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低人权优势”惊人竞争力
《南风窗》:尽管通常我们讲“国退民进”是中国转型的大脉络，在 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实务中，仍是“国富论”做得多，“民富论”做得少。那么，中国企业的成长在“国民进退”与财富流转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秦晖:我想，企业方面如果离开民主、自由的增进，那就是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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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刘苏里：“左右之争”与“昂纳克寓言”
秦晖：任何统治者，其实都希望权力无穷大，责任无穷小。
阅读更多写在中国社会溃败之前
在开始全文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厘清一个概念，什么叫社会溃败呢？孙立平教授说：“社会溃败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参见《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正在失去提供人类结成社会所希望得到的基本福利的能力；中国社会会变得无法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会变得缺乏各个层面的利益交流。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可能跌入——说得直白一点，实际上正在跌入——不逊于中世纪历史的黑暗。
不远的将来，特殊利益集团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网络•手机会实名，一切言论和舆论的自由都会被限制。而官员的财产却不须阳光，富人的财产勿须报税。社会结构完全板结，底层的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生存状态；官二代、富二代、新生代农民工…这样的标签将代代传递下去。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会持续下降，至少不会提高；则广大人民的生活将会更困难。因此贫富差距会继续扩大。医疗、教育等资源总是向财富聚集，就算普及了保险，人民的教育和卫生状况的改善也会大大落后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为什么我会得出这样的预期？有人批评我，“这样想有意思吗？想要在不到30岁时解决人生的问题，可能吗？”
我说，当今中国大体有三类人。一是彻底盲于目，觉得天朝盛世无限美好；二是不当睁眼瞎，看到国家的问题，痛彻心扉；三是彻底盲于心，看到了当做看不到。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幸福”的人，遗憾的是我属于第二种。因为我对今天的中国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样的看法不是个别的或者偏执的，而是有一定代表性，能引起共鸣的。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做出我的预言。愿意和一切读者讨论。
一、当今中国究竟是怎样的
当今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巩固，并在加速发展。
“权贵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最初由吴敬琏先生提出。从构词看，它是一个复合名词，由“权”、“贵”和“资本主义”组成。“权”指政治权力，其代表为掌握中国政治资源与政治权力的阶层。“贵”指富贵，其代表为掌握中国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阶层。资本主义则指社会财富分配的基础是按资本分配。但中国又不典型地按资本分配社会财富，而是主要地按权力分配。所以中国社会，最巨大的力量，依旧是政治权力。于是，中国大量的资本都被凝聚于官家、当局手中，或是被少数商业巨头所垄断，而广大的中小企业主或民营企业主则并没有多少社会权利资源。实际上，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下，中国的资本状况都充满了浓厚的当局意识和权力意识。这个就是权贵资本主义。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就是吴敬琏努力避免而我们都耳熟能详的那个“官僚资本主义”。
现在举凡钢铁、化工、煤炭、石油、民航、公路、金融、证券、保险、邮政等等几乎所有有利可图的领域，都是国有经济独大。而国有经济的决策和运营，毫无民主可言，也不对名义上的主人——人民负责，一切都是几个寡头在说了算。最为暴利的房地产业呢？据全国工商联在2009年《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一文称：调查显示，在房地产开发的总费用支出中，流向当局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当局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这不是权贵资本主义又是什么？
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无论从心理感觉还是统计数据上都如此。《人民论坛》载：有关机构统计，2009年全国最富有的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如果将“富榜”扩大到前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达到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所谓1亿元意味着：一个农民21500年的收入，一个普通职员3500年的年薪，一个北京低保享受者2万余年的生活费。而同期全国居民储蓄不过21万亿多。如果继续调查这一万个家族与当局的关系，我想结论定会更加触目惊心。经济学上经常用 “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按照国际惯例，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 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个系数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 1994年为 0.467，2008年基尼系数为0.65，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公众的收入达到一种严重不均的状态。中国的贫富差别已大大越过了警戒线，达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
