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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 “清污”运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历史

【编者注】原文发表于2009年3月。 27天决定科幻界命运起伏 80后们今天或许已经没几个听说过专有名词“清污”(清除精神污染)了。经历了一个运动不断的时代之后,作为那个时代的尾声和回光返照,“清污”运动来势迅猛却短平快,后劲不足,短短27天后便销声匿迹。除了留下些许谈资话柄外,似乎不留痕迹。 但就是这场骤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创造和出版的历史。 方兴未艾正当时...

爱思想|叶永烈:罗隆基“最后的晚餐”

   罗隆基猝死    1965年12月7日。    经过秋风扫荡落叶之后,当朔风在北京街头劲吹,只能摇曳着光秃秃的树枝。虽然已是早上8点钟了,天昏地暗,不见太阳的影子。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似乎还刚从睡梦中醒来,商店店门紧闭,行人稀稀疏疏。    一个60来岁的姓王的老护士,穿着一件风雪大衣,头颈缩在长长的围巾之中。她不紧不慢地穿过王府井大街,来到东安市场旁边一条名叫“迺兹府”的街道,推开一扇红漆大门,那大门上方钉着“迺兹府12号”字样的门牌。迺兹府,过去叫“奶子府”,在北京话里“奶子”就是奶妈的意思。    迺兹府12号是一座四合院,分为前院、后院,四周有游廊,雕梁画栋,气势不凡。此处原是清朝王府,后来成为国民党大员蒋梦麟的私邸。1950年,周恩来把这座四合院分配给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居住——当时,此人在北京无立足之处,借寓于北京饭店。虽然他孤身一人,加上两名警卫、一名司机、一名厨师、一名秘书、一名护士,也不过七个人,成了这个拥有数十间房子的四合院的新主人。    白天,护士来此上班。她很准时,每天上午8点到达,准备好注射器之后,便会敲响那位民主人士卧室的门。他总是在那时刚刚醒来。他睡觉时,喜欢拉上窗帘,屋里昏暗而安谧。一听见敲门声,他便习惯地把手指摁在床头开关上,屋里的灯便唰地亮了。于是,护士推门进屋,给他注射一针胰岛素——因为他患有糖尿病,需要每天注射两至三次胰岛素……    今天有点蹊跷,当护士像往日一般敲响卧室的门之后,屋里仍是黑沉沉的,没有响起那句不知听了多少遍的话:“请进!”护士又敲门,屋里仍然没有动静。    护士等了片刻之后,轻轻推开了房门,一道光线便投进这黑茫茫的屋。护士往屋里一瞧,发出“啊”的一声惊叫:被子掉在地上,他斜着卧于床上,脸朝下,右臂伸向地板。    护士奔了进去,揿亮电灯,发觉地板上散落着几片硝酸甘油片。那是治疗心绞痛的急救药,发病时含一片于舌下,一两分钟之内便可使冠状血管扩张而获救。他患此症,总是随身带着急救之药。这次,大概是夜里发病,他掏出硝酸甘油片时失手落于地上。他伸手去取,却因心力交瘁而无法完成这“举手之劳”,终于垂下了手臂……    护士摸了一下他的前额,发觉尚有余温,当即拨电话给北京医院。急救车把他送入北京医院抢救。经注射强心针之后,他仍毫无反应。就这样,他孑然一身离开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唯一的亲人,是从郑州匆匆赶来的同父异母、比他小16岁的弟弟罗兆麟……    此人是谁?凡是经历过1957年那不平常的春季和夏天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195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曾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他,便是“章罗同盟”的那个“罗”——罗隆基,号努生。    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他担任如下公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他的工资从四级降为九级。没有司机、没有轿车了。他唯一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仍住在红门铜环的迺兹府公馆里,直至他辞别人世。    走访罗隆基秘书与“联络员”    1986年11月23日,北京雨夹雪,颇为泥泞。我在下午来到木樨地,叩开叶笃义先生家的房门。叶笃义曾担任罗隆基的秘书。1957年,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革”后,在1983年12月27日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五届一中全会上,叶笃义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秘书长。后来,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中央副主席。    我请叶笃义先生谈罗隆基。作为罗隆基的秘书,他非常详细向我讲述了罗隆基的生平以及猝死经过。以上关于罗隆基之死的情况,便来自叶笃义的口述。    我问及那位给罗隆基每天打针的护士是否还在,能否采访? 叶笃义摇头,说事隔多年,已经不知那位护士的去向。