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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Nicholas Carr:网络影响耐心

“如果我们假定,网速会持续增长变快——这差不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不能忍受哪怕以毫秒计的响应时间延迟。最终结果是,我们不愿意体验那些需要我们等待的事物,那些不能立刻满足我们的事物。” 随着网络速度提高,我们对于时间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由此可以折射出科技如何改变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回到2006年,一项著名的电子零售业研究表明,如果电商网站页面加载时间超过4秒,会有三分之一的网购消费者(使用宽带连接)放弃等待;如果加载时间超过6秒,会有接近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放弃等待。 根据这项研究得出以下的四秒规则:人们等待网页加载的时间不会超过四秒。接下来的六年里,四秒规则一次又一次被刷新,现在适用的是四分之一秒规则。谷歌和微软这样的公司研究发现,现在页面加载延迟为250毫秒,访问者就会放弃这个网站。今年年初时,微软的搜索专家沈向洋这么说:“二百五十毫秒差不多是互联网竞争优势的魔法数字。”眨眼需要400毫秒,对比之下就知道这个速度是什么概念了。 现在一项有关在线视频的新研究(GigaOm) 进一步证明了随着媒体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因此失去耐心。克里希纳和西塔拉曼两位研究员研究了Akamai的数据库,其中包含了两千三百万支视频,总浏览人次达七百万。他们发现延迟超过两秒就会有观众选择放弃等待,之后加载时间每延长一秒,放弃的比例就会增长5.8%。     任何一个经历过点下播放键等待视频播放那段时间血压上升的焦虑的人都能理解这个数字。实际上,值得惊讶的反而是竟然有10%的人愿意等待视频超过50秒。(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这些人趁机去洗手间了。) 研究数据中更耐人寻味的是,网速越快,放弃的比率越高。     就是说,我们体验的信息流速度越快,我们就越没有耐心。这项研究对于在线媒体和广告相关人员,或者数据中心与媒体广告网络相关人员都有重大参考价值。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所有人的思维、社交和生活的方式。如果我们假定,网速会持续增长变快——这差不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不能忍受哪怕以毫秒计的响应时间延迟。最终结果是,我们不愿意体验那些需要我们等待的事物,那些不能立刻满足我们的事物。 有件事没有在这项研究里体现出来——但我基于自己的体验和对周围的观察,敢于断言——这种失去耐心不止是对于互联网,还延伸到了线下生活中。换言之,数字科技使得我们对各种延迟都越来越敏感且抗拒——越来越不能忍受那些没有新刺激的时刻。因为我们对于时间的感觉深深影响着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所以我认为科技带来的我们对延迟的认知的改变还有更深远的影响。 文章来自译言网,译者为: blurryyou。   【原文链接】

Co-China周刊 | 赵勇:时空压缩与短信体验 (节选)

“我们也可以把短暂性看成为个人生活中各种联系的周转速度。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特点都可以用这种速度体现出来。有些人的生活特点就在于周转速度比别人慢。过去和现在的人的生活相对说是“低短暂性”的他们的关系的持续时间往往比较长,未来人却生活在“高短暂性”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关系的持续时间缩短了,联系的速度特别快。在他们的生活中,物品、地点、人、思想概念和组织机构,都更容易‘疲塌’。” 时空压缩与短信体验 随着短信时代的来临,我们今天遭遇到的是一整套全新的经验。为了把这一问题说清楚,我们依然有必要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谈起。以下这段论述来自于哈维(David Harvey),笔者以为值得认真对待: 我们可以就空间体验来追溯各种相似的过程并得出相似的结论。开创世界市场、减少空间障碍、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激励因素无所不在,正像把空间结构(劳动仔细分工的一系列结构、工厂系统的流水线、劳动的区域分工、大城镇聚集)、流通网络(运输和交通系统)、消费(家庭和本国的投资、社群组织、住宅差异、城市中的集体消费)合理化为有效的生产结构的激励因素无所不在一样。在所有这些方面为了排除空间障碍而做出的创新,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都是极有意义的,它把这种历史变成了一件非常地理化的事情铁路和电报、汽车、无线电和电话、喷气式飞机和电视,以及近远程通信的革命,都是这方面的例子。