更要命的是：这种贫富分化丝毫没有外国出现过的先扩大后再缩小的迹象。《瞭望》载，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杨建华教授十多年持续关注、调研财富分配问题。他说，根据库兹涅茨1995年提出的著名的收入分配差距“倒U”型假设，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在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之间时，收入分配差距会恶化，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目前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浙江省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但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无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还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确实过大。杨建华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形了，而是呈现倒‘丁’字型，底层庞大，很少拥有财富，拥有巨富的一竖很小。
如上文所说，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工资性收入在GDP中的比例极低，而且逐渐降低。人民工资的涨幅不要说够不着GDP，甚至够不上CPI的增加。随着房地产价格疯涨带动的人民币的事实贬值，虽然生产在持续，但人民的财富不是增加而是在日日夜夜地减少。
教育改革全面失败，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公务员招考制度、军官选拔制度充斥着腐败。甚至以吉林省松原市为代表的一些地方，高考制度都被权钱交易破坏殆尽。低社会阶层人士想要改变命运，无疑异常困难。
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所得税、经济适用房等本该造福低收入人群的措施全部适得其反。这个都已经成为常识嘛，不需要证明了。
其他官员的腐败，对资源竭泽而渔及买办式的开发，对环境肆无忌惮的污染。说都不用说。
如果社会发展的惯性不被扭转，能逃出文章开头的那个预期吗？
二、面对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思想界和爱国者的思考
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然生活往往更复杂，反抗未必就来得那么快，那么普遍。但当今中国社会的畸形，至少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思考，思考者涵盖左、右两个方面。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看到的问题往往是相同的。只不过解释论不一样。比如腐败问题，左派认为改革过头了，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腐败；右派认为改革不够，民主社会没有腐败。诚如孙立本教授所说：“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其实很有可能左右两派都错了。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变态社会结构，用任何一种理论和模式似乎都难解释得尽善尽美。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要想中国社会改变现状，持续发展，打破权和钱的紧密联系是必须的。在这个意义上，左派和右派中的大多数都是爱国者。而那些麻木不仁的人却在尸位素餐，看着左右相争的好戏呢。
三、怎么办？中国将会向何处去？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广大的爱国者们不会坐视祖国的沉沦。总是要——至少希望有人能——做些什么改变现状。
有一派人寄希望于“中央头脑清醒，胸怀开阔，善于动员一切支持的力量，通过保障民权改善民生、挽回民心。”他们要求：停止“国进民退”，开放新闻监督，人大代表直选，社会正义运动，等等。（参见胡星斗：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不客气地说，此路不通。他们把整个特殊利益集团人为划分为几部分，好似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群人，地方当局又是一群，中央又是一群，希望他们互相制衡。殊不知，这完全是空想。自古疏不间亲。在你仰望星空时，“心无疵兮”先生片刻没停下他那争权夺利之手。想要与虎谋皮，哪里能够？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变为权贵社会主义。也就是体制内的少数权力者和人民形成合力，一定程度上通过调整分配结构，改善基本群众的医疗、教育、住房问题。当然，这个运动的发动者会取得更大的威权。也就是说，社会可能转型为，国有经济垄断进一步加强，权贵在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但分配较现在公平一些的形态。类似今天的新加坡。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在此先稍稍提及。
可能性比较大的，还是沿着现在的轨迹，无可避免地滑向类似中世纪的深渊。因为一如孙立平文中说的，现在“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而“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了。如果真如此。大局的好转必然需要很长时间——我认为80后、90后一代看不到了；有人认为需要时间远长于此，可能要考虑几百年的历史大循环尺度。所以我寄希望于我们的民族。我们民族历经艰难险阻，但仍然走到了今天；估计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不会遽然灭亡。有民族在，则民族的历史会得到流传。今天我们——爱国者的殷忧，将来总有人能够理解，就像我们会理解郑观应他们一样。今天权贵们的暴虐、贪婪和无耻，总会被历史鞭挞。
四、还有一种可能
虽然我们知道，国内的统治秩序是牢固的。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又是复杂的。国内和平，但国际不一定和平。
美日想肢解——至少遏制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只有外交部的老爷们才相信中美双赢。近日，美国大使说中美关系像恋人。我说就算是恋爱关系，那中国也是辛苦买房，然后不得不把房产登记到女方名下的傻男人。
