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跃刚

All

Latest

法广 | 特约专栏: 收拾我民族破碎的精神河山——“刘宾雁良知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新闻史上,我们还找不到另一只如刘宾雁那样的大雁,能够如此英勇如此热情如此痛苦地在风暴中飞翔。它的每一次俯冲,每一声号叫,每一滴泪水,每一片被折断的羽毛,都在人民的大海上激发出雷鸣电闪和掀天的巨浪。”从“刘宾雁良知奖”设立和首届评选活动启动开始,刘宾雁这只大雁,已重返中国的天空,为着收拾我民族破碎而骨血犹存的精神河山,翱翔、号叫!

美国之音 | 对比新闻 : 再说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

一位中国作家说,中国的民众就像一根根筷子。每根筷子势单力薄,但“愤怒的筷子”集结起来,就会爆发革命。不过,另外一位中国作家说,未来的革命,靠得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独立。 *余华:筷子成捆,爆发革命* 中国作家余华星期天在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国的民众就像一根根筷子。每根筷子势单力薄,但一堆筷子集结成捆,就会爆发革命。 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海外获奖无数。张艺谋据此改变的同名电影由葛优主演,在大陆文化界引起广泛争议。 据网络刊物参与最新报道:广东陆丰乌坎出现严重警民冲突,到目前为止,已有两名村民代表死亡。继43岁的薛锦波被虐杀而死之后,另一名维权村民代表、42岁的曾昭亮也因被折磨而死亡。另外被抓的两名村民代表也在被抢救中。 中国每年爆发数以万计的群体抗争事件。英国金融时报今年早些时候援引中国学者提供的数据说,仅去年一年,中国各地罢工、抗议等各类骚乱就有18万起,平均每天493起,比十年前增长了三倍以上。 *余华:筷子和自由、法制、民主* 余华在洛杉矶时报的文章,从筷子说起,谈到了自由。这是很多中国小学教科书中都提到的一个古老的比喻,主要是说要做成一件事,需要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余华还从自由谈到了法治,列举了许多中国维权案例,比如贵州瓮安事件和山东临沂盲人律师陈光诚案。余华说,政府说,维稳压倒一切。政府还强调法治,但维稳往往弃法律于不顾。陈光诚和家人被软禁在家,很多人前去探视他们,却遭到了劫道的暴徒殴打,还被抢走了身上的财物。人们在网上问道:法治何在?余华说,法治在天上休假,太远了,听不到百姓的疾苦和呼声。 余华在其洛杉矶时报上的文章还谈到了民主,他说,尽管中国领导人不喜欢民主,但是,民主的确是帮助他们保住财富和生命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是非并不是划分得一清二楚。这些人有大把的钱可烧,在民主制度下,(一旦他们被揪住)他们可以聘用能说会道的律师为他们辩护,使其免于被绳之以法。 *笑蜀的“一根筷子”理论* 余华这样理解民主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中国另一位作家笑蜀刚刚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发表了观点:“辛亥革命靠得是一个省一个省的独立,未来革命靠得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人的独立。” 仅从这个观点看,笑蜀有点像主张一根筷子理论,而没强调一把筷子理论。 *知名网人批评笑蜀观点* 很快,知名的网络人物莫之许在自己的推特上批评了笑蜀的观点。他说,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都说政治是集体行动,笑蜀却把这些理论都颠覆了。知名网络人北风也说,笑蜀这种说法,目的还是“消解抗争。当局手中的国家机器,绝对不怕个体的孤立抗争,怕的是抗争力量的合纵连横。” 网名“不锈钢老鼠”的北京居民刘荻也在其推特上说:“小团体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斗争中很重要,不过,超出一定规模就需要用其他组织方式了。” *笑蜀观点之上下文* 不过,北风和莫之许批判的笑蜀的这个观点,还有其上下文。他在新浪微博上发表的全文标题是:心灵上的独立才是真独立,心灵上的抗争才是真抗争。 笑蜀说,做媒体如江艺平胡舒立卢跃刚、做律师如张思之陈有西斯伟江,做学者如资中筠贺卫方钱刚,做公务员如御史在途,他们不是斗士,但他们都是文明人。 *笑蜀:发现身边的文明人* 笑蜀说:“我们社会中也决非只有他们才是文明人,他们那样的文明人往往就在我们身边。我的社会缺乏文明人,但更缺的是对自己身边的文明人的发现。” 笑蜀说,“发现他们,把他们当标杆,像他们那样专业,坚韧,悲悯,你就已经不合作了,你就已经独立了,你就已经抗争了。” 显然,笑蜀在这里强调的是“筷子”本身的质量,而不是强调“一把筷子”的数量。 笑蜀是南方周末的主笔和评论员,因为“言论出格”而被下岗。笑蜀不久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标题是:中国为何不肯倾听,批评外国政府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帮倒忙。笑蜀也提到了陈光诚的案例。

西坡:让“知识分子”作古吧

   “知识分子”是我最厌恶的两个词之一,另一个是“精英”。我不单讨厌,且从心底鄙视动辄拿这两个词往自己身上摁的大小“人物”。你丫是“精英”,别人都是“粗劣”?!你丫是知识分子,别人都是“无知分子”?!   首先申明,我所厌恶的是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当下社会进行阶层划定的方式和用这个词进行自我标榜或相互吹捧的行为。我无意针对被划归在这个词下面的众多生人和死人。   “知识分子”早该进入故纸堆了,享受“举人老爷”享受过的待遇,去箱子里静静地躺着,等待历史学家的发掘。可偏偏总有异装癖爱好者披着它装神弄鬼吓唬人,异装癖多了,大家甚至习以为常,以为每天都是万圣节。   我对“知识分子”的仇恨由来已久,但这次有兴致来吹一吹它身上的骨灰却是受了一篇文章的刺激。这篇文章叫《新闻记者是知识分子吗?》,作者是西部一所大学的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作者显然是把“知识分子”当成了有无上荣光的冠冕,并默认自己已经戴上了这顶好帽子,不然怎么能如此心安理得地评判别人是否有戴这顶帽子的资格?   该文结论是:记者不能列入知识分子行列。理由有三:一,新闻记者不可能具有超然的独立性;二,记者写作不是私人写作;三,记者缺乏知识分子独有的“精英化的思考与表达方式”。文章最后,作者十分“善意”而欠扁地建议记者学习知识分子的品格。我不由联想起历史上发生的“向贫下中农学习”运动。难道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各行各业向知识分子学习已经成为潮流?   看完这篇文章我第一个疑问是,在这个作者的定义里,杨继绳、卢跃刚、吴思这样的记者算不算知识分子?我接下来的疑问简直无穷无尽:如果记者不算知识分子,那编辑算不算知识分子?编剧算不算知识分子?科幻作家算不算知识分子?中学老师算不算知识分子?……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上了套,我为什么不反过来想呢?这些人为什么要算知识分子?记者应该揭露真相,编剧应该娱乐观众,科幻作家应该启发读者,中学老师应该教育学生,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守规则的游戏赢家都值得尊敬,他们何必去和“知识分子”攀亲戚?相反,我们为什么不问问知识分子算什么?   知识分子算什么呢?顾名思义,知识分子应该是指有知识的分子。但会种地、会养鱼的人也有种地、养鱼的知识,他们却不被称作知识分子。会编程的人有计算机知识,会画画的人有画画的知识,他们也不被称作知识分子。看来知识分子与知识无关,只与某些知识有关。   哪些人最容易被称作或自称知识分子呢?毫无疑问,是那些张口“国家民族”,闭口“道德价值”,白天“警醒”“防范”,晚上“沉思”“探索”,一会“略论”“浅议”,一会“研究”“探源”的人。简言之,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这些学科的研究人员,包括有学院身份的官方研究者和已经在江湖上混出名号的民间研究者。   我不是毛泽东,也不主张知识无用论,各个学科都有其意义所在,用不着我废话。我反对的是某些学科的从业人员把自己单独拎出来,供起来,自封为对国家和民族有更重要意义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一归类之所以可恶,是因为这个叫“知识分子”的群体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超然地位。他们可以随便指责社会道德滑坡,好像自己不是社会成员。他们可以动辄拿“国民劣根性”说事,好像自己不是本国国民。即使他们自己享受着体制的好处,仍然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的批判体制。即使他们自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也会大骂既得利益集团,瞬间化身劳苦大众的代言人。   现代社会是平民的社会,高等教育已经普及,网络早已将资料无差别地推送给每一个人,耍笔杆子不再是高深莫测的行当,民众也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来代替自己发言。奉劝所谓的“知识分子”们,醒醒吧,散了吧,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别再聚在一起妄图充当帝师或民众导师了。   未来的中国,不会按某些“知识分子”与上层官僚合谋设计的路线图行进。现代社会必然是行业细分、利益殊途的,每个行业与利益集团都有自我表达的权利和能力。只有明确的利益相关者彼此进行真刀实枪、短兵相接的博弈和较量,才能产生合理而长远的新规则。在各个利益集团之上,不需要一个貌似超然实则暗藏鬼胎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调解”。   专家和学者的作用当然必不可少,但他们的职责是建议,而不是教导。专家学者从来也不是无偿向社会提供服务,从本质上讲,大学里每一个研究者的学术成果都是整个社会用税款向他们购买的。学者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关心与被关心的关系,而是你买我卖的市场交易关系,即使交易的是观点和知识。古代“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是糊涂的逻辑,现在“食民之禄,忠民之事”应该是公平买卖了吧。   靠写字吃饭的人,真没必要把自己搞得太高尚、太悲情、太酸不溜秋。

爱思想 | 林明理:我如何告诉学生以真相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787 次 更新时间: 2011-07-23 23:19:22 林明理:我如何告诉学生以真相 标签: 真相 教育 ● 林明理 某日,读到了网络作家、重庆的傅一河老师的《我想告诉学生真相》一文,鄙人作为中学语文老师,深为感佩。于是也按捺不住“跳出来”想说一说,作为语文老师,我也告诉了学生哪些真相,我是如何告诉学生真相的。 事实真相的告诉是根据教学需要有机穿插的。试举几例。 比如,对于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教材编写者的意图非常明显,那是希望学生们仰视崇敬以拜读的。而我教学时,在学生了解了青年毛泽东立志改造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的宏大抱负——这是值得肯定的——之后,在本课学习的结尾,我给学生介绍,后来真正掌握了最高的绝对权力而又无人能制约的毛泽东,却在最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由于头脑发热,过于自恋,一意孤行而施行一系列错误决策,“反右”、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输出革命”、“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惨痛损失,留下巨大后患,也极大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一些学者对毛的评价是“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学生对毛的一生功过有了较为全面的基本认识。在教毛的《水调歌头·游泳》之时,我在最后也会介绍,拦截大江大河高筑水坝并不一定科学,当年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不顾科学家反对而仓促上马造成了巨大危害。毛在此词中设想的“立西江石壁”——长江三峡水库如今算是真正建成了,但也带来了一系列地质、生态、环保、移民等严重问题,这些危害也在持续且有日益严重之势,让学生明白,治理国家、建设国家,不能只有“诗人”般的浪漫与狂热,最应讲求的是决策的科学与民主。 比如,在教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这篇著名的演讲词时,我会客观介绍如今的美国经过长期以来各方利益的公开而充分的博弈,种族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黑人奥巴马也可当选总统就是最生动的例证,真正的种族和谐已经有望实现。相反,倒是我们中国大陆,至今还存在城乡、地域、政治身份等等的等级歧视,某些地方其歧视程度还甚于美国当年的种族歧视,它加剧贫富差距,撕裂社会和谐,引发诸多矛盾,拖延国家民族文明进步之步伐,而且至今仍在被刻意拖延,难以解决。 比如,教学《史蒂芬娜的选择》(讲述一个波兰女孩冒生命危险,成功救助十几个被纳粹搜捕的犹太人的故事),我在教完文章之后,话题一转:“这十几个犹太人是幸运的,但是,残酷的历史事实是,有更多的犹太人没能遇到这样的幸运,二战时期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有六百多万”。我还给学生印发我自己选编的课外阅读资料《20世纪人权灾难》,里面收录南京大屠杀、纳粹大屠杀、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大清洗”、红色高棉大屠杀、索马里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人权灾难等等网络资料。不出所料,学生们除前两个了解得较多,后面的这些发生在差不多同属“一丘之貉”的残民以逞的流氓政权统治之下、程度丝毫不亚于前两个的诸多“屠杀”,学生们一无所知,很多学生一脸困惑:“老师,这些都是真的吗?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比如,教学《鸿门宴》,在学生流露贬项褒刘的倾向之时,我及时提醒学生注意司马迁直笔写刘邦的话——“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还补充资料,如项羽后来在刘邦包围之中,情急之下要挟欲在城墙之上烹煮刘邦父亲时,刘邦厚颜无耻地说:“我与项羽曾约为兄弟,我父亲即你父亲,真要烹煮,请分我一杯羹。”又如刘邦有一次被项羽追击,为自己快点逃命,竟把自己的亲生儿女从车上推下等等劣行。我以此赞扬司马迁敢于直笔记述当朝高祖皇帝的可贵勇气,并指出,这样的史家,此后两千年几乎再没出现过,就是当今中国也属凤毛麟角。我还揭示,在统治权力被某一人一家一姓或某一集团霸占的专制社会,夺取最高权力的人,绝大多数靠的是不择手段,绝大多数是“厚黑”老手。在学生对刘邦靠机警善变、能屈能伸最后夺得天下的“英雄业绩”流露羡慕赞赏之时,我给学生展示资料:四年楚汉战争,为了刘项两家争夺最高权力,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中国人口几乎被大规模灭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城镇“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等严峻史实。引述张养浩的怀古词以说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本质,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明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不过是生活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当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兴亡轮回流露无奈悲叹之时,我让学生探讨“中国人能否走出为争夺最高统治权你死我活、拼死争斗而延祸百姓的历史?”我给学生介绍孙中山先生继承林肯总统而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理想“民有、民治、民享”,我介绍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文明“主权在民、民主宪政、选举轮替”。当学生表达自己对目睹的种种假民主、假选举深感失望之时,我给学生介绍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先进地区台湾,我介绍了08年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落选者谢长廷给当选者马英九的祝贺。 比如,在教学《向中国人脱帽致敬》时,我直截了当指出,这是一篇糟糕的劣文,作者所辩解的中国记者可以“写我愿意写的东西”,编辑可以“发他愿意发的东西”,根本就是谎言!宣称自己在维护“中国人尊严”作者钟丽思,根本就是一个旧有僵化意识形态灌输之下教化出的头脑“全面而正确”化了的丧失了独立评说能力的可怜虫,活脱脱一个忌讳头上烂疮疤、一有人善意指出便过敏反弹的当代阿Q(见笔者博文《 究竟想让中学生学到什么》)。 比如教学《纪念刘和珍君》,我也会介绍1989年XX也发生了学生游#行请愿而最后被动用军队来平息的事件,由于很多资料尚未解密,事件的具体过程性质、死伤人数有待后人重新评说——可叹的是,《纪念刘和珍君》如今已被从教材中删去。 …… 另外,除了阅读教学,我还会安排课外阅读课,自选一些课外的佳作供学生欣赏,很多文章也会牵涉到历史真相。比如10年圣女林昭遇难42周年忌日,我利用阅读课给一个班的学生讲了林昭,节选了林昭的言论,还从网上下载并播放了胡杰先生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片子近两个小时,我挑选了其中几个片段)。意料之中的是,所有学生都不知道林昭,就是我的同事,也基本不知道。当我说绍兴市某年的中考试卷里出现“林昭”这个名字,大家都很惊讶。 …… 有必要说明一下的是,可能有网友会批评我,你这么做,当心把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历史课。我的做法是,很多真相的讲述都穿插在具体的语文教学中,字词句篇等语文基础知识、听说读写等语文基本能力当然仍是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任务。然而,文、史、哲本身就难以分家,况且,几乎所有语文老师也都认同一个基本道理“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培养学生具备独立思辨、不盲从、不轻信的个性品质,本来就应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 值得高兴的是,很多学生写作兴趣与能力因此得到提高。如今的中学生语文课上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写作文。为什么害怕?最主要的是没话可写?为什么没话写?因为不允许写真话,揭真相,抒真情,特别是中考高考的考场作文,那紧箍咒更是严厉。老师敢于说真相,学生也就敢于写真话了。当我的一些同事为学生的作文假大空连篇累牍而苦恼时,我常常会为自己学生的真情作文而欣喜。 