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

朱学东 |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2012年03月09日 15:07:57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你理应是掩体,我们用它抵御 那恶劣的,亵渎不可言说的奥秘的嘲笑。 就在伊甸园,夜色降临: 你是带着号角的守护者,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里尔克 你曾喊出第一个字。。。。。。)       这个冬天有些冷。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记忆中也少遭遇这样寒冷的冬日,尘霾笼罩,阳光无力,压抑地让我这样有哮喘旧疾的人,喘不过气来。     天气如此,社会经济亦如此。     高速发展下习惯了的慷慨激昂少了,嗓门低了。原来拥有的让我们自豪的人口、外贸、土地等红利突然间或消失了,或代价过于昂贵,代之以各种天花板的出现,从内到外,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恶化。     那些习惯于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解决之道的人,那些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终于失去了凭恃和依靠。     各种信号指向不一,甚至充满了混乱和对立。     直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投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黑暗中游荡”。     我们的心灵就在黑暗中游荡,不安笼罩着我们。     传媒业又如何能自外于社会经济之外。     年关难过。     但我们总是要过年的,不能呆在年这边。生活还得继续。     我坐在书桌前,努力从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混乱不安的信号中,找寻自我惕励走向未来的力量。       一,大势     “只说世纪末的人们的确充满着悲哀,实在可怜!”我的前辈乡贤瞿秋白的话值得一听。     人人都喜欢稳定安逸。我也不例外。但我受过的思维训练告诉我,稳定意味着固化,板结,意味着了无生趣,一切按部就班。     混乱和不安则相反,它意味着机会和选择,意味着生机和活力。     从传媒业令人不安的混乱信号中,几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判断不动摇: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进步正在重塑社会阶级格局和媒体格局,这是一场传统世界的统治者无法阻挡的新启蒙运动。这一过程中,技术是主导,每个人都可能是他人的启蒙者。     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以及互联世界分享的特点,打碎了旧世界旧文明的基石。它打破了传统统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让普通人开始从技术上拥有了自我判断的力量,而毋须再依靠上帝领袖导师。     真正的没有救世主的时代开始到来了。     如今,普通的中国人能够打破身份地位的壁垒,和中南海同步甚至更早更多分享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及背后的逻辑,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了。     在过去,这是只有上天或者上天的代言人才拥有的力量。     当然,有时难免会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但我宁愿相信,即便偶有回潮逆流,终究挡不住滚滚东逝水。     春种秋收,这是自然铁律。     与过去更多是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来获得行业和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同,这一次社会和媒体的变革,是通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是技术突破了传统体制的压制带来的空间。传统体制改革的红利,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中,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即时通讯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媒体时代的真正革命。它让高储存容量的电子媒体的移动化、便携化成为可能。这势必将重塑媒体的格局,进一步压缩传统纸介质媒体的生存空间。传统媒体大规模地IPHONE或IPAD化成为可能。     不过,中国当下大多数纸介质媒体的没落,还与技术进步关系不大(除了电脑类报刊),而与它们先天的病理有关。它们的出生,与权力有关,而与市场无关。即便没有技术进步,他们也可能死去。     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不厌其烦地谈技术进步之于中国社会和媒体的意义,这才是大势。这里,我也愿意再次引用我去年盘点时所写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态度:     “这场技术飞速发展引发的新启蒙运动,是重塑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对人的重塑,也是对传统权力边界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如果只看到混乱不安,看不到大势,也是着实可怜。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二,年度事件     1,  微博实名制     2011年,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之战轰轰烈烈。不为其他,门户网站尤其是以新闻主导的门户,不做微博,势必被边缘化,微博已经成中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从各大门户新闻首页的点击情况可见一斑。     到年底中国微博用户已经突破3亿,不仅是个体,各地各级政府,也纷纷开通微博。他们从赶时髦到真下功夫,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民对话的格局。虽然,这一点的效果还需要观察。     但是微博已经成为中国人意见表达的新途径,而且是主要途径,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真正主流的媒体平台,这是确凿无疑的。     一旦主流化,成为有司的重点管理对象,便是早晚的事。更何况,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会让有心人颇多联想。     2011年,微博实名制成甚嚣尘上。到12月,北京市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微博用户在注册时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用户昵称可自愿选择。新浪、搜狐等多家微博运营商表示,微博实名注册对于遏制虚假和有害信息通过微博传播、营造诚信健康的网络环境将产生积极效果,对新规定实施后微博业务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一直是实名制的倡导者,无论是博客还是微博,向来恪守法律和文责自负的原则。但动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实名制,却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2,新京报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     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是2011年媒体界跌破我眼镜的最大事件。