正安下心来一步步往前走的人却是少数。帅哥胡适先生去世50周年了,另一个去世50周年的是一个美女——玛丽莲·梦露。 啊哦,我没有贴错封面。前东家《博客天下》的特别报道书写了梦露50年纪念,Getty图片社在伦敦展出了不少梦露的珍藏照,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搜搜。 回到封面,宝宝童鞋出演了一次精彩的记者发布会,又一次留下了没听过的古诗词。如果没记错,宝宝不是学文的,而是一个理科男。 善于卖萌的《新周刊》把理科男当作一种社会人格来分析,里边蒋方舟妹妹老师还“控诉”了一把理科男。 无论是理科男、高帅富还是屌丝,都是这个娱乐社会的产物。人们不亦乐乎拟人化一些非生命体,例如Siri、饮水机娘或者清华小图和小姬AI。然后去标签化一种人和另一种人。你是宅男,她是腐女,它是伪娘,TA是高帅富……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起码,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后,就不会再觉得孤单了,是吧,屌丝们? 理 科男是人,脱北者也是人。娱乐化社会的另一面,是悲惨世界的真实一面。《凤凰周刊》做了一期脱北者,讲述我们听起来很熟悉但实际上很陌生的一种人。整个朝 鲜,我们只认识那几个胖子,却不知道脱北者这个大群体。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旦失败,他们的惨境很可能如同归真堂的熊,被铁丝串起来逃脱不得。 挺悲惨的是么?为什么最近,觉得整个世界的人都在不满?中国人不满,朝鲜人不满,伊朗人不满——连美国人都觉得不满呢!Why?他们觉得,中国人有点烦。《彭博商业周刊》说,嗨~中国~别偷俺们村儿的东西。 觉不觉得世界就像是这个封面一样——你什么也看不清?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2. | Permalink | 媒体速览 Post tags: OMM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孔庆东含泪力挺薄熙来

(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15日薄熙来被撤职消息公开后,北大教授孔庆东参加了"第一视频"节目并公开为薄熙来鸣不平, 呼吁支持者声援重庆。他借"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指"重庆打黑"为最大的打假:"那么在3·15日子里让打黑英雄、打假英雄受委屈了,等于是公开地发动反革命政变。" 他语气激动的质问薄熙来的支持者:"你为薄熙来做了什么?",并呼吁公众以实际行动进行声援,"大家都起来和黑暗作斗争。" 但孔庆东也称自己相信党中央大多数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多次肯定重庆道路和重庆所取得的成就。网友评价其以这种方式挟持早前曾公开支持薄熙来的贺国强、周永康等人,也为自己的言论寻找安全保障。 孔庆东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2011年11月27日,孔庆东在拒绝《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爆粗口,又被称为"三妈"教授"。孔庆东年轻时曾参加"八九民运"并为高自联成员。其后思想变得左倾激进,常在中国拥毛网站"乌有之乡"发表文章。 "孔庆东支持的不是薄熙来个人" 中国宪政学者、九鼎研究所的负责人陈永苗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孔庆东这番言论也是在利益权衡和对比之下作出的,不表示他对薄熙来个人的支持:"他其实不是支持薄熙来本身,而是支持薄熙来提出的一些'共同富裕'的政策。可以看到,孔庆东或重庆市民,是支持薄熙来背后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是有一定意义的,比如说他提出的'共同富裕',可以说薄熙来的作法很象文革,或超越法律,从程序正义来说薄熙来很不对,但作为普通百姓不会这么复杂的考虑事情。如果是给重庆市民带来好处,重庆市民就会说好。" 但陈永苗也分析,目前中共当局所担忧的支持薄熙来者会不会走上街头抗议,他认为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重庆不会上街,这几十年来,维权的事情都是右派来完成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胆识不够,很难发动底层民众上街。 " 中共启动"去毛""反左"? 台湾《联合报》3月16日,以"去薄熙来 胡温确立反左路线"进行报道,指近年中国大陆左派形成一股势力。主要表现在藉中国大陆社会的贫富分化、中共党内的贪污腐败,发出反改革开放、为文革翻案的声音。3月15日,极左派之一的张宏良,公开宣告薄熙来是当今的岳飞,是"被美国以及反华势力仇恨",呼吁"如果再不站出来与薄熙来站在一起,共产党看真是命悬一线了"。 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德国之声《北京观察》中撰文,认为薄熙来事件使中共高层从派系之争重回路线之争。多位评论人士指,薄熙来事件也表明目前右派力量战胜了左派力量。 另据多位中国网友发布信息和海外"多维网"等报道,薄熙来事件发生后, "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等左派网站,目前都遭关闭或禁止评论。 在重庆本地论坛发出"万人涕泪别书记"的内容并被强令删除后,北京方面除下令增派武警进驻重庆,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加强了警力,广东网友爆料,连日来深圳市民中心、宝安中心广场等地,出现大批配备防暴装备的特警在巡逻,气氛紧张。 作者:吴雨 责编:谢菲

胡适 此生粘着“自由”行

   作者: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日期:2012-03-16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一言以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小伙子,就以邮票为例吧,它之所以有用,就在于它能够一心一意粘在一个东西上,一直到它达到目的地为止。”1910年9月,19岁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新生注册的廊道里读到首任校长Andrew White的欢迎信,校长引美国作家Josh Billings的这句话来勉励六百多名新人,其中包括19名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庚款留美学生。        赴美邮轮上,同届被录取的赵元任记下了胡适当年的样貌:“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时就说要把辫子拿掉;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大清国男子的辫子,包含了子民的政治意味和与传统相联的文化意味。胡适的那条辫子,很快在美国剪掉了,寄回老家保存。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是胡适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从安徽绩溪上庄到上海求学、谋事6年,做通了古文、接触了新学、浸淫着报纸政论、经历过学潮、代过低班英文课、教过华童公学国文、当过《竞业旬报》编辑,笔下流露旧文人腔调:列位看官、兄弟、在下、一塌刮辣子、坍台……还有过一段靠典当度日、跟留日革命党人厮混的荒唐生活——有人根据他留下的《藏晖室札记》作了统计:59天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喝花洒/打茶围10次。最后一次满身污泥穿了一只皮鞋在巡捕房醒来,过审之后才明白自己醉酒殴打了巡捕。        胡适回家照着镜子,觉得不堪,觉得对不起守寡的母亲,又感“天生我才必有用”,于是痛改前非,闭门读书两个月,赴京赶考庚款留美官费。那是第二届招考,录取70名,胡适名列第55。        如果不是这个机会,胡适终其一生恐怕只是上海滩挣扎谋生一文人。他的部分禀性此时已经成形,比如国家概念初具,凡事必谈爱国;名誉心重,好为人师,兼有修身进德的焦虑;对嗜好沉溺极深;对金钱不太在意——他生来不是个省吃俭用的人,其慷慨和对金钱的流水态度,延续终生。然而,校长寄语中可粘附一生的东西,从登上开往旧金山邮轮的那一刻起,才刚刚向他展开。        在美国究竟学到什么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5年是他一生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奠定了他在文学、哲学、政治学上的基本素养,但也是他一生中最不为人知的阶段。美国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上穷碧落下黄泉”,查阅了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存档、校报和同期中国留学生的回忆录,亲赴北京、台北手抄那些尚未出版的资料,甚至遍读胡适当年读过的哲学著作,为我们厘清了“胡适在美国究竟学到些什么”——近百年来,多少人质疑胡适的西学根柢,尤其是那张迟到10年的博士文凭。        初进康大时,胡适学农,“想作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他自况并告友人“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但他出国的行囊里,还装有一千三百卷线装古籍。经历了数青蛙头的生物学课、区分三十多种苹果的果树学课,学过洗马、剪树、接种、捉虫,3个学期后,胡适终于认清自己的兴趣,转向哲学、文学,“旁及政治”。        康大5年,胡适一共选修了14门哲学课,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拜在杜威门下的两年,只修4门,江勇振因此认为,胡适西方哲学的基本训练是在康大完成的。此外,他选修7门政治学课、5门历史课,还涉猎英国文学、心理学、美术史和建筑学。政治课中,“美国的政党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学也学得颇好:92分。        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已充分显出社会活动家气质。他1914年结识韦莲司,在给她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尔太有名了,我的名气让我荒废了课业。”他花费大量时间到处演讲,错过哲学教授布置的任务,也没能申请到在哲学研究院第二年的奖学金。        1958年12月,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胡适台湾南港新居做客6日,亲睹往来鸿儒白丁。某晚稍闲,何问:“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的时间恐怕2/3都用在会客,对不对?”胡适沉思片刻,说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其实早在求学时代,他就已面临做学问和社会活动在时间上的分配,1915年7月5日的日记里说:当天下午,他本想静心读书,刚翻过20页,吕君来访,Mr.C来访,Mr.T又来访,于是半天过去。地方小,人头熟,无处藏身,胡适开始向往大城市。在致母亲的家书中提到,这也是他转学原因之一。        胡适到66岁还总说不知自己的专业是什么,江勇振根据他求学时代的时间安排和行踪,列出他真正的喜好:文学和政治,哲学倒在其次。回国后的1922年,面对鲁迅相劝“多在文学上努力”,胡适坦白:“对文学没有野心,只有偶尔一发的冲动”。他这一生着力最多的,不言自明。江勇振指出,从康大转到哥大,胡适在学业上最大的成就,不是从此成为一个杜威式的实验主义者,而是汇通了中西考证学,奠定了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石。        对政治的恒久兴趣        胡适回国后的许多重要主张和某些“开风气之先”,都可在这一时期寻到源头。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上溯康大布尔教授开的“容忍史”课;“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很可能受教于韦莲司父亲(康大古生物学教授)的智性言论;开创了胡适体新诗的《关不住了》,其实是受维多利亚时期英诗及其遗风影响;借用西方“文艺复兴”概念,是1917年6月19日在归国的火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再生时代》(Renaissance)产生的“灵感”……而对于中国时局和前途的种种看法,得益于同“世界大熔炉”里的师友尤其是红颜知己韦莲司的思想碰撞。        胡适对政治产生“恒久的兴趣”,也始于这一时期。去国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课堂上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恰逢美国大选年,观察、比照、寄望是自觉自然的),亲历了两届总统大选(起先是老罗斯福的支持者,佩戴进步党公鹿徽章在校内走动;没有投票权,但主持过一场由53名学生参加的模拟投票),在第五大道上站立3小时看四万多市民为争取妇女参政权游行,还目睹了老师杜威积极参与的身影……耳濡目染及其天性,令他投身其中,认定积极参政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这“责任”,他践行到老。        他希望自己对政治是超然的,早早定下了“在野”的立场。在写给韦莲司的信中,他说:“我在野反而会比从政更有影响力。”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他说:“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        然而,他又做不到真正的超然。蒋介石请他做驻美大使,他推辞了一次就接受。可任命书迟迟不来,他就问政府中人:不是让我做大使吗,怎么任命书还不来?结果人家告诉他,委员长还等着你推辞第二次呢。那是斯文尚未扫地的时代,官场规则是推辞两次才接受任命。这一方面说明他不懂官场文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政治的“心热”——尽管出使前也为当了“过河卒子”而自嘲——学者罗志田说,那个时代的人,假如给机会,可能都愿意干政治。        在他留学时期,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不断传来的消息,比如鲁汶因不降而受屠,布鲁塞尔因求降而独存,令他的政治立场不断衍变: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到不抵抗主义、仲裁主义,最后又返回到以爱国为前提的世界大同。他用英文写给外国人看的,几乎全是在替这个古老的国家和不争气的政府挣面子;1954年他与吴国桢在美国打笔仗,甚至写下很可以令自己蒙尘的“台湾是多么自由”,都是他那颗爱国心“内外有别”的表现。        他对西方文明的“体贴”和“适之”在那一辈留学生中是个异数,他的眼光也比同时期大多数留洋者开阔长远。因为看得远,想以教育树人先行,然后再行政治改良,所以回国之初声称“二十年不谈政治”,热心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自然而然汇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队列,最先向旧文学发难。        与同时代多数青年一样,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至深(胡适之这名字就来自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带给中国知识人的一大认知症候是:新的比旧的好,西洋的比传统的好,自晚清一路而来的巨变和挫折都被归结为新旧的不能两立。所以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超越前人的反传统程度,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比辛亥革命斩绝君统更为深刻的社会观念之变。胡适虽是其中与传统决裂得较温和的一位,却无法改变时代的洪流。        所以,当新文化运动经“五四”发酵转而变为政治运动时,他认为是“一种干扰”(唐德刚认为这两个运动有必然的因果)。他的文艺复兴理想,和血脉贲张的“新青年”、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一味趋“左”的主流,终难匹配。        “问题”和“主义”之争的另一层        “五四”是大规模输入“主义”的时代。胡适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在当时其实是中道,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兑,一是左翼激进主义,一是左翼保守主义。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问题与主义”的笔战,多少可以看出当时“新词”的滥觞。鲁迅曾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道:“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        实际上,胡适在这场论争中,不仅拒绝了空谈,还表现出他对当时知识界流行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式“根本解决”或“根本改造”的反思与洞见。因此也成为1950年代初大陆清算胡适思想的一条: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        “根本解决”,从此稳定而富强,是大多数国人的梦想。然而,“根本解决”之中暗藏何种破坏性因素,多半为趋新者所不察。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共产党人主张采用苏俄的急进式方法来整体解决中国问题,李大钊的思路即是:马列主义为严峻现实提供根本解决之道,其高度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能把大多数人动员和组织起来。所以,当时的星星之火,携着“主义”燎原。        胡适则“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屠杀的根苗……”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几十年间,我们的确目睹了各种“盲动残忍的劣根性”,各种“相屠杀的根苗”,沿着“反右”、“文革”一路延伸。        社会残酷是有前因的。“五四”催生出一代不宽容、心态褊急、好以常识抬扛的“新青年”,而胡适主张的容忍和自由始终没能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于是之后几代人,收获“报应”。        1990年代初,当“黑猫白猫”论渐为国人接纳,唐德刚忍不住要幽它一默:“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不就是“黑猫白猫”嘛,如若不然,哪来(当时)1400万个体户?这种避开“主义”纠缠而注重实践的清醒,恰与“胡学之正宗”一脉相承。        “肤浅”的自由主义,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有一句饱受学界诟病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980年代初,林毓生先生在评点这一方法论时,说胡适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肤浅、含混与庸俗。