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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传媒|调查记者又爆因涉“国家秘密罪”而被跨省刑拘

对于大陆记者,“国家机密”如悬顶之剑,随时会有威胁。 近些年,已发生数起因记者报导行为涉及国家机密的司法案件,引发公众和法律界对此类媒体职业行为涉密案件中的执法尺度的忧虑,也使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调查媒体记者,因巨大法律风险而选择离开记者职业。究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刑法中对于“国家机密”的定义,模糊而随意。

褚朝新:他们抓走的记者刘伟是这样的

刘伟 辽宁大连人。辽宁大学新闻专业毕业。曾在《21世纪经济报道》、《新京报》工作,2009年入职《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部。 入选理由 一名优秀的记者除了才情与技艺,更要持之以恒训练自己保持健全的心智,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被疏离与被否定,将对新闻的信念融入到血液中而不只是挂在口头上,这是一个漫长且需要勇气与毅力的过程。过去的一年,刘伟做到了,从业了十几年后,在如此浮躁的年代,他用几篇沉甸甸的报道宣告自己黄金时代的开启。

【新史记】老饕餮:南都报案书

新史记冤屈录之南都报案书 戊子初二日,前《南方都市报》总编辑喻华峰者,出粤省之牢狱,得佳节之中道,粤省报章有致贺之辞,国朝士子有弹冠之庆。是时也,百万草民泥路归,除夕不举团圆酒,则喻华峰之鼠年新春,与草民何其相似乃尔。 盖南都报案,发于国朝五十五年初,(2004)喻华峰乃四载以来囹圄者之末出也。前此之报馆高层程益中、李民英、邓海燕等,或案后开释,或减刑先出,唯喻华峰虽获减刑者三,亦得四载之实坐也。...

蓝鲸财经 | 记者转型开武馆 再也不用担心被打断鼻梁骨

7月24日,“南都深圳摄影记者陈以怀,跑突发曾被打折鼻梁骨,因为总是被打,遂练就绝世武功,今转型开武馆,乃成一代宗师…”的消息瞬间红遍了朋友圈与微博。在这个略带黑色幽默消息背后,多少带着点心酸。 从陈记者到武馆陈师傅,这究竟事实是怎样的。小鲸专访了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陈以怀。听他一一道来。 理想已逝 兴趣为上 小鲸:你在南都十年摄影记者生涯中,拍的最多的题材是什么?...

【河蟹档案】一大帮亿万富翁,管自己叫无产阶级先锋队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但斌:南方都市报头版头条:治疗H7N9新药获批上市。广药[威武] 2013年04月07日 19:19 丰乳肥臀v:【少谈接轨!】cctv称德国的“微信”软件是收费的。意思很明白,中国的微信收费是和国际接轨的!德国的房价10年几乎没涨过,房价怎么不和德国接轨呢?德国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

戴志勇:中国梦 宪政梦(南周被删新年献词)

(来源:凯迪社区;原帖已被删除) 天地之间,时间绽放。 这是我们在2013年的第一次相见,愿你被梦想点亮。 2012年,你守护自己的生活,他们守护自己的工作。守护这份工作,就是在守护他们对生活的梦想。 2012年,庙堂之上发出的宪政强音嗡然回响:“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期待宪法长出牙齿,宪政早日落地。惟如此,才能成就这个沧桑古国的艰难转型;惟如此,国家与人民,才能重新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之上。...

