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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外相回避间谍问题要点

提示:以下是英国外相回应议会外交委员会有关海伍德是否间谍的报道。从问题与回答的关系中可以看出。黑格没有回答海伍德是否从中国高官手里拿到情报送给英国大使馆的问题。而是声明海伍德没有受到英国政府雇用。 (中央社倫敦26日綜合外電報導)英國外相赫格今天罕見打破慣例,公開表示在中國大陸離奇死亡的英國商人海伍德並非英方間諜。海伍德命案引爆中國大陸幾十年來最重大政治醜聞,導致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下台。 海伍德(Neil Heywood)去年11月被發現陳屍在重慶的飯店房間裡,中國政府原先表示他死於飲酒過量或心臟病發,但這起命案這個月出現戲劇化轉折,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被列為殺害他的凶嫌。 據報導,海伍德與薄熙來家族關係密切。薄熙來在妻子被列為命案凶嫌當天,也遭解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職位。 英國國會外交委員會曾詢問赫格(William Hague),海伍德是否擔任間諜,將得自中國重要官員的情報提供給英國駐北京大使館。 赫格致函委員會主席奧塔威(Richard Ottaway)答覆說:「政府長久以來的政策是,不證實也不否認這類臆測。不過,鑑於此案備受關注,破例應無不可,我可以證實海伍德先生未受雇英國政府擔任任何工作。」 他又說,海伍德「只偶爾接觸」英國駐北京大使館,曾赴使館參加幾次與他生意有關的會議。至於英國駐重慶總領事館,則根本不認識海伍德。

有关王立军 美国人终于开口说话了

美官员披露王立军领馆36小时: . 提供中共高层权斗爆炸性信息 京港台时间:2012/4/18 消息来源:美国之音 . . 据报道,美国驻中国官员把一名前重庆市官员保护了36个小时,使他能被交给北京当局而不是当地警方。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二晚间在其网站上报道了前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短暂停留的详细情况。目前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已经失势。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是根据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行政官员、国会助手和外交官提供的信息撰写的。报道说,王立军2月6号抵达美国领事馆时情绪焦虑,随后美国官员开始进行激烈的争论,并将此事向白宫汇报。 《纽约时报》说,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由美国国务院决定的,由于王立军名声不好以及把他秘密带出中国的难度很大,国务院迅速拒绝了王立军的庇护请求。但有关官员允许他在安排安全前往北京的同时留在领事馆,而不是立即把他交给忠于薄熙来的当地警方。 《纽约时报》说,王立军到达美国领事馆时,身上带着指控薄熙来和他妻子谷开来的详细材料。王立军并没有把这些材料交给美国官员,但是他向美国领事馆官员零零散散地谈了在中国权力、政治和腐败之间纠结不清的关系,透露了大量内幕情况。 据多维报道,薄熙来事件由王立军闯美国成都总领馆开启的,但是美国白宫一直对王立军事件保持难得的沉默。在4月10日北京公布对薄熙来的“双停”处理后,外传王立军可能因滞留并透露信息给美方而被判叛国罪并处以死刑。现在,美国官员开始透过美国媒体说话,披露王立军2月6日闯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36小时,华府、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甚至北京方面所发生的细节。 《纽约时报》4月17日引述美国官员话称,王立军是在“激动不安的状态下”(agitated state)出现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他担心自己生命受到威胁,便提出政治庇护申请,讲述了一个充满腐败与谋杀的故事,将奥巴马政府卷入一个它急于回避的丑闻中。报道指出,王立军带进总领馆的资料主要关于薄熙来,但王立军现在因向美方泄露国家事务,可能被判叛国并面临死刑。 领事馆官员称,王立军一开始是语无伦次(rambling),但最后还是让美方了解到了涉及中国权力、政治和腐败的错综交织。美官员认为,王立军提供了一些涉及中共高层权斗的爆炸性信息。 熟悉对话内容的国会官员表示,王立军说的内容并不是完全有条理的,但是还是提供了一些内幕(insight)。 报道称,王立军带进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材料详细记载了针对薄熙来和谷开来的各种指控。但是看过材料的美方人士强调,王立军并没有将材料交给美方,有一位官员形容文件内容是关于重庆警方调查的“技术性”内容。 该报道与美国国务院此前对王立军事件简短的说法有出入。王立军2月6日闯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时,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何孟德(Peter Haymond)并不在成都。 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兰(Victoria Nuland )2月8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王立军以重庆市副市长身份要求和美国领馆人员进行会谈。她称这次会见是预先安排好的。疑点在于如果是预先约好的会议,为何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何孟德不在成都。 新华社4月公布的说法,王立军2月6日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without authorization)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滞留”。 