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京华时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主办的《新京报》从9月5日起变更为北京市主管主办。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两报主管主办方的变更,是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快推进北京地区报刊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改变北京地区都市报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局面,有利于北京市在政策、资源、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加大对两报的直接扶持力度,进一步促进两报做强做大。     《京华时报》、《新京报》分别创刊于2001年和2003年。两报自创刊以来,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已成为都市报的知名品牌。     我与这两份报纸都颇有渊源。尤其是新京报,2003年创办时,我正在做一份传媒业的专业杂志,策划了一篇《京城报业风云再起》的文章,为新京报创办鼓与呼,文中强调,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行政保护只会保护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自由的市场竞争才能提升办报水平。     当时,新京报是国家批准的新闻出版行业跨地区联合办报的试验田,是媒体改革的试点。     后来每到新京报创办纪念日,我都会在媒体或博客里撰文,或批评,或嘉许,关心它的成长,因为我是它忠实的读者。     但世事无常。至今我们也无从得知,是什么情况导演了这样的变化。     中国的权力结构源自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区域分割严重,不同的权力部门不同的区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媒体就是在这样不同利益诉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两张报纸从原属中央单位划归北京市,不只是主办单位变化那么简单。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么多业者的利益,读者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变化中,被尊重或被淡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     变化的其他后果,有待观察。     时间是一切事物的裁判。     3,限娱令     10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舆论普遍解读为“限娱令“。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接受专访时表示,“限娱令”称法不准确,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使电视荧屏更加健康向上、丰富多彩,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通过总量控制,控制形态雷同过多过滥节目,引导审美趣味。     该《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其核心内容是:各卫视频道在晚7:30-10:00的黄金时间,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此外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选秀节目数量也将严格受限。     我几乎不看娱乐选秀节目,也反对过度娱乐化低俗化。但就我个人观察,当电视以家庭妇女和老人小孩为主的时候,娱乐选秀节目却是体育赛事之外将年轻一代拉近电视的重要途径。     年轻人通常是具高度破坏性的力量。套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孩子们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而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本来娱乐选秀节目是年轻人释放压力的重要通道,当把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从他们身边夺走的时候,他们的力比多又该如何释放?     在当下的环境里,要求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播出的新闻质量又会如何呢?     限制的结果,是干净的沙漠化。     而无规则的竞争,只会导致一种结果,比滥,无论是在娱乐选秀节目,还是在新闻或其他节目中。     不是限制和调控的问题,而是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有规则可循的自由竞争,才能带来荧屏真正的繁荣。     4,陈中向熹之厄     陈中是中国著名政经刊物南风窗的前社长,从创刊起即服务于南风窗。     2011年,因为一篇文章,陈中去职,离开了南风窗,尽管他还只有2、3年即到退休年龄。此前,他已经不再担任南风窗总编一职。杂志刊发那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时,陈中正在外地出差。     陈中离职调岗程序办理速度之快,是我有生从未见过的行政高效率。     南风窗是我的旧东家,我也曾担任过这本著名杂志的总编辑,和陈中搭档过,甘苦自知。陈中之被免职,我虽不知具体细节,其中逻辑,于我而言却是一目了然。     兔死狐亦悲。在事件尚未公布之前,我辑录了古人若干诗句,掐头去尾,整了首打油诗,发在新浪微博上,以表达我对陈中先生的问候:     “瘴烟笼岭南,江水此夜寒。平生一片心,流落在尘埃。且行且珍惜,风过烟云散。——闻故人困厄,唯遥祝诸事平安。”     整风与洗心,自是有追求的传统媒体业者难逃之宿命。     向熹曾是另一份著名政经大报南方周末的负责人。     在向熹离开南方周末一线领导岗位后,传出他要出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消息,南京大学也发出了任前公示。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向熹来说,还是对于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来说,向熹回到母校,执掌新闻传播学院,对双方都是利好。     但天不遂人愿。向熹终究未能去成南大。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不去也罢。     5,乔布斯之死     乔布斯是个外国人,与中国传媒业何干?     其实关联大大的。     曾经,我们在探讨互联网和笔记本上网电脑时,还颇为自得地捍卫传统杂志:电脑、互联网不可能像杂志图书一样,随时随地阅读,无论在厕所还是床头。     但随着3G技术和IPAD、PHONE们的出现,解决了原来传统媒体互联网版或电子杂志的缺陷,传统杂志图书原来的这种优势也几乎荡然无存。至少,IPAD们在即时阅读方面,已经不亚于传统的杂志图书了。     乔布斯的IPHONE 和IPAD,结合即时传播技术,提速了电子媒体时代,也让更多传统媒体感受了巨大的压力。     而另一方面,乔布斯之死,也让中国传统出版业大赚了一票。《乔布斯传》在中国流行一时无双。     6,实体书店没落     2011年,号称“拥有全国最大连锁渠道”的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书房,16年发展之后,已经关闭了所有的直营门店,走上了不归路。     