近年以来，美国一再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有识之士纷纷意识到，美国对中国“金融狩猎”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如果单纯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影响，可谓思维尚停留在重商主义时代。简单来说，就算中国对美出口全没了，美国也不会自己生产轮胎、鞋子等物。因为美国资本的国际食利性，不可能改变了。美国狙击人民币汇率的真正目的，在将中国制造业中的资本挤出来。制造业如果不行，中国的股市又是如此样子，那么资本在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投资领域就是房地产市场。中国已经甚嚣尘上的房地产热将进一步升级。到时美国的国际热钱再涌入，做局……仿佛玩击鼓传花游戏，等倒几次手，中国老百姓高位接盘时，再抽出资金。楼市和整个经济泡沫破裂，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的财富易手。
这番预期，已经是除了宠物经济学家外的经济学界的共识了。而且这番预计，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人们还可以通过考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失去的二十年来印证。遗憾地是，我们太乐观。事实是，泡沫经济前日本具有的优势我国没有，日本的软肋我们更甚。例如，日本有很多工业专利权。纵使制造业不景气，虚拟经济崩盘，很多日本企业靠转让专利都能从国际市场赚到足够的钱维持生计。中国企业呢？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财富的增加几乎是从大老板到出租车司机为止全社会都享受到的；日本的泡沫经济解体后财富缩水的也是相对全民性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财富主要地集中到了特殊利益集团；而一旦经济崩溃，痛苦一定会被转交到大众身上。日本是普及社会保险的国家，中国的社会保险尚在建设中。所以美国真要发动对中国的金融绞杀的话，中国的失败简直是注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动荡不可避免，动荡的结果有可能是新的更好的秩序的建立。
就台湾、西藏、新疆而言。相当一部人想独立，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实。究其原因，固然有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干预。但只要学过毛泽东哲学的人，都明白外因必须通过内因作用的道理。如果大陆政通人和，台湾未必不想回归。如果新疆政策亚克西，怎么会闹出如此大的骚乱？只不过权贵资本主义和人民的基本矛盾，在台湾表现为所谓民主和飞弹之争，在新疆表现为民族之争，这种特殊的形式而已。如果大陆持续这个样子，台湾必然会想独立。这点非常好理解。我们如果有移民的机会，不想走的肯定不多。现在两岸三通，非但没有如预期使台湾同胞随着对大陆了解的加深，产生回归的想法。反而是台胞愈了解大陆腐恶的现状，愈庆幸自己走了出去。
一旦台湾独立。如果当局不加干涉，就会政治总破产。如果全面战争，那么美国绝对会介入。这是美国的既定国策，有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的。美国介入，中国失败的几率更大。不要迷信现在中国军备如何。军队，归根到底要靠拿武器的人，而不是武器。现在中国军队的腐败情况，真是让人不忍卒言。简单归纳一下，就是基层士兵等着退伍，退伍之后就是无业，要想提干送钱上来。大家不妨看看魏巍的《我也为退伍兵崔英杰说情》，就可明白。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何况美国的武器只有更先进，战略战术也更高明。
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诚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战争就可以被国内革命所取代。这无疑是非常恐怖的，中国可能仅仅剩下相当于宋代的版图。但责任绝对不在于革命者，而在于特殊利益集团。鲁迅先生说，“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现在当局做的，正是用当异族奴隶的痛苦恫吓人民。动不动就是“被利用”、“敌对势力”，使人民甘为他们的奴隶。
有志于改变中国面貌的爱国者要切记，从古至今，从东汉太学生诣阙上书，到清末公车上书，再到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所有的学生运动，都是爱国的和正义的。固然时有外部势力参与进来，但完全到不了被评价为受敌对势力利用的程度。那种投鼠忌器的态度，一如十月革命时的护国主义者，名曰不革命，其实就是反革命。爱国者要敢于做出类似《布列斯特条约》的妥协，只要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清末革命党人说，大乱者治中国之良药也。我再次发出感慨，如果大乱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个代价也是值得的。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围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利用机遇，促进社会转型，这是社会得到改善的另一种可能。
文末，请允许我引用时寒冰的几句话：“我恳请，长辈们把我视为自己的孩子，一个永远长不大会犯很多错的孩子，一个努力想做好事又经常会打破杯子的笨手笨脚的孩子；我恳请，比我年龄大的朋友，把我当成一个小兄弟，一个动不动就热血沸腾、激情四射，缺乏城府和戒心的永远不成熟的小兄弟；我恳请，比我年龄小的朋友，把我当成一个可以倾诉的兄长，我会如同对待我的亲弟弟和亲妹妹那样，做一个称职的兄长。”
在被称为转折之年的2010，想到我国家和民族所受的不可胜数的苦难，想到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黑暗前景。不禁呜咽哭泣，不能够言语。希望我的估计，大部分都是妄想。
阜远的最新更新：
过程，过程，还是过程
在网上看到这篇批评文字，来自一个叫“单车上的骑士”的博客，原文名字叫《非如此不可？—柴静的受洗》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11870f0100i66j.html，这样严肃而诚恳的批评，让我触动，引在这里，向这位不知身份的朋友致谢，人困而求知，然后明白知之不足，所求也就没有穷尽。
四月号《书城》杂志载柴静纪念顾准的长文《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柴静的文章我当然要多看两眼，只是有点纳闷，非值顾准祭日亦非值顾准新书出版，何故此时刊发？上网一搜，原来是其博客12月23日顾准祭日的文章，《书城》转发而已。博客上网友回复早就铺天盖地，感性的居多，几乎个个泪湿键盘。而我没哭，所以简直有点惶恐。
感动的话说多了也没意思。柴静作为记者，文章效果重在普及，但现在登上《书城》，我就不由要严肃品评一番。
立意和文采没得说。“非如此不可”，管它典出贝多芬还是昆德拉，反正是作者自己写照。柴静既然借顾准明志，表露勇往直前之意，吾人当衷心鼓励之。但细观文章水准，虽然下了不少功夫，也只能算一份自修作业——题目：我看顾准，指导教师：朱学勤。问题意识是朱学勤的——“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答案也是朱学勤的——“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连升华之句都是朱学勤的——“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说此文是朱学勤指导乃玩笑话，我想说的是，柴静大约是通过朱先生的眼睛去看顾准，单兵掘进不够。先看朱先生，再看顾前辈，结论早就有了，只不过自己灵魂亲历一番，算是受洗皈依。