他说:“任何问题经过胡适肤浅的心灵接触以后,都会变得很肤浅。”自此,若不说“胡适肤浅”,仿佛自己就“肤浅”了。        江勇振就此论出处展开追索:沿着胡适在康奈尔的哲学老师克雷登,一路上溯到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老师赫歇尔和惠维尔。赫歇尔说建构假设有3个方法,其一是:“先立下一个大胆的假设,把它定成一个特殊的定律,然后通过检视其结果与对比事实来求证。”所以,它实在不是胡适的发明。        而且,它也并非出自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主题先行,再用“发现的事实”(人工选择及处理的事实)来证明它、赋予它意义,这一方法从杜威的哲学看,犯了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也就是把思考和事实划为二元对立的谬误。打个比方,山上岩石里有铁矿石,这是“粗犷的素材”,但在人类把它们提炼成铁或钢之前,它们的存在和其他岩石一样,对人类不具有任何意义;炼铁炼钢的技术如同人的思考(其中包含选择,而选择就意味着主题先导),在这条脉络之下,被人类赋予的意义才会诞生。        就哲学而言,胡适并不是杜威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传人,在他头脑中日益深固的是实证主义(但他自己浑然不觉),他一生的口头禅就是:“拿证据来。”        至于胡适就自由主义表现出的“学理含混”的一面,学者邵建分析说,从林毓生——追随哈耶克研究自由主义谱系的学者角度看,胡适当然肤浅;他实在是没拿自由主义当学问来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稳健的自由主义者。        1917年,北大学生傅斯年经顾颉刚介绍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哲学系赶走(北大才子有此传统)。傅斯年听了几次课后评价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余英时对1947-1948年间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尤为看重,因为当时最“时髦”的思潮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胡适坚定地认为“那民主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全世界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来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潮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这言论在当时是最犯众怒的,但他仍到处宣讲,千言万语,不过是“民主政治,只是政治统治须得人民同意”、“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最基本权利是自由”。        “他什么都没有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适之说不要过生日 生日偏偏到了        我们一班爱起哄的 又来跟你闹了        今年你有四十岁了都 我们有点要叫你老前辈了都        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提倡那样 觉得你真是有点对了都        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 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 所以我们就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 所以我们就啰啰嗦嗦写上了一大片        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保存的一片手写白话诗,写诗的是“同学少年”赵元任,代表当时中研院同人顾颉刚、傅斯年、李济、毛子水、陈寅恪等,为1930年的胡适祝寿。        周质平找到1941年12月15日美国《生活》杂志上一篇名为《胡适大使》的文章,作者Ernest Hauser对中华民国的成立提出一个新颖的看法:“孙中山是民主中国的创建者,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赋予这个新生的中国以学术上和语文上的新意义。”        周质平以为这一论断颇有见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但在胡适出现之前,这“民国”并无多少新内容——1912年,在中国住了近三十年的英国人布兰德在美巡回演说,到处宣扬这个所谓的“民国”不过是 “新瓶装旧酒”而已。        “试想将白话文、批判旧传统、整理国故、小说考证、问题与主义及科玄之争,乃至丧礼改革、妇女解放等等以胡适为中心的改革运动从民国抽离,至少文化上的民国只是一个空壳子。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如果不能继之以新文化运动,民国将少了许多新意和光彩。孙中山和胡适,一主政治,一主文化,前后呼应,相辅相成。”        1922年8月15日,《努力》周报的一位读者致信胡适:“一般青年对于先生,倒好像上海人无论买什么东西,都先要到先施、永安去问一问,这实在是先生的荣誉,亦是先生的责任。”“整理国故”变成“风潮”之际,陈西滢也曾挖苦“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可见胡适在当时的影响。        回国十多年里,胡适忙于“开山”,在问学上表现出哲学家伯林所谓的“狐狸”式的东张西望。他涉猎的领域包括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和红学,多有“抛砖引玉”之作,还有36个博士头衔。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颇受赞誉,因他率先引入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先秦哲学。但终其一生,他也没能写出下卷,被讥为“善著上卷书”或“胡一半”。        胡适一生发过好几次宏愿要把他的哲学史/思想史写完,但他一时对整理《诗经》产生兴趣,一时因替王国维作跋而有意重写《两汉博士制度考》,半年后转为《水经注》吸引,旋即又动念作《东原年谱》……排除兴趣太多、分心太多,江勇振发现,如果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非“下死功夫”而不得,那么,他的一半之憾实在是“予不得已也!”。        然而,学术上的心有旁骛并不影响他在知识上的诚实。何炳棣记下一次二人交往中“最重要的谈话”——1960年8月18日,趁着“太太出去打麻将二十个钟头以上还没回家”,趁着谈兴正浓,胡适严肃地坦白:“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这番话使我肃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觉到胡先生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象的还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这番话他生平可能只讲过一次。”何炳棣亦坦白:“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学术上的不能登峰造极并未削弱、可能反而成全了他的影响力。余英时在谈及这一点时说: “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他的开风气之功隐藏在‘五四’遗产之中,至今对知识人产生着影响。”“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在留学之初就立志日后成为国人的导师,罗志田因此说,胡适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        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邵建一言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曾对国民党寄予厚望        从晚清到民国,从辛亥到“五四”,胡适关切、思索的政题太多,须打量的政治人物也太多:从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到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他与他们,是由远及近,由观望、仰慕、臧否,到结识、交往、言浅言深的关系。        对于清王朝覆灭后的中国,他向往的是一个政治清明、上轨道的现代政府,最好,是美国式的。但那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弄不清民主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1906年4月10日的日记里,胡适记下了国人以为选举就是“我想选谁就选谁”而无须候选人的。况且,近代中国从西方汲取的公民理念偏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却忽视了公德心、热心公共事务的面向。而1920年代胡适在创办《努力》时期推崇的“好政府”、“好人政治”,说到底,是英美式的精英政治,是远离一般民众的“书生政治”。所以罗志田说:“胡适总想把美国‘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近代中国来,药虽灵但不对症,当然也就治不了中国的‘病’。”        胡适自始至终反对袁世凯,对孙中山则有褒有贬。北伐革命时,他对国民党寄予厚望,此后从批评孙中山(“上帝尚可批评,何况孙中山”)一路批评到蒋介石(“生平不曾梦见共和体制是什么样子”),当然他自有分寸和言说技巧。但如学者邵建所言:从打拼的革命党到坐庄的执政党,一直到蒋介石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都没有很好地完成从江湖会社到现代政党的转型。他一生对这个政党/政权的寄情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        学者钱永祥说,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尤其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当权者往往有较高的善意期待。所以,与其说胡适寄情国民党,不如说他寄情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1930年代,当胡适的自由主义友人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发生动摇,在《独立评论》上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后再建立民主不迟时,胡适早已走出莫斯科之行前后对“专制”思想的摇摆,一步也不肯退让,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稳定的现代国家。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        蒋介石日记中的“诤友”或“狂人”        胡适一生中的数张剪影再度定格——        18岁在上海“学作新民”的胡适,有着宽大的额头和窄小的下巴,长衫领子撑起细瘦的颈,目光清润腼腆。        1930-1940年代的胡适博士,中小型身材,流利的英文中略带一点下江音,脸上常带“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1940年代中后期,张爱玲在报纸上看到战后回国的胡适大使,“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1950年代初寓居纽约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端正,鬓白,谈笑风生。        1960年代初在台湾的胡院长,清癯,疲惫,但还在笑。        余英时交叉对比3份史料发现:1950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次长Dean Rusk曾约谈胡适,想说服他出面领导反共亲美人士,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这也是中情局的意图。但胡适对此毫无兴趣。        1950年代初的美国政府对胡适背后那个“自由中国”的态度远比抗战时期冷淡。胡适时常遭遇政治冷脸,又无意在学界立足(也很难立足,有跟美国教授“抢饭吃”的嫌隙),日常生活陷入困窘。杨金荣研究胡适在美这段将近九年的生活发现:1950年7月至1952年6月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5200美元,是他这一时期“惟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此后,年老体弱的胡适基本上靠有限的储蓄和养老金维持生计。他在1952年4月曾详细计算过每月开支,细分到房租、夫人、工人、洗衣、电气煤气、电话、报纸文具、圆桌俱乐部、食料、零用各项,共550美元。以此推算,每年约需6600美元。另外胡适常犯心脏病,医疗费也是很大的负担。杨金荣认为,经济困窘是胡适决定1958年返台定居的主要原因。        陈红民检索台北“蒋中正档案”函电发现,这一时期蒋介石曾雪中送炭:1951年至1955年,蒋介石共通过在美国的官员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直到这位官员回台中止。但整个1950年代,也是蒋介石与自由主义分子越走越远,直至深恶痛绝的时期。表现在日记中,是对胡适由“诤友”、“金石之言”、“甚感动”到痛斥其人“狂妄荒谬”、“无耻”、“自私”的转变。        胡适是《自由中国》名义上的发行人,虽与实际操作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政治目的不同,但其主张和言论越来越多地触到蒋介石孜孜建立的威权政府的痛处。他主张以宪政民主治国,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而代之以民选,他建议国民党内部自行分化出两三个党而实现所谓“多党制”——这“毁党救国”之议在蒋介石看来简直跟共产党的心思如出一辙。        原是国民党高官的雷震直接付诸行动。他接连在《自由中国》上“七论反对党”,到决意组建“中国民主党”时,降临的是10年牢狱之灾,且未经司法程序,直接交付军法。这件事对胡适的刺激非常大,是他晚年与蒋介石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它已触及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然而彼时的胡适,除了一谏再谏,要求统治者“施恩开仁”外,实在无可奈何。他自己,也在舆论抨击和内疚不安中,度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尾声。        早在1920年,胡适就知道自己“心脏的活门不大灵活,出血不止可能就会送命”,但他乐于“一径向前”,人生态度写满“积极”二字。晚年有人问他到处演讲、上午下午都要讲,是否辛苦,他说,把这些讲话当作好玩的事,就不辛苦了。        1962年2月24日晚,胡适在中研院迎接新院士的酒会上讲完话,送客时跌倒,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瞻仰胡适遗容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下“盖棺”之论:“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这与蒋介石那副著名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相参照。        (附记:胡适留下两百多万字日记,《胡适全集》有44卷2000万字,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内仅胡适影像档案须用5-6个5000G硬盘才能下载完,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内所藏日记、信件、藏书等亦非皓首不能穷尽。资料浩瀚,若非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用功,我们无法得到今天这般清晰的胡适生平及思想。在此鸣谢本文参考的唐德刚、周质平、余英时、林毓生、耿云志、江勇振、罗志田、邵建、陈仪深、陈红民等学者的著述,尤其是江勇振6大卷胡适最新传记《舍我其谁:胡适》已出版的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感谢黄克武、程巢父先生对本刊采访提供的指点和帮助。也感谢台湾商界人士陈宏正对胡适研究的慷慨资助,许多受访学者都提到,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成果。)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爱思想 | 凤凰周刊:讲政治的新浪

