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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传媒 | 覆巢:中国权利NGO生死劫

文| 赵思乐 首发于端传媒theinitium.com 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本文在端传媒分三天连载,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5-mainland-NGO1/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5-mainland-NGO2/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7-mainland-NGO3/...

野渡:四大妈因何成妖孽?

四大妈因何而妖孽:社交网络时代话语权的代际变化 微信时代的传奇妖孽当为王五四莫属。这个被昵称为”四大妈”的小胖子一夜爆红后,每一篇新鲜出炉文章都被疯狂刷屏,即使是其账号被火眼金睛的”朝阳区群众”举报封杀后,其转世公号”王枪枪”、”王大姨”仍被热烈追捧,成为新一代的网络大V。...

端传媒 | 吴强:中国化工灾害或引发政治危机

在中国人长久的历史记忆中,自然灾害爆发後,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政权合法性的危机,灾民往往也成为揭竿而起的主力。这种传统的灾害政治观念,深深嵌入在董仲舒所确立的「天人合一」儒家政治模式中,自然灾害与政治合法性息息相关。 在现代中国政治中,仍然相当程度上主宰着权力斗争的合法性以及民众对政权的态度,例如1959-1961年期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76年的陨石落地、唐山地震、1988年的兴安岭大火给民众和政权造成的心理冲击。...

李华芳:用运动改变一切

【1体育运动无法去政治化,2李娜有个案意义,但要得出民营胜利需慎重,3即便如此,无损体制边缘创新的意义,可以借用到改革中来。】  李娜法网夺冠,可喜。大满贯,可贺。我听过的最好的赞美是:娜姐,你真是条汉子。语无伦次背后,是由衷赞叹。   赞叹之余,围绕娜姐夺冠与中国体育制度,起了不少争议,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有人说李娜获奖后没有感谢国家,这是体育去政治化,回到本身的大好事。我当时就觉得体育去政治化很困难。尽管体育运动追根溯源,或是对个人身体的教育,而竞技运动就已有公共性,与政治紧密相连。这意思是,就算你想回归到本源,将此作为私人领域的事情,政治也会追着跑过来。果然,国家体育总局就发来了对李娜的贺电。我倒不是说这是坏事,以前是国家追着要求你感谢,现在是追着感谢你,也算进步了。   体育运动与政治的关系,和功夫与江湖的关系差不多,搅在一起,分不出来。中国人练武术,意在强身健体。李小龙在美国也大力提倡功夫内在的哲学含义。但不顶用。你是除暴安良也好,行侠仗义也罢,总之,一入江湖,身不由己。《功夫熊猫 2 》其实也说这个道理。个中关键是因为这政治性的含义,并不是个人能剥离的,而是被他者赋予的。围观者会使得其政治化起来。例如记者招待会上,李娜就被问及政治性问题。个人所能做的,也就是回应“问题太难,我不清楚”了。   从 1907 年秋瑾在绍兴创办体育会、 1971 年周恩来推动乒乓外交、到 2008 年举国动员办奥运,体育政治化在中国实在是历史太悠久了。且不说金牌崇拜背后的复杂政治利益关系,就算是眼保健操,也是“为革命保护视力”。是以,在已经浸润了政治的体育运动中,期待回归体育本源去看待,是理想,但未免不切实际了。因此与持这种回归本源论的人有所不同,我认为在现有条件下,不妨以运动推改革,不管是推动某一项运动项目上头的管理制度改革,还是影响其他社会制度的变革,若能将运动中体现出来的创新和激励兼容这样的思想和精神,为其他的改革所用,未尝不是大有裨益的好事情。   第二个方面的争议是,有人指出李娜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脱离国家体制的缘故。尽管这同样是用以批评体制的一个有力说法,但我以为得出这一结论需要谨慎。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国家培养和个人努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看李娜以前接受采访的记录,她认为网管中心在自己成绩上的贡献较小,而且体制性的阻碍了其获取奖金的努力。网管中心的激励与李娜本人的激励,并不一致,而且各自在判断要分配最后的成果时,总是倾向于夸大各自的重要性,以便多分一杯羹。   从这个角度看,李娜从原先要交网管中心 60% 收入份额到目前降到 8% ,的确是逐步脱离网管中心,迈向自我负责的重要一步。因为既然相信自己的努力比较重要,就没必要将钱白白多分给网管中心,这是十分简单清楚的道理。但单飞之后,有一些固定的成本也需要自己负担,例如整个团队运行的费用,出去比赛的交通住宿等。不过这是一个经济决策,李娜的单飞选择很理性。至少从大满贯而言,其团队不仅正常运转,而且为李娜创造好成绩营造了不错的条件。   但即便如此,要得出“私营体制比国营要好,运动领域也不例外”的结论,还需要考虑以下约束,例如需要比较李娜单飞前后几年的平均比赛成绩,因为单飞后参加比赛的机会多,所以可能胜率高与比赛多有关,刨除这个因素后,如果单飞后平均比赛成绩好与单飞前,那或许能说明单飞是个影响因素。不过跟着来到问题是,可能是因为单飞后几年,李娜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和经验提高,使得胜率高,而并不是因为单飞的原因。而且复杂的是,私营体制、比赛机会、技术经验等相互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要剥离出来也很困难。甚至,把这一切归于运气也是个说法。   这意味着,单纯从李娜获得法网冠军这样的个案中,难以证明私有体制优于国营体制。可以肯定的是李娜单飞去体制化与大满贯相关,但不是因果关系。不是脱离体制,就能获得冠军。可能还会有人举出丁俊晖的例子以作为私人经营更优的佐证。但实际上,在中国籍的世界级冠军总量中,依靠国家培养获得的冠军数量是占优的。这其实也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从全世界范围而言,私人体制下的世界级冠军还是要多于国有体制培养的冠军。当然更小心的论证是要统计不同项目下不同体制培养的胜出率。   无论如何,国有体制边缘有创新,并且取得成绩,这为运动员提供了额外的选择,尽管成本也绝不低廉。这种国有体制的变革运动,实际上也是中国改革过程中广泛采用的运动。是的,用运动改变一切,包括整个中国在内。这是李娜获得法网冠军带来的启示。 刊于FT中文网2011年6月7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953   【若您认为这篇文章有用,欢迎捐赠  | 接受从五毛到二百五之间的任意价格,特别是 一块二或十三  | 支付宝账户 [email protected]  | 所有捐赠将用于 【读品】金塘岛公益图书馆 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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