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

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國并未因此而太平,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國非正常死亡数字一直乏人统计,被我们这个自称注重历史的民族所忽略。   1945-1949:国共内战   到底有多少人在国共内战中死亡?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軍一共“消灭”国民黨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國人民解放軍《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軍“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民黨军队消灭解放軍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國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國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2000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民黨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鎮壓反革命运动”。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权威尚未树立。土匪、特务,国民黨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黨团分子威胁了新政权的存在。于是,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随后2年,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1950年12月,刘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澤東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澤東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在毛澤東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國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澤東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澤東指示全面收缩。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黨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即“肃清反革命运动”,发端于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斗争胡风使人认识到:在黨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黨派内部隐藏有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毛澤東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动”成绩如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黨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动”,是指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整风”是共產黨的整风,“反右”是给黨内、黨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6年,毛澤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黨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黨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產黨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黨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黨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黨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黨内同志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澤東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黨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反右运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黨集团4127个。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國大饥荒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1958年至1962年间,中國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以致大批人被饿死。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國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國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中國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但是有谁曾出示苏联逼债的证据吗?恰恰相反,当中國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國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國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國事宜与中國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國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國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國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澤東: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國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國饿死了1700多万人。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國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著名黨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國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國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澤東。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國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國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纹化大革命   毛澤東认为,社會主義社会仍然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毛澤東发展出在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他发动纹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有人认为,毛澤東是要借助纹化大革命铲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76年,毛澤東去世并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   纹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向达、杨端六、贺龙、刘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如果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摧残,那么,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被消灭了。文革期间还提出了“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他们威风凛凛地捣毁文物古迹,焚烧古典书籍,犯下了中华民族数千载未有之大罪。至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陷于不传之境。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國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鄧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國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上面,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维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殺”。中國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来源: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fab2b1e49e07d3e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9·11: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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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毛岸英

  一、 来去随意,做工作浅尝辄止   毛岸英1946年初回国,到1950年10月赴朝,近五年多时间里,似乎没有比较稳定地从事过什么工作,正式披露的工作经历,都是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十天。并且行动自由,没有什么“单位”的约束。   比较著名的一个经历是上“农业大学”。毛岸英刚回到延安,毛澤東要求他跟随农民劳模吴满有学农活。这段日子,其实只有五十多天,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乡村夏令营而已(p122),但后来凡提起毛岸英,都要大书特书这一段。   进 北京后他的工作岗位是中央社会部(中國克格勃)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在这个岗位上,他似乎也很散漫。按说秘书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通常没有自己的时间。 但毛岸英在1950年5月初有一次悠闲的长沙探亲。“这次南下是公私兼顾,他随苏联代表团来到武汉,给李克农当了几天翻译后便匆匆赶往长沙探亲”。 (p7)   在韶山,乡亲毛贻泉找他要帐,说是30年前毛澤東欠下100大洋至今未还。毛岸英没钱,找省委书记王首道“借钱”还上了(p11)。一次 探亲扫墓,他竟然盘桓了一个多月,直到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要秘密访苏,发电报来催,他才回京。回京的时候,这个28岁的青年干部乘坐软卧列 车,“毛岸英品尝一口杯用长沙水泡出的君山毛尖茶,然后仰坐于沙发上,开始翻阅当天的报纸”(p9),这估计是湖南省委提供的特殊交通安排。从向省委书记 借钱、住省委招待所、坐软卧这些情节,可以看出毛岸英此行公开打了“父皇”旗号,而黨政大员也丝毫不敢怠慢这位第一公子。   赴朝之前,毛岸英在北京 机器总厂做黨总支副书记,这是毛岸英比较正式的一个工作履历,是毛岸英闹着要去工厂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按说此时韩战已经爆发,社会部无论是情报 工作还是对苏联络都非常繁重,他为什么要离开部长秘书的岗位,去一个完全不能发挥自己俄文优势的北京机器总厂呢?这本书没有揭开这个迷团。从1950年8 月中旬到10月8日,他在北京机器总厂只干了不到两个月(p18)。10月8日他跟彭德怀去东北,没有向厂里作任何交待;10月14日随彭回京,次日即将 再赴东北、朝鲜,他才匆匆到工厂交待说社会部有任务,他要去工作一段时间(p85)。   将近五年时间,我们看到毛岸英的工作岗位飘忽不定,没有看到他在哪方面做出扎实的业绩来。   二、 赴朝出于政治需要,只准备三五个月就回来。   毛 岸英赴朝是自己提出的,还是毛澤東的旨意?书中记述,10月5日,中央决定了派兵援朝之后,毛澤東对卫士小李有一番对话:“我积极主张抗美援朝,我的儿子 不去,谁还能去?我想把岸英交给彭德怀,一起去朝鲜打仗,你看好吗?”毛又说“跟彭德怀同志在一起,学些军事知识,对他的将来会很有用的。”(p36)当 晚或次日晚,毛澤東叫回岸英:“今天,我让你回来,就是想和你谈谈当兵的事”(p43)。可见,岸英参军赴朝,是毛澤東做出的一个安排。其出发点,一是表 示带头,二是为了岸英的“将来”。   毛岸英到朝鲜干什么,也是毛澤東安排好了的。10月7日,聂荣臻打电话给毛澤東报告说:“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 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毛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p54)可见毛并不想让岸英上前线,而 是细心地替他考虑了既安全、又能掌握核心情况的岗位。   毛岸英当时作了多长时间的打算?书中没有正面说。但他在向岳母张文秋告别时说过“多则半年, 少则三月”(p96);他的衣服、被褥、书籍还在北京机器总厂没有收拾,他说,“先放在这儿吧,我还要回来的”(p85)。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节 是,1951年1月2日,此时毛澤東还不知道岸英牺牲,“正在看文件的毛澤東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 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p251)此时距毛岸英”报名参军“,不到三个月,距赴朝才两个月零十天。如果他没有牺牲, 凯旋回京,正好应了他对岳母说的”短则三月“。   三、 爱炫耀,性情浮躁   毛岸英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总共待了34天,但大家 都知道他是毛澤東的儿子。本来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但他自己基本上逢人就说“不错,我的父亲是毛主席”(p194),毫不忌讳。他平时腰里挂着一支小手枪, 遇到人问时,就拔出来说“这支手枪有点来头,是斯大林赠送的呢”。大家惊羡道“你去过苏联?见过斯大林?”他就开始介绍在苏联呆了十年,参加苏联红军打到 柏林,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斯大林送他手枪并问他为什么不找个苏联姑娘做妻子等等。(p210)试想,这一番经历,别说一般干部战士,就是彭老总,也望 尘莫及呀。给工农出身的战友们讲这些,是其炫耀性格的典型表现。   其实,他所谓的苏联红军生涯,如同他的农民大学、工厂书记一样,也是浅尝辄止的经 历:“1943年,毛岸英被保送到莫斯科列寧军政大学学习,考虑到他是毛澤東的儿子,苏军破例授予他中尉军衔。