后来,倒是上海《文汇报》老报人、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谢蔚明先生,在1993年6月18日给我的信中这样写及:“我认识她,姓王。浦熙修和我都叫她王小姐,原系协和医院护士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洛克菲勒在协和安装铁肺后返美,就是王小姐护送的。五十年代初,罗(隆基)、浦(熙修)、老舍注射肝精针剂,都是承她义务帮忙的。我也是请她注射的。罗(隆基)身亡之时,她应是花甲老人了。”    叶笃义告诉我,罗隆基去世之前的那个晚上,在家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有他的老朋友、全国政协委员赵君迈先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及其女儿刘炜等。    叶笃义先生知道我希望深入了解罗隆基猝死的情况,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北京东城区东四六条赵君迈家的地址。我当即赶往赵宅。不料赵君迈先生的家人告知,他因病住在北京军区总院201房间。我问病情如何,答曰交谈无妨。北京军区总院离赵宅不远,在东城区东四十条南门仓5号。这样,我在1986年11月25日上午,赶往北京军区总院采访。85岁的赵君迈,穿着病号衣,披着军大衣,接受我的采访。他听力差,戴着助听器,在病榻上跟我笑谈往事。    赵君迈告诉我,他并非中国民主同盟成员,而是无党无派人士。1957年,他既非“右派分子”,也不是“反右派斗争”积极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新华社在1957年3月15日关于全国政协会议的报道中提到他,只一句话而已:“赵君迈认为,应该提倡好的民族形式的体育运动项目。”所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安然无恙。然而,他却是章伯钧与罗隆基这两位“大右派”的联络员。    也真巧,前一天——11月24日,我在北京拜访当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陈新桂,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头衔”便是“章罗同盟的联络员”。然而赵君迈却是正儿八经的章伯钧、罗隆基的联络员!    赵老先生似乎也看出我的疑惑,便告诉我,“在全国政协设有一个联络委员会,总共有25个联络委员,我名列其中。按照规定,每个联络委员都要联络几个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全国政协委员大都是有点‘麻烦’的人物。罗隆基在‘反右派斗争’中遭到了‘大麻烦’,谁都不敢担任罗隆基的联络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龚饮冰问,谁愿意当罗隆基的联络员?我说,罗隆基是我的老朋友。我自告奋勇当他的联络员。”    龚饮冰是龚育之的父亲(龚育之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赵君迈说,龚饮冰跟他是同乡,很熟悉。龚饮冰希望通过联络员了解联络对象的思想状况。赵君迈既跟龚饮冰熟悉,又跟罗隆基熟悉,确实是很恰当的联络员人选。    当时,罗隆基和章乃器,是两个“死不投降”的“右派分子”。尽管罗隆基“死不投降”,毕竟他是 “头面人物”,所以他在成为“右派分子”之后,虽被撤去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但仍保留全国政协委员头衔。他没有被送往北大荒劳改,依然住在北京迺兹府那宽敞的公馆里。他和浦熙修断绝了来往。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孤苦伶仃地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院里。正因为这样,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全国政协觉得很有必要指派一位联络员,关心罗隆基。当然这位联络员必须是罗隆基的老朋友,能够跟罗说上话。赵君迈自愿当联络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全国政协真是求之不得。重要的是,赵君迈不光是罗隆基的老朋友,而且在“反右派斗争”中没有“批判”“揭发”过罗隆基,是罗能够接受的联络员。    除了罗隆基之外,章伯钧当时也被撤销了交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三级降到七级。不过,按照七级的级别,他还有小轿车。章伯钧住的四合院,比罗隆基大一倍,还有个小花园。他和妻子李健生以及子女住在一起,比罗隆基要好得多,但也是终日闷闷不乐。    谁来当章伯钧的联络员?在全国政协的联络委员会之中,无人敢于应承。    赵君迈对笔者说,“‘剩下’的章伯钧,没有人敢要,因为章伯钧在‘反右派斗争’中同样遭到了‘大麻烦’。我说,一不做,二不休,那就把章伯钧也给我吧。这样,我就成了章伯钧、罗隆基两人的联络员。”    赵君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说起了自己颇为传奇的经历:    他出生于1901年,比章伯钧、罗隆基都小;原名赵恒敬,是抗日将领赵恒惕的堂弟,生于湖南衡山县,却自费到日本上中学,在美国上大学。