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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周其仁:王绍光等提出的“国家能力”要重新定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昨天(12月18日)的财新峰会上提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意味着学者20年前提出的国家能力必须重新定义。 1993年,王绍光教授和胡鞍钢教授共同撰写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今年,甘阳、房宁、强世功等学者在一次纪念报告出版2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称赞说,这份报告为后来20年的国家战略标示了路线。...

爱思想 | 周瑞金: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更伤害国家

  7月6日,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广东省宣传部主办的“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思考”为主题发表关于社会改革的演讲。周瑞金称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半封闭到开放等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同时,转型期也伴随着各种新矛盾的产生,比如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对国家的伤害更严重。周瑞金指出新矛盾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群体事件频发,社会乱象增多等。   在这一背景下,周瑞金提出未来社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制度层面解决教育、医疗、分配、住房等七大民生问题;建立一个橄榄型社会结构,增加中产阶级比重;同时,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公民社会。周瑞金表示,加强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社会建设,应该是中国改革的巨大红利所在。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够来到“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同广东的朋友们就改革课题进行交流、切磋。5年前,也就是2008年,当时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也来到岭南,专门做了一个题为《思考改革开放30年,以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火车头》的演讲。因为当时正好是汪洋书记刚到广东主政,他一到广东就提出要发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杀出一条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新路来。5年后,今年我非常荣幸又能够来到岭南大讲坛,准备以社会改革作为主题跟大家进行交流。   为什么提出社会改革的目标这一问题?因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述了在改善民生和管理创新中要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体系。它是用专门一章来进行论述的。   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其实已经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但由于意见分歧,难以统一,没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界定。时隔一年,在十八大报告里面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概括,提出24个字,分三个层次:从国家的层次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8个字;从社会的层面提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8个字;从公民的要求层次提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8个字。   因此,今天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管理体系,就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社会建设,这应该是中国改革的巨大红利所在。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层面的要求,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我讲社会体制改革的主体目标就是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层次提出的要求。   2011年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总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对此怎么理解?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就是社会体制的改革,下面就围绕这一问题来阐述我对中央精神的理解。   一、社会改革的背景:改革开放三十年实现三大社会经济转型   今年是改革开放35周年,也是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新领导集体的开局之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非常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这35年改革开放经过裂层,我把它概括为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目标,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从1979年至1989年这十年的改革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要目标。   第一个十年中召开两次重要的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当时就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小平同志就提出来,接着又通过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突破原来设定的框架,小平同志称它为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十三大更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指导整个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而且在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明确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并在十三大报告做了专章论述。   从1990年开始到1991年,小平同志一直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要推动改革开放,他在1990年就建议开发上海浦东,竖起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旗帜。他认为原来在广东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特区,加之厦门特区,在新的发展阶段已经不够,一定要开发上海的浦东,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对外开放、推进改革。   1991年他到上海过春节,和平常过春节不一样,他经常到外面的工厂、公司参观,然后发表谈话,讲了很多关于改革开放的谈话。我当时在主持上海《解放日报》,从1991年春节开始连续发表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这四篇文章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来,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皇甫平”四篇文章充分肯定80年代这十年的改革,而且又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发展市场经济,开放的意识还要强一点。   小平同志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他知道怎么选择最重要的政治时机发表他的意见,这就是1992年春天的南巡。1992年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要做好十四大政治报告主题的讨论和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候选人,就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政治时刻,小平同志南巡了。   小平南巡最后整理发表的文件和文章,第一次讲话是在武昌,第二次是在深圳,第三次是在珠海,第四次是在上海,他到这四个地方南巡讲话。实际上小平同志南巡不只是到过这四个地方,而是到了8、9个地方,但是停下来休憩的只有三个地方,一个是深圳,一个是珠海,一个是上海,其他地方都是路过。   那为什么唯独把武昌放在最前面?小平同志南巡时,给经过的各地领导都发过一个通知,“不叫不到”,小平同志没有召唤不要到。小平同志主要是到南方休憩,要保证他休憩。小平1月17号晚上9点钟从北京火车站出发,第二天9点多钟,在武昌停下来要加油加水,停留的时间只有29分钟,当时小平同志下车在站台上走来走去休憩。   这时小平突然听到汇报,说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就在后面休息室等着,问小平同志要不要见一下。小平同志讲可以,结果他们三个领导才见到了小平同志,就在火车站,也没有进休息室。就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小平同志把南巡要讲的主要内容全部给他们讲了,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而且,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又讲“你们要把我这个话整理送给党中央”。   他们三个领导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没有带录音机,就临时凑在一起回忆整理了一份小平同志在武昌火车站的讲话。讲话记录送达中央,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后来小平同志到深圳、珠海住下来,都有完整的记录,旁边有录音,讲话都整理出来。因此,武昌的讲话虽然时间短,也不是正式的谈话,但是很重要的,所以南巡谈话放在第一位的就是武昌。这一下子就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进入新的第二个十年阶段,就是从1992年至2002年。我认为这十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小平同志提出要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这十年里,也就是在江泽民、朱镕基主政的时期,基本完成了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架构。   朱镕基同志1994年出台六大改革,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物价制度改革,把市场经济全面改革带动起来,突破姓社姓资观念的阻挠,并且马上展开。这十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而且思想取得很大突破。   第二个十年同样有两次重要的党代表大会,也就是十四大、十五大。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大另外一个重大的工作就是真正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交接班的制度化、程序化,1989年10月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江泽民成为军委主席,邓小平完全退下来。小平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这是为了保证第二代领导核心和第三代领导核心顺利的交替,该举措也是从十四大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是一个标志性事情。十六大交接班,再到十八大交接班,基本上就按照小平同志定下的规矩推进。   当然,到十五大,思想进一步解放,通过所有制讨论决定姓社姓资的问题,确定私有制、民营私有制和外资私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突破股份制是私有制的观念,只要公有制成分占主要成分也是公有制,因此,所有制资产有了很大突破。这是十五大的思想解放,是接着十四大提出的市场经济进一步搞的。   进入第三个十年,2002年至2012年,是改革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全面的开放促进内部的改革,使经济的发展走向快车道。中国决定加入WTO,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也需要巨大的勇气,原来很多人担心,好象帝国主义要进行经济、文化侵略,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加入WTO后中国按照世界的规则清理中国内部的各种法律,清理1000多条,大大推进改革。