《顾准日记》应该出版于1997年。“发现”顾准是199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王元化一类学术大腕都著文推进。关于顾准的言说多种多样，朱学勤先生自己就提到林贤治、罗岗、薛毅的不同观点，但是朱学勤、吴敬琏等人的观点——“自由主义的言说”或者“市场主义”成了主流（参见《90年代思想文选》第二卷）。后人将顾准树为典范，自己也就成了典范。但原本多元的路向一旦封闭就有点单调。柴静无创新，只能算是个人求道，通过顾准实际通过朱学勤明确自己的认识而已。当然，柴静本人也没想做典范，只求无愧于心，我作为读者也只愿以诚相报。
我不是顾准研究专家，不敢对柴静笔下的顾准妄加评论，然而有几处表面硬伤需先提出来：
首先是一处引文错误。
柴静：“他（顾准）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读者未免奇怪，神界的普罗米修斯怎么会说出这种学术话来？顾准在《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里是这样写的：“马克思是雅典精神的热烈的赞扬者。他的博士论文在高度赞扬伊壁鸠鲁哲学之后，引用了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剧本，写下了下面的话：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在《希腊城邦制度》一文里就更清楚了：他们一些主要著作流传至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引埃斯库罗斯的《普洛密修士》一剧中普洛密修士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指出：“（这）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神格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希腊城邦制度》第六章）所以破折号前后的话分别来自两处，一处是埃斯库罗斯的剧作《普罗米修斯》，一处是马克思的论文《德莫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柴静混为一谈了。窃以为这若非粗心，就是通过别人文章看顾准的后果。（顺带说一句，听过刘小枫讲演或看过刘小枫编著的古典注疏集会知道，在埃斯库罗斯那里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其实很猥琐轻浮。普罗米修斯被塑造成英雄形象乃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情。）
第二，柴静：“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娜拉是富家太太，她的离家出走是资产阶级个人启蒙式的革命。所以鲁迅提出“娜拉走后怎么办”实际是问小资产阶级或者知识分子启蒙后该怎么办？放在中国也就是问五四青年该往何处去？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台湾。所以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的问题，而是娜拉该投入哪个阶级的问题。顾准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里说明自己只是效法一下鲁迅的说法而已，本意是罗伯斯皮尔、列宁们一票干成之后该怎么办才不会陷入恶性循环。但无论如何柴静还是带出了“革命后”这个问题。自由主义者的回答干脆是，就当无产阶级革命没发生过，回到英美革命就好。而我这里无法回答，只顺带做个广告：即将出版的蔡翔先生十年一作《叙述／革命之后》一书就是讨论中国革命后的问题。
第三，柴静：“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在文章收尾部分只达到这个结论未免英雄气短。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是哥白尼、布鲁诺、培根、达尔文等无数启蒙先驱早就灌输给我们的思想，何须顾准？不过后面再引用吴敬琏的话意思就很清楚了，这里的进步指的就是转向市场经济。又不是什么犯禁的话，何必这么模糊？柴静说这话也许是在为自己打气吧，我理解如今做一个有良心的新闻工作者有多艰难。此处且略过。
我想略微深究的是涉及黑格尔的部分。柴静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顾准写《辩证法与神学》是为了告别黑格尔，反对一元论。他认为辩证法只擅长“破”而毫无“立”之道，自然科学发展早就把辩证法扔到身后去了。在对马恩黑的一番批判和对两组概念的一番排列组合之后，顾准得出结论：唯物主义加经验主义才是王道。所以“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说法只是一团浆糊，倒是应该说顾准是认真阅读马克思的。顾准在那种困境下读黑格尔而有很多精辟言论，确实才华横溢，但是缺陷也不少，比如以《老子》、《大学》来证明中国人自古擅长辩证法从而被辩证法所害。以《老子》比附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像以算盘比附计算机一样是历史错位、牵强附会。黑格尔的辩证法恰恰建立在对以往经验主义科学扬弃的基础上，《老子》怎么会有这个基础？我个人感觉顾准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时候颇似黑格尔在《小逻辑》里批评的所谓“抽象理智阶段”的形式逻辑。英美的经验主义逻辑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并不相容，这一点柴文并不清楚。顾准指斥黑格尔以致马克思是一元实在论似也有误解成分。这些理解受制于那个时代的条件，况且顾准是在去世前艰难写作，所以不应苛求顾准。黑格尔学说自身也需要发展进步（刚出版不久的《黑格尔与普世秩序》值得一读），只是后人不可人云亦云。如果不看黑格尔而看顾准，很容易觉得顾准说得对，但是仔细看过黑格尔之后就会有自己的想法。顾准等前辈摆脱黑格尔是特定历史下的选择，吾辈当作同情式理解，但现在问题是：顾准说不要黑格尔，那些从来没好好读过黑格尔的粉丝们也就不要黑格尔了，这就比较麻烦。要弃至少也是读过了再弃。我倒是建议柴静先让黑格尔好好“毒害”一下自己，从《小逻辑》开始，这样在学理上才算曾经沧海。何况黑格尔学说要比顾准所言丰富得多，永远是一块绕不过去的大陆。与顾准同时代，王元化读黑格尔时秉着“回到黑格尔”的态度汲取了很多资源，和顾准还不是一路。王元化恰恰认为中国人不是为辩证法所苦，而是为歪曲辩证法所苦。柴静工作如此忙碌，怕是无暇细细辨析这些。
另外，柴静引顾准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想破除对神的迷信。不过政治哲学领域的神义论和人义论之辩可不是一个简单话题，任何政治学家都不敢小看政治神学的意义，这里不多说，只说一句：启蒙主义也是需要普罗米修斯神话的。
神话有很多面孔，张爱玲就是其中一副。同一期《书城》竟有两篇文章引用张的观点，郑远涛说张爱玲“看得津津有味”，柴静说张爱玲“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都是疏疏几个字，教义一般，一下子就暴露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资神学或者软肋。谁说张爱玲的文学远离政治？她时时刻刻都在影响公共知识分子们的感观呢！