B19 在哈维的论述中,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资本主义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于是有了所谓的“时空压缩”,也有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全新体验,而地球村、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等等其实就是这种体验的产物。在这里,笔者不讨论时空变化中的商业动因(如为了加快资本的运转)和意识形态因素(如资本主义),而只是想借用“时空压缩”这一概念思考我们所面临的短信体验。 如果在电子媒介的链条上考察短信的前身,我们不得不提到电报,因为它们都是在通过文字传递信息,也都在“快”中体现了时空压缩的特点。然而,电报虽然能够进行即时的信息传递,但它却是首先把语言转换成代码、再把代码翻译成语言来进行的,寄件人不可能把一封电报直接发送到收件人的手中。而中间环节的增多既让这种快打了折扣,也会让人生发出奇怪的感受。在最早以电报入诗的中国诗歌《今别离(其二)》中,黄遵宪告诉我们的就是这种全新的体验:“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缗尾。寻常并坐语,未邃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如何寄君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电子媒介的使用,古人那种“岭外音书断”的局面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的迅速。但是,电报虽然使感情的传递变得快捷方便了,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和“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当电报经过了中间环节的编码和解码之后,诗人对印刷在纸上的文字已心生疑虑这是亲人表达的意思吗?由于受书信体验的影响,形成这样的疑虑是理所当然的。这也表明,当人们刚刚遭遇一种新的东西时,人们总是会拿旧的东西与之比照,从而在半信半疑中开始自己的体验历险。 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在短信时代已不复存在。如今,已没有人怀疑出现在手机屏幕或电脑屏幕上的文字的真实性。这说明,频繁的短信交流早已清除了人们书信体验的残余,也消除了文字被电子媒介传递的陌生感。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短信可以在瞬息之间到达对方手中,所以时间已被高度浓缩,空间之维仿佛已彻底消失。麦克卢汉(Herbert McLuhan)说:“电子媒介废弃了空间的向度,而不是拓展了空间的范围。借助电子媒介,我们到处恢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仿佛以最小的村落尺度恢复了这种关系。”B20事实上,短信跟电话一样,其实也是空间消失变成零距离之后的面对面交流。人们因此拥有了一种新的时空观,而新的价值观也应运而生。托夫勒曾把“短暂性”看做是现代生活的基本特征,我以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他指出: 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把短暂性看成为个人生活中各种联系的周转速度。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特点都可以用这种速度体现出来。有些人的生活特点就在于周转速度比别人慢。过去和现在的人的生活相对说是“低短暂性”的他们的关系的持续时间往往比较长,未来人却生活在“高短暂性”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关系的持续时间缩短了,联系的速度特别快。在他们的生活中,物品、地点、人、思想概念和组织机构,都更容易“疲塌”。B21 考虑到托夫勒写下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70年代初,所以我们今天很可能已进入一个“高短暂性”的时代里。一次性使用物品的增多,意味着我们只能与物保持一种“短暂性”的接触,于是买了就用,用完就扔成为人们的消费理念。而托夫勒则告诉我们,人们生活中的诸多变迁都与“用完就扔”关系密切。当迁移和流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一个“地方”的用完就扔;当离婚率变得居高不下,这是对“感情”的用完就扔;当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被匆匆浏览后遭到删除,这是对“信息”的用完就扔。在书信文化传统中,家书或情书会得到妥善的保存,这是对情感记忆的一种缅怀和呵护,而在短信文化的氛围中,却很少有人去保存短信,因为它们太容易被生产和传播,所以一键删除、来去匆匆很可能就是它们的命运,它们不幸遭遇到一个“短暂性”的时代。 