这十年经济发展很快,2012年经济总量是2002年的四倍,原来是12万亿,去年到了50几万亿,加快社会经济的转型。当然,其中也带来很多问题。   在第三个十年,从2004年开始至2006年,国家发生第三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一次是1982年至1984年,1984年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统一了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二场争论是1989-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第三场争论就是这一次。   2004年郎咸平带头开始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全面攻击,也涉及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的改革,他认为改革全面失败,后来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都加入争论,当时兴起一个批判新自由主义运动(编者注:2004年郎咸平发表《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新自由主义学派》一文,与其他学者一起发起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运动)。我看当时主流媒体都没有人出来讲话,中央领导也没有人讲话,争论持续两年时间,任其攻击。当时一些对改革开放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张瑞敏、周其仁一大批人受到攻击。   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2006年1月份发表。我承认当前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发生不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没有真正按照市场化改革建规立制。很多问题的产生是权力得不到规范,处在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情况下所致,怎么能怪市场化改革?同时,政府没有真正从第一线抓经济的政府转到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政府上来,所以产生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端起碗来吃肉”就是通过先前的改革开放解决了温饱问题,大家都有肉吃了。但是为什么“放下筷子骂娘”呢?骂的是公共收入不到位,买不起住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社会建设滞后,社会治安混乱,社会公共产品没有平等、合理的分配,群众对此不满,所以才“放下筷子骂娘”。因此,要从政府角度推进改革,加强社会建设,解决民生问题,不要一味追求GDP的增长。这也就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理论的背景。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中国GDP总量处在世界第二位,2012年GDP达到8.34万亿美元,日本只有5.96万亿美元,美国去年达到16.67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一倍。中国人均GDP也在上升,去年达到6100美元,原来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才能够达到人均4000美元,其实4000美元的指标在2010年就达到,提前40年。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三大转型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同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社会转型的新矛盾:基层权力失控,群体事件和社会乱象增多   在这35年内,伴随三大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中国也付出代价,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2亿多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在这一情况下,全国政治和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是很不容易的。欧美国家在社会转型中,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经过两三百年的革命、战争、侵略和掠夺才实现。中国在30几年能够实现转型,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   同时,也遇到了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中国长江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机、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1年长江中下游特大干旱、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近几年来,基本是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中走过来。   因此,改革开放在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426.html

信力建 | 为开会而吃饭

作者: 信力建   当今中国最大的矛盾,是新闻联播里的中国与微博里的中国之间的矛盾,新闻联播与微博的差异的背后,是有些人为了吃饭而开会,有些人则是为了开会而吃饭,都是开会与吃饭,出发点不一样,效果往往大不同。前者只能带来物质消费,后者还能带来精神生产。即使吃得再简单,有些会值得去,有些会必须开,比如说天则二十周年庆典活动在行家们看来就是聚会的契机,又比如说周志兴的共识堂早就是人声鼎沸有所耳闻,再者会议上一些发人深省的言论,同样值得边咀嚼边玩味。 7月27日,北京的夏天居然有点像烟雨蒙蒙的江南,不知道是何故,虽然临时从东三环挪到西三环,但是天则的二十周年庆典活动还是如期召开,包括茅于轼、吴敬琏、秦晖、周其仁、盛洪、张曙光等重量级的人物基本悉数到场,在有关部门的重点“关照”下会议最终得以顺利进行。受天则研究所邀请,本人也莅临会议,并做了简单发言,回顾自己与茅老、天则所认识相交的过往经历,“武夷论道”的合作点滴如画面历久弥新。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从这个雄心勃勃的名字看出,就可以了解以茅老为首的学者们,自我期许之深。其英文名“unirule(普适规律)”,则更为直白地表达出其研究志趣。二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崎岖坎坷,在这二十年中,天则所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不断发展壮大,始终站在中国改革的最前沿,发出声音,提出建议,以自己的智力资本给政府做政策咨询,影响决策。到今天,天则所成为全国生存时间最长、运作最为健全,以市场化、宪政化、普世化的话语为宗旨的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天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这个国家的转型做出巨大贡献。在寄予天则厚望的同时,也希望信孚与天则的友谊能地久天长。 开会期间正值薄熙来在山东济南被提起公诉,到会的李庄呼吁薄熙来即使罪大恶极,也应该受到法律公平公开的审理。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没有宪法的公平保护,无论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还是权倾一时的官员,没有人会有起码的安全感。公民安全感的建立必须依靠宪政。 从目前的政治局势来看,除了新威权主义之外,知识分子普遍不乐观,认为席梦思时代宪政无望,甚至有人持极度悲观的态度,冬眠熊李伟东在26日晚上的聚会上一口咬定,太子党红二代跟薄熙来是一个模子下的产品:又愣又傻,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由于先天性的缺钙,所以他们中间不存在隐形蒋经国的可能性,有的只是深度毛粉,而且至今未形成什么xl体制。倒是有倒退到新威权主义的可能性,未来的结果就是无政改,只想用传统手段度过各种政治危机。自40年代以来,中共整风无数次,运动无数次。延安的“自我教育”也罢,文革的“火烧油炸”也罢,现在进行的“洗澡”也罢,貌似群众运动,实质都是运动群众。历史证明,希望通过整风使得利益集团“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只能是缘木求鱼。然而这一套玩法,对于欺骗底层民众还是很好使的,通过拍苍蝇加强中央集权,通过抢劫民营企业家的钱来安慰底层民众,难怪在重庆的老百姓眼里,薄熙来的形象伪装得很高大。 如果政改没希望,经济改革的前景如何?即使是长期关注中国的外国友人也看不清中国迷雾般的未来。靠近小汤山附近,隐藏着一座静谧如画的杉园,别致精舍——共识堂坐落其间,因其包容广纳而热闹非凡。美国外交事务专家李品如先生就在这古香古色的院落里,向中国政商学界的朋友发问:1、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怎么进行?2、经济改革中金融、财经改革可能近在眼前,国企改革什么时候开始?3、中央政府想要大规模城镇化,这个城镇化是市场机制主导,而是由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主导?如果是后者,城镇化可能又是一次灾难新一轮大举借债,通货膨胀,国进民退;4、要想改变,地方政府必须改变原有的政绩考评机制,政绩冲动、利益至上,是不可能把钱投入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的。 外国友人的疑惑正对应了好友童大焕的观察:今天中国已经处在“工业化超前,城镇化落后”、“工业化过剩,服务业短缺”的发展状态。目前,我国工业化指数(即工业化率)是47%,城市化率约为52%。咋一看,好像很和谐。但事实是,全球平均工业化指数大概是26%,发达国家更低,甚至在20%以内,而他们的城镇化率多在70%以上。如果考虑中国实际城市化率,即真正的城市户籍人口,除掉农民工,只有35%,所以当下中国的工业化是大大超前了,结果也就是也工业化产能会大大过剩。以前这种过剩的产能是通过廉价出口来消化,现在出口市场一萎缩,国内经济马上陷入停顿,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地位的重要性立即当仁不让。 我们不妨想想,如果楼市崩盘,土地卖不出去,地方债还不了,银行资金吃紧呆账坏账一大堆,那么国家该怎么办?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多收税替银行消灾;第二个办法是多印钞票,那就是新的通货膨胀,从房价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在涨价,而且是经济没有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情境下的通货膨胀。 在政府信用降至低点的时候,地方债务的证券化已经很难解决债务危机,只有一个软着陆的办法,就是土地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既能吸收过度的流动性,为化解债务的适度通胀承接资金;又能以此切断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融资贷款的供血脐带;还能有效提高社会中低层民众尤其是整个农民阶层的财产性收入水平,提高全社会的抗通胀能力。 如果不能进行政治改革,大焕的意思是希望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符合经济的规律,而不是背道而驰。如果再发生像08年4万亿的情况,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崩溃。

信力建 | 信孚要闻(7.22)——中国金融行业风险日益加剧