这是继北京“风入松”、上海“季风书店”等书店关门后,民营书店经营困境的又一重磅信息。     实体书店的没落,并非中国人不爱读书买书,而是一个时代之困。     在一个逐利主导的社会里,开书店做好了也是微利,如果书店是租用的,那高昂的房租,也足以吞噬你的微利乃至本金。     另一方面,电商的发展,对实体书店是个巨大打击。像我这样的人,虽然在实体书店办了优惠卡,但在2011年,也学会并养成了通过网络购买图书的习惯。网络购买,方便搜索,也少了奔波挑选之苦。更不用去面对一排排的恶心的成功学作品和教辅作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只能为实体书店洒一滴同情的眼泪。     7,改革困惑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报道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标志着文化产业新政的出台”。     在社会经济境况微妙的背景下,中央全会特别出台了一个与文化发展有关的决定,这多少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个中之味,尚需好好研读。     2011年报刊转企改制也正热闹。到年底,号称全国已有1600余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换了“企业身份证”。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报刊体制改革中有四个难点。第一是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的区分和认定。第二是资产问题。第三是一些困难报刊的转制成本问题。第四是人员问题。     他认为,报刊体制改革正在“两路并进”: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企改制,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实行两分开和机制转换。今年开始,两年内要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     目标很宏大,实现有挑战。     改制不是换块招牌。即便改成了企业,国有企业的命运依然是前车之鉴。     改革真正的目标应是释放生产力,而非其他。过去边缘突破的改革方式,所释放的空间已经几乎没有了。     传媒出版行业最大的生产力是人,只有能够自由创造的人,才能带来繁荣。不能达到这一点,改革就没有完成。     对于传统传媒业来说,机会之窗正在关上。     虽然中国股市已经把股民的心都跌碎了,但传媒出版上市的热情依然。     2011年,浙报传媒正式借壳濒临退市的*ST白猫上市。浙江日报集团将旗下报刊传媒经营资产和相关的新媒体业务资产等一共15家公司全部进入上市公司。浙报传媒最核心的资产仍然是钱江报系有限公司和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钱江晚报》和《浙江日报》是最重要的媒体平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凤凰传媒”)顺利过会,抢下了文化传媒行业的首单IPO。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是股民,我不会去买出版传媒行业的股票。无他,不敢。     8,限广令     2011年1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66号令,取消电视剧插广告。     “播出电视剧时,不得在每集(以四十五分钟计)中间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播出电影时,插播广告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我一直很讨厌电视剧播放中间插播广告,它打断了节目的连续性,类似于间歇性抽风打摆子。     广电总局禁止插播广告的禁令,似乎并非第一次发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广告是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最初也算是一种经营上的创新,扩大了电视台的收入来源,虽然这一做法,根本无视观众的权益。     禁止插播之后,这些广告又会走向何方呢?纷纷舆论中,有人说,以后电视剧里边,植入式广告将大行其道了。     不过,制片方和电视台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能否成为潮流,也有待观察。     但两集乃至多集连播的电视剧之间,延长播放广告时间,这可能成为电视台的选择。     广电的禁令很多,难得有受人欢迎的,至少这条,我个人还是很欢迎的,但关键是看落实。     已有规定需要不断重申,说明规定的威权性不够,或者执行有问题。     9,走转改     “走转改”这一有趣的词汇,其实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     在2011年,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是“为推动新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 “着力提升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百姓生活的能力”。     说白了,这首先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媒体的要求。     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媒体,哪一个能够不深入基层底层?哪一个刚跟采访对象摆谱当自己是官老爷?哪一个又敢用八股作文,全是空话套话虚话?     错位。     于在市场中竞争生存发展的媒体而言,恍如隔世。。。。。。     当然,对于市场化媒体而言,标题党和捕风捉影的陋习也当除之,否则贻害无穷。这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挑战。     10,媒体投资热     2011年的媒体投资,依然很热,但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进步,电子媒体平台投资出现新的热潮,但商业模式还有待检验。     虽然许多人不再看好传统媒体,一些报刊的没落也让人吃惊。但2011年,却又多本新刊发行。     新刊背后,其实都是资本。     除了传统的投资理念,希望投向传媒业获取一定的利润之外,我们观察到,一些产业资本进入传统媒体领域,核心不再是盈利这一目的,他们清楚这个行业目前平均利润水平,他们需要的是平台,是话语权,还有为未来自己子女归国量身打造一个文化企业的平台。     2011年以来,传统媒体行业最大的游资来自一些原来暴利性资源型的行业。       三,年度媒体     由于个人偏好和视野所限,像时尚类媒体等许多媒体种类并未列入我的观察,并不等于它们中没有出类拔萃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人民日报     2011年的人民日报的言论版的一些评论,立场如此接近公众,实属罕见,也引起诸多喜好宫廷政治者的热议。虽然是偶露峥嵘,但所有一切向好的力量都可以引为同道,值得鼓励。     2,央视纪实频道     2011年开播的央视纪实频道,一年下来,已颇具格局。还没开播之前,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曾经专门采访报道了这个筹备中的栏目。随着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升,纪实频道这样的节目,未来大有可为。     3,新世纪周刊     胡舒立治下的新世纪周刊,终于在2011年有了不少重磅的报道,从中投海外大起底,到铁道部张曙光报道,等等,流露出凌厉的杀伐之气。但当年《财经》时代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新世纪周刊要整体性立住脚,投入和成本控制与经营,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4,东方早报     我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上海传媒之殇》中,就认为东方早报是沪上媒体的异数,这么多年过去了,虽几经磨难,东早却越来越强悍,时有让人眼前一亮之举。