1922年,当他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时,罗隆基比他早一年来到这所大学,所以他跟罗隆基相识很久。    1926年他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土木工程系,学桥梁工程,按常规应当是做桥梁工程师,而他却又进入美国西点军校学习,回国之后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队总队长、国民政府军第四师第三旅旅长。1932年,他率部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曾重创日军;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东北长春市市长兼警备区中将司令,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后来国共交换俘虏,他被放回。他觉得作为中将,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被俘经历,不愿再在国民党军队里做事,不去台湾,而到香港经商。    赵君迈先生一生潇洒。据称他自称,“爱游泳,识水性,曾中流击水,是水上自由王国的浪里白条;好柔道,擅摔跤,曾扬名美国,是中国第一个国际自由式摔跤手;骑术高超,热衷提倡近代军事体育;曾学内、外家拳术,领得一身上乘功夫。”大约由于他喜爱体育运动的缘故,1955年当他从香港回到北京,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摔跤协会主席。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出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62年当选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    罗隆基的晚年生活    自从赵君迈担任章伯钧、罗隆基的联络员,便常常登门拜访二人,跟他们聊天,为他们解闷,安慰他们,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赵君迈跟章伯钧原本只是认识而已,属于“点头朋友”,并无深交。经罗隆基介绍,赵君迈也与章伯钧交上朋友。    赵君迈认为罗隆基是书生。“反右斗争”之前,在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是核心人物,而罗隆基是表面上的领导人。    在赵君迈看来,罗隆基始终是爱国的,爱民主,强调人权。    赵君迈以为,章伯钧与罗隆基根本不可能结成“同盟”“联盟”。在“反右斗争”之前,章伯钧与罗隆基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吵架。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之后,罗隆基坚决不承认有什么“章罗同盟”,而章伯钧迫于政治压力承认了所谓“章罗同盟”。    赵君迈跟罗隆基无话不谈。他注意到,罗隆基往日爱穿西装,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则常穿中山装。经赵君迈提议,邀集几位老友,轮流聚餐,在餐桌上联络感情。这样的聚餐,大约每星期一两次,以晚餐为多,偶尔也有午餐。每一回聚餐,不论在北京的和平宾馆还是四川饭店,章伯钧来,罗隆基也来。这样,被打成“章罗联盟”之后,章伯钧与罗隆基倒是常见面,常联络——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争,没有什么可吵的了。罗隆基没有车,通常是章伯钧用车接他,一起去饭店。有时,罗隆基外出要用车,就打电话给章伯钧借车。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康同璧以及她的女儿,还有黄绍竑、陈铭德,也常常参加聚餐。大家一起谈天气,谈种花,谈美食,边吃边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 | 叶永烈:他影响了中国

学友讨论 哈哈,沙金!干货,硬通货。这一比,那胡兰成、张爱玲这公开搞婚外情的一对,就更软了![笑] 虎震 2013-05-28 12:56:47 孙中山,其后期所为是有些凌乱。然把苏俄比作国际五百强大公司,高抬了!看看传销的报导,<传销团伙>之名,才更符合马列集团的总部一一苏俄。。。什么“革命”运动,其实只是传销运动!!!一群被传销的说教入了局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为了传销描绘出的迷幻的远景,狂热地做着自认为正义,却反人类历史而动,即反动之蠢事,害己害人害世,害了数代人!毛邓陈那三个,是金大胖子一类,不傻,很精,然选择了反历史而动;以历史功过论之:族群罪人! 大浪淘尽见沙金 老看老想 2013-05-25 06:38:48 抬毛,抬邓,又抬陈!毛邓陈,恐怕均非沙金。 中共是什么?苏俄列宁斯大林"出资出技术",广州孙中山国民革命政府"出中国市场"的"苏中合资政治公司"。和现今的500强西方大企业中国公司不分伯仲。 所以,沙金是列宁斯大林及革命失意,情场得意的孙中山! 今天,你如果满意党国制,应感恩列斯孙中山;如果不,则归咎列斯孙中山。叶永烈,明白?