作者: 信力建   1、【朱海斌:中国金融行业风险日益加剧】地方政府债务被认为是中国金融风险的最大担忧。截至2013年一季度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为9.59万亿元(约占贷款总额的13.9%),不良率为0.1%。真实的贷款质量问题要严重得多。但考虑到中国的财政状况,该问题仍可控。 http://t.cn/zQcIxeE 2、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07月22日07时45分在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漳县交界(北纬34.5度,东经104.2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随后又发生多次余震。据岷县当地人员介绍,在户外能看到树木和房屋出现明显的晃动,强烈震感持续了近一分钟时间,省会兰州以及岷县周边市县震感明显,西安成都重庆等城市均有震感。截至上午,地震已造成22人死亡。 3、河北一活禽市场检测出H7N9禽流感病毒。前日,一名来自河北廊坊的患者在北京被确诊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目前,廊坊已启动公共卫生事件四级应急响应。在对全市活禽交易点采样化验后,一处环境标本H7N9禽流感病毒检测为阳性。据有关部门透露,下一步廊坊将关闭所有活禽市场,并进行严密监控。 4、持续发酵的泉州婴儿疑似“烤死”事件有了定论。经调查,初步认定该名婴儿因感染致死。根据医疗记录显示,反应患儿细菌感染的C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元检测结果均高于正常水平,初步确认新生儿因感染致死,排除新生儿由保温箱高温烫伤致死的可能。 5、前天,湛江市遂溪县湾州村发生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该村上千名村民用卡车、煤气罐等设置路障,抗议当地政府强拆厂房。当局出动数百特警欲强行冲击时,村民引爆了煤气罐,火光冲天,最终村民寡不敌众,数十村民被打伤,多人被抓,村民的汽车及摩托车被砸毁。 6、理财周报发布“3000中国家族财富榜”,首富不再是机械设备巨头三一重工梁稳根家族,而是信息技术行业的腾讯控股马化腾家族,排在第二位的是百度李彦宏家族。杨惠妍家族继续排名第三,没有升降。 7、近日,央视记者在崇文门的肯德基、真功夫和麦当劳3家大型快餐店中,取回可食用冰块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结果发现,肯德基崇文门店、真功夫崇文门店的冰块菌落数量高于国家标准,且高于马桶水数倍。 8、备受关注的湖南临武县瓜农非正常死亡案有了最新进展。昨日,两名与死亡瓜农无关联的围观者斩钉截铁地称,确实看见城管拿秤砣击中邓正加脸上部。倒地不起后,城管还踢了两脚,并拒绝打120称其装死。而邓家人为何突然沉默,除晚下葬一天少赔10万外,亲戚在政府工作,均受到压力。 9、昨日,央行宣布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又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央行人士表示,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后,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江苏一家小微企业的企业主表示,银行下浮贷款利率从来都是“看得见够不着”。 10、昨天上午11点半左右,河南新乡市区北环与和平大道北段互通式立交桥工地发生垮塌事故,施工人员被埋。下午16时40分,一施工人员被挖出,在送往医院途中身亡。18时20分,另一名施工人员被挖出,但已身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1、习近平:国家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一个国家只是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国家富强靠什么?靠自主创新,靠技术,靠人才。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工业化很重要,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少,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 12、香港全国人大代表郑耀棠称,普选要有筛选,否则会像外国般有艳星参选。有网民质疑郑耀棠职业歧视,指女星彭丹过去曾拍多部艳情片,现为甘肃省政协委员。彭丹对回应港媒说,选举面前都是人人平等,相信香港是一个平公的法治社会,不会因为个人职业而被剥夺选举权益。 13、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昨日表示,打算在9月初之前公布解决跨境学童问题的方案,现正评估为跨境学童另设校网需要多少个学额,而普遍意见认为校网要包括现有邻近边境的8个校网区,当局亦不排除跨境学生校网扩大至其他地区,但强调校网设计要符合包括学额足够、让跨境生有足够学校选择及有交通配套等原则。 14、美国确认叶梦圆死于救援车碾压——当地时间7月19日,加州法医富克罗特和旧金山消防局长怀特宣布,韩亚空难中16岁中国女学生叶梦圆死于消防局的救援车碾压。怀特说,已向叶梦圆父母致歉并哀悼,"我们的工作就是拯救生命",叶梦圆不幸遇难"对我们来说非常难以接受,我们也伤心之至。 15、当地时间21日,比利时国王于首都布鲁塞尔正式宣布退位,将王位,其53岁的王储菲利普登基。21日是比利时国庆日,国王阿尔贝二世在这一天签署退位文件,传位于菲利普王储,同一天,阿尔贝长子菲利普宣誓就任新国王,他成为比利时自1830年独立以来第七位国王。据悉老国王阿尔贝二世是由于健康原因而退位的。 16、被称为“总统折磨者”的美国传奇女记者海伦·托马斯20日去世,享年92岁。她是白宫记者团第一个女记者,从肯尼迪到奥巴马,先后和十任美国总统打过交道,一直让总统们感到头疼。她说,“我们的职责不是去敬仰一个领导人多么德高望重,而是不时地把他们搁到聚光灯下,看看他们是否有负民众的信赖。” 17、世贸组织日前发布《2013年世界贸易报告》报告,特别强调了技术与全球贸易转型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认为技术进步可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并强调信息通信技术是全球贸易转型的最主要推动因素之一。 18、【杜导斌:谁是人民?谁的人民?】只要我们把纳粹对人民的解释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作个对照,上述对人民的定义之荒诞无稽就鲜明的呈现出来。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异曲同工的是,纳粹也喜欢这种整体论“人民”。在纳粹的宣传机器中,他们就是人民利益的当仁不让的合法代表。http://t.cn/zQcoLLH 19、【周其仁:企业家慎言不是犬儒主义】全世界的企业家,在商业上做得比较好的,政治上都非常谨慎。当然,也会遇到人类历史上非常麻烦的事,比如当年德国企业家,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他们只能背地里救助犹太人。这不是犬儒主义,因为企业家身上还背负着一些其他人没有的重要职责。http://t.cn/zQcKjsC 20、@旁观者马勇: 中国未来,不是建设一个比西方公民社会更优越的”人民社会“。中国有一天侥幸达到公民社会程度,就万幸了。”中国人民“所要不是人民公社,也不是”人民社会“,不是另类,不是特色,而是一个尊重常识的常态社会。

汪丁丁 | 荣格红书

这是2009年英文第一版插图全本的2012年读者版,荣格1957年写了红书的题头语,下面是照片: 红书,拉丁文标题是“生命之书”, 荣格1957年嘱咐家人不得外传。他去世的第二年,关于这本红书的消息就在业内传开,且常有节选版流传。1990年荣格文集的编辑意识到红书实在太重要(参阅下面这张照片),直到2000年,荣格后裔五家族才开会决定公开出版红书。荣格的这本笔记,历时几十年(1913-1930,然后他研究炼金术,直到生命晚期才再度修订红书),拉丁文、德文、希腊文、以及他亲笔绘制的许多插图,成为艺术收藏品,洛阳纸贵,不论定价多高,仍是一抢而空。英文版2009年发行,板式为40厘米长和30厘米宽的大书,携带不便,我无法从美国购买。读者简版2012年发行,普通开本,可携带。东财跨学科中心资料室为我购买了红书全版和读者版,都是原版。红书的1957年题头语非常重要,荣格1961年去世,这是他为红书“盖棺论定”。可见,他毕生的思考,其实主要是对着这本红书说话。那时,他创造了一种方法,人类的无意识,可借助这种技术被翻译为图像(images)。他命名这种方法为“active imagination”。这是他最重要的精神体验,它不仅仅贯穿此生此世。从那时到生命终结,对荣格而言,一切都不再重要,因为一切都是外在的。世界的本质是图像,精神的基础也是图像,精神不通过图像就不可能理解世界。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荣格红书,因为,荣格感到其中许多内容很难理解,应留给心理研究更深入的未来时代。 荣格早年有强烈和持久的神秘主义体验,人格1(少年心态的人格化)和人格2(历史与宗教心态的人格化),他的人格内涵始终有这两种人格,并试图保持平衡(不分裂)。在大学时期,他与神秘主义者们过从甚密,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神秘主义体验的心理学分析。后现代反思的领袖人物,海勒女士,最近演讲指出,现代人始终在两种想象(意象)之间保持脆弱平衡。其一是技术想象,其二是历史想象,缺一不可,但这两种想象之间的冲突日益深化,它们之间的平衡越来越不可能。 再写一段。荣格逐渐意识到,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远不如轴心时代以后那样富于理性(逻各斯),所以,研究人类的神话很可能揭示出集体无意识。他的研究使他相信,集体无意识在人类各远古社会都是通过神话获得表达的。集体无意识的神话表达,典型地表现为符号(图像、意象、想象)。然后,当人类理性昌明之后,神话不再可信(理性不信),但梦境可信(在梦里可信)。通过梦境,集体无意识仍可获得符号表达。 上面的思想进展,荣格是在大约1908-1912期间取得的。1913年,他开始在“红书”里记录这些进展并不断补充和修正。也因此,红书的插图非常重要,是荣格所信的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符号表达(通过西方和西方以外各古代文明的神话)。荣格在读大学时和在巴黎访学期间深研西洋绘画,整日沉潜于卢浮宫。所以,他的这些插图,今天是艺术品。我开始写这篇博客之后,收到友人来信,并赠送红书电子版(难以置信),特此致谢。 上一篇: 转贴 周其仁江南论坛发言 户籍制度改革时间表 下一篇: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三 ---网络局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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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记者 沈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6月8日提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情势是“接着石头过河”,改革无法拖延。   周其仁当天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与财新传媒主办的江南论坛上纵论改革。他指出,全国都寄希望于今秋的三中全会能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部署新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改革来统领整个社会的治理,向善的方向推进,很多问题就会产生消极影响。现在的形势不是顶层设计或者摸着石头过河,而很可能是“接着石头过河”,让人无从招架。   不管改革难的理由是什么,站在2013年的时点上,不改行不行?周其仁发问。   “从目前观察到的社会经济情况来看,恐怕是不行。”他表示,不改也得改,否则“更大的麻烦在后头”,这可以从三个层次证明。   首先,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社会经济平衡的问题首当其冲。“上山容易下山难”,积累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可以被掩盖和缓解,而经济增速下滑、企业利润减少时,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回退的余地。   “改革跑不赢社会的腐败和腐烂,后者就占主导地位,就没有中国的美好前景。”周其仁说,中国的渐进改革,由于某些原因放慢拖延,变成半拉子工程,这会触发社会问题;当下形势非常现实,要走上好的前途,必须走上改革这条路。   其次,社会主体成员的期望值发生了变化。周其仁说,人们对体制、政策的评价是受心理预期支配的。从中国年龄结构来看,目前承担较高职位的人,是经历过过去极其不像样的时代、以此来比较的人;但社会的主体年龄层,亦即产业和消费中最积极活跃的人口,其参照系不同,他们对公正和现代文明程度的标尺更高。   他说,放眼未来十年、十五年,200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也会成为社会积极活跃的主体。不能动不动就讲1978年怎样,一个社会有希望就是面向未来,我们要和社会主流人口的期望值赛跑,否则失望的情绪也会弥漫,不能同心同力。   第三,改革无法拖延。改革不到位激发了“法外”现象。人们等不到改革的到来,但有实际需要,于是就脱离正规合法性的空间,在法外世界创造活动。中国无一领域没有这种法外现象。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能力把法外活动容纳到系统内,就会与时代脱节。   “说得很像样的事情就会只占社会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我们提出,要好好梳理法外活动,很多改革就是赋予法外活动的合法性——只要不损害他人利益。问题是,现在很多体制和政策不是按这个原则梳理,搞得这么麻烦,(很多)审批,真有必要吗?”   “如果在圈里头越搞越精细、越搞越繁琐,很多中国人的活动就会脱离这个体系,到法外去寻找,那么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就会越来越困难。这个问题要提起严重注意。”   最后,周其仁说,改革不论有多难,现在都要跟腐败和社会的溃败赛跑,要和社会主体人群的期望值赛跑,要把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法外活动吸纳到体制中来,变成合法制度化的运作过程。   “只有克服困难,加快过程。只有认识到不坚定的推进改革是有后果的,才能推进今秋应该推进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他说。   周其仁的讲话赢得了满堂掌声。█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陈金永   随着中国进入城镇时代(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化”梦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的城镇化,可以促进内需,发展经济,有利于改变目前对出口和投资过度依赖的发展模式。同时,这十多年来,流动人口迅速扩大,已形成一个有2亿多庞大人口的“二等公民”群体,不利于社会稳定。根据国家发改委正在起草的城镇化规划,农民工市民化是排在五个重点的第一位。“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务工经商的外地农民工在打工地定居并被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转变为当地居民。这项改革需要设计一个路线图,长期推行渐进、有深度的户籍改革。   如何推行有深度的户改?这里提出一个初步构想的路线图与时间表,重点是勾画出主要的原则与步骤,也包括一些可操作的措施。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一题目的进一步关注及讨论、修改;当然,这里还有许多技术性的细节要具体化。但我认为,逐步、渐进、稳步地到完全废除户籍所带来的公民等级差别,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这个户改方案提出的步骤与目标是:从2015年开始,大概用15年的时间, 解决流动人口的问题;15年后,所有的国民在国内可以自由迁移,国内没有分等级的户籍制度。