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东示威事件

奇闻录 | 我们可是最擅长抓造谣的

(江苏启东警方拘留散布“警察踩死人”谣言者) 江苏省启东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通告,孙某某因散布“南通警察踩死人”等不实谣言,被行政拘留10天。 经启东市公安机关查证:孙某某于2012年7月28日晚在互联网上散布“南通警察踩死了一个9岁小姑娘,下午打死了一个18岁大学生”等不实谣言,孙某某对此行为已如实作出陈述。 通告称,孙某某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之规定,公安机关对此行为作出行政拘留十天并处罚款伍佰元的处罚。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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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当今世界: 从乌坎到启东:揪出社会运动中的“黑手”?

和中国人一样,法国人也是雕饰文字的行家。法语中的“罢工”(grève)尽管并不是一个忌讳用语,但在新闻及正式文告中,它往往被另一个更加“政治正确”的词所取代——“社会运动”(mouvement social)。当旅客在巴黎地铁站内听到广播“由于社会运动的缘故,本线路暂时中止运行……”,其实意思很简单:司机(或调度员)撂挑子不干了!   在欧美各国历史背景中,“社会运动”已经成为罢工、示威、游行等各种抗议活动的集体代名词,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曾在这一宏大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了从法国革命时期的旺代叛乱到新世纪初期的社交网络角色。相反,在罢工、游行、示威诸项权利缺失的体制下,中国人熟悉的则是暴乱、起义和“群体性事件”,“社会运动”这一不温不火的概念迄今未能得到统治者和舆论界的共鸣。   “社会运动”这一概念本身是“去价值化”的,它不像“暴乱”那样瞬间激起恐惧感,也不像“起义”那样蕴含着不言自明的正确性。它同时混杂着正义诉求和趁火打劫。事实上,2005年以来出现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群体性事件”同样表达了这种价值中立的趋势。大陆官方智囊社科院曾在同年《社会蓝皮书》中明言此类事件已经达到每年6万起之多,被广泛援引,但此后再无权威的翔实数据。   无论数据如何,在近年来在群体性事件中,不难观察到有两股趋势齐头并进:   一是《蓝皮书》所称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典型例证是2008年瓮安事件、2009年石首事件和2011年织里事件,反映出社会怨恨情绪的加剧。这种怨恨是弥散性的,一旦有导火索点燃,便呈现出喷涌之势。   另一种趋势是以环保、征地等具体诉求为导向的利益型冲突,与前者的区别在于,这种冲突并不是随机爆发的,而是有持续的核心诉求,其典型则是2007年厦门px事件、2011年乌坎事件及2012年连续爆发的什邡、启东事件。   当然,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最为常见的结合方式是,在事件初期,具有自觉意识的一部分人,针对直接利益提出特定诉求,但在参与规模急剧扩大的过程中,许多参与者对原始诉求并不足够了解,甚至缺乏兴趣,却借此机会发泄怨恨情绪。   尽管如此,第二种形式仍然是孕育现代意义上“社会运动”雏形的母体,乌坎事件中的官民博弈和内部协调甚至对立,最为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征。然而,并非所有事件都具备乌坎那种植根于潮汕地区深厚宗族背景的有利条件,甚至可以说,即便有所谓“乌坎模式”,对于其他地域而言,是否能够借鉴也并不确定。   二   最近发生在江苏南通的启东事件,则见证了中国大陆官民博弈中某些新的因素。   由于宣传部门一贯有效的信息控制措施,启东事件的全部真相并不容易还原。在各种版本的传言中,财新传媒勾勒出一个大致准确的事件前期轮廓:“至7月28日7时许,启东市政府门前已聚集有数千人,将江海中路市政府门前路段全部占满。之后,失控的人群冲入了市政府大院和办公楼,院内数辆汽车被掀翻。启东市主要领导出面和群众对话,也遭到推搡。微博上有照片显示,启东市委书记孙建华一度被群众扒去上衣。不过,启东官方保持了极大的克制。财新记者在现场看到,除受推搡的市领导外,启东群众、官员和警方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肢体冲突,警察始终在外围维持秩序。”   启东事件反映出的新现象之一是:它在仍然博得舆论同情的同时,引发了来自学界、媒体和商界人士力度前所未有的质疑。