一年后,他又进入苏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最 高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毛岸英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p17)屈指算来,这时已经是1944年底或者是1945年初 了,而攻克柏林是1945年4月30日,所以说毛岸英这一段战争生涯最多也只有半年天气。而且由于“中苏两黨有一个协议,不让中。共领袖的孩子参战” (p17),故“坦克连指导员”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四、 对“志司”首长颐指气使   第一次战役之后,毛岸英与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有一次对话:   “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你想干什么?把你安排到作战科行不行?”   “要是还在机关工作我还到你那儿干什么?在志司作战室不是一样嘛!”毛岸英不以为然地说。   “那你想……”梁兴初不解地问。   “我想下基层!”毛岸英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从营长干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好家伙!梁兴初为之一惊,他被毛岸英这股子气势给镇住了。……谁知彭老总是怎么打算的?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那好,那好……”   “你答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什么时候去报道!”毛岸英认真了起来。   “我是求之不得,只怕彭总不放你走,下面危险大哟!”梁说。   “你去和彭总讲一讲嘛!就说我有打仗的经验,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   “和彭总讲,那我可不敢……说梁兴初你怎么挖我的墙角?那我可吃罪不起。”   “嗨,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毛岸英一捋袖子,“好吧,我去找他谈”。(p159)   这哪里是司令部的一个小秘书与主力军军长的对话?“不以为然地说”、“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一捋袖子”,这几个动作形像地反映了当时毛岸英的心理状态。而面对一位高级将领,称全军统帅为“彭老头”,并非无知,而是无畏——“只缘身在最高层”啊。   另一件事,“毛岸英和彭德怀下棋,经常为悔一步棋而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事后其他首长委婉地劝说他不要这么认真,要让彭总下棋后心情放松才能更好地指挥 作战(p136)。过去看过一个回忆录的描述是,毛岸英当场说“他M的彭老总你又悔棋啦”,彭则笑呵呵地赖帐,洪学智则在身后用腿碰毛岸英,示意他尊重彭 总。两相印证,毛岸英在彭的面前,基本上是“童言无忌”,并不把彭当首长对待。   最典型的事件是书中151页的记载。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主持 第一次志愿军黨委扩大会议,实为最高作战会议。会上彭发火痛骂了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说出“违反军令,按律当斩”的狠话来,全军高级将领俱噤若寒蝉之际, 彭德怀开始布署第二战役的打法:“我的意见是先退,我们的主力从现阵地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让麦克阿瑟以为我们怕他。这样,他就会更猖狂,造成前军突出, 我们就可以寻隙穿插,分割包围……”这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毛岸英“离开会议桌直走到彭德怀对面,指着作战地图慷慨陈词:”我看应该向南进 攻!兵书上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敌人不是跑了吗?不是败了吗?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而要后退呢?‘“所有的与会者都大为诧异,私下议论说 ”那个小翻译胆子不小,竟敢在彭总发火的时候说三道四,这样重要的会议,哪有他讲话的资格?“此时的毛岸英,显然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秘书兼翻译,而把自己 当成了监国的太子或者是钦差大臣。   五、 生活散漫,违反防空纪律导致丧生   毛岸英好睡懒觉,在书中有多处反映。“一觉醒 来,天已大亮……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p70)作战室主任张养吾回国前给毛岸英的临别赠言是“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 时防空”(p201)。在支部会上,作战处副处长成普提意见说“有一次毛岸英起床晚了,我们等他去吃早饭,没想到刚端起饭碗飞机就来了,我们四个人被堵在 屋子里,只好一个人蹲在一个墙角落,像块奠基石。”(p202)   毛岸英牺牲是在11月25日。此前志司为防空袭,“作出了三条规定:一是天亮前一定要吃完饭,二是天亮后不准冒烟,三是都要疏散防空。”彭德怀也强调“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注意防空,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该进洞而不进洞的是纪律问题”(p218)。   当 天早上毛岸英由于晚起床,又没有吃上早饭。“躲在防空洞里的毛岸英伸头看了一下天空,还不见飞机的影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十点过后,毛岸英对高瑞 欣说要回作战室,高说“等一等吧,警报还没解除呢”,毛岸英说“不用怕!我看飞机一时来不了,就是来了,哪会偏偏炸中这个地方。当年国民黨的飞机经常轰炸 延安,可爸爸忙于工作,就是不进防空洞……不也没事嘛!爸爸的榜样,儿子不学谁还去学。”(公然违纪,都要打“爸爸”的旗号,这样的公子哥真够志司首长头 痛的。)说着毛岸英已经冲出了防空洞,高瑞欣等只好跟着他到作战室热饭。(p220)   可惜毛公子没有“爸爸”那么好的运气,11点多,美军四架 B-26轰炸机掠过大榆洞上空,马上又返回,是否因为看到了毛岸英热饭的饮烟,不得而知,但这一次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准确地命中了作战室。幸存者成 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 了。”(p247)   可见,这是一次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由于毛岸英违反防空纪律,不但导致志司作战室被轰炸,自己身亡,而且连累优秀的机要参谋(周恩来语)高瑞欣牺牲。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5岁离父,8岁失母,在学习知识和形成世界观的最重要阶段,基本上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其中至少有五年是在上海流浪,直 到十四五岁时被送去苏联。后天的不足使他在知识和性格上存在一些缺陷,也就是不足为怪的。但官方的宣传在神化毛澤東的同时,对毛岸英也进行了神化,误导我 在很长时间里都认为毛岸英是个完美的革命青年,甚至认为如果他不牺牲,将可以成为制衡江青的因素,不致于让文。革发展到那样的程度。感谢武立金先生,他提 供的这些生动真实的细节,让我们对毛岸英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毛岸英在朝鲜不出意外,对他在后来中國社会的作用,也不能有过高的期望。   