叶永烈:两报一刊社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

原文地址: 叶永烈:两报一刊社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 作者: 叶永烈 叶永烈:两报一刊社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尽管叶剑英要求“保密两个月”,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因为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惊天动地之举,而报纸天天要出版,广播天天要播出,怎么也无法保密。   就拿林彪事件来说,当时毛泽东也要求保密。令人吃惊的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被关押在高墙深院的秦城监狱,身陷囹圄,居然在林彪出逃后的十来天就知道了这一绝密的消息。   当时,严慰冰在狱中连连大笑。专案组以为动向可疑,便提审了她。不料,严慰冰竟说:“党内出了大事一桩!”   当时,连一般干部都不知道林彪出逃,严慰冰怎么会知道“党内出了大事一桩”呢?   原来,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严慰冰明白:“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严慰冰天天在狱中很仔细地看《人民日报》。那时的报纸上总是提“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她发现,那几天报纸上本来应该出现“林副主席”的地方,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   她又听见狱中的广播喇叭里忽然播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支歌。严慰冰作出判断,党内一定出了不听指挥、不守纪律的人。所以,她得出结论:“党内出了大事一桩!”   确实,“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四天——10月10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便“透露”了“党的最大机密”!   这篇社论是配合两个决定而写的,阐述两个决定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中的一段不平常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历史的经验证明,要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社论中的这段话,显然在有的放矢!究竟谁在“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究竟谁在“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呢?   社论中特别令人不解的一句话是提到有人“篡改毛主席指示”,究竟是谁呢?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看了这篇社论,也意识到中共高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实,这篇社论上的几句话,泄露了中共的“最大机密”!社论中提到的“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指的就是“四人帮”。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围绕着一句“毛主席指示”,曾有过一场激烈的斗争。   这句“毛主席指示”,就连那位英国记者韦德也注意到了:在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王洪文不安地从背后窥看华国锋的讲话稿,关注着华国锋的稿子上有没有那句“毛主席指示”。   这句“毛主席指示”,就是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   首先公开披露这句“毛主席指示”的,是1976年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在“文革”中,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便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三字,以造成毛泽东“临终嘱咐”之感。   对于“按既定方针办”,姚文元在1980年9月4日接受审讯时是这样解释的: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审讯员问:“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   姚文元: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   此后,围绕着这句“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葉永烈,国新办和美國銀行家庫恩有什麽樣的“私交”?

《明鏡月刊》任知晴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中的名言,如今用在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和美國投資銀行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這對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人身上,竟顯得很貼切。雖然“喝彩體”般宣傳中共光榮偉大正確的革命目標如今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越來越難忽悠人,但他們都心知肚明,這並不一影響他們因個人和家人間利益的捆綁而更加矢志不渝的並肩“二人轉”。 2005年5月,一本名為《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的書,因為是中國大陸出版的首部在世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傳記而備受關注,作者庫恩也因此在中國一夜成名。 實際上,庫恩是大陸官方早就欽定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早在1989年3月,庫恩就應當時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請第一次來到中國,成為中國國家部委科研機構的改革、資料重組的顧問。 後來成為庫恩公司重要一員的朱亞當當時受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派遣,成為其翻譯。在朱亞當的印象中,那時的庫恩對中國並不熱情,甚至在趙紫陽會見外國顧問時,庫恩也沒去參加,甚至在中國“大吵大鬧”過。 “庫恩是個乒乓球迷,”朱亞當回憶說,“他最感興趣的是和國家隊隊員打一場乒乓球賽。” 庫恩 當朱亞當表示有外事紀律時,庫恩開始大吵大鬧:“我來給你們國家當顧問,一分錢沒要,飛機票錢還是我出的,你作為一個年輕人,為什麼連這點風險都不敢冒?如果中國的年輕人都像你這樣,中國還有什麼未來?” 在庫恩的激將法下,朱亞當偷偷安排了庫恩和八一隊一名隊員進行比賽。“如果不是庫恩當時將了我一軍,我也不會冒這個風險,”朱亞當說,“我們後來也不會成為朋友。” 1989年之後,朱亞當赴美留學。畢業後,來到庫恩的公司工作。經過幾年的歷練,朱亞當在庫恩的日內瓦公司(The Geneva Companies)裡擔任亞太部經理。更重要的是,兩個人由此結成了一對闖蕩中國的“黃金搭檔”。庫恩的優勢是有錢懂美國並對中國“親善”;而中共體制內出身的朱亞當則諳熟中國國情和政治邏輯。 庫恩曾經表示,他在中國有兩個最重要的人,一個是宋健,另一個就是朱亞當。而輿論則認為他在中國有兩個“貴人”,一個是宋健,另外一個就是江澤民。 雖然朱亞當的記憶裡庫恩一開始對中國並不熱情,但2005年在北京推介自己新書時,庫恩卻說自己一到中國“就被深深吸引”。16年來,“平均每年會來中國四五次,每次一到中國就會感到特別興奮”。 對於自己出版江傳的原因,庫恩說:“我在這裡工作、生活,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在這裡看到許多東西正在欣欣向榮地發展著。