他们担心,原本具备道义基础、可能发展为“社会运动”的抗议,可能侧滑到发泄怨恨的暴力泥沼。和国家主义者坚决拥护政府(无论是铁腕还是妥协)的表态不同,他们同情民众的同时,开始担忧潜在的“暴民”倾向。一个身材瘦弱的女孩跳上办公桌,举起水桶浇湿文件的照片传遍网络,为这种担忧提供了戏剧性的注脚。   另一个新现象是,尽管政府方面此前竭力阻遏运动,事后也有武警清场,但在涉及核心诉求时,几乎只作象征性的抵抗便宣布了抗议者的胜利。这种息事宁人的姿态甚至引起了《环球时报》的不安,警告“虽然归于平静,但对全国的示范效应非常坏”。   事实上,《环球时报》并非一味喊打喊杀,只是呼吁更多的决策民主,而官媒这次也并没有祭出惯常使用的“境外敌对势力”措辞。但同样出乎意料的,这一次出面质疑什邡和启东事件背后另有其人的,是以指控韩寒“代笔”而著名的某网络写手,他声称“在现场串联,准备资料,口号,提出主要诉求”等行动都不是网上的公知或当地学生能做的;必然是“有专业操盘人员在现场和网上操盘”。   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示威民众的氛围中,这种“炒作阴谋”式的心态和用语激怒了很多评论者。媒体人笑蜀斥其“要有多阴暗的心理才会这么想”,并称“在扫除别有用心、不明真相等污名之后,下一个要扫除的污名,就是有预谋有组织有目的。没预谋没组织没统一目标的乌合之众的突然爆发,才是最可怕破坏性最大的。要避免这最大破坏性,就必须让公民集体行动有预谋有组织有统一目标。”   该写手也不甘示弱,举出网络上流传的《抵制南通日本”王子”造纸排污启东大事记要》来证明自己此言不虚,的确有核心团体为抵制行动而长期活动。 然而事实上,此“操盘”却非彼“操盘”,以阴谋论方式提出的“黑手”,正是自由派学者和媒体人乐见其成的公民社会自我组织。此前致力于营救陈光诚的传知行研究所负责人郭玉闪在微博发文讽刺质疑者的混乱逻辑。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被强行注销账号、再次“转世”。   这种围绕“抓黑手”的争论并不是意气之争和琐屑之谈,它已经触及到“社会运动”作为审慎的、正当的抗议的核心构成因素。正是在这样的讨论中,“幕后黑手”得以经历一个“去敏感化”的过程,现代社会中群体抗议运动的组织和动员者逐渐能够浮出水面,洗清“聚众闹事”的污名。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从群体性事件中的“幕后黑手”到社会运动中“组织者”,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的(如参与听证并提供分析),甚至不仅是政治的,更是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的正名转型,意味着传统上政府“爱民如子”、“明察秋毫”的全能神话日益瓦解。因为官民对等博弈的前提是,人们意识到执政者并非始终“为人民服务”,而是具有私心杂念的特殊利益集团,完全有可能因为贪腐和能力导致政策失当。而唯一可靠的保障,是强有力的民意制约。   但是同样,这种民意表达也绝非不言自明。法律学者仝宗锦针对启东事件归纳出三个值得警惕的逻辑:1、民众天然正当,因此对政府出格暴力也正当——这是大民主逻辑;2、民众暴力相比政府来说小巫见大巫,因此正当——这是抓大放小逻辑;3、要同仇敌忾,别批评民众——这是机会主义逻辑。   半个世纪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比较美国与法国革命时看到,承受着贫困和腐化的双重苦难的法国人,绝不是“心灵自由的人民”,因此很难完成“以自由立国”的大业。从启东事件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裂变正站在发展成为良性“社会运动”的门槛上,但是同样也站在滑入无组织的怨恨情绪发泄的门槛上,可能导致无套裤汉式的街头暴起,这或许是“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另一重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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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 关于启东市委书记衬衫被扒之我见