而《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指出,王立军在领事馆时被允许致电其认为能够救他的北京官员(officials),在领事馆呆了36小时后,北京派出的官员护送王立军通过领馆外的地方警力封锁线( local security cordon)。美国高级官员强调,王立军并没有被美国总领馆“扔出去”(tossed out)。 由于当时距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还有7天的时间,且中美关系已经专由美国副总统拜登亲自主导,外界普遍认为,拜登参与了整个王立军事件的处理及决策过程。而报道指出,当时在总领馆内的官员紧急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通报后,立刻上报到华府的国务院甚至白宫,白宫就是否接受王立军庇护请求进行了疯狂辩论(Frantic debate)。 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引述的官员强调,最后如何处理王立军的决定是国务院做的。他特别撇清白宫在“决策过程”中只是最高汇报的对象。 而且,美匿名官员称,美外交官一开始就知道安排王立军出境的困难度以及他身份问题,所以没有安排任何正式的庇护申请过程,但特别强调,是美国国务院协助保护他(shielded)不被薄熙来派来的重庆警方逮捕,同时确保他能将举报信息传递给北京。最后导致薄熙来与谷开来事件的发展。 其他媒体此前有报道指出,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在接获报告后,因正逢习近平访美前1周,随即向白宫进行汇报,称王立军在总领事馆过了一夜,次日凌晨骆家辉正式通知何孟德,白宫已拒绝王立军的政治庇护申请,因此王立军转而提出希望向北京投降,自行离开美国总领事馆。有记者向国务院发言人努兰求证王立军是主动离开领事馆,还是被要求离开,或是被强制带走的。努兰强调,他是自己选择离开的。 美国驻外机构有“不留人政策”,即对于提出庇护申请的“不速之客”,一贯的外交程序就是尽量“不留人”,设法就地寻求解决方案,避免损害与当事国的关系。美国匿名官员也认为,对于不是政治异见人士的王立军而言,美国完全不可能下决定向他提供庇护。 一位美国国会人士称“王立军事件”堪比一部《谍影重重》(Bourne Supremacy)情节,认为该事件有导致美中关系紧张化的风险,因为在应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白宫需要中国在朝鲜和伊朗核以及叙利亚问题上予以支持。 成都惊魂夜 美拒王立军政庇 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2月6日晚易装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从此引爆中共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党内最严重的一件分裂大事。虽然已经王立军已被掌控,但中共官方迄今没有对他进出成都美领馆事件做出具体说明。「纽约时报」访问美方成都领馆人员、国会议员、国务院及白宫资深官员,18日在头版首次从美方角度,报导处理王立军申请政治庇护经过。 纽约时报报导,2月6日晚上,变装易容的王立军开始对美方人士描绘一桩欧巴马政府不愿沾身的中国贪腐谋杀的丑闻。 报导说,王立军要求美方给予政治庇护,当时中国安全部队正迅速围住成都美领馆,要美方交出王立军。 美领馆内正掀起同时惊动白宫的激烈快速辩论该怎麽办。最后,王立军在领馆透过电话安排北京国安部一名官员自北京赶来,滞留36小时后,这名官员护着王立军走出重兵围绕,被带出领馆。王立军至此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正在接受调查,原因是向美方泄露中国内部事务,如果被定有叛国罪成,可能被判死刑。 王立军在领馆内对美方提供的资料确保他能取得政治庇护。但据纽约时报访问多方人士后所得的结论是:美方当时认为,王立军所提供的资料难以马上查证,同时要把王立军密送出中国也非常不易,不可能给予他政治庇护,但美国国务院可以保证王立军不被忠于薄熙来的警察所逮捕,而能让王立军直接向北京控诉。 一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表示,「(我们)没有把王立军丢出去不管」(”He was not tossed out”)。 报导引述美国官员说,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详细谈到他对薄熙来和谷开来的指控的文件,不过他并未向他们提供这些文件。尽管美国方面并不知道文件的具体内容究竟为何,但一位官员描述说,那是重庆市警方(有关海伍德命案)调查的技术性文件。 这显示美国方面并未掌握王立军手中的实物文件。同时,与最近以来传闻不同的是,报导引述美国官员说,当时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何孟德(Peter Haymond)并不在成都,由他的下属负责处理。他们紧急通报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由他们负责与华府联络。 官员说,美方允许王立军打许多电话给北京寻求帮助。与此同时,他与美国外交官们閒谈中讲到的中国权力、政治和贪污情形,又让他们感到讶异。 报导还引述处理王立军事件的美国官员说,王立军的身分与「六四事件」时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着名异议人士方励之不同。他在被薄熙来调职前是重庆市的公安局长,并非政治异议人士,而是当地残酷和专制的执法者。 该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他的这一身分使他不可能获得政治庇护。该名官员和其他消息人士说,国务院在把王立军案通报给白宫高级官员后,作出了协助王立军转往北京的决定。这一决定由国务院作出,而非白宫。 欧巴马总统的前白宫中国政策顾问贝德(Jeffrey A. Bader)说,「在天安事件中给中国的人权偶像提供政治庇护,是一个特别案例」。他说,「这不应看作有例可循,尤其在数以百计的中国安全部队人员陈兵馆外的情形下,处理一个前省级公安局局长的案子更是如此」。

就撤职薄 十问胡温?