然而我的美國同胞乃至西方世界的許多人還陷在對中國認識的迷霧中。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和誤解有時讓我感到沮喪和憤慨!而江澤民是我瞭解中國的載體,他的生平體現了中國的各個歷史時期,從日本侵華戰爭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有近80年跨度。我就是通過他向世界講述中國的歷史,並告訴世界是歷史造就了中國的今天。”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庫恩在中國經商的同時,就與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科技部、原國家經貿委等許多部門進行廣泛接觸和合作。中國政府也給予他“中國綠卡”。 庫恩談到,寫《江澤民傳》緣起2000年9月。“看了哥倫比亞電視網《60分鐘》專訪江澤民的節目後,我才知道其實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瞭解如何膚淺,我開始想要瞭解中國近代史,用一種新的方式把中國介紹給西方讀者。”於是,他決定通過寫《江澤民傳》折射20世紀中國的時代變遷。 “以前西方介紹中國的書大多是反映中國政治鬥爭的,除了講中國的政治鬥爭就沒有別的。”庫恩說,他熱愛中國。他要跟“反華公司”對著幹。他提出寫江傳也是出於這樣的背景。不過,這一寫作計劃得到了北京方面的熱情支持,有報道稱這與北京方面不謀而合。 傳記作家葉永烈曾在《亞洲週刊》曾譔寫“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一文,披露了另外的內情和寫作的前後經過。葉永烈說,2001年3月12日,他接到北京的長途電話,自稱是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某辦公室Y先生,說有要事相談。葉即趕往北京,被告知將與美國人庫恩一道共同寫作《江澤民傳》,由於這是一個很敏感的任務,以“001工程”作為代號。 葉文中說,Y先生談了寫作《江澤民傳》的緣起,說目前海外出版的各種各樣的《江澤民傳》很多,但內容不是東拼西湊,就是反華反共,影響很壞。必須在海外出版一部觀點正確、史實準確的《江澤民傳》。他們辦公室負有對外宣傳的責任,但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組織寫作《江澤民傳》。正好庫恩作為美國的友好人士,主動提出寫一部英文的《江澤民傳》,由美國出版社出版。於是某辦公室便挑選葉永烈作為合作者,以便使書具有民間色彩。 葉永烈寫道:從Y先生的談話中,我明白寫作《江澤民傳》的始作俑者,並非江澤民本人,而是中共中央直屬的這一對外宣傳機構。他們“自下而上”進行操作,希望能夠得到“江辦”的默許。這與當年毛澤東直接與斯諾談話、江青直接接受維特克夫人采訪全然不同。 不少評論據此認為,中共早就有出版江傳的想法,庫恩只不過是見風使舵,順水推舟而已。(《明鏡月刊》第21期)

爱思想 | 叶永烈:关于田家英之死

叶永烈:关于田家英之死 进入专题 : 田家英    ● 叶永烈       海外经常会“精心编造”关于中国政坛的种种荒诞的政治谣言,诸如“华国锋是毛泽东长子”、“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胡乔木所写”、“彭加木出现在美国华盛顿餐馆”等,还有所谓“田家英是汪东兴指使内卫枪杀”,甚至还谣传所谓“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 2002年香港《动向》杂志刊登罗冰的文章《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称田家英不是自杀而亡,而是被汪东兴的警卫开枪打死,并暗示此事与毛泽东有关系。这篇文章在海外广为传播。其实,所谓田家英是“他杀”,纯系子虚乌有的讹传。)     我曾采访过与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死相关的当事人田家英夫人董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还采访了田家英挚友、毛泽东通讯秘书李锐。现把我采访所得的情况,记述如下。          【田家英夫人谈田家英离世的前夜】          我1989年9月16日、17日在北京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录了7盒磁带,她很详细回忆了田家英之死。我至今仍保存着她的谈话磁带。     董边说,1966年5月22日——星期日,这天给了田家英沉重的一击。     下午三时,中南海“喜福堂”田家英家门口(据董边记忆——作者注),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从车上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三人神情严肃。“无事不登三宝殿”,董边不知来意,又不便问。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避开。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逄先知也留了下来。     安子文对田家英的谈话要点,据董边回忆,是这样的:“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作者注),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屏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显然,已成为新贵的江青、陈伯达借批判“彭、罗、陆、杨”的势头,要拔掉他们早就想拔去的眼中钉——田家英。     关于“三人小组”,笔者在访问王力时,他是这样说明的:“当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小组,下面分为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问题的四个分小组(罗瑞卿问题已在上海会议期间处理——作者注)。田家英分小组的组长是安子文,组员是王力、戚本禹。”     安子文是奉命而来,因为他的职务是组织部长。诚如董边回忆此事时所说:“安子文同志在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田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在安子文作为三人小组组长传达了中央意见之后,田家英的眉间皱起“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统统交。”安子文答道。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开始点交文件。戚本禹逐份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旁看着。大约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深夜,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     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电话,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 :“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董边听不出他话里有话,但知道他心里如割似绞,便坐在一旁默默地陪着。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是无言的。田家英一声不响,木然坐着。董边当时并没有把事态看得那么严重,以为像往常的政治运动——《五一六通知》才过去几天,谁会料到这场“文革”会那般惨重、残酷?     夜深了,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那时,他们所住的“喜福堂”是个小院子,中间是正房住家,右边是毛泽东的图书室,左边是逄先知的办公室。田家英那时坐在图书室里。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五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董边要他赶紧去休息。     “今天你上班吗?”田家英问她这么一句话。“上班。”董边答道:“七点就得走。”“你管你去上班,别管我!”田家英说道。     