武立金著《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作者:武立金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1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毛岸英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魏忠贤的罪与罚 (2)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陈独秀民主思想初探 (5) 陈独秀——回归“德先生” (7) 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 (7) 郑和下西洋:纪念与反思 (0) 谁欺骗了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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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以诺斯 (Douglass C. North) 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史学家发现,公元 1500 年开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贸易,特别是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这其中,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贸易带来的好处以及相关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 的分工理论很精确地刻划其中的精髓。   亚当﹒史密斯认为,分工的发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于是,贸易随之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变大;而市场的变大,将进一步将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亚当﹒史密斯所认为经济发展的起源。经济社会也就不断地从这种分工与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中获得成长。西欧的大西洋贸易正触发了上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过程,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杨小凯的新著“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用很多模型分析了这个过程。   虽然自 1500 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在 16 至 19 世纪从事大西洋贸易获利的国家,以亚当﹒史密斯的思想足以刻划经济增长的精髓。不过,同样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但是却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 (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鲁 (Daron Acemoglu) 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宾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他们的新文章〈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大量经验证据。他们认为 16 至 19 世纪西欧的经济增长,虽然只是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片段现象,但如能研究 16 至 19 世纪大西洋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藉此管窥经济增长理论的样貌,或能让人们进一步理解完整经济发展理论所应具备的原理原则。   强森等人比较英国与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具备的条件。他们发现,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许多条件优于英国。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也应该能在西班牙发生。他们发现,西班牙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优于英国。   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大西洋长距离航海探险,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可以说,这两国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甚至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   第二、由于西,葡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他们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国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   第三、强森等人引用馬克思主义以及新馬克思主义的边缘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以剥削 (殖民地) 为手段,越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国家,该帝国的国力应该越强。不过,英国与西班牙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有显著的不同。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为主。基本上,英国让各殖民地成立议会自治,各殖民地拥有各自的宪法并有自主的税收权利。只有当英国本身遭遇战事,英国才会透过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国国会,以决议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缴交特别税捐来支应战费。英国对前殖民地香港连这种战费要求都没有,所以中國政府1997收回香港后也不敢向香港收税。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大部分被送回祖国。也就是说,相对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并非以剥削殖民地而满足祖国为目的。但西班牙、葡萄牙的确对殖民地进行剥削。所以,依照馬克思以及边缘理论的说法,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帝国主义发展,应该使工业革命发生在西葡两国。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至今,原来分别为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与南美,北美的美国甚至已成为世界的超级强权,而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开发中國家,政局不安,经济动荡。   面对这种历史矛盾,强森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并以这个理论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强森等人对上述的发展提出三个重要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第二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第三个假说是,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專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强森等人根据以上三个假说所建立的完整论述如下:大西洋的贸易机会,若能与各国国内内在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循环,则从大西洋的贸易得到的好处会引发经济成长与工业革命。 