南师大附中王栋生老师(笔名“吴非”)在其著作《不跪着教书》的序言里说:“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在巨大的麻木和冷漠面前,我的确有过放弃的念头,然而一想到中国人有千年下跪的历史,想到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想到下一代人还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下跪,就觉得我们中国首先得有铁骨教师,教育的辞典中才配有‘铸造’这样的词语。”及时告诉学生真相,鼓励学生积极探讨真相,正是培养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的重要手段。 另外,当今的语文教学不但充斥着大量的假大空说教,而且中小学教材中就直接收录了不少假文章,如《藏羚羊的跪拜》、《爱迪生救妈妈》、《地震中的父与子》(讲述“1989年洛杉矶大地震”中儿子在废墟中苦苦坚持等待父亲来救的故事,而当年洛杉矶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地震”)、《飞夺泸定桥》(早已被质疑里面的记述漏洞百出)等等。这样的文章已经害了一代又一代人。揭出真相,鼓励质疑,也是语文教学“拨乱反正”的需要。 最后想说明的是,尽可能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的全貌,希望了解与自己有切身利益关联的事件的更多更广的真相,不愿意自己时时刻刻被谎言所笼罩、所欺骗,这是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的基本要求。这也理应是每一个有着正常逻辑判断的政府及其执政党的基本自觉。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很多光辉榜样,如外出考察常常要突然半途停车探访民众的胡耀邦、温家宝(五四纪念日又不留情面批评北大的“安排”)等领导人,有勇于披露真实历史的杜导正、杨继绳、沙叶新、袁鹰等等老同志,有对学生直说真相的卢xue松、袁疼飞、傅一河等可敬的老师,有勇揭假丑恶的卢跃刚、高勤荣、朱文娜、王克勤等铁骨记者,有不辞辛劳、不计得失坚持在网络上揭露各种真相的无数知名与不知名的网友。这样的人必将越来越多!只有病入膏肓、苟延残喘又怯懦虚弱的人,才需要谎言的安慰以安静度过人生的最后岁月(这句话丝毫没有讽刺绝症病人的意思,请谅解)。 所以,也借本文来提醒那些企图以掩盖真相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之私利的人士,谎言误国误民也误党,这样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你们注定将枉费心机,徒留历史笑柄。特别是在如今这样一个信息技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代!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人格底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41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共识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林明理:我如何告诉学生以真相 林明理:也说“团中央近百书记无一人腐败” 林明理:温总理能看到多少真实? 林明理:悼念罹“农伤”身亡的父亲 林明理:班主任工作量”是否需教育部来“一刀切” 林明理:网络时代的希望、绝望与再生希望 林明理:反“普”斗士还缺哪些应有的底气? 林明理:我们如何解读国民党 相同主题阅读 林明理:我如何告诉学生以真相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体制内”不是砍伤女记者借口

“体制内”不是砍伤女记者借口 作者:笑蜀 来源:凤凰网评论 来源日期:2011-6-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5 12:35:02 阅读量:1525次 核心提示:社会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合力的结果,即公民的自治力量与体制内呼应的结果。在体制内外两种极端力量之间,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或者说灰色地带,蕴藏着变革的巨大潜力。这中间地带或者说灰色地带包括体制外和体制内最大多数普通人。需要用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来凝聚他们;而不是妖魔化其中一方,人为地制造仇恨和对立,损耗变革的潜力。 光天化日之下,央视女记者小林竟遭无名刀客袭击,顷刻间血光四溅。但这还不是最让人震撼的。最让人震撼的是,这血光之灾居然引来互联网上一片叫好的口水。叫好者眼里,小林活该,因为体制内没有无辜者:“如果没有这些拼命涌进体制内的庸懦之徒,体制不会这么坚牢。她是代央视受过,但她自身也有一分责任在。为这个体制添砖加瓦的责任。” 这让人恍如隔世,仿佛身处十多年前911事件之时,那时网上也到处翻滚着叫好声浪。只不过那时叫好的借口是爱国,是反帝。现在的借口是所谓自由民主。借口各有不同,然而,对生命的残忍则同;给人贴标签,然后欢呼杀戮,借别人的鲜血浇自己的块垒则同。 而最值得警惕的,是以是否体制内为界区分敌我的二元思维。只要贴上一个体制内的标签,就等于被推上了被告席,道德审判、人身攻击甚至人身伤害,就都可以大义凛然。不客气地说,这一定程度上是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变种,其荒诞显而易见。体制之恶毋庸置疑,但不能因为体制之恶,就对体制中的所有成员做有罪推定,得出报复有理的冷血逻辑。 这就需要了解体制内生态。“只讲法律,不讲党性”;“搞村民自治是要削弱党的执政基础!”这是广东民政官员王先胜遭遇到的上级批评。其中一位上级是王华元。体制内这种纳粹气质的颟顸之徒确实不少,但像王先胜那样日拱一卒、坚韧推进社会转型的开明者也不少。即便如小林供职的央视,不也有新闻调查栏目?如人民日报,不也常有包容异质思维、重视沉没的声音等惊艳之笔?如中央党校,不也常有思想解放政治改革的洪钟之音?包括南方周末、炎黄春秋,又多大程度上能够自外于体制呢?体制内就这么复杂,就这么气象万千,焉可一概而论。 体制内生态的这种复杂光谱其实毫不足怪。如果以财政供养为标准,中国的体制内人群,几乎上亿。这在欧洲简直就是一个大国了。这么巨量的人群,其价值取向,利益取向,行为方式,怎么可能都整齐划一?怎么可能不多元化?更何况,体制内与社会,莫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上有怎样的动向,都会牵动体制内;社会上有怎样的思潮,都会冲击到体制内。社会光谱的千变万化都在辐射体制内。体制内跟体制外,又怎么可能截然分离呢? 有如汪洋大海,万千物质的化合,必然形成丰富的生态。体制中人的复杂互动,以及体制内与更巨大的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也必然形成丰富的生态,产生巨大的变数和变量。这即是说,体制外壳的坚硬,不等于体制内没有弹性空间,对此应有足够的想象力。 而叫好者或者说以体制划线的二元论者,则往往缺乏起码的想象力,往往完全否认这种弹性。在他们看来,体制跟体制中人是没区别的,是铁板一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体制之恶因此需要所有体制中人来背负。这种逻辑当然无法解释,照样在体制中,为什么会有江平贺卫方许志永那样的法律人;有江艺平卢跃刚王克勤那样的新闻人;有吴敬琏朱清时资中筠秦晖那样的学者;有田纪云陈锡文秦晓俞可平那样的前高官乃至现任高官。 体制内的这种丰富生态,还可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即体制内毕竟集聚了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占据了这个社会几乎所有的战略制高点。这些资源、这些战略制高点显然不应该闲置,或全部被贪官污吏所盘踞,而应该尽可能用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这种认知、并为之努力的人不在少数。所以,体制内也一直存在着艰巨的拉锯战,一直也有志士在坚守。只不过,他们的坚守鲜为人知罢了。 社会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合力的结果,即公民的自治力量与体制内呼应的结果。在体制内外两种极端力量之间,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或者说灰色地带,蕴藏着变革的巨大潜力。这中间地带或者说灰色地带包括体制外和体制内最大多数普通人。需要用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来凝聚他们;而不是妖魔化其中一方,人为地制造仇恨和对立,损耗变革的潜力。 其实体制内的普通人,跟体制外的普通人一样,大多已经民工化,并没有从体制中获益多少。据说平均收入颇高的央企,一线普通员工照样千辛万苦而所得甚微,盆满钵满的只是央企中的权贵。再如作为小林同仁的很多央视记者,签的照样是两年一次的合同,拿的照样是计件工资,采访中照样被跟踪,被打和关黑牢。只要不是具体的作恶者,作为体制内的普通人,何罪之有?何况,体制内多数职业属于正常职业,譬如教师,譬如医生,譬如铁路员工,总不能说因为从事这些职业,就活该贴上耻辱的标签、遭受类似小林那样的命运吧? 这就意味着,权贵通吃的情况下,无分什么体制内外,只要是普通人,就都是天涯沦落人,就同受体制之苦。简单地以体制划线来区分敌我,所反映出来的思维惯性非常可怕。“不愿意忍受复杂、麻烦和挑战,总是试图用最简便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一切问题。”肖斯塔柯维奇说,这样的“简化”偏好是专制的根本特点。而完全无视体制内生态的复杂性,将体制内标签化和妖魔化,正就充分体现了这个根本特点。期待用这样的简化思维来开创自由民主的新天新地,岂非缘木求鱼?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金雁:写出一个真实的东欧

而东欧国家一些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责任,表现了他们的道德勇气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这是促进东欧国家变革相对顺利的比较重要的原因。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政治的转型,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转型,而且要看一些社会知识精英怎么推进整个社会的转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三峡工程的代价

三峡工程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会带来的后果,虽然尚未发生,但早为人所料。世间大概再没有比事前知道恶果却又无力阻止更伤心的事情了。当年三门峡水库要上马,黄万里先生一再反对和警告,可惜当权者不理睬,结果是恶果一一兑现,一个花了40亿(预算是13亿)的水库刚建成不到两年就淤积严重,泥沙一直淤积到西安,富饶的渭水平原沦为盐碱地,大量移民被迫背井离乡,这种牺牲最后却成了笑话:这个水库毁了数十万人的家园,毁了黄河,换来的却是一个废库和陕西的水灾。      不幸的是,即使是三门峡水库这样的灾难也没能让当权者多些畏惧心。翻看李鹏的三峡日记会发现,“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原来是因为这天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中坝方案;可见,在三峡工程的决策上,和当初三门峡一样,依然是谁官大谁有份量。用不懂水文水利乃至工程的政治人物来做决策的最大依据,这是李鹏为首的政府高层官员决策三峡工程时犯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李鹏日记里还记载着1990年王震同志对三峡工程的挂念,但唯独不见对黄万里先生的任何记载。事实上,作为曾经成功预见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果的大科学家,黄万里先生拥有着崇高的声望,可是,这样一个行内权威在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工程里,不仅仅没有被吸收进三峡工程论证小组,甚至官方对他完全视而不见,黄先生自80年代到九十年代先后六次写信给中央主管官员,包括钱正英、江泽民等,阐述三峡大坝不可修的道理,但没有任何回音;由于忧虑三峡工程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黄万里先生一度考虑要将国务院告上法院,直到临终前黄先生都对三峡工程念念不忘,连遗嘱都在交待对长江的治理之策。      三峡官方很多人包括潘家铮、蒲海清等都曾先后表示说,反对意见对三峡工程是有益的,反对者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似乎在三峡工程上反对意见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这些明显虚伪的话还一度四处流传。其实,且不说他们对黄先生的完全漠视,即使是李锐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具有重量级身份的反对者,在表达意见时也遭到了“组织待遇”。李鹏在1996年4月15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昨天,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另外,在1998年4月25日他去看望生病的肖秧(主上派的主要人物,曾当过重庆市长、四川省长),提到:三峡工程议案在人大审议通过期间,他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对四川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当时许多反对意见来自四川。这里的“做了不少工作”,显然也是要求这些反对意见要从大局出发。      所谓从大局出发,说的直白点,就是可以置科学于不顾:即使李鹏在日记里记载着他在各个地方发表科学治水的讲话,也不表示他对科学真有什么敬意。李锐在回忆文章里提到,1986年开始的历经两年多的三峡工程论证,是由水电部门一手操作的一言堂,“凡是批评三峡工程的专家,多数都被排除在论证专题组之外,而且对这一工程批评最多的专家,水电部都一概不予邀请”,比如黄万里先生与李锐这两位最著名的反对者都被排除在外。讨论蓄水位时,最终选择的方案是领导在开始就授意的175米蓄水方案;泥沙试验,1988年7月,按1954年大水大坝蓄洪至175米北京水科院泥沙研究所做的泥沙模型试验显示,“重庆最大的九龙坡港区和朝天门港区的淤积很严重,再经两年尽量排浑也冲不掉;原在码头附近的深水主河槽已被淤塞,而主槽移到对岸去了。长江科学院同时也做这个试验,与北京水科院的结果很相似。但是在以后几次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和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汇报中都没有提及这个泥沙试验所得出的严重淤积情况。”(陆钦侃等2004年)       1      可是,客观规律并不会因为领导讨厌就自动消失,黄万里先生对三门峡的预言已经是一个例子;在三峡工程上,黄万里先生反对的更激烈,因为在长江上建坝后果比三门峡更严重。长江三峡工程与黄河三门峡水库一个巨大区别是,淤积三门峡的是悬浮在水里的小颗粒的泥沙,可以设法用水冲出水库,而长江除了泥沙外,还有沿河床移动的砾卵石,按黄万里先生的估计,重庆以上长江砾卵石夹底沙的年输移量约有一亿吨,修坝蓄水后这些砾卵石一粒都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后就会堵塞重庆港。      三峡公司的工程师却不承认这一点。2003年潘家铮接受卢跃刚采访时对黄万里先生的估计嗤之以鼻,认为黄万里先生既没有把观点发表在什么负责任的论文里,又没有什么可靠的观测或者实验可以佐证,似乎黄先生这个在学术上最有份量的反对者只是在胡闹。事实上,黄万里先生关于长江砾卵石输移量的见解都发表在《水力发电学报》上(1993年,1995年),而且他还“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三千公里”;他对三峡砾卵石淤积的意见是专业且不容忽视的,相反,潘家铮的傲慢和虚伪则表露无遗。      三峡大坝在经历数次实验性蓄水后终于在今年(2010年)10月26日蓄水至175米,所以黄万里关于三峡大坝的预言也许将很快可以得到验证:如果黄万里等专家关于三峡泥沙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当水库蓄水到175米时,库区回水将上达重庆,若遇到大洪水,河水携带的泥沙能把重庆淤积变成死港,而且嘉陵江也会因为淤积而抬高水位从而使重庆处于水灾的威胁之中。      担心三峡大坝会被砾卵石迅速淤死,这从八十年代水电部门极力推动三峡大坝上马开始就已经屡屡由专家提出,但却几乎完全被官方轻视或者忽略,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组织的正式的工程论证都一再把黄万里这样的专家排斥在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工程争议太大,所以政府先后组织了两次论证,第一次在1983年,由国家计委牵头,最后定的方案是蓄水150米的低坝方案,第二次是水电部组织的论证,前后历时两年多,得出的方案是蓄水175米的高坝方案;1992年最终拿到人大通过的是第二次论证的方案,而在这两次论证过程中,黄万里的观点都没有得到尊重和重视。      其实,对于工程应该如何论证黄万里先生也自有非常专业的观点。黄万里先生在1993年《对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文章里提到,拦河修坝是否可行,首要的问题是对工程环境作分析,其次才是工程本身的可行性(包括经济、技术、社会、军事等)分析。具体在三峡大坝的可行性问题上,首先需要分析长江宜昌以上河床演变机理,从而推断在长江建三峡大坝是否会发生砾卵石淤积库区,如若无法事先弄清楚砾卵石问题,则三峡大坝断不可修,也毋需再作后续的工程可行性(包括经济、技术、社会、军事等)分析。      所以,长江砾卵石的输移量和库区是否很快淤积才是三峡工程应否上马的最关键问题。也正是出于对泥沙淤积的忧虑,从九十年代三峡工程开始动工,已经木已成舟之后,在无法停止工程建设的情况下,一批老专家转而求其次,多次上书要求按低坝方案建坝,或者至少把水位定在低水位(150、160米)。1998年,陆钦侃、徐洽时等一批水利专家写信给江泽民与李鹏,要求把水位定在160米,把省下的钱用于上游工程(李鹏以不耐烦的口气在日记里提到了这件事情);到2004年6月,三峡已经蓄水到135米后,陆钦侃又一次联合300多名专家上书紧急建议,“三峡蓄水到156米后,一定要先停下来,不要贸然蓄水至175米,否则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包括上游洪灾和重庆港淤积”。      若只从官方披露的信息看,泥沙问题一片光明。2007年底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三峡办主任汪啸风表示,库区泥沙来量下降,水库排沙比高于设计预计值,特别是2006年和2003年,原预测入库泥沙量为每年5亿吨,实测仅2亿吨,说明来沙量减少,而排沙功能已达到设计要求。潘家铮则保证“三峡水库是淤不满的”,“三峡水库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水库。”似乎确认三峡水库淤积问题已经解决,三峡完全可以快速提前蓄水至172米或175米。      可是,正如四川社科院专家鲁家果所分析的,“2003年水量偏枯,2006年是枯水年,四川、重庆大旱,水库又正在蓄水,如以这二年观测数据来推断今后入库泥沙量,难免以偏概全。只有经过一、二次较大洪水,我们才能较确切地判断河床推移质卵砾石及底砂对库尾淤积的严重程度。”