凤凰周刊:讲政治的新浪 进入专题 : 新浪 微博    ● 凤凰周刊       微博崛起          在理想国际大厦参观新浪微博的办公场所时,记者看到,新浪副总裁、新浪微博事业部总经理彭少彬掌舵的这个部门,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很多其他部门的标牌还没有来得及更换,就已经坐满了微博的工作人员。     由于人员不断增加,一层的办公场所已经不够使用,新浪不得不把微博部门的员工安排在两个不相邻的楼层办公。不过他们很快就可以告别这种不方便了,“整个新浪微博部门马上就要搬到理想国际大厦旁边的一个大楼里去,到时候就宽敞多了。”彭少彬的助理指了指窗外,告诉本刊记者。     没有人预料到新浪微博会以如此迅猛的速度扩张。两年半前,当新浪酝酿自己的微博战略时,社交网络在国际上如日中天, Twitter成为2009年最热门的英语单词。同期,大陆互联网界变故频生: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网站大陆被禁止访问;中国版“Twitter”“饭否”无限期关停;随后同类网站“叽歪”也遭相同命运;腾讯“滔滔”也因“复杂原因”突然关闭……     这些意外给尚处在研发阶段的新浪微博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新浪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曹国伟(微博)最终还是拍板继续微博战略。彭少彬在那时即坚信,“微博一定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新的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的工具,这是大势所趋,不可改变。”     新浪微博大戏的序幕由此拉开。曹国伟亲自上阵,作为新浪微博的总负责人,他将微博作为新浪第二次创业的基点,要求全公司各个部门配合微博的工作。     有人将新浪微博的推广策略总结为“名人推动+群众运动”,曹国伟等一干高管各尽所能,遍寻名人,说服他们在新浪微博开博。在微博发展的前期,新浪把自己在名人博客上的理念和资源优势移植到微博中来,还专门在搜索引擎上购买这些名人名字作为关键词,推广微博。     当时新浪的800多员工,也全部被定下了“拉人”的任务。新浪的“群众运动”是硬性规定,任务每周完成一次,每人定额完成一个名人和两个记者。而且,光注册不算,必须要保证“拉来”的用户足够活跃,同时通过实名、上传头像以及发7条留言的要求,方算合格。     越来越多的名人入驻新浪微博,这些名人又为新浪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新用户。新浪编辑请来比尔·盖茨开微博,有关编辑奖励了一万块。新浪甚至请来了在大陆颇具人气的日本AV女优苍井空开微博,尽管由于“扫黄”风暴而推迟了一段时间。     新浪网执行副总裁、总编辑陈彤说:“这是新浪第一次集中全部力量去做一件事情。为了做好微博,新浪的技术、采编、运营三大部门同时出击,付出了很多努力,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产品。”          监管压力          微博是一柄双刃剑。随着注册用户的增长,微博在扩大民意表达空间、推动社会民主化的同时,其消极影响也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干扰。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虹南公路寨桥村原村委会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工程车压死,在事件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微博舆论一度与政府部门完全对立,挑动公众情绪,引发警民冲突。     类似的社会情绪,在日本地震后的抢盐风波、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我爸是李刚”等事件中,一再被微博引爆。业内人士对此深感忧虑,因为微博产品本身并没什么秘密和核心竞争力,决定其成败的,除了企业的经济实力,还有企业自我约束监管、恪尽社会责任等软实力。当初“饭否网”之所以无限期关闭,就是因为公司监管不到位,网络主管部门要求“饭否网”处理一些有关新疆问题的不当言论时,发现网站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     为避免前车之鉴,新浪微博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专门的信息过滤和监控部门,每天通过机器智能加人工的方式对用户发布的微博进行管理。据公开报道,新浪微博目前已经有近百人的监控团队,每天24小时进行信息监控。微博小秘书在用户注册微博时,就会悄悄告诉每一个用户:“为了共同维护微博内预期的良好气氛和今后良好的发展,请不要谈论不宜的话题。”     曹国伟把微博信息安全的任务交给了陈彤。陈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坦言新浪微博刚上线时,“战战兢兢,不知道会是什么态度。”曹本人尽管一改往日的低调,公开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新浪微博,但涉及监管问题,他从未对媒体吐露过心迹。仅有的一次,是2009年大年三十,当天下午3点多,酒喝得有点多了的曹国伟回到办公室,无意中和助手刘运利聊了起来。其中几句话让刘印象颇深——     “很多事情一定要乐观地去面对,你越是着急,越是疯狂地去追求,不见得能得到。更多的时候,要学会享受过程,你只要认真去面对它,至于结果,成也好,败也好,都不是你可控的。”     当时,新浪微博战略刚刚启动,官方对于微博的规限仍不明朗。曹国伟这几句话尽管没有明言所指,刘运利仍能从中体会到他的复杂心境。     曹国伟深谙大陆民众对于话语平台的需求,也很清楚微博对于新浪未来的重要性。凭借对中国政治与局势的洞悉,他相信,不久的将来,微博必定会影响并改变中国。     这份自信心和洞察力成就了新浪微博。接下来的两年,新浪微博顺风顺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网易、腾讯、搜狐等竞争对手迅速跟进。“尽管腾讯是林子里起得很早的鸟,但当时因为信息安全和政府监管的困扰,并没有吃到果子,而新浪把这个市场做起来了,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我对老曹感到很敬佩。”腾讯总裁马化腾对曹国伟不吝溢美之词。     网易丁磊也公开称赞新浪“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找到微博这个突破口,改变了中国4.8亿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作为互联网同行,我非常尊重他们”。     “微博用分布式表达,扭转了网民在言论领域的空间,使监管者面临新的,而且是更大的困难。”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在分析新浪微博的成功后断言,新浪的尝试拓展了整个微博行业的生存空间,但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当局的监管压力将成为微博的新挑战。          新浪平衡术          果不其然。2010年7月,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及腾讯的微博,有的转为测试版,有的甚至短暂关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援引本港《明报》报道说,这是因为当局发现,部分微博出现过激言论而且没有屏蔽敏感词,要求关停整顿。但这些网站都出面否认,声称没有受到官方审查压力,强调是网站升级需要。     “测试版”引发了网民的广泛担心,被认为是官方强化微博管理的先兆。直到今天,这三个字仍像是悬在各个微博运营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在告诉你:‘我没有关闭你,但我随时可以关闭你’。”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慨叹。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100%自由的媒体。”曹国伟说,新浪一步步走过来,不管门户也好,博客也好,微博也好,我们很清楚,应该怎样才能做到既有一个包容的媒体发展环境,又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     新浪相信自己正在公众期待与政府接受度的底线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对于官方的监管,新浪一向默契有加。早先,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十多家内容提供商曾共同签署《博客服务自律公约》,鼓励博客用户实名注册,自觉履行对博客内容的监管义务。2010年9月,新浪正式聘请十名自律专员监督网站内容,成为互联网首家试点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创设的自律专员制度,后来在官方推动下,推广到各大网站。     现在,为了满足官方新的监管要求,同时又尽量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新浪微博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有“普通用户、初级用户、敏感用户、高级用户、绿色用户、封杀用户、危险用户、冻结用户”等详细分类,在内容审核上还有“左派言论”和“右派言论”的区分。有外媒报道说,有些敏感人物的新浪微博被加上了三层过滤,包括延迟显示、双重敏感字词和暂时隔离功能。     但其实他们发布的很多敏感信息并没有被新浪屏蔽。曾在新浪供职过的人士说,有些人已经和新浪达成一种默契,“如果你们觉得确实有必要删,那你们就删,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能晚一点删,就多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其实从新浪的角度来说,还是想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自由的环境去推进社会的发展的。”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上述人士说,“我们不希望民众跟政府变成一个对立,民众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跟出口,政府需要得到信息安全的保障,如果任由一些敏感信息过分传播,就会激化两者之间的对立。而这恰恰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转世党”网络攻防战          新浪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部分用户的理解,知名微博用户张鸣等人就曾因为新浪微博的“自律”愤而退出。部分人士在离开新浪微博时发表公开信,指责其屏蔽制度。     新浪微博被指责最多的就是“自我审查”。2011年11月,一封公开信呼吁新浪的投资者通过减持新浪股票,间接给新浪网及新浪微博施加压力,迫使其回到明确的审查规则上来。     “我只能说,我们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但我们会尽力让尽可能多的用户满意。”陈彤遗憾地表示,尽管他们很努力,但真的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     令新浪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为了降低运营风险而做的努力,催生了一个给自己带来更大风险的特殊人群——“转世党”。由于发表过激内容的微博用户会被注销账号,一部分人便选择重新注册账号坚持发声,并在用户名后标明“二世”、“三世”、“十世”等转世次数以示抗议。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被认为是“转世党”的发起者。他“转世”多达100次,最终还是因为无法忍受新浪的审查制度,在2011年6月删除了新浪微博主账号上的全部信息,随后离开了新浪微博。这个过程耗时将近8小时,点击鼠标近18000次。     萧瀚离开了,“转世党”这个群体并没有消失。由于微博平台的开放性,用户重新“转世”后,系统就会自动推荐数十人可供批量关注,“转世党”很容易找到自己人。     “新浪‘转世党’一两天就能把‘粉丝’数增加至500名以上,除非新浪用人盯人方式管理“转世党”的微博,要不然他们想达成有效控制“转世党”信息流的目标绝非易事。”“转世党”中的另外一位重要成员温云超说。     为了联合更多成员,也有人建立“转世党总部”、“中国转世党”、“转世党总动员”等账号,专门用于“转发各‘转世党’成员的微博及对转世账号进行推广”。不过,和那些“转世党”的个人账号一样,这些账号最终也难以逃过被删除的命运。于是,他们建立QQ群、Skype群,在Facebook建立“新浪转世党俱乐部”,在Google的社交网站Google+交流信息。     “转世党”经常从“墙外”搬运信息进入“墙内”,言论大多非常敏感,有些甚至很极端;他们还往往就一些敏感事件发起网络行动,如果管控不好,很有可能威胁到新浪微博的生存。     这个群体令新浪颇为头疼,而且束手无策。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出台微博管理新规,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注册微博客账号,都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温云超很快就在Google+发帖告诉大家:“对付的办法很简单,到网上搜索或直接说自己是海外用户,让运营商无法比对。”     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还在继续。微博实名制对控制“转世党”有一定作用,但效果如何,仍有待继续观察。          微博辟谣与自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敏感信息之外,虚假信息的泛滥成为决定微博生死的的又一个突出问题。     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之后,网民对事故真相的渴求,使得微博上各类流言迅速扩散。8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视察新浪公司,敦促他们要“确保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坚决杜绝虚假信息”。     刘淇视察后第四天,新浪在26日首次以系统通知的方式,向旗下微博用户发出两条“辟谣公告”——“无偿献血被红十字会以一袋200元卖给医院”说法不实、“武汉少女被杀,疑犯被有权势的父亲保释”说法不实。这两条信息的发布者,还被新浪暂停使用账号一个月,力度之大,引发诸多争议。     随后不久,曹国伟表示,“微博上有很多虚假信息和谣言,给在这个平台上的政府和商家构成很大的挑战,新浪微博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建立更多辟谣机制。”     10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主任王晨在一次关于微博管理的经验交流会上,再次表示,希望“微博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不给谣言提供传播渠道;对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在网上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新浪迅速呼应。两天后,陈彤即表示,新浪正在筹建微博信用体系,以达到用户自律、他人监督的双重效果;新浪还拟对低信用用户以图标形式公示,并限制其部分使用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谣言传播、惩戒谣言发布者的目的。     对比此前陈彤对于网络谣言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陈彤此番表态几乎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他在2010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说:“我们极端重视微博删帖这件事。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少删。微博和其他产品不一样,是实名制的个人媒体,我们没理由去轻易侵犯个人舆论权,除非真违反了法律,或是散播色情类内容。”     现在,陈彤亲自负责新浪的微博辟谣小组,通过新浪各个部门去核实消息的真实性,官方辟谣账号的每一条都要经他亲自审定。为了保住微博这块阵地,新浪可以说是殚精竭虑。     新浪微博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三层监控体系,第一层是运用成形的技术手段进行敏感词过滤,第二层工作人员则针对没有出现过的新内容或新形式进行处理,并将信息上传到第三层,最后再由第三层的工作人员针对不同类型的事件进行总结,并制定策略下发到前端,再交由第一层工作人员按同样的处理方式执行。     事件发生的重要程度不同,新浪响应级别也有所不同。新浪有一个六百多人的团队可以随时调动,一旦发生像“7·23”动车故事这样重大的紧急事件,这六百多人便同时上阵投入监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不仅包括新浪现有员工,曾经在新浪网工作过的编辑也可以临时上岗,另外还有新浪招聘的自律专员。“虽然是无偿的工作,但这方面热心人士很多,号召几百人帮忙做事并不难。”彭少彬说。     这些自律专员是新浪通过公开邀请等方式向社会招募来的,他们“平时就是在微博上维护网络稳定和安全的热心人士”。新浪每月会通过举报数据,发掘一些积极参与举报的网友,并汇聚这些网友加入微群,这些网友便是新浪自律专员选拔的后备力量。     新浪对于自律专员机制“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自律专员机制的落实和运营。”记者联系到一位新浪微博的自律专员,但对方称“由于公司有规定,谢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新浪此举,使其成为北京市首家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          政务微博全覆盖          新浪以其高超的平衡技术,游走于官方监管与公众需要之间,社会影响日趋强大。2011年4月21日,曹国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11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100强”。《时代》周刊称他在形势并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抓住机会,推出新浪微博,成为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服务,“尽管存在内容审查,仍不失为中国最为开放的网络平台之一。”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微博被关闭的风险也日渐式微。微博上线第一年,也是其风险最大的时候。现在,新浪微博管理团队政治上日益成熟,陈彤甚至在自己的微博中肯定地说:“20年内新浪微博被关闭的可能性是零。”前不久,有传言称新浪因“未获微博运营牌照”而导致股份大幅下挫,新浪除了利用其辟谣官方账号称“此说法纯属谣言”之外,并没有过度紧张。     “其实政府最看重的,是我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在这方面他们希望我们起到更好的作用。”彭少彬说,在舆论监控方面,现在的新浪不再完全被动地回应政府,反过来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政府,试图说服他们对一些信息不必过于敏感,“政府现在对我们的意见也听得进去。”     2010年底,新浪推出政务微博,开始将微博开拓的重点转向政府部门及官员群体。他们最初的考虑仍基于风险防范,“越多的官员入驻,意味着新浪微博越安全。”此举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在当局的推动下,新浪微博中经过认证的政府和官员微博,到去年底已经发展到2万余个,覆盖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政务微博从局部尝试走向全面应用。”     这是新浪打出的一张极为出色的政治牌。现在,大陆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开始利用微博来作为宣传工具,跟网民互动。通过官方参与,更为广泛地占领微博舆论阵地,被认为是大陆官方管控微博思路的一大转变。     2011年12月12日,由新浪与《中国改革》杂志联合主办的“2011政务微博年度高峰论坛”上,面对来自大陆20余个省市的180余名代表,陈彤谦虚地表示:“今天的主角并不是主办方,而是在座的各位嘉宾。”     与此同时,曹国伟走进中央党校,录制电视专题,教官员们如何使用微博,如何利用微博来做好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除此之外,他最想讲的是“微博作为社交媒体,改变了社会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来源:凤凰周刊    进入专题: 新浪 微博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新闻传播学 > 新闻传播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035.html    

说有易,说无难——向胡适先生道一次歉 向江勇振先生