而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与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后所进行的制度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搜集历史资料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两项指针作为贸易发展下分工高低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收集了15至20世纪的东欧、西欧与南欧的城市化数据。他们的经验研究发现: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均有长足的发展,而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例如东欧、中欧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则发展迟缓。   另外,他们发展出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用以刻划三种制度特征。其一,为刻划各国或各城邦、皇室或其它特权階級侵犯商业活动权利限制的程度、其二,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其三则为允许人们在有利可图的产业中自由经商的程度。这些指数可以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发现,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进展,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各个城邦对财产权的保护,对特权階級权利的限制以及自由经商的权利等均明显地增加,而那些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邦则变化有限。他们对经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证明, 除大西洋贸易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正面影响外,一国的政治制度的專制程度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负面影响。第三,他们也发现,英荷两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專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英国的议会对皇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專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 (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 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在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下,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班牙。   也就是说,在理解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经济成长的影响后,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发生有了很不一样的图像。这个图像是以英国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为背景。   英国在进行大西洋贸易之后,社会中出现新的富有商人。这些富商为了保护既有的财富, 或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权階級发生冲突。由于英国自始就有比较自由的代议政治制度,这种议会政治对制度改革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政黨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也就是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因此出现。   这些制度的出现以英国大革命打破都铎王朝贸易特许垄断权为先导,其中詹莫士二世复辟时期又打破革命后共和国执政克伦威尔的政治垄断,恢复议会制。但詹莫士二世企图恢复王室各种垄断特权,又被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有英国王位继承权), 发动光荣革命,既避免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导致的新政治獨裁,以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又以威廉的武力革了詹莫士二世的命,避免了王室的各种垄断特权的复辟。   强森等人发现的大量历史证据说明,这一时期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规模大多也相对变小,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人民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与王室特权无关的新商人階級,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富可敌国。这些新富正常交税,在国会中有代表为他们发言,因此能在政治上发挥相当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階級在人数与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等级特权更强。另外,社会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階級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階級。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史密斯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而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发生。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大西洋贸易创造出来的新富中,有许多人是拥有地产的企业家。这些地主在产权能获得保护之后,利用土地取得资金,而这些资金也就成为进一步促进投资与赚钱的资本来源。亦即,有效地保护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权,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地主,不仅不会成为妨碍经济成长的障碍,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却得到与英国相反的结果。由于西班牙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在当时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拥有贸易的权利外,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有税收权,这使得王室从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益加助长王室权力与專制地位,造成社会中不可跨越的等级越加坚强。与此同时,王室却将贸易所得到的好处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社会不能善用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因此,社会中出现一种不能被逾越的等级,社会的流动性反而更僵固,贫富差距亦越悬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没有新的商人階級出现,最终社会也就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   总结的说,强森等人的发现有以下几个含意。