在这一背景下思考短信,我们可以把短信看做是这个“短暂性”时代的美学形式,它从多个层面回应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又用它自己的实际举动为这个时代的“短暂性”进行着某种辩护。与此同时,人们的情感方式、表情达意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这种变化。 第一、交流的迫切性。早在黄遵宪的《今别离》中,交流的迫切性体验就已经被他敏感地捕捉到了。而在短信时代,这一趋向则变得更加明显、自然。王一川在分析黄遵宪的这首诗时指出:“诗人同时也看到另一种新问题:既然电信速度那么快,为什么不每日每刻寄书往来以便交流彼此的相思之苦呢?‘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由对现代快速度的高度信赖和期待,反倒对亲人产生了更急切、更深厚的相思之情和更多的沟通要求,所以恨不得化做电光一瞬间飞到亲人身旁:‘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诗人强烈地感到,现代电信制度给人际传播和亲情沟通既提供了速度上的极大便利,又增添了新的障碍和陌生感,更滋生出远为频繁的沟通需要,从而在现代人的心理上造成新的紧张感。”B22这里的分析是相当准确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电子媒介与人的情感需求呈现出一种非常诡异的关系:传播的速度越快,时空的距离越近,人们交流的愿望也就变得越强烈。而交流的东西越多,人们的心理反而会变得更加紧张,于是也就需要更多的交流加以润滑。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人的紧张与焦虑不是起因于交流的匮乏,而是基于交流的频繁。 第二、媒介的依赖性。当手机可以随身携带、电脑可以随时打开,这样的媒介就真正成为人的器官的延伸,甚至成为人的器官的一部分;人们对这样的媒介也形成了空前的依赖。在一篇名为《短信时代的爱情》的小说里,离婚三年的内科大夫娟子忽然有一天收到一个陌生人的情感短信,一开始她置之不理,在陌生人持续不断的嘘寒问暖中,娟子的心里开始变暖,也逐渐对这个陌生的手机号码产生了一种依恋。一次生病之后,她一天都没收到这个人的短信,“她心里开始慌慌的,她想不会是对方生病了吧?她侧面打听院里有没有哪个医生生病了,可是这样怎么可能打听到呢?她一天都吃不下,到了晚上就更紧张了,她想起来她那次没带手机,‘我爱你’着急的样子,她想‘我爱你’肯定是出事了,否则不会不给她任何消息。她整个晚上抓住手机睡觉,偶尔有信息发出来的声音,她整个人就跳了起来,可是都是些六合彩中心发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B23这是手机依赖症的一个典型例子。当短信催生了人们更多的情感交流需要时,固定的交流一旦中断,人们马上就变得坐卧不安六神无主了。这样的情感体验在书信时代是无法想象的。今道友信指出:“希望天外之火将长路卷起来烧光的那位女子,在那以后的几年里见不到她的爱人,他们的书信来往恐怕一年也只有几次。但在此期间,她没有放弃她的爱。而在当今时代里的我们,假如与爱人离别三四年,而且交流爱情的通讯也被切断,有多少人能对爱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呢?”B24这样的疑问是可以成立的。由此我们也不妨得出如下结论:人对媒介的依赖程度越高,人的感情也就会变得越发脆弱。 第三、情感的复制性。手机短信刚刚兴起时,短信的祝福与问候便成为逢年过节时的新礼仪。然而,相互转发的“二手短信”又改变了这种祝福与问候的颜色。据报道,2006年春节,“昨天拜年早了点,明天拜年挤了点,后天拜年迟了点,现在拜年是正点,祝你狗年旺旺”和“新年到,放鞭炮,鸡儿跑,狗儿闹,祝福你,开怀笑,幸福的日子汪汪叫”等短信受到人们的特别关爱,有人收到69条拜年短信,有近30条均是对上面其中一条短信的转发。由于厌烦这种信息“轰炸”,许多人看到祝福短信便直接删除B25。在一个一切都可以复制的年代里,情感的复制是不足为奇的,所以简单指责“二手短信”缩水,给人添堵意义不大。问题的关键在于,情感短信造成了能指与所指的彻底断裂。于是发送短信的内容已变得不再重要,关键是你发送了。而当那些漫天飞舞的短信变成一种能指符号时,它非常典型地强化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短暂、迅速、即生即灭。 毫无疑问,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指向了一种崭新的体验现代性体验,或者用鲍曼(Zygmunt Bauman)的话说,这是一种轻快的、液态的、流动的现代性体验B26。由于现代电信机制造就了时空压缩,人们的时空观和价值观得以改变,而时空压缩不但造成了时间和空间的贬值,而且也催生了人的情感世界的贬值。为了让情感得到滋养,人们的情感交往变得更加频繁,但复制与仿造的话语又成为漂浮不定的能指,于是情感被进一步空心化了。流动的现代性甚至让叙述与抒情也变得分外简洁,短信之所以“短”,既是对“短暂性”时代特征的一种回应,也是对一种新的表情达意模式的呼唤和认可。于是,持久的东西不再具有存在价值,永恒成为短信时代的奢侈之梦。