另外一些专家,比如老地理学家金绍绸认为:如果蓄水至175米,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再次出现的话,库尾将淤积数亿吨泥沙和卵石,中国最重要的内陆港口重庆港将成为死港;还有国务院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成员荣天富,也曾明确说过,三峡蓄水175米以后,由于泥沙淤积,重庆的九龙坡港和朝天门码头都会出现断航。2006年2月,地质专家范晓作了一次三峡之旅,发现长江左岸一条支流乐天溪口已经被泥砂淤高成一大片滩地,溪流几乎被堵死,淤积的泥沙有20米厚,而“在重庆主城区汇入长江的嘉陵江,就是一个放大的乐天溪”。      重庆政府对三峡蓄水后港区汇淤积显然也是有认识的,所以才在2003年开始动工建设寸滩港。而且2004年三峡大坝蓄水一周年时,南方周末记者赴三峡调查时,重庆市交通委计划处副处长李昌均还曾对记者表示,“重庆港区淤积正逐步变成现实,重庆港区肯定是会淤掉的”。      对此,三峡总公司也并非全无意识,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2004年的报道,“前任总经理陆佑楣曾对重庆方面说过,如果实在不行,三峡总公司可以出几个亿,把重庆的九龙坡港口搬到条件更好的寸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副总经理曹广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但是,三峡公司主要打的算盘还是多蓄水,多发电,用发电收入来补助重庆挖淤。越快蓄水到175米就能越快获取更多的收入。这只要简单算一笔经济账就很清楚。三峡大坝每多蓄6立方米就可以多发一度电,当蓄水位从156米升到175米时,水库总库容从234亿立方米增加到393亿立方米,可以多发26.5亿度电,按三峡电力平均0.25元的售价计算,三峡开发总公司就可以多获利6.6亿元左右:而且按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毕亚雄的说法,“水库的水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不断置换,重复利用。三峡利用完这些水,还可供紧接的葛洲坝电厂使用。因此,实际增发电量还远大于这个数。”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有陆钦侃、李锐等老专家不断呼吁低水位蓄水,实际发生的情况依然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三峡大坝一直都处在加速蓄水的状态,原来的计划是2003年135米蓄水后四年,即2007年蓄水到156米,然后根据对库尾泥沙淤积实际测量结果以及移民的具体进度确定175米蓄水的时间,初步暂定为6年的观测时间,也就是在2013年蓄水至175米。事实上,2006年10月份,三峡大坝就已经提前一年完成了156米位蓄水;随后三峡开发总公司又在2008年初宣布,今年要完成第四期移民,并实现蓄水至172米或者175米,2010年10月,大坝蓄水至175米,比原计划整整提前3年!      一旦三峡工程完成蓄水175米,那么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在泥沙问题上就完全失败了,剩下的只能由时间来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否会像三门峡水库时不幸言中。如果确实不幸言中,黄万里先生已经在数年前去世,不用亲眼目睹灾难后果,但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灾难,长江断航、重庆被淹、四川洪水….      2      除了泥沙淤积外,三峡工程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尤其在蓄水位不断增高之后,出现了包括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根据《财经》记者的采访,“三峡二期蓄水后,2003年前11个月整个库区的崩塌和滑坡体就达到了4688处。与2001年全年的2490处相比,短短两年的时间几乎翻了一番”,其中7月13日凌晨发生的千将坪大规模滑坡更是一场大悲剧,大约2000万立方米体积的土石倾泻而下,导致24人丧生;地质灾害的出现并非出乎意料,八十年代水电部主持论证时有专门小组对滑坡地震等做过测算,但结论是:10万平米以上的崩滑体共有260处,不会对三峡工程造成影响。可我们仅从2003年一年实际发生的崩滑数量都可以看出当年水电部论证时的谬误之大!另外,经记者采访报道出来的,还有水库污染、生态破坏、大坝碍航、移民生活无着落等等问题。水库污染的严重程度也是事前没有料到的;而水库修成后会形成的黄金水道以及开发性移民的优点都是三峡主上派事前夸下海口的,如今和他们说的恰好相反,三峡大坝船闸已经成了长江航运的障碍,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去三峡,发现“在2003年下半年197天试通航中,有积压船舶的天数高达119天,其中,船舶等候时间最长的为5天5夜”。      至于移民问题就更严重了,财经文摘的记者到三峡库区调查时,记录了一段可以代表多数移民心声的一段话:“如果地质风险,上面会考察,这里不能住人,就搬走了,危房就加固,整修。关键是人民生活问题,大坝移民影响到了人民的生存。现在老百姓没法生活,接连不断上访,个人的,集体的,随时都有。我给国家算了一下,移民搬迁户均不足一万,安置一个人,人均不足八千元。所以我们三峡移民就依靠上访,但是上访就被镇压,多次镇压。”从移民的反应看,开发性移民并没有把移民移富,相反,移穷了;客观的说,当年力主上马三峡工程的,包括李鹏、钱正英等,都把移民工作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不断强调,但现实是,移民工作的难度不是靠一厢情愿和一点决心就可以完成的;李锐曾说过,移民工作是三峡工程最大的问题,超过了地质灾害,新安江水库修好都快50年了,移民问题依然存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对记者表示:“2006年3月我担任重庆副市长,记得当时接受任命时,组织上对我说,三峡工程的关键在移民,移民的重点在重庆,三峡移民是重庆的立市之本。坦率地说,我压力很大”,事实上,重庆能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它所要承担的移民工作,有李鹏日记为证,他在1996年8月1日里写道:加快重庆市的组建工作,把移民的担子由四川省转到重庆市的身上。      移民工作长期而复杂,充满了各种变数。比如移民数量就大大超过了计划数。根据鲁家果先生的核算,“截至2006年底重庆库区计划移民95.13万人,其中城镇63.6万人,乡村31.5万人;实迁人口102.3万人,其中城镇67.88万人,乡村34.47万人(以上均不含安置人口)。如加生产安置20万人(乡村已安置8万人左右)与2007年及以后移民15万人,仅重庆库区移民总数将达137万余人,超出移民计划42万余人”;三峡百万移民将来会如何演变,也许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才能看清楚,但总的来说,实在不容乐观。      3      所有围绕三峡大坝产生的问题,在三峡大坝一米一米的增高中也一点一点的累积。究竟中国社会为三峡工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很难追问,却又是任何一个关心三峡工程命运的人都会不由自主追问的问题。      当然,三峡工程带来的全部代价是不可能统计的出来的。但是,工程本身需要花费的直接成本,在工程开始之前可以预估,在工程开始之后则可以直接统计;所以如果关心三峡工程的代价,可以从工程预算与工程决算开始谈起。      工程预算,在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修建三峡工程决定之前,八十年代两次论证都提出过。第二次由水利电力部主持的论证会上提出的工程预算是当时争议的焦点,这个论证会从1986年6月开始持续了2年8个月,中间经历了共10次论证会议;1988年在第九次会议时,水电部论证小组按“坝高185米,蓄水位175米,施工期32年(1989年-2020年),2000年发电”的大坝设计方案提出了一个预算方案:按1986年底价格计算,工程静态总投资共361.1亿元(根据能源部高级工程师丁功扬在第九次论证会上的发言,其实静态投资预算里还有一个经营成本58.31亿,总静态投资应该是419.4亿),其中枢纽工程投资187.7亿,水库移民赔偿110.6亿,输变电投资62.8亿;而在考虑了物价上涨和部分投资利息后,动态投资总额应该为:934.5亿。      这个预算一公布就遭到了孙越崎、林华、王兴让、乔培新、陆钦侃等十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反对,他们一起发表了《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与建议》,其中专门提到静态预算361亿的估算不足,理由有:第一,87年88年物价上涨幅度很大,用86年的价格计算低估了静态资金;第二,少算了库尾淤积带来的治理费用和移民费用;至于动态预算934.5亿元,比较这群老专家算出来的结果就差的更远了,算法是由乔培新(曾担任过人民银行副行长)提供的,他在静态预算361亿的基础上用不同的通货膨胀率、每度电不同还款额度以及不同期限的贷款年限来计算,如果贷款利率按国家优惠价,那么动态投资额在787亿~3203亿之间,如果按基建投资利率算,那么动态投资总额在2861亿~5843亿之间。      在1989年第十次论证会上,也是最后一次论证会上,水电部论证小组对这些老专家的意见几乎全盘否定,在能看到的材料里(《三峡工程的论证》,潘家铮等,1990年),唯一一个能支持这些老专家部分观点的是交通部三峡工程航运领导小组顾问的石衡,他在第十次论证会发言上提到:“报告中静态投资用1986年价格为361亿元不合适,预计1989年才提出可行性报告,建议调整改用1988年价格为基础,然后按分年投资和物价上涨指数逐年计算,累计后为总的静态投资,可能大于报告中的673亿元,该多少即多少”。他发言里说的673亿总静态投资,应该是第十次论证会上将(在枢纽工程、移民、输变电工程之外的)经营成本等都计算进来的数据,如同第九次论证会一样;这些对公众“隐藏”的数据,在以后按1990年价格、1993年价格计算的预算里也同样没有出现。      难以获取真实准确的数据或资料,是回顾三峡工程预算历史时一个显著的困难;我们只能从那些在论证会上发言人说的一些蛛丝马迹里推断出一些内容来,比如我们可以知道水电部论证小组用世界银行也使用的Gesp数学模型来计算比较不同三峡工程间的优劣;我们也可以发现水电部门对外宣传的预算和实际数目存在着差距,他们对外宣传的预算费用一直都没有枢纽工程/移民/输变电工程之外的成本,但实际上第九次和第十次论证会上最终的静态投资数目都还包含了其他成本,也因此总静态投资数目超过了他们对外公布的数据,难怪乔培新先生接受李树喜采访时所说的(见《长江长江》,戴晴主编,1989):总投资概算埋伏太大!      其实,不要说可行性报告里计算三峡工程花费的细节了,当时,那些反对三峡上马的人即使只是想要传播自己的观点都是非常困难的。1987年,《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影响广大,将对三峡工程的讨论从专家圈扩散到了社会,这本书因为主要汇集的是“反上派”的言论,因此在出版之前如果没有出版社编辑据理力争,肯定就被领导(按黄万里先生留下来的文字,此领导当是李鹏)禁止了,主管论证部门的甚至“宁愿出资收买全部(3100册)新书,也不准让新华书店公开发售”;可见,虽然一直号称要在三峡工程上民主决策,实际上三峡“主上派”的盖子捂的有多紧!      预算上的埋伏,还有一段历史可以说;按1986年价格计算的三峡工程361亿静态投资总额,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论证时是官方关于三峡工程预算的标准说法,官方的第二个标准说法是19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的预算案,“工程静态总投资按1990年价格水平计算为571亿元。其中,枢纽工程投资298亿元,水库移民投资186亿元,输变电工程投资87亿元”,从法理上说,这个方案是最具权威的,但事实上,这个预算方案被官方提及的次数最少。因为很快,到1993年10月29日,也就是离92年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提案一年多点,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在梅地亚宾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1993年5月的价格水平,三峡枢纽工程、输变电工程、库区移民安置三项费用加起来,总投资(静态投资)是954亿元人民币”。      从1988年到1992年再到1993年,三线工程静态总预算从361亿升到571亿再升到954亿,几年内就将近翻了两番。而物价指数,按国家统计年鉴的数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86年到1993年,累计上涨不到2倍(1.9倍多点),如果这些预算变化里没有埋伏的话,只靠物价指数是无法把361亿变成954亿的。      第三个预算中的枢纽工程静态投资500.9亿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1993年7月份批准的,水库移民搬迁与安置400亿元的静态总投资是在1994年11月批准的。这两项都是以1993年5月末价格计算的,合计总投资有900.9亿元,折算成动态投资总额应该是2039亿;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预算数字是三峡官方从94年开始对外的唯一标准说法,而且每次都会强调三峡工程结束时动态投资能节省200亿,即使从94年到200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标准说法也从来都没有换过。      如果仔细检索的话,可以发现,这个标准说法最初是三峡总公司第一把手陆佑楣说的;李鹏在三峡日记里1998年10月18日这天,记录了陆佑楣向他做的关于三峡工程投资情况的汇报:“三峡工程动态总投资为2039亿元,其中静态900亿元,物价上涨749亿元,支付利息389亿元;由于物价和利息降低,可能节省出200亿元”。      之后,2000年三峡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当时是副总)接受美国《商业周刊》采访时说:“三峡工程的投资包括两方面:一是枢纽工程的建设,所需静态投资为500.5亿元,另一部分是移民搬迁费用,静态投资为400亿元。整个工程共需要静态投资为900.9亿元。这是按1993年的物价水平预测的。……到目前为止。工程投资完全控制在初设概算之内。如果宏观经济状况不发生大的波动,到2009年大约只需要1800亿元,即可完成三峡工程建设,比预计的动态投资少200亿元左右。”      然后是2001年的三峡总公司副总郭涛、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对媒体透露总动态预算将节省200亿,控制在1800亿之内;2002年郭树言、李永安又对媒体透露工程动态预算“1800亿以内,节省200亿”;直到2006年,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副总曹广晶还在对媒体透露同样的消息,而媒体似乎得了健忘症,依然孜孜不倦的报道“据三峡总公司透露…”一个十年前就定调、十年内一再重复的标准官方消息。不得不承认,三峡官方的宣传政策做的非常好;三峡工程从94年施工到现在也经15年了,三峡总公司居然能把工程实际决算情况捂的严严实实,而对外则唱高调与表功并举,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为国家节省了200亿投资的口径,可惜,这样出色的表现反而让人无法相信它的真实性。      三峡官方1800亿预算说法中,最蹊跷也是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整个输变电工程投资预算居然完全消失了,似乎三峡工程从一开始就没有输变电工程这一回事。但事实上,在92年人大通过的预算方案里,输变电工程的静态预算有87亿元,占总投资的15%;到93年的预算里,输变电工程的静态预算已经大幅增长为275.32亿元(也是按93年5月份价格计算的静态投资),突破92年人大预算的幅度甚至超过了整体预算突破的程度,而到2007年底整个工程全部完成,官方宣布的最终动态投资额为395亿元,折合为静态投资则为322.75亿元,超出93年预算47.43亿元,超出92年人大预算235.75亿元,是92年国家正式批准预算的3.7倍!这么高数额的投资,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三峡官方对此的辩解是三峡总公司不负责输变电工程建设,问题是,当年为了论证三峡工程应当上马,同样是这一批人,大谈三峡工程对缓解国家电力紧张的重要作用,强调发电是三峡效益的重要一部分,那么把三峡的电往华东华中电网输送的工程怎么可能不属于三峡工程的一部分?怎么能不计算进三峡的总投资里?又如何能推卸的掉呢?三峡官方一方面将静态总投资高达322亿的输变电工程剥离出来,一方面又大谈特谈三峡工程比原预算节省了200亿,这样打埋伏、耍花枪,也未免太不把全国人民的智慧放在眼里了。      虽然三峡官方遮遮掩掩,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建设提案后,在安排输变电工程如何建设方面的变化依然有迹可寻。李鹏日记在1994年9月13日里记载着他与邹家华、郭树言(时任三建委副主任)、陆佑楣(时任三峡公司总经理)等决定“把输变电工程列一专项,建立一个全国电网建设公司来经营”;随后,国家电网建设总公司于1996年6月18日正式成立,1997年更名为中国电网建设有限公司,不过没过多久,也就是1998年12月,就撤销并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电力公司,成为国家电力公司电网建设分公司,到2002年12月,又重新成立为国家电网公司;不管这个公司前后怎么变化,反正三峡输变电工程是完全托付给它负责建设了。      4      国家投入到三峡输变电工程上的钱,也属于三峡建设基金,是从属于三峡建设基金的一个专项资金,叫三峡电网建设基金,按照《三峡电网建设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我们可以发现,通过电力加价征收的建设基金中有两部分属于电网建设基金,一是三峡工程第一批发电机组投产受益地区每千瓦时电加收6—8厘,二是四川省和重庆市每千瓦时电新加征的3厘钱(这部分钱专门用于三峡电站至四川、重庆的送变电工程建设和前期工作);在资金管理上,虽然三峡电网建设基金由国家电网公司具体使用,但是受三峡建设委员会领导并负责。      作为专项基金,三峡电网建设基金是不能随便挪用的;不过,在官方编制的三峡输变电工程大事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1998年1月份,也就是三峡二期工程刚刚开始之际,李鹏、邹家华决定将1997~1999年用于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的基金调剂给三峡枢纽工程和移民迁建工程使用,2000年、2001年再返还给中国电网建设有限公司(就是后来的国家电网公司)用于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水电部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时,在资金筹集和财务分析上说的头头是道,打了很多包票,其中之一就是三峡工程投资依我国国力完全可以承受,并列举过多种融资渠道;可从工程实际建设情况来看,在三峡工程开工三年多,资金筹集就曾陷入到困境中,甚至需要挤占输变电工程的钱来保证枢纽工程与移民的进展,导致1999年电网建设资金不足,只好由电网公司尽力设法向外方融资。            从三峡工程建设年鉴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在三峡工程开工前几年,直到1999年,三峡建设基金的征收都不太顺利,地方电力公司还是颇有抵触情绪的,而且因为工程遭抵制使得向国外贷款也不太顺利。另外,通过李鹏日记里的记载,也能隐隐猜到三峡移民工作在开始时并不太顺利,腐败严重,而超支不少,比如,1997年12月4日,他这样记录:二期工程投资原计划720亿,要增加80亿元,郭树言说移民可能要增加一些。      