第一,让人们重新认识西欧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解大西洋贸易在其中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及其如何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相应而来的经济成长。第二、颠覆了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必须以剥削为手段。事实上,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的出现反而发生在限制專制王权的议会国家,这些国家内没有皇室的特权,没有固定的特权階級,社会的流动性高,并且保护私人从事商业的各项权利等等。也就是说,英国与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异正反映在商业活动是否开放,而商业活动的开放与否则影响了社会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階級。第三,他们的发现与诺斯、托马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发现制度的确在经济成长中扮演关键角色。杨小凯和廖最近用一个超边际经济模型严格证明了这一猜想。   上述的故事对中國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有启发性。中國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就如同开放大西洋贸易一般地开放了太平洋贸易。中國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绝大多数也来自太平洋贸易。中國至今享有与美国极大的贸易顺差,正足以证明中國正是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经济成长的好处。   很不幸的是,中國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是建立在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之上。这种对商业活动的限制让中國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太平洋贸易获得的好处,不但无法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反而被垄断性的官商企业以及与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所独占。虽然中國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中國政府仍然维持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限制。中國政府不允许私人任意成立企业,亦即成立企业需要政府批准,政府仍然垄断着银行业、保险业、电信业、新闻媒体业、汽车制造业以及大部分的外贸经济活动。   事实上,只要成立企业须经政府批准,政府也就控制着所有产业的商业活动。也因为成立企业无法自动注册,所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就须和政府建立关系,行贿甚至收买政府官员,也正是政府对经商自由,贸易自由的限制,因此就造就了今日在中國成功经商要靠关系,讲门路;造就了表面上是私人企业的股份公司,本质上仍为官商企业的特许利益等级;以及最严重的,造成社会流动性遭受阻碍,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逐渐严重的情形。   中共 16 大会议中通过开放资本家入黨,16大中出现了很多官商及与官方勾结的股份公司老总。这种作法其实更是将垄断利益制度化。其结果是让中國更像 16 世纪的西班牙而非英国。这让中國政府与有商业活动的特许階級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國的太平洋贸易有让中國「西班牙化」的倾向。   因此,如欲中國经济发展长久延续,关键中的关键就是打破政府对商业以及贸易活动的垄断,限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限制政黨不得从事营利事业,黨库不能通国库,允许政黨自由竞争,建立公平合理的选举制度,允许政黨轮替,以及建立分权制衡、权责相符的的政府体制等等,好让中國能像 500 年前的英国,让太平洋贸易带动制度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造就中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走向 500 年前的西班牙,兴盛一时,但终究衰弱。   作者:杨小凯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1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鲶鱼效应与汽车降价 (0) 近代民族工业出现“黄金时代”的原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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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胡兰,是悲剧而不是英雄

  一个不满15周岁的女孩子,被一伙人用铡刀铡死,这是一出人间少有的悲剧。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始终都在用这样的案例来映衬民国政府的残忍和无情,煽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对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政府的仇恨,刘胡兰的故事被写成书、编为话剧、电影、进入学生的课本,在中國大陆广为流传,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 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谁让一个无辜的少女被她的政府处死,她究竟做了什么罪恶滔天的坏事? 另外,她当时能不能不死? 她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悲剧人物?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查阅许多关于刘胡兰的文字资料,对把她认定为英雄的说法越来越不敢苟同。   就刘胡兰的遭遇来看,她的罹难的过程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听说的那样令人感动和振奋,有没有被人英雄化,这并不重要,也没有必要再去证伪。 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英雄的意义。 一个仅仅15岁的女孩子能坚强不屈,从容就死,确实是值得人敬佩的,可是一个人仅仅能够坚强不屈,从容就死,并不能说明她就是英雄。 能够说明她是英雄的,是要看她为了什么才坚强不屈并从容就死的。   英雄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具有较为恒定的内涵和普适的价值的。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可这些人物并不一定就是英雄,有些人当时是英雄,可是他所控制的那个时代一旦成为历史,他就不再是英雄,有可能是人类的罪人,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还有一些人,他一时被人们认为是英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逐渐证明他所代表的理念是有问题的,是一种错误的价值取向,甚至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向违悖,所以,他也就会从英雄的神坛上滚落下来。   我之所以说刘胡兰不是英雄,并非想否定她在面临死亡威胁时的坚强不屈,即使她是被死亡吓得痛哭流涕而不是传说中的以大义凛然,已经都无关紧要。 