就撤职薄 十问胡温? 安玛 2012/3/16 中国的两会闭幕前,温家宝在例牌的记者新闻会上就王立军事件严词指责“现任的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应当认真反省”,温话声一落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这件事立即成为了全球最吸引眼球的重大新闻。  (一)广东和重庆不同模式的竞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中国政坛近年最为热闹的景象之一就是出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重庆和广东之争。其实,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分工,不同的分工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阶层必定有不相同的利益诉求,这些多元不同的利益诉求反映到了政坛就表现为了左派和右派之分了。 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任何一个真正和谐健康的社会,必定是左派右派相互平衡形成了各自的制约,同时又相互妥协从而共同在尽可能的照顾到社会各界利益的基础上推进社会的总体进步的。因此社会的左右派平衡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的前提,左右两派中任何一派打倒另一派的一派独大,都会造成极左或极右的恶果,将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灾难。 中国逐步迈向国家现代化的重新崛起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件大事,也是前无现成的案例可以照搬,后有太多误区和陷阱的充满着许多高难动作的一件复杂系统工程。世人皆见,近年广东和重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展开了公开的比较和竞争,安玛始终认为这是国家的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公开透明,听取多元不同的观点吸引民众关注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的一个可贵的探索,标志着中国社会反战的一种进步。在任期内总是强调“稳定”和“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胡温政府,难道不懂一个国家之内的左右实力的平衡之下良性竞争这些口号得以实现才是根基? 安玛曾撰文,指出汪洋和薄熙来都是敢于摸索符合中国现代化方式的优秀的地方官员,是有着开拓精神的中共新一代,作为中央政府,理应支持管理和引导地方政府的各种有益的制度创新,听取并着手制定公平的游戏规测引导左右两派参与良性竞争,不是吗?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一问。 (二)胡温处理薄下台做法专制霸道加演戏 撤职不胜任的官员是任何政党的最重要的党务之一,否则一个无法严明党章党纪的政党将失去先进性和战斗力,最后一定会被人民和历史所淘汰。但是今年在两会结束之后薄熙来立即被撤职的做法引发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以下的两件事足以反映了这届政府在处理薄熙来下台事件上的专制与霸道,与中共一再对人民信誓旦旦的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诺言完全背道而驰,构成了胡温政府卸任前的一大败笔: 其一,国内的媒体普遍反映说一个来自中央规定,温家宝记者会的发言是必须用不容发表评论的按照“原文稿”的方式来刊登,这个规定对官方在人民网所宣称的什么:因为没有事前设立提问的禁令所以这次两会是历来最开放最透明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其二,在宣布薄熙来撤职的同一天,国内几大挺薄的左派网站全被关闭,呵呵呵,温家宝记者会上还大言不惭准备要求异见人士到中南海听取意见,真不愧属于是盛传中的超级的“影帝”呀,就在眼前几大左派网站铺天盖地的“异见”必须全部闭嘴,却不但在嘴巴高分贝还要实际中地劳师动众要请各地各界的“异见”人士入中南海听取意见? 请问如今地球上还有比温家宝更会表演作秀的超级“影帝”级的政客吗?安玛认为至今为止是不到了,胡温不认同?请作出公开的回应,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二问。 (三)王立军事件导致薄下台? 现在国内噤声,海外的舆论却议论纷纷,不厚到底犯了哪条大错导致撤职?按照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的谈话,好像是王立军事件?那么,人们自然会问,如果下级犯错或犯罪上级必须是以撤职来承担责任的话,请问胡总书记,中共党史上级别更高在国际上轰动更大的许家屯出走后谁被撤职?林彪叛逃后谁又被撤职了?还有,在汪洋主政重庆事件窜红的,现已查证拥有几十套住宅的贪污犯文强在重庆为非作歹多时,温家宝为何从不公开严词指责‘过去的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应当认真反省’后也作出组织处理? 显然,一个摆在世人眼前的事实是:如果王立军事件是薄熙来下台的理由,那么现任的中共中央就是在公开使用低级蹩脚的双重标准故意政治打击和迫害薄熙来;如果王立军事件不是薄熙来倒台的理由,请问具体的理由又是什么? 由于在宪法里规定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因而发生在中共党内的任何事情,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质疑的权利,中共中央以及下属的各级组织同样有答疑与释疑的责任和义务,胡温认同中国公民拥有这些权力?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三问。 薄熙来原是重庆的地方官,重庆和广东模式历来争议不断,对于有争议的官员的管理包括下台处理的原因,体现了今天的中共组织机构是向着公开公平透明的现代化政党迈步前进,还是停留在过去仅凭领导的意志就撤职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那种封闭专制霸道组织机制的泥潭里打滚的一个主要的标志。 因此,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询问中共中央特别是总书记胡锦涛,请你们向对中国的全体人民公开讲述薄熙来下台的具体原委,并回答来自民间舆论所有的质疑,否则光靠派出李源潮赴渝宣读圣旨版的中央决定,再用封网噤声来堵住任何不同意见的声音的作法,是经不起实践和历史的考验的。  (四)违反“不折腾”导致薄下台? 由于中共党史上对于外逃高级官员,并没有对上一级的官员撤职的传统,加上王立军事件后相当一段时间,薄熙来的官职都原封不动,因此海外的媒体纷纷推测压倒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薄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太折腾”了,具体的理由是不厚表态胡锦涛将会到重庆视察的言论不但有威逼犯上之虞,更有对外公开党内矛盾之嫌,与赵紫阳在64前对来访的哥巴乔夫透露党内矛盾如出一撤云云。 看到海外的这些议论,再看看原来薄熙来的得力副手黄奇帆在今天报道了最新的“拥护”张德江继任重庆书记的表态中,反反复复的表示要“不折腾”,看来薄熙来的在两会的折腾非常可能就是不厚倒台的主要原因了。 按照安玛的认知,不折腾原是胡锦涛本人使用的口头语,记得刚登台的时候,外国的媒体还感到了难以翻译,不折腾至今未见官方的明确定义,按字面解释其大意是不花费精力去纠缠那些无关要紧的枝节问题,专心一意的谋发展求进步等等。 