欣赏柴静如此努力地进入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思想史，套用小沈阳的话，这是“必须的！”我只愿她不会滞留在这一点，不然可就成了林俊杰的《江南》——“风到这里就是粘，粘住过客的思念，雨到了这里缠成线，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我还是要仿效黑格尔喊一声：过程，过程，还是过程！
柴静最后说：“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是的，此话不仅对顾准如此，对顾准所厌弃的人也将是如此！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d37b0100gvs2.html#comme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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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鞋引发的思考
5月7日在大连的演讲时，一个约25岁左右的年轻男孩向演讲台扔了两个鞋子，然后双手在头顶拍着手掌高兴的离开了会场，也似乎在等待着观众们的喝彩，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形象虽然并没有引发人们过多的注意，却让我享受了一次总统的待遇。
早在2006年一次网上的评选，让我升格为与日本的前首相小泉和台湾的“阿扁”顺序排列为第三位被中国人称为是最想打的人。冯仑最先将这个消息在业内传播，并告诉了我。国家级元首的知名度并不是一件轻易可以获得的“荣誉”。
2007年阿拉善协会选举执行会长与监事长的当天，三联出了本杂志，杂志的封面人物其中有我，这次则被封为“人民公敌”。尽管文章中的内容是偏于表扬性的，但“人民公敌”帽子被吴敬琏老师每次见面都打趣的称呼，摘是摘不掉了。也正是这个“人民公敌”的文章让我当选了阿拉善的监事长，并且是高票当选的。
最初两年前我连监事都没选上。二次补选又再次被一名国民党的财务官打败了。而“人民公敌”则帮助我成为了当仁不让的监事长，卸任后这一届监事会也被称为是一届对阿拉善协会制度建设最有帮助的监事会。
2009年网上又有一次排行榜，而这一次则被女网友们评为“最想嫁的人”。我早已年近花甲也并非被爱的对象，只因为大多数女孩都对社会信用表示怀疑，她们只是认为愿意嫁一个诚实的男人。而说真话的我就被当成了一种诚实的象征，所以被称为是“最想嫁的人”的标准之一，也有人戏称是买房子像买白菜的男人。
而这次则更上升到了布什总统与温总理的待遇了。这次的排列从小泉、阿扁、我，变成了布什、温总理和我了，于是满城的风雨在媒体、网络与短信的传播中演出了一场至今尚未平息的风波。
这几天十多个媒体来电、来信、询问有关的情况，许多媒体甚至人为的开始了“哥德巴赫猜想”，既不去了解情况（网上有视频），也不想了解真相，而只想去满足于私欲发泄的炒作，凭借着一则短信开始了“西游记”般的演义，忽悠着更多的民众。
央视《东方时空》的记者也来电约访，于是我将电话中的内容连续发了几个微博，微博中的评论与转发有数千条，并随之提出了许多的问题，有赞的、有支持的、有批评的、有骂人的、有骂扔鞋行为的，有为维护道德环境而打抱不平的，也有骂我该被扔炸弹扔刀子的。当然大多数的粉丝们是理性的，并至少明白是非，恶意攻击的比例远不如支持者多。问题不在于扔与被扔，而在于为什么。
为什么整个社会演变成只能以扔鞋子来表示愤怒与不满？为什么扔的是我或开发商？为什么会有幼儿园事件与扔鞋子的联系？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评论与关注？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确实大多数民众在媒体非正确的报道下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真实的市场情况，甚至绝大部分官员们也是在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政策决策，因此才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了许多问题，且年年调控但年年不成功，根子正在于缺少天天挂在口头上的“科学发展观”。而扔鞋子年青人不过只是被媒体忽悠的受害人之一，更多的人则还糊涂于不明真相之中。
中国房地产自房改后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有大量的人在呼吁进行“第二次房改”，恰恰是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市场情况！
改革之初的低房价假象
一、1998年房改的初衷与过程，在谢家瑾《地产十年》一书中详细回忆了当年的争论与决策的过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成为第一要务，因此经济适用住房的可租可售变成了只售不租。从房改的开始就埋下了未能同步建设住房保障体系的祸根。
1998年第三届房协的会议正是房改的23号文件下达之后召开的，会议上我首先提出了经济适用住房的政策偏差，并建议建立以廉租房和租赁住房为主的保障体系，并建议将砖头补贴改为人头补贴，以及用出让金中的合理比例收入专用于保障房建设，并将这些意见于2000年和2001年整理成专门报告发表于《未来与选择》的参阅文稿中。
保障居民的居住权利是联合国多个公约中的政府责任，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步建立保障体系，以用社会安全网接住那些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人群。23号文件中也明确了三种不同的供给体系，但最重要的对低收入群体的廉租房保障在拉动经济增长为第一要务时被忽略了。
同时于1998年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还有公房房改售房，城市居民可以用低价将原有分配租用的公房变成了私房。因此也缓解了建立住房保障体系的矛盾。经济适用住房在九十年代末和世纪之初并没有限制购买者的身份与条件，同样给了社会一种低价房的假象。土地的充分供给、市场化让整个社会的供给迅速增长，因此在2003年之前每年的房价只增长了3.5%，而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却高达9.5%，房价的矛盾并未显现，却埋下了隐患。
尤其是至今大多数人仍不知道中国的房屋建设始终有两个市场：一个是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商品市场；另一个是非房地产开发的，原来称为是基本建设的市场。1998—2003年重要的市场变化就是房地产开发从20%的比重迅速上升为60%的比重，而非房地产开发的比重则从80%迅速下降，被中央与社会误解为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
“房地产业”高速增长空间来自其对传统住宅建设方式的替代[1]
至今，这两个市场从开复工面积看仍是6：4的关系。
二、关紧两个闸门的结果是推高房价
