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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记住那些人| 中華包子民國@首都

在大陆,蒋介石推行了军政和训政;在台湾蒋家父子由训政而 宪政 。国民党到台湾后,蒋介石在台湾推行威权政治,实行党禁、报禁、抓捕 民主 人士,导致了不少流血冲突。 1960年9月4日,《 自由 中国》的主编雷震被捕。1979年夏,黄信介等人创办《美丽岛》杂志, …. 新宪法制定后,皮诺切特于1983年开放党禁,与反对派开展对话,取消了15年之久的全国紧急状态,恢复 新闻 和集会 自由 ,允许政治流亡者回国,并说服军人委员会推举他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但是,皮诺切特在1988年的大选中失败,智利进入1989年总统大选和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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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國并未因此而太平,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國非正常死亡数字一直乏人统计,被我们这个自称注重历史的民族所忽略。   1945-1949:国共内战   到底有多少人在国共内战中死亡?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軍一共“消灭”国民黨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國人民解放軍《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軍“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民黨军队消灭解放軍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國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國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2000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民黨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鎮壓反革命运动”。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权威尚未树立。土匪、特务,国民黨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黨团分子威胁了新政权的存在。于是,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随后2年,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1950年12月,刘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澤東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澤東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在毛澤東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國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澤東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澤東指示全面收缩。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黨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即“肃清反革命运动”,发端于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斗争胡风使人认识到:在黨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黨派内部隐藏有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毛澤東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动”成绩如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黨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动”,是指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整风”是共產黨的整风,“反右”是给黨内、黨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6年,毛澤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黨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黨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產黨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黨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黨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黨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黨内同志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澤東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黨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反右运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黨集团4127个。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國大饥荒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1958年至1962年间,中國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以致大批人被饿死。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國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國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中國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但是有谁曾出示苏联逼债的证据吗?恰恰相反,当中國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國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國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國事宜与中國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國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國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國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澤東: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國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國饿死了1700多万人。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國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著名黨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國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國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澤東。