由于整个工程一直都是不透明运作,工程决算的实际真相我们很难得知。不过,可以肯定,尽管三峡总公司对外一直宣传1800亿的说法,对内他们应该另有一本账。三峡工程著名反对派,戴晴女士就曾提过另外一个数字,她在96年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信里提到,“1995年秋,当三峡工程已经正式开工,从技术的角度看工程已不可逆转时,三建委副主任、三峡工程投资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回答朱熔基副总理对总投资的询问时,所报数额为¥6000亿”(戴晴在另一篇文章《三峡工程蠹虫》提到的陆向朱镕基汇报的时间是1997年)。      为了让项目通过,采取开始时报比较低的预算,等到项目开工木已成舟时又不断追加预算,这种项目被人们称为钓鱼工程;钓鱼工程这种事情我们并不陌生,当年葛洲坝工程,1970年开始时的预算是13.5亿元,随后1974年由于工程质量过差,不得不将概算增为35.56亿,到一期工程结束,二期工程开始时(1983年)又一次将工程总预算增加到48.48亿;李伯宁曾辩护说,第一次预算是文革产物,不能算数;可是,第二次将预算增加是八十年代的决策,而且超出预算的比例高达36%,这绝非小事。      三峡工程在八十年代就被人批评将来会成为钓鱼工程,三峡总公司将工程决算实际情况捂的这么紧,而对外又一直只说为工程节省钱,动机之一应该是想避免被视为钓鱼工程。可是,如果陆佑楣向朱镕基汇报的6000亿属实,那将是一个多么惊人的钓鱼工程!      即使三峡总公司否认6000亿的说法,他们也无法否认,三峡工程确实引发了许许多多他们控制不住、也掩盖不了的问题,包括移民增多、库区污染、地质危害等等,而治理这些问题都需要大笔投入,典型的比如清库费用,工程预算里是没有这笔钱的,可是水库污染又必须解决,结果到2000年时,钱正英和张光斗跟三建委要求追加投资3000亿元用于清库,只此一项就超过了工程预算总费用,而如果所有类似的追加费用最后中央政府都不得不去满足的话,那三峡工程不就是一个典型的钓鱼工程嘛!      2005年,戴晴女士在北京做公开演讲时曾感慨道:“大家一定已经注意到了,文物保护没钱,中央追加(30亿);水库清库底没钱,中央拨款(一期50亿)。移民由当地安置改外迁,要填多少钱?巴东新县城整个搬迁,要多少钱?发电机从26台增加到32台,钱哪里来?升船机上马,又要花多少?…1980年代我们就说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三峡工程必是个不断要挟的钓鱼工程、无底洞,15年过去,已经得到证实。有人估计6000亿已经打不住了,一个“体制内人士”告诉我,戴老师,你说一万亿,只少不多”。      是的,从三峡工程开工到现在,快15年过去了,国家为三峡工程多付出了很大代价,即使这些代价至今还无法全部算清,但也不是三峡总公司“节省200亿,总投资会控制在1800亿”这样一个拙劣的说法可以掩盖的住的。       5      多年以来,对三峡工程预算的关心甚至质疑,自三峡工程开工以来就一直都不乏其人。直到最近,2008年两会期间,来自重庆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程贻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三峡工程现在接近尾声,应该向全国人民交个账。      比较明确追问三峡工程到底花了多少钱的是林培榕,他在200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老百姓应当有知情权——就三峡工程总投资超预算与潘家铮商榷》,不仅谈到三峡总公司宣扬1800亿预算的谬误,而且还提到三峡工程在移民费用与环保费用上的节节攀升。按他文中的估计,三峡工程最终移民费用要花掉800-900亿,远远超过92年人大批准的预算186亿。在环保费用上的投入也是当年预算所没有,但是林培榕指出,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所的透露用于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的393亿元资金,仅此一项就相当于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而且为了治理三峡工程带来的各种问题,未来肯定还不断需要新的投入,林培榕称之“防治是无休止的,投钱更是无止境的。”      给三峡工程算账,直接目的是要讨个明白,看看让全国人民付出这么大代价的工程究竟值不值。事实上,即使不考虑三峡工程上马后钓来的追加投资,只从纯粹水电工程的角度判断,三峡工程的造价也是昂贵的,这一点即使是极力为三峡工程辩护的人也不敢否认。      八十年代,在水电部领导对三峡工程第九次论证扩大会上,能源部电力规划设计院规划处处长、高级工程师丁功扬将三峡工程与可能的替代方案,也就是长江支流上的水电工程(溪落渡、向家坝、构皮滩替代方案)作了一个比较(在88年版本的预算基础上),他承认:“其它地区有些水电站就电站本身而言,技术经济指标优于三峡工程,如,平均单位千瓦投资为1301元(三峡工程为1687元),平均单位电度投资为0.25元(三峡工程为0.355元),这些电站如果只在四川、贵州开发应用,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能源开发项目。”但最终他论证三峡工程更优越的方法是把输变电工程的费用一起计入,认为三峡工程的地理优势使得总成本会比这些替代方案更低;而事实上,我们前面已经提及,三峡输变电工程最终耗费的投资远超过开始的预算。      黄万里先生对三峡工程造价也有非常专业的发言,尽管他曾强调只要三峡泥沙淤积问题没搞清楚,就毫无必要开始后面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包括经济可行性。他先后数次致书国家领导人,其中至少两次谈及三峡工程的经济评价。他在92年三峡刚通过人大投票时致书江泽民等新的国家领导人,谈了四点反对三峡上马的意见,其中第三点是:“三峡坝工经济可行性是根本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美千瓦投资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方法是错误的。”      93年,他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的信里又写道,“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并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见《简释》文)。但是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循着黄先生的观点,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在国家电力监督委员会发布的《2006年电力工程项目造价》里,2006年新建水电工程造价单位造价为5754元每千瓦,其中大(I)型水电开发造价为3871元每千瓦,按国家标准,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25万千瓦以上的称为大型水电站;其中大于75万千瓦的为大I型;三峡工程总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如果算上地下机组则总容量为2240万千瓦,属特大型水库,即使按官方报告的预算1800亿计算,每千瓦造价为8035.7元,如果不计入地下机组,单位造价更高为9890元。相比2006年国家大(I)型水电开发造价3871元每千瓦,三峡是它的两倍有余了。      这还没把三峡工程前期论证费用计入。一般来说,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与设计费用花费不菲,黄万里先生在《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修建》一文里提过一个比例,即可以占到工程造价的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三峡工程造价巨大,当年又引发了那么大的争吵,前后经历了两次规模巨大的论证,论证费用肯定比之一般的工程论证要大不少;可惜,这方面数据从未曾公布。唯一报道过的是八十年代末水电部主持论证时花在泥沙论证上的费用,在樊云芳等写的《三峡工程论证始末》里提到,“泥沙论证小组最后的论证结论是:情况已清楚,问题可以解决。而每个字的论证代价是100万元”,也就是共花了1100万元。另外一个可供参考的数字是1986年8月开始水电部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合作做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为这个可行性研究加拿大政府出了1300万加元。可见,八十年代中国政府花在三峡工程的论证上的钱至少过亿。      如果再把三峡工程开工后带来的其他各种治理成本以及工程超支的成本一起计入,把因三峡工程开工而挤占掉的其他水电工程能产生的效益一齐计入,那么,这个工程相比长江支流上的替代方案就更昂贵、更不可取了。当年,在这些治理成本与超支成本都被主上派用一堆保证和证明掩盖住时,李锐等老专家就已经指出,一意孤行上马三峡工程将对国家水电开发造成严重的挤占:“1979年我复职后在水电部工作期间,体验过葛洲坝工程对其他项目的冲击和影响。当时,由于葛洲坝工程吸走了大部份水电建设资金,结果许多急待开工的水电项目(如龙滩等)就只好靠边站了,许多在建工程也都因投资紧张而拖延工期。所以,在三峡工程上马前,我曾预言过,一旦这一大工程上马,水电就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因为,三峡工程一开工,国家就没有钱投资其他的水电项目了。电力部有一位管水电的副部长,当时并未重视我的这个预言,等到三峡工程一上马,他才意识到,李锐说中了,水电建设真的没钱了。所以,他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风力发电上去了。”(李锐:《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      更严重的是,三峡工程吸引走了水利部门对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的注意力,98年长江大洪水过后,黄万里先生对失责的水利部长钱正英有极其严厉的批评:“查水利部于1980年7月30日由钱正英签发上报国务院的(80)水办字第80号文《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对长江中下游作出了近十年(l980~1990)防洪部署,主要为: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1954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抬高,以扩大洪水泄量;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上述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应在1990年完成,但因实施不力,完成很差。1987年8月7日水利电力部又由钱部长签发了(87)水电计字第313号文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执行情况的报告》,要求推迟至1995年完成此项任务。但是到1998年大洪水来临时此项任务仍未完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三峡工程论证期间,不少专家强烈呼吁先做好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再兴建三峡工程,作为水利部长是怎么想的?是否存在“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在作祟?很值得深思。l980年所定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以防御1954年大洪水为标准。1998年长江中下游洪水比1954年小,如能按照所部署的培修加固堤防和落实分蓄洪措施,完全可以安全渡过这次洪水,不会那样被动而酿成那样巨大的水灾损失。由于对培修巩固堤防不重视,1998年洪水时长江中下游堤防出现各类险情73825处,经广大军民奋力抢险,还造成淹没耕地354万亩,受害人口23l万人,死亡l526人,倒塌房屋212万间。如果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能如期完成的话,本应可大大减少灾害,此岂不值得反思吗?”       6      然而,最可怕的是,江河长流,岁月推移,我们依然还要为三峡工程继续付出代价;当年论争中对立的双方陆续老去,留下的这个大坝和因大坝引发的一大堆问题,只要没到最后最坏的结果出现,只要人们希望减少或者延缓大坝可能带来的灾难,人们就得继续为它付出。      潘家铮在2007年岁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了一些妖魔化三峡工程的国外媒体,并且说:“…作为我个人,三峡工程耗尽了我后半辈子的全部精力,现在这个工程被人们形容为妖魔、炸弹、一库酱油,心里很不好受,我希望这些先生们能够客观地报道中国,中国人民欢迎朋友们的批评和监督,哪怕讲得重一点,我们也是欢迎的,但是请不要‘妖魔化’。”      应当说,由于三峡工程对中国至关紧要的程度,即使存在对立的观点,我们也不应该妖魔化任何一方。三峡工程不仅仅耗尽了潘家铮等大坝建设者半辈子的精力,更耗尽了像黄万里这样杰出的科学家的大半辈子;可是,在过去的历史里,对黄先生、对李锐、对陆钦侃等专家观点的压制,比外国媒体对潘家铮等的“妖魔化”程度来的更严重;这种压制,不仅仅消耗了这些专家宝贵的才华,而且也给三峡工程的未来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避免妖魔化的一个恰当方法,是要给与各方观点公平论争的平台,既不能用组织原则和纪律性要求反对方闭嘴,也不能强迫所有对三峡工程开口评论的人必须有主流眼光,也即陆佑楣所说的在肯定三峡工程巨大贡献的前提下讨论三峡工程。在当下三峡工程已经建设的情况下,避免妖魔化更重要的方法是要透明化,把多年来被三峡大坝建设者们藏的严严实实的信息与公众共享,包括八十年代的可行性报告、工程历年的实际决算、库区治理的实际投入等等都公诸于众,把三峡大坝给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也一一清楚的向人们展示,而不是多年如一日的说工程只会花1800亿,会节省200亿这样的谎言,或者指责批评者对三峡工程的妖魔化。既然潘家铮等自信三峡工程没有大错,又怎用担心别人错误的挑战呢?而且,既然选择了在三峡工程上耗尽后半辈子,又怎么会没有信心公开一切,让人相信你的贡献呢?      当然,在这一切尚未到来之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寻找真相,在宛如一堆碎纸的公开材料里复原三峡工程总代价的整个图案;和我们国家的转型一样,这件事情既难,又只是开始。   来源: 郭玉闪 链接: http://blog.163.com/guoyushan_vip/blog/static/57001660201011314453717/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3992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用良心和科学看住三峡》

《用良心和科学看住三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56b26901017nyl.html 江鸟又见    2010-9-3 7月19日重庆遭遇今年最大洪峰,朝天门、瓷器口等等重要地标被淹,重庆人亲眼目睹两年来反复的水淹,回想有记录的重庆受淹,过去平均约每20年一次,可三峡大坝蓄水不过五年,朝天门已连续两年入水,不禁怀疑这与三峡汛期蓄水滞洪有关。见下两图。 对此,记者向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问责。下面是新华网、人民网及新民网等各大网站8月2日刊登的记者对曹广晶问答:(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8/02/c_12397199_3.htm ) “记者:7月19日重庆遭遇今年最大洪峰,朝天门码头被淹,此事被指与三峡汛期蓄水滞洪有关,这个如何理解? 曹广晶:……。7月19日重庆寸滩水位达185米时,三峡坝前水位是150米左右,水库回水还不到涪陵,应该说这次滞洪作用并未对重庆排水造成影响。” 按曹董事长的意思,重庆朝天门淹水水位185米时,下游三峡大坝水位才150米左右,它对应的回水范围上溯还不到涪陵。而涪陵距离淹水的朝天门远得很(123公里),所以重庆的高水位,是重庆以上降水引起的,跟三峡蓄水滞洪无关。 一个公开宣布、众人知晓的三峡水库的基本水文指标是,坝前水位145米时,回水末端将到达长寿境内。然而今天三峡总公司曹广晶董事长居然答记者道:“坝前水位150米左右时,水库回水还不到涪陵。” 查地图,涪陵在长寿的下游34公里。既然长寿县是145米坝前水位的回水末端,那么150米坝前水位的回水末端理应在长寿的上游,可今天反退回到下游的涪陵以下去了。请问曹广晶董事长,您用的功法,是不是乾坤大挪移? 更有甚者,曹广晶居然说坝前160.3米,回水只到涪陵下游清溪场附近。请看8月1日在央视“大坝前的对话”节目中曹广晶与记者的一段对话及其录像: 主持人:那进一步有人会担心,如果洪水再大一些的话,会出现所谓的为了保武汉而淹重庆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吗? 曹广晶: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上游水位,我们前两天达到160.3米的时候,它的回水也只到了涪陵下游清溪场附近,这个对重庆的泄洪排涝没有什么影响。 本网民将用以下两组数据,揭穿曹广晶的谎言。一是重庆寸滩的江底海拔;二是清溪场的江面水位。 用免费软件谷歌地球(Google Earth)本民测得寸滩江底海拔如下: 从表中看到,寸滩有约400米的江底海拔低于160.3米。假想从坝前160.3米高程拉一条水平面到寸滩,这水平面将几乎擦江底而略高。因此可以估计出,160.3米坝前水位对应的回水末端,就在寸滩附近十几公里以内,而曹广晶董事长的“回水也只到了涪陵下游清溪场附近”,却在寸滩下游120公里之外! 曹广晶在对话中,只提三峡坝前水位(160.3米),不提清溪场水位,明显的是做贼心虚。下面是本网民零星搜集的数据,贴出来以视正听。 7月20日清溪场(涪陵下游仅11公里)水情数据与建坝前天然水情比较: 可以明显的看出,坝前水位135米时,清溪场还是天然河流状态,因为这里的水位与相近流量下的80年代水位基本相同;然而坝前水位150米左右时,清溪场水位远超天然状态。相同的地点,相近的大流量,有大坝149.81米坝前水位的顶托,要比当地水位自然河道的水位要高 163.78 - 158.21 = 5.57 米。下图是以此数据绘制的“三峡水库修建前后同样流量下的水位曲线例证” 按照曹广晶的说法,150米的坝前水位的回水红线,应该在清溪场跟相同流量下的自然水位兰线相切,然而实际上却相差5米半! 下图是猫眼网民根据自己测量的三峡各站位置及江底海拔,自己搜索查到的水情资料,利用软件自己制作的水情号2010.072808的模拟图。从图可见,坝前158.09米,寸滩流量53300立方米每秒下的回水末端(尖灭点),距坝前593.48米,比曹广晶说的清溪场的477.6米远116米!距寸滩只有12公里。 综上所述,本网民认为,这次曹董事长的答记者,是利用大众不知涪陵地理位置,没有水库回水概念,瞒天过海,为三峡枢纽设计缺陷开脱的误导公众的行为。 三峡既不姓李也不姓张,三峡不属于哪一家公司,也不属于哪一个利益集团。三峡是中国的,中国人民是三峡当仁不让的主人。中国公民可以名正言顺地谈三峡,可以理直气壮、直言不讳地质疑三峡工程。 让我们用良心和科学看住三峡,保护长江! 回帖人: visit1      | 2010-9-3 10:59:14     第 5 楼 以后还有更多更大的悲剧。 回帖人: 江鸟又见    | 2010-9-3 11:22:35    第 6 楼 三峡枢纽捉襟见肘 防洪库容三折七扣 江鸟又见    2010-7-25 2010年7月初,湖南江西诸水猛涨,武汉九江相继洪水入城漫堤成灾。