为何现在“不折腾”居然成了薄熙来倒台的命门? 在安玛看来,薄熙来在记者会上的发言并无大碍,让我们回归现实:薄关于相信胡锦涛会到重庆视察的言论,是在回答日本记者提出了为何胡锦涛至今都没有到重庆视察的提问后的答话,安玛认为,不厚的回答是得体的也是在理的,总书记视察中国的任何一个省份都是应该的分内事,既然总书记还未重庆视察,不厚公开回话说相信胡将会视察重庆不是合理合法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硬把不厚相信胡会到重庆视察扣上“威逼”“犯上”无视中央权威的大帽子,请问胡锦涛,难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要在本届政府任期内猖獗?这才唯恐中国不乱的倒行逆施,是真正妨碍国家前进的巨大的“折腾”,这是安玛对于胡温的第四问。 把不厚的这番言论套上对外公开党内矛盾的另一顶帽子就更站不住脚了,如果说不厚相信总书记会到重庆视察就是对外公开党内矛盾,请问,广东和重庆模式竞争以来,胡温个人至今不到重庆视察 以表示所谓“保持距离”,不是更早更大动作的向外界公开党内的矛盾?这不就是只许官方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胡温现代版?这是对胡温的第五问。 进一步,人天生就有不同的观点是人性的基本点之一,中共党内拥有不同的观点才是正常的,代表着中共不是一言堂而是充满着活泼生机的政党,为什么中共历来都对外装做“高度团结”来自欺欺人?别的都不提了,近两年的两会,吴邦国和温家宝的发言就是明显的不同调子,这两人为何不涉及向外公开党内矛盾的大帽子?再问胡锦涛,向外交公开党内的矛盾的定义是什么?由谁来裁决?这是第六问。 作为总书记总理,不管内心是否认同的重庆模式,都有责任视察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包括重庆,认同的就加以鼓励不认同的摆事实讲道理纠正地方的错误,不是吗?不厚记者会上表示相信胡锦涛会访问重庆到了犯了谁的大忌?从至今公开的信息来看,目前强加于不厚头上的违反“不折腾”的两种指控都是一种自由心证,无法说服人。 (五)胡倒薄使用的得力借口 请大家回忆,胡锦涛任内撤销原上海书记陈良宇的手法,与这次倒博是颇为雷同的,两次都是取得了政治局常委的通过后中央直接宣布撤职,然后留用原来的第二把手以稳住当地干部群众的情绪,上一次是撤职陈良宇高调留住韩正,这一次是撤职薄熙来同样高调留住黄奇帆。 问题的关键的是,胡锦涛到底是使用了哪一种说辞,使得原来观点各异的政治局的九名常委会投票同意撤职陈或薄呢? 据媒体报道上一次,陈良宇对于中央派来的针对他的调查组十分反感,于是一度曾派出当地的警方包围了中央调查组的住地,这可是一种严重的犯上座位,试问一个地方官员敢于派警员包围代表中央的调查组,中央的权威何在?不刹住此股歪风,中国的国家统一将如何无法保证。 因此,地方官员的任何作为只要威胁了国家的统一,政治局常委的投票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这一次,光是温家宝借题发挥的王立军事件,政治局投票是不可能同意撤职不厚的,但是胡锦涛如果使用薄熙来在两会记者会的发言类似赵紫阳在64版的公开党内矛盾,是一种折腾的行为从现有的外媒的报道来看将严重妨碍党中央的换届的稳定与和谐,危机国家安全云云,政治局的投票结果可想而知了。 当然,以上仅是安玛依据已有的公开信息,对胡锦涛成功倒薄的借口的一种推测,是否属实,只能期待中共中央对人民公布薄熙来下台的真正原因后方可验证。 然而,胡锦涛想把把废除陈良宇的套路简单重复到薄熙来的头上,只能说明胡锦涛的政治幼稚,因为如果媒体报道属实陈定宇的确派警员包围中央调查组,胡锦涛当年废除陈良宇的理由就大大合法于现在给薄熙来强加的帽子。更为严重的是,陈良宇为官之道民意不振,废除陈良宇民间的反弹几乎没有,薄熙来就大为不同了,不管是否认同重庆模式的人,都无法承认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广得民心,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胡温个人当然有着不认同重庆模式的资格和权利,但是在关系到国家发展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是最高领导人的喜好就能简单摆平人民的感受和意愿的。胡温这一次在对公众交代理由不清的情况动用发布圣旨般作法和愚民的封网的方式清除了不厚,一定会引发中国大多数人的愤怒的反弹,是否因此引发后续的政治危机现在还不好预测,但是这将是胡温施政十年最大的败笔,无法洗白,莫非胡温相信即将卸任的你们可以永远封网噤声?笑话。 (六)温暗喻重庆模式是文革余孽本身就是一种文革作风 温家宝在两会的发言,被舆论广泛解读为暗批重庆模式是文革余孽,安玛认为温家宝的这番谈话本身就是对不同的观点乱扣帽子的文革遗风的一种具体体现,温家宝不服?有诚意邀请安玛到中南海辩论你我之间的“异见”吗?这是对温家宝的第七问。 安玛认为,文革总体而言无疑是中国现代史的一大灾难,根源就是极左泛滥成灾。可是文革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上台,导致党内左派全军覆没,失去了左派的制衡,30年来中共的对外政策越发想着软透投降迈进结果就是国家领海被侵占主权受辱比比皆是,国力军力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强盛时期可是周边环境却进入了1949年以来的最差阶段;对内政策大幅偏袒资方残酷压榨劳工群体,加上本来该在劳资之间执行仲裁的地方政府,却有大量官员大面积的参与官商勾结中饱私囊,使得原来已经极为薄弱的劳工保护血上加霜,国内的贫富悬殊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了,眼前中国的游客在世界各地使用和国力不相称的巨额花费就是贫富过分悬殊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这种国情下国内的左派势力的重新觉醒和崛起是正常的,中国社会如果希望得到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左派和右派的势力就必须平衡发展并学会在相应的游戏规则之下同平竞争携手前进。 现在很多的右派言论和其代理人例如温家宝本人引用左派网络上的某些出格言论就把左派整体一概斥为为文革余孽本身不但是对不同观点的乱扣帽子,更是对人民意愿的无视和践踏。 最近世界银行行长佐里克访华,推销世行与国务院机构、国家财政部等合编的中国2030年的发展纲要,受到了国内各大网站大约90%的民调的反对,佐里克信口担担的说,此计划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认同云云,温家宝,你不为自己的观点与90%的中国民意的巨大反差与遥远的距离, 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温家宝,你不为自己对国内关键的问题的失知失觉感到丝毫的脸红?这是对温的第八问。 朱镕基的入世谈判承诺是医疗教育住房私有化,今天已经成为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温家宝是不知道所以还要和佐里克一起鼓吹继续把国家经济栋梁私有化?失职渎职!知道了明知故犯作佐里克的内应让外资垄断殖民中国经济?内奸卖国! 诚然,私有化是有着提高效率的作用,但是资本的喋血性规定了如果没有成功的规范和管制,私有化只能是官商勾结私吞国有资产的盛宴,对于广大民众确实承受不起的巨大灾难,不仅中国如此,看看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鳄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温家宝不懂?这是第九问。 