具体的做法是:所有大中小城镇,首先向外地大学毕业生开放当地户籍登记;然后,向有熟练技术、又有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开放,再逐步有序地向其他民工开放,最终使所有的流动人口“市民化”,可以举家永久性迁移。 关于落户名额及先后次序   2012年,在城镇中的流动人口(包括大学毕业生)约有2.3亿。粗略推算,到2030年,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会达到3亿多(见图)。用15年的时间来改变这3亿多人的户籍,即平均每年要解决大约2000万人的户籍问题。   每年这2000万个名额,应怎么来分配?我认为,可以吸收国外(例如美国、加拿大)吸纳国际移民的做法,参考深圳积分入户的构思和具体做法,建立一个入户的优先程序。大概可以这样:年轻的大学(含大专)毕业生是第一优先,然后是熟练技工及稳定的自我就业劳动者;最后,是低技术民工(包含“普工”等)。这是个先易后难的方案,比较符合中国的情况与财政经济可以接受的能力,社会的期望。虽然有人会认为这做法可能会歧视低技术民工,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比较能够照顾到中国目前已存在的情况,有利于推行户改。   我认为,招纳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落户应是“双赢”的,因为大学毕业生大都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纳税者,将户籍这扇门向外地大学毕业生打开,能得到的社会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应该尽快推行这种学历型人才入户的措施。在美国,不少州(和城市)政府与企业都认识到,要发展高产值的地方经济,需要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留住本地的毕业生,吸引外州大学毕业生来就业,接受部分合适的外来但在美国上大学的毕业生,都是重要的政策。年轻大学毕业生也是未来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是美国人口长远发展策略的重要部分。   但是,在中国,直到最近,各地对外地大学生开放的户改措施(如上海的“居住证”计分制度、东莞的积分入户制度),每年吸纳的数目都非常有限(只有几百到几千个),相对于每个城市都有10万以上的外地大学毕业生,实属杯水车薪。只有深圳在去年下力气推行户改,并通过积分入户的途径,接纳了十几万人(主要是大学毕业生)落户,数目远远超过许多其他大城市类似的做法,在户籍制度向外地大学生开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农民工市民化”关键的一环在第二阶段:降低入户门槛,使民工中相当一部分也可以落户, 这也是实质性户改关键的一步。上述用于大学毕业生落户的逻辑和理由,基本上也可以应用到让有技术的民工落户的政策上。中国的产业要升级,走向高端层次,也迫切需要大量受过更好教育的熟练工人、有能力操作高技术设备的技工。老板也需要技术熟练的劳动者,也要留住他们。技术工可以拿到较高的工资,也有能力缴纳城市社会福利的费用,基本上也是个双赢的做法。给有技术的民工“上户口”同时会促使大量的民工向技术工人的方向转移, 有力地调动未入户民工的积极性,包括投资在自身的人力资本上,争取入户。更长远一点看,这会大大提高中国工人的总体技术水平,增强中国的国力。   用大概七八年的时间来解决上述两群体的户籍。然后再集中精力解决其他民工的户籍问题。届时,随着总体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民工的自我努力,加上年轻人口的逐年递减,教育水平低的非熟练工人会大大减少,加上中国的国力十年之后会更加富强,可以为社会公平的实现投入更多财力,从而为解决普通民工的户籍问题提供有利条件,为低收入民工提供多一些福利(下面再谈社会福利成本的问题)。   总的来说,要让有稳定工作的民工享有本地户籍,让他们可以定居下来,做比较长远的打算。要让他们享有国家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让留守丈夫、留守妻子更多地可以到城里来,让他们的子女也可以像当地居民的子女一样就读当地公立学校,而不会遭受歧视。民工有了本地户籍,可以全面参与城镇公共事务管理,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自由择业,发挥各自所长,生活有保障,没有太多后顾之忧。这样的城镇化才能扩大中产阶层,扩大内需,才可实现“城镇化-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有了稳定的定居预期,就可以转让在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放弃已经闲置的宅基地、耕地,这也会大大提高农村土地的生产和生活利用率,这对于土地稀缺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估算及负担程度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究竟需要投入多少公共成本(也就是政府的财政负担),这个成本是否可以承受,经济“效益”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农民工转户进城成本太大,社会(政府)难以负担。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最近几年,有几个比较详细全面、用公开现成的统计数据来做的估算,其结果是每人“市民化”的成本,大约是小城市2万元,大城市10万元。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四个大中城市做了一个更细致的调查分析,得出的结果是: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上面两组的估算,大致吻合,即每人“市民化”的成本约在8万到10万元左右。   下面我们就用上限10万元来算一下,全部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总成本及其对国家经济与财政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要在一年内把所有2.3亿流动人口的户口都转换成城镇居民户口,总成本是23万亿元(10万元x2.3亿),是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4%,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中国无法承受。但是,如果是用本文所建议的15年的时间来做的话,考虑到2030年流动人口达到3亿人左右,平均每年大约要转换2000万人,每年的总成本是2万亿元,占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8%,这也是一大笔负担。   但是,这个算法是假定流动人口在一年内把上面所说的10万元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都花光。实际情形不是这样:10万元的福利是在流动人口落户之后,剩下的生命年数内所花的。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7岁-30岁,假设他们的“余生”是40年。这10万元要用40年来分摊,即每年是2500元。如果平均每年要转换2000万人,总成本也就是500亿元, 约占生产总值的0.1%,大约是北京奥运会所花掉的五分之一,国力应该是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   更加合理的做法,是算出市民化的成本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我算了一下,500亿元是2012年财政收入的0.4%。当然,这只是第一年的成本,这个成本是每年递增的,到了方案的最后一年(第十五年),成本会累积到等于2012年财政总收入的6%。尽管这样,我认为这个还是可以负担的。就算最高的6%,也只是过去两年的财政收入每年增长率(2011年为23%; 2012年为13%)的一小部分。   撇开数字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的民工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可能需要的城市福利,主要是公房(特别是成家之后),中期是儿女公共教育的福利,支出较大的社保(养老、医疗)主要是在后期。初期主要还是处于付出、缴费的阶段,而不是享用的阶段。也就是说,在方案初期,“市民化”的费用支出并不多,农民工到城落户初期可能是净贡献——主要是缴费,而不是领取福利。在当前城镇户籍人口(尤其在大城市)严重老化,和“现付现支”的养老、医疗财政制度下,年轻民工的福利贡献,可以填补由于户籍人口老化所造成的城市福利财政缺口。   更加重要的是,农民进城后工作平均每人每年为城市创造的“社会产值”,肯定是上述2500元 “市民化”年平均成本的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远远超出市民化的成本及他们的工资。外地民工可以落户安居后,有长远的预期,他们也会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追加投资(即学习技术),也会对居住城市社区做出“投资”,进行消费。这样,他们为城市创造的红利会更高。这也是为什么健康的“城镇化”会创造纯利,可以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是有异于那种以卖地炒楼,城市土地扩张的短期的、泡沫化的“城镇化”,也有异于一些拉美国家中,农民进城但没有就业的“城市化”“城市病”。 中央政府要扮演主导与推行的角色   在户籍改革中,中央必须起主导与推行的角色。目前,户改基本上放权给地方,因此,户改也局限在地方非常小的范围内。在许多开放户籍给农民、民工的地方,其政策的对象基本只限于本省(市)的农业户口人口,基本没有触及核心群体即外地民工;就算对本地民工放开,很多条件也很苛刻,例如,强制农民“土地换户籍”(今年中央已明文禁止)。以我这几年所观察到的,这些地方的户改,算不上有实质性的进展,有些还被扭曲成“农民上楼,政府卖地”的政府工程。   因此,户籍改革是一项关乎全局发展战略的重大措施,迫切需要中央坚强的领导、统筹与介入,不能单靠地方有限度的户改。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有全局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大力带头推动与统筹,综合配套,包括加大财政投入、积极推动与监督,必要时制定法规。目前,民工在城市落户遇到的问题,一大部分是广义的生活保障问题(公房、教育、社保、土地等),这带有全局性的问题,需要中央的领导及统筹,财力的分配,不能单靠地方。实质性户改要求打破地域界限,使跨省民工都可以落户,将不可避免地涉及跨地方、各行政区域的事权与财权、人口管理的问题,需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统筹规定与执行,中央应该考虑成立一个有权有责的户改领导机构,长期专职推行户改事务。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改变以出口、投资为主的模式,一定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内人力市场、产品消费市场、一个统一畅通的国内市场,这个任务中央政府责无旁贷。美国经济力量之所以强大,有赖于它百多年来,联邦政府努力建设统一国内市场的成果。因此,中国的户籍改革,主体必须是来自异地的劳动者与家庭,需要从全国一盘棋去考量,需要在中央层面做出积极的布局与安排,并且实施与监督。 大中小城市户改的政策   近年来,国务院提出实行“分类户口迁移”政策,鼓励农民工到中小城市落户,最大的40个城市户籍不开放。不少论者对此政策寄予厚望,认为是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可以避免“大城市病”。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沿用上个世纪80年代“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老路。现实情形是:国家的投入主要仍然向大城市倾斜,大城市相对发展快,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按照政策往小城镇走,而是按照就业岗位往大城市走;在目前地方财政以土地收入为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没有能力开发小城镇,因为小城镇的地卖不出价钱。   大城市发展较快,在中国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有它本身的经济规律。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大,人口与企业的集聚也节省了交易成本。我很赞同许小年博士的说法,实现聚集效应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和城乡居民,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因为政府官员不可能掌握那么详尽的信息,他们不知道哪些企业具有规模效益,企业在什么城市投资好;他们也不可能知道农民该进大的城市,还是小的城市才能找到工作,才能安居乐业。这些都应该让企业与民工自己、让市场去决定, 而不是由政府一刀切,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鼓励农民工落户小城镇。   所以,我的建议是,实质性的户改要同时在所有的城镇推行,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本文的建议,希望是用一个渐进的做法,扭转城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两者的数量差别不断扩大的恶劣趋势,并用大约15年的时间使两者的缺口逐步消除,重回到同一点上(如左侧图),使中国的城乡人口在2030年回到正常的状态,没有户籍之分,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国民在本国内自由迁徙。在2030年之前,每年我们可以通过检视城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两者的差距,来判断户改的进度。如果差距小了,那就是代表前进;如果差距大了,那就是后退。   总的来说,这个方案是为中国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对国家、民工都有利。逐步、渐进、稳健的户改,不但会为中国经济添加新的巨大的动力,也是建立一个公平社会、现代化国家,圆中国梦的必经之路。■    作者为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城市化及人口迁移项目的专家顾问 上一篇: 转贴 QS公司亚洲大学排名 下一篇: 荣格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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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 许小年:经济体制改革有5件大事要做