最近一个月内,中国发生两起震动国际社会的维权事件,一在四川什邡,二在江苏启东,起因都是为了当地民众为了保护环境,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战。 启东在抗议过程中,因为出了一件出彩的事情,即市委书记被抗议者围住,被强行要求穿上印有“反污染”字样的T恤,书记拒穿,因而被扒光上衣。就是这一个情节,在一些公知眼中,启东参加环境维权的抗议者变成了“暴民”,在他们的想象中,这扒光上衣之举已经被延伸至毛泽东当年在夺权过程中动员农民的“痞子运动”,“踏上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暴力革命。 万事皆有因有果。单方面指责“暴民”,并不能浇灭今天中国各地兴起的环境维权运动。更何况,“暴政乃暴民之母”,所谓“暴民”从来就是暴政催生出来的产物,两者有如一块硬币的两面。启东环境维权抗议活动从诉求到结果,均体现了中国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这种抗争具有无可争议的政治正当性。 按照国家环保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污染企业应该经过环境评估,生产后还应该定期公布环境监测情况。从现有资料来看,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所属行业是石油化工(高污染行业),其合资者是官方的南通经济开发区总公司(占10%股份)。该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高档纸与化学木浆,两条生产线已于2010年陆续投产。生产线还在继续扩大。为了解决王子制纸集团(南通)有限公司日产18万吨废水排放问题,南通市已制订了开工建设“南通市达标尾水排海工程”的方案,第二期工程考虑将南通、海门、启东等地产生的达标工业废水集中起来,通过长距离管道输送,将处理达标后的工业废水排入黄海大湾泓水域。该排海工程方案总设计规模日排放废水量高达60万吨,排放口拟选址在启东市塘芦港东北6公里海域。 以上资料虽然简单,但已经可以将脉络理出来: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是官办公司,因此,日本王子在当地通过环境评估等审批,肯定由前者出马,自家人审批自家人,在南通市完成的环保评估。 南通为什么发展高污染产业?除了地方官员的GDP冲动之外,主要是地区经济落差的因素在起作用。从21世纪零年代初开始,中国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污染也从高到低一级级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迁徙。南通在江苏省内属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与苏北地区其他县市一样,为污染企业开辟了“黑色通道”,承接了不少污染企业,象日本王子这类由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企业,已经算是污染企业中的“上品”,成为南通地方官的“引资成就”。 启东市政府的尴尬在于,王子制纸等排污企业并不在该市,甚至未享受到污染带来的“短期效益”,比如税收、就业等等,却要承担污染的恶劣后果,完全是污染的被动受害者。启东市政府为何要做这项赔本买卖?只因它属于南通市下辖县级市,领导定下的规划,作为下级只有接受,否则市长、市委书记头上乌纱不保。 也因此,我理解了网上一些传闻,比如当地警察同情抗议者。我原来也一直纳闷:在启东人民自发抗议之前,在国内网站上流传的“日本王子制纸排污,启东114万人生存遇危机”一文,里面关于“南通市达标尾水排海工程”的介绍甚是详细,这些资料除了内部人或者与内部人有关系者,一般百姓无法看到。 那位被民众扒去上衣的启东市委书记孙建华,据国内微博说因维稳不力被免职,开除党籍。我想说,如果这些真的已经发生,这不是他的耻辱,是这个体制的耻辱,是免去他职务的上级政府官员的耻辱。那些官员本想坐享GDP红利,又以邻为壑想将污染转移属下辖地,谋划不成拿他当了替罪羊。他本人不仅不会因那次事件而蒙受耻辱,因为面对十余万启东人民的抗议以及自己的受辱,他并未采取极端行为维稳。如果启东人民因此而真能让那个贻害启东的排海工程停建,孙建华书记即使因此而受处分,启东人民(包括我)会记住他的理性与被扒光上衣时那“苦恼人的笑”,因为这是他的尊严所在。 启东人民捍卫家园,其实是捍卫本乡本土114万人民的生存权的绝地反抗,不仅值得尊重,还值得中国各地人民仿效。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已经将全国不少原本山青水秀的鱼米之乡变成了生存绝地,世界上现有的几大类污染,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全在中国泛滥成灾。政府本来应负保护环境之责,如环境评估、企业环保监测等早就成了政府官员寻租的利益链条。说白了,中国各级政府早就是污染企业的放行者与保驾护航者。政府官员们不仅践踏了自家制订的法律,更践踏了哺育他们的土地。从剥夺人民生存权利这点来说,中国政府早就成了人民的敌人。 被逼至生存绝地的各地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从各地相继被政府投入监狱的环境卫士(如太湖卫士吴立红等)孤独的战斗,到什邡、启东人民为保卫生存权的群体性抗争,这是中国人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是公民运动的勃兴,与部分知识人放纵想象而引伸的“暴民”、“暴力革命”之间根本不能划上等号,这些运动比部分知识人的“不合作”更具有积极意义。 