2002年的土地招拍挂制度并未引起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于是2003年关紧两个闸门和8.31大限开始推高了整个中国的房价。一是，从企业找地到政府储备土地的变化导致了土地供给数量的快速下降。当企业找地时，土地的价格是随市场而谈判的价格，而政府找地时是低价收购高价卖出的价格。因此8.31大限将大量的企业自有土地排除于市场之外，让土地的资源迅速变成了短缺。从下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这种土地供给的变化趋势；二是，关紧信贷的闸门让正在发挥市场替代非市场化建设的车轮减慢了速度，供求基本平衡的局面被彻底扭曲并反向发展了；三是，几年房改之后的消费升级让更多的人开始用二手房交易的方式和银行信贷的方式更换与扩大住房面积；四是，土地18亿亩红线的管制让从农民手中拿地变成了向旧城改造要地，加大了拆迁安置的用房需求，2003年达到拆迁的最高峰，全国拆迁量高达2.7亿平方米。从此供求关系进入了严重的不平衡阶段。
三、价格与供求关系
许多人并不承认经济学的规律，不认为是供求关系决定着价格。尽管猪肉的价格波动早就多次的告诉了人们市场不讲政治，而只按照供求关系定价，当猪肉价格上涨时，没有哪个供应商会因为讲政治而亏本销售的.同样供应商也不会在猪肉价格下跌时高价收购农民的猪肉，政府也从来不会用讲政治的方式让市场中的猪肉价格（或粮食价格）不能浮动。
北京与上海的房价都排在全国的前列，这是否与供求关系有关呢？
仅以北京为例，北京“十五”计划期间实际的土地供应为9933公顷，而“十一五”计划改变了土地供给的方式，计划的土地供给量为9000公顷，比“十五”期间减少了933公顷，但实际并未能完成计划应供给的数量。如2010年能保证计划供给的2500万公顷，则“十一五”期间比“十五”期间将少供土地2000多公顷（否则相差更多），土地供给数量相差约四分之一，其中住宅用地少了2500多公顷。
但“十一五”期间，北京的人口机械增长高达54.3万人/年，约为25万个家庭，远大于“十五”期间的人口增长数量。从投资看，“十五”期间的房地产投资年均增速23.7%，而“十一五”期间房地产投资则下降为年均4.2%，2008、2009两年负增长，开复工面积则从2005年的8043万平方米下降为2009年的6230万平方米，价格则从2006年一季度的7670元/平方米上升到了2010年一季度的20485元/平方米，上涨了167.1%。
从土地的供给看，“十一五”期间总量约7897公顷，但实际向市场供给的商品房用地面积仅为4458公顷，减少了2542公顷，下降了36%。
“十一五”期间除2008年的特殊情况之外，每年的经审批的可销售房屋套数都小于实际的销售套数，供不应求的现象无法缓解。
没有人愿意看到房价的过快上涨之后，倍受政府调控打压的局面，但现实的市场中供求关系不断恶化，谁应对此负责呢？北京提前十一年完成了城市规划中提出的人均1万美元的GDP
增长目标；人口增长也提前十多年超过了规划指标，但土地资源的配置却远远低于实际的需求，价格是在需求的压力下首先从土地的价格开始暴涨，并向房价传导。
供求关系这个基础的条件不能合理的得到改善，又怎么可能让市场有条件增加供给而平衡价格呢？没有供给条件的保障，又如何让价格处于合理之中呢？
四、土地资源的实际情况
许多人错误的以为城市的建设无法用土地资源给以保障。尤其是在十八亿亩红线的压力之下，中国没有更多的土地来保证城市化率的提高和供城市人口居住了。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城市建设的用地实际少得可怜，尤其是商品住房的用地更是少得可怜，实际在中国的每年土地占用中最大的是退耕还林而非城市建设。
按2005年的情况细分则
• 2005年占用农田耕地的结构：生态占地60% （退耕还田、退耕还草） ；农业结构自身调整用地20%
（经济作物、油料、花卉）；自然灾害损坏耕地5%；建设用地15%。
• 建设用地分为6种用地：工业建设用地、水利交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旅游项目用地、军事项目用地和房地产用地（其中房地产用地占30%
，15%的30%，即整体的4.5%）。
• 房地产用地分为：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
• 住宅用地分为：廉租房用地、经济适用房用地，商品房用地、高档公寓和别墅用地。
将全部的建设用地按项细分，则实际用于普通商品房的土地就更是少得可怜了。
28.7% X 30% X 70% X 80% = 4.82%
能否拿出4.82%的一半，即全部建设用地的2.41%，用于一般商品房用地。
更重要的是城镇建成区的总面积只有3.84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0.4%，居住了6亿多人口。但全国的农村宅基地占地16.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5%，是城镇用地的4.37倍，名义居住了9亿农民，其中有2亿人口进了城。如果能从土地制度上改变宅基地的流转问题，不但可以解决建设用地的问题，也能解决耕地增加的问题。
中国并非没有增加土地资源供给的条件，而是需要改变现有的国家土地垄断供给的低收高卖的制度，以及农村土地制度中的流转问题。
五、解决居住问题不能用大跃进的方式
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是不了解中国的住房发展阶段的现状，而过度的宣传用大跃进和超英赶美的方式恨不得一天之内就解决中国住房升级问题，则不但不利于中国住房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也不利于出台短期的市场调控政策。
1978年改革之初，中国城镇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比1949年的4.7平方米还少。但改革开放之后，人均的居住面积迅速上升，尤其是1998年房改市场化之后，一方面城市化率在迅速提高，同时人均居住（或建筑面积）都在迅速增长，在“十五”期间达到了高峰。“十五”之后，特别是土地供给制度改变之后，虽然房地产仍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但在城市化率提高的压力之下，人均面积的增长大大低于了“十五”期间。如北京“十五”期间年人均增长0.9平方米，而“十一五”期间由于土地供给的减少和人口的快速增加，年人均面积增长下降为0.49平方米，仅为“十五”期间的54%，下降了近一半的面积。
全国城镇约有2.2亿户家庭，但成套住房仅为1.45亿套。约有34%的家庭仍居住于非成套住房中，待改善的住房家庭仍高达约50%。全部住房面积，套面积的中位数仅为76平方米。绝大多数家庭不是没房子住，全国的住房私有化率高达86.7%，这是全世界住房私有化率最高的国家。但住房的条件却很差，没热水、没燃气、没卫生间的住房现状比例很高，三代或四代人居住于一套房中的比例极高达到45%，尚处于一个低级的发展阶段，还要用二十、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进入小康的生活标准阶段。
在一个普通住房标准较差的发展阶段和年生产能力较低的发展阶段，又怎么可能用较短的时间改善城镇的住房条件，又怎么可能让大量的80后年青人在一毕业或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就能购买商品房或拥有私人产权的财富呢？