大家早上好,很抱歉我要看一下稿子,最近领导批评开会念稿子,我还是要念一下,因为领导批评的是别人写的稿子,我是自己写的稿子,应该不一样。十八大以后我们都看到了一些新风,当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把目光从西柏坡转向深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重启改革的希望,当然这只是希望。当来自顶层的讲话,重提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有些人对这个感到失望,说我们已经摸了 30 年的石头了,怎么还在摸?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没有说什么石头是不可以摸的,而在过去我们知道有几块石头不可以摸,现在又可以摸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信号。 当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被归功于改革红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扭转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趋势已经存在了可能性。十八大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有什么太大争议了,接下去要讨论是如何推进改革?改革刚才吴教授讲了,是需要路线图和时间表。我的理解是从政府公信力的角度看问题,的确需要这样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因为过去十年间,我们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不仅透支银行和财政,透支了银行和环境,而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出现倒退。随着等待时间的延长,人们对于政府的改革诚意和能力都产生严重的怀疑,今天我们在讨论重启改革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大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很难恢复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而没有公信力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民众有可能又会以为是一场高调的空谈。改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将一事无成。 所以,为了建立改革的公信力,我觉得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有必要。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必要性还在于改革的难度,和 1978 年相比,今天的改革要困难的多,因为社会与经济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权贵利益集团,改革势必影响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的干扰和阻碍是当年小平同志决定启动改革的时候都没有碰到的问题。改革的第二个困难是共识缺乏, 1978 年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十年文革给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得到党内外的一致拥护。今天中国比那时富裕了,但是如何解决温饱之后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上没有形成共识,这也是我们当前的改革比 1978 年困难很多,改变的难度越大,越需要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坚定公众的信心,增强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要想实现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很周密、详细的设计非常困难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发端于基层,中央及时的予以肯定和推广,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企业家干出来的。正像小平同志过问傻子瓜子这个事件所表明的一样,改革过程中,政府如果不要打压,不要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除了设计国家整体制度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例如 1990 年代中期财税和外汇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主要是靠基层的实验和实践,政府的作用是及时总结经验,将民间的制度创新变为政策和法律。权衡考虑改革的公信力的需要和方案设计的困难,我个人认为路线图宜粗不宜细,实际上也不可能过细,因为制度演进,在市场中它有一个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过程,这个国家是事先很难预料到的。 所以,我们这个路线图,要想搞得非常细也不大可能,对于顶层来说最重要的是表明态度和给出方向以及目标。就时间表而言,恐怕只能是有头无尾,也就是宣布具体某项改革开始的大致时间,而不限定完成的日期。因为从改革过去的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中,要出现什么样的曲折,出现什么样的反复,事先都很难预料。想要有周全的整体方案,细致的执行步骤,统筹协调,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推进改革,我觉得这个不太切合实际。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改革实际,而且世界上的改革和制度变革也从来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获得成功的先例。 为了强化,我的观点还是刚才讲过的,就是路线图和时间表的重要性在于强化改革的公信力,就是告诉民众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要展开这些方面的工作来使得民众能力积极的参与改革。除此之外,强化改革的公信力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措施,最近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建议,要成立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将现在的发改委并入到新的改革委,这个改革委直接向全国人大汇报,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过去十年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改革是依靠部门设计方案,而这些方案几乎没有例外的都强调政府部门的重要性,扩大部门管制的方案,增加部门资源,以便最终将部门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历史证明,这是一条以改革为名,而实为部门争权的邪路,今后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我们这个设想也许是空想,我们设想的国家改革委员会下辖区法律、经济、政治三个委员会。 法律体制改革的方向按照中央的要求全面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各级人大作为唯一的立法机构,收回政府部门的立法权,法律体制改革的另一项任务是逐步提高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化程度。因为我本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不在这里展开,法律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讨论风险也比较高,所以经济学家是希望留给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讨论。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加强民众对官员的监督,制约和平衡政府的权利,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 我只是讲一下,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一些粗略的设想,尽管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都离不开司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你要说路线图,我想有几件大事儿是一定要做的。 第一、政府退出经济。在过去政府广泛的参与经济活动,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和干预这些都构成了腐败的源头,政府退出经济,因此具有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双重意义。不光是说政府干预经济,刚才周其仁教授讲了,政府去定点,政府去指挥,你可以看到表面的效果,但是经济效率是十分低下的。所以,政府退出经济,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效率,而且还有助于从根子上反腐,从而实现社会的公正。为此,需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你让他退出经济,他为什么选择在经济里,他有强烈的精力要参与经济活动,因为它的考评是 GDP 和财政收入。所以,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当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任务,取消 GDP 和财政收入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取消以后改为群众满意度,这是第一。 第二、财税改革近期需要全面减税,而不是说以结构性减税为名,有增有减,实际上是只增不减,提高财政的透明度,在地方财政的预算和执行方面强化各级人大的作用,严格执行预算法。我们的财政现在是一个黑箱,中央财政都是一个黑箱,外界无从知道,民众纳税人更是无从知道,每年收多少钱,这些钱怎么花?要大幅的削减政府的支出,特别是在投资方面的支出和冗员工资支出,在人大适当到会的情况下,适当增加财政的自主性。 第三、监管改革,监管这个词我一直说用的不太好,按照它的本意应该叫做规治改革,就是规范治理,而不是监督管理。我们一说监督管理,又变成政府管市场,政府管企业,因为我们的那个监管,前面监督还勉勉强强说得过去,后面的管理是监管的原词根本就没有的含义,监管的原词叫只要你企业,只要你交易主体它的行为符合规范就可以了,不需要一个机构在那儿管理。所以我们翻译过来给大家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规治就变成监管了,监管改革的原则,其实更好的词叫规范治理。监管改革要遵照凡是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的这样一个原则,实行最小监管法,把监管的范围缩到最小,提高监管的透明度,监管部门要依法监管,不得以监管为名,干预企业的经营,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凡是有可能的地方,均用行业自律代替行业监管。 第四、取消国有和民营资本的区别。国有和民营的分类本身就是歧视,资本就是资本,为什么要论血统,为什么要论出身?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开放石油、天然气、电讯、航空、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等国有垄断,或者国有控制的行业。 第五、土地制度改革,这方面周其仁教授是专家,确定农民的土地权益入手,允许多种政权的流通,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对于保护农民利益,降低低价和放价,释放民间需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领导最近讲空谈误国,确实如此,确实要改变真得实干,但是我想提是实干兴民,未经领导同意,把兴邦改成兴民了,因为国和邦都由人和民组成,终极目标是富民和兴民,也就是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谢谢大家!     (许小年教授12月19日在“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周其仁:拖延改革,永无宁日