2011年的东早更是如此,成为上海这个最讲政治的城市的一道炫目的光亮。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紧缩时代的一个进取者的标杆,没有华丽的口号,只有踏实的努力。     5,第一财经周刊     2011年一财的广告令所有媒体业者都眼馋。其所依赖的资源是一方面,但其团队的创造力也不可小觑。不过,阅读是会疲倦的,浅阅读的空间,一财恐怕也释放的差不多了。未来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创新。     6,现代传播     邵忠的现代传播,2011年大事连连。先是停了东方企业家,收了彭博商业周刊。商业周刊未及面世,来来往往换了好几茬。商业周刊中文版在中国出了很多年,一直不温不火,不死不活,如今换了邵忠,应该会有新起色吧。     7,共识网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最好的思想性网站,非共识网莫属。人们如果在共识网上没有读到思想深刻或尖刻的文章,在其他地方恐更难以阅读到。无论左中右,凝聚共识,恐怕也是其立身之本。     8,新京报     2011年新京报迎来了第8个生日。但在生日前的变动,任谁都会懵然。在皇城根下,这样一份报纸坚持到如今,实属不易。我宁愿选择相信新京报的同仁,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职业精神,继续走下去。     9,中国周刊     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虽然命运多舛,目前还是以月刊形式出版,但2011年5月以来,其每一期封面选题,把当下公众关切的社会情绪,以书写个体命运的方式,呈现出来,并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开,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内举不避亲,一切有目共睹。     10,环球时报     2011年的年度媒体,如果环球时报不列入,绝对是个缺憾。一方面,环球时报这份人民日报的子报,通过其言论,让公众得以知晓一些其他媒体被迫屏蔽的消息,另一方面,报纸立场以及对国与国事务的观点,也引发了社会巨大争议。     11,京华周刊     京华周刊创刊未多久,便遭遇了主办方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的变故。京华周刊一直是由时任京华时报社长总编辑吴海民力主创办的,刊号归属人民日报。随着京华时报划转北京市,京华周刊的刊号自然归属人民日报,这份杂志最终的命运也就停刊为结果。     12,南都周刊     带着南方底色的南都周刊,在5年之后商业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值得庆祝。南都周刊和南都娱乐周刊,共聚一门,有时难免让人觉得分裂。不过,它的年度“明星公民”,却是将原本割裂的双方无缝对接,很有创意。     13,锦绣     锦绣是一本以商业地理为要旨的刊物,其主创者都是传统媒体行业的佼佼者。但其暂时休刊的命运,昭示了行业竞争的残酷。或许,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锦绣命运的媒体出现。     14,腾讯微博。腾讯挟财力之雄厚,网罗了一众传统媒体精英,在微博竞争中奋起直追,不可小觑。     15,年度图书之《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方周末配合跟进。在改革进退两难的今天,这套书的出版,也是研读中国社会的一个样本。       四,年度人物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焦利,中央电视台原台长,因故调任,坊间传言甚多。     2,胡占凡,中央电视台新任台长。在中国,媒体领导人的风格通常会对媒体产生很大影响,无论体制内外,胡出掌中国最大传统媒体平台,会给央视带来何种变化,有待观察。     3,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2011年开通新浪微博,在微博上风头甚健,引起诸多纷争,实为体制内媒体异数。我个人很赞赏胡在微博上的开放态度,虽然观点常有不同,这种开放性,本是所有媒体领导者应该具有的胸怀。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5,黎瑞刚,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前总裁,2011年调离。黎瑞刚执掌文广多年,是中国传媒界体制内的著名“少帅”,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曾是当代海派传媒的掌舵者。     6,吴海民,京华时报创始人,前任社长总编辑。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后,吴一直在海外访问,其态度令为观众人惊愕。不管怎样,老吴对京华时报有巨大贡献。     7,陈中,南风窗前社长,自南风窗创刊起,就服务于南风窗,因故被调离,实则被放逐。     8,向熹,南方周末前主编。2011年曾试图回母校南京大学指教,未果。     9,刘春,凤凰卫视中文台前执行台长,2011年加盟搜狐,出任搜狐视频负责人,年底,出任搜狐总编辑。搜狐在媒体属性这一块,这些年少有进步,刘春的加盟,不知能够给搜狐带来新变化。     10,何力,2011年加盟大连万达,重新包装全球商业经典。这些年来,很多投资者都青睐于何力。此前,他曾创办了第一财经周刊。     11,荣波,南方周末前总经理,2011年离职创业,收购了博客天下和老牌刊物《人物》,并筹创《财经天下》。     12,林楚方,看天下前主编。2011年开始筹备创业。林有许多我所不具备的机巧,他做的杂志比较好玩,这是他做这一类读物的特长。         2011年的传媒业的大事远不止这些。许多事情,多年之后才会看到结果。     “希望是个美好的东西,这种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肖申克的救赎》这样告诉我。     我从来都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我相信,如同里尔克在诗中描述:     “一切将再次变得宏大而强盛:     大海涌起波纹,陆地平展开阔,     树木高耸,墙篱低矮;     在江河两岸,生机盎然     牧民和农夫在那里繁衍。     。。。。。。”     偶尔我会向未来窥望,但我不会空守彼岸,我懂得尘缘,并尽可能地去体会它,感受它。     我知道,唯有现实才能指引我们通向未来。     脚踏实地,我们从来没有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努力。     因为我们相信,每一分努力,都是改变命运的蝴蝶的翅膀。       (2012年1月18日定稿。     这已是我连续第九年度以个人价值判断做评点,不在乎政治正确,不在乎判断缺失,真实记录自己的想法,远比其他要素重要。     感谢FT中文网,感谢张力奋老师的鼓励。     感谢我的乡贤诸大哥和亦军大哥的慷慨指正。) 上一篇: 重新认识纳税的权利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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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都周刊:我们没有不同