也正是因为如上原因,今天的现代人往往会有生活上的漂浮感,心理上的无助感,情感上的虚脱感。所有这些,都应该是轻快的现代性体验的综合反应。 不能承受的短信之轻 许多东西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它的价值。恰恰是在书信走向终结,短信疯狂蔓延之时,许多人开始了“怀念书信”的美学行动。我们先来看看相关表述。 成方圆对写信时的状态做出了如下描述:“我写信时如打坐入定,先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气场,让自己处在一种被催眠的状态,把那些陈年往事或平时稍纵即逝的感觉一口气写下来,和朋友分享,中途最好不停,否则如人体内沉积多日又排泄不畅的毒素,个中滋味自不待言。而能让我先集中思绪后一气呵成的两个重要因素就是纸和笔。”B27这里特别提到了纸和笔,它们成为构成写信之“气场”的重要元素。无独有偶,作家弱水也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下通过偶然发现的稿纸想到了写信,又通过写信度过了幸福的时光。她说:“我在一个无聊的会场写了一封信。当时,主席台上的领导正在依次发言。我耐着性子听了很长时间,听他们一会儿语重心长,一会儿高深莫测地东拉西扯。后来我忽然发现桌子上准备了两页稿纸,我立刻决定用它们写一封信。‘亲爱的,……’我这样开了头。虽然敲惯键盘的手,一下子拿起笔来,已经不怎么顺手了,写出的字也不似从前的流畅秀挺,但并不妨碍我把自己一段日子以来的心绪一笔一画地条分缕析出来。整个会场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我在两页稿纸上度过了宁静而幸福的两个小时,直到会议结束。”B28既然纸和笔如此重要,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纸和笔能让她们在写信时拥有一种特殊的心情? 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寄信、读信的相关描述:“信一写好,便装进信封,信封上的字体也得选择。我是不习惯总用一种字体的,特别是‘收信人’一栏,我会凭我的感觉另外书写一种字体,比如‘地址’用正楷体,‘收信人姓名’我就会用隶书。而右下角的落款处,那就肯定是自己签名式的行草了。小心翼翼地封好信封,马不停蹄地赶往邮政局。若是晚上封的信,须等到翌日早晨,这时又怕忘了这件事,便在记事板上郑重地写上‘发信’二字。这样,才会上床安心地入睡。临投信进邮箱那会儿,还会把信拿出来看看,想想是不是该写的都写了呢,真有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的味道。信进邮箱,便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同时,另一种希望就已经潜滋暗长起来什么时候,我才能收到回信哟?”B29 “那天上班,看到办公桌凌乱的报纸堆里有一封信。它不是稿件也不是银行账单。我知道是谁的信,也知道信里的内容。但是仍然充满喜悦和期待。已经久违了这样的书信。拆信之前,我得先为这次私人化的阅读腾出一小块物理上的空间和心灵上的‘空地’。我整理了办公桌上的杂物。清理了快满出来的烟灰缸。打好两个要紧的电话。为自己泡一杯茶。然后,关上门,坐下来,小心地拆开信封。”B30在以上的描述中,寄信的程序那么繁琐,但为什么寄信人却又如此郑重其事?而读信之前的种种准备,甚至使读信具有了某种宗教意味。“在这个迷恋速度的喧嚣年代,个人化的书信像纯然手工的东西一样越来越少了。于是读信也不自觉地成为仪式。”B31如果此说成立,为什么读信会成为仪式? 让我们进入到具体的分析之中。可以把写信者对于笔和纸的迷恋看做前工业时代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时代中,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手工生产出来的。而写信者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同时也处在了手工生产的情境之下。手工生产是一次性的生产,同时也是高度个性化的生产,这意味着它既不可能复制也不可能批量制作。书信写作尤其体现出了手工时代生产的基本特点:书信写作不像其他写作,它不以进入印刷系统为目的,这意味着它始终以“手写体”保持着自己的生产特色。而为了使自己的文字承载更多的语义信息,写信者可以把自己的书信收拾出一片个性化的天地:纸的选取(是用宣纸还是用普通的信纸),笔的讲究(是用毛笔还是用钢笔、圆珠笔甚至铅笔),甚至信封的设计(在没有标准化之前信封也是可以手工制作的)等等,它们让书信中的文字有了某种拓展和延伸。在这里,写信者本人富有个性化的书写文字,再加上让那些文字鲜活起来的种种“信物”,为书信营造了一个情感生发、倾诉、交流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之中,无论是写信还是读信,都会对人构成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书信写作看做是一次小小的美学事件,也可以把书信的生产看做是本雅明所谓的富有“光晕”的艺术。 我们还可以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论述的意义上进一步思考书信的存在价值。