周其仁:拖延改革,永无宁日 进入专题 : 改革    ● 周其仁 ( 进入专栏 )        原本从本期评论开始,转向宅基地的经济分析,题目也写好了。不料读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贺莉丹发自云南玉溪的报道,“云南鲭鱼湾征地风波奇怪的补偿标准引村庄风暴”(见21世纪网,2013-06-10),决定插入一篇短评,对我国农地制度延迟改革造成的困局,再说上几句。   故事发生在云南省江川县路居镇的下营村。从地图上看,下营村地处抚仙湖的鲭鱼湾湖畔。作为我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抚仙湖海拔1700多米,面积216平方公里,平均深度95.2米,最深处158.9米,湖水容量206.2亿立方米,总蓄水量相当于12个滇池,或4.5个太湖。抚仙湖形如一个倒置的葫芦,北部宽而深,南部窄而浅,中呈喉扼形。《徐霞客游记》写过的:“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   更有网友引嘉靖年间杨升庵赞抚仙湖之佳句:“只少楼台相掩映,天然图画胜西湖。”看来这位清朝才子真有点预见力,经济搞起来之后,果然少不了沿湖修建楼台之举。据记者报道,几年前江川县政府就引进了一个计划投资400多亿的高端旅游项目。下营村在抚仙湖那个葫芦腰的腰眼附近,“位置资产”优越无比,理所当然成为项目第一期的所在地。   本来土地资产增值,是一桩好事。可是没有好的游戏规则,好事也难得好报。这不,如此美轮美奂的建设项目,居然闹到“在2011年和今年2月两次引发群体事件和暴力冲突”,“因种种冲突,近两年来,鲭鱼湾的仙湖锦绣工地一直处于停工状态”,连当地官员都感叹“现在每天回镇政府上班我都有点害怕”的地步。   鲭鱼湾征地风波的起因,不是常见的村民对征地及补偿标准有意见,而是当事人因征地补偿怎样在村民之间分配,闹起了纠纷。问题也不是常见的少数村庄权力人物,利用“代理人”的特殊地位侵犯多数村民的利益。那类问题,解决之道是公开信息,增加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监督,制约村长的权力。   问题是,即使把“村庄民主”搞得有点模样,也还会遇到力有未逮的情况。下营村的新闻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实例。请看报道,把这个本来美轮美奂、将来有望更美轮美奂的地方,搞得好几年谁也不得安生的,直接起因居然就是一个公之于众、村民有权讨论、有权表示意见的征地款的分配方案。   下营村闹将起来,起于2010年11月3日公布于玉溪市江川县路居镇政府官网的《“云南江川仙湖锦绣”项目征(租)地费分配指导意见》。据记者调查,引起村民意见分歧最大的,是该指导意见中的如下条款:“涉及本组被征(租)土地的承包群众,根据实际情况按1987年土地承包台账(工分)进行分配。”   这一句,非细读不能懂。第一,云南直至1987年才分田到户。此前,人民公社按工分来算社员的工作量和劳动报酬,那时,10岁以下村民记6分,10岁以上的记10分。第二,所谓按工分制分配征地补偿的方案,就是把全部征地补偿款划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头费,即按当地政策能享有土地分配的人头数来分配,占总补偿款的30%;第二部分为土地费,以该村民小组的总工分数来分配,每户再按所持有工分数分配补偿款,占总补偿的70%。   准则有点抽象,加上例证也许容易明白。不过我要把记者写下的例证略为改一点,以下凡是引号内的都是报道里的原话,顺序有调整,而未加引号的则是我添加的“过门”:   若“被征地的一个村民小组”“共获1200万元的土地补偿款”,再假定该村民小组“有100亩水田、700位具备领取土地补偿款资质的村民,其中350人拥有1987年土地承包时分到的共5000个工分”,那么就把这1200万元分为两部分,“其一人头费,为700位村民共享,不管有地无地,只要符合政策,均有人头费,这样每位村民领取的人头费占土地补偿总款项的30%,共计360万元”,即人均分配5143元;“其二为土地款,仅为有工分有土地的村民所有,这部分占土地补偿总款项的70%,共计840万元,除以村民小组工分总数,约合每个工分1680元,各户按持有工分数享有此部分所得”。   简单理解,这里有两套补偿准则。一是国家依照被征土地的数量,定下付给集体的征地补偿总数;二是集体得到的补偿款,如何在村民之间分配。例证里那1200万元的总补偿额,是国家依照被征土地定下的(也就是上引玉溪市规定,水田每亩补偿12万元,旱地(含果园)每亩6万元)。但这1200万元到了集体内部,却不再按各家被征土地的数量、质量来分补偿,而是部分按人头,部分按1987年的工分数来分配。各家实际获得多少征地补偿款,由各家的人口数,以及各家1987年持有的工分数决定。   就这么一条规定,激起了报道所说的“两次村庄风暴”。先是方案公布后,“带着种种疑虑和不满,村民们多次以上访形式向路居镇、江川县政府表达对按工分制分配土地补偿款的反对意见,但无果”;“此后,矛盾趋于激化。在2011年,因上述按工分折算征地补偿受到抵制,在鲭鱼湾被征用土地附近的农田里,一批身着迷彩服的人曾与当地农民发生肢体冲突。”“到了今年2月,冲突再次爆发,”“最紧张时,在鲭鱼湾附近曾驻扎上千警力(一干部称“当时只出动了数百名警力,”并“亲眼目睹有几位村民在镇政府殴打两名民警,把警察打得住了医院。”)   回到冲突的源头,即征地补偿的两步法。第一步按地补偿,要有纠纷也不难厘清症结所在,无非涉及被征土地的量、质、价,面积丈量可以复核,水田旱地不难区分,补偿标准是高是低,也总可以一议再议。但到集体内部的分配,搬出一个1987年人民公社的工分法,听都不容易听懂,实行起来连猫腻何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绕这么大的一道弯?   我们还是不要急于拍案大骂当地的官员蠢,因为事出有因。还是细读为上:“为什么采用工分制分配方案,而不是直接套用玉溪市按土地面积补偿的政策?”对此,当地镇政府的一位官员回应:“这主要是考虑到张营村的特殊情况,因为在1987年8月20日之后出生的张营村村民与此时段后嫁入征地村落的女性,都没有工分也没有田地,而这部人在张营村所占的比例很大——在张营村被征地的约2200名村民中占到了51.7%。”   不妨再听听他的担心:“这种情况下,如果搞一刀切,直接套用市里按亩计算补偿的标准分配补偿款,就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一方面过半数村民拿不到一分钱,另一方面有些违规乱开荒、乱开垦,占了不少地的人却能拿到几百万的补偿。所以我们觉得按工分来分配是经过反复权衡的,是顾全大局,最大化地保障公平。”   这正是改得半半拉拉的集体土地制度留下的一条长尾巴。讲过的,承包到户的土地仍为集体土地,而“集体”经济的性质就是地缘化的公有制,权利主体不但包括已经生下来的成员,而且包括永远没完没了、将来还可能增加的人口。正是此种经济属性,让“集体成员”有相应的权利诉求——你们前面的成员把土地承包了,我来了,也是成员呐,怎么可以没有地?   下营村的情况比较夸张,全村一半以上人口是1987年以后新添的,没有参加1987年的土地承包,如果按谁家承包的土地被征就补偿谁家,如何摆得平?读者当记得,我写过成都人借用一种当地麻将叫“血战到底”的,描述集体土地制下产权流转与补偿的困境吧?这里是云南下营村的“血战到底”,谁也不能从此类游戏中轻易抽身。   对任何游戏规则,都赞成好办,都反对也好办,就怕一部分赞成,另外一部分绝不接受。看来要下营村采用1987年工分法来分配征地补偿的方案,就收到这令人绝望之效。1987年以来的变化,各家各户情况不同,增人多的户有一个利益核算,增人少的户有另外一个核算,张家之得补偿不了李家之失。各位不妨设想一下:要是镇政府宣布废除1987年的工分法,转回来按各家被征土地分配补偿,将会怎么样?我的猜测是,一部分村民满意了,换另一部分村民去上访。   报道提到了一位三农问题专家对此案的评价:“鉴于中国现存的农村‘分田单干制’遗留了很多历史问题,路居镇的做法是选择回到‘起点公平’模式,可以理解。”不过这位专家接着又表达了如下意思:“近30年前实行的工分制原则,反映不出劳动力和人口的变化,也并不能真正解决当地的冲突和矛盾。但按玉溪按亩计算补偿的标准操作,又将使没有享受到1987年分田政策的人再次被补偿政策排除在外,也不公平。”   不知道记者的转述是不是准确。我只是质疑这个意见是不是把解决问题的方向整反了?要是把土地产权完全置换为人人享有的“人权”,那下营村征地补偿的办法似乎就应该是把总补偿款除以总人口,然后数清楚各家的人口,按人放发便是。那样一来,土地的所有权、长久不变的承包权、以及正在发育的转让权就统统失效,相应的行为逻辑也失效,因为一旦转向数人头分福利的方向,相应的行为逻辑就会登场。   还是没有“公平”,因为还有将来增加的人口。无论未来新生的,还是下嫁到下营村的人口,因为没参与此次财富分配的存量,一定会引起未来村民家庭之间财富的不均等。那就等着吧,为了未来的“起点公平”,人们只好在永无宁日的冲突中,等待着诞生永恒公平的土地制度。      来源: 《经济观察报》2013年6月15日 进入 周其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贺雪峰:就地权的逻辑答周其仁教授

贺雪峰:就地权的逻辑答周其仁教授 进入专题 : 地权 地权的逻辑    ● 贺雪峰 ( 进入专栏 )        一      周其仁教授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领域的老将,早在1980年代初即在杜老手下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尤其长于土地制度研究,1987年贵州湄潭县“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试验即出自周其仁教授的设计。我则是农村土地制度研究领域的新兵,过去主要研究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在全国农村到处跑,至今驻村调研时间应超过一千个工作日。十多年来,不断与农民接触,不可能不对作为中国农村基本制度的土地制度有所接触,便在2009年写了一本专业以外的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书,取名《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因为是新兵,且对土地制度素少研究,就不自信,写作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恢复社会关于土地的常识,因为在我看来,学界和政策部门(更不用说媒体了)好象忘记了很多关于土地的常识,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掌握话语权的中国学界、政策部门和媒体都集中在北京。高居首都的人们习惯将北京发生的事情放大到全国,而忽视了中国仍然是一个农民占多数、全国农村与北京农村大不同、且全国农民的土地与北京农民的土地具有完全不同性质、功能和价值的三农中国。或者说,我以为,高居首都的学界、政策部门和媒体中人的视野不能仅及京郊农村,而要有对全国农村的常识。事实也是如此,写作《地权的逻辑》的最初冲动即源自读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守英研究员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关于北京郑各庄的调查报告。出于对刘守英报告政策建议部分缺乏常识的不满,我放下手头正做的工作,仓促写作了本书。   《地权的逻辑》出版后,获得了出乎预料的反响,表扬很多,批评也不少。批评意见中,影响最大也是我唯一愿意回应的就是周其仁教授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长文“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真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吗?——致‘成都模式的批判者’”,全文近8000字。本人以略长的篇幅来回应周其仁教授的批评。   周其仁教授的批评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笔者不懂经济学的常识,更不懂得真实世界的经济逻辑,而是所谓“死寂逻辑”;二是对笔者书中所讲“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其结果可能恰恰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的批评,认为“这是一条经典的奇谈怪论”;第三是认为笔者没有深入调研即作出结论,学风有问题。以下分别回应。      二、关于“死寂逻辑”      周其仁在引用《地权的逻辑》一书关于成都土改的两个评论后展开他的批评,他的述评如下:   耐心翻找(真难为周教授了——引着注),发现在我们这位成都模式的批判者手里,还真的执有那么一把“利剑”。容我代为展示一下。先看作者怎样批判成都建设用地的运作。开头照例抄录一则新闻报道,内容是温江区部分进城农民“放弃”宅基地,然后通过置换这部分建设用地,换得在城镇的住宅、社保或现金的故事。然后,作者挥剑上场:“为什么被置换出来的集体土地就一定可以‘每亩至少拍到100万元以上’?谁来买”,“成都市长说要将400万农民转化为市民,即至少可以置换出100万亩的非农耕地”,(如果)“100万亩置换出来的宅基地全部建成小产权房,……至少可以住上5000万人口,按近一个四川省的人口总数”;“也因此,每亩被转换出来的宅基地怎么可以拍出百万以上的高价?”显然,成都搞的这套,“真可以说是异想天开”!   再看本章怎样批判成都农用地的运作。这大概是作者自觉更为熟悉的领域,所以一口气抄录了5则有关农地流转、规模经营和“老板下乡”的长篇报道,然后只用一句话就给予了断:“我们可以想见到目前成都市大力推进的土地流转所形成的规模经营若全部种起高效益经济作物产生的可怕后果”。   以上两大板斧,用的原来是同一个逻辑。这就是,小部分土地(或其产出)进入市场,固然可卖出个大价钱,但只要允许更多的土地(或其产出)入市,它们就将变得一钱不值。正是基于这把利剑,贺教授判定,“成都模式是错误地理解土地性质,不懂总量概念,误判中国当前工业与农业发展形势而推出的激进实验,成都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第298页)。   让我们来推敲一番。给定需求总量,任何资源、资产、商品和服务,投入市场的数量越多,其平均价格就越低。这是市场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叫规律、叫常识都可以。但是,商品价格从来就不是自动变平的。恰恰是少量商品在供不应求下的相对价格飙升,发出资源动员的信号,并“指引”更多的资源向这个尚未满足需要的方向投入,才开启商品价格变平的进程。随着更多供给的涌入,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商品价格变平,资源才转向满足人类的其他需求。这就是说,均价变平是“市场过程”的结果。   贺教授的“总量概念”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只需把全部成都的建设用地、农地除以总人口,就轻轻松松算出了成都土地“最后的均价”。毫不夸张,他也一定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算出四川省、西部地区、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土地的“最后均价”。站在这样绝对的制高点看世界,芸芸众生竞争一切高于“最后均价”的机会,当然统统都是无谓之举,都是多余的、错误的、“不可能成功的”。   读来读去,我终于明白这差不多是一套让世界死寂过去的“逻辑”。想想看呀,有这样的思维当道,世间哪里还有什么经济活动?(……)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整段整段地引用周其仁的话,一是周教授表述的意思很清楚,我转述可能不如周教授原话说得清楚准确。二是这样可以让读者更清楚看到周教授的论证。   