2012-2-21 文_华璐(广州人,媒体从业者,现就读于香港某大学) 傍晚六点半,港岛地铁示意图上的到站灯闪烁频繁,图上那条短短的红色荃湾线吞吐着越来越多倦而归家的人。 “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坐那条蓝色线(东铁线,经落马洲、罗湖口岸及广九直通车站红磡),就算能让我提早二十分钟到家。”一个全身素黑的典型中环男士对着他身边同伴说。 “为什么?”他同伴的提问和我的疑问几乎同时出现。 “不是歧视,也不是贴标签,但满车都是大包小包、大声喧哗说着普通话的游客,这难道不令人心烦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这几天在香港坐地铁,总觉得地铁站里那温柔女声广播的次数明显增多。“请勿在地铁站内饮食,多谢合作。”Facebook上甚至流传着内地家长允许小孩在地铁车厢内大便的视频。身边生活在香港的内地朋友开玩笑,最近出门最好还是说英语,免得被围唱“蝗虫歌”。 内地与香港的矛盾已经在各大报刊的头条顽固地盘亘了两个月,这对喜新厌旧的香港媒体来说是罕见的。从年初的D&G拍照事件、孔庆东的“狗论”再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问题,两地的矛盾为传媒和部分读者带来接连不断的刺激,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能让人热血沸腾的题材了。 三位宣布参选下届特首选举的候选人每天都被记者追问如何打击“双非孕妇”,广东省省长朱小丹访港期间说“会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这样一句暂时没有任何实质政策支撑的话,在当天所有新闻台的字幕中被反复滚动。粤港双方政府去年早已谈妥开放两地“自驾游”,但一直未被公众关注。直到上周,港人似乎骤然觉醒,纷纷上街表达对此的担忧——大量汽车拥入会加重本地交通负担。实际上,3月即将开放的是港人驾车回珠三角旅游,而广东省居民自驾游香港目前尚无时间表。 衣食住行,一切似乎都可以上升到矛盾、斗争的高度。任何一个喜好平和的人身处其中,都会感受到剑拔弩张。 西红柿与番茄 记忆中最早所及的香港和现在大有不同。1996年,香港回归之前最后一年,我和家人第一次到香港旅游,那时的香港没有金紫荆广场,街头没有那么多的LV和莎莎,只有卖咖喱鱼丸和煎酿三宝的小摊。一家人坐在上环的茶餐厅里吃个下午茶餐也被视为享受,烤土司、沙爹牛肉公仔面还有丝袜奶茶,只需30元港币。沐浴在金色余晖中的香港尚未预料到回归后的金融危机,当时100元人民币只能兑换93元港币,而一家人购买海洋公园入场券的费用,占去我母亲大半个月的工资。 随后几年,尚年幼的我常会随亲戚到香港玩,去过海洋公园和大屿山大佛,但没逛过中环和尖沙咀。我记得那时的热门手信是手表和药品,而不是名牌包和化妆品,因为内地的大街上并没有那么多会化妆打扮的时髦女郎。 彼时香港人大都不会说普通话,在地铁里一急起来会用英语提醒你,“乘搭手扶电梯时要站在右边”。那时做一个内地游客必须是小心翼翼的,不敢随地扔垃圾,不会随地吐痰,否则“阿灿”土老冒的帽子随时会扣在除了你以外所有内地游客的身上。 优越感对香港人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香港的同龄人问我,广州有游乐园吗?有电视看?我告诉他广州有两个大型乐园,我们也看TVB。可当他拿出一个原版“孩之宝”出版的机动玩具来,我气势顿失。 同样的粤语在香港人耳中一听就能区别。我到一个香港小文具店买东西,店员竟然听着我用粤语说了好几遍“钢笔”,也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东西(香港人称“水笔”)。我还记得当时看一个TVB的侦探剧,警察最后是因为女凶手说的“西红柿”和“涮羊肉”而揭发了其不可告人的身世——一个内地偷渡客。香港人通常把这两样东西叫“番茄”和“打边炉”。 入乡不随俗 2003年是一个转折点。为了带动因“非典”而陷入萧条的香港旅游业,国家开放了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香港开始接待更多远客,赚取更多人民币,也面临着更多文化冲击。 每次过关回内地,我都诧异于内地同胞的购买力,几个名牌包层层叠叠地背在肩上,沉甸甸的旅行箱都是以往出国移民时才会选用的最大尺寸。港币汇率近年随美元一路下滑,手持人民币的消费者无形中拥有了更高的购买力。 香港一家著名的母婴连锁商场的总裁总结过内地游客的特点:他们大多来之前就有一份详细清单,在商店里停留两三个小时就必须完成购买任务,因此不会太在意价格。 钱包充裕之后,部分内地游客表现出“不拘小节”的一面,以至于不尊重香港的社会规则。我曾看到一对来自北方的母女在铜锣湾高档化妆品专柜前和售货员高声砍价长达半小时之久,反复地问,“不能便宜一点吗?你不便宜一点我们就不买了!”在售货员反复申明专柜销售价格是固定的之后,又开始咒骂售货员太抠门。我实在很想知道在内地哪家百货公司是可以讲价的?钱包鼓胀,行为却不值得令人尊重,这样的客人很难让人心生喜爱。 但顾客依然是上帝。如今走进香港名牌店,店员多以普通话招待。对于内地游客,店家将他们视为“衣食父母”,但部分店员在殷勤招呼的同时,又会私下对内地游客表达不屑。铜锣湾是内地游客最集中的购物胜地之一,百货公司狭窄的通道里总是提着大包小包的游客,而售货员小姐总是忙于向那些代人购物的内地男士解释精华露和精华液有什么区别。某个周末,当我好不容易在人潮中挤进去,想向前台小姐打听一下附近一个餐厅的地址。“请问我有什么能帮……”话还没说完,身着粉红色套装、挂着甜蜜笑容的前台小姐在听清我的问题后,脸瞬间拉得很长,扔下了一句冷冽的“不知道”。 《明报》发表评论称,香港人的心情是忐忑的,理性上大家知道,越多内地客来消费,越有利于港人就业和赚钱;但感情上许多人对内地客地位提升、港人消费者地位下降,感到很不是滋味。一个生活在香港的上海人在微博上说,“10年前我在香港念书时,香港同学问我,上海是不是人人有楼住啊?上海有没有卡拉OK啊!香港人在不久以前还可以说‘大不了去内地退休’,当时他们大概没想到,今时今日是内地人来港买楼,港币贬值,也没钱去内地退休了。才10多年,换了是谁,我想都很难接受吧?” 不希望这是一个狭隘的社会 因资源被占用而产生的危机感则让更多港人产生不安全感。去年年底,香港各大高等院校内流传着一份港生致内地生的公开信,内文提及:“你们和上一代的留学生不一样,拿着爸妈赚的钱大买iPad、iPhone,还占用了我们的奖学金。”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港生邱君逸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转述了部分同学的不满:内地生被视为国际留学生,能保证宿舍,而本港学生反而难以获分配。“他们会觉得我爸爸妈妈交税,为什么我念大学连住宿的机会都没有?” 而流传甚广的“蝗虫”海报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香港人的奶粉、医院床位和学位不能被内地人占用。现在,在香港任何一家大型超市和药房中,都会标明奶粉每人每天限购多少罐。针对的是哪类型的消费者,不言而喻。 这是一系列的反应,港人逐渐感到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外人”霸占,一旦有类似事件发生,便会产生广泛回响。我身边的朋友,无论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大多同意香港居民作为纳税人,政府理应首先保证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蝗虫论”并没有得到更多香港市民的支持,在与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朋友聊天时,香港人普遍表达了对此类偏激表达的不认同。上周,连一向“剑走偏锋”的《苹果日报》也发表社论,呼吁双方不应再任由歧视与敌意增长。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蔡子强在专栏里呼吁大家不要以“蝗虫”这类侮辱性字眼来形容同胞,让两地伤口进一步撕裂。“有读者响应,说我是‘针唔拮到肉唔知痛’、‘唔系孕妇,唔明白孕妇唔到医院床位生仔几惨’、‘学者生活在象牙塔,感受不到小市民生活有多窘迫,前线员工有多大压力’。” 他举例反驳,在媒体渲染下,本港孕妇生育床位不足的问题被描绘成是因为大量双非孕妇“冲关”,于是兵临城下,危城告急。“2010年的双非婴儿有3.2万多名,占全港出生婴儿总数近三成七……但大家有否想过,这其实是政府近年口口声声说要‘发展医疗产业’,却规划失误下出现的恶果。就是为了要赚内地同胞钱,所以要欢迎他们来港产子。” 在香港大学校内民主墙上那刺眼的“蝗虫”海报之下,学生们纷纷在自己同意的字句边上签上自己的学号。有香港学生在“蝗虫”图案边上留言否认这是对内地人的侮辱,“看清楚,这是绿色的草蜢(蚱蜢),而不是黄色的蝗虫。” “我不想再沉默,”一位匿名的内地学生在一旁张贴出了自己的公开信,“你可以抱怨,可以对政府提出种种批评,但是你不可以侮辱同样是中国的内地人是蝗虫,就像孔××不可以侮辱香港人是狗一样。让我来香港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我可以在一个多元而包容的社会里更全面地看问题,我不希望这是一个狭隘的社会。”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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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都周刊:“休假式治疗”——外媒语境下的复杂中国

