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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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工作室 | 打鸡血,害惨了无数中国人

撰文 | 吴静宜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我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年轻一代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沿用至今的俗语是从文革时期流传下来的,而其中的“打了鸡血”,是切切实实的给身体打进鸡血。...

博谈网|周志兴:“史无前例”的那场运动下小人物的大秘密

招待所所长,尽管是中直招待所的所长,也算不上大人物。但是,在动乱的年代里,他知道了也制造了许多大秘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新中国刚刚诞生十几年,就出现让人难以置信的荒唐。由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主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矛头指向的,正是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中坚。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被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整个国家都乱了。最高领导倒是泰然自若,他有着高度的自信,告诉大家,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符合他的一贯思想,就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话虽然说的容易,但是,群众运动起来了,就有不分青红皂白的现象存在,不少人就被活活打死了,其中还包括了正部长级的干部张霖之,这可是开国的功臣。人死了就不能复活,这是党的财富,不能轻易就扔掉,最高领导也是这么想的。他的想法一定传递给了主持日常工作的周总理,但是,总理也难啊,那个时候,千疮百孔,堵哪一个呢?只能捡要紧的。于是,总理就列了几个名单,要求保护他们。这里,高级别的民主人士、高级别的科学家,都在名单上,还有一个名单,就是省委书记们。说起来,省委书记是一方诸侯,跺跺脚一方土地乱颤的,但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面前,也脆弱的像泥罐子一样,随时会碎。总理拉出一个名单来,把这些泥罐子交到一个人手里,这就是中直招待所的所长吕勤昭。严格说,老吕也不算小人物,1945年,14岁的吕勤昭就是当地的儿童团长了,建国后,他跟过徐特立,也在彭德怀、王稼祥等领导身边工作过,也是中南海的老人。那个时候,他正好在担任中直招待所的所长。周总理把谁交到老吕手里呢?有湖南张平化、浙江江华、江苏江渭清、新疆王恩茂、辽宁黄火青、山东谭启龙、江西杨尚奎等省委书记。住在中直招待所其实也不安全,因为造反派在到处寻找他们,而招待所内部也有造反派,他们也会给外面的造反派通风报信。所以,住在这里很多人是隐名埋姓的,很多人是以老吕亲戚的名义住进来的,这些人还常常要转移,转移的时候要趁天黑,戴上大口罩,那情形,很像解放前做地下工作。但是,造反派人多能量大,经常有人被抓走。北京造反派领袖韩爱晶有一次带领一伙红卫兵冲上招待所三楼,红卫兵按照籍贯抓人,湖北籍的冲着省长张体学去,湖南籍的抓省委书记张平化,福建籍的抓了省委书记叶飞。虽然有警卫部队,但是又不敢动手,眼睁睁看着人被抓走。后来,是总理出面找韩爱晶要人,这才在批斗后把人放了出来。那个时候贵为总理,对一个学生领袖也是要客客气气的。这些大人物即便是住在中直招待所,也是提心吊胆的,因为招待所里住着红卫兵。就说黄火青,那时候是中共东北局书记,因为胃病做了手术,吃不了面食。有一天招待所没有米饭,他吃多了饺子胃疼,就剩了些饺子皮,被红卫兵发现了,上纲为“老爷作风”,“浪费粮食,罪该万死”,闹了一场风波。以至于老吕把老同志们召集起来,提醒他们,不要和服务员聊天,不要看大字报,不要过问招待所内部情况,吃完饭就回房间。这种待遇,和软禁也差不多,但是,那时候却是最安全的做法了。红卫兵的革命精神是无处不在的。老吕说,有一次,一个红卫兵老找他,说他丑化了毛主席,因为招待所的一张主席像只有一只耳朵。老吕哭笑不得,告诉他,这是主席的侧面像,当然只有一只耳朵露出来。老吕就是这样提心吊胆又不知所措地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总算是完成了总理交给他的任务。这些事情,他讲述出来,收集在他的一本书《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很多事情被淡忘了,但是,我始终有一个心结,就是那个时候的最高领袖为什么有那样的自信,敢于把天都翻过来。我不是说他做的对,而是说,根据那个时候的经验,天下事是有规律的,有时候,仿佛很可怕的事情,走过之后回头看,没有那么可怕,历史有着自己的规律,在这个规律面前,再强大的人力也会败下阵来。这个就不是秘密了。

金融时报 | 从中国经济与人口角度分析文革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从政治角度论述文革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实际上,文革是计划经济加上中国传统皇权文化结合必然导致的后果。 中国不会回到文革,但会经历漫长的转型过程。 1966年,历次的政治运动到这一年形成一个大浪。经过一系列铺垫之后,5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改组,江青任副组长,历时十年的“文革”全面发动。8月,红卫兵运动涉及全国。此后,开启了一段不忍直视的历史。 一.经济与人口角度理解文革成因...

胡发云:无真相就无反思

1978年当局宣布文革结束,三年后,发布了一个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匆匆忙忙把文革打了个包,束之高阁,包里面是什么东西,谁都不要再看了,也不要去清点,反正我们已经作了结论了。 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学者或是其他参与者、关心者,对文革研究的自由度还是非常小的,这有种种原因,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至今为止,我们对文革的研究依然是在一种强势语言的解释下进行,有很多规定好了的表述不能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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