董边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检查“右倾错误”,要他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吃过早饭,快到七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并又一次劝他早点休息。田家英点点头,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异常的情绪。董边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回竟是与他的生离死别。          【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5月23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喜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喜福堂”格外安静,还因为隔壁的“增福堂”无声无息:那里原本住着陆定一一家。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已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陆定一于5月8日从合肥回京之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的责骂,当即被逐出中南海,软禁于北京安儿胡同一号,一个班的士兵看守着他。     “喜福堂”格外安静,也由于离此不远的毛泽东住处不再人来人往:毛泽东在杭州住着,有时在上海,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重要的会议在京举行,他也没有回京。正忙于发动“文革”的他,行踪隐秘,百倍警惕着“现正睡在”他“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要借助“文革”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喜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     他已接到逐出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他试着推了图书室的门,门反锁着,推不开。他等了一会儿,又喊了一阵子,屋里仍没有任何反响。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顿时触电似地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     下午三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董边觉得诧异,平素很少交往的安部长,怎么会直接打电话来?会不会发生了什么突然事变?急急赶回中南海,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她万万想不到,一转眼就隔着生与死的鸿沟。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董边如实回答。     安子文也长叹一口气:“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喜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个解放军。显然是来看守现场。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剧痛之际,接到了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别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他留下了遗言,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董边以为是要她暂时离开这里,匆匆拿了牙刷、毛巾和一点零用钱,就像平常出差似的,拿着一个小包上了汽车。她压根儿没有想到,从此就永远离开了这个地方。     “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田家英的死,是对正在席卷全国的“文革”狂澜的强硬抗争。他是一个没有城府,喜怒形于色的人。因为接到久别的妻子的一封信,会当众高兴得哭起来。当他蒙受诬陷,又一怒而以死相抗。他不会掩饰,不会屈膝,也不会忍耐。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王力谈田家英之死】          王力是 “三人小组”成员,是重要的当事人。从1988年11月3日起,直至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癌症病逝,这8年间我曾数十次采访王力并长期与他保持书信、电话联系。1996年9月27日,即他病故前20多天,王力还给我打来电话。王力讲话向来声音清晰,但那天电话里已含混不清。此后,我多次给王力家打电话,都是王力夫人接的。在王力病逝翌日,我便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他去世的消息。     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采访王力时,他就与我谈及田家英之死。根据那次谈话,我写了一万多字的《王力病中答客问》,在上海、香港及美国报纸发表,这是自1967年8月30日被打倒之后,媒体首次对王力做详尽报道。     1988年12月7日王力以夫人王平权的名义给我写了一信:     叶永烈同志:     送上有关田家英之死引起的一些信件:     一、王力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致四川《文摘周报》的信全文;     二、《文摘周报》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刊载王力来信的摘要;     三、王力三月二十一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四、王力三月三十一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五、《文摘周报》刊载田家英夫人董边四月十日驳王力的信和逢先知的信;     六、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致董边的信;     七、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九日致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八、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请查收,供参考。我也希望把这些文件送请林放同志看看。林放同志是我一直很尊敬的同志,也可以说是老朋友。我在上海时,徐锡成、陆诒、尚丁等同志也是我一直怀念的老朋友,不知他们近况如何?     这些信件能否发表?如何发表?可请上海的朋友们定夺。只是发表时要把提到的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名字去掉,或改用其它的说法来表达。这些话,不一定都发表。我复董边那封信,提到党的极左路线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大问题,公布出去可能有用处。不着急。决定后请赐复。     祝好! 王平权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     王力寄给我的8份关于田家英之死的重要文件,至今仍保存在我的手头,将来可以作为研究田家英之死的历史文献全文发表。现择其要点于下:     一、关于时间,王力称,他到田家英住处的时间,“不是1966年5月22日,而是5月21日。22日发生了另一件事”。     二、关于田家英自杀的原因,王力说,“田家英为什么被迫自杀呢?这有复杂的背景。因为我从1960年起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从1964年起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直到1967年8月被江青等人打倒为止,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是很清楚的”。     王力说,“把田家英被迫害致死归咎于安子文这次谈话,这不仅对安部长不公正,而且也违背历史事实……这也贬低了田家英在同极左路线斗争中的地位。”