本来在这个尚落后的发展阶段应该建设大量的租赁房，或鼓励私人购房用于社会租赁，而非都能购买商品房。但政府和媒体的宣传与教育早就忘了小平同志所说的要用几代人、几十代人建设发展的过程，而过早的将“居者有其屋”变成了伸手可得现实。虽然全国人大代表早在2009年的政府报告审议中将温总理报告中的“居者有其屋”改为了“居者有其所”，但直到今天，所有的政策仍然是鼓励购房而非鼓励租赁。为了满足购房的需求就不断的压房价，用限制房价的两限房和低价政府补贴的经济适用住房来满足于购房的需求，也导致了没有私有产权住房就无法结婚生子的极坏的社会风气，导致了过度的住房需求对市场的冲击，并推高了房价，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和年轻人的不满。
美国将拥有住房称为是一种梦，恰恰在于一个发达国家拥有住房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中国却将“安得广厦千万间”变成了今天就必须要实现的当期目标。许多年青人甚至连一个月都等不及的怨言也在网上暴传，也因此才有了“蜗居”这种将梦变成年青人最低生活标准的文艺作品出现。
如果年青人从十几岁时接受的教育是住房是个长期的梦，又怎么会在刚参加工作的短期内就要拥有自己的商品房呢？又怎么会没有一套商品住房就不能结婚呢？如果早在多年前就建立了租赁住房的市场，又怎么会在今天抱怨租不到住房或没有固定住房就不能结婚呢？
梦本来就是一个无法轻易实现的事情，是一个要经过艰苦的不断奋斗才能实现的目标，而绝不是一天可以吃个胖子的事情。
中国1998年的商品房年产量只有194.6万套（含开发商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而2008年则随着市场化达到了493.9万套，大约是城镇家庭户数的不到2%的产量。也就是说，购买商品房的人至少要挤进这2%之中，而价格就是这种竞争与衡量的门槛，怎么可能让大量的年青人都进入这个2%之中呢？至少他们的财富积累并不比已经拥有住房资产的家庭实力更雄厚吧。
中国的商品房总量在2008年约为城市住房总量的35%左右，其中包括约有10%左右的经济适用住房和房改房（2001年之前大量的商品房变成了新房改房而未统计于原未交纳出让金的房改房中）。也就是说纯商品房的总量并无法满足市场中大量消费升级与改善的需求，又怎么可能优先或首先满足80后的一代的消费需求呢？这种梦岂是靠宣传、靠打口水仗、靠开发商让利能实现的，更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而早在2005年调查中，30岁以下的已购房比例高达34.4%。
应让所有的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人清楚，中国的住房建设与改善是个长期的目标，而非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题。现有城市中已有住房的棚户区改造的工程量就巨大，长沙这种省会城市的棚户就非几年时间能改造完成的，又何谈异地生活的年青人能轻易的靠一人之力实现一个梦呢。
正是这种大跃进式的错误主张与媒体宣传才让社会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房价上，集中于年青人的购房上，不彻底的改变这种“居者一定要有其屋”而不能是“有其所”的文化与政策导向，则今后的几十年也不会让市场有正常发展的余地。中国的年龄结构恰恰在近十年中还会大量的出现年青人的家庭组合高峰，仍会在住房市场中打个你死我活、头破血流。
树立长期奋斗和建设住房市场的基本观念是个稳定性的政策导向，进行实事求是的基本教育，才能建立“科学发展观”正确解决市场中的供求矛盾，稳定市场中的价格。
六、政府与媒体扩大了住房市场中的贫富差别
中国在发展过渡的阶段确实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别，但最大的贫富差别是城乡之间的差别，是收入中的差别。由于中国有五十多年的分配住房的时代，且原有的住房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在住房面积问题上反而出现的贫富差别远远小于在收入中和财富中的差别。
一种错误的理解是富人住房的面积一定就无限大，这是媒体过度宣传了少数豪宅的结果，让社会普遍认为富人就一定住豪宅，豪宅的供给量过渡而伤害了普通住房建设的资源与权力。
但实际的情况却是，近几年商品房的平均建筑面积仅为97.3平方米。最高收入家庭组的平均面积仅为106.6平方米。10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在总存量中不到20%，北京仅为17%。上海市则是全国平均住房面积最低的五个城市之一，仅为66.1平方米。高档住房的平均建设套数仅为年开发量的5%左右，大量的住房仍是普通中小户型商品房。
也是在媒体的宣传之下，炒房成为了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但全国拥有第二套住房的家庭比重仅为9.5%，而其中因拥有私房和房改房的比重约为3.6%。并且非集中于高收入家庭拥有两套以上住房中，用于出租的比例低收入组最高，高收入组最低。而用于偶尔居住的则高收入组最高。从住房面积差别看为最低组67.3平方米，最高组106.6平方米，差为1.6倍。但质量与标准上按价值算，则高达5倍之差。因此用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家庭炒房说明投资者让房价升高并没有数据支撑。
在社会和媒体的眼中“房奴”已成为了一种穷人的代名词，并被喻为房价高的讽刺语，却不知道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这种名义上的负翁恰恰是现实生活中的富翁。
中国与美国的次债不同之处在于：一、购房有至少20%的首付款（美国大多为零首付）；二、购房者的个人收入要先支付个人收入所得税（美国个贷的利息冲抵个税）；三、中国的房价始终处于上涨的趋势（美国则不同）；四、城镇人口始终保持上升趋势（美国则下降）；五、货币处于贬值趋势；六、中国的通胀压力上升。
在中国能用负债方式贷款消费的，说明已经富到了还贷能力足以让银行放心，这样才能有银行给你贷款，可以将未来的收入流变成今天的消费能力。（美国的次债不是银行审查还贷能力的信用，而是衍生金融产品的转让结果，没有人对还贷能力负责审查，仅依赖于房价的涨跌）。长期信贷中的货币贬值则让实际的还贷水平下降，如今天一年的收入在未来十年后大约仅相当于两个月的劳动收入（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等于还贷能力的提升）。同时房价的上升中这种首付买房子的方式，再分期还贷恰恰是一种有形的投资，让实际的收入大大增加了。请问如果今天的房奴们将手中的房子在二手市场上转让时，是财产性收入与个人拥有的财富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
如果今天我们的媒体连这些经济学的基本知识都不懂，而将“房奴”们称为是穷得可怜的一族，岂不是颠倒了贫富的关系，又让那些连“房奴”都当不上，无法用负债方式获取财产性收入的穷人该作何定位呢？
更荒唐的则是大多数“房奴”与媒体在对富人拥有房产或多套房产而恨之入骨并高呼要征物业税、房产税或特别消费税时，岂不知这些“房奴”也在被征税的范围之中。当这些媒体在呐喊打压房价时，岂不知房价的下跌才会让这些“房奴”们不仅成为现金流中的负翁，可能会成为实物资产的财富负翁们。