海德格尔指出:“存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想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B32海德格尔虽然是在“诗人哲学家”的层面上思考“语言”与“存在之家”的关系的,但我们不妨借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说法让“诗人哲学家”与普通人发生关联。弗氏指出:“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是一个诗人,直到最后一个人死去,最后一个诗人才死去。”B33这就意味着普通人也是一个潜在意义上的诗人、作家甚至哲学家,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既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但是,书信写作却使他们对“诗人”和“哲学家”有了非常近似的体验,因为在书信写作中他们进入了一种“思想”和“创作”的状态,他们既可以抒情也可以说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通过对语言文字的调理与打磨确认自己的存在,进而去守护自己的存在之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写信者来说,纸和笔的意义在于他拥有了抵达自己内心世界的重要工具,他的心灵言说可以变成文字,而文字由于通过手的舞动,仿佛更具有了某种灵性和力量。 然而,短信时代来临之后,纸和笔消失了,“手写体”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键盘或按键。它们固然也生产出了文字,但这样的文字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海德格尔的思考: 现代人“用”打字机写和让机器“听写”(Dichten)这个词还有“创造性发明”的意思并非出于偶然。这种写的“历史”同时也是文字日损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字不再通过手来写了,不再是真写了,而是通过手的机械压力。打字机把字母从原本属于手的领地夺走了这意味着手从原来属于文字的领地退出了。文字成了某种“打”出来的东西。……当打字机首次成为大路货之后,用机器打出来的私人信函曾被视为缺少风度或是一种侮辱。今天,手写的信函使快速阅读减慢,因此被认为是老派的和不合时宜的。机械式写作在书面文字的领域剥夺了手的尊严,将文字的价值贬低为不过是一种交流工具而已。B34 打字机剥夺了手的尊严,文字因此遭到贬值表面上看,这样的判断显得匪夷所思,但实际上却暗示出一个为人忽略的道理:当语言也可以通过机器生产,手与心之间的通衢大道便有了机器的阻隔。这时,文字的生产速度固然已变得越来越快,但它仿佛只是大工业时代机器生产的一件产品,却很难成为呈现心灵世界的艺术品。把海德格尔的分析延伸于当今的短信生产中,我们可能依然会发现其思考的有效性。因为无论是拇指按还是十指敲,文字都已经脱离了手的线性连接,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的情感关照。因此,短信更适宜成为一种日常事务的信息交流工具,却很难成为一种情感传递媒介。有人在比较书信和电子邮件的写读体会时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正在读大学,家中的来信很多别字,需要用方言才能读得懂,但每收到一封就让我念想好几天。今天读电子信件,往往草草了事。这不仅是因为文字的易读,也因为情感的简化。而情感的私密性,其实与生俱来是警惕那千篇一律的方块字的。写信读信莫不如是。我的经验是,若是收发电子邮件,情感就自然收起。”B35屏幕上的方块字与情感的私密性相悖,这意味着邮件中的文字已找不到情感的“气场”;而读邮件时情感自然收起的状况,又让邮件中本来就已经耗散的情感进一步失踪。这样的收读经验显然也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文字贬值为信息交流工具的正确性。 如果说缅怀写信是对一种手写体文字之价值的确认,从而也是对一种情感的珍视,那么为什么人们对繁琐的寄信程序和等信、盼信之苦也一往情深、津津乐道呢?那里面是不是也隐藏着什么美学秘密?成方圆描述道:“传统的书信方式从写信、写信封、贴邮票到寄出就像是一个酝酿过程,比发E-MAIL慢多了,但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能体会到很多细腻的感受,内心所有的情感都一点一滴地浸透在笔纸间,同时想象着对方收到信时的样子,由于这个过程漫长,伴随而来的心情,或愉快,或惆怅,也就随之延长了许多。而写E-MAIL往往是匆匆忙忙,有事说事,还都是事务性的事,然后一点鼠标就走了。满屏的四方字一个个排列整齐,怎么看都觉得像施了人工化肥的蔬菜水果,全然没了中国字的内在神韵。”B36这样的描述让我们明白,书信无论从哪一个环节上都是以“慢”为其主要特征的,而在“快”的短信面前,它的“慢”也就呈现得更加分明。然而,也恰恰是这种“慢”成全了我们感觉的复活和记忆的苏醒。