陽光時務 | 南方事變

南方報業到底發生了什麼?一連串辭退編輯記者的行動是怎樣發生的?針對南方報業的新聞審查是怎樣起效的?南方報業內部的自我審查又是如何嵌在辦報過程的?今年六、七月間,南方都市報一名內部審讀員向上級獻計獻策,要求南方都市報不再使用一位著名美術編輯的漫畫,理由是其人其畫會給南方都市報帶來政治風險。審讀室是南方都市報新成立的一個部門。 北京7·21暴雨災難後,《南方周末》八個版的專版被撤換。審讀員用紅筆刪掉平民遇難者的故事,只保留殉職官員的報道。這個報紙大樣被公佈在微博上,隨即被新浪刪除。 水災遇難者「頭七」這天,北京的《新京報》刊發了22個版的紀念評論和特刊,這與南方報業大面積刪除水災新聞的做法形成強力對比。無力的編輯記者、失望的讀者發出哀嘆。 前南方周末評論員笑蜀號召報社內部問責,同時將矛頭指向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呼籲驅逐這位極左的意識形態長官。笑蜀在去年3月份被南方報業除名,庹震在今年五月空降廣東。 庹震是一位極其保守的新聞官員,他在經濟日報完成了長達20年的資歷積累。在新華社副社長的數月任期內,他執行嚴苛的審查標準,以致於他赴廣東任職後,新華社的人彈冠相慶。 有消息指,庹震南下,帶著整頓南方報業的任務。與庹震同時期到來的,是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健兼任南方報業黨委書記,為他接替即將退休的南方報業社長楊興鋒做預備。 南方報業頻傳壞消息:2011年,著名的政論作者長平被徹底驅逐,南方都市報評論部被改組,有評論員和評論編輯被清除;近期,深度新聞部主任喻塵被辭退,評論周刊從八個版減到四個。 南方報業到底發生了什麼?一連串辭退編輯記者的行動是怎樣發生的?針對南方報業的新聞審查是怎樣起效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報業內部的自我審查又是如何嵌在辦報過程的? 母報—子報的權力變異 南方報業的權力結構分為集團(編註:即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和子報系(編註:即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所轄《南方日報》、《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21世紀經濟報道》等十一份報紙)兩個層級,2006年范以錦社長退休之前,一直克制集團對子報的介入,較好地維護子報系的獨立發展權,這一切從楊興鋒擔任社長開始轉變。 《南方日報》是母報,可集團的收入主要靠《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和《21世紀經濟報導》等子報供給。但這些子報的總編無論業績多出色,都難以升任集團社委(南方報社管理委員會委員的簡稱),後者屬省管幹部序列。 2008年之前,集團副總編輯兼任子報負責人的情況也有,但都比較好地尊重子報獨立辦報,不做干涉。在楊興鋒社長任期的次年開始,集團委派社委去子報時,開始加大介入力度。 明顯的例子是集團社委曹軻下派到南方都市報、王更輝和黃燦到南方周末做負責人之後,子報系的平穩局面被打破,失去對編輯方針和用人權的把握,激發了原本均衡的子報系的內部矛盾。 通過2008-2011年三年的衝突與調和,子報系的獨立權被集團收服,社委不再是清白的「集團代理人」,而成為子報系的實際控制者,這種權力結構的模式就此成型。 母報-子報權力模式的改變,對子報而言,再也不能用報紙的價值觀自行其事,也無法庇護那些觸犯禁令的編輯記者。對宣傳部而言,這種權力結構降低了管人管媒體的難度。 換言之,只要掌控分管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的集團社委,就可以達到控制整個子報系的目的。社委作為省管幹部,升遷的否決權掌握在宣傳部手裏。馴服社委就可以控制不聽話的「兩南」(《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的合稱)。 子報系對集團收權的反抗能力急劇下降,2008年前後,當集團試圖撤換《南方都市報》執行總編輯莊慎之時,大部分深度調查記者和評論團隊聯署,以集體請辭逼迫集團收回成命。 2011年長平出走之後,莊慎之遭遇明升暗降的境地,普通的編輯記者已經無能力組織狙擊。當然,莊借助全媒體運營委員會架空南方都市報編委會,改寫權爭格局則是後話。 母報-子報系的權力設置本是為了加強集團與子報的合作,但是在短短五年時間裏,演化成牽制《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等子報系的權力通道。內外部的控制與屈服更是藉助這個渠道增強勢力。 內部審查成建制 中宣部和廣東省委宣傳部都對南方報系有審讀機制,但是在報題、成稿、上版、付型等出報流程上,對《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進行日常化、密切審讀的則由南方報業自己完成。 南方報業在集團層面設有審讀小組,主要負責審讀《南方都市報》的評論、深度報道以及整個《南方周末》的報道,這個審讀小組在汶川地震前後被強化,向總編輯負責,隨時報告,有刪改的建議權。 南方報業的編輯記者對審讀小組的工作大多抱以蔑視的態度,但隨著宣傳部門對南方控制的深入,審讀小組受到了專門扶持。這從在南方都市報扶植建立審讀室可見一斑。 南方都市報原本沒有審讀員這個崗位,2010年底開始設置,但這個崗位受到同事鄙視,審讀員與其他同事經常發生口角,作用不大,這位審讀員最後選擇離開。 2011年下半年開始,集團審讀員小組不敷使用,重提在南方都市報內部增設審讀崗位。今年初,在原校對室的基礎上建立審讀校對室,增設審讀員,該室由一名曾掛職省宣的新聞編輯任負責人。集團層面的審讀小組,挂靠在南方新聞研究所,不是專門的科室,曾經有人推動過在集團成立審讀科室,楊興鋒一直不置可否。 