我倒认为,相对薄熙来两会记者会的“折腾”对中国发展的大局影响,温家宝伙同佐里克发布的中国经济发展纲要引发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一事,更值得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查查为何中共政府部门在此事运作中的右倾卖国思维与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的期待之遥远,以及有无具体的官员直接接受了美国人的贿赂,这才是导正当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盛行的崇洋迷外,防止虎视眈眈的列强从内部葬送中国发展前途的一件更为要紧的头等大事之一。 7)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适用于任何人 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两次提到了中共在邓小平时代由胡耀邦主导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媒体纷纷解读为这事中共重申该决定的历史地位不容否定。 安玛个人认为,该协议对于平反在毛泽东时代太多的极左错误是有着历史性进步作用的,但是不该也不能因此就把该协议定位不容和不能置疑的新版圣旨。 不要忘了,胡耀邦主导该协议的理论基础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胡德平和温家宝之流把这个衡量真理标准的原则歪曲成了只能用于对待毛泽东,不能用来对待邓小平了,荒谬嘛!一句话,无论任何人的观点和政策,都要经历实践的检验。 现在在左派网站中有人提出文革翻案,安玛个人不能认同,但是反对的方式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搬出党的某个历史决议来压人欺人让人闭嘴,胡德平和温家宝的言论等同反对毛泽东制定的决议是容许的,但是反对邓小平的决议就是大逆不道了?胡德平和温家宝的这些言行本身就是真正的文革遗风的具体表现!胡温不服,请公开回应或者邀请安玛列入温家宝提议的到中南海听取“异见”的名单如何?这是最后的第十问。

方励之:真实的邓小平

假如一项科学实验揭示了一种新现象,科学家会感到高兴。假如一项试验没能显示科学家事先预计的东西,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值得分析的结果。读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一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种“预计之现象未现”的感觉。“人权”这个词没有在书后的索引中出现,而这种忽略并不是索引制作者的疏忽。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系统性地不考虑人权问题。 毛泽东在1976年9月死去。从1979年直到他1997死去之前的几年,邓小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虽然有时候名义上不是。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们知道邓小平,主要是因为他在 1989年决定调遣野战军开着坦克进入北京市中心,进行人们后来所说的“天安门屠杀,” 即血腥镇压在天安门广场及四周进行和平抗议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全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邓小平的决定持有不好的看法。在2011年2月22日,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说: “挡在坦克前的人被碾过去了。中国的统一要比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更重要。...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坦克调遣到那里对付那些人。这不是开玩笑。我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这国家的一部分不会给拿走。” 邓小平所树立的屠杀有用的榜样,卡扎菲可说是心领神会。 哈佛大学荣休社会科学教授傅高义在书中用了一章来重述天安门屠杀的事情。他给那一章取的题目是“天安门悲剧”。在那一章的结尾,他小心谨慎地(而且似乎也是颇为苦恼地)一一探讨了人们可能会评价那一“悲剧”的各种看法。最后,傅高义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可以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20年里,中国享有了相对的稳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和寿命持续快速增长。跟上一个世纪相比,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 这些话显示了傅高义基本上赞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宣传的论点,即“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天安门镇压是合理的。每当外宾或外国记者提出天安门屠杀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的回答都是始终一贯的:假如邓小平没有采取“果断的”(也就是杀人的)措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后来的稳定,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繁荣。 然而,中国政府这套宣传的另外一些方面则显示,即使是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这套东西。假如邓小平的“果断行动”真的是导致了经济增长,而中国人民也清楚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人们就应当看到,中共的宣传部门会大力宣讲“天安门镇压”。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中国官方形容当时的屠杀事件的说法不断缩水。一开始是说“反革命暴乱”,然后是“动乱”,再后来是“风波”,最后是“折腾”。中共领导人很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历史记录上的一个极端丑恶的污点,于是,他们急于让世人尽快忘记那些事情。 那么,中国享有了“稳定”的说法又该怎么看呢?当时的镇压真的是带来了稳定了吗?难道事情就像傅高义所说得那样,跟以往相比,“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吗?假如确实如此,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需要耗费巨资(据报导其数额之高超过中国全部军费)来用于所谓的“维稳”,以便遏制和镇压抗议、示威和其他“群体事件”呢? 不过,为了辩论,我们姑且假定天安门镇压确实是导致后来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如此假定之后,我们依然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了稳定和经济增长就可以动用天安门屠杀那样的杀伤性力量吗?这里牵涉一种基本的人权原则,既不能用暴力的手段来剥夺一个群体的生命(即使那个群体是少数人)来服务于另一个群体(即是那个群体是多数人)的物质利益。 1984年4月27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他说: “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了美国革命。