我是要说明,她的死,是两种她个人无法抵御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对她的利用、欺骗和无情的侵犯造成的。 她并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所坚信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理念,事业,并没有她所看到或是听到那样伟大。   直接导致她死亡原因是她配合中共武工队处死了本村村长石佩怀。 据一些资料记载,这个村长为阎锡山的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所以就要杀死他。 我们知道,那时阎锡山是国民政府山西省主席,也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长,只是当时他把持着山西的军政大权。 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村长或是村支书、乡长等,也都是要派公粮、派民工、派税的,这是地方政府的职责,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因为派公粮、派民工而大批逼死农民、逼迫农民背井离乡的村长、乡长,应该并不比1949年前少,也并不比1949年前更善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难道农民或是某个其他的黨派就可以私下处死村长吗?   此外,刘胡兰死难时,已经不是抗日战争之时,而是内战之中,中國的内战,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现在来看,都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它不是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战争,比如民国与大清朝之间的战争,就是一场进步与落后之间不得不进行的战争,也不是抵御外辱的战争,而是一场纯粹是夺取权力的战争,这已经为战争之后的事实所证实。 战争之前的政府,是有非常多的必须要改变的缺点,但是并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还具有基本的民主素质,至少它拥有在中國全部历史中,更彻底的选举制和宪法制度,中國人唯有在这个阶段拥有过言论、结社和游行的自由,中共就是在这个自由制度下才得以产生的,中共的报纸、电台等也就是在这个制度下才得以发行运转的,据一本《历史的先声》的书披露,在中共1949年获得政权前,曾经许诺要在中國实现比中华民国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广大民众之所有能够拥护并跟随中共浴血奋战而推翻中华民国,就是因为热切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力,希望在中國建立一个更加进步的政府。   刘胡兰就是这样的一个受到蛊惑的少女。 在一种思想的蛊惑下,她替反政府的武装力量效力,并最终走上了杀人害命之路。 从这一点来说,她不仅不是英雄,还是一个有罪的人。 作为政府,需要追究杀人者的罪过和有关人的责任,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刘胡兰等人参与了杀害村长的犯罪行为,自然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是,我们看到的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想到用法律来解决问题,一个方面利用法律的保护,钻法律的空子,实行暴力推翻政府的行为,另外一个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不经过合法的审判,就大肆屠殺相关人员,甚至对一个少女也没有起码的同情和人道,虽然双方很难认定谁为因谁为果,可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是我们不愿意再看到的。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刘胡兰的可悲之处,即她并不了解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像那些宣传那样冠冕堂皇,她受到蛊惑后,失去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也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浸润着暴力的毒素,浸润着无视他人權力的狂妄,浸润着为了自己或是自己一群人的利益和权力而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和生命的偏激。 她的英勇和坚强,不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人类普适的目的,也不能体现人类本质的价值,而是为了自己一群人的私利的执着;她的从容就死,不是为了更加崇高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而是因为她受到蛊惑后的执迷不悟。 所以,这个少女的死是可悲的,而不是英雄式的。 希望人们能够记取这个惨痛的悲剧,让象刘胡兰这样的少女,过属于她们的自由和充满爱,而不是充满仇恨的生活,让她们不必为了像她们那个年龄还不了解和无法认识的东西去献出生命! 作为我个人,我希望,如果历史能够再来一次的话,刘胡兰不用再坚强和英勇,她可以向暴力低头和屈服,然后好好地去过属于少女的生活,去恋爱,去结婚,享受生活的美好,去把她已经拥有,却因早逝而中断的爱情生活过到最后。 我也希望,现在的少年们,不要被片面的宣传所蒙蔽,误以为刘胡兰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其实,她只是一个特定社会背景下被牺牲掉的可悲的,同时也负有罪责的小女孩子。   来源:博讯2005年6月03日   作者:杜义龙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0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刘胡兰,是悲剧而不是英雄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魏忠贤的罪与罚 (2)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陈独秀民主思想初探 (5) 陈独秀——回归“德先生” (7) 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 (7) 郑和下西洋:纪念与反思 (0) 谁欺骗了李大钊? (3) 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4) 袁崇焕之死 (3) 蛇吞象,并不荒诞的游戏 (0) 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吗? (1)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与长生梦 (0) 汉文帝与张释之 (2) 汉卿先生是好贼 (0) 梁山好汉的真面目 (0) 梁启超的“自觉” (0) 林昭四十年祭 (22) 林昭·铿锵 (0) 朱熹和海瑞的阴暗面 (0) 悼张志新烈士 (1) 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 (8) 崇祯是怎样亡国的 (1) 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 (16) 宋美龄,从“飞虎队”到开罗会议的那段日子 (2) 宋教仁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 (0) 宋教仁之死 (1) 商鞅·李斯·董仲舒 (0) 向死而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 (11) 军阀曹锟的总统生涯 (0) 关于对“包拯用人仍可借鉴”文章的胡思乱想 (0) 伏尔泰的“命”和何家标的“命” (0) 《甲申三百年祭》漫谈 (7)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琐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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