王力还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不是安子文宣布,“是另一个人宣布并执行的”。     我在访问王力时,他曾这样说: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4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关锋谈田家英】          我在1988年3月3日、10月31日及1990年7月13日采访关锋时,他也谈及田家英之死,着重谈田家英的死因。关锋不愿意录音,再三征得他的同意,录了6盒磁带。     关锋跟我说起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说了一段从政治上严厉批判《海瑞罢官》的“最高指示”的来历。关锋说,那是1965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二时。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两篇文章,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社论。)     据关锋回忆,1965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5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5人谈话。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绳、艾思奇、田家英于11月中旬飞抵杭州。     毛泽东找他们,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毛返回杭州后,召集5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好在毛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和关几乎记下毛的每一句话。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谈及为他编的《语录》。     毛泽东的这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经过几次三番修改后,并未送毛泽东审阅,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审阅,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1964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康生深知如果说江青要批《海瑞罢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西子湖畔,毛泽东刚刚说毕那一席话,陈伯达迅即把毛泽东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评论,转告了江青。“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要赶紧向全党传达。叫田家英马上把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江青催促道。     43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17个年头。这一回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关锋是快笔头,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的谈话纪要。对于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他照录不误。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后,把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删去了。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江青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地骂道:“老右倾!”     田家英删去了那段话,后来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它原因,但“篡改毛主席指示”是导致田自杀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伯达避谈田家英】          在陈伯达去世前的1988年至1989年,我多次采访他。众所周知,他虽与田家英共事多年,但与田相左。所以他不愿意多谈田家英。陈伯达说,关锋所讲的记录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是确凿无疑的。     陈伯达早年与田家英的关系还算不错。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生了一个儿子,田家英建议他为这个儿子取名陈小农──因为长子取名陈小达,就沿用这“小”字辈,而当时田家英分管农业,所以建议取名陈小农。(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1980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作者注)陈伯达同意了。     田家英十分欣赏包世臣的一句话:“每临行文,必慎所许,恒虑一字苟下,重诬后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将“恒虑一字苟下”误排为“恒虑一文苟下”。)意思是说写文章必须慎重,一个字的疏忽都会给后世造成严重的后果。其实,包世臣此言,出自《与陈孝廉金城书》,即写给陈金城的信。陈金城乃陈伯达的曾祖父。     解放后,由于田家英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陈伯达常从田家英那里摸毛泽东的动向。毛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以便从中揣摩毛的心思。田家英看不惯他的这一套,跟他的关系开始紧张。陈伯达秘书姚洛跟田家英有些来往,陈伯达马上就很敏感,怀疑田家英是不是在背后搞他。他对姚洛说:“有人反映,你在背后搞你的‘老板’!”后来,姚洛被调走。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陈伯达要姚洛交代:“你和田家英是什么关系?!”直到这时,姚洛才明白他被调走的真正原因:原来,陈伯达早就对姚洛与田家英的接触生疑。陈伯达以己度人,因为他曾想通过田家英摸毛泽东的动态,因而担心田家英通过姚洛摸他的动态。调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当秘书,陈伯达这才放心了……          【与戚本禹聊及田家英】          1988年8月20日,我在上海看望了戚本禹。我们聊了两个小时,直至中午12时整,有人来叫他吃中饭为止。     我跟戚本禹的谈话无拘无束。他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都看。尤其关于“文革”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他提到了香港报纸的一些报道,认为那是胡吹。他说,一家香港报纸称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等,他告诉我,他根本没上过大学。他又提到四川一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据说是“纪实”,实际上违背事实。那篇文章写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谈及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两篇文章。那篇文章说,毛泽东谈话时,戚本禹在侧……戚本禹告诉我,他当时并不在杭州。当时“在侧”的是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五人。     我告诉他,我请关锋谈了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情况。戚本禹说,关锋的话是可靠的。