  这篇文章早就想写,但没找到机缘。   还是2011年4月为纪念胡适诞生120周年在南大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来自台北的朋友告诉我,刚出版的江勇振先生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对我的《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提出批评。恰巧,在美国教书的江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期间,我自己主动向江先生提及此事。江先生很绅士,打着手势:当然,这只是学术层面上的……(后面的什么词我忘记了)。我点头称是,某种意义上,书就是用来批评的。然而,此刻的我关心的不是批评,而是批评了什么。江先生当时只提出一点,让我只好说惭愧。   在《瞧,这人》的“内容提要”里,我这样写道:“胡适是20世纪的一个文化坐标,一种精神象征,一条思想脉络。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胡适和他所代表的思想依然是普世意义上的一种价值选择。基于此,本著试图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重在挖掘、梳理和呈现胡适一生的思想脉络,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更关注在他的思想语境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对社会事务的关怀和他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同时,以人带史,由此折射胡适所身处的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其中,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并梳理其思想脉络,乃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但,江著正是在这一点上指出了我的问题。   不言而喻,胡适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思想,作为20世纪自由主义的知识代表,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当然是我关注所重。在《瞧,这人》之前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中,我已经感觉胡适前期在自由主义上的偏差,比如莫斯科三天,胡适就没有把持住自己,以致向斯大林体制表错了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舛,我的判断是,胡适只是接受了19世纪密尔的新自由主义,对密尔以前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缺乏了解。因而,到了《瞧,这人》,我根据我对胡适留美期间日记的阅读,作出了一个知识性的判断,即胡适没有读过洛克的《政府论》。书中我是这样说的:“就自由主义而言,胡适肯定是密尔式的,但未必是洛克式的,在他的日记中,我尚未发现胡适读过洛克,而洛克被提及,也是在一则‘近世不婚之伟人’的日记中,他(写作‘陆克’)和笛卡尔、帕斯卡、斯宾诺莎、康德、霍布斯、斯宾塞等人排列在一起。”(该书第88-89页)   虽然那天和江勇振先生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但毕竟手中无书。后来一位读者朋友寄一本送我,并告知江著对我提出的批评,书中约有四、五处。江著厚厚一本,有如砖头,这是它的份量。但胡著写完后,我自己兴趣有所转移,大体停止了对胡适的关注(《瞧,这人》只写了胡适的前半生,等于才写了一半,呜呼),对这样一个六百多页的大厚本,不免有一种阅读的畏惧。因此,书到手后,随手翻翻,居然没翻到对我的批评处,就丢了下来。这一丢就是很长时间。至于今天提笔写这篇文章,只能说是一个机缘。今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辞世50周年。《南方人物周刊》要推出他们的纪念文章,该刊记者约我为这组文章做一个对话笔谈。看得出该记者很用心,约我笔谈前,看了江先生的书,也看了我的书。稿子完成后,电话来会通,其中问我是否知道江著对我的批评。我心中一动,说知道,连忙问她在哪一页。听到电话那头她去拿书,过来告诉我是263页,还念了其中一段。此刻,我也拿过书来翻到此页,同时在电话中告知她,我去年见过江,还扼要说了当时我和江交流时的情形。   针对我所说的“相信胡适读过《政府论》就不会走到自由主义的反面”,江著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念西方哲学的胡适,在选课的时候一定会读到洛克,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我们知道胡适在‘哲学30:经验论与唯理论’这门课读了洛克。此外,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胡适档案’里,就有一篇胡适的读书报告,写的就是邵建所谓要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必读的《洛克的研究》(A Study of Lock’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我一边听电话,一边看这段文字,虽然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处批评,但直接面对,还是惭愧不已。我所面对的材料,来自胡适的日记、书信和年谱,但这并非是材料的全部。台北的胡适纪念馆里,大陆这边的近史所里,都还有大批胡适的资料(英文的、中文的)没有出版。我并没有穷尽材料,怎么可以断言胡适没有读过《政府论》呢。   记得南京一位朋友(邓伍文)不止一次说过,历史研究说有易,说无难。当时听了也就听了,此刻,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啊,你没见到的东西多了去,怎么可以断定它就没有呢。何况有是可以证明的,无则难以证明。这是一个硬伤,知识硬伤。在硬伤面前,我所能做的,第一是向已故的胡适先生道歉(正如把没有说成有是诬枉,但把有说成没有,虽反向之,亦迹近之),当然宽容的胡适先生已经无法接受我的道歉了。第二是要向江勇振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我的批评,还感谢他等于为我找到了胡适读洛克的证据,于是我便知道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并非陌生(因而,我对胡适自由主义的批评,还要重新审视并解释)。   做一个人的研究,哪怕是思想研究,都要尽可能地穷尽材料。就此点而言,我实在用力不勤劬。记得当时江先生告诉我胡适读过洛克时,我即问出处,江告诉我,出处在北京近代史研究所里的“胡适档案”,他是从那里抄出来的。胡档就在北京,它就睡在那里,我并非不知道,但却从没有动过要去抄书的念头,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放(我的胡适两本书,材料依据都是根据公开出版的胡鲁著作)。江先生远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德堡大学,却能跨洋过海,不止一次到台北和北京来坐冷板凳。两相比较,这是什么精神。当然,江勇振对材料的用力,我早就感知,大约是07年吧,台北一位老先生寄给我《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就领略了这位哈佛历史博士的材料功夫。材料是史学的功底,甚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的朋友中多位写作走的都是傅斯年的这个路,我则常以我的兴趣是思想史或观念史而自我开脱,所以这次就跌了跟头。   去年12月中旬是胡适120周年的诞辰,杭州的傅国涌约了几位朋友去他那里一道做个纪念。离杭那天,几人同车,我坐在前面副驾的位子上,听后面几位聊天。话题游走,却不出各自的兴趣。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材料,坐中谢泳、傅国涌等都是材料高手,都肯在材料上花大功夫。比如就是这次傅国涌送我的《辛亥百年》上下册,全书共八篇,每篇之后,材料出处的注释基本都是三百多条。两册之后亦都附有参考书目,我看了一下,包括日记书信口述回忆录年谱当时报刊文章等,参考文献有三百多种。国涌正是凭靠这样一个体量,才左右逢源,完成了“重建辛亥叙事”。因此他们聊天,我无从插嘴,我就不在这道上。似听非听时,听得谢泳接了国涌一句:别人用过的材料就不叫材料。很漂亮的一句话,它是追求文献的初始发现和第一次使用。我相信,以上江勇振从故纸堆中抄出的那份英文胡档,就属于这种。   这里我还必须自领一次粗疏。先感谢江勇振在书中为我圆场,说:“邵建不是不知道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是不记哲学的。胡适解释了他在日记里不记他所读的哲学的原因”接着,江著引了一段胡文:“或问吾专治哲学,而札记中记哲学极少,何也?则答之曰:正以哲学为吾所专治,故不以入吾札记耳。吾日日读哲学,若一一以实吾札记,则篇篇时日皆有所不给。且吾之哲学功课,皆随时作记(notes);其有系统的思想,则皆著为长篇论文,如前论墨子、康德(kant)、胡母(hume)[休谟]诸文,皆不合于札记之体例也。且吾札记所记者,皆一般足以引起普通读者之兴味者也。哲学之不见录于此,不亦宜乎?”这里的札记即日记,应该说这段文字我知道,而且其中的休谟亦为古典自由主义之代表;但实际上却变成了知而不道,或曰,视而未见。胡适既然有了这样的自述,何况如果我细敏,胡适否定遗产权时还率先肯定了“财产权起于劳动”,这正是洛克《政府论》的观点,我为何还要推断他没读过该书呢;尽管推断的语气并不绝对,甚至带有一点悬拟。   电话中,我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当我知道胡适读过洛克后,很自然提出了疑问,即如何解释胡适后来出现的自由主义偏差。本来倒是想探讨一下的,但,江勇振很直接:到时我自然会作出解释,一边说一边伴以神情和手势。这话题便到此为止。江著第一卷只写到胡适1917年回国,胡的问题要到1920年代才出现。江要解释,也要等到二卷吧。回叙完毕,我和江没完成的话题,倒变成了我与这位记者的继续。看得出,该记者对胡适很感兴趣,她本是理工出身,却转过来吃文字饭,我只能在电话中称说不简单。从哲学理解的角度,比如康德不太容易懂等等,她说了她的理由。我的看法是,如果胡适读过洛克,他的问题恐怕更严重。这倒不是康德难读,毕竟洛克不是康德,很容易把握。如果把《政府论》概括一下,说到底就是人们所以需要国家(政府),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   可是,胡适恰恰在产权问题上摔了两跤。一次是在美国念书时不赞成美国的遗产制度(遗产即财产),认为应该取消(即“宜去”),这等于是剥夺财产所有者对于自己财产的处分权。一次是20年代路过莫斯科,为苏俄体制辩护,认为剥夺私人产权的苏俄“共产制实在不成什么问题”,而且认为只要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我所以两本书中都抓住胡适这一点不放,实在因为没有什么比私人产权对自由主义更重要的了,也没有什么比私人产权的失去更能危害人类的了。20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自由主义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不及格(除了哈耶克的中国弟子周德伟等少数人外)。只要自由主义不根基于私人产权,无论其他什么自由,如言论、结社、迁徙、信仰等,统统hold不住。而且极权主义正是从私人产权的门限里破门而入,将魔掌伸进言论结社迁徙信仰等领域,最后肆孽于整个社会,乃至它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完全可以说,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没有私人产权,就没有自由主义;正如没有私人产权,就必然导致极权主义(目下我们对极权主义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延伸到产权这个最根本的层面上)。鉴于对此问题的严重体认和我们自己还在经历着的历史,我自然无法放过胡适自由主义乃至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谁让胡适您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呢。胡先生,抱歉了!   因为一通电话,便有了这篇文字。记得当时电话中,无法展开谈,我大概说了我的看法:假如胡适了解古典自由主义,那么,他一定是受了那个世纪流行的进步论的影响,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形成于17、18世纪,而俄苏那一套是后起的、新的。那个时代的人往往唯新是求。不独胡适,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团体,当时所以接受苏俄那一套,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新(古典自由主义反而成了守旧和落伍的对象)。上个世纪的唯新是求应当与严复翻译的进化论有关,在当时一味求新的语境下,进化论变相为进步论,而这个进步论真的害人不浅,害世纪不浅,至今我们还没完全给它祛魅。当然,电话中没说的另一原因也可能是中国士子遗传性地对财产的轻视。   放下电话,继续读江。看到这样的表述:“如果胡适作出了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合的论点,那绝不是像邵建所说的,是因为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生疏’,而是他站在了解的基础上来批判古典自由主义。”是这样的吗,至少胡适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表述,我尚未见到(也许又是我粗疏了)。下面的表述更加有意思(刚才那位记者还特地念出来听),它针对我,又不止针对我:“所有研究胡适的人都必须先抱持着一个态度跟一个假定。那个态度就是虚心:我们所面对、所分析的,是一个天才,他的天分跟努力是我们望尘莫及的;那个假定就是:如果胡适敢谈任何问题,我们必须假定他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必须假定该看的书,他都已经看过了。”这段文字是有表情的,它让我莞尔。不禁想到2009年五月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开会时,江先生有过一次胡适的专题讲座,这文字就让我联想到他那次谈胡适时的神态,像极了。   只是我尚不清楚江勇振先生在二卷中将如何解释对古典自由主义不生疏的胡适,为什么会出现自由主义的“变节”,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正如我更关注江著第一卷中提到但并没有给我们呈现的那份编号为E060-012的“胡档”( A Study of Lock’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年轻的胡适在这里说了些啥呢,愿江先生二卷中能为我(们)释疑。   

OhMyMedia | 凤凰周刊:讲政治的新浪

微博崛起 在理想国际大厦参观新浪微博的办公场所时,记者看到,新浪副总裁、新浪微博事业部总经理彭少彬掌舵的这个部门,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很多其他部门的标牌还没有来得及更换,就已经坐满了微博的工作人员。 由于人员不断增加,一层的办公场所已经不够使用,新浪不得不把微博部门的员工安排在两个不相邻的楼层办公。不过他们很快就可以告别这种不方便了,“整个新浪微博部门马上就要搬到理想国际大厦旁边的一个大楼里去,到时候就宽敞多了。”彭少彬的助理指了指窗外,告诉本刊记者。 没有人预料到新浪微博会以如此迅猛的速度扩张。两年半前,当新浪酝酿自己的微博战略时,社交网络在国际上如日中天, Twitter成为2009年最热门的英语单词。同期,大陆互联网界变故频生: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网站大陆被禁止访问;中国版“Twitter”“饭否”无限期关停;随后同类网站“叽歪”也遭相同命运;腾讯“滔滔”也因“复杂原因”突然关闭…… 这些意外给尚处在研发阶段的新浪微博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新浪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曹国伟(微博)最终还是拍板继续微博战略。彭少彬在那时即坚信,“微博一定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新的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的工具,这是大势所趋,不可改变。” 新浪微博大戏的序幕由此拉开。曹国伟亲自上阵,作为新浪微博的总负责人,他将微博作为新浪第二次创业的基点,要求全公司各个部门配合微博的工作。 有人将新浪微博的推广策略总结为“名人推动+群众运动”,曹国伟等一干高管各尽所能,遍寻名人,说服他们在新浪微博开博。在微博发展的前期,新浪把自己在名人博客上的理念和资源优势移植到微博中来,还专门在搜索引擎上购买这些名人名字作为关键词,推广微博。 当时新浪的800多员工,也全部被定下了“拉人”的任务。新浪的“群众运动”是硬性规定,任务每周完成一次,每人定额完成一个名人和两个记者。而且,光注册不算,必须要保证“拉来”的用户足够活跃,同时通过实名、上传头像以及发7条留言的要求,方算合格。 越来越多的名人入驻新浪微博,这些名人又为新浪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新用户。新浪编辑请来比尔·盖茨开微博,有关编辑奖励了一万块。新浪甚至请来了在大陆颇具人气的日本AV女优苍井空开微博,尽管由于“扫黄”风暴而推迟了一段时间。 新浪网执行副总裁、总编辑陈彤说:“这是新浪第一次集中全部力量去做一件事情。为了做好微博,新浪的技术、采编、运营三大部门同时出击,付出了很多努力,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产品。”  监管压力 微博是一柄双刃剑。随着注册用户的增长,微博在扩大民意表达空间、推动社会民主化的同时,其消极影响也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干扰。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虹南公路寨桥村原村委会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工程车压死,在事件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微博舆论一度与政府部门完全对立,挑动公众情绪,引发警民冲突。 类似的社会情绪,在日本地震后的抢盐风波、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我爸是李刚”等事件中,一再被微博引爆。业内人士对此深感忧虑,因为微博产品本身并没什么秘密和核心竞争力,决定其成败的,除了企业的经济实力,还有企业自我约束监管、恪尽社会责任等软实力。当初“饭否网”之所以无限期关闭,就是因为公司监管不到位,网络主管部门要求“饭否网”处理一些有关新疆问题的不当言论时,发现网站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 为避免前车之鉴,新浪微博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专门的信息过滤和监控部门,每天通过机器智能加人工的方式对用户发布的微博进行管理。据公开报道,新浪微博目前已经有近百人的监控团队,每天24小时进行信息监控。微博小秘书在用户注册微博时,就会悄悄告诉每一个用户:“为了共同维护微博内预期的良好气氛和今后良好的发展,请不要谈论不宜的话题。” 曹国伟把微博信息安全的任务交给了陈彤。陈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坦言新浪微博刚上线时,“战战兢兢,不知道会是什么态度。”曹本人尽管一改往日的低调,公开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新浪微博,但涉及监管问题,他从未对媒体吐露过心迹。仅有的一次,是2009年大年三十,当天下午3点多,酒喝得有点多了的曹国伟回到办公室,无意中和助手刘运利聊了起来。其中几句话让刘印象颇深—— “很多事情一定要乐观地去面对,你越是着急,越是疯狂地去追求,不见得能得到。