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國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國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纹化大革命   毛澤東认为,社會主義社会仍然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毛澤東发展出在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他发动纹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有人认为,毛澤東是要借助纹化大革命铲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76年,毛澤東去世并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   纹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向达、杨端六、贺龙、刘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如果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摧残,那么,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被消灭了。文革期间还提出了“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他们威风凛凛地捣毁文物古迹,焚烧古典书籍,犯下了中华民族数千载未有之大罪。至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陷于不传之境。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國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鄧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國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上面,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维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殺”。中國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来源: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fab2b1e49e07d3e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9·11: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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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十大隐蔽得很好的伪君子

首先说明评选十大伪君子的标准:第一,他们是伪君子,不是大恶人,所以凶狠好杀的秦始皇、楚霸王等人都不算;第二,他们都是隐蔽得很好的伪君子,到现在还受到称赞,至少还存在争议,象王莽那种生前就被揭穿的,虽然也是伪君子,但属于不高明的伪君子,所以也没有列入。这十大伪君子按照时间为序,分别是: 舜:舜本来出生贫寒,他的父亲是个盲乐师,知子没如父,瞎眼的老音乐家对自己儿子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几次想杀了他,可都被舜逃脱了。后来舜得到了尧的信赖而步步高升,等到掌握了大权之后,就把尧的儿子丹朱杀死,把尧囚禁起来,强迫尧把王位“禅让”给他,另外还接收了尧的两个女儿。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搞 “禅让”的人。曹丕娶了汉献帝两个女儿,又逼迫汉献帝禅让之后,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才知道古代的禅让是怎么回事了!” 伊尹:伊尹是汤的宰相,汤死后,他辅佐汤的儿子太甲,但不久以后,他就罗列了一堆太甲的罪名,把太甲囚禁在桐宫,自立为王。三年后,太甲在忠于自己的臣子帮助下逃脱,回来诛杀了伊尹。后来,伊尹的形象受到美化,主要是一些执掌权力的大臣想用伊尹做例子,废除他们所不喜欢的皇帝。只要看看后来那些自命伊尹的人,他们和皇帝其实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霍光(死后全家被杀)、董卓(被杀)、孙竣(后来全家被杀)、司马昭(死后儿子篡权)…… 刘备:当人们说吕布是三姓家奴的时候,常常把刘备给忘了。刘备起先跟着刘焉,再追随公孙瓒,陶谦给了他一些军队他就投了陶谦,没多久陶谦不明不白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于非命。刘备在徐州混不多久地盘让吕布夺去,他就厚着脸皮在托庇在吕布门下,但吕布终究不信任他,他就随曹操灭了吕布,可一到京城,他又企图对曹操下毒手,最后在徐州反曹,失败后投袁绍,看袁绍不行又投刘表,刘表死后,一个儿子投降了曹操,另一个儿子在刘备手里,年轻轻地据说酒色过度死了。周瑜打败曹仁得到荆州,刘备却厚着脸皮借了荆州一直不肯还,直到最后决裂。刘备最后一次背叛是老上司刘焉的儿子刘璋,《三国演义》里说他不肯夺同宗的地盘,那是胡说八道,他可热心着呢。 诸葛亮:诸葛亮在刘备死后,排挤原来益州的大臣李严等人,执掌大权,还用老子教训儿子的口气对刘禅说话,开一堆名单要刘禅信任,还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意思是全得听他诸葛亮的。可惜诸葛亮死得早,他死的时候儿子也还小,所以没来得及篡位,但是南诸葛,北司马,他们的招数是相似的。 李世民:这个一代明君,有过屠城的记录,也有过杀害兄弟,劫持父亲,篡夺皇位的历史,而且把弟媳妇也收罗进宫来做自己的妃子,完全是个残忍、好杀、好色的家伙,不过唐太宗很会做秀,他杀死兄弟后见高祖,吮着高祖的乳头大哭那一段实在有点恶心人。他不仅改写了历史,还故意在史书里留一段故事,表示他自己是无权过问史书记录的。唐太宗曾嘲笑秦皇汉武迷信不老金丹,最后自己因为吃了金丹中毒而死。 赵构:当人们世世代代通骂秦桧的时候,可曾想到,秦桧不过是一个帮凶而已,没有皇帝的旨意,哪里来十二道金牌,没有皇帝的默许,秦桧怎么可能把一个地位相当于副宰相的大将军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后来秦桧等人作为替罪羊永远跪在岳飞墓前,宋高宗却啥事没有。 朱熹: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道德上要求非常苛刻,他还用程伊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论劝友人的妹妹守节,但他自己却有过逼嫁守寡的弟媳妇以侵夺亡弟产业的隐事。另外,朱熹为了打击报复不赞成自己观点的唐仲友,将一名叫严蕊的妓女严刑拷打,企图逼她承认与唐有男女关系,结果被严蕊拒绝,从这件事看,这个道德家的思想境界不如一个妓女。 海瑞:海瑞有个女儿,才七岁,因为偷吃了别人一个饼,海瑞逼她活活饿死,其实这么小的孩子还不可能自杀,实在是被饿死的。管仲说:易牙为了讨齐恒公的欢心,把自己儿子煮了给他吃,这种人残忍到极点,为了荣华富贵什么事也做得出来,千万不能信任。相比之下,海瑞为了维护自己清官的声誉,能把自己七岁的女儿饿死,其实他的本质和易牙是一丘之貉。 宏历:乾隆帝宏历是个文化的摧残者,但他不象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弄得血出刮拉,而是大力提倡小学,让儒们皓首穷经,不问世事。他编订的四库全书,收罗了大量珍本孤本,肆意篡改,再把原著毁掉,许多文字都被改得走了样,特别是涉及对女真人和满人的地方,甚至骂“虏”、“鞑”的都不能幸免。另外乾隆还有一个嗜好,就是把他鉴赏过的古书画都盖上一个八寸见方的“乾隆御赏”,有些画宽不过一尺,也照盖不误,很多名画就被他盖得大煞风景。 洪秀全:一个落第书生,摇身一变成了邪教总头目,还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把基督教的教义改得滑稽可笑的闹剧。本来他身死国灭,已经证明了他人间天堂神话的破产,但后来又被不同的人所利用,把他打扮成农民的代言人,民族英雄,所以这个人还是要拎出来揭露一下。 黄世仁到底有多冤还历史白毛女真面目  [转贴自北大论坛] 一剧《白毛女》,让黄世仁遗臭了万年。但经过记者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进行详细调查,从群众那里得知了历史上那一段传说的真实面目。 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十五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黄起龙念过私塾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留下的100亩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儿子。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黄世仁自幼好学,学历至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颇好。黄家仁人善心,经常周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当时的法律允许有一夫多妻,黄世仁的婚姻状况不属于违法也在当时的道德规范之内) 杨白劳,黄世仁的发小儿(结拜),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著称。