种种有中国特色的英文翻译,一定程度上输出着东方大国的价值观。如今,外媒和普通的西方人正试图从一个个“休假式治疗”等新造词中读懂他们眼里的复杂中国。 文 _ 文涛 北京报道 2012-02-17 你知道英文媒体如何翻译“休假式治疗”么? 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当下中国那样,每天都在制造新话题,不间断地为英文世界增加各种新鲜词儿。 2月8日中午,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信息:“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这个帖子在一小时之内就被转发了万余次。诡异的是,信息很快被删除,更诡异的是,大约两小时后,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博又将此信息一字儿不改贴了回来,还加了点料:【致歉】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微友不便,敬请谅解! 如果不是中间被删了一两次,它具备成为转发次数最多的微博的潜质。 贴,删,贴,外加致歉,重庆市新闻办这一戏剧性的举动,让“休假式治疗”大热。 “休假式治疗”,对于中国人来说虽是新搭配,但按字面推,倒也能理解,可这些有中国特色的新名词,苦的是那些西方媒体,要想用英文准确翻译出这些新词,那够一番折腾的。 多数英文媒体,像《卫报》、《时代周刊》、《经济学人》以及CNN、法新社、彭博社等,将其翻译为vacation-style treatment。而美联社与《金融时报》则采用另外一种翻译法:vacation-style therapy。老牌BBC比较啰嗦:holiday-style medical treatment。路透社的编辑看起来查过词典,祭出了专业名词:taking “therapeutic” leave。 当然,“休假式治疗”还不算是难度最高的,面对中国冒出的维修性拆除、轻度性追尾、钓鱼式执法这类层出不穷的新词组,英文媒体的同行们无法不抓耳挠腮。 看你怎么duomaomao 2012年1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北京故居被拆,官方回应说,这只是“维修性拆除”。中国的英文媒体,比如《中国日报》、国际广播电台网站等,都用了maintainability demolition,这份直译,说实话,就没真打算让外国读者弄明白。 四合院、胡同这些词儿,外媒早已普遍使用Siheyuan和Hutong,这比用courtyard house和alley更直观。但碰到“维修性拆除”,严谨的老外弃用了maintainability demolition这样偷懒的翻译,如英国《每日电讯报》说: the house was knocked down because it was in state of disrepair and “in preparation for maintaining the heritage site”(这房子为啥要拆呢,因为修不好啦,拆了的目的是为了让故居得到保护)。你看明白了么? 钓鱼执法的翻译倒没有难为老外。据悉,英美法系中专门有执法圈套(entrapment)概念。 上海地铁十号线“接吻”事故,官方新闻稿描述为“轻度追尾”,大部分的外媒用了rear-end collision,没提轻度,这翻译当然不够严谨。这不严谨也是有理由的,事故造成271人受伤,用一位中英文俱佳的外媒记者的话形容:轻度?轻度你妹啊! 让我们再往回看,风靡一时的网络用语“打酱油”、“躲猫猫”、“很黄很暴力”等,这些老外同行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南非小伙儿金玉米(Jeremy Goldkorn) 创办的单位网www.danwei.org,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单位网对外国人解释说:“I don’t give a damn;I’m just here to buy soy sauce” (关我鸟事,我出来打酱油的);“very pornographic, very violent”(很黄很暴力) 。 维基英文有专门的“躲猫猫”词条,翻译为playing hide and seek或者playing hidden cat,还很贴心地告诉读者,躲猫猫的中文发音是duo maomao。 不过,“躲猫猫”这个作为网络新名词的开山鼻祖,有个走入庙堂的翻译法。据《扬子晚报》报道,新版《汉英大词典》收录“躲猫猫”一词,译为hide-and-seek。 再来考据一下几个小词儿的翻译。 “二奶”在百度百科里定义为:泛指男人除原配夫人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或虽无夫妻之名但长期与有妇之夫保持情人关系的女人。 有热心的中国网友将其翻译为second milk(第二奶),但显然无法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承认,还是后者的翻译更信雅达。 美国权威时尚传媒《Women’s Wear Daily》向读者解释说: The Chinese name for Lolita is Er Nai, or, literally, “The Second Mrs”. (洛丽塔的中文名字叫二奶,或者直译为“二老婆”。) “山寨”一词儿,国际媒体大多直译为shanzhai,早为英文受众喜闻乐见。世界商标检索杂志《World Trademark Review 》对山寨的定义是: The term “shanzhai” designates fake products, such as mobile phones, which are assembled in China from genuine parts procured from various factories.( 在中国境内从各个工厂搜罗配件组装仿冒产品,比如手机啥的,是曰山寨。) 折腾“不折腾” 上述种种新词,还只是小儿科。最难搞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给出的难题。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在讲话中的一句“不折腾”,官方媒体描述说:难倒了国内外媒体界的双语精英。中新社说:“不折腾”怎么翻译?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专家和网友比翼齐飞,一起折腾“不折腾”。 1.don’t flip flop (别翻来倒去) 2.don’t get sidetracked (别走岔路) 3.don’t sway back and forth (别反复) 4.no dithering(不踌躇) 5.no major changes (没有重大变化) 6.avoid futile actions (不做无用工) 此外,还有no U-turn等意译。 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任小萍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发表文章,将其译为“avoid self-inflicted setbacks”。任大使认为自己翻译最佳,对“折腾”的描述最精准。 据说,季羡林也提出了自己的译法—“no trouble making”,直译为“不找麻烦”,这也许是“国学大师”生前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的最后一次贡献。 媒体报道,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到与“不折腾”有关的问题时,现场翻译干脆根据用汉语拼音念出“buzheteng”,会场笑作一团。事后,中国媒体在报道中赞扬一番,说“buzheteng”或将成为英语当中的专属名词。 