韩少功说,没什么急事的时候,他更愿意开车走老公路,因为“高速路是简洁明快的公告,老公路是婉转唠叨的叙事。更进一步说,老公路只是进入了叙事的轮廓,更慢的步行才是对细节的咀嚼”B37。而昆德拉(Milan Kundera)则说得更加绝对:“在慢与记忆,快与遗忘之间有一个秘密联系。……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B38而为了把他这个存在主义数学方程式阐述得更加明白,他甚至做出了如下论述: 我们的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时代也就很容易被忘怀。我宁可把这个论断颠倒过来说:我们的时代被遗忘的欲望纠缠着;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它迷上了速度魔鬼;它加速步伐,因为要我们明白它不再希望让大家回忆;它对自己也厌烦了,也恶心了;它要一口吹灭记忆微弱的火苗。 把韩少功、昆德拉的相关论述带入到我们关于书信与短信的体验中,问题显然会被看得更加清楚。书信由于慢,它因此需要全身心的参与,而情感活动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渐渐膨胀。而所有的情感由于绵延的时间,仿佛有了一个个的节点,也仿佛有了可以落脚之处。这样的情感体验是能够进入记忆之中的,而人的生命结构中由于有了这种情感记忆,似乎也变得更有分量了。而短信由于它的“短平快”,却有可能对人的情感活动造成一种屏蔽、麻醉、删除或稀释。结果,短信要不成为一种普通的信息,要不成为人的情感活动的“心灵鸡汤”。它的构成方式和运行方式显然不是为了让人记忆,而是为了让人更有效地遗忘。在这一问题上,昆德拉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运转的时代中时,信息的生产早已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为了减轻心灵的负荷,人们必须学会遗忘。于是,快与遗忘成为互为因果的东西,短信则成为快与遗忘的中转站,也成为快与遗忘的时代见证。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短信成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人们缅怀书信的慢,其实是对一种深度情感模式的向往。于是,短信时代的书信阅读变成一种仪式也就可以理解了:人们是在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与自己的过去依依作别,也是对这个时代默默的抗议。然而,这种抗议却又是非常微弱的,因为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已不再写信,我们也不可能期望别人给我们写信。当写信读信几近绝迹时,那种仪式化的情感也就成为一种残存的美学姿态。因其空洞和飘渺,很可能它会被实用主义的时代精神迅速取代。道理很简单,那些缅怀书信者都是有过书信经验的人,而在短信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人类,他们并无书信记忆,也不存在快与慢的情感对比。在这样一种时代语境中,他们还会怀念书信和那种仪式化的情感吗? 于是,最后的问题也就变得清晰起来:所谓书信的终结其实是一种古典性经验的终结,也是一种深度情感模式的终结。而在短信的蔓延中,我们体验到的却是一种叫做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经验的东西,它削平了深度模式,也把我们带入到一种轻盈的存在状态。这样的状态也许谈不上有多坏,但显然也不可能有多好。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我们会对它做出怎样的反应,我们都已成为了它的俘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很可能会长久地生活在这样一种高度敞开同时也高度禁闭的世界里:敞开的是信息的流通,禁闭的是心灵的歌哭。   注释: B19[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0页。 B20[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何道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 B22王一川:《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河北学刊》2005年第6期。 B23炜炜:《短信时代的爱情》,《福建文学》2004年第7期。 B24[日]今道友信:《关于爱》,徐培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T B25魏宗凯:《二手短信可能削弱祝福分量》,原载《新闻晨报》,http://tech.sina.com.cn/t/2006-01-30/1208831620.shtml. B26参见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7~202页。 B28弱水:《信》,http://www2.tianyablog.com/blogg …… mp;PostID=10869643. B29陈振林:《怀念书信》,《新青年》2006年第10期。 B30B31吴志翔:《书信往来成为古典事件历史使命已经面临终结》,原载《中国青年》,http://culture.china.com/zh_cn/i …… 0222/12122250.html