楊興鋒做到了在集團層面拒絕審讀建制化的努力,但他沒能阻擋成立南方都市報審讀與校對合併的指令。集團與南方都市報的兩級審讀小組對口宣傳部,強化對新聞報道的審查,執行禁令,甚至層層加碼。 至少在2010年之前,南方報業內部的自我審查有一定的公開性。比如宣傳部的所有禁令都可以在南方都市報內部網上自由查詢,集團審讀小組會定期將審查記錄轉發到報系之間供查閱。 現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審查和自我審查都是秘密進行。禁令再也不能在內部網上備查,只轉發到總編手機上,由他們向下口頭或電話傳達。審讀小組也不會再暴露審查記錄。 去冬今春,在庹震與楊健空降南方前後,南方內部的權力調整隨著震盪再次被激活。曹軻離開南方都市報,赴南方網升任廳級幹部,宣傳部則利用其繼任者及審查機制灌輸控制力。 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報業現任總編輯張東明熱衷於激發審查機制的積極性,新聞審查官出身的他親自參與對《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的審讀,是歷屆總編輯中所未有,是內部審查機制的總負責人。 因遭受同事鄙夷,審讀員只能向上、向宣傳部尋求保護。為此,他們言聽計從,靠提高審查程度博取歡心,把社會急需的真實報道貼上「危險」的標籤,還做出告密和出賣行徑。 不能承受的榮譽 南方報業的最近四年,有兩個相反的、同時發生的「成建制」趨勢:一是成建制地驅散堅守南方辦報傳統的員工,二是成建制地建設起內部約束的潛規則,兩者共同消耗南方報業的榮譽。 作為上述趨勢的結果,南方報業的管理者基本放棄了使命管理。總編層面的人忌憚別人提倡新聞理想,即使不過是口頭上說說,也會被當做是敏感詞,被認為是危險的鼓動。 對笑蜀、長平、喻塵等人的驅逐,儘管有著中宣和省宣的定點清除指令,但是從南方報業嚴格執行的情形看,後者也當是消除了安全隱患,急於甩開包袱,顧不得外界輿論的批評。 南方在對待幾十年傳媒榮譽方面,變得神經質,既不能接受讀者的表揚——那樣會被理解成對宣傳部的違背,也不能接受讀者的批評——這樣會加重報紙負責人殘存的愧疚感。 變異的權力通道,加上不斷擴大人數的內部審讀員,加重了南方報業價值觀的裂變,完整的新聞操守難以保證。主動放棄辦報優勢,員工人人自危,陷入了價值觀分化的惶惑中。 《南都周刊》近期被列入審讀範圍,這預示著南方報系內的價值空間將受到進一步擠壓。這種舉動所釋放的緊張信息會被內部人迅速吸收,從而讓自我審查像病毒一樣自我繁殖和傳播。 對南方新聞榮譽的不敢堅持,會以兩個面向的邊緣化來指導實際辦報辦刊。一是像對待長平他們那樣,將代表人物邊緣化,遏制其作用;二是將審查機制擴散到報系邊緣,不留死角。 觀察南方報業在本次北京水災報道上的表現,顯示了編輯記者與報紙控制者對待榮譽的嚴重分歧。考究起來,變異的權力結構與重重審查機制合謀,終於在南方結出了邪惡的花果。 「南方」走向何方 與前任社長范以錦相比,楊興鋒注定是南方報業史上的悲劇人物。他沒能完成承上啟下的歷史使命,在他任內所穩固下來的母報-子報權力結構,為南方的拆解留下了入侵的路徑。 1982年,當楊興鋒與庹震各自走進《南方日報》和《經濟日報》時,誰能想到30年後,一南一北的他們會以詭異的角色與南方報業結緣。一個是風雨中的裱窗匠,一個是南下的終結者。 2011年11月中國記協改組,楊興鋒落選、楊健頂上。楊興鋒作為李長春主政廣東時專門報道省委書記的省報特派記者,不被信任,代表這盤馴服南方報業的棋局正式拉開序幕。 庹震上任伊始曾說,不要將他的到來與楊健急調南方報業黨委書記看做一回事。可得益於庹震主持廣東省宣,北京終於可以直接遙控羈傲不遜的南方,確實是不爭的事實。 從2008年四川地震或更早時候開始,遏制南方、調整南方的辦報方向就是北京的宣傳策略。此間歷經京奧、上海世博、60年大慶、亞運會等反复狙擊不成後,宣傳系統終於痛下殺手。 在現時的執行中,直接受命於北京的庹震,與坐在省宣辦公室的南方報業楊健書記攜手聯動,收效顯著。楊興鋒的退休進入倒計時,南方報業毫無反手之力,也是另一個不爭的事實。 張東明在2003年從廣東省宣新聞處處長調到南方周末任總編,經過近十年與南方報團內部的爭奪,終於當上了集團總編輯。眼下,南方報業內外都處在宣傳系的直接控制下。 壓制南方報道的聲譽成為控制的全部內容。因此,才會有專門針對南方的特別禁令,也才會有北京上海都可以報、唯獨南方不可報的例外,也才有內部審查疊加常規禁令的變態。 這樣的輿論箝制目的無他,就是要讓南方報業在大陸新聞界不斷被邊緣化。從這一年的內外控制看,這個目的收效明顯,南方缺席重大報道、在重要議題上封鎖聲音,成為常態。 張東明干預南方周末的十年裏,南方周末的傳統儘管被打散,許多人離開,但傳統在年輕記者編輯那裏仍有無可替代的價值。這位報業總編輯兼職集團首席審查官,顯然不能憑藉外部壓服獲得內部認可。 一般的審讀員受到同事們的普遍鄙視,他們的人數不能適應擴大的審查需求,與編輯記者口角不斷,疲於奔命而又心態沮喪。在南方報業傳統的映照下,這是一群失敗的人。 今年春天,《南方都市報》新一批中層管理者到崗,這是程益中離開《南方都市報》後第一次大規模的中層更替。他們剛一上崗,就面臨內外交困的局面,成為繼宣傳系、自我審查機制之後的第三個變量。 從南方報業募集五億元中期票據的項目書上透露,南方報業負債率高,盈利能力驟降,經營前景甚是暗淡。全媒體戰略在一個分崩離析的價值基礎上出發,蠶食報紙紅利,前途難料。 據南方周末創辦人左方披露,在張東明任職《南方周末》的那年,當年廣告收入計劃未能實現。歷史又將南方引到了相似的場景,只不過問題從一張子報蔓延為整個報團的問題。 領袖人物左方被排擠在今年選出的廣東新聞終身成就獎名單之外,但他仍得到南方新聞人更多的尊重。《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的報道被勒令刪除後,讀者的憤怒顯示了南方報業的靈魂仍在民間。 疑問在於,南方報業有勇氣取回辦報的靈魂嗎?張東明曾經在《南方周末》創刊20年時說,要辦成百年大報。他所指的百年大報,誰敢確定一定不是1949年後的《大公報》呢?