《环球时报》的记者还真做了考证,证明buzheteng已入选《牛津词典》。但有网友对此考证做了再考证,证明此说只是一厢情愿,《牛津词典》尚未收录buzheteng。 草泥马大战河蟹 “草泥马”这个火了好几年的词,在英文世界里也蛮流行。它是网民生造出来的一种“神兽”,与之对应的动物是“河蟹”,民间有五花八门的解读,最流行的说法是对互联网审查的隐喻。英文媒体是如何翻译的呢? CNN曾播出了一个片子,给英语观众详细解释了草泥马与河蟹的故事。草泥马翻译为grass mud horse,河蟹源于harmonization(和谐),变成动物后翻译为river crab,草泥马大战河蟹的故事,就是the grass mud horse is taking on the river crab。 还是让我们回到“休假式的治疗”吧。vacation-style treatment的翻译没啥问题,但和中文一样让人不明就里。有网友说,其实休假式的治疗就是“双规”。 这么一说就清晰多了,外媒对“双规”可不陌生。《华尔街日报》在报道深圳市长许宗衡被“双规”时,就直接用了shuanggui。 但shuanggui还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儿。“双规”一词出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有外媒译为detained and interrogated,或者再省事儿些,译作under investigation。 就在王立军“休假式的治疗”的新闻出来后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努兰(Victoria Nuland)表示:Wang did visit the consulate and he later “left the consulate of his own volition ”。 美国国务院的说法让期待王立军事件有新进展的人们如获至宝。部分没啥英文底子的网友迫不及待想知道“left the consulate of his own volition”的含义,谷歌翻译立功了,王在“美领馆留下了意志”。 当然,准确的翻译是“他自愿离开了美领馆”。但相当多人还是相信,王真在美领馆留下了他的意志。这也顺带让seek refuge(寻求庇护)、political asylum(政治避难)等成了热词。 中式英文(Chinglish)已经走过幼稚阶段,像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这些中气十足的英文词汇,不再是英文国家吐槽中国英文水平的对象。种种有中国特色的英文翻译,一定程度上输出着东方大国的价值观。如今,外媒和普通的西方人正试图从一个个“休假式治疗”等新造词新闻事件里读懂中国。 可是,正如《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所言,中国太过复杂。读懂?中国人自己还没搞明白呢! 翻译大比拼 休假式治疗 vacation-style treatment vacation-style therapy holiday-style medical treatment taking “therapeutic” leave 维修性拆除 maintainability demolition 钓鱼执法 entrapment 轻度追尾 rear-end collision 打酱油 I don‘t give a damn, I’m just here to buy soy sauce. 很黄很暴力 very pornographic, very violent 躲猫猫 playing hide and see playing hidden cat hide-and-seek 二奶 The Second Mrs 不折腾 avoid self-inflicted setbacks no trouble making 草泥马大战河蟹 the grass mud horse is taking on the river crab.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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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都周刊:乌坎民选

  记者_周鹏 实习生_曾璐 广东汕尾报道 摄影_卢慧明 2012-02-10 2012年2月1日,正月初十。天气,阴。 早上7点,天色刚亮,28岁的庄烈宏就推开自家低矮的屋门,朝村中心的乌坎小学走去。一路上,满是春节留下的鞭炮碎屑。 乌坎人的春节还没过完。甚至,对于庄烈宏来说,这一天比任何节日都要重要——乌坎的村民们将公开推选出村民选举委员会。之后的一个月,这个委员会将组织乌坎村民,进行村民代表和村委会成员的民主选举工作。 乌坎小学,大门上面高悬着一条大红横幅,“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四面围墙上,每隔数米便张贴着写有类似“村民直接选举,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口号的标语。 庄烈宏并不是第一个到的人,几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已等候他多时。这些年轻人都是此次选举的工作人员,正等着庄烈宏来分配任务。前一天刚满18岁的林若元,即是工作人员也是当天最年轻的选民,为了防止睡过头,他一晚没敢睡觉。 庄烈宏的朋友,作为选举现场记录者的村民张建兴,正拿着一部DV四处游走拍摄。这个20岁的青年像熟练的记者,不时邀请在场的人站在镜头前,回答他的提问。张建兴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伙伴们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一部纪录片,他甚至已经想好了纪录片的片名,“就叫《乌坎乌坎》”。 乌坎村有七个村小组。乌坎小学操场内的选举现场,被桌椅和紫色塑料带整齐划分为七个片区。每个区域均设置领票处、秘密写票处和投票处,每个选举场所,都派驻了工作人员。 除新一村外,一至六村的秘密写票处位于正对着操场的六间教室内,临时悬挂起的粉红色布匹,将每间教室间隔成六个独立空间供选民填写选票。作为试验,新一村的写票处则直接设在了操场上,新一村的村民,要在由村里木匠打造的“秘密写票箱”里写下自己的选票。“秘密写票箱”仅容一人伸进头和手。 一天前,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乌坎六个村民小组的选举现场布置工作。现在庄烈宏、林若元他们需要做的,只是为最后剩下的新一村摆放好选举所需的桌椅,再把堆在操场旁的秘密写票箱搬来放在桌上。每个票箱上都钉着一张“填票注意事项”,从必须使用钢笔、圆珠笔到将推选人名字写在正确位置、字迹必须清晰等,交待得都很清楚。 小学的广播里,传出了《龙的传人》、《北国之春》这类平常很少播放的流行音乐。庄烈宏很享受这样的氛围。他说,民主就该让人感到轻松。被音乐所吸引,路过的一些村民,好奇地向选举会场张望一番。庄烈宏唏嘘不已地说:在过去,选举是乌坎村民从来不敢奢望的梦想。几十年来,这里的人们从未见识过选票的模样。 从上访到上街 庄烈宏生于粤东乌坎村一个贫困的渔民之家。几个月前,他还是乌坎无数外出谋生青年中的一个,在佛山做着不起眼的小服装店生意。 在有着一万多人的乌坎村里,聚集着一片片迷宫般低矮的砖木民房,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年老一点的,大多在村子附近从事打渔、做木匠、经营小餐馆这类的营生。 艰辛操劳换回的依旧是一贫如洗的生活。庄烈宏的父母至今仍住在一套狭小平房里。在他们给庄烈宏留出的那间几乎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的屋子里,床头随时摆放着一把雨伞,每逢雨天,庄烈宏就只能在伞下睡觉。 庄烈宏的父亲庄松坤说,乌坎村里大多数村民都像自家一样贫困。 暗地里,村民们将贫穷归咎到村干部身上,认为连续担任了约40年村党支部书记的薛昌和村委会主任陈舜意等人,依靠侵占村集体土地,出卖土地时收取好处费,挪用公款,收受贿赂。庄烈宏这样形容村干部的生活,“住在漂亮的小楼里,在海鲜餐馆里抽几十元一包的中华烟,喝上千元一瓶的洋酒”。 从干部选举到土地出售,从工程建设到财务收支,村民们对村务几乎一无所知。失去土地的村民们,这些年里得到的全部好处是:每人550元的分红。 过去很长时间,没人敢对这样悬殊的贫富差距提出质疑,因为这可能会遭来一顿暴打。