更多的时候,要学会享受过程,你只要认真去面对它,至于结果,成也好,败也好,都不是你可控的。” 当时,新浪微博战略刚刚启动,官方对于微博的规限仍不明朗。曹国伟这几句话尽管没有明言所指,刘运利仍能从中体会到他的复杂心境。 曹国伟深谙大陆民众对于话语平台的需求,也很清楚微博对于新浪未来的重要性。凭借对中国政治与局势的洞悉,他相信,不久的将来,微博必定会影响并改变中国。 这份自信心和洞察力成就了新浪微博。接下来的两年,新浪微博顺风顺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网易、腾讯、搜狐等竞争对手迅速跟进。“尽管腾讯是林子里起得很早的鸟,但当时因为信息安全和政府监管的困扰,并没有吃到果子,而新浪把这个市场做起来了,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我对老曹感到很敬佩。”腾讯总裁马化腾对曹国伟不吝溢美之词。 网易丁磊也公开称赞新浪“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找到微博这个突破口,改变了中国4.8亿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作为互联网同行,我非常尊重他们”。 “微博用分布式表达,扭转了网民在言论领域的空间,使监管者面临新的,而且是更大的困难。”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在分析新浪微博的成功后断言,新浪的尝试拓展了整个微博行业的生存空间,但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当局的监管压力将成为微博的新挑战。  新浪平衡术 果不其然。2010年7月,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及腾讯的微博,有的转为测试版,有的甚至短暂关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援引本港《明报》报道说,这是因为当局发现,部分微博出现过激言论而且没有屏蔽敏感词,要求关停整顿。但这些网站都出面否认,声称没有受到官方审查压力,强调是网站升级需要。 “测试版”引发了网民的广泛担心,被认为是官方强化微博管理的先兆。直到今天,这三个字仍像是悬在各个微博运营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在告诉你:‘我没有关闭你,但我随时可以关闭你’。”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慨叹。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100%自由的媒体。”曹国伟说,新浪一步步走过来,不管门户也好,博客也好,微博也好,我们很清楚,应该怎样才能做到既有一个包容的媒体发展环境,又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 新浪相信自己正在公众期待与政府接受度的底线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对于官方的监管,新浪一向默契有加。早先,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十多家内容提供商曾共同签署《博客服务自律公约》,鼓励博客用户实名注册,自觉履行对博客内容的监管义务。2010年9月,新浪正式聘请十名自律专员监督网站内容,成为互联网首家试点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创设的自律专员制度,后来在官方推动下,推广到各大网站。 现在,为了满足官方新的监管要求,同时又尽量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新浪微博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有“普通用户、初级用户、敏感用户、高级用户、绿色用户、封杀用户、危险用户、冻结用户”等详细分类,在内容审核上还有“左派言论”和“右派言论”的区分。有外媒报道说,有些敏感人物的新浪微博被加上了三层过滤,包括延迟显示、双重敏感字词和暂时隔离功能。 但其实他们发布的很多敏感信息并没有被新浪屏蔽。曾在新浪供职过的人士说,有些人已经和新浪达成一种默契,“如果你们觉得确实有必要删,那你们就删,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能晚一点删,就多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其实从新浪的角度来说,还是想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自由的环境去推进社会的发展的。”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上述人士说,“我们不希望民众跟政府变成一个对立,民众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跟出口,政府需要得到信息安全的保障,如果任由一些敏感信息过分传播,就会激化两者之间的对立。而这恰恰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转世党”网络攻防战 新浪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部分用户的理解,知名微博用户张鸣等人就曾因为新浪微博的“自律”愤而退出。部分人士在离开新浪微博时发表公开信,指责其屏蔽制度。 新浪微博被指责最多的就是“自我审查”。2011年11月,一封公开信呼吁新浪的投资者通过减持新浪股票,间接给新浪网及新浪微博施加压力,迫使其回到明确的审查规则上来。 “我只能说,我们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但我们会尽力让尽可能多的用户满意。”陈彤遗憾地表示,尽管他们很努力,但真的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 令新浪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为了降低运营风险而做的努力,催生了一个给自己带来更大风险的特殊人群——“转世党”。由于发表过激内容的微博用户会被注销账号,一部分人便选择重新注册账号坚持发声,并在用户名后标明“二世”、“三世”、“十世”等转世次数以示抗议。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被认为是“转世党”的发起者。他“转世”多达100次,最终还是因为无法忍受新浪的审查制度,在2011年6月删除了新浪微博主账号上的全部信息,随后离开了新浪微博。这个过程耗时将近8小时,点击鼠标近18000次。 萧瀚离开了,“转世党”这个群体并没有消失。由于微博平台的开放性,用户重新“转世”后,系统就会自动推荐数十人可供批量关注,“转世党”很容易找到自己人。 “新浪‘转世党’一两天就能把‘粉丝’数增加至500名以上,除非新浪用人盯人方式管理“转世党”的微博,要不然他们想达成有效控制“转世党”信息流的目标绝非易事。”“转世党”中的另外一位重要成员温云超说。 为了联合更多成员,也有人建立“转世党总部”、“中国转世党”、“转世党总动员”等账号,专门用于“转发各‘转世党’成员的微博及对转世账号进行推广”。不过,和那些“转世党”的个人账号一样,这些账号最终也难以逃过被删除的命运。于是,他们建立QQ群、Skype群,在Facebook建立“新浪转世党俱乐部”,在Google的社交网站Google+交流信息。 “转世党”经常从“墙外”搬运信息进入“墙内”,言论大多非常敏感,有些甚至很极端;他们还往往就一些敏感事件发起网络行动,如果管控不好,很有可能威胁到新浪微博的生存。 这个群体令新浪颇为头疼,而且束手无策。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出台微博管理新规,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注册微博客账号,都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温云超很快就在Google+发帖告诉大家:“对付的办法很简单,到网上搜索或直接说自己是海外用户,让运营商无法比对。” 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还在继续。微博实名制对控制“转世党”有一定作用,但效果如何,仍有待继续观察。  微博辟谣与自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敏感信息之外,虚假信息的泛滥成为决定微博生死的的又一个突出问题。 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之后,网民对事故真相的渴求,使得微博上各类流言迅速扩散。8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视察新浪公司,敦促他们要“确保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坚决杜绝虚假信息”。 刘淇视察后第四天,新浪在26日首次以系统通知的方式,向旗下微博用户发出两条“辟谣公告”——“无偿献血被红十字会以一袋200元卖给医院”说法不实、“武汉少女被杀,疑犯被有权势的父亲保释”说法不实。这两条信息的发布者,还被新浪暂停使用账号一个月,力度之大,引发诸多争议。 随后不久,曹国伟表示,“微博上有很多虚假信息和谣言,给在这个平台上的政府和商家构成很大的挑战,新浪微博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建立更多辟谣机制。” 10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主任王晨在一次关于微博管理的经验交流会上,再次表示,希望“微博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不给谣言提供传播渠道;对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在网上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新浪迅速呼应。两天后,陈彤即表示,新浪正在筹建微博信用体系,以达到用户自律、他人监督的双重效果;新浪还拟对低信用用户以图标形式公示,并限制其部分使用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谣言传播、惩戒谣言发布者的目的。 对比此前陈彤对于网络谣言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陈彤此番表态几乎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他在2010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说:“我们极端重视微博删帖这件事。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少删。微博和其他产品不一样,是实名制的个人媒体,我们没理由去轻易侵犯个人舆论权,除非真违反了法律,或是散播色情类内容。” 现在,陈彤亲自负责新浪的微博辟谣小组,通过新浪各个部门去核实消息的真实性,官方辟谣账号的每一条都要经他亲自审定。为了保住微博这块阵地,新浪可以说是殚精竭虑。 新浪微博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三层监控体系,第一层是运用成形的技术手段进行敏感词过滤,第二层工作人员则针对没有出现过的新内容或新形式进行处理,并将信息上传到第三层,最后再由第三层的工作人员针对不同类型的事件进行总结,并制定策略下发到前端,再交由第一层工作人员按同样的处理方式执行。 事件发生的重要程度不同,新浪响应级别也有所不同。新浪有一个六百多人的团队可以随时调动,一旦发生像“7·23”动车故事这样重大的紧急事件,这六百多人便同时上阵投入监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不仅包括新浪现有员工,曾经在新浪网工作过的编辑也可以临时上岗,另外还有新浪招聘的自律专员。“虽然是无偿的工作,但这方面热心人士很多,号召几百人帮忙做事并不难。”彭少彬说。 这些自律专员是新浪通过公开邀请等方式向社会招募来的,他们“平时就是在微博上维护网络稳定和安全的热心人士”。新浪每月会通过举报数据,发掘一些积极参与举报的网友,并汇聚这些网友加入微群,这些网友便是新浪自律专员选拔的后备力量。 新浪对于自律专员机制“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自律专员机制的落实和运营。”记者联系到一位新浪微博的自律专员,但对方称“由于公司有规定,谢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新浪此举,使其成为北京市首家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  政务微博全覆盖 新浪以其高超的平衡技术,游走于官方监管与公众需要之间,社会影响日趋强大。2011年4月21日,曹国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11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100强”。《时代》周刊称他在形势并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抓住机会,推出新浪微博,成为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服务,“尽管存在内容审查,仍不失为中国最为开放的网络平台之一。”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微博被关闭的风险也日渐式微。微博上线第一年,也是其风险最大的时候。现在,新浪微博管理团队政治上日益成熟,陈彤甚至在自己的微博中肯定地说:“20年内新浪微博被关闭的可能性是零。”前不久,有传言称新浪因“未获微博运营牌照”而导致股份大幅下挫,新浪除了利用其辟谣官方账号称“此说法纯属谣言”之外,并没有过度紧张。 “其实政府最看重的,是我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在这方面他们希望我们起到更好的作用。”彭少彬说,在舆论监控方面,现在的新浪不再完全被动地回应政府,反过来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政府,试图说服他们对一些信息不必过于敏感,“政府现在对我们的意见也听得进去。” 2010年底,新浪推出政务微博,开始将微博开拓的重点转向政府部门及官员群体。他们最初的考虑仍基于风险防范,“越多的官员入驻,意味着新浪微博越安全。”此举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在当局的推动下,新浪微博中经过认证的政府和官员微博,到去年底已经发展到2万余个,覆盖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政务微博从局部尝试走向全面应用。” 这是新浪打出的一张极为出色的政治牌。现在,大陆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开始利用微博来作为宣传工具,跟网民互动。通过官方参与,更为广泛地占领微博舆论阵地,被认为是大陆官方管控微博思路的一大转变。 2011年12月12日,由新浪与《中国改革》杂志联合主办的“2011政务微博年度高峰论坛”上,面对来自大陆20余个省市的180余名代表,陈彤谦虚地表示:“今天的主角并不是主办方,而是在座的各位嘉宾。” 与此同时,曹国伟走进中央党校,录制电视专题,教官员们如何使用微博,如何利用微博来做好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除此之外,他最想讲的是“微博作为社交媒体,改变了社会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讲政治的新浪

  内容摘要:在中国特色的网络环境下,新浪微博堪称互联网时代的又一个奇迹。他们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政治要求,游走于自由与管制的边界?最近,阳光卫视杨澜与新浪掌门人对话,把新浪微博比喻成“婴儿期”,曹国伟纠正说“应该是少儿期”。杨澜说,“这意味着开始上学了,要学习很多规矩了。”曹国伟笑着点头称是。这拈花一笑的深意,或许可以解读为六个字:讲政治,有饭吃。   微博崛起   在理想国际大厦参观新浪微博的办公场所时,记者看到,新浪副总裁、新浪微博事业部总经理彭少彬掌舵的这个部门,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很多其他部门的标牌还没有来得及更换,就已经坐满了微博的工作人员。   由于人员不断增加,一层的办公场所已经不够使用,新浪不得不把微博部门的员工安排在两个不相邻的楼层办公。不过他们很快就可以告别这种不方便了,“整个新浪微博部门马上就要搬到理想国际大厦旁边的一个大楼里去,到时候就宽敞多了。”彭少彬的助理指了指窗外,告诉本刊记者。   没有人预料到新浪微博会以如此迅猛的速度扩张。两年半前,当新浪酝酿自己的微博战略时,社交网络在国际上如日中天, Twitter成为2009年最热门的英语单词。同期,大陆互联网界变故频生: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网站大陆被禁止访问;中国版“Twitter”“饭否”无限期关停;随后同类网站“叽歪”也遭相同命运;腾讯“滔滔”也因“复杂原因”突然关闭……   这些意外给尚处在研发阶段的新浪微博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新浪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曹国伟(微博)最终还是拍板继续微博战略。彭少彬在那时即坚信,“微博一定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新的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的工具,这是大势所趋,不可改变。”   新浪微博大戏的序幕由此拉开。曹国伟亲自上阵,作为新浪微博的总负责人,他将微博作为新浪第二次创业的基点,要求全公司各个部门配合微博的工作。   有人将新浪微博的推广策略总结为“名人推动+群众运动”,曹国伟等一干高管各尽所能,遍寻名人,说服他们在新浪微博开博。在微博发展的前期,新浪把自己在名人博客上的理念和资源优势移植到微博中来,还专门在搜索引擎上购买这些名人名字作为关键词,推广微博。   当时新浪的800多员工,也全部被定下了“拉人”的任务。新浪的“群众运动”是硬性规定,任务每周完成一次,每人定额完成一个名人和两个记者。而且,光注册不算,必须要保证“拉来”的用户足够活跃,同时通过实名、上传头像以及发7条留言的要求,方算合格。   越来越多的名人入驻新浪微博,这些名人又为新浪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新用户。新浪编辑请来比尔·盖茨开微博,有关编辑奖励了一万块。新浪甚至请来了在大陆颇具人气的日本AV女优苍井空开微博,尽管由于“扫黄”风暴而推迟了一段时间。   新浪网执行副总裁、总编辑陈彤说:“这是新浪第一次集中全部力量去做一件事情。为了做好微博,新浪的技术、采编、运营三大部门同时出击,付出了很多努力,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产品。”   监管压力   微博是一柄双刃剑。随着注册用户的增长,微博在扩大民意表达空间、推动社会民主化的同时,其消极影响也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干扰。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虹南公路寨桥村原村委会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工程车压死,在事件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微博舆论一度与政府部门完全对立,挑动公众情绪,引发警民冲突。   类似的社会情绪,在日本地震后的抢盐风波、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我爸是李刚”等事件中,一再被微博引爆。