南方都市报:省委党校里的维稳课

摘要: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最近在党政干部培训班上讲了一堂大胆前卫的课:《维稳与维权的困境和出路》。他用幻灯,举了三个女人的例子:重庆身处孤岛与拆迁队作战的吴苹,上海手持燃烧瓶和政府拆迁队大战的潘蓉,成都用打火机点燃汽油自焚的唐福珍。“女人本身是弱者,但她们在捍卫私有财产权时,变成了最坚强的人。”王利平继续说,“我们终究是要走出维稳与维权的困境。” 南都首席记者 姜英爽 实习生李雯洁方万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最近在党政干部培训班上讲了一堂大胆前卫的课:《维稳与维权的困境和出路》。他用幻灯,举了三个女人的例子:重庆身处孤岛与拆迁队作战的吴苹,上海手持燃烧瓶和政府拆迁队大战的潘蓉,成都用打火机点燃汽油自焚的唐福珍。“女人本身是弱者,但她们在捍卫私有财产权时,变成了最坚强的人。”王利平继续说,“我们终究是要走出维稳与维权的困境。” 他的课引起了学员们的热烈争论。 当了13年党校教师,这不是王利平第一次特立独行,每次开课前,他都要先朗读一段个人声明:“本人恪守‘允许讲错话,决不讲假话’的授课原则,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欢迎真诚的批评和交流,反对任何形式的‘扣帽子、打棍子’,相信中国的问题可以在宽容、理性的探讨中得以解决。” 这是一位怎样的党校老师?11月29日晚,在福州,王利平坦诚地接受南都记者专访,谈论了他眼中的维权与维稳,以及对现代党校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矛盾大多集中在基层 越基层的就越知道矛盾问题的凸显,一个是尖锐程度,一个是他们处理矛盾过程中的苦衷   姜英爽:做党校的老师,你长期面对一批批党政干部,有的长期在体制内浸淫,已经习惯以某种角度思考问题。我想问,他们身上的官气容易去掉吗? 王利平:你讲的是一个事实,他们长期在岗位上,长期服从党的安排,这也可以理解,他离开工作岗位到党校来学习,他们也会讲一些心里话。身上的官气,越基层的越容易去。 姜英爽:那官职相对比较高的呢…… 王利平:这个因人而异,在我们省级党校里,处长占主体,科级干部也有,包括县里的一些局长、团委书记等,特别是县处级干部之中,还有实际工作岗位的一些同志,他们感触比较多,确实感觉工作难做。 姜英爽:就是说越来自于基层的干部感触就越多? 王利平:那当然,我们中国的矛盾,极大多数都集中在基层,越基层的就越知道矛盾问题的凸显,一个是尖锐程度,一个是他们处理矛盾过程中的苦衷。 姜英爽:他们会不会告诉你一些他们的困惑或者是矛盾的地方? 王利平:嗯,比如说在我们有时候开展的讨论课中,他们也确实讲得比较深刻,比较实在,就是讲真话。 姜英爽:你觉得是普遍的讲真话的多,还是一个人讲真话会带动一批其他的人? 王利平:党校内部的讨论,外界参与的很少,甚至是没有参加过。应该来讲,学员在教学过程中每个学期安排一两次讨论,老师根据讨论的题目分不同学科参与讨论,我的感觉来讲,是相当比重(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学员还是说真话。 姜英爽:那你喜欢怎么样的干部? 王利平:我喜欢的干部一是要正视真问题,敢于说出真问题,而且用理性去思考这些真问题,权力的责任感要明显地体现出来。 例如说:你在基层工作,那很多人就觉得,我只要服从命令,按照常规的程序来运转就好了。很多人会把所有的结果,所有发生的问题都推给体制,实际上体制是每个人构成的,每一个人(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也不是期望每个官员大张旗鼓去改革,在中国这个庞大的体制下这是不现实的。我只期望作为一个官员至少要知道,你还有良知,你还能够知道中国的问题所在,你在你的范围之内你能恪守底线,一步一步的点滴累积予以改变。 姜英爽:也就是说既要知道方向,还要面对现实。 王利平:对,作为一个官员你应该明白什么是潮流所在方向所在,如果这你都还不明白,那没有理想的权力,最终肯定会褪化。所以在党校那些能够说真问题,能面对困境,能思考问题的官员就是好官员,至少他能够思考问题,那些根本不思考问题不想问题的,想想多可怕。   想让官员更加理性 认真思考一下公民权利问题,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不至于进入一个怪圈、困境   姜英爽:有些干部把党校学习当成一种上升的契机,你是如何看待党校对一个干部的培养? 王利平:我认为意义很重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党校,应该定义为党的高级学府,作为一个高级学府它非常注重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修养和执政能力,包括权力观的培养。通过党校的学习,应该“播种观念,转变官念”,执政党要从原来革命党的思维转成真正的执政党的思维,这就是政党转型,这样才能够推动整个国家的制度变化。党校的讲坛,面对的是手执权力的掌权者,他们手中的权力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党校老师能利用好这个平台,至少要从某种意义上对社会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因为中国的掌权者他们手中的权力还是能够影响很多事情。 姜英爽:这是你自己努力向你的学生们所灌输的…… 王利平:对。(这是)我努力要在党校做的事。 姜英爽:你在党校13年了,你觉得你所面对的官员有什么变化? 王利平:现在官员越来越年轻,学历层次越来越高,这个是现代官员的特点。 姜英爽:那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呢? 王利平:同时带来的就是他们思想的开放。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官员,官员的开放度、思想的活跃程度、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事实上跟原来比都有明显改善。比如,在党校课堂上有很显著的特点,学员会给老师打分的,我在党校总共开了六个专题,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公民权利的演进与展望》,《维稳与维权的困境与出路》这是我今年新增的专题,还有一个是《宪政视野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变迁》,我们已经进入执政困境,我们该怎么样思考问题,还有《物权法与公民财产权保障》等。 姜英爽:我感觉你这几个课题,都是目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凸显的地方。 王利平:对,都是比较尖锐凸显的。我还有一个专题叫《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 姜英爽:这几个课题决定了你的学生一定是感兴趣的。 王利平:事实上是基于我对问题的认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我感觉到这些问题必须给官员讲,也必须讲清楚。所以我在报专题中是有思考的。 姜英爽:你有做过调查研究吗? 王利平:我的调查研究有日常调研,还有就是基于对整个社会矛盾的分析判断,我感觉到官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比较好的把握,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执政不至于进入一个怪圈、困境。比如改革开放30年来的公民权利崛起,事实上人家都讲经济奇迹,我跟官员讲,奇迹固然重要,是一种成绩的体现,但是你去考察世界各国,国家最终的崛起,持续的发展,是公民权利的崛起。 姜英爽:目前,考核一个官员的成绩还是以G D P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来衡量的。 王利平:所以说在这种大家都热衷于G D P、热衷于这种政绩观的考核的状态之下,我就想让官员更加冷静、理性一些,认真思考一下公民权利问题,认真思考一下你在追求G D P的同时,社会矛盾丛生。但社会矛盾丛生的背后是什么?是很多公权力不受约束、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这样各种各样的矛盾,这种矛盾也让我们的执政进入困境。 姜英爽:你面对的这些受众,很多都是当时的执法者,或者政策的解读和执行者。 王利平:应该讲大多数都是执行者,省一级党校大多数都是执行这些政策的人,所以我觉得应该认真去思考。为什么呢?