杨洪业将他的豆腐事业传给他的独生子杨白劳之后,于41岁英年早逝。杨白劳承接父业之后,辛劳程度超出了他当公子时候的想象。又染上了赌瘾毒瘾,豆腐事业从此一路向南。当地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大春,贫农,一个小痞子,无赖。 喜儿,杨白劳的独生女儿,一个喜欢吃豆腐的胖懒妞。 《白毛女》把黄世仁描述成为富不仁横祸乡里的恶霸,强抢民女强奸喜儿最后在人民群众的吼声中被镇压了。杨白劳因欠黄家巨款无力偿还喝卤水自尽,喜儿据说在大山里呆了若干年须发皆白最后被大春救出。大春参加革命结束无赖生活。 事实: 黄世仁在杨白劳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又遭债主追讨的时候立字据借给杨白劳大洋1000元(相当于现在的10万人民币)然后又收留未成年的喜儿。杨白劳欠钱躲债吃喝嫖赌无脸见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念在同杨白劳多年的情份上厚葬杨白劳并且收养喜儿。 看看“白毛女”创造者杨润身自己的回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情节上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再创作建议。如,歌剧中的杨白劳是腊月外出躲账,但杨润身清楚地记得,当年他父亲是拼死拼活挣够欠地主的利息,主动向地主还息。按照统治阶级的规矩,穷人还清债息就可以安度春节。剧中杨白劳、喜儿、大春三个劳力,完全可以还清黄世仁的债息,躲账有欠真实。杨润身就与两位编导商讨,由杨白劳躲账改为主动还息,但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还,逼杨白劳走上绝路。这样一改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实。”完全没有对事实进行调查,仅凭自己的革命忠诚,就颠倒了杨白劳欠债不还的基本事实,又把为富不仁的帽子扣到黄世仁头上。 《白毛女》虚构的成分太大了。同时,颠倒事实。将黄世仁在名声上颠覆至万截不复的地方。实属大不应该。穿凿污史,辱前人于地下,公允何在? 人家都说窦娥冤,我看,黄世仁比窦娥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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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向我们逼过债吗?

makabaka.wang 发布于 2011-05-02 博客:浮云网–神马都是浮云! 署名: 中国人一向会找借口——尤其是碰上出了大事后,那借口找得是无所不知无奇不有。譬如, 1958 年 -1960 年因“大跃进”而带来的大饥荒,直接导致死亡的准确数字应该是 4165.5 万人。对这以“人相食,要上史”的段时间,官方自然是借口多多。先是怪老天,说这三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就是说不是政策制度有问题,是老天有问题。然而,事实却不不支持这一谎言: 专家研究了这三年的水文地质及气象资料,得出的结论是:这三年中国的自然条件属于中等偏上,基本上属于风调雨顺,老天怪不着。老天怪不着,于是又怪邻居,说是中国所以饿死这么多人,全是因为苏联赫鲁晓夫逼债,害的我们拿自己粮食去还债,结果自己人饿死了。然而,这又是事实么? 首先,中国当时欠苏联的债无足轻重,不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死人事件。中国欠苏联债,主要是抗美援朝时欠下的——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 1950 年 11 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 1961 年和 1962 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 1950 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 57.43 亿元人民币。那么,这笔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 ?1959 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 520 亿元, 1960 年则为 654 亿元。而且至 1960 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 33 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 23 亿元人民币。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不足以导致全国性饥荒。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当时有没有逼债? 历史事实是: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主动提出帮助我们。 1961 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 , 上半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1961 年 2 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 -21 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一次军事援助。同年  2 月 27 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 100 万吨粮食和 50 万吨古巴糖。然而,面对这一姿态, 1961 年 3 月 8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 提出愿向中国借粮后, 3 月间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 10 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同年 4 月 8 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壮、李强,又谈到可推迟还债。随后两国发表的公报称:“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 1960 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 8 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 1964-1967 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对此, 1961 年 4 月 10 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 1960 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可见,当时苏联不仅没有逼债,反而主动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然而,因为意识形态的争论,中苏关系此时出现紧张:早在 1959 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 1960 年 6 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 7 月 16 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61 年底,中苏双方又因如何对待阿尔巴尼亚问题而出现公开分歧。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从这年的年末起,毛泽东有几个月不吃肉,以表示带头共度难关。就这么着,在人家没有要债的情况下,中国人自己主动还了这笔债。 值得一提的是:这笔还债跟大饥荒基本上没有内在关系,这不仅因为这笔还债数目在国家年财政支出中比例很小,而且根据当时的中苏联合公报也说明中国还债并非是用粮食,而是“供应苏联有色金属矿砂、锡、水银、铅、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绸缎、缝制品和针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新疆出产的重要矿藏,便担负了对苏还债的半数款项, 60 年代初中国出现的饥荒可以说与对苏还债并无多大关系。 把因为自己政策和体制失误造成的大饥荒归咎于根本不存在的苏联逼债,这种愚民政策可以欺骗大多数人于一时少数人于永远,却无法欺骗大多数人与永远。 (来源:信力建搜狐博客) 苏联向我们逼过债吗? 本文来自 浮云网–神马都是浮云! 订阅用户如果看不到视频,烦请移步至网站阅读! 阅读全文   发表评论   关注作者 © 2007-2010 我烧网 . 我烧网的全部内容均由博客作者自行发布,不代表我烧网立场。复制、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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