可号称能抵御千年一遇洪水的三峡大坝,却在仅仅蓄洪14亿立方米(即仅占总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的6%)之后,在距设计最高防洪高程的175米还有25米的坝前水位下,不顾下游汛情,于10日8时,竟然按32000立方米/秒的大流量放水泄洪。在大江上下,长城内外网民的一片抱怨声中,水电利益集团的喉舌张博庭(笔名水博)奉命解释,写了一篇“科普”:“三峡大坝为什么要汛期泄洪?”(见链接 http://www.sciencenet.cn/m/Print.aspx?id=343013 ) 文中水博一反常态,把能防长江千年洪水的三峡水利工程防洪库容,故意贬低为:“可调度的防洪库容仅有221亿”,并承认,如果再不泄洪,就会使“221亿的防洪库容肯定很快就会被填满。对今后再出现的洪水,三峡大坝将会完全失去任何防洪作用”。甚至警告:“为了保障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存在,我们就必须对三峡水库实施防洪调度。” 这里,水博实实在在地通知了大家,虽然坝前高程只有150米,可再不泄洪,面对今后再出现的洪水,221亿的防洪库容肯定很快就会被填满,三峡大坝将会完全失去任何防洪作用。注意他的用词是:肯定、很快被填满、完全失去、任何防洪作用!本民以为,水临城下,可怜的水博这次说了实话,那就是所谓的防洪库容221,要大打折扣。 7月19日三峡工程迎来建成来最大洪峰,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到70000立方米每秒,重庆寸滩站水位185.06m(超过保证水位1.56m)。次日,长江防总常务副总指挥蔡其华在电视上公开承认,这次三峡水库“拦蓄洪水70亿立方米左右”。 让我们来算一下。19日入、出库流量分别是7万立方米每秒和4万立方米每秒,因此水库每秒净存3万立方米,一天约9万秒,19日一天就存了约27亿立方米;连同17、18两日(每天每秒至少净存2万立方米),三天加一起,有70亿立方米了。蔡氏估计没错,这次洪峰三峡水库才存了70亿立方米,只占三峡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的32%。 问题是,221.5亿立方米的其余七成哪去了? 是没用上,还是根本用不上? 对比几天前水博的交代:“221亿的防洪库容肯定很快就会被填满。对今后再出现的洪水,三峡大坝将会完全失去任何防洪作用”;“为了保障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存在(!),我们就必须对三峡水库实施防洪调度”,回答显然是后者。即这次洪峰检验了三峡工程枢纽,它的防洪库容根本远远没用221.5亿立方米,而是只有70亿立方米! 然而水博在他的“科普”中却不敢说出原因何在,现在让本民来教教水博怎样写“科普”文章吧。 三峡大坝背后的所谓水库,其实是一条弯弯的河道,长5、6百公里,宽只有1公里上下。 西端进来一个洪峰,假定此峰极窄,数学物理上的脉冲。这个脉冲叫流量,流量的单位是体积每秒,比如几天前流量曾达到70000立方米每秒。体积=横截面面积x长度,流量=横截面面积x流速。流速的平方同动能成正比。所以,洪峰脉冲等于在三峡大坝的西端进口处射进来一颗子弹,具有动能的子弹。 (点击看大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要知道洪峰不是刹那间的事,而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输入。不过任何洪峰都可以用许多狭窄的脉冲叠加而成。洪峰总量是流量对时间的积分,说这次洪峰进来多少亿立方米。对洪峰总量取时间平均值,用多少亿立方米每秒来描述,便是流量。注意,洪峰不是一颗子弹,是机关枪哒哒哒从三峡西端进口连续的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扫射。 是的,在没有建三峡大坝之前,洪峰之下重庆也被淹过,但是东头堵上一个大坝,流速在坝前截止为零,显然有坝比没坝上游容易被淹。然而毕竟三峡水库几百公里长,所以只要距大坝足够远的上游某处以上,坝的阻挡作用可以感觉不到。此处水利学管它叫库尾回水末端或尖灭点。即在此点以上发生的洪峰脉冲,奔腾向东视而不见大坝的存在,它在西头淹不淹重庆,跟东头有没有大坝无关。 每颗子弹飞过了回水末端后,感觉到有大墙在前,它的动能就化成了重力势能----水力坡度。水力坡度是水面单位长度的落差,落差乘重量便是势能差。一颗子弹造成一定量的水力坡度,几万颗子弹打了几小时甚至几天,三峡库区还不高峡出斜湖,处处重力势能差啊?人们希望稳定,物理上叫势能最小,高峡平湖势能稳定最小,但是你输入几天的动能,化作势能,使平湖变斜。 射进来的子弹不但带有能量,还带有质量、体积。所以库内不仅水面变斜,水面也要升高。 尖灭点位置由坝前水位及河道河底海拔高程确定,跟西端洪峰流量也有关系。让我们拿出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的精神,省却计算尖灭点的繁杂手续,给出三个尖灭点的例子如下: 坝前135米水位时三峡大坝的尖灭点在距大坝494公里的涪陵李渡镇(卢跃刚、潘家铮,“三峡工程答疑录”,《中国青年报》2003年7月2日); 坝前175米水位时三峡大坝的尖灭点在朝天门码头以西(!)几十公里的重庆市海关至江津段某处(“三峡水库回水范围研究”,《水运工程》,2003年7月,黄碧珊等); 坝前156米水位时三峡大坝的尖灭点在重庆市的铜锣峡。 由此可见,想在汛期蓄水到坝前175米是水中捞月了。为什么?因为对应175的坝前,重庆已落在回水区内,区内因洪峰增大的水力坡度,将使水位从坝前的175米,经600公里的提升,到朝天门码头水位该早超过灭顶的190米了。 在19日的洪峰下,三峡枢纽不顾下游高水位,硬是进七泄四,死守坝前156。为什么?因为:“三峡坝前156,尖灭直逼铜锣口”。铜锣峡口在哪里?距离寸滩仅仅8公里,距两江交汇的朝天门也只有13公里!当时重庆水位185米,朝天门码头阶梯大半淹没。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27日长江水文站记录如下: 站名        时间                水位(米)        流量(立方米/秒) 寸滩        27日02            179.97            47700 三峡水    27日02            156.74            ------ 坝前水位156.74米,库尾回水曲线末端又移到铜锣峡。水力坡度在600公里内,一路使水位逐渐上升到寸滩的179.97米。平均水力坡度(179.97-156.74)/(600*1000)= 万分之0.39。库尾回水区末端抵达朝天门脚下,正在到来的第二次洪峰,使重庆再次泡汤。 要是三峡水库泄洪,固然能解救重庆,但三峡大坝下游各站将超过警戒水位了。为顾全大局,重庆人只有再次做出牺牲了。这个牺牲重庆保下游,或牺牲下游保重庆的尴尬局面,不是调度能够解决得了的,是三峡枢纽设计的根本缺陷造成的。这个70亿立方米其实就是在高峡斜湖的汛期三峡枢纽的最大防洪库容了,那个221亿立方米也配叫防洪库容?70/221.5=32%,三折。 这便是: 三峡枢纽 捉襟见肘 防洪库容 三折七扣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 刀法姿然       影响力指数: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9-3 13:32:16     第 7 楼 好文当顶。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 挑剔者       影响力指数: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9-3 14:29:15     第 8 楼 先顶再细品。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 挑剔者       影响力指数: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9-3 14:35:23     第 9 楼 有图有真相(点击看清晰原图)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三峡工程的代价(上)

三峡工程的代价(上) 郭玉闪 2010-12-03 01:46:56   三峡工程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   这场灾难会带来的后果,虽然尚未发生,但早为人所料。世间大概再没有比事前知道恶果却又无力阻止更伤心的事情了。当年三门峡水库要上马,黄万里先生一再反对和警告,可惜当权者不理睬,结果是恶果一一兑现,一个花了40亿(预算是13亿)的水库刚建成不到两年就淤积严重,泥沙一直淤积到西安,富饶的渭水平原沦为盐碱地,大量移民被迫背井离乡,这种牺牲最后却成了笑话:这个水库毁了数十万人的家园,毁了黄河,换来的却是一个废库和陕西的水灾。   不幸的是,即使是三门峡水库这样的灾难也没能让当权者多些畏惧心。翻看李鹏的三峡日 的 记会发现,“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原来是因为这天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中坝方案;可见,在三峡工程的决策上,和当初三门峡一样,依然是谁官大谁有份量。用不懂水文水利乃至工程的政治人物来做决策的最大依据,这是李鹏为首的政府高层官员决策三峡工程时犯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李鹏 的 日 的 记里还记载着1990年王震同志对三峡工程的挂念,但唯独不见对黄万里先生的任何记载。事实上,作为曾经成功预见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果的大科学家,黄万里先生拥有着崇高的声望,可是,这样一个行内权威在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工程里,不仅仅没有被吸收进三峡工程论证小组,甚至官方对他完全视而不见,黄先生自80年代到九十年代先后六次写信给中央主管官员,包括钱正英、江泽民等,阐述三峡大坝不可修的道理,但没有任何回音;由于忧虑三峡工程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黄万里先生一度考虑要将国务院告上法院,直到临终前黄先生都对三峡工程念念不忘,连遗嘱都在交待对长江的治理之策。   三峡官方很多人包括潘家铮、蒲海清等都曾先后表示说,反对意见对三峡工程是有益的,反对者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似乎在三峡工程上反对意见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这些明显虚伪的话还一度四处流传。其实,且不说他们对黄先生的完全漠视,即使是李锐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具有重量级身份的反对者,在表达意见时也遭到了“组织待遇”。李 的 鹏在1996年4月15日的日 的 记里这样写道:昨天,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另外,在1998年4月25日他去看望生病的肖秧(主上派的主要人物,曾当过重庆市长、四川省长),提到:三峡工程议案在人大审议通过期间,他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对四川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当时许多反对意见来自四川。这里的“做了不少工作”,显然也是要求这些反对意见要从大局出发。   所谓从大局出发,说的直白点,就是可以置科学于不顾:即使李 的 鹏在日 的 记里记载着他在各个地方发表科学治水的讲话,也不表示他对科学真有什么敬意。李锐在回忆文章里提到,1986年开始的历经两年多的三峡工程论证,是由水电部门一手操作的一言堂,“凡是批评三峡工程的专家,多数都被排除在论证专题组之外,而且对这一工程批评最多的专家,水电部都一概不予邀请”,比如黄万里先生与李锐这两位最著名的反对者都被排除在外。讨论蓄水位时,最终选择的方案是领导在开始就授意的175米蓄水方案;泥沙试验,1988年7月,按1954年大水大坝蓄洪至175米北京水科院泥沙研究所做的泥沙模型试验显示,“重庆最大的九龙坡港区和朝天门港区的淤积很严重,再经两年尽量排浑也冲不掉;原在码头附近的深水主河槽已被淤塞,而主槽移到对岸去了。长江科学院同时也做这个试验,与北京水科院的结果很相似。但是在以后几次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和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汇报中都没有提及这个泥沙试验所得出的严重淤积情况。”(陆钦侃等2004年) 1   可是,客观规律并不会因为领导讨厌就自动消失,黄万里先生对三门峡的预言已经是一个例子;在三峡工程上,黄万里先生反对的更激烈,因为在长江上建坝后果比三门峡更严重。长江三峡工程与黄河三门峡水库一个巨大区别是,淤积三门峡的是悬浮在水里的小颗粒的泥沙,可以设法用水冲出水库,而长江除了泥沙外,还有沿河床移动的砾卵石,按黄万里先生的估计,重庆以上长江砾卵石夹底沙的年输移量约有一亿吨,修坝蓄水后这些砾卵石一粒都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后就会堵塞重庆港。   三峡公司的工程师却不承认这一点。2003年潘家铮接受卢跃刚采访时对黄万里先生的估计嗤之以鼻,认为黄万里先生既没有把观点发表在什么负责任的论文里,又没有什么可靠的观测或者实验可以佐证,似乎黄先生这个在学术上最有份量的反对者只是在胡闹。事实上,黄万里先生关于长江砾卵石输移量的见解都发表在《水力发电学报》上(1993年,1995年),而且他还“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三千公里”;他对三峡砾卵石淤积的意见是专业且不容忽视的,相反,潘家铮的傲慢和虚伪则表露无遗。   三峡大坝在经历数次实验性蓄水后终于在今年(2010年)10月26日蓄水至175米,所以黄万里关于三峡大坝的预言也许将很快可以得到验证:如果黄万里等专家关于三峡泥沙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当水库蓄水到175米时,库区回水将上达重庆,若遇到大洪水,河水携带的泥沙能把重庆淤积变成死港,而且嘉陵江也会因为淤积而抬高水位从而使重庆处于水灾的威胁之中。   担心三峡大坝会被砾卵石迅速淤死,这从八十年代水电部门极力推动三峡大坝上马开始就已经屡屡由专家提出,但却几乎完全被官方轻视或者忽略,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组织的正式的工程论证都一再把黄万里这样的专家排斥在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工程争议太大,所以政府先后组织了两次论证,第一次在1983年,由国家计委牵头,最后定的方案是蓄水150米的低坝方案,第二次是水电部组织的论证,前后历时两年多,得出的方案是蓄水175米的高坝方案;1992年最终拿到人大通过的是第二次论证的方案,而在这两次论证过程中,黄万里的观点都没有得到尊重和重视。   其实,对于工程应该如何论证黄万里先生也自有非常专业的观点。黄万里先生在1993年《对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文章里提到,拦河修坝是否可行,首要的问题是对工程环境作分析,其次才是工程本身的可行性(包括经济、技术、社会、军事等)分析。具体在三峡大坝的可行性问题上,首先需要分析长江宜昌以上河床演变机理,从而推断在长江建三峡大坝是否会发生砾卵石淤积库区,如若无法事先弄清楚砾卵石问题,则三峡大坝断不可修,也毋需再作后续的工程可行性(包括经济、技术、社会、军事等)分析。   所以,长江砾卵石的输移量和库区是否很快淤积才是三峡工程应否上马的最关键问题。也正是出于对泥沙淤积的忧虑,从九十年代三峡工程开始动工,已经木已成舟之后,在无法停止工程建设的情况下,一批老专家转而求其次,多次上书要求按低坝方案建坝,或者至少把水位定在低水位(150、160米)。1998年,陆钦侃、徐洽时等一批水利专家写信给江泽民与李 的 鹏,要求把水位定在160米,把省下的钱用于上游工程(李 的 鹏以不耐烦的口气在日 的 记里提到了这件事情);到2004年6月,三峡已经蓄水到135米后,陆钦侃又一次联合300多名专家上书紧急建议,“三峡蓄水到156米后,一定要先停下来,不要贸然蓄水至175米,否则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包括上游洪灾和重庆港淤积”。   若只从官方披露的信息看,泥沙问题一片光明。2007年底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三峡办主任汪啸风表示,库区泥沙来量下降,水库排沙比高于设计预计值,特别是2006年和2003年,原预测入库泥沙量为每年5亿吨,实测仅2亿吨,说明来沙量减少,而排沙功能已达到设计要求。潘家铮则保证“三峡水库是淤不满的”,“三峡水库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水库。”似乎确认三峡水库淤积问题已经解决,三峡完全可以快速提前蓄水至172米或175米。   可是,正如四川社科院专家鲁家果所分析的,“2003年水量偏枯,2006年是枯水年,四川、重庆大旱,水库又正在蓄水,如以这二年观测数据来推断今后入库泥沙量,难免以偏概全。只有经过一、二次较大洪水,我们才能较确切地判断河床推移质卵砾石及底砂对库尾淤积的严重程度。”另外一些专家,比如老地理学家金绍绸认为:如果蓄水至175米,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再次出现的话,库尾将淤积数亿吨泥沙和卵石,中国最重要的内陆港口重庆港将成为死港;还有国务院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成员荣天富,也曾明确说过,三峡蓄水175米以后,由于泥沙淤积,重庆的九龙坡港和朝天门码头都会出现断航。2006年2月,地质专家范晓作了一次三峡之旅,发现长江左岸一条支流乐天溪口已经被泥砂淤高成一大片滩地,溪流几乎被堵死,淤积的泥沙有20米厚,而“在重庆主城区汇入长江的嘉陵江,就是一个放大的乐天溪”。   重庆政府对三峡蓄水后港区汇淤积显然也是有认识的,所以才在2003年开始动工建设寸滩港。而且2004年三峡大坝蓄水一周年时,南方周末记者赴三峡调查时,重庆市交通委计划处副处长李昌均还曾对记者表示,“重庆港区淤积正逐步变成现实,重庆港区肯定是会淤掉的”。   对此,三峡总公司也并非全无意识,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2004年的报道,“前任总经理陆佑楣曾对重庆方面说过,如果实在不行,三峡总公司可以出几个亿,把重庆的九龙坡港口搬到条件更好的寸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副总经理曹广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但是,三峡公司主要打的算盘还是多蓄水,多发电,用发电收入来补助重庆挖淤。越快蓄水到175米就能越快获取更多的收入。这只要简单算一笔经济账就很清楚。三峡大坝每多蓄6立方米就可以多发一度电,当蓄水位从156米升到175米时,水库总库容从234亿立方米增加到393亿立方米,可以多发26.5亿度电,按三峡电力平均0.25元的售价计算,三峡开发总公司就可以多获利6.6亿元左右:而且按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毕亚雄的说法,“水库的水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不断置换,重复利用。三峡利用完这些水,还可供紧接的葛洲坝电厂使用。因此,实际增发电量还远大于这个数。”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有陆钦侃、李锐等老专家不断呼吁低水位蓄水,实际发生的情况依然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三峡大坝一直都处在加速蓄水的状态,原来的计划是2003年135米蓄水后四年,即2007年蓄水到156米,然后根据对库尾泥沙淤积实际测量结果以及移民的具体进度确定175米蓄水的时间,初步暂定为6年的观测时间,也就是在2013年蓄水至175米。事实上,2006年10月份,三峡大坝就已经提前一年完成了156米位蓄水;随后三峡开发总公司又在2008年初宣布,今年要完成第四期移民,并实现蓄水至172米或者175米,2010年10月,大坝蓄水至175米,比原计划整整提前3年!   