业内人士对此深感忧虑,因为微博产品本身并没什么秘密和核心竞争力,决定其成败的,除了企业的经济实力,还有企业自我约束监管、恪尽社会责任等软实力。当初“饭否网”之所以无限期关闭,就是因为公司监管不到位,网络主管部门要求“饭否网”处理一些有关新疆问题的不当言论时,发现网站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   为避免前车之鉴,新浪微博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专门的信息过滤和监控部门,每天通过机器智能加人工的方式对用户发布的微博进行管理。据公开报道,新浪微博目前已经有近百人的监控团队,每天24小时进行信息监控。微博小秘书在用户注册微博时,就会悄悄告诉每一个用户:“为了共同维护微博内预期的良好气氛和今后良好的发展,请不要谈论不宜的话题。”   曹国伟把微博信息安全的任务交给了陈彤。陈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坦言新浪微博刚上线时,“战战兢兢,不知道会是什么态度。”曹本人尽管一改往日的低调,公开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新浪微博,但涉及监管问题,他从未对媒体吐露过心迹。仅有的一次,是2009年大年三十,当天下午3点多,酒喝得有点多了的曹国伟回到办公室,无意中和助手刘运利聊了起来。其中几句话让刘印象颇深——   “很多事情一定要乐观地去面对,你越是着急,越是疯狂地去追求,不见得能得到。更多的时候,要学会享受过程,你只要认真去面对它,至于结果,成也好,败也好,都不是你可控的。”   当时,新浪微博战略刚刚启动,官方对于微博的规限仍不明朗。曹国伟这几句话尽管没有明言所指,刘运利仍能从中体会到他的复杂心境。   曹国伟深谙大陆民众对于话语平台的需求,也很清楚微博对于新浪未来的重要性。凭借对中国政治与局势的洞悉,他相信,不久的将来,微博必定会影响并改变中国。   这份自信心和洞察力成就了新浪微博。接下来的两年,新浪微博顺风顺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网易、腾讯、搜狐等竞争对手迅速跟进。“尽管腾讯是林子里起得很早的鸟,但当时因为信息安全和政府监管的困扰,并没有吃到果子,而新浪把这个市场做起来了,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我对老曹感到很敬佩。”腾讯总裁马化腾对曹国伟不吝溢美之词。   网易丁磊也公开称赞新浪“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找到微博这个突破口,改变了中国4.8亿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作为互联网同行,我非常尊重他们”。   “微博用分布式表达,扭转了网民在言论领域的空间,使监管者面临新的,而且是更大的困难。”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在分析新浪微博的成功后断言,新浪的尝试拓展了整个微博行业的生存空间,但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当局的监管压力将成为微博的新挑战。   新浪平衡术   果不其然。2010年7月,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及腾讯的微博,有的转为测试版,有的甚至短暂关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援引本港《明报》报道说,这是因为当局发现,部分微博出现过激言论而且没有屏蔽敏感词,要求关停整顿。但这些网站都出面否认,声称没有受到官方审查压力,强调是网站升级需要。   “测试版”引发了网民的广泛担心,被认为是官方强化微博管理的先兆。直到今天,这三个字仍像是悬在各个微博运营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在告诉你:‘我没有关闭你,但我随时可以关闭你’。”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慨叹。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100%自由的媒体。”曹国伟说,新浪一步步走过来,不管门户也好,博客也好,微博也好,我们很清楚,应该怎样才能做到既有一个包容的媒体发展环境,又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   新浪相信自己正在公众期待与政府接受度的底线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对于官方的监管,新浪一向默契有加。早先,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十多家内容提供商曾共同签署《博客服务自律公约》,鼓励博客用户实名注册,自觉履行对博客内容的监管义务。2010年9月,新浪正式聘请十名自律专员监督网站内容,成为互联网首家试点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创设的自律专员制度,后来在官方推动下,推广到各大网站。   现在,为了满足官方新的监管要求,同时又尽量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新浪微博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有“普通用户、初级用户、敏感用户、高级用户、绿色用户、封杀用户、危险用户、冻结用户”等详细分类,在内容审核上还有“左派言论”和“右派言论”的区分。有外媒报道说,有些敏感人物的新浪微博被加上了三层过滤,包括延迟显示、双重敏感字词和暂时隔离功能。   但其实他们发布的很多敏感信息并没有被新浪屏蔽。曾在新浪供职过的人士说,有些人已经和新浪达成一种默契,“如果你们觉得确实有必要删,那你们就删,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能晚一点删,就多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其实从新浪的角度来说,还是想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自由的环境去推进社会的发展的。”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上述人士说,“我们不希望民众跟政府变成一个对立,民众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跟出口,政府需要得到信息安全的保障,如果任由一些敏感信息过分传播,就会激化两者之间的对立。而这恰恰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转世党”网络攻防战   新浪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部分用户的理解,知名微博用户张鸣等人就曾因为新浪微博的“自律”愤而退出。部分人士在离开新浪微博时发表公开信,指责其屏蔽制度。   新浪微博被指责最多的就是“自我审查”。2011年11月,一封公开信呼吁新浪的投资者通过减持新浪股票,间接给新浪网及新浪微博施加压力,迫使其回到明确的审查规则上来。   “我只能说,我们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但我们会尽力让尽可能多的用户满意。”陈彤遗憾地表示,尽管他们很努力,但真的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   令新浪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为了降低运营风险而做的努力,催生了一个给自己带来更大风险的特殊人群——“转世党”。由于发表过激内容的微博用户会被注销账号,一部分人便选择重新注册账号坚持发声,并在用户名后标明“二世”、“三世”、“十世”等转世次数以示抗议。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被认为是“转世党”的发起者。他“转世”多达100次,最终还是因为无法忍受新浪的审查制度,在2011年6月删除了新浪微博主账号上的全部信息,随后离开了新浪微博。这个过程耗时将近8小时,点击鼠标近18000次。   萧瀚离开了,“转世党”这个群体并没有消失。由于微博平台的开放性,用户重新“转世”后,系统就会自动推荐数十人可供批量关注,“转世党”很容易找到自己人。   “新浪‘转世党’一两天就能把‘粉丝’数增加至500名以上,除非新浪用人盯人方式管理“转世党”的微博,要不然他们想达成有效控制“转世党”信息流的目标绝非易事。”“转世党”中的另外一位重要成员温云超说。   为了联合更多成员,也有人建立“转世党总部”、“中国转世党”、“转世党总动员”等账号,专门用于“转发各‘转世党’成员的微博及对转世账号进行推广”。不过,和那些“转世党”的个人账号一样,这些账号最终也难以逃过被删除的命运。于是,他们建立QQ群、Skype群,在Facebook建立“新浪转世党俱乐部”,在Google的社交网站Google+交流信息。   “转世党”经常从“墙外”搬运信息进入“墙内”,言论大多非常敏感,有些甚至很极端;他们还往往就一些敏感事件发起网络行动,如果管控不好,很有可能威胁到新浪微博的生存。   这个群体令新浪颇为头疼,而且束手无策。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出台微博管理新规,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注册微博客账号,都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温云超很快就在Google+发帖告诉大家:“对付的办法很简单,到网上搜索或直接说自己是海外用户,让运营商无法比对。”   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还在继续。微博实名制对控制“转世党”有一定作用,但效果如何,仍有待继续观察。   微博辟谣与自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敏感信息之外,虚假信息的泛滥成为决定微博生死的的又一个突出问题。   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之后,网民对事故真相的渴求,使得微博上各类流言迅速扩散。8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视察新浪公司,敦促他们要“确保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坚决杜绝虚假信息”。   刘淇视察后第四天,新浪在26日首次以系统通知的方式,向旗下微博用户发出两条“辟谣公告”——“无偿献血被红十字会以一袋200元卖给医院”说法不实、“武汉少女被杀,疑犯被有权势的父亲保释”说法不实。这两条信息的发布者,还被新浪暂停使用账号一个月,力度之大,引发诸多争议。   随后不久,曹国伟表示,“微博上有很多虚假信息和谣言,给在这个平台上的政府和商家构成很大的挑战,新浪微博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建立更多辟谣机制。”   10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主任王晨在一次关于微博管理的经验交流会上,再次表示,希望“微博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不给谣言提供传播渠道;对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在网上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新浪迅速呼应。两天后,陈彤即表示,新浪正在筹建微博信用体系,以达到用户自律、他人监督的双重效果;新浪还拟对低信用用户以图标形式公示,并限制其部分使用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谣言传播、惩戒谣言发布者的目的。   对比此前陈彤对于网络谣言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陈彤此番表态几乎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他在2010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说:“我们极端重视微博删帖这件事。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少删。微博和其他产品不一样,是实名制的个人媒体,我们没理由去轻易侵犯个人舆论权,除非真违反了法律,或是散播色情类内容。”   现在,陈彤亲自负责新浪的微博辟谣小组,通过新浪各个部门去核实消息的真实性,官方辟谣账号的每一条都要经他亲自审定。为了保住微博这块阵地,新浪可以说是殚精竭虑。   新浪微博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三层监控体系,第一层是运用成形的技术手段进行敏感词过滤,第二层工作人员则针对没有出现过的新内容或新形式进行处理,并将信息上传到第三层,最后再由第三层的工作人员针对不同类型的事件进行总结,并制定策略下发到前端,再交由第一层工作人员按同样的处理方式执行。   事件发生的重要程度不同,新浪响应级别也有所不同。新浪有一个六百多人的团队可以随时调动,一旦发生像“7·23”动车故事这样重大的紧急事件,这六百多人便同时上阵投入监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不仅包括新浪现有员工,曾经在新浪网工作过的编辑也可以临时上岗,另外还有新浪招聘的自律专员。“虽然是无偿的工作,但这方面热心人士很多,号召几百人帮忙做事并不难。”彭少彬说。   这些自律专员是新浪通过公开邀请等方式向社会招募来的,他们“平时就是在微博上维护网络稳定和安全的热心人士”。新浪每月会通过举报数据,发掘一些积极参与举报的网友,并汇聚这些网友加入微群,这些网友便是新浪自律专员选拔的后备力量。   新浪对于自律专员机制“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自律专员机制的落实和运营。”记者联系到一位新浪微博的自律专员,但对方称“由于公司有规定,谢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新浪此举,使其成为北京市首家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   政务微博全覆盖   新浪以其高超的平衡技术,游走于官方监管与公众需要之间,社会影响日趋强大。2011年4月21日,曹国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11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100强”。《时代》周刊称他在形势并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抓住机会,推出新浪微博,成为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服务,“尽管存在内容审查,仍不失为中国最为开放的网络平台之一。”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微博被关闭的风险也日渐式微。微博上线第一年,也是其风险最大的时候。现在,新浪微博管理团队政治上日益成熟,陈彤甚至在自己的微博中肯定地说:“20年内新浪微博被关闭的可能性是零。”前不久,有传言称新浪因“未获微博运营牌照”而导致股份大幅下挫,新浪除了利用其辟谣官方账号称“此说法纯属谣言”之外,并没有过度紧张。   “其实政府最看重的,是我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在这方面他们希望我们起到更好的作用。”彭少彬说,在舆论监控方面,现在的新浪不再完全被动地回应政府,反过来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政府,试图说服他们对一些信息不必过于敏感,“政府现在对我们的意见也听得进去。”   2010年底,新浪推出政务微博,开始将微博开拓的重点转向政府部门及官员群体。他们最初的考虑仍基于风险防范,“越多的官员入驻,意味着新浪微博越安全。”此举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在当局的推动下,新浪微博中经过认证的政府和官员微博,到去年底已经发展到2万余个,覆盖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政务微博从局部尝试走向全面应用。”   这是新浪打出的一张极为出色的政治牌。现在,大陆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开始利用微博来作为宣传工具,跟网民互动。通过官方参与,更为广泛地占领微博舆论阵地,被认为是大陆官方管控微博思路的一大转变。   2011年12月12日,由新浪与《中国改革》杂志联合主办的“2011政务微博年度高峰论坛”上,面对来自大陆20余个省市的180余名代表,陈彤谦虚地表示:“今天的主角并不是主办方,而是在座的各位嘉宾。”   与此同时,曹国伟走进中央党校,录制电视专题,教官员们如何使用微博,如何利用微博来做好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除此之外,他最想讲的是“微博作为社交媒体,改变了社会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爱思想 | 苏杰:《三重门》作者身份的语言学分析