Co-China周刊 | 胡泳:不论手机为何而响

“我曾经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拉什科夫那个朋友: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永远没有时间。直到我的一个学生跟我说:“老师,不要说自己忙,因为忙就是心死。”我恍然大悟。忙,就是心死。心死的表现之一,就是‘低头族’。” 2010年5月,搜狐的张朝阳率领14个男部下(准确地说,是搜狐所有总监级以上男高管)前往青海攀登岗什卡雪峰。他们还拉上了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我问搜狐人士,张朝阳为啥要干这事?他说,你去看Charles的搜狐围脖啊,他说了,为的是要逃离城市。 于是我登陆搜狐微博,关注上了张朝阳,看到他在5月8日发了一条围脖曰:“北京的车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北京承载着全国的压力,几千个驻京办,这一代人对现代化高质量生活的期望还是能开车,开好车,有房住,在繁华市中心住,买了房子使劲装修,而空气恶化,食品安全,肥胖等后现代问题可能要等到下一代才上升为第一优先考虑的问题,而现在,人们似乎不是真正的关心,可是十年后社会普遍的健康问题,减寿,甚至癌症的发病率大幅度提高都与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我是受不了了,逃了。逃到郊外,逃到山里。” 看完这条围脖,我的第一反应是,中国还有多少地方可逃?第二反应是,逃不起的人咋办?(更加糟糕的是,很多人还不想逃呢,等着各种机会往里钻。)第三反应是,难不成就一逃不回头了么? 抱着这些疑问,接下来的一周,我每天都上搜狐微博去看张朝阳是咋个逃的。发现他率领的搜狐登山队有众多队员都开设了微博登山直播,其中不少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一路登一路发。有的时候,你甚至有点搞不清楚,他们是为了去登山呢,还是为了去广播自己的登山。比如这一条:“周围坐着十来个男人,每个人都低头在玩自己的机机,偶尔抬头大家都诡异的一笑。”这情形的确很诡异:置身雪峰美景,不去体验风光,而是埋头写微博。 张朝阳自己说:“微博时代首次登山,每个队员都是即时记者,大家没事儿全在低头看手机,与前方和后方的人七嘴八舌。”他回想起2002年第一次登四姑娘山,要靠有人骑快马从大本营下到小镇上,在一家小旅店门口用电话线拨号到搜狐的服务器(那时搜狐也提供拨号上网服务),把前方的消息发给外界,其时已是八个小时以后了。他感叹道:“八年了,通讯变化天翻地覆,希望变化的不只是科技啊。” 变化的当然不只是科技。的确要感谢“彪悍”的手机时代,感谢人人时代的互联网,否则不会有搜狐高管“全员播报的登山”,也不会有张朝阳5月13日14:40的那条微博:“雪山峰顶发的微博,应该是微博历史的首次,手都快冻坏了。”激动啊,现场的人激动,看官也激动。 曾有人问鲍勃·麦特卡尔夫,什么是互联网时代的下一个“夺命应用”(killer app),这位以太网的发明人、“麦特卡尔夫定律”的首创者毫不犹豫地回答:“永远在线”(always on)。何谓“永远在线”?简单地说,就是“随时、随地、随意”联上互联网,达到沟通无所不在、信息无所不在的境地。 “永远在线”意味着“拨号”的终结,“启动”的终结和“登录”的终结。网络连接将像电话连接一样:无论你何时拿起电话,电话里总是传来悦耳的号音,等待着同你交流。还有什么东西比移动互联更能够保证人们“永远在线”呢?无线产品早已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从早些年的收音机、电视、直播卫星到汽车的卫星定位系统,到当下的手机、平板、电子阅读器、可穿戴设备,处处可见无线的威力。在现有的社会之上,“网外人”不甚知晓的空间里,有人已经过上一种纯粹的无线生活:他们会用手机下载互联网内容、收发电子邮件和买卖股票;用数字终端播放音乐、传递照片和阅取全球定位系统的数据;用平板电脑欣赏电影、收看球赛并检查自己工厂里的库存。 当快速成长的互联网,遇上快速成长的无线产品,一个崭新的个人通信时代露出了曙光。然而,我最关心的还不是移动数据通信范围的扩大,而是它给我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一想到当我走下飞机或是登临高山,只要我有了一点冲动,就可以打一个电话、发一封电子邮件,甚至从互联网上抓一些资料,我就感到这是一种解放。 但它真的像表面看那样是一种解放吗?别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找到我,我的生活会如何被重新界定呢? 无法中断联系意味着无法逃避。但无线人类的问题比这还要糟糕。他的大脑必须适应无线生活的节奏,每隔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要回应一些新发生的事情。