中国不仅是最高收入组的富人拥有第二套以上的住房，连最低收入组也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当然最高收入组的拥有量最高），其他收入组中同样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那么这种所谓的物业持有类税收则并非仅是针对于富人，而是针对于所有人的。并非是一种公平而又合理的杀富济贫，不是一种转移支付的收入公平调节。请问当富人用租房或投资而获取财产性收入被称为是不道德的投机、炒房行为时，那些非高收入组的家庭用财产性收入增加家庭财富是否合理呢？是否应该得到国家的鼓励呢？难道中低收入家庭通过市场中的投资获取财产性收入不是十七大党的文件中所鼓励的吗？
而那些鼓吹对房屋持有征税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城镇普遍的住房质量很差，平均面积很小（全国住房平均套面积仅为85.4平方米，小于国家90平方米的标准），更不知道市中心的小房子价值却远远大于市外郊区的大房子。岂能只想按面积不按价值或按套不按面积去征收物业持有税？
这大约就是最典型的“剪羊毛”的一种苛税了吧。呼吁对居民住房征税的人们恰恰是根本就不了解中国住房现状如何之差的一种仇富心理，完全是被媒体宣传的假象蒙住了双眼的盲人。我之所以指出中国的商品房总量只有总存量中不到35%的比重（其中还有约10%的保障性住房和房改房），就是想让媒体或牛、马、时之流的所谓专家们知道中国大量现有居住不是被称为是富人拥有的豪宅，而是普通住房占主导地位，非商品房占主导地位。非成套住宅还有约25%的比重，旧的楼龄较长、房屋面积小、条件差的住房占主导地位，而在这种落后的居住条件下，65%以上的住房根本就未交纳土地出让金时，凭什么应对居民的住房征收物业持有税，难道应对不到10%的拥有第二套以上住房的人群征税，而伤害了90%的居民消费吗？这种“剪羊毛”的措施要实施也至少应将羊毛养得长一些吧。如果90%或绝大多数的家庭都还连羊毛都无法长出来，又能剪出多少羊毛呢？
由于不明真相与媒体的扩大宣传，似乎让这个社会中大多数的年青人或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们忘记了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忘记了中国现有的居住水平和财富水平极低。而将眼睛紧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等几个核心大城市中的房价与豪宅上，一定会忘记了中国660个城市中大多数城市的居住情况很差、房价并不高、豪宅数量不足5%。也一定会因此而出台些错误的舆论和更错误的行政政策预期，既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居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
媒体这种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宣传，恰恰夸大了城镇中的贫富差别，尤其是住房面积上的住房差别，也导致政府与所谓的专家们错误的理解真实的社会现状，出台了错误的征税主张，让市场人心惶惶，未收税就已伤及无辜了。一旦实行岂不让民心大乱，让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更多了一个矛盾点。
看看媒体对“房奴”的错误报道与宣传在社会上引发的反响就知道这种对绝大多数家庭“剪羊毛”的征税对社会的危害会有多大？当国土部调研建议上海市应加大房地产持有环节成本时，我不知道这个调研组的人员是否知道上海市平均住房套面积排全中国所有城市的倒数第五，仅为66.1平方米/套。在这样一个低住房水平的城市中又为什么要增加住房持有的成本，而不放松管制尽快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呢？换句话说，不能仅看上海市高楼大厦的外表，要看看那些高楼大厦后面鸽子楼中所居住的大量居民的住房较差的普遍而不光彩的一面。
当知道中国城镇的居住现状之后，我想大多数人至少明白一件事，大多数城市居民并不居住在商品房中，大多数居民的住房并没有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改善了居住环境。每年500万套不到的住房至少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取代现有的非成套住宅和更换那些低质量的住房，并且还不能计算每年约1000万户的新增城市家庭户数。如果不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请问中国何时能改善现有的城镇居住现状，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如何能达到小康？不仅是80后的年青人尚待解决住房问题，许多60、70后的家庭居住情况也有待改善，而在这种尚待大大提高的居住改善条件下加征持有税无异于自杀。
部分城市的高房价既不利于城市化发展，也不利于居民住房的改善，但政府土地因开发商报价低而流拍的事情只能说明政府的预期要比开发商更高。难道这不是房价高的重要原因吗？同时最高收入家庭购买的多套高房价的房子岂是普通消费者的消费产品，而平均价的高低不是因为这些特殊消费而拉高的吗？如果能用中位数的统计，也许会让民众更清楚市场的情况，也不会因此而拉大贫富的住房差别。
为更详细说明这些情况，我将2009年所做的住宅存量特征分析报告附录于后，有心者可以从中看出更多问题。如原有私房是所有住房套面积中最高的，而不是商品房平均面积最大。固然数字统计只能说明普遍问题，但至少这说明市场并非像许多人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而应实事求是。
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市场存量的现状，就无法就市场的供求做出判断，无法对中国的住房长期艰苦的奋斗过程有清醒的认识，就无法制定明确而有效的住房政策，就不可能调控好市场中的房价。
恰恰是住房的现状决定着首次购房与改善性二次购房的需求，决定着消费的不断升级的发展过程，而梦想一次到达的政策限制于宣传必然会对社会与市场产生巨大的干扰，并造成思想意识与消费观念上的混乱，并让住房市场化无法长治久安。
附录：
《住宅存量特征分析》——摘自《2009—2010年度中国房地产市场报告》
备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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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 收入户 |
低 收入户 |
中等偏下 收入户 |
中等 收入户 |
中等偏上 收入户 |
高 收入户 |
最高 收入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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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10% |
20% |
20% |
20% |
10% |
10% |
1、 收入统计是按人口比例分段计算的。
2、 最低收入户中包括5%的困难户。
[1]
国有单位基本建设投资建房、城镇个人投资建房和房地产（业）开发投资建房是城镇住宅建设三个最大的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国有单位更新改造投资建房和集体经济投资建房，但比重相对较小。数据来源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