在党的一级学府里面,如果没有人去讲这些东西是不应该的。而且我们执政党不去考虑公民权利,那也是不应该的。其实我的所有专题合在一起,唯一的就是要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这本身都是宪法性的义务,也是我们执政党的执政目标啊!对于我讲课中提到的吴萍等三位女性,体现她们面临强拆的各种不同的命运。 姜英爽:你还记得当时讲课的场面吗?那一批主要是什么干部? 王利平:基层干部,就是科一级的,当然也包括省一级的一些机关里的科级干部。他们对于目前维稳的困境有比较切身的体会,因为其实科级干部在基层实际上就是亲力亲为的办事者。 姜英爽:我们在采访里面遇到的求助最多的也是上访的,维稳确实是现在基层干部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王利平: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一个镇长来找我聊天,说他们当地一批群众去北京上访,被接访的接回来了。回来之后没有立即回村里,十来个人到县里去每个人买了一桶油,提回村里去了。村里其他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去上访的群众就觉得很奇怪,怎么都提着油回来了?他们说这个是政府发给我们的油,政府不仅没有……还给我们发油了,还给我们买了回来的车票。结果那些没去上访的一听,这么好?结果也去了……说实在的我们这种基层治理已经把大量的精力耗在这个上面去了。   要做执政党的良心 作为执政党高等学府的老师,你面对各级官员,如果你都不讲真话,你能期望官员跟你讲真话吗?   姜英爽:他们经常向你说他们遇到的困境吗? 王利平:有,特别是基层干部。很多完全可以在基层解决的问题他们非要去上访。我用我自己的理解,包括我的观察、研究来说,现在制度化解决矛盾的渠道要么被堵塞,要么就被弃之不用,甚至部分公民不想用。为什么不想用?因为我们制度化解决问题的能力,确实有很大问题。 姜英爽:这也是执政的一个困局。 王利平:这个已经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作为执政党的高等学府不能再回避研究这些问题,不能再不去讲这些东西。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党校老师应当是执政党的良心。作为执政党高等学府的老师,你面对各级官员,如果你不能起到良知的作用,想想看,你都不讲真话,你能期望官员跟你讲真话吗? 姜英爽:你这样的老师在党校是主流吗? 王利平:我真的不好说是不是主流。我只希望我的行动,我的课程,包括我的言论、话语,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姜英爽:这么说当党校的老师还是很有意义的? 王利平:是,我以前在司法学校当老师,后来在党校当老师。我认为党校与高校的重大区别在哪里呢?它面对的是各级掌权者。 姜英爽:影响面更广。 王利平:当然。中国这个社会,权力在这个体制之下,还是能影响很多事和人的。而对于掌权者来说,他的这种认识以及底线的把守,事实上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来说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们虽然是强调法治,但是你要知道,事实上都离不开具体的人。所以我们讲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各级掌权者,他们内心底线的把守非常重要。 姜英爽:作为党校老师,利用这层关系为自己谋福利应该也是比较容易的吧? 王利平: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可以这样讲,因为党校教师面对各级官员,你如果跟各级官员交朋友,不说谋私利吧,来获得自己发展的空间还是不难的,但是,你是用这个机会来为个人的发展做一些努力呢,还是利用与官员思想交流的机会去改变、促进官员心灵深处的东西?这就是(看)一个教师的价值追求。 姜英爽:你的答案肯定是后者,是吗? 王利平:那当然。所以我非常精心地准备我的每一堂课。   不要怕回避真问题 我们不讲假话,但允许讲错话。党校这个课堂上应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姜英爽:你认为做党校老师最关键的是什么? 王利平:我觉得在党校授课的老师,本身要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的判断,同时要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学员听完之后才会有收获,你不能发牢骚,发泄不满,切忌切忌! 姜英爽:或者说只能点出问题的不是一个好老师? 王利平:不是一个好老师,甚至包括带着你发泄或者愤世嫉俗的情绪来上课也是不应该的。你要记住一点,你的对象是手握权力的人,你千万别在你的课堂中让他们感觉,你是在跟他们搞对立,好像这个社会的问题都是他们造成的。你要记住,在课堂上,你是在用心灵跟他们交流,你是要让他们内心有触动、震动和思考的可能性出现。党校的学员跟高校的学员不一样,高校学员是世界观、人生观还没完全定型的学生,党校的学员他世界观、人生观已经成熟了。 姜英爽:他们的改变更难是不是? 王利平:我觉得你都不要抱着改变他们的想法。你只要强调怎么样提高你的授课技巧,(让)他的内心真正产生一种微妙的感觉。 我的目的是让他们认真思考下这些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执政党,应该朝着哪一个方向,哪一个潮流,哪一个目标去发展,这才是出路。而不是湮没在琐碎的、大量的繁杂的工作中找不到方向,让他们在处理工作时有一个停顿,去思考一下“我到底在干什么”,这对执政党的各级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姜英爽:你在讲课前的那番“允许说错话,绝不说假话”的声明是什么意思? 王利平: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我是在理性地探讨和研究问题,我们不要怕回避真问题。我们不讲假话,但允许讲错话。每个人不是神,包括一个政党、组织及个人,都有说错话的时候,你不能用领导的发言稿去苛求一个教师的授课,保证不出错,这就不是思想自由的表现。 党校这个课堂上应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要解放,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这才是执政党有活力的表现。就是说,党校老师你敢这样子去面对问题,说明执政党就是有活力。 姜英爽:你当时发表那个声明时学生很意外吧? 王利平:其实,我在每个班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耳目为之一新,这个老师怎么这样子? 姜英爽:其实你并不是偏激和激进的人。 王利平:那不是。应该来讲我对我所从事的事业有激情,我曾经跟同事说,当好党校老师不容易啊,你既是导演,还是剧作家,还要是演员。一来你是导演,要精心地进行谋篇布局,要想办法从心灵上触动学员,要思考这些问题;二来剧本,你的选题内容,怎么样才有震撼力;第三个,还要懂得怎么好的讲出来,就是演员的角色。所以说要导演、剧作家和演员三者合一。 姜英爽:你认为党校的改革和建设,应该更多注重哪些方面,更多发挥它的作用? 王利平:那当然就是要为教师授课、教学、科研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让老师的思想更为解放,以现代公民的心态去做好一个党校教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落脚点。我们的课堂上其实最重要的是,观念的播种,观点的转变和革新。因为各级官员进入到体制中间去,又组成这个体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他看成不是一个常人的状态,那是不行的,你要将心比心,用人的良知,去改变他的观念,去触动他的心灵,这些干部如果观念能够不断更新,这个变化就会慢慢显示出来,事实上这个社会进步也是慢慢来的。   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 千万不要把维权的公民当刁民,甚至敌对、对立。你敌对化他,刁民化他,就是激化矛盾的表现   姜英爽:私下他们向你请教最多的是什么问题? 王利平:比如说基层的干部,我现在普遍感觉到他们在治理中间是处于困境,维稳与维权的困境特别突出。 姜英爽: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王利平:确实是他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你要讲这些干部有没有在思考?