那是争取人权和独立、反抗殖民统治的第一次大起义。我们当时知道,假如我们不愿意跟所有的人一起获得自由,我们每一个人就不能享受到自由。我们也知道,假如我们所有的人不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我们的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安全。” 中国的媒体当时只是部分翻译了里根总统的演说。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里根总统的那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的人权观念。傅高义的书让人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就是要么书的作者不认同这种人权观;要么他对中国和美国是双重标准。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使命”是让中国“富强”,但他对邓小平可能想到的中国的富强问题没有多少话说。中国的富强会类似于美国吗?类似于英国吗?类似于日本吗?类似于新加坡吗?或者,中国要开创一种全新的富强模式吗?傅高义写道,“在1978年,邓小平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可以让人们富裕起来、让国家强盛起来。” 这句话需要分成两半来理解。这话的前一半是正确的。迟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还是难以看到邓小平有什么蓝图。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傅高义这句话的后一半。这一半有一个暗含的答案,这就是邓小平最终关心的是让“人们”获得财富,让“国家”获得强盛。就像现在的傅高义一样,当时很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愿意相信这一点,至少是姑且相信。但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 在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富强蓝图”开始出现。傅高义在书中用了四页的篇幅讲述中共十三大,却漏掉了十三大的一项关键性决定,即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所谓的“中心”是“发展经济”,两个“基本点”则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 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扭转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因此被认为是进步的,受到了中国国内外的欢迎。但关键问题是邓小平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四项基本原则当中,真正重要的是第三项。于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革”(傅高义语)早已经让其他的变革变得毫无意义。 第三项基本原则是理解邓小平所设想的“中国富强”的关键。那项原则也为“改革”和“开放”究竟能走多远划定了界限。 就“开放”而言,傅高义告诉我们,“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中国人)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 我不禁想问,“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这种说法是否立得住。我现在想到了唐朝时期的中国(公元618至907年)。当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四处传播,最终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今天的中国又如何呢?在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宗教自由记录最恶劣的八个国家之一。 傅高义正确地指出,“开放”政策当中的一个时髦说法是跟外部世界 “接轨”。但这种接轨几乎全部是商业和出口的接轨。在报纸和电视方面,中国跟西方国家、台湾或香港没有多少接轨。这方面的轨道依然被堵塞,而堵塞的方式实际上跟毛泽东时代几乎毫无二致。互联网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但这种信息来源的形成并不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提倡,而是政府的打压政策未能奏效。在邓小平还在掌管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推出了第一批管卡中国互联网的限制措施。 中国当局如今对互联网的限制措施五花八门,从过滤屏蔽巨量的“敏感”词,到对整个一个地区实行断网几个星期几个月。在2008年北京举办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一度暂时放松了互联网管制。但奥运会结束之后,那些管制措施立即恢复。十分清楚的是,邓小平心中的“接轨”从来不包括国际社会视为人权一部分的信息自由。 邓小平政策当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改革”又如何呢?很多观察家指出,自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不要政治改革”是中国当局不可动摇的原则。(傅高义选择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但在题为“被改变的中国”的最后一章里,他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那一章列举了一大串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但其中没有一项牵涉政治体制民主化。)于是,坚持党的独裁地位也就使邓小平的“改革”在各方面大打折扣。例如: 在军事方面,傅高义书中有一章,题目是“军队:为现代化做准备”。但是,这里的“现代化”只是涉及武器装备和效率,而不是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之类的事情。中国之外的人大都不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一支国家的军队,而是一支中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靠全体中国人民所缴纳的税款养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听命于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是中共的一个机构。到了关键的时候,如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的是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但在1980年代关键时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很知道占有军队最高职位就可以凌驾全国。 在教育方面,邓小平时代最初的一项改革就是重新开放中国的大学。中国大学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关闭。