不久他就变成了一架机器,任何事情都做得很快。他买了速度最快的机器,但下载时间稍长就令他感到受了侮辱。他对信息无止无休的奔流上了瘾,想停下脚步,却身不由己。 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交流过度的世界里。网站太多了,微博太多了,短信太多了,比特太多了,而注意力却太少。速度过快、信息耗能过大导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们的创造性会受到损害。毕竟,创造性是在你心有旁骛的时候产生的。假如你的大脑总是在进行多任务处理,或是对外界事物作出被动反应,漫无目的的头脑游戏就失去了空间,而这本来是创造力之源。而且,如果你消费的信息同你周围的人并无二致,就不会有什么刺激因素激发你的另类思维。你接触不到出乎意料的知识,只能随信息之波而逐流,这股洪水尽管湍急,却没有深度。 没有谁描述这种状态比道格拉斯·拉什科夫更传神的了。他写了《当下的冲击》这本书,明眼人一望而知,影射的是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1970年的名作《未来的冲击》。拉什科夫断言,如果在20世纪末期,时代的标记是未来主义(futurism),那么,定义21世纪的,就是当下主义(presentism)。所谓当下主义,即过去与未来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紧跟现在发生的事情。 拉什科夫的一个朋友曾给他发短信说:“总是忙得不亦乐乎。所有事情都在同步进行。没时间,真的没时间。”托夫勒所预言的未来,很多都实现了,但吊诡的是,我们却没有时间享受它们。在永远在线、万物皆流的现实中,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找不到安放之地。 我们活在当下,这个“当下”却像一条鱼一样抓也抓不住。我们数字化的自我和模拟化的身体,被抛入一种永恒的对立当中。这将给人类生活带来怎样的长期影响——无论是生理、行为,还是政治、文化——尚无人能够知晓。 那一年,搜狐的高管们上了山,又下了山。我看他们的微博,无非感叹心灵的荡涤,精神的力量,信仰的神圣,重生的快感;他们诵心经,为中国的孩子们祈福,到玉树援助灾民,被雪山加持。我相信他们所有的这些感受与行动,我只是对这些感受与行动的持久性没有把握,因为信息之流滚滚向前,人们的逐流行动也永无休歇。张朝阳称,“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受到了雪山的加持而与过去不同。”可是,这种不同包不包括对一个问题的追问呢—— 张朝阳的微博说:“就在搜狐登山队登顶岗什卡的同一天,一支十人组成的中国民间登山队在攀登尼泊尔境内道拉吉里8167米雪山时,一人遇难,另一人下落不明,关于是否要登山,为什么登山以及怎样登山的问题近期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为什么登山?怎样登山?这是登山爱好者在这样的悲剧之后要向自己反复提问的问题。但我的问题比单纯的登山爱好者适用的范围更广:为什么要用微博直播登山?在令人敬畏的雪峰之上,为什么惦念着发出那条微博? 张朝阳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还是要回归文明。既如此,就既得享受文明的方便与舒适,也要忍受文明的焦躁与污染。无线革命给我们创造的生活也脱不出这个逻辑。这场革命昭示的意义,是回归人的主体性,让人从时空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时空的主动掌控者。然则,如果你无法成为这场革命的主宰,自己解放自己,而只是在等待技术来解放你,那你最终还是会成为技术的奴隶。 拉什科夫用了一句简单的话总结这个道理:“不论iPhone因为什么而震动,都不如此刻你的眼神交流更有价值。”真正的活在当下,不意味着追赶永无止尽的信息洪流,而是重视质量甚于速度,宁愿选择人的怪癖而不是数字化的完美。 我曾经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拉什科夫那个朋友。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永远没有时间。直到我的一个学生跟我说:“老师,不要说自己忙,因为忙就是心死。”我恍然大悟。忙,就是心死。心死的表现之一,就是“低头族”。 无论在人行道,地铁上,饭桌上,到处充斥着一群“低头族”。人手一台iPhone,iPad,Kindle,随时都低头盯着手中的方寸屏幕。请问,你能抬起头来吗? 有的时候,这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   文章原载于财经网博客 【原文链接】

Co-China周刊 | Thomas H. Eriksen:保护你的慢速时间

“很多事情人们永远也不需要知道。如果人们一天有几次能够做一些有趣的事,就会对自己更满意。大多数事情人们无需了解,即使是极好的东西。在这种背景下,比其他任何事情更重要的是,给自己的口味、价值观、兴趣和直觉装上健全而有效的过滤器。顺便说一句,这些东西只能够缓慢地获得。” 需要保护慢速的时间。一位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士提出的血泪申请,往往会遭到掌权