其实他们也在思考。 姜英爽:比如拆迁这些带来的? 王利平:当然包括拆迁,还有一些基层中间的一些矛盾,比如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实际上他们本身也觉得这些是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很难感觉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姜英爽:那你给他们开的方子是什么? 王利平:在维稳与维权的困境里面,我给他们讲了几点,出路在哪里。我说出路之一,就是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你维好别人的权,别人自然也就稳了,不然人家干什么要不断去上访啊? 你首先要把真正需要维权的人维好权,那为了上访而上访的就变成极少数了。这时候上访的问题用制度化渠道把权利给维护好了,大的环境其实就慢慢地会发生变化。 姜英爽:那基层的干部能做的要做的又有哪些呢? 王利平:我现在感觉就是无力感,他能做的就是要把稳定维好。他们也感觉到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事实上是什么问题呢?那我们就是要让基层的这些干部们有个理性的思考,我在《维稳与维权的困境》中也举了很多别的地方的例子,你千万别把那些维权的公民敌对,不能把他们喊成刁民。你敌对化他,刁民化他,就是激化矛盾的表现,你应该理解他。 姜英爽:你在讲课中也努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首先也是一个公民,这样才能当好一个父母官。 王利平:你讲得对,我就跟他们讲了,你要记住一点,你要理解好,你千万不要把维权的公民当刁民,甚至敌对、对立。你要让他们知道,一旦自己跟体制发生碰撞了,就会发现,也是个孤立、无助的弱者。 姜英爽:或者说这些官员比较少意识到这一点。 王利平:对,你要让他换位思考一下。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是让他回到他是一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一个手握权力的官员去考虑。他想这事肯定不会落到我身上,我才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认为这种人应该给他维下去。 姜英爽:从你了解到这些官员他们遇到的问题身上,你也发现实际上很多官员他们是比较难做到这一点的。 王利平:是这样的。 姜英爽:要扭转他们的观念是比较难的吧? 王利平:那当然。所以说我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更好地把那种观念扭过来。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体会一下,如果他是维权者,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我就举了两个例子,比如湖北法官冯缤的例子。事实上我们也感到一种无力感,但是无力感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给自己定位在,我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我自己的责任尽好。我不期望明天就能发生变化,我做一辈子,我只要在这个讲台上,不断地讲下去,总会有它好转的一天,这个我是坚信的。 怕的是不争论对于公民合理合法的权利,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而不是把他的合理诉求压下去 姜英爽:那天你的讲课甚至引起学生激烈的争吵和辩论? 王利平:对,我说,如果我们一些执政者掌权者还不能善待公民的维权,就会把公民逼上极致,就是你把制度化的通道堵掉了,你硬给他压下去的情况之下,他最后(只能)以身体维权。我就说作为执政党来说,对于公民合理合法的权利,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而不是把他的合理诉求压下去。 压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制度化的渠道走不通,那就走非制度化渠道,制度化渠道以外的情绪发泄。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就会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就是破坏性的,不是良性运转的社会。结果那个公安局副局长说,不可能,这是媒体放大。 姜英爽:他认为没有这么可怕? 王利平:对,他认为没有严峻到这个程度。然后省委办公厅一个处长马上跳起来,如果要拆到你家里,看你怎么办,现在矛盾这么尖锐,你们麻痹大意。那一幕争吵,当时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姜英爽:你看到这种反而觉得比较欣慰是吧? 王利平:非常欣慰。说明我们的干部在思考,被触动,才会争辩。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如果讲什么大家都无所谓,你讲你的,我还是我的,那多可怕。 姜英爽:你怕的不是争论,反而是不争论是吧? 王利平:对,我怕的是不争论,怕的是没有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我不相信他们真的麻木了,其实更多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触动,我想可能是我的授课技巧有问题。我认为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老师。实际上我就是这样尽力去打动他们,这是第一重要和关键的。没有学员不爱听的课,只有老师讲不好的课。 要有试探底线的勇气党校讨论无禁区。越来越不敢去讲的情况是,你的尺度会越来越小 姜英爽:你害不害怕说错话? 王利平:所以我说不要害怕。第一基于你的前提和出发点。只要我的出发点真正是为了这个执政党好。第二你的心态是摆在什么位置上。如果你现在是功利的心态,把它当成跳板,我要去当官,那你就会很紧张,因为不能越雷池半步。我已经摆脱了这种困局,我想清楚自己想要的和追求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时常在思考的问题。我时常在想,我在党校能够讲到什么尺度。我用一句话来讲,其实我们这些人都在做思想的冒险。这个冒险,需要你去冒,才知道它险不险。 姜英爽:或者说不去冒险的话,你怎么知道它的底线在哪里? 王利平:知道底线在哪里,第一你一定要有试探底线的勇气。如果你连试探的勇气都没有,不仅你的圈子会越来越小,还会自己把自己吓死,事实上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比如我讲课的个人声明,讲了这么多年,学员们已习以为常。 姜英爽:这是你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吗? 王利平:我先给你讲清楚,我是讲真话,但我可能讲错话。讲错了话我们要理性宽容地探讨,你不要给我扣帽子,这个没必要,我先给你讲清楚,你要给我扣帽子我就不讲了。 姜英爽:就是丑话讲在前。 王利平: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应该要学会智慧地生存。一要去探底线在哪里,然后要记住一句话,这句话是我想了很久讲出来的:言论的尺度的扩展,是靠自己的言论去赢得的。 你想想看,越来越不敢去讲的情况是,你的尺度会越来越小,而且你讲一句常识都会石破天惊,都会让人感到不可想象。因为大家都不讲常识了,把自己应该讲的话都退到了极致,才会出现讲常识都会石破天惊。所以说,言论尺度的突破,靠的是言论本身。你要敢讲啊,善于讲啊,用好言论的艺术,这很重要。所以要研究这些问题,在党校课堂上,我也在琢磨讲课的底线在哪?合适不合适?能不能这么讲? 我在党校课堂上还讲了,党校讨论问题无禁区,但宣传有纪律。我对学员说,你们进入到党校课堂,你们不是宣传对象,宣传是向党校之外的人,这个是有纪律的。在党校课堂里面,学员跟我实际上就是共同研究探讨问题,这个没有禁区,学员没有禁区,我也没有禁区,事实上应该是这样。 姜英爽:是不是在这方面你已经放下了,所以你就不会担心失去什么,或者说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王利平:对,我本身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抓小姐记