傅高义解释说,世界银行对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的头一批贷款就是支持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由于这些原因,一些人便认为邓小平从总体上说是“支持教育”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邓小平只是把教育看作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实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而不是给中国社会带来广泛的好处。 他知道他需要经济和技术的专业知识来搭配中国廉价的劳工。但对儿童的教育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从1980年代开始,千百万来自农村的民工涌入中国的城市。他们在建筑、卫生和其他体力劳动行业出售他们的劳动。他们使邓小平有可能成就其“经济奇迹”。但是,在中国政府的户口登记制度之下,他们依然是农村人,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各种权利。他们的子女即使是在城里出生,也不能登记为城市居民,因此也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就学。 顺便说一句,这种户口登记制度并非中国的发明,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中国的日本人引入中国的。日本人当时是要阻止中国人口流动,以便防止民间的抗日活动扩散。(中文里称呼专门管户口登记的“派出所”一词就是来自日文。)但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邓小平这位所谓的“教育改革者”一直坚持这种户口登记制度,不管它给教育带来什么后果。他的后继者也是照样坚持。傅高义在其书中有一次提到了这种户口登记制度,说来到城里的农民“试图偷偷地跟亲友住在一起”,导致中国领导人担心“大批的农村移民会让城市的服务设施不胜负荷,城市难以为他们提供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 在个人自由的扩展方面,邓小平时代在很多方面跟毛泽东时代大不一样。在毛泽东统治下受到残酷迫害的人在毛死后获得了喘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空间也有显著的扩展。在我所从事的科学领域,僵硬的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科学家们不再必须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做教本。那本苏联出版的小书即使是按照十九世纪的标准也已经过时。毛泽东死后,所有的人一律穿蓝色衣服的景象开始消失,人们衣着的不同颜色和样式开始出现。罗曼·罗兰的《让·克里斯朵夫》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之类的书获得解禁。人们一度还可以偶尔地(如在1979年民主墙期间)公开批评政府。 但邓小平为什么要脱离毛泽东式的独裁统治呢?他是出于人道精神,同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吗?或者,他是看到中国社会正在觉醒,要求更多的变革,于是便采取实用的策略,以便让中共得以继续控制中国社会吗?很有趣的是,在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说得天独厚,因为上述的很多自由最先都是出现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而我在大学任教。我所看到的每一项自由的进步都是学生和教师奋力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中国当局自上而下赐予的。邓小平只要出面,他所发挥的作用就是限制自由的扩散。他在1979年对民主墙的镇压明确展示了他的政治底线,这就是绝对不允许人们哪怕是稍微侵害一点他的权力。他在1983年发动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甚至涉及到了女学生的穿着打扮。 在经济方面,这可以说是邓小平政策成就最明显的领域。对此傅高义说了很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为世界第二,中国持有一万一千七百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等等等等。西方国家近来处于金融危机阴影之下,很多西方观察家因此便夸大了中国的成就。然而,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的GDP依然是台湾的四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制造的低价位产品。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有过这种GDP优势。在 1820年,在清朝时期,中国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中国那时的GDP六倍于工业化的英国。但英国有炮舰。所以,鸦片战争一来,英国便打败了中国。 中国政府喜欢声称推行了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发展项目,让上亿人脱离贫困,而这种改善穷人生活的经济大发展是史无前例的。 一些西方人有时也会跟着中国政府这样说。傅高义告诉我们,由于“中华帝国自汉代形成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所发生的最根本性的变革”,“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 在这种说法当中,“贫困”、“饥馑”之类的词语从来没有足够精确的定义,可以让研究者对历史各个时期进行定量的测量评估。这种情况导致一些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以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像是今天的索马里。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贫困和饥馑的纪录。但从定量化的角度而言,很难说中国的贫困和饥馑平均而言比世界其他地区更甚。那种认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是长期的贫困的看法跟我们所知的人口增长和下跌状况不符。战争和外敌入侵常常导致人口下跌,但在和平时期,人口总是快速增长。毛泽东在1959到1962期间制造的大饥荒导致三千万或四千万人死亡。那场大饥荒向我们显示,在饥荒时期,怀孕率大幅度下跌,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止增长。和平时期的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历史当中的典型现象,说明贫困饥馑不是主流现象。说邓小平推行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除贫困和饥荒的项目,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政治夸张宣传。 另外,所谓的邓小平让亿万人“脱贫”说法也是本末倒置的。在毛泽东之后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亿万中国人的苦力劳动。