苏杰:《三重门》作者身份的语言学分析 进入专题 : 韩方之争    ● 苏杰       韩寒被质疑有人代笔,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其间断断续续,我大致看了两方的主要论辩文字。方舟子是我一直很敬佩的人。与方舟子一起质疑韩寒的麦田、彭晓芸等人,他们的理性和克制,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质疑者有不少分析论证,有相当强的说服力。相比之下,韩寒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由于手头的工作比较忙,一直没时间看韩寒父子的相关作品,不过,我心中的天平,已经向质疑者一方倾斜了。     新的学期开始了。这学期我有一门课是“西方校勘学概论”。“校勘学”英语是textual criticism,也可以译为“文本鉴别学”。我打算把质疑韩寒事件作为一个个案与同学们分析讨论,于是找来《三重门》和韩仁均的有关作品,从质疑者的立场出发,进行比对分析。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我心中的天平,开始向韩寒一方倾斜。           谁都无法证明?          面对代笔质疑,韩寒晒出手稿。质疑方说,手稿太干净了,不像创作稿;所以,即使笔迹是韩寒的,也不能证明文字是他撰写的。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最近,韩寒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是“谁都无法证明的东西”,“如果这个事情可以成立的话,那这就意味着,全中国只要看哪个作家不顺眼,然后就可以说,你的文章不是你写的,那这个作家就百口莫辩。作家这个行业很特殊,因为他们都是在家里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质疑成立的话,那这个作家就不用混了,我觉得他就直接完蛋了,他的职业生涯就不用继续了”。     这未免有点危言耸听。文本的作者身份,真的没有办法证明吗?     当然不是。近几十年,欧美各国有一个方兴未艾的边缘学科,叫“司法语言学”( Forensic Linguistics)。司法语言学家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通过语言分析、文本鉴别,确定文本的作者身份。下面我先参考马尔科姆·库尔撒德(Malcolm Coulthard)的经典论文《个人语言特点和作者身份认定》(Author Identification,Idiolect and Linguistic Uniqueness),对这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作一简单的介绍。           语言指纹          语言学家解决作者归属问题的理论出发点是,在操同一种语言的庞大人群中,每一个个体的言说和写作,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英语叫idiolect。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多年建立起来的一个常用词汇集合(或者叫常用词表)。这个词表,与其他人所建立起来的常用词表可加以区分。这种区分,不仅表现为每个人的词表所包含的词语项不相一致,还表现为每个人对不同词语项有着不同的偏好。     打个比方。大卖场里的货物不下几万种,理论上我们都是可以选购的,也就是说,这是open selection;但我们经常买的,也就不满一百种吧。这每一种选择(selection),都是出于我们的偏好和习惯,体现了一定的个性。单一的“选择”(selection),譬如有人每个月都会买雀巢咖啡,区分度不是很大,因为有不少人也会有同样的“选择”。可是,如果多个“选择”形成一个集合(co-selection),那么区分度就会很大,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譬如经常买雀巢咖啡+涪陵榨菜+中华牙膏+绍兴黄酒+弥猴桃+喜跃猫粮的,整个大卖场记录里,恐怕就只有一个家庭。     “因而虽然从理论上讲,任意说话者/书写者在任意时间可以使用任意的词语,但在实际上会有典型性的个人化的好尚拣择。这意味着应该有可能设计出一种‘语言指纹’的识别方法,换句话说,特定说话者/书写者在语言上所形成的印象是可以用来进行身份辨认的,就像签名一样。”     把基于co-selction的个人语言的独一无二的特点(idiolect)称作“语言指纹”,这很形象。但是,我们也应注意“语言指纹”与生理指纹之间的重要不同。     “生理指纹的价值在于,每个样品都是可以通过比对进行同一认定的,也是穷尽性的,也就是说,包含了对于个体身份进行同一认定所需要的所有信息。相比之下,语言样本,即使是很大的语言样本,也只能提供相关个人语言特点的非常局部的信息。”因而我们目前还不可能建立一个“语言指纹库”,并在此基础上对争议文本进行比对检测。     虽说如此,但“语言指纹”的识别方法也不是全无作为。因为实际案例中常常有一些线索,可以将所要比对的文本样本局限在几个人(通常是两个人)之间,从而大大地简化了问题。实践中有一些通过“语言指纹”对作者身份做出同一认定的著名案例。           UNA炸弹客案          美国有一个人,在1978年至1995年之间,每年一次,向多个地方邮寄炸弹,先后炸死3人,炸伤23人。最初看不出有什么规律,几年后FBI注意到,受害人都是在大学或者航空公司工作,因而取“大学”(University)和“航空”(Airline)的首字母,称神秘人为UNA炸弹客。     1995年,6家报刊机构同时收到自称是UNA炸弹客的人寄来的一个35000词的文章,题目是“工业社会及其未来”。该人提出,如果文章可以发表,就停止邮寄炸弹。     1995年8月,《华盛顿邮报》增刊发表了这一文章。三个月后,有一个人联系FBI说,从文章中的一处特别措辞来看,这个文章像是他十多年未见过的兄弟写的。他以前注意到这一措辞,印象深刻。FBI通过搜索,在蒙大拿州荒野中的一个小木屋里找到并逮捕了这个人的兄弟。     这个嫌疑人叫泰德·卡茨斯基(Ted Kaczynski),1942年生于芝加哥,极端环保分子。幼称神童,16岁考入哈佛大学,后获得数学博士学位。25岁被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聘为助理教授,两年后辞职,在蒙大拿州的荒野中的一个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的小木屋里,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     FBI在小木屋里发现了卡茨斯基所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十年前在报纸就同一主题发表的大约300词的文章。FBI分析专家认为35000词的文章和300词的文章存在语言上存在重大相似性,有相同的常用实词、虚词以及固定短语共12个:at any rate(无论如何);clearly(显然);gotten(得到);in practice(实际上);moreover(再者);more or less(或多或少);on the other hand(另一方面); presumably(大概);propaganda(宣传);thereabouts(所在);以及由词根argu(“论-”)和propos(“指-”)所派生的一些词语。于是专家认定,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     被告律师也请了一个语言学专家,这个语言学专家反驳道,这些相同的词语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使用任何词语,所以词汇的重叠不具有甄别意义。     FBI专家用互联网搜索进行了检验。当时互联网的规模比现在要小得多,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发现了有三百万个网页包含这十二个词语中的有一个或者多个。不过,当他们搜索包含所有这十二个词语的网页,却只得到69个;经过仔细考察,这69个网页都是《华盛顿邮报》那篇35000词文章的网络版!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个人词汇选择集合的独一无二性,证明了利用这一个人语言特点对文本的作者归属问题进行司法鉴定的可行性。     这方面的案例还有不少,不过我觉得仅此一例已能说明问题。     下面我以《三重门》和韩仁君作品作为文本样本,对其常用词汇集合进行初步的调查和分析。           材料与调查          关于《三重门》的质疑,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韩寒可能不是《三重门》正真的作者;二,韩仁均是嫌疑最大的代笔者。我们先来检验第二句话。我们尽量多地搜集韩仁君公开发表的文字,将其作为文本样本,与《三重门》进行比对,看两者常用词汇是否一致。     这里列出我们所用的材料,并尽可能附上网络资源,以便大家检核。     《三重门》,16万字。来源: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938109.html?from=like     韩仁君作品,约11万字。包括以下:     《说说我自己》,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e0eu.html     《儿子韩寒》,来源:http://msn.qidian.com/ReadBook.aspx?bookid=1338594     《捉鸟记》、《黄主任的担心》、《暗号照旧》,来源: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7264737/     《难成着属》(上),来源: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8107705&page=1&1=1#8107705     《潇洒走一回》、《小康村里好事多》、《排队奇闻》、《难得糊涂》、《巧熄鞭炮声》,来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369122.shtml     《抢夺冠名权》、《拿不出》、《笨贼》,来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368869.shtml     《临时爸爸》、《争取》,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2963a010111up.html     《从留级到休学》、《长在肚子上的西瓜秧》,来源:学术期刊网     《压在箱底的花棉袄》、《养猪难卖》、《罚款》、《心灵感应》、《两家人和一群鸡》(即韩仁均微博所谓“鸡不可失”),来源:期刊《故事会》、《现代农村》。     通过对以上材料的调查比对,我们发现,《三重门》和韩仁均作品在常用词语的使用频率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以下是几个例子。      【没想到】《三重门》13例,韩仁均作品3例(其中1例是引用韩寒的话)。          《三重门》     1.没想到林雨翔天生——应该是后天因素居多——对书没有好感。     2.万没想到这位语文教师早雨翔一步失了节,临开学了不翼而飞。     3.雨翔发自肺腑地“啊”一声,问:“梁梓君,没想到没想到!你现在在哪里?”     4.雨翔望着星空, 说: “其实我不想来这里, 我也没想到会来这里。”     5.万没想到被林雨翔先用掉,只好拼了老命跑。     6.雨翔道:“没想到人这么少,而且虫那么多——”     7.学生都为之一振,万没想到钱校长道:“但是,我还要强调几点……”     8.雨翔大大地窘迫,没想到自己已经酸到这个地步。     9.钱荣没想到 “哭妹” 真哭了。     10.(社长)说:“好!没想到!你太行了。你比我行!”     11.没想到万山大惊失色。     12.我做得一点兴趣都没有,睡了一个钟头,没想到还能及格!     13.钱荣说:“没想到啊,一个男的深情起来这么……”          韩仁均作品     1.《儿子韩寒》:“韩寒说,我只是看到它很好玩,没想到它会拉屎,要是它不拉屎多好。”     2.《难得糊涂》:“他更没想到,通过这次照相,自己又学到了文化馆摄影老师没有传授的本事。”     3.《小康村里好事多》:“没想到村民们怎么也不答应。”           【谁知】《三重门》1例,韩仁均作品15例。          《三重门》     1.“谁知谢景渊道:‘老师凶点也是为我们好……’”          韩仁均作品     1.《儿子韩寒》:“谁知这天韩寒正好丢了钥匙,结果这天他在房门外的楼梯上蜷缩了一夜。”     2.《儿子韩寒》:“谁知他倒是一样东西都没有丢失。”     3.《儿子韩寒》:“谁知‘好好吃’太不易了,第二回重蹈覆辙。”     4.《儿子韩寒》:“谁知韩寒中午放学到我的办公室时挺高兴,似乎不计‘前嫌’了。”     5.《儿子韩寒》:“谁知护士见状说,手掌跟部会更痛。”     6.《儿子韩寒》:“谁知韩寒竟奇迹般地走了过来,居然会走路了。”     7.《儿子韩寒》:“谁知,韩寒向老师借来笔和纸,马上画了一幅画。”     8.《黄主任的担心》:“谁知刚伸出一半,里面就‘呼’地窜出个什么来,差点撞上黄主任的头。”     9.《难成眷属》:“谁知那小手用劲往回一缩,传来‘哇’地一声哭叫。”     10.《难成眷属》:“谁知今天因为小珊失散而又和肖丽意外地想见了。”     11.《难成眷属》:“谁知老太太好事做到底,实行一条龙服务。”     12.《排队奇闻》:“谁知道小伙子一个转身又回到女同胞的队伍里。”     13.《难得糊涂》:“谁知这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来。”     14.《养猪难卖》:“谁知收猪的汉子突然蹦出一句话来:‘这猪不收!’”     15.《小康村里好事多》:“谁知市里这回却认真了起来。”           副词【光】《三重门》11例,韩仁均作品0例(有1例,是引用他人作品)。          《三重门》     1.光专家头衔就有两个。     2.梁梓君说这种信纸不用写字,光寄一张就会十拿九稳泡定。     3.林父光家教就请掉五千多元钱,更将雨翔推上绝路。     4.市南三中旁光明目张胆的电脑房就有五家。     5.光上课下课就十来万字。     6.可见思念之情不光是存在于头脑之中还存在于脚上,心有所属脚有所去。     7.人不能光靠爱活下去。     8.雨翔笑道:“光你挤出的汗也够我洗个淋浴!你受得了?”     9.雨翔听了暗笑,道:“他们光身上的衣服都要二三百块钱一件呢。”     10.钱荣说:“光读书不能称鸿儒……”     11.光凭这点,它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中占一席之地!          韩仁均作品     1.《儿子韩寒》:“你可别光盯着黑板,考虑什么中心呀选材呀,你得仔细打量一下讲台上的语文老师。”     (备注:这是引用2000年第8期《少年文艺》载广东兴宁一中林苑宁同学写的《教你作文——有感于应试作文》。)           【不幸】《三重门》22例。韩仁君作品0例。          《三重门》     1.后来不幸收到出版社的退稿信函。     2.不幸财力有限,搬不远。     3.不幸坏马吃回头草这类事情和精神恋爱一样,讲究双方面的意愿。     4.不幸估计不足,差点跳水里,踉跄了一下。     5.不幸被一个国家先用了。     6.那才女收到雨翔表哥的文约,又和雨翔表哥共进一顿晚餐,不幸怀春,半夜煮文烹字,终于熬出了成品。     7.梁梓君硬是加快速度,终于有了临产的感觉,却不幸生下一个怪胎。     8.梁梓君不幸误以为林雨翔是个晦迹韬光的人,当林雨翔还有才华可掘。     9.不幸掷艺不精,扔得离目标相去甚远,颇有国家足球队射门的英姿。     10.不幸老K平日树敌太多,后排两个被他揍过的学生也虎视眈眈着。     11.不幸“丰富生活”的口号仿佛一条蛔虫,无法独立生存,一定要依附在爱国主义教育上。     12.不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笑脸变成不稳定结构,肌肉乱跳。     13.林雨翔握紧拳,刚要张口,终于不幸,大坏气氛的事情发生了,Susan早雨翔一步,说:“有什么事么?没有的话我回家了?”     14.不幸忙中出错,原来空出一块地方准备插一幅图,事后遗忘。     15.不幸的是慕名来靠这座山的人也越来越多。     16.不幸的是雨翔误入歧途。     17.两节数学课还算是数学老师慈悲为怀,隔壁二班,抽签不幸,碰上一个数学班主任……     18.雨翔始料未及,不幸考了个鲜红,四十五分。     19.免得说起来是不幸被动被甩。     20.不幸的是对钱荣垂涎的女孩子大多都骚。     21.钱姚斗得正凶时,林雨翔不幸生了在市南三中的第一场病。     22.林雨翔天生不会嘲讽人,说:“你的英语真的很不错啊。”理想的语言是抑扬顿挫的挖苦,很不幸的,情感抒发不当,这话纯粹变成赞扬。           【这人】《三重门》26例,韩仁君作品0例。          《三重门》     1.林雨翔这人与生具有抗议的功能,什么都想批判。     2.林父这人爱书如命。     3.说雨翔这人“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4.林雨翔觉得罗天诚这人的性格很有研究价值。     5.林雨翔心里在恣声大笑,想这人装得像真的一样。     6.林雨翔暗吃一惊,想难怪这人不是大雅不是大俗,原来乃是大笨。     7.你这人也太自私了。     8.卡夫卡这人不仅病态,而且白痴。     9.说牛炯这人文章不好就借什么“东日”“一波”“豪月”来掩饰。     10.牛炯这人凶悍得很。     11.你这人脑子是不是抽筋了!     12.背后骂林雨翔这人自私小气。     13.林雨翔突然想这人也许正是“鲁迅文学院”里“走出”的可以引以骄傲的校友。     14.林雨翔拍手说:“好!这人的下场就是这样的!活该!”     15.这人是学校副校长兼政教处主任。     16.第二个讲话的是体育组教研组长刘知章,这人不善言谈。     17.使钱荣这人更显神秘。     18.不相信林雨翔这人如此多灾多难。     19.还有一派前卫的文笔,如“这人真是坏得太可以了,弄得我很受伤”。     20.谭伟栋这人似乎被一号室的感化改造了。     21.雨翔对这人早已好感全无。     22.万山这人虽然学识博雅。     23.雨翔“哇”了一声,说这人写的情书和大学教授写的散文一样。     24.雨翔深知钱荣这人到结账时定会说没带钱。     25.而且钱荣这人比美国政府还会赖债。     26.为了让学生了解Bell这人,无谓把Bell拼了一遍。           分析与结论          【没想到】和【谁知】在语义上有交叠。《三重门》和韩仁均对于这两个词语的使用,此长彼消,在一定程度上互为补充,显示出不同的词语偏好。     副词【光】、【不幸】、【这人】,《三重门》用得很多甚至有点滥。比如有几例“不幸”,改为“怎奈”可能更恰当;有几例“这人”,完全是冗辞。相比之下,韩仁均作品中这三个词语用得极少甚至几乎不用(现有材料未见用例)。这应当是韩仁均与《三重门》作者在常用词表方面的显著差异。     两点说明。一,韩仁均作品和《三重门》都是叙事文字,所叙述的内容、所反映的生活有相当大的重叠面,语言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二,《三重门》和韩仁均作品都是公开发表的文字,中间都有编辑过手。编辑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主要是减少文本语言的个性而不是相反。我们可以对编辑因素不予考虑。     从韩仁君作品与《三重门》在常用词表上的不同和偏好,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排除韩仁君代写《三重门》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调查的范围绝不仅限于这几个词。之所以列出这几个词语,是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这几个词语比较典型;二,我有其它的用意,这个后面会谈到;三,这几个词语已足以说明问题。在司法鉴定中,排除比认定同一要容易的多。用DNA(区分度很高)进行同一认定,也只是表述为99.99%,但血型(区分度很低)的不同,就可以直接排除嫌疑。     在对《三重门》和韩仁均的不同用语习惯进行局步的揭示之后,我们用备受争议的韩寒新概念作文做个检验,看看更接近哪一个。     如前所说,【没想到】、副词【光】、【不幸】、【这人】,这四个词语在《三重门》中频频出现,在韩仁均作品中极少甚至几乎不出现。而经过检索,我们发现,这四个词语在篇幅不长的韩寒“新概念”作文中却出现了三个,具体如下:     《书店(一)》:“光介绍什么叫‘猪’就用了六七页。”     《书店(一)》:“光画面质量就让人心寒——齐天大圣非人非猴。”     《书店(一)》:“也有专门研究称谓的,告诉你女人无论老少,一律‘小姐’,佩服自己怎么没想到,‘小姐’、‘大姐’乱叫。”     《杯中窥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很不幸得先学会谦虚。”     《书店(二)》:“领头签名的人比较不幸。”     前几天,最早质疑韩寒的麦田在微博中说:“《杯中窥人》和《三重门》是同一作者,并且,不是韩仁均。”我们的调查分析,印证了麦田的感觉。     那么,《三重门》的作者是不是现在写博客的韩寒?要在语言上进行同一认定,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分析。不过,经过初步的考查,我觉得,很有可能。这里仅举一例,以逗其绪。      【杀戮】     韩寒《我的2011》:“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     关于“杀戮”这一措辞,网上的评论,有说“霸气外露”(《南方人物周刊》),有说“重口味”,总之,不同寻常。     百度了一下,用“杀戮”表示严厉批判的意思,似乎始于韩寒,也大致仅限于韩寒。     网络上使用“杀戮”一词人也有一些,比如电子游戏“打怪”,比如微博“拉黑”,都有人用“杀戮”,表示“灭”掉,使其不再在眼前出现。虽然被“杀戮”的对象是虚幻的东西,但是“杀戮”一词仍然是用其词典义项。用“杀戮”表示严厉批判,比起词典义项,则是拐了个不小的弯儿,非常特别。     《三重门》:“林父一时愤怒,把整个出版界给杀戮了,说:‘现在这种什么世道,出来的书都是害人的!’”     《杯中窥人》:“李敖尚好,国民党暂时磨不平他,他对他看不顺眼的一一戮杀,对国民党也照戮不误。”     另有网络校园小说缪歌《多种元素》:“慢慢地读了这些人的书,让我感触最大的是李敖。他对自己看不惯的一一杀戮,就连国民党也在所难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显然是在韩寒《杯中窥人》相应文字的基础上进行的改写。     