我本人其实20多年前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暴力革命的危害,也经常在文章中提醒中国政府,尽快完成政治转型,扼制腐败,不要为中国再创造暴力革命的温床。因为历史上任何一次暴力革命都不同程度地摧残了中华文明。但如今中国政府不仅倒行逆施,还视民众的正当利益诉求为叛逆,人民如果还放弃反抗,只能是等死。民不存,国亦不存。 什邡、启东等地人民为保护环境而发起的公民运动,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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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有文化的奴才

【谢天谢地,奥运来了】小编:B市大雨死人了,主编什么指示?主编:这还要我说?加大力度报道美国枪击事件!小编:Q市在反对污染,主编什么指示?主编:这还要我说?加大力度报道美国枪击事件!小编:奥运来了,主编什么指示?主编:这还要我说?谢天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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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日本眼里的王子制纸中国工厂事件

日本企业王子制纸在江苏南通市启东工厂的排污管工程计划遭遇当地民众大规模抗议。 日本不少传媒连日报道日本企业王子制纸在江苏南通市启东工厂的排污管工程计划遭遇当地民众大规模抗议事件。这些媒体都是一向关注中国的共同社、《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等亲中媒体。 最初报道的是共同社25日引用香港《东方日报》的消息,之后上述传媒的驻中国记者们纷纷赶到启东、从当地发回了报道。 环保维权成功的连锁性 综合过去几天的报道,焦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个是中国各地居民为保护生态环境,群起抗议而成功阻止了当地政府涉及计划的连锁性个案。例如《朝日新闻》29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示威的连锁”、“通过网络各地的成功案例”,介绍了07年厦门成功阻止建设化工厂开端,经过大连反对建化工厂、四川什邡反对建金属提炼工厂等成功案例,说明通过网络号召发起的中国各地民生运动的明显力量。 《朝日新闻》说:“中国政府正致力维持社会安定,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党大会演讲中强调重视民主和法制的姿态,但各地示威的声音却突显着现实上的距离”。 官民反日动态 另一个焦点是启东民生运动和当局应对的动态和是否向反日运动发展,报道得相当细微。共同社28日报道的标题是“日资工厂排水计划示威超过5千人参加、部分暴徒化”、“对腐败官员的怒号”、“中国收拾示威回避反日转换、日本记者遭暴行”等,详细说明示威者既存在对当地官员腐败的愤怒,也存在不满罔顾当地环保的日资企业所延伸出的反日情绪。 共同社说“示威队伍指责当地政府卖国,提起中日主权对立深刻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警方没制止,看起来也有通过市民对日资工厂的抗议,来对日施加阻止购买尖阁诸岛计划压力的意图”。 《朝日新闻》国际报道部长渡边勉对在启东采访的上海支局长奥寺淳遭遇当地警方暴行28日发表了“不能容忍这种极为恶劣妨害正当采访”的声明,形容该报“正向中国政府抗议,要求道歉并归还相机和记者证”。 正视投资风险 还有一个焦点是投资新兴国的日企面临的当地维权意识上升的应对问题。《日本经济新闻》28日的社论标题是“正视新兴国的劳务风险”,内容以最近铃木汽车在印度遭遇工厂暴动为例,提出日企在印度、中国、越南等新兴国的工厂不时发生的劳务纠纷,指出应该尊重当地劳务惯例和培养管理劳务的专家,尽量降低劳务风险。 共同社一边报道王子制纸声称“忧虑”,一边也以标题为“投资新兴国的日本企业被迫正视权利意识”,指出日企在中国从2010年起发生的劳务纠纷“是新兴国家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的背景下,酿成劳工容易爆发不满的土壤”,共同社说:“日本国内市场萎缩,企业流向新兴国今后仍会持续,企业应比过去更重视新兴国投资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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