一旦三峡工程完成蓄水175米,那么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在泥沙问题上就完全失败了,剩下的只能由时间来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否会像三门峡水库时不幸言中。如果确实不幸言中,黄万里先生已经在数年前去世,不用亲眼目睹灾难后果,但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灾难,长江断航、重庆被淹、四川洪水…. 2   除了泥沙淤积外,三峡工程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尤其在蓄水位不断增高之后,出现了包括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根据《财经》记者的采访,“三峡二期蓄水后,2003年前11个月整个库区的崩塌和滑坡体就达到了4688处。与2001年全年的2490处相比,短短两年的时间几乎翻了一番”,其中7月13日凌晨发生的千将坪大规模滑坡更是一场大悲剧,大约2000万立方米体积的土石倾泻而下,导致24人丧生;地质灾害的出现并非出乎意料,八十年代水电部主持论证时有专门小组对滑坡地震等做过测算,但结论是:10万平米以上的崩滑体共有260处,不会对三峡工程造成影响。可我们仅从2003年一年实际发生的崩滑数量都可以看出当年水电部论证时的谬误之大!另外,经记者采访报道出来的,还有水库污染、生态破坏、大坝碍航、移民生活无着落等等问题。水库污染的严重程度也是事前没有料到的;而水库修成后会形成的黄金水道以及开发性移民的优点都是三峡主上派事前夸下海口的,如今和他们说的恰好相反,三峡大坝船闸已经成了长江航运的障碍,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去三峡,发现“在2003年下半年197天试通航中,有积压船舶的天数高达119天,其中,船舶等候时间最长的为5天5夜”。   至于移民问题就更严重了,财经文摘的记者到三峡库区调查时,记录了一段可以代表多数移民心声的一段话:“如果地质风险,上面会考察,这里不能住人,就搬走了,危房就加固,整修。关键是人民生活问题,大坝移民影响到了人民的生存。现在老百姓没法生活,接连不断上访,个人的,集体的,随时都有。我给国家算了一下,移民搬迁户均不足一万,安置一个人,人均不足八千元。所以我们三峡移民就依靠上访,但是上访就被镇 的 压,多次镇 的 压。”从移民的反应看,开发性移民并没有把移民移富,相反,移穷了;客观的说,当年力主上马三峡工程的,包括李 的 鹏、钱 的 正英等,都把移民工作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不断强调,但现实是,移民工作的难度不是靠一厢情愿和一点决心就可以完成的;李锐曾说过,移民工作是三峡工程最大的问题,超过了地质灾害,新安江水库修好都快50年了,移民问题依然存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对记者表示:“2006年3月我担任重庆副市长,记得当时接受任命时,组织上对我说,三峡工程的关键在移民,移民的重点在重庆,三峡移民是重庆的立市之本。坦率地说,我压力很大”,事实上,重庆能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它所要承担的移民工作,有李 的 鹏 的 日 的 记为证,他在1996年8月1日里写道:加快重庆市的组建工作,把移民的担子由四川省转到重庆市的身上。   移民工作长期而复杂,充满了各种变数。比如移民数量就大大超过了计划数。根据鲁家果先生的核算,“截至2006年底重庆库区计划移民95.13万人,其中城镇63.6万人,乡村31.5万人;实迁人口102.3万人,其中城镇67.88万人,乡村34.47万人(以上均不含安置人口)。如加生产安置20万人(乡村已安置8万人左右)与2007年及以后移民15万人,仅重庆库区移民总数将达137万余人,超出移民计划42万余人”;三峡百万移民将来会如何演变,也许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才能看清楚,但总的来说,实在不容乐观。 3   所有围绕三峡大坝产生的问题,在三峡大坝一米一米的增高中也一点一点的累积。究竟中国社会为三峡工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很难追问,却又是任何一个关心三峡工程命运的人都会不由自主追问的问题。   当然,三峡工程带来的全部代价是不可能统计的出来的。但是,工程本身需要花费的直接成本,在工程开始之前可以预估,在工程开始之后则可以直接统计;所以如果关心三峡工程的代价,可以从工程预算与工程决算开始谈起。   工程预算,在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修建三峡工程决定之前,八十年代两次论证都提出过。第二次由水利电力部主持的论证会上提出的工程预算是当时争议的焦点,这个论证会从1986年6月开始持续了2年8个月,中间经历了共10次论证会议;1988年在第九次会议时,水电部论证小组按“坝高185米,蓄水位175米,施工期32年(1989年-2020年),2000年发电”的大坝设计方案提出了一个预算方案:按1986年底价格计算,工程静态总投资共361.1亿元(根据能源部高级工程师丁功扬在第九次论证会上的发言,其实静态投资预算里还有一个经营成本58.31亿,总静态投资应该是419.4亿),其中枢纽工程投资187.7亿,水库移民赔偿110.6亿,输变电投资62.8亿;而在考虑了物价上涨和部分投资利息后,动态投资总额应该为:934.5亿。   这个预算一公布就遭到了孙越崎、林华、王兴让、乔培新、陆钦侃等十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反对,他们一起发表了《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与建议》,其中专门提到静态预算361亿的估算不足,理由有:第一,87年88年物价上涨幅度很大,用86年的价格计算低估了静态资金;第二,少算了库尾淤积带来的治理费用和移民费用;至于动态预算934.5亿元,比较这群老专家算出来的结果就差的更远了,算法是由乔培新(曾担任过人民银行副行长)提供的,他在静态预算361亿的基础上用不同的通货膨胀率、每度电不同还款额度以及不同期限的贷款年限来计算,如果贷款利率按国家优惠价,那么动态投资额在787亿~3203亿之间,如果按基建投资利率算,那么动态投资总额在2861亿~5843亿之间。   在1989年第十次论证会上,也是最后一次论证会上,水电部论证小组对这些老专家的意见几乎全盘否定,在能看到的材料里(《三峡工程的论证》,潘家铮等,1990年),唯一一个能支持这些老专家部分观点的是交通部三峡工程航运领导小组顾问的石衡,他在第十次论证会发言上提到:“报告中静态投资用1986年价格为361亿元不合适,预计1989年才提出可行性报告,建议调整改用1988年价格为基础,然后按分年投资和物价上涨指数逐年计算,累计后为总的静态投资,可能大于报告中的673亿元,该多少即多少”。他发言里说的673亿总静态投资,应该是第十次论证会上将(在枢纽工程、移民、输变电工程之外的)经营成本等都计算进来的数据,如同第九次论证会一样;这些对公众“隐藏”的数据,在以后按1990年价格、1993年价格计算的预算里也同样没有出现。   难以获取真实准确的数据或资料,是回顾三峡工程预算历史时一个显著的困难;我们只能从那些在论证会上发言人说的一些蛛丝马迹里推断出一些内容来,比如我们可以知道水电部论证小组用世界银行也使用的Gesp数学模型来计算比较不同三峡工程间的优劣;我们也可以发现水电部门对外宣传的预算和实际数目存在着差距,他们对外宣传的预算费用一直都没有枢纽工程/移民/输变电工程之外的成本,但实际上第九次和第十次论证会上最终的静态投资数目都还包含了其他成本,也因此总静态投资数目超过了他们对外公布的数据,难怪乔培新先生接受李树喜采访时所说的(见《长江长江》,戴晴主编,1989):总投资概算埋伏太大!   其实,不要说可行性报告里计算三峡工程花费的细节了,当时,那些反对三峡上马的人即使只是想要传播自己的观点都是非常困难的。1987年,《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影响广大,将对三峡工程的讨论从专家圈扩散到了社会,这本书因为主要汇集的是“反上派”的言论,因此在出版之前如果没有出版社编辑据理力争,肯定就被领导(按黄万里先生留下来的文字,此领导当是李 的 鹏)禁止了,主管论证部门的甚至“宁愿出资收买全部(3100册)新书,也不准让新华书店公开发售”;可见,虽然一直号称要在三峡工程上民主决策,实际上三峡“主上派”的盖子捂的有多紧!   预算上的埋伏,还有一段历史可以说;按1986年价格计算的三峡工程361亿静态投资总额,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论证时是官方关于三峡工程预算的标准说法,官方的第二个标准说法是19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的预算案,“工程静态总投资按1990年价格水平计算为571亿元。其中,枢纽工程投资298亿元,水库移民投资186亿元,输变电工程投资87亿元”,从法理上说,这个方案是最具权威的,但事实上,这个预算方案被官方提及的次数最少。因为很快,到1993年10月29日,也就是离92年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提案一年多点,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在梅地亚宾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1993年5月的价格水平,三峡枢纽工程、输变电工程、库区移民安置三项费用加起来,总投资(静态投资)是954亿元人民币”。    从1988年到1992年再到1993年,三线工程静态总预算从361亿升到571亿再升到954亿,几年内就将近翻了两番。而物价指数,按国家统计年鉴的数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86年到1993年,累计上涨不到2倍(1.9倍多点),如果这些预算变化里没有埋伏的话,只靠物价指数是无法把361亿变成954亿的。    继续阅读: 三峡工程的代价(下) 5月22日下午,酷6被裁员工和在职员工共计70余人在北京重庆饭店召开发布会,被酷6解职的高级副总裁郝志中、副总裁曾兴晔代表员工宣读声明。声明中提出三点要求,要求责任方对本次违法、暴力裁员事件作出道歉;对5月18日在酷6网华东办公室进行暴力裁员的组织者、实施者追究责任;恢复被裁员工在酷6网的原工作岗位。胡雪柏/CFP   针对当前情况,酷6代理CEO朱海发发给内部员工的一封题为“三个事实,一个态度”的邮件,对冲突以来双方的一些说法进行了回应。不过,双方争议仍在持续。图为5月22日,酷6网被裁销售员工与部分在职员工合影。浦峰/CFP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北岛 55岁,诗人 北岛是他那个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也是他那个年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他以精湛的诗艺 和对于复杂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志铭。”“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 我”。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 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陈丹青 51岁, 画家 早 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 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 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 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 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严厉批评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陈 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 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他的声音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崔健 43岁,摇滚歌手 改 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 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 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动摇他的位 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戴煌 76岁,1991年从新华社退职 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 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 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 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丁东 53岁,原山西省 社科院研究员 丁东近10年主要致力于研究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在 学术上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见宏论,而他对当代 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 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 当高的精神食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杜维明 64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 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 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 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 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 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方舟子 37岁,福建云霄人,生物化学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学定居。1994年 创办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揭露国内众多学术腐败。 数年来,他和他的“新语丝”网站,像“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 子”,一次次捅破知识界的剽窃、抄袭、蒙蔽与欺骗,一再地挑战学术权威和商业神话。 他是“是非”领域的斗士,用激情甚至偏执,一再警示, 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毫无疑问,他迄今为止揭露的300多起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他使个体独立、理性的判断获得应有的尊重,并用民间行为实践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高耀洁 78岁,河南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 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 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 “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 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胡舒立 51岁,《财经》杂志创办人,主编 胡舒立创办的《财经》 诞生不久即获得“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获 得的评语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03年,在绝大多数媒体语焉不详和缺席的情况下,她领导的《财经》以饱满的勇气、毅力、良知和智慧 在这一事件上连续发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 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贺卫方 44 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是做一个书斋学人,还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曾经为此徘徊过,所幸,这个徘 徊发生在15年前,并且,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中国法学界也许多了一位“学贯满盈”的智者,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虔诚而勤奋的法律圣经的布道者。 法 官职业化、司法制度变革、宪政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多年来,贺氏以其平易流畅 之笔、深入浅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遗余力地投书传媒,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其中《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堪 称绝唱。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侯孝贤 57岁,台湾电影导演 从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 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手册》主编傅东评价: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 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为 电影艺术家的侯孝贤,除了用作品发言,更有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2004年1月,由侯孝贤担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成立,他联合数百名作家、 艺术家,直接面对台湾政治现实发言,反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议题”。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江平 74岁,原中国 政法大学校长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深知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现实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对立面就是计划经济和 政治国家。