尽管搜集到的韩仁君的作品大概已占其所发表文字的80%以上,但这毕竟还不是穷尽性的调查。我的例证和结论,欢迎大家核对,质疑。随着材料的增多,我的例证有可能需要修正,甚至结论也需要重写。但是我相信,用这种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是可以对《三重门》以及相关作品的作者身份做出认定的。           结束语          方舟子不计成败利钝,对真相近乎偏执地追求,对于学术腐败造假流行的中国社会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方舟子,多少人如芒刺在背,悄悄改回自己的简历。“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韩寒以前曾公开表示对方舟子的支持和赞赏,并开玩笑说,如果方舟子质疑自己,自己就什么都承认。可是,当方舟子的矛头指向自己时,还真的就成了严峻的考验。     方舟子跟薛涌有过几次交锋,“新语丝”网站“立此存照”栏目有几十篇批评、声讨薛涌的帖子。可是薛涌却在很多问题上声援方舟子,为方舟子呐喊。方舟子的峭直,薛涌的雅量,都让我感佩。     麦田、方舟子等人质疑韩寒,是合理的,并不是构陷,是在追求真相,而不是要搞臭谁。这一事件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跟韩寒的应对不当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一个影响力巨大,享受了名声和利益的公众人物,面对质疑,应当诚恳认真地应对(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然而韩寒却悬赏用钱砸人,尖刻轻薄地嘲笑谩骂,或者用韩寒的话叫“杀戮”。几年前的网络骂战,韩寒一支健笔,曾横扫江湖;然而——     这人光杀戮,没想到不幸……     我从《三重门》中找出这十个字,求证真相。这十个字算是韩寒的文字胎记,也是暗示着这场文运劫数的谶语。我愿以此讽劝韩寒,请韩寒三思。     另外,听说韩寒再次起诉至法院,我颇不以为然,为之踌躇良久。江湖事,江湖了。名满天下,纵横江湖的大侠,今日被人质疑武功,却到县衙大堂击鼓鸣冤,请青天大老爷作主。用韩寒自己的话来说,真的很不“酷”。     高晓松微博说,韩寒最近也意识到自己的膨胀,有许多反省。那我就再进一言:     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    进入专题: 韩方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97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长微博,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前人大代表吴青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张迪 发自北京 她是冰心的女儿,也被称为“最犀利的人大代表”,创造了若干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1949年元旦全家在日本东京合影。左起:吴平、吴青、冰心、吴冰、吴文藻。 吴青与母亲冰心 “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75岁的吴青举起一本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7岁那年,她接到上级通知,北京海淀区需要一名人大代表——妇女、中年、非党员、优秀教师,彼时,她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好都符合条件”。 “你愿意当吗?”校方问她。 “愿意!”她补了一句,“如果当,我就真当!” 这一当就是27年。她创造了若干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1988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她反对政府官员、法院、检察院系统干部参选人大代表,投出大会仅有的两张反对票,并两次弃权,举座皆惊。 母亲提笔赠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给做北京市人大代表的爱女吴青。” 她的母亲,是冰心。国民党执政时期曾以社会贤达身份进入参议院,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她被媒体称为“最犀利的人大代表”,有人赞她为民请命、勇开言路;也有人说她“好出风头”、“权力欲重”。 “安安分分地做冰心的女儿不好吗?干嘛这么折腾?”朋友、家人都这么说过。 “冰心的女儿应该什么样?”她头一昂,“你不了解冰心!我妈说过,我是最像她的!” 不能恨的,也不能爱!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的题词正对着昌平农家女学校的教学楼。 这个二层小楼是校内最高建筑,其余都是平房。学校为农家女免费提供家政、美容美发、速录、幼师等技能培训,1998年吴青和时任《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谢丽华、美籍华人储荟芸女士一起创办了这所面向贫苦农家女孩的公益学校。 冰心捐出了《冰心全集》的10万元稿费,巴金为《冰心全集》所写的贺词是,“一代一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小桔灯》、《致小读者》等入选语文教材的篇目为冰心作品贴上了爱和温暖的标签。在文学史研究者、传记作家李辉看来,冰心步入晚年后风格突变,写出了干预生活的力作——《我请求》、《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我感谢》。 “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老人家不止一次这样对李辉说。 1987年夏天,87岁的冰心用一天的时间写出了微型小说《万般皆上品……》,寄给当时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做编辑的李辉,小说以一个副教授的自白,写出脑体倒挂的尴尬。 这篇讽刺小说在李辉据理力争、领导苦心修改之后,最终得以刊发,李辉至今保存着那份清样。冰心闻知此事,说“这是我60年创作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万般皆上品……》在教育界、文学界都引发了讨论,作家韩少华致信冰心,“人们有所感,有所动,还由于作家本人是一位原也尽可颐养天年而不必问人间疾苦的长者吧……” 1987年10月,冰心写了《我请求》,吁请“我们中国每一个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读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神圣忧思录》,副题是《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 她说这篇报告文学“字字沉重”,看得她“掉下眼泪”,她恳请人们关注教育,恳请政府将提高教育投入、提升教师地位落到实处,因为“教育是一只母鸡”,“是一件有关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头等大事”。 萧乾由衷赞叹这位终生给予他深刻影响的大姐,“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她那支一书写人间之爱的笔,就挥向邪恶势力及腐败的风气,真是光芒万丈”。 “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1988年岁末,冰心写了散文《无士则如何》:“前几年,不少领导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其后,又有人加了一句:无兵不安。这些话都对,概括得也非常准确。可惜尚缺一个重要方面——无士怎么样呢?” “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她在文章中引用读者来信,“无士不兴”,“中国要富强,中华要振兴,一要靠民主,二要靠科学。但归根到底是要靠科学。因为民主也是一种科学,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一切事物,党也好,政也好,农也好,工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如果违背了科学而行事,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我们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还处于落后地位,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懒惰,也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长时期缺乏民主和不重视科学所造成的恶果。缺乏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必然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科技落后、文化素质低,社会生产力低下,又维持了不民主制度的延续。如此恶性循环,就使社会停滞不前。” “我妈很了不起,她真是从‘五四’走过来的。”春节后农家女学校第一期学员是六十多名来自贫困乡镇的女教师,开学典礼上吴青问她们,“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读过冰心写的《我请求》、《我感谢》?” 几乎没有人读过。吴青耸耸肩膀,开始了她的演讲。    进京培训第一课 “你们家里还种地吗?” “你们村拆迁的时候公平吗?老百姓都满意吗?” “你们学校里男教师、女教师发展机会均等吗?” “你上公开课的时候,会让每一个孩子发言吗?还是只让那几个成绩好的发言?” “刚才你们跟我拍照时都爱打同一个手势,你们知道这个手势从哪一年开始流行起来的吗?你知道那年究竟发生什么吗?” 吴青领着她们大声念,“翻到第7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再翻到第76页第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由当地妇联和教育局推选出来的优秀教师们没料到进京培训的第一课是这些内容,“吴老师真敢讲话!”每个学员在上课第一天都领到了培训教材,还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教育是心灵学,老师最重要的责任是改变人,改变心灵!”她盯着台下,“孩子们的改变与你的爱和付出有关,你们要记住,永远有爱心,有责任心!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站在一旁,抱着胳膊表示无奈。” 显然不是每个学员都理解她,午餐时,有学员嘟囔着感到遗憾,好不容易来趟北京,没想到一下火车就给拉到村里了,“这儿的条件还不如我们当地呢!”至于吴青老师的开学第一课,“这个,怎么说呢?在我们当地,嗯,肯定还是不能这样讲的……再说,说这些有用吗?” “没错,”吴青说,“我就是要给她们洗脑,让她们听真话、说真话、教真话!” “我不管,我就要这样做!”她一只手捂着眼睛,一只手捂住嘴巴,“现在太多人这样了,我不干!” “我说过,‘我是一个动词,我要改变!’”她有些激动。“总有人问,‘吴老师,你说中国的民主还有多远?’我反问他,‘你做了什么?’我现在到处讲‘人’,你如果要顶天立地,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老伴陈恕提醒过她说话注意方式,“提出问题可以,针对现行制度也没关系,但大会上能不能不要直接点名?留点余地?” “她没听!”陈恕先生与吴青大学时代相识,他温和,她直率,“她是她,我是我!”老先生笑了,“老两口了嘛,我还是支持她!” 惟一担心的是吴青的身体,“去年,开人大会讨论60年成就,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总结60年存在的问题,她说话很激动,当场晕过去,后来去海淀医院抢救……” “您太自私了,”儿子从国外回来,责怪妈妈,“为什么不能为家里人想想?” 在“文革”中启蒙 “你哥哥、姐姐能理解你吗?能跟他们聊聊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算了吧!我姐姐住院了。再说,他们……可能也不了解我……” 1988年,她投出反对票后,哥哥吴平当时是丰台区人大代表,给她打来电话,“小妹,听说你们海淀区有人投反对票,谁投的?” “我!” 哥哥一句话没说,把电话挂了。 “我对体制的反思以及民主启蒙来自历次运动,来自‘文革’中八十多次被人批斗……我哥哥、姐姐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不过每个人选择不同。” 吴平是冰心和吴文藻先生的长子,他自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工作,任工会主席,兼管宣传。他曾用“言者”这个笔名,贴出了几份大字报,主张“党要重用知识分子,应让他们有职有权;党要发扬民主;不整治腐败,将来迟早有一天会垮台……” “反右”一开始,他所在的单位就为他成立了专案组。1958年3月,因言获罪的他被划为右派,送到天津劳动改造,辗转至1965年才回到北京。 “我姐姐吴冰从小成绩就特别好,从来考试只问‘谁第二’,因为第一永远是她。”1957年,吴冰在北大西语系念大三,成绩优异的她本有机会留校,因为反右立场不坚定,被定为“严重右倾”,留团察看一年。吴文藻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学校要求她把家庭成分从“知识分子”改为“官僚”。毕业时,她被分配至兰州。 吴文藻的主要“右派言论”为对1953年院校合并时取消社会学提出意见,“妄图复辟旧社会学”;批评高校的官僚主义,主张取消党委制,批评共产党与群众关系不好;批评所在中央民族学院贪腐现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甚为激动,执政不到几年已经这样糟糕。” 大批判开始后,吴文藻时常要写检查,冰心拿来别人的检查供他参考,吴自愧不如。吴平因为检讨不过关,不得已回家找父母商量,父子两个相对挠头,愁上加愁。 此间,吴文藻先生情绪极坏,常被“乱梦扰醒”,日记中痛言,“自己不知表现错在何处,内心之病根甚深,必须痛拔,否则是活不下去的。” 冰心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也做了不少检查。最初她与丈夫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到后来,她发现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和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知名人士大都被划为右派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1957年,吴青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一,“那个时候人被驯化得乖乖的,觉得这样是对的。” “文革”开始后,因为出身不好,她“奋力表现”,挑头组织了一支战斗队,“保总理!捍卫解放28年来的革命成果!觉得自己很正义!” 到了“文革”后期,她已经没有资格参与革命,“我妈妈是‘反动文人’、‘帝国主义走狗’、‘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我爸爸是大右派。哪个组织都不要我。” 她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愣往革命队伍里挤,“人家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最终,她还是因为“反军倒谢”(谢富治,“文革”期间任公安部部长,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被定为“反革命”。 “我儿子那时候两岁多,我在家写检查,他帮我抹眼泪。”为了便于揪斗,她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去,“一听到楼道里‘咚咚咚’的脚步声,我就心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拉出去斗。” 举着拳头,喊着口号斗她的,“都是我的学生,越是过去跟我关系好的学生,斗得越凶,学生说了,‘吴老师,我不斗你就没办法撇清关系!’” 儿子在托儿所,老师吓唬他,“你姥姥爷爷是黑的,你妈也黑的。”孩子每周只有一天能跟她住,“他夜里做噩梦,缩在被窝里哭……” “我也揭发过别人,说假话诬陷别人。我没资格指责我的学生,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非常卑鄙!”她从现实中得到最深刻的教训,“那样的制度……太残酷了,一个人都不放过。” 1970年,70岁的冰心被派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她在给家人的信中说,“生命从70岁开始,就让它好好开始磨练吧。” 到干校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下沙地捡石子,用这些石子在一个斜坡上垒起“毛主席万岁”5个大字。 杀鸡用牛刀 “权利不是恩赐和给予的,是争取来的!”农家女学校里,吴青给学员们讲自己亲历的历史,给她们念一个大学女生给自己写来的信: “我是河北师大地理科学专业大一新生。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感受很深……社会上种种不公一次次消退了我们追求民主的胆量。真的,我们在慢慢变得只会抱怨,我们无思想、无追求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次次低头。您的话,和您为人民民主做的事更使我深入认识了‘五四精神’的真正内涵……让我意识到,原来个人也有这么大的力量,原来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权利。我过去对社会真的信心很小……” 陈恕认为,1982年是吴青思想的一个转折点,那年,她被派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习,学校组织的一个“社区领袖”活动让她打开眼界,“她打那儿开始关注社会问题。” 有个同学是非裔美国人,他给大家讲美国民权发展史,讲拒绝给白人让座的罗萨?帕克斯。吴青说这个故事就刻在她心里了,“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从小事做起,从点滴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推进民主。” 担任海淀区人大代表之初,上下都喜欢她,她手执《宪法》,解决周边环境问题、北外东西校区地下通道问题,敦促有关方面及时为街道更换路灯、补上被偷的下水道井盖…… 有人笑她“杀鸡用牛刀”,她很是赞同,“这其实都不是人民代表该做的,人民代表最主要的职责是监督政府。”医疗事故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物业纠纷、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农民医疗保障……吴青承接着一个个政府各部门间互相推诿的皮球,“本应政府解决的事,因为不作为,就跑我这来了。” 当监督深入至体制内部,曾经给她颁发过奖状的有关方面开始对她不满意了,陈恕说自那时开始,“每一次换届她都会遇到各种阻力”。 2011年12月20日,吴青走出选民接待室,“那是我最后一天做人大代表。”她的眼泪涌了出来。 她随身带着母亲的相片,“有人说我利用我妈的影响力,没错,妈妈确实保护着我。” 她对台下那些学员说,“我现在不是人大代表了,我失去了一个平台,但我没有失去讲台,我向你们每个人要讲台,你们所在的学校、地区,如果需要,如果可以,我愿意到你们那里去给教师做培训!” “请你们给我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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