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声

珠三角很有钱 慈善却较弱

“珠三角财富优势最强,但慈善发展比长三角、京津唐还弱一些。”昨日上午,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原司长、现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来莞,作了一场关于“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的论坛讲座。 捐款免税国外很流行     王振耀称,目前,平民慈善已成主导力量,平民捐款与企业捐款已处于半对半的局势。中华民族并不缺乏爱心,但为何中国目前的慈善事业仍困难重重?     “捐款免税政策还没有落实好。”王振耀将其作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王振耀表示,目前,很多企业还不太了解捐赠优惠政策,即企业所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你拿一点国家的钱来捐款,你在做慈善,国家也在捐款。很多企业后来让财务的人回头一算账,才恍然大悟,早该捐款了。”“千万不要把慈善变成道德法庭,外国人把人作为普通人,人都有点占小便宜的心理,所以捐款免税很流行。”     王振耀认为,中国还缺失现代的表彰方式。“为什么没有勋章?为什么没有领导夫人的高品位晚宴?” 中国富豪不乏爱心     “中国富豪不乏爱心,在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多富豪都在静悄悄地献爱心,低调地做慈善。”王振耀以李嘉诚为例,“前年他专门请我们吃饭,他说已经把慈善当作了自己的儿子。即使金融风暴来了,但捐款不减。”“但还有一些人,分析不够,一旦富豪捐款出现一点问题,就凭感觉骂人。”同时,王振耀强调,富豪做慈善要有很深的平民情怀,不要居高临下地授恩,比如资助了大学生,让他们写感谢信等等。     广东的富豪众多,但根据王振耀公布的去年按公益支出排列前十的公募基金中,广东没有一个上榜,而是主要集中在北京和长三角。上海有3个基金会上榜,其中,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以3.41亿元排名第一。“珠三角财富优势最强,但慈善发展比长三角、京津唐还弱一些。”     “有人说,裸捐(注:把特定范围的个人资产全部捐出)是捐赠的最高标准。千万不能这么说。如果你这么说,那就等于如果我捐100万、200万,我也不光荣。这是一种伤害,不方便大家参与。”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原司长王振耀谈慈善 对话     论坛结束后,王振耀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的采访。 东莞富豪不要等人募捐     记者:您曾经呼吁让富豪每年捐款100万元。东莞作为隐形富豪众多的城市,东莞富豪应如何更好地参与东莞的慈善事业?     王振耀:东莞富豪应该建立更多的非公募基金会。现在市里都提议,如果你建不了的话,可以先做冠名基金(注:市慈善会日前讨论通过,凡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市慈善会捐赠200万元及以上,可根据其意愿建立冠名定向专项慈善基金,专款专用),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途径,富豪们要利用这个政策优惠减免税,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企业应该意识到,做慈善不仅是一项很好的社会投入,也是一个很好的形象设计。财富可以隐形,但做慈善应该有一个组织方式。不要等着政府或者社会来了找你要捐款,而要主动地去做,建立组织。 新莞人基金应让新莞人参与     记者:东莞慈善日筹款,有一个重要的用途是设立新莞人救助基金。对于该基金的筹备及运作,您有何建议?     王振耀:据我了解,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基金,但没有像东莞这样,由政府在慈善日来组建这样一个基金,东莞是第一家。但一定要从新莞人最紧迫的需求入手,让他们得到很好的参与,然后反馈给政府,形成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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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不应娱乐化

  9月30日,当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头也不回的离场后,“巴比中国行”这场举世瞩目的“慈善秀”也随之收场。   回想过去3个月,”巴比效应”从6月份就在大洋彼岸引起我们的关注,“巴比”广邀美国富豪慷慨解囊,在生前或死后至少捐出一半财富。劝捐、裸捐等行为一下子拨动了中国富豪的敏感神经。   “巴比”表示,劝募善款活动,初期将以列名《福布斯》杂志的美国四百大富豪为主,未来将扩展到世界各地。   一场娱乐大戏   当众人为这上千亿美元的慈善募捐津津乐道时,“巴比”又出惊语,在今年6月份决定将慈善之旅海外第一站定为中国。   但谁都没有想到,巴比来中国会这么快。   众人认为,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亿万富翁(用美元计算)的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根据福布斯杂志统计,中国2009年出现了64位亿万富翁(资产以美元计算),仅次于美国的403位。巴比也认为中国慈善发展会超过美国。   随后,“巴比”对外宣称,要邀请50位中国富豪赴宴。但是,其“过分”般的神秘却让人们更多的关注谁参加宴会、谁会当场裸捐这种“花边”新闻。而这场“慈善之旅”在8、9月份也成为了来中国游说富豪、慈善晚宴变鸿门宴的笑谈。   尽管“巴比”强调,邀请50位中国富豪赴宴,是就中国的慈善工作进行交流,了解中国慈善事业的概况,并且分享捐赠如何对社会和世界产生影响的经验。   9月29日的晚宴、9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巴比在千呼万唤中露面。   参与29日晚宴的与会者,对其评价是“轻松、友好、坦诚。”30日,巴比的50分钟发布会巴比草草数语,轻描淡写,所谈内容也让很多人失望。   回想过去,盖茨的每次演讲与聚会,巴菲特每年的股东大会、以及被拍卖的免费午餐,哪次不是轻松、友好、坦诚。这些信息对于中国来讲,毫无意义。   难道这个让我们关注近了3个月的晚宴,只是这场娱乐八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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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别急着炒热