周教授在对我的批判中,给我普及关于自由竞争和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常识,且用语生动活泼。他是想说,从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看,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发展的关键,是这个国家有没有鼓励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空间和制度激励,只要有制度激励,这个国家中一定会有具有创新精神的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出现,使用新技术,捕捉市场机会,创造市场需求,打破市场均衡,获取超额利润,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并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经济均衡。正是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激励,国民财富得以增长,民富而国强。等等。   但是,周教授给我普及的这个经济学常识与我讨论的“总量概念”及对成都模式的批评有关系吗?   周教授讲的经济学常识与我对成都模式的批判可以说毫无关系,因为他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第一,他混淆了短期与长期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经济学讲企业家创新从而创造出新需求,是指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因为企业家的创新而带来需求总量的增加,国民财富的增长。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旧均衡不断被打破新均衡不断被重建的过程中,经济得以发展,财富得以积累,总需求得以扩大。这是一个动态的缓慢的波动式发展的过程。   而我要讨论的是在一个相对短期内的供需平衡。在短期内,很难改变需求总量,但若政府介入进去推动土地流转种经济作物,推动农民用宅基地建小产权房,市场供给的快速增长就必然打破均衡,从而导致严重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全国农民应对地方政府强制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时,普遍总结出“政府号召种什么,我们就不能种什么”的原因。   周其仁的第二个混淆,是混淆了政府与企业家行为的差别。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市场行为,政府行为则不是市场行为,尤其是成都市在推动农民土地流转和推动农村宅基地入市方面,都带有很强的政府意志,且他们正是以政府有效推动来计算收益的。我们来看前述周其仁引用中未引的笔者书中所引成都市官员的讲话: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都江堰市采访,都江堰市委书记在解释土地“产权改革”时举例说:“确权办证,就是要把土地、房屋和林地这些本本发到村民手里”,“双流的碗豆尖,卖到了国外是100元一斤,而我们本地是两三元一斤,这就是集中经营的效果。双流还有牛肚菌,卖到国外,一亩地一年产值是1.5万美金,这在国内是很难想象的”,“只要大家把土地的归属权弄清,房子有了产权就可以用来担保贷款,拿钱去搞这些项目”。(第5页)   成都市正是通过这种向农民允诺,只要进行农地产权改革,只要土地流转集中经营,农地就可以产生出巨大效益,来推动农村土改的。2008年国庆成都市委安排笔者等人参观的三个村庄,均为老板下乡进行土地流转后规模经营经济作物,然后作为模式在全市推广的。同样的农地,种粮显然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突然而来的收益,经济作物的特点是经济收益较高市场风险也大。正是市场风险大,一般农民不愿冒风险进行投资或扩大种植规模,市场供给量不会大幅增长,而保证了与风险相匹配的收益。现在政府向农民的允诺是只要规模经营和增加投资,农民都可以种经济作物赚大钱,这难道有可能吗?这不是违反常识的事情吗?   再来看成都市官员关于宅基地置换的讲话:   温江区农村发展局局长王旭昆估计:一亩地拍卖价在100万—200万元/亩之间,而且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土地的升值空间还很大。(何忠洲:“成都试点‘土地换身份’”,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3期)。   正如前面周其仁已引,成都市市长说要将400万农民转化为市民,即至少可以置换出100万亩的非农用地,这么多的非农用地,除建房以外,怎么可能拍卖出100万—200万元/亩的高价?因为买地就要建房,建房必须有人来买,问题是谁来买?   周其仁说,农民置换出宅基地,但他们并不一定要马上拿到市场上交易。但成都市长明确说要在短期内将400万农民转化市民,并且让农民让出宅基地,成都市政府给农民以城镇的住宅、社保和现金。   总而言之,成都市试图以推动农地流转→规模经营→种经济作物,和置换农民宅基地→拍卖土地→建商品房这两条土地路线来推进成都市土改,这是地地道道的政府行业,而不是企业行为。政府追求短期政绩,而企业追求长远利益。成都市政府希望以这两条路线来推动成都市激进的土改,他们不是缓慢地自然而然地由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而是试图通过政府强力推动,在短期内同时在农地流转和宅基地腾出方面做大文章。问题是农民和企业家都不会上当。所以我认为成都市领导人的想法不切实际。   周其仁在对笔者的批评中写道:(贺雪峰)“这把‘批判之剑’无非是说,允许更多耕地种经济作物,正如允许更多农地转为非农一样,最后势必降低均价,所以这些机会完全没有意义,争取这些机会的权利也完全没有意义,探索能不能确立这些权利的成都改革试验,也因此完全没有意义”。周其仁问到:“天底下真有这么一套‘地权逻辑吗’?请读者评判吧”。   但笔者书中全无周其仁以上所讲意思。允许更多耕地种经济作物,这还用探索吗?难道今天中国政府的政策不允许农民种更多经济作物?成都市的问题不在于允许不允许更多耕地种经济作物,而在于政府官员以为耕地只要一确权、一流转、一规模经营、一贷款投入资本,一种上经济作物,农民就可以致富,并以此判断为基础,来下大力气推动以农地确权到种高风险经济作物的行政运作。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以此错误判断来推动农地流转并企望以此来提高农民收入,是一定要失败的。种不种经济作物,种经济作物赚不赚钱,农民自己知道,他们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经济在发展,城市要扩展,城市建设用地一定要增加。农地转为非农使用具有必然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以为农地一转为非农使用就可以形成巨大价值,以至于以为,只要取消当前加诸土地之上的用途管制,就可以凭空产生巨大的财富。以此并不存在的财富来设想设计城市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就一定会犯大错误。   总结以上讨论,笔者以为,周其仁误会或混淆了经济增长中长期和短期的概念,也混淆和误会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家与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的概念。笔者对成都模式的批判是基于对成都市政府以为仅仅做土地文章(还权赋能、规模经营、盘活资产、土地置换等等),就可以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和全面统筹城乡 “大跃进”的担忧。我相信,今天的成都市同志看到我这个论断,一定会深有同感。      三、关于地权的悖论      周其仁在批评我的文章中写到:“我最无法接受的是贯穿本书的如下核心命题: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其结果可能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周其仁认为“这是一条经典的奇迹怪论,因为完全得不到中国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和现在成渝改革试验区大量可观察经验事实的支持”。   正如周其仁所说,《地权的逻辑》一书的基本观点即,在当前农民已经分化,农村土地用途分化的情况下,抽象讲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可能会损害农民利益。且正如周其仁指出的,《地权的逻辑》一书贯穿了这个观点。笔者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就是为了驳斥一些学者打着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的?樽永次?恋厮接谢??嗫?溃?次?时韭佣崤┟裰圃煊呗鄣挠眯摹U庑┭д哒驹谖?┟褚?ɡ???┟袼祷暗牡赖赂叩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贺雪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地权 地权的逻辑   

爱思想 | 周其仁:成都改革的新进展

周其仁:成都改革的新进展 进入专题 : 成都改革    ● 周其仁 ( 进入专栏 )       机缘巧合,五年前应邀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成都举办的城乡统筹研讨会,让我第一次知晓,这座闻名遐迩的四川省会城市自2003年就开始了以城乡统筹为取向的改革,并于2007年6月7日得到国家批准,与直辖市重庆一道,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转眼间,五年过去了,成都改革试验硕果累累,让人们抱有浓厚的兴趣,要看看这里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在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关于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共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2012年6月10日)。我们建议公开发表这份报告,或把它放在成都统筹委的官方网站上,便于更多关心成都改革进展的读者查阅。至于自己的直观感受,我想还是从最近访问过的一个村庄谈起。     它叫“指路村”,是成都市郫县古城镇的一个行政村。在地理位置上,指路村位于郫县北大门,距成都市中心三环路的直线距离超过30公里。我们是今年5月在郫县调查“城乡要素全面流转和用地制度改革”的情况时听说这个村庄的故事的,可惜当时行程匆忙,仅仅赶到村头与村支书孙从发交谈过几句。回北京之后,越想这个村子的故事越觉得有意思,于是利用本次来蓉参加座谈会之机,我和几位老师同学先到几日,来了一次直达村庄的“自驾游”。     指路村的故事很简单。全村10个村民小组,528户1819人,有农用地1972亩,集体建设用地606亩。别看地处成都市二、三圈层之间,这里可是“川派竹编鸟笼”手艺的发源地之一,据统计全村有170户300余匠人从事鸟笼编造。在农业种植方面,这里可圈可点的产品是青韭菜,已形成300亩规模的基地,每亩每年的收入在1万元以上。加到一起,指路村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全成都应该也属上乘。     但是,村庄建设却与农户的收入水平脱了节。村委会在一座很老旧的房子里,还算得上干净,墙上各项制度包括财务公开,也够得上我们看过的示范村的水准。然而,像多数传统的川西村庄一样,指路村的村民散居,不仅缺乏公共交往的空间,更没有发展本地产业必要的基础设施。村支书孙从发领我们去看竹编鸟笼,走近农户家的最后几百米,多是泥泞小道,要跳着选路下脚。不要误以为我们在“访贫问苦”——那位据说是川派鸟笼祖师爷级的手艺人,随手从屋里拿出一只编造精致的鸟笼告诉我们,广东养鸟大户上门求购之价为人民币2万元!问老汉成本几何,算下来主要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儿子约一个月的工时,外加一点竹子原料、电费、以及简易设备的折旧。当然不是每只鸟笼的市价都可以论万的,数千数百的还是占据了大部分。不过据当地人估算,每位鸟笼手艺人平均年入10万元,还是比较靠谱的。     故事的基线就是富裕起来的农户如何改善村庄建设,以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强化产业发展基础。这是很困难的任务。从包产到户到免除农业税,国家政策的基本走向是消除建国以来城乡分割、以农民贫困支持国家工业化的消极后果。上述变革无疑深具历史意义,否则全面的现代化根本无从谈起。但一路伴行过来的新问题是,重建农户层面的财产权利、经济自由和城乡平等的公民权利,本身也都离不开公共服务,特别是离不开村庄一级最基础的公共服务。因为确立和行使农民的权利——从财产权到公民权,从来就不纯粹是农民自己的私人事务。农民私人之间的权利边界,特别是当私人行使各自权利时动态的行为边界,其实从来都是公共事务,需要在公共空间里按公共决策的程序来完成。简单地说,没有公权提供的必要服务,私权难以站立得住;即便一时看来站住了,也不可能走得长远。     回到指路村的现实。村民的平均收入不算低,不少富裕农户完全具备再来一轮盖新房的经济实力。可是,要论建设一个风貌宜人、环境宜居、能让产业更好发展的村庄,让更多村民共享现代文明可以支撑的、最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进而让农村的产出与外边的大市场有更为便利的连接,靠单个农户分散的雄心、努力和梦想,明显不足以支持。更何况成都城乡统筹最现实的经济支持,是利用稀缺的建设用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大幅度升值。为此,必须打通城乡之间的制度、政策壁垒,允许建设用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转、重组和再配置——这更是分散的农户想应付也应付不来的“公务”。     经多次外出考察与内部讨论,指路村的村委会、议事会、各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终于找到了村庄与农户合作建新村的现实路径。这就是村集体运用公共财力组织大家参观、考察,委托专业机构做规划、订方案,并承担新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农户则在自愿的基础上以自家建设用地来筹措建设资本,并以业主身份管理拆旧建新的全过程。