一位村民说,村里中老年村民他们文化程度低,胆小怕事,常年呆在封闭的环境里,遭受不公时,“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沉默忍受”。 2009年4月3日,乌坎村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这个被庄烈宏形容为“令人震撼的一天”的清晨,村民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一幕——一张题为《给乌坎乡亲们的信之——我们不是“亡村奴”》的传单雪片般撒满村庄。 传单上,一位化名为“爱国者1号”的人用散文般的文字回忆了乌坎村早年的优美风光,并痛斥村官卖地行为对村庄环境和村民生活的巨大破坏。这名至今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号召人们勇敢站出来改变村庄的命运。 “感觉一盘散沙终于被凝聚起来了”,庄烈宏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无数庄烈宏、张建兴这类在外谋生的乌坎青年,不断接受着城市文明和互联网的熏陶。与前辈相比,他们见识更为广阔,崇尚自由,追求公正,懂得不少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更敢于表达个人意见。乌坎村的现实让他们越来越难以容忍。“如果村干部不管村民死活,反而以公谋私,欺压乡里,那他们就应该被赶走”,庄烈宏说。 2009年6月21日,庄烈宏与二十多位散布在珠三角各地的乌坎青年分头赶赴广州,站在了广东省政府大门外。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部分乌坎村民进行了十余次上访。庄烈宏每次都身处其间。但在村民们事后整理的一份上访进展材料中,多数上访活动均被注明为“至今尚未答复”、“仍无下文”。 村干部们依然没有停止卖地。2011年9月,一家地产公司在乌坎村一片荒地上搭起了工棚。在村民眼中,这片荒地已是乌坎为数不多未被卖出的土地。 他们爆发了。 2011年9月21日早晨,数以千计的村民拥到村子广场上聚集。群情激愤的他们誓言将捍卫村庄土地,随后四人一排,浩浩荡荡走上了集体到陆丰市政府上访的道路。这次上访最终演变为一场打砸事件——部分情绪激动的村民回村后拆毁了地产公司工棚,砸碎了施工车辆的玻璃。次日,大量村民又聚集到乌坎村委,询问地产公司施工原因,在未得到合理解释后,村民们打砸了村委会,并由此引发了大规模警民冲突。 此后近三个月里,乌坎村民与地方政府进行着时而缓和、时而激烈的谈判。除了要求收回被违法卖出的土地,村民们提出了罢免村官和民选村委会的要求。 在这其间,包括庄烈宏在内五名村民先后被警方刑拘。2011年12月11日,维权代表、村民薛锦波在刑拘两天后突然死亡,导致事态失控。 但村民们最终等到了转机。2011年年末,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着工作组进驻乌坎,做出五项承诺,乌坎的村民维权行动开始走上和解之路。随后,除薛锦波外,庄烈宏等被拘村民均重返乌坎。 “你看我们像打砸抢的犯罪分子吗?”坐在会场里,汗流浃背的庄烈宏,望着学校大门外前来投票的村民,说,“他们不久前为反对村干部的贪腐独裁走上街头,现在他们又为自己和村子的民主权利走到了投票箱前”。 第一次选举 上午九点刚过,随着主持人林祖恋——这位上个月刚上任的乌坎村新党总支书记用沙哑的声音宣布“选举开始”。乌坎村民等来了第一次民主选举。 67岁的林祖恋为选举事务已忙碌多日。三个月前乌坎事态恶化时,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便被村民们邀请出面主持村内大局。乌坎事件平息后,林祖恋迎来一项重大考验——组织开展“村民选举委员会”的选举。这个机构将在接下来的乌坎村村民代表和村委会选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组织运作作用。 林祖恋与所有村民一样,对投票选举的宣传、组织、实施和监督等环节几乎一无所知。他们逐条学习与村民选举有关的法规政策,召集志愿者逐个统计符合参选规定的村民数量,通过喇叭、横幅、海报在村内进行选举知识普及和宣传动员,与上级政府协商从工作人员分工到现场布置的选举流程…… 像庄烈宏这样的年轻人成为选举工作的主力。林祖恋的得力助手、选举现场总监票员杨色茂说,“民主选举跟游泳一样,如果不下水去练习,不被呛几口水,我们就永远得不到它”。 在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选举中,村民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日常家居服装,有的甚至腰间系着围裙,有的直接穿着拖鞋,就像日常到菜场买菜一样自然随意。年轻的父母小心翼翼地抱着幼儿,而佝偻老人则被晚辈牵着慢慢行进。 乌坎小学见证了村民们第一次体验民主选举的生涩场景。陌生的规则、新鲜的场景一度让不少先入场的村民不知所措——有人跑到了其他村的领票处领票,有的人看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跑,还有老人甚至只敢站在操场一旁小心观察。 一位表情有些忐忑的老年妇女甚至打算找位记者帮自己投票。在记者解释一番后,她走向了熟识的村民。她说要再去跟乡亲商量一下,“要选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来做官”。 大多数人脸上挂着新奇的微笑,他们交头接耳地讨论着,从自己心仪的候选人品格能力,到秘密写票处的神秘。数十名省、市、镇级的工作人员散坐在投票选举区域外围,神色轻松地注视着村民们。 凭借选前已分发到手的《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证》,村民们很快通过身份核查,从领票处领取到一张盖着鲜红印章的《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票》。而不能亲到现场的村民,事前办好委托手续后,可通过亲属代为投票。 选举前,有超过三十位自荐村民,按要求各自征集到了50名选民的签名支持。这些积极参选者的名字被单独打印出来,摆放在填票处供村民们参考。但除此之外,选民能选举任何一位符合法定条件的村民。 除了手脚麻利的中青年,不识字的老年人也没有阻碍——在“公共代写人”的协助下,他们能将自己理想的人选名单顺利投进票箱。 在外地读大学的郭晓旋说,经历过这次选举,乌坎村民再也不会接受以往那种未经选举就任职的村干部。他说要选自己喜欢的人来“管理乌坎人民”,但他马上又改口说,“应该是服务乌坎人民”。 这天,庄烈宏与张建兴都完成了人生里的第一次投票。庄烈宏甚至邀请在佛山结识的女朋友来见证了自己这一“历史”时刻。 下午四点正,林祖恋宣布选举结束。工作人员随即用红纸封闭全部投票箱,将其交给计票人员带入一旁的教室统计,而未发放完的选票则被当场在主席台前地面上焚烧。浓烟伴着尘灰四处飘荡,人群纷纷掩面后退。目睹此景,总监票员杨色茂遗憾地说,下次选举时,“得准备个铁桶”。据他估计,这次选举乌坎村民只花了大约一万元。 半小时后,杨色茂走上主席台公布计票结果:在选前已公布具有资格推选的8222名村民中,应参加推选的村民为7349人,实际参加推选村民6242人,发出推选票6242张,收回选票6180张。 随即,林祖恋一字一顿地高声宣布当日推选有效。站在一旁的庄烈宏兴奋得第一个鼓起了掌。 漫长的唱票环节将选举延长到了深夜。在靠着教学楼墙壁竖起的十多面床板大小的橙红色纸板旁,七个村民小组的唱票员、计票员、监票员各司其职。每一个被念到的名字都被清晰地写在纸板上,名字每被重复一遍,其下就会被画上一条线。 在工作人员与不愿离去的围观村民中间,只隔着一排狭长的课桌。视力好的村民,能轻易看到选票上的被推选人名字。一位村民说,“这样的选举,就算没选到我推举的人,我也心服口服”。 当晚十一点,11位选举委员会成员名单被最终确认。白天人声鼎沸的操场此时只剩下寥寥数十名工作人员和少数村民,在浓厚夜幕中,林祖恋洪亮的声音再度响彻全场——他逐个念出了乌坎村第一批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名字。 之后的一个月里,乌坎村村民代表和新一届村委会成员,将在这些委员和其他村民手中选举诞生。 “只要真正做到人民当家做主,乌坎一定会有希望。”散场前,庄烈宏说了这么句话。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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