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提到姚文元和他的文章时,关锋在座,他不在座。因此,关锋的回忆是很重要的,是当事人。     戚本禹说,像你这样采访当事人,那就很好。他思索了一下,又对我说:“我是学历史的,自己又有过那么一段曲折的历史。我的历史教训是,写文章要实事求是,这样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你现在做的工作,是历史学家做的工作。”他也直率地问我:“从你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了解情况的,可是,有时往往避开某些事实不谈——这可能因为你的文章要公开发表,而要在现在公开发表,有些事不便谈,不得不这么做。”     我说是有这样的情况。          【“道义之交”李锐的回忆】          我在1990年10月25日、2010年5月13日两度访问李锐,他称他与田家英乃“生死之交”、“道义之交”。     李锐调到北京工作之后,决心“弃文从工”。不料,《中国青年》杂志得知李锐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要在杂志上连载。当然,在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上连载关于毛泽东生平的文章,相当慎重。李锐推荐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把关”。于是《中国青年》编辑部就请田家英审稿,然后在《中国青年》上连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李锐推荐田家英来“把关”,是因为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相识于延安。当年的延安,“莫道都穿粗布服,称呼同志一家人”。李锐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田家英则喜欢给《解放日报》写文章,差不多都是经李锐之手发表的。他俩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了挚友。     1957年8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上百万册。毛泽东是否从这个时候开始注意李锐,不得而知。     李锐与田家英的友情最深。李锐回忆说:     经常与田家英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所谓“危险的交心”,就是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我们谈话时,他对毛泽东的尊称)有所议论:除谈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次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     李锐还忆及田家英一段尖锐的话:     他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三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与田家英的“危险谈话”被人揭发,李锐遭到了批判。但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田家英才涉险过关。从庐山回到北京后,田家英特地给李锐打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据李锐说:“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我在1990年10月25日采访李锐时,曾经问他,这“不幸被人听见”是指谁?李锐的回答使我非常吃惊:他的前妻范元甄。     范元甄跟李锐一样有着颇深的革命资历:1937年8月16岁的她加入中共。1939年2月调入重庆中共南方局党报《新华日报》任记者,18岁的她单纯而活泼,深受周恩来夫妇喜爱。然而在李锐“落难”时,范元甄居然向有关部门打小报告,把田家英也牵涉其中。田家英与李锐的关系如此密切,引起有关部门注意,从而怀疑在庐山上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实际上是为田家英开脱,从此使毛泽东对田家英产生不信任感。田家英自杀的祸根,恐怕也就在这时埋下。          【“文革”传单中的田家英】          田家英含冤而逝之后,由于他的情况特殊,并未在报刊上受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造反派讲话时,才透露出批判田家英的信息。     我查了“文革”期间种种“中央首长讲话”,发现谈田家英最多的是戚本禹。     1967年1月9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在谈到包产到户时,这样点名批判田家英:“农办的领导人田家英,一个反革命分子……很积极的。这个人已经被揪出来了……”     从戚本禹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给田家英戴上的“帽子”是“反革命分子”。不过,戚本禹只说田家英“被揪出来了”,并未说已经自杀。     1967年4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接待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时,戚本禹在讲话中又谈及田家英:     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他提出“刘公还不造反哪?”所谓刘公就是刘少奇啊!“反了吧!还不反!”他就着急了,要跳出来。     这一回,戚本禹把田家英跟刘少奇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当时,就连1967年7月27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中,提及田家英时,也不得不按照当时的“流行语”,称田家英为“反革命分子”:     我去桃园是1963年11月,当时中央的第二个十条即关于农村社教运动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才发出,(直到1966年5月间揭发出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后,我才知道这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跑了几个省以后,由彭真和反革命分子田家英等搞的)……     第一次公开透露田家英自杀,是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与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这次接见,主要是谈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即“王、关、戚”)。周恩来说: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注销,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     从当年“文革传单”中可以看出,最初是戚本禹作为“中央首长”点名批判“反革命分子”田家英,而当戚本禹被打倒之后,又成了“跟着田家英走的”了。     历史终于还田家英以清白。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以及杨成武的冤案也终于得以平反。来源: 《同舟共进》         进入专题: 田家英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392.html    

叶永烈:应有“比较领袖学”

中央文献研究室有七个组,分别研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江泽民,其他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就没有纳入这个框架。我觉得衡量一个历史人物,只要他对历史的影响大,就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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