自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间,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主持下,江平以及众多学者一道参与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框架性法律。在一 次次事关宏旨的争论中,江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法律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这十年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 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金庸 80岁,香港报人 金庸以武侠 小说闻世,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华人。“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杰出的报人身份。 金 庸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了毕生基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明报》 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即使在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报章之一,《明报》 旗下的《明报月刊》和明报出版社,已跃然成为华人化界的学术出版重镇。 金庸的社评,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 题为主,数十年几从无间断,累计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郎咸平 48岁,香港中文大学 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 2000年才现身国内媒体的郎咸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认为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公 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或许这更加准确。无论是什么家,郎咸平都具有赢得公众认同的两大要素——专业素养和平民意识。 郎咸平毕业于美 国最好的商学院,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但他又不遗余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替中小股东监督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从而得到了 “郎监管”的绰号。 当然,作为一个“外来户”,郎咸平还需要增加对国情的了解,比如国企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和国企改革的复杂历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梁从诫 72岁,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创办人,北大教授 他从祖、父辈那里继承 了责任感和挑战意识,他的名片是用废纸复印而成,他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身体力行。 他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创建的“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环保组织:保护川西 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官员对于环境问 题的注意,而且维护了本组织的独立性,使环保积极分子们可以在中国的焦点问题中扮演“批评者”角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李敖 69 岁,台湾作家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 著作等身,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研究集》 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誉之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 在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光焰万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传统下的 独白》等挑起文化论战,批评当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传播“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等观念,主张台湾走现代化道路。因此遭当局忌恨,前后两次入狱。1980 年代复出后,他写文章,办政论杂志,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全力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变革。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廖冰兄 89 岁,漫画家 1938年在廖冰兄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个展,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漫画个 展,广州为之轰动。廖冰兄认为:“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 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后《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和“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 画。他骄傲地回答:“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堪称杰作的《自嘲》画的是一个长年囚禁在大坛子里的 人,在坛子打破以后,身体依然龟缩成坛子的形状,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林行止 64 岁,香港报人 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香江第一 健笔”,“香港社会的良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他曾在香港《明 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秉承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使《信报》成为近年来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报纸。他的“政经短 评”和“林行止专栏”以独立敢言著称,剖析净尽,切中肯 綮,广受欢迎。 长期以来,林行止致力于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普及至普通民众,从细 微的经济现象入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娓娓道来。他挚爱读书写稿,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身外物语》等70余册。因为他的杰出贡献,曾 获英国女王OBE勋章。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刘军宁 43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作 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 《保守主义》等著作。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 谈论宪政能成为今天的潮流,1999年刘军宁在《南方 周末》发表的《驯化统治者》一文功不可没。在这篇文章中,刘军宁用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正本清源,指明宪政的作用主要在于“限政”: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 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罗大佑 50岁,台湾音乐人 他有两顶桂冠:“中国流行乐坛教父”和“中国的鲍勃·迪伦”,前一项可以理 解为人们对他音乐造诣的尊重,后者指的是他的社会批判性。 1982年,行医出身的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发行,“掀起了台湾全省史 无前例的自省风潮”。他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83年推出的专辑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对于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出的最强音。 音乐就是他批判的武器,罗大佑用音乐为台湾社会的种种病症进行了深邃的 透视。他的过于文人气的歌词也许不如崔健犀利,但是他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他的近乎完美的音乐,使他的歌曲在台湾和大陆青 年的心中打上了忧伤和激愤的烙印。 公共知识分子50人:秦晖 51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是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 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读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向世 界求知识”的名言,考虑到他小学毕业后,接着就是“闹革命”、插队下乡达12年之久的失学生涯,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 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邵燕祥 71岁,作家 作为文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长者,并非缘于他温柔敦厚的秉性,而是他外柔内刚的风骨。 早年他以敏捷的诗才而知名;“文革”后复出,主要致力于撰写革故鼎新的杂文,不论“小题大作”还是“大题小作”,都有一种 绵里藏针、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更大的贡献在于舍身求真,撰述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 ——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传性文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并呼应巴金先生拒绝遗忘与推卸的心 声,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努力创造着精神氛围。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汪丁丁 51 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汪丁丁的笔下,除了黑格尔、康德、罗素、休谟等人的大段引述,还有方程式。他经常被问到,到底读过多少 书? 他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他坚 持,个体生命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进行创造,从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积累起足够的“知识”总量,反过来增加全体的福 祉。 他自称是模糊的思考者,但作为他智慧和充沛情感的受众,我们希望他更清晰、有力地表达。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王朔 47岁,作家 王朔的作品,以准确描述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破灭后北京青年的苦闷、颓废和玩世心态著称。王朔小 说、崔健摇滚乐、星星画展等,一起构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文化解放运动的核心,对批判和解构一个时代陈旧压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王朔本人 浓厚的玩世情怀,他的“拒绝崇高”,“解构一切神圣”,他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源流有着尖锐甚至过激的批评。 他的《我看港台流行文 化》,几乎是中国文化界分 析评论大众文化现象的第一篇,这显示出他犀利的文化眼光。他对金庸、鲁迅等也有尖锐批评,同样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王选 52岁,民间维权人士 王选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这位 精通英语、日语,通晓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国情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工作、没有报酬,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中国的乡间大地,收集证据,联络受害者,组织起诉日本政 府,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之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王选的坚韧和不屈,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别意义。她那些几乎完全基于道义的行 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2002年9月,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终于第一次承认:侵华日军曾对中国平民施行细菌战。让这段只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历史,昭告于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 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阮仪三 70岁,同济大学教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 们庆幸有他,才得以看到美丽依旧的家乡。 他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坚持保护建筑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是中国古城镇的守护神。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 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温铁军 53岁,《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 长 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 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 是“农民、农村、农业”, 而非主流的提法“农业、农村、农民”,意图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意见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他 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 初乡村建设学院,并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吴敬琏 74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吴敬琏是最早抛弃“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的伪经济学的中国人之一,也是1949年之后第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中国人之一。 1984年到1999年,是吴敬琏身 体力行、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的15年, 也是他个人硕果累累的15年。在中国几经反复、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吴敬琏功勋卓著,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1997年之 后,吴敬琏认识到中国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法治和宪政。 2002年,他和法学权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 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场经济”。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吴思 47 岁,《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吴思最早发现了与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从“陋规”、“内部 章程”等模糊的描述提纯为“潜规则”这个词汇。它作为一个如此好用的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需解释的常用词汇。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 笔下之所无”的领域,吴思还能继续精进,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则证明吴思并非是因幸运才发现了潜规则,就好像牛顿不是因为幸运才发现了 万有引力。 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以惊人的发现能力和命名能力,无愧于“我说透了历史” 这种说法。