【 原文 首发于《夏至的人人网日志》,作者“夏至”,感谢他的原创分享。】 一队警察,外围呈环形排开。十余城管执法,道沿上叉手而立。二十综治队员,戴白色钢盔,白手套。 如临大敌,密不透风。 拆迁的时候基本也是这种阵列,一样一样的。阵列外围,是永远也不缺的,一层一层“明,或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如看大戏,密不透风。 “可查小姐呢”,一个人打断:现在统一叫法是“失足妇女”。 “正在砸”,我发短信给高晋。他回:“唉~悲惨!我明白你的心情,节哀,祈祷。” 近几年法治的小幅进步反映在警察们的公务行为开始有所顾虑——如果不是“临时工”的话。 他们在犹豫,事先没有采集证据,这是民房,就这样砸门进去不好吧。 但城管和综治队员们显然心理素质过硬,队伍建设过硬,干部作风过硬,显得极为不耐烦。领头的勇猛果敢:“本来就是非法场所,砸了咋。” 电视里常见的场景终于没有出现,女孩子们白天并不在店里,或者是收到风声了也说不定,总之里面空无一人。 于是战利品被运了出来,简易的木板床,两个大纸箱子,装着湿巾——用来简单清洁的。 整个过程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次日将有“多部门联合出击取缔黑发廊,周边群众拍手称快”的追踪报道,一切都有章可循。 “来了两车人,戴的钢盔,势扎地硬得很,几十号人撬个门用了二十分钟时间。”东子后来很鄙夷地说。 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Q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把总焦急起来了,悬了二十千的赏,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逾垣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入。 ——《阿Q正传》第九章 我曾给自己立过两条小愿望:不写软文,不写装逼稿。但这愿望如同大学女生一样,身子软、要求少、易推倒,在该破的时候先后被轻易破掉了。 从华商走之前,碍于报社老总再三挽留相请的情面,给经营部门写了软文;到日报立足未稳,宣传稿、讲话稿、心得体会、还有这次所谓的“监督报道”,已经乱写一通。 我的笔越来越贱了。 “笔”跟“逼”分不清,就像“记”跟“妓”也越来越模糊一样。西安城的出租车司机都说,小南门里“楼上名记,楼下暗娼”。在出租车司机嘴里,在官员们眼里,在人民群众心里,楼上楼下差球不多,都是靠B混碗饭吃么,何故把事做太绝呢。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认识和判断都是很准确的。 姑娘们无论是身不由己还是心甘情愿,今日之处境只能说明政府管理太缺位,社会的宽容度还有待提高。但正如争取言论自由是两个维度的责任,新闻界的状况有一半责任在于从业者们自毁长城。实话讲,记者这个群体就没有没干过的坏事。 狗当惯了,甚至当上瘾了,当然忘了怎么挺起腰直立行走了。 1947年的反对党媒体新华社曾讥刺主流媒体《大公报》“家臣失态”,用语极其尖刻。而今一满家臣,谁也别笑话谁。 “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狂人日记》第八节 我所难释怀还是因为杨箕村。 紧挨着南方报业的大院,就在《南方都市报》的大楼底下,村子的一个出口正对着《南方日报》印刷厂,望过去一片花花绿绿的霓虹灯。 南都为什么不打眼皮底下已成气候的小发廊呢?咋这么没有新闻敏感没有社会责任感。记者编辑们整日住在这个村庄,朝夕相处,处出感情了? 广州特有的城市包容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南都知道,社会最丑陋的角落不在这里,最需要被“舆论监督”的对象不在这里,不是这些“衣着暴露”的姑娘们。 一个省会城市,乃至当下中国最需要监督的对象是谁?在哪里?《南方都市报》了然于胸,毫不含糊,所以他是中国最好的都市报。 “最好”是他们的口号和受众的俗称,背后的含义是:头脑清醒、大胆敢言、富有良知。他们的好钢全都用在了刀刃上。 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女人,她是在行淫时被抓的。他们叫她站在中间,问耶稣:“这个女人在行淫时被抓到。摩西在法律上吩咐我们,这样的女人必须用石头打死。你认为怎样?”——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她。”说过这话,他又弯下身子,在地上写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一个一个溜走,从年纪大的先走,只剩下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女人。 ——《新约—约翰福音8-1-11》 高晋说,今晚不知多少人在唾骂你,虽然他们不知道骂的是谁。 而我在凌晨刻薄的夜色里,耳朵炽热。 相关阅读: 住城中村,去洗头房  扫黄成果展 仁义村 广电“手机扫黄”的真正目的 © 2011 - INXIAN敬献 - 5个围观群众 - 我也投递! - InStoRE! - 邮箱订阅 - 微博( twitter | 新浪 | 腾讯 )