       夏季达沃斯论坛将“社会企业家”作为一个单独界别隆重推出,日前在沪举行的国内首届新公益论坛上,有关“社会企业”的讨论也让这个近年从欧美引进中国的新 事物引人瞩目。在国内公益界,已有不少人跃跃欲试要兴办“社会企业”,声称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帖良方。不过,与之相伴的是另一种声音:“别急着炒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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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捐款来自哪儿,说说清楚岂不更好

  近年来,每逢灾难来临,央企总是充当捐赠的主力军,这被视作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但也有人质疑其捐款来自“原本就应上缴的红利”。对此,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部部长王志钢认为,“捐款红利说”是一派胡言。“募捐的钱并非是从该上缴的红利中扣除的,募捐是募捐,该上缴多少红利还得上缴多少,这是两码事。既然央企是国家的企业、人民的企业,企业挣的钱不是要往自己腰包里揣的,而是要回馈百姓,回馈我们的国家的。”(9月28日《中国经济周刊》)   近来几次大灾过后,央企捐款慷慨大家都看在眼里。当然,参与灾后重建和社会公益事业,也是央企展现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这一点当无异议。但是,即使是私人捐款,也需要以某种方式证明其资金来源和践约能力,央企因为其特殊性,就更需要向公众说清楚。对于央企的性质和利益归属,国资委官员的认识很清楚,说出的话也掷地有声。但是,他对于“捐款红利说”的反驳虽然坚决,但并未交代募捐款项到底来自哪里,所以仍欠缺说服力。   以企业名义捐出的款项,应该不是员工的个人捐款,所以,其来源只有两个,或来自企业利润,或计入经营成本。按照规定,央企利润需要按比例上交,经营成本也要纳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无论是来自哪一部分,都不能说与公众无关。   此外,央企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并不在大灾之后的捐款捐物上。作为国有资产经营者,央企最大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带头诚信守法经营,实现国资保值增值,同时让利于民,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一些央企捐款出手阔绰,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有拿不属于自己的钱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原则上,央企是国家的企业、人民的企业,国企所有权属于全体国民,增值的利润也应由全民共享。但在具体执行上,全体国民是个集合概念,其利益如何实现,仍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按说,央企管理者只承担经营之责,并没有多少私利可言。但是,挣的钱往自己腰包里揣的事,并不是没有。国企上交红利,也只是近年来才有的,而且上交比例很低,多数又用于国企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真正实现全民共享的、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的部分,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管理好央企,让央企利润由全民共享,需要国资委这样的监管部门和一整套监管制度,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实现央企管理和预算的透明化,接受广泛的监督,这也是管好央企如何花钱,保障国家和人民利益行之有效的手段。此前,有关部门负责人曾抱怨国企动辄得咎,赚钱不赚钱都难免被批评,其实,这与其与民争利的垄断做派有关,也与其管理不透明有关。   为了避免非议,不少央企干脆选择“只做不说”,或者“多做少说”,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哪怕是捐款做善事,也应该说清楚资金来源,取得出资人的同意。既然央企是国家和人民的企业,就没有理由自己闷声发大财,也不能悄无声息地慷众人之慨。其实,央企做慈善透明化不仅有利于化解舆论压力,还有利于彰显其社会责任,为其他企业树立榜样,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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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与NGO组织良性互动

  在9月20日举办的社会企业家沙龙“NGO在市场中求变”上,汇丰银行可持续发展高级经理王颖与社会企业、NGO组织、媒体的代表们分享了企业与NGO合作的经验与探讨,会上谈到NGO组织与企业的关系,不仅有合作关系,有时更存在着NGO过分关注企业表现的行为,王颖认为企业完全可以处理好和各种NGO之间的关系——      对于企业而言,比较激进的NGO我们称之为压力组织,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都存在这样的组织。绿色和平就是这种很关心企业和个人环境变化的一个NGO,还有BANKTRACK(银行监察组织),专门监督银行的表现,每年定期发银行的环境表现的报告。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组织,不像激进环保组织专门挑刺的风格,而是鼓励企业公开自己每一年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情况,发布绿色报告。   无论NGO组织的做派是温和还是激进,企业都不得不面对这些组织。就汇丰银行而言,不管我是不是支持像BANKTRACK或者是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他们都会搜集你的信息,这些组织的存在会督促企业更注意和检点自己的行为,不要成为别人的靶子。在汇丰的业务里,我们非常有可能会贷款给一些有污染环境行为的企业,如果贷款给他们,相当于间接地支持污染行为。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我们专门设置了规避风险的机制。我们设置了五个高危行业的贷款指引,指引是根据国际通行的最高准则制定的,很多时候数据比国内环评要求的还高。信贷经理跟客户接触时可通过这种指引去考评客户的环境变化,这样就会规避间接支持破坏环境的风险,也使我们免予成为像这一类组织的靶子,也避免了品牌形象的无形损失。对于银行而言,品牌形象和信誉远比一笔贷款重要,如果因此而把价值数百亿的品牌破坏了,损失实在太大,因此企业会非常爱惜声誉,因此也会非常关注这些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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