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谢泳 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 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 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 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 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许纪霖 47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 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 知识分子研究方面,"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广泛征引;关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个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颇受学院内外读 者青睐。在城市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和都市空间的关系多有发掘。 1980年代以来,许纪霖先生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 点独特又富有争议的文章,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2003年关于“非典问题”的分析、2004年关于“台湾大选”的评论,均被读者认 为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徐友渔 57 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研究员 徐友 渔学过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社群主义,良好的逻辑训练让他解释得一目 了然。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勇气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 一。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等。此外,徐友渔提倡反思文革,整理遇罗克遗 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 东平 55岁,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1990年代初期, 杨东平以《城市季风》而广为人知。他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他有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 终不断。对社会问题,他发出的声音是独立的,只问事非,不计利害。 他反对国家垄断教育,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 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 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和才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锦麟 51岁,凤凰卫视评论员 他曾是下乡 知青、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后来成了香港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笔耕不辍。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也因为凤 凰卫视“慧眼识英雄”,一个极少成本的读报节目,让年过半百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了海内外华人熟悉 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和《有报天天读》挂在一起,已经成了节目收视率持续攀升的保证。 他的节目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对政治和社会的敏感, 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加上在电视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真性情的流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鄢烈山 52岁,时评家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杂文、随笔与评论集15种,与人合著历史人物传记一种。 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 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 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 功。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伟时 73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 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 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 上。” 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经常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 论,也一再闪现出过人的智慧。 1992年,他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写作风格有较大变化。此书不但保持了拒绝人云亦云的态 度,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文字生动,警句迭出。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岳 39 岁,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北大社会学博士 这个成长于苏北、绅士一样的中年男人,是将科学的专业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国民意调查中先行者的代 表。 过去的11年,作为一家独立民意调研机构的领导人,袁岳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变成了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他是一个“盗火者”,他让中国告别 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漫长历史。 他的努力喻示 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变更和包装的。经由袁岳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中国民众第一次,接受到这样的问卷:“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 票权,你还会投票选举现任的市长当市长吗?”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思之 77岁,律师 张思之被 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强迫劳改 生涯。 重返律师界后张 思之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气和热忱。 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1987年,在轰动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案中他为含冤的被告公开辩护,当地上千百姓 欢呼,“人民律师万岁”。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 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五常 69 岁,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五常参与了经济学发展过程里最辉煌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末,他求学于20世纪经济学最具爆发力的芝加哥大学, 因缘际会,他的亦师亦友们,后来有8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波涛汹涌、雷霆万钧的过程,并且有显著的贡献,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83年11月29日, 已从美国回到香港的他在《信报》开设经济评论专栏,也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用他流畅、犀利、痛快的文字使经济学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烟火、 不辨菽麦的学究,而是社会大众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参考坐标。他一手确立了经济学在中文世界里的特殊传承。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郑也夫 54岁,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 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 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 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 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向逝者致敬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顾准(1915-1974) 一 个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凭借个人的智慧、勇气和道德力量艰难掘进的先驱,他在那个黑 色年代里的思想探索,成了未来时代的先声。1957年,他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因“思想罪”、“言论罪”于1958年、 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1974年病逝于北京。 在难知来日的境地中,顾准不问个人生死荣辱,苦心治学,探寻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源 流。他毕生的学术愿望,是冀望中国能跳出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蔽障,以渐进方式实现政治和社会改革。 其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于1980 年代初出版后,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1990代后期他的遗作被陆续整理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书出版,他的价值才真正被知识界所知道和 认可。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殷海光(1919-1969) 殷海光(1919-1969)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岛内最优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思想在华人世界的最早传播者。他怀抱自由主义理想,以纯粹而强烈的道德热情和勇 气,在胡适、雷震创办的民间刊物《自由中国》上“书生论政”,与其同道在台湾开创出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数学子的精神导 师。致力于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传统。以五十盛年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 王若水 (1926-2002) 王若水(1926-2002) 1977 年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和文艺。作为一名在体制内生活多年进而又对体制进行痛彻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 的梦中人”。1980年代,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后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发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人 道主义的文章。著作有《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等。他认为,本世纪以来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观点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误解。他认为马克 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其哲学思想,名之曰:唯人主义。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发展,而发展(即创造性劳动)是人自由的根本体现。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黄万里(1911-2001) 黄万里(1911-2001) 2001年8月27日,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水利学家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他生平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弊端的论证没有得 到决策层的重视。1950年代,黄万里因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而受到批判,后被划成右派。但结果却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淤 积、洪水泛滥,得不偿失!黄万里一生坚信,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这就是他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杨小凯 (1948-2004) 杨小凯(1948-2004) 澳籍华人经济学家。最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张五常称其为“最有预感天分并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学者”。他提出和研究的超边际经济学,被布坎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关注中国改革,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 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对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问题有独特、深入分析,他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的“后发劣势”的分析令人警醒。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王小波(1952-1997) 王小波(1952-1997) 自由作家,思想家。他的小说以恣肆无羁的想象和特立独行的语调,把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荒诞性和悲剧性重新呈现出来,语言机智。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杂文 成就。他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杂文和随笔,在率性而为的调侃、意趣横生的戏谑底下,解构神话,使道貌岸然的禁忌教条透露出虚弱与紧张。其死后出版的 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等迄今长销不衰。 《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吴敬琏 温铁军 张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 江平 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 朱学勤 秦晖 吴思 许纪霖 丁东 谢泳 哲 学 史家:杜维明 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 郑也夫 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 北岛 李敖 龙应台 王朔 林达夫妇 廖冰兄 陈丹青 崔健 罗大佑 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 王选 高耀洁 阮仪三 梁从诫 方舟子 袁岳 传 媒人:金庸 戴煌 卢跃刚 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 杨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单: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76289104&owner=227757798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或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7069/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11/04/16, 14: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广告一则: .me 域名全国最低价,首年仅需45元,续费130元促销中! 本站导航: 萝卜网 | 淘宝导购 | 在线视频 | 视频搜索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英国高考和中国高考的区别 建筑师的天堂,中国非凡建筑物图说 啃萝卜凌晨档:中国现状~ 英国中学 VS 中国中学 中国人最难区别的10个字 无觅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