南方都市报:故宫博物院长回应“十重门”:承认故宫管理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和漏洞,向公众致歉

摘要:从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展品在故宫展出被盗,到最新网爆“端门外西朝房展览逃税”,短短3个多月,故宫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十重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问与信任危机。8月19日下午,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故宫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CFP供图 从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展品在故宫展出被盗,到最新网爆“端门外西朝房展览逃税”,短短3个多月,故宫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十重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问与信任危机。8月19日下午,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故宫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郑欣淼表示,爆料虽然情况不一,有的与事实有出入,有的还没有查实,但都指出故宫的管理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和漏洞。 郑欣淼表示,对此深感内疚、痛心和自责,希望通过媒体,衷心地、诚恳地向公众致歉。     失窃门:院领导作深刻检查 记者:郑院长,首先我们很想知道,这“十重门”内的真相究竟如何? 郑欣淼:爆料虽然情况不一,有的与事实有出入,有的还没有查实,但都指出我们的管理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和漏洞。 首先说说斋宫展品被盗案。这个案件暴露出我院闭馆清场、报警设施设置、重大作案预判及相关措施等关键环节出了问题。这给了我们极为沉痛的重大教训,我和院领导班子都做了深刻检查,对分管院领导和各级相关责任人追究责任,按规定分别做出行政警告、记过、记大过和开除、留院察看的处分,以此教育、警示本人和全体干部职工。     [错字门]错在纠错不够及时 记者:随后出现的“错字门”“会所门”,故宫需要汲取的教训是什么? 郑欣淼:出现锦旗错字,故宫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事情发生在具体部门和承办人,根源还在院领导。在错别字出现和当事人回应已经成为媒体热点,演变为突发公共事件后,如果立即公开诚恳承认错误,会有助于社会的谅解。由于纠错不够及时果断,又强调责任在下属,引起社会各界广泛批评,我们深感自责。     [会所门]从未动议开办会所 记者:“会所门”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郑欣淼:所谓建福宫办会所的事情,故宫方面已进行了调查并向社会作出澄清。故宫博物院领导班子从未有过在故宫开办任何会所的动议,一直将在火灾废墟上复建的建福宫花园主要用于举办新闻发布会、小型展览、公益文化活动和接待国家重要贵宾。鉴于合作方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严重违反双方协议,我院已经责成其停业整顿,终止并将修改协议书。由于我院对合作的公司平时监管不严,对其违反协议私下酝酿会员制的行为没有及时察觉,特别是在已成网络和媒体热点的情况下没有在第一时间查明情况解释清楚,以致质疑扩大发酵,并与展品盗窃案、锦旗错别字事件相互叠加,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     [哥窑门]没有第一时间上报 记者:“哥窑瓷器受损”原因已经查明并公之于众,如何防止此类事情的再度发生? 郑欣淼:这个事件的教训是,事先文物保护实施方案不够周密、预判性不足,人员培训针对性不强不细,致使珍贵文物损坏。事后没有在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报告,我们对此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瞒报门]网友爆料大都属实 记者:那么,接下来的这些爆料真实性究竟如何? 郑欣淼:“龙灿”微博爆料故宫曾经有过4起文物损伤一直没有披露,我这里分别说明。 一是关于“扔废弃木箱时将10多件佛像一并扔掉,由外单位送回”的情况。2006年6月9日,宫廷部两名职工在处理北五所寿药房库内存放的装运文物的木箱时,由于漏检,造成存于木箱最底层苯板下的黑漆描金小石编磬一组16片(未定级)连同箱子一起被集中至院内古建修缮中心。当时在岗的我院修缮中心职工孙会生发现后,对文物进行了妥善保护,并及时通知了有关部门马上取回。经过彻底核查,确认无其他物品遗漏,16片石编磬也均未出现任何新的伤况。根据《故宫博物院藏品管理规定》,对主要责任人给予了处罚。 二是关于“2006年前后明代一级品法器人为损坏”的情况。经查,我院祭法器类文物无一级品。扩大调查范围,2004年5月27日和9月6日,宫廷部两名职工在整理核对文物时,分别造成清代黄釉盖登(未定级)的盖部和绿地粉彩八宝之“鱼”(未定级)底座的损伤。这两起事故均是由于当事人违反文物操作规程导致的。博物院根据有关规定对当事人给予了处罚。 三是关于“2008年佛堂旧址二级品佛像损坏”的情况,经查,我院多年来未发生过原状佛堂内文物损伤事故。 四是关于“任万平主任的胳肢窝没夹住那件沉重的历史,碎了”的情况。2009年,宫廷部搬运一对晚清时期的玻璃花插(未定级),后发现其中1件花插的1根玻璃枝杈断开。院研究认定,宫廷部工作没有违反操作规范,但预案不够细致,考虑不够周密,被责成作出检查说明交院备案。     [屏风门]未因遇水出现新伤 记者:紫檀嵌玉挂屏被水泡损坏,又是怎么回事? 郑欣淼:2011年6月15日,宫廷部工作人员将紫檀嵌玉花鸟图挂屏一件(未定级)送文保科技部综合工艺科漆器镶嵌室除尘修复。该器物本身存在伤况。7月25日早晨,工作人员发现,自来水管接口处有一小的裂缝致使挂屏上覆盖的棉垫被部分散落的水珠打湿,并渗透到挂屏上。相关专家到现场查看了这件文物,一致认为该件挂屏未因遇水而出现新的损伤,同时建议仔细检查松动的嵌件,对因胶粘剂老化出现的嵌件松动现象进行加固处理。     [封口门]封口费实为举报奖 记者:故宫是否真的给过10万元封口费掩盖私分门票款? 郑欣淼:2009年7月中旬,我院纪检监察办公室接到举报信,反映故宫午门工作人员与社会上不法导游勾结,利用工作之便私放旅游团进入故宫参观游览,从中牟取非法利益,并且声称有影像资料作为证据,可以协助故宫将此人抓获,但要求故宫给予举报奖励15万元,否则不提供证据。我院为了尽快查清问题,不给国家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经反复协商,应允如证据属实可对举报人予以奖励8万元。经保卫处、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驻故宫派出所联合行动,2009年8月11日上午在举报人的配合下,在故宫午门东门洞中间检票口截获一使用过期票进入故宫的130余人的旅游团,抓捕了相关当事人并起获赃款7660元人民币。由于举报人提供证据信息属实,并配合我院和公安部门抓捕成功,参照我院的查补逃票奖励规定,从该项资金中付给举报人举报奖励费。     [拍卖门]院史记录失误所致 记者:对于故宫在拍卖会上购买五通宋人书札又卖出牟利的说法,你们已经予以澄清,有新的补充说明吗? 郑欣淼:事实就是我们前些时候所说明的那样。1997年,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春季拍卖会上拍五通宋人书札。当时,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曾致函上级主管部门建议收购,经履行论证程序后,我院遂与拍卖公司接洽,当时媒体对此有所报道。动用这一数额的经费征购文物必须向上级部门申请,由于未获批复,此项收购未实现。我院2005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一书和官网“院史编年”栏目有此项收购的记载,现查明,这是由于我院当年整理院史大事记查阅公文档案时,误以当时上报申请经费文件为依据,没有核对所申请经费并未批复和未能购买的最终结果所造成的。     [古籍门]古籍失踪尚无定论 郑欣淼:还有就是关于故宫图书馆丢失古籍一事。故宫在过去长达7年的清理古籍过程中,要求发现的疑点都必须记录在案。到2009年的阶段性统计,约20万册书籍中,还有100多册不能完全对上账(其中有普通古籍,也有一般线装书和印刷品)。由于涉及1950年以来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遗留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当时决定作为阶段性存疑记录在案,继续清查,至今仍未停止,尚不能做出丢失的结论。但是一旦清查清楚确认丢失和责任人,将依法依规处理。     [逃税门]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记者:那么,最后一重“门”“端门外西朝房展览逃税门”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郑欣淼:端门区域过去不属于故宫管理,这些商户举办的展览已经存在了多年。目前我们尚在办理收回这些商户所用房屋的过程中,明确在全部完成接收后将改造成售票、咨询、疏导等观众服务区,不再举办展览。 据新华社电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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