中国的劳工没有工会,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没有中立的司法,没有美国人所享有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规章的保护。出大力的完全是亿万中国劳工。中国的亿万劳工不但改善了自己的境况,更是改善了共产党权贵的生活,许多权贵们的奢华直上云霄。世界银行发表的数字显示,测量人口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邓小平推行其改革前是0.16,现在则达到了0.47,接近于最高点.这种巨大的变化跟“亿万”中国人没有多少关系,倒是跟邓小平在改革开始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很有关系。邓小平当时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葫芦里到底要卖的是什么药。 1987 年1月,我在合肥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邓小平政权认定我带头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把我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把我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无论我走到哪里,即使是我到外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受到监视。在1988年8月8日到29日,我到澳大利亚珀斯参加第五届广义相对论格罗斯曼研讨会。然后,我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和其他地方走访了一些大学。我所到之处谈的都是物理学。但一些中国留学生得知我去了,便邀请我谈中国的事情。在堪培拉,他们问我,我对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用来提出问题、表达批评的小字报怎么看。我尽力讲述了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记得看到一张小字报说,“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外国银行有存款账户。” 我还没离开澳大利亚,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就开始打电话给我,向我报告了惊人的消息,说邓小平通过中共的渠道发话了,说是方励之说什么“外国银行存款账户”,这是对他的诽谤。这些朋友说,邓小平准备对我提出起诉。听到这些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差不多每一个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有外国银行账户。这种事情尽人皆知。说有人有“外国银行存款账户”怎么就能构成诽谤呢? 而且,假如邓小平真的是想把我拿倒,他肯定不需要走法律途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党的权力超越法律,而邓小平又在党的权力的顶尖,他何必动用法律呢?对他来说,假如他的目的就是想拿倒我,更方便的办法多得很。 我那年9月回到北京之后,在政府内部有熟人的朋友坚持说,邓小平正在准备跟我打官司。他们告诉我说,中共内部通知说,方励之的诽谤将 “通过法律解决”。但我还是不能相信,直到销量超过《人民日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我的名字,并且详细地说明了我的哪些话如何构成了诽谤。 这下子气氛真的是紧张起来了。一些谣言开始四处流传,说是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对我发出传票。一些当律师的朋友开始提出要为我组织法律辩护团队。《参考消息》的一些读者给我发函,告诉我应当在法庭上如何为自己辩护。一些人还主动开始收集中国高级官员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的帐户信息,以便让有关的事实充当我的辩护。一些外国记者闻到了风声,变得非常激动起来。邓小平要跟方励之对簿公堂?太棒了,这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新闻标题! 但法庭的传票始终没有送达到我这里。到了那年的11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奉命到我家通知我说,我不会吃官司。她说,我不会吃官司是因为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一个律师对邓小平解释说,方励之没有提出任何人的名字,所以诽谤官司没法打。 我当时进行了一番反思,终于明白了邓小平或许并没有白费力气。他很可能达到了他一开始就想达到的目的。他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部分人就是北京的学生在小字报中所说的“中央领导人及其子女”。因此,他才对有人公开提出这种事情超敏感。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假如他们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就应当明白这种想法绝对不能说出口。 邓小平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呢?对我提出法律起诉看似毫无必要,但要我吃官司的消息扩散全国,就能产生一种强力的震慑恫吓效应。邓小平很精明。在他漫长而丰富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这种精明算计的例子。傅高义虽然写了一本745页的书讲邓小平,但似乎是不知道邓小平还有这一套。 西方的一些观察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邓小平一方面如此积极地推进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却如此顽固地禁止政治改革,好像邓小平的政策彼此矛盾。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动用党的军队镇压威胁中共权贵的财富和权力的学生抗议,这跟邓小平的那些基本原则完全一致。 傅高义的书的一个好处是收集和组织了大量的材料,显示了几十年来中国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由此得知邓小平如何运用计谋保护自己的同党,如何瓦解他的敌手;他如何失势,得势,再失势,再得势,最终上升到中共王朝第二代的权力顶峰。傅高义收集的材料对研究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人会很有用处。 但这些事情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显明了中共体制内如何通过内部利益集团的竞争过程来选择高层领导人,而这些过程跟那些利益集团之外的中国人民没有多少干系。因此,那些上升到权力高层的中共领导人一心一意为权贵们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一点也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我们不能指望如此选出来的领导人会关心普通的人民,会在乎怎样做事才会对中国最好。 (本文摘自《纽约书评》杂志,原题:真实的邓小平---评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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