与他们先前考察、学习过的那些示范村都有所不同,指路村最后选择了“五自模式”,即“自我融资、自我整理、自我建设、自我开发、自我收益”,下决心靠本地农民自己的力量来建设一个新的指路村。     这里要点评一下。成都的经验显示,在城市化进程中释放农村建设用地的经济潜力,第一步是按适度集约的原则重建农宅和村庄,节余部分建设用地;第二步是完成复垦、新增农地;第三步则是按经济规律在规划的许可位置(本地或远程),利用节余建设用地发展工商服务业,在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的条件下,实现对建设用地更有效的利用,支持工业化与城市化,大幅增加土地资源的价值。这样的三步跳,既要有资本投入拆旧、建新与复垦,还要实现农村建设用地的合理位移。全部过程下来,一个项目总要2-3年时间,而涉及农户越多,筹资规模就越大;项目的执行期越长,发生各类变故的风险就越高。     这就是为什么起步期的城乡统筹总也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原因。在现行体制下,唯有政府的土地机构如土地收储中心,才能在城市一级土地市场上合法供地。因此,建设用地唯有卖给政府才可以再售,也才可能完成土地的资本化。与此相辅相成,政府的土地机构就因此拥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可以筹措足额资本收储土地在先、向市场出让在后。至于农村建设用地入市这样的制度创新之举,除了一般的市场风险,还要外加转型中的政策与体制方面的特别风险,更是非政府主导莫属的事项了。     但是,成都的改革经验也证明,一旦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通道在改革实践中被“趟开”,大量非政府机构和自然人也可能被制度变迁的巨大净收益所吸引,投入到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新潮流中来。我们看到,随着成都城乡统筹改革的举措深入人心,特别是成都市于2008年10月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村产权交易所,经由土地综合整治节余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实物地产和建设用地指标),就有了一个发现价格的交易平台,从而为社会各方参与农村的建设和投资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口”。这势必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尝试进入。     于是我们观察到,非政府机构、首先是一些地方和中央的国企开始参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项目。“汶川地震”后,成都市委市政府及时出台的“联建”政策——鼓励城市的公司与自然人出资参与灾后重建,更开启了民间中小资本进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先河,显著拓宽了释放农村建设用地经济潜能的制度通道。     在“还权赋能”的改革取向下,成都的地方金融机构开始探索提供以农村产权为基础的抵押融资服务。于2008年中先后挂牌的成都银行与成都农商银行,就开办了农户和农民合作社的产权抵押融资业务。为了确保风险可控,成都市和区县两级政府在地方财政预算内设立了专项基金,为农村房屋、建设用地与农地经营权的抵押融资提供担保。包括灾后重建项目在内,上述两家银行已受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数千笔、总额超过了20亿元人民币。     2010年12月,崇州隆兴镇黎坝村杨柳土地承包股份合作社得到成都农商行发放的首笔农地抵押贷款;2012年1月,崇州杞泉镇群安村“荷风水村”项目的农民建设用地合作社,以产权抵押、社会资本收购节余建设用地承诺、外加县政府担保机构提供担保,获得成都银行的3600万贷款;截至2012年5月10日,成都农商行郫县支行为14个村级资产管理公司项目总计授信融资2.7亿元,其中包括对花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期3年的8100万元贷款。     在以上一波接一波的变革所提供的新机会面前,指路村其实是一位后来者。直到今年开春,这个村庄才被周遭日益增加的示范村所“激活”。村民们开始思考、讨论要不要抓住城乡统筹的机遇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上一层楼。当然,后来者也有后来者的优势,因为他们可以更从容地比较那些先行先试经验的利弊得失。他们也很快就看出了名堂:土地综合整治不但可以建造出一个新农村社区,而且还可能通过节余建设用地的未来升值,筹措进一步发展的资本。这里的关键无非就是“谁筹资、谁收益”。既然本村有表现不俗的经济基础,那就不必靠政府平台和社会资本了——村民们顺理成章地选择了“五自”模式。2012年春节期间,指路村80%的农户共同缔约,以参建各户每人预交1万元作为定金,开始村庄重建。村支书陪我们走访农户的路上,讲到当时的情景依然感慨不已:“总共1250万元,从早到晚在村委会排着队交!”“我这个当支书的,哪里值那么多钱,还不是大家相信这个事可以干得成!”     今天的指路村还没有什么参观价值。比起遍布全成都市已建成的1613个农村新社区,特别是比起沿11条“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线”展开、覆盖125个乡镇的100个堪称美轮美奂的统筹城乡发展综合示范点,指路村除了刚刚按约定方案拆出来的一片新建地基,还没有可看之处。不过,从抽象的制度安排着眼,我们在这里明明白白看到了成都试验区5年来的全部成果:“三个集中”空间配置方略的执行;“全域规划”与“规划师下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走向城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村级公共服务的加强与治理结构的更新;覆盖全部村庄和农民土地房屋的“确实权、颁铁证”;抵押融资范围的渐进扩大;参与土地综合整治的主体与可操作方案的多样性;以及积极的农村社会管理与文化建设。离开所有这一切,指路村的村民断然算不过来账,也绝不可能形成从自我筹资起步,最后要覆盖476户人家、节余392亩建设用地的可行的村庄建设方案。     指路村最耀眼的特征是“农户自主”。在我们研究小组内部的分类中,指路村被列为成都城乡统筹改革试验的“最新一代产品”,代表着迄今为止农民自主参与城乡统筹的最高水平。类似的案例还有我们实地详细调查过的崇州桤泉镇群安村5-6组、都江堰天马镇金陵二组、郫县古城镇花牌村以及都江堰、大邑等地数百例农户层面的灾后联建。他们的共同点是农民对如何把稀缺的建设用地投入城乡统筹的进程,在选定交易对象、交易形式、成交场所、价格决定和合约执行等方面,都发挥了愈来愈全面的产权主体的积极作用。     比照五年前我们看过的那批早期的土地整治项目,那时的农民自主,还仅表现为给定政府的补偿价格,农户就“是否愿意搬入示范新区、是否接受给定的补偿办法以及如何选择自己中意的新居户型”做出决定。这说明农户的自主权利是逐步发育起来的,这也显示出成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不断深化的轨迹。     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人们会如何评价成都经验的普遍意义?毫无疑问,作为天府之国的省会城市,成都市的农村和农民相对富裕和安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占据了西部特大城市的特有区位优势,成都的农村和农民本身就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样来衡量,成都城乡统筹种种成功的改革举措似乎更像是锦上添花,由此也引来成都经验是否具有全局意义的合理疑问。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与其让城乡统筹改革仅仅惠及成都本市那些已经过得不错的农民,还不如把这里的资源集中起来,在更大的范围内解决更迫切的三农问题。     不过,如果注意到城市化加速背景下农民流动进城所选择的实际路线,我们或许会得出不同的判断。事实上,城市化进城中的农民流动和聚集,容量最大的地方不是现有大城市的中心部位,也不是需求不足、市场厚度过于单薄的那些小集镇。观察表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流动,首先最大量地集结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周围,特别是环绕中心城区十至数十公里的地带。这里才是农民进城的主要落脚点,也是农民融入城市、转化为市民的现实出发点。近年来我国特大城市被叫做“城乡结合部”的地方,无一例外地急速膨胀,反映的就是这个现实。     因此,在特大城市的二、三圈层率先把城乡统筹搞起来,恰恰具有全局的战略意义。据统计,包括成都在内,全国过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已有10个,而数百万人口量级的大城市则有几十个。走城乡统筹之路,把环特大城市和大都市的那个圈圈里的农村和小集镇率先建设好,就为中国的城市化争得了一片片战略高地,就有希望使这个地带成为我国大都市圈、大城市群的一个包容进城农民的积极组成部分。这个地带,可以吸纳数亿新增城市人口。     反过来,听任现在的“城乡结合部”继续陷于投资不足、管理不善的境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孤岛”,周遭被围上一道“深壕”,既限制特大城市自身的健康发展,更妨碍吸纳更多的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在这个历史的分岔点上,特大城市是否走成都这样城乡统筹的改革之路,率先把各自的环中心圈层建设成“两化(工业化、城市化)互动、城乡统筹”的发展高地,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事关我国城市化继续健康推进的关键。     比以上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成都的探索切实迈开了“改革征地制度”的步伐。关于国家征用农民土地,我国宪法设定了“为了公共利益”的前提,即只有为了公共利益才可以合法征地。可是,对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经营性用地,现存法律又没有给出除国家征用以外的合法转让通道。另外,宪法中还有“全部城市土地都是国有土地”的规定。这就带来了一个悖论:城市扩大要获得经营性用地,由于不符合“为了公共利益”的前提因而不能合法征用;可是原农村土地一旦被划入城市范围,如果不变性为国有土地,又违背了全部城市土地是国有土地的准则。     实际上,这些年所有划入城市建成区的土地,不论公益用途还是经营性用途,都经由国家征用。这为城市基础设施所必须的巨大投资提供了动员强度足够的筹资方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征地”模式下的城市扩张,也带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两方面日益显著的缺陷,特别在处理国家与城郊农民的关系方面,引起不小的矛盾和冲突。对此,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的新任务,并要求“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可惜这项重大的改革政策,尚没有获得在全国实施的机会。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以后中国启动大量国家投资项目拉动内需,结果全国征地规模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大大增加。多年征地带来的观念和实务方面的巨大惯性,继续推着我国的城市化沿着“全盘征地、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路线迅跑。     在这个背景下,成都试验区却按照城乡统筹的逻辑,难能可贵地探索集体建设用地经由非国家征地模式合法流转的多种现实途径。上文提到的在成都的改革实践中逐渐发育起来的农民自主性,根基正是以政府运用公权力加以确立并给予保护的农民财产权利。这也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奠定了最重要的微观基础。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只有终结我国两种土地产权长期以来“同地不同权”的状态,才能完全实现城乡人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这是我国现代化无可回避要完成的任务。成都改革率先深入到了这个层次,其意义就绝不限于有效利用了集体建设用地的存量资源,或适度合理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     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呼吁:在恰当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扩大成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试验范围。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考虑,把被成都经验证明实际可行的改革政策,相机扩大到整个成都经济区(即成都市加上与成都交界的各四川地市)、四川全省、川渝经济区、西部乃至全国所有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无疑,复杂的深层次改革还需要坚持被实践证明有效的“一切经由试验”的策略原则。但是,改革也不能永远的试验区化。凡在试验区先行先试做得通的,就看看能不能说得通。像成都城乡统筹这样既做得通也说得通的,就不妨让它不失时机地通行天下。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是作者为参加“成都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工作座谈会”准备的发言稿。李力行、徐建国、王子、张惠强、黄跃、林念、张敏、吴鸾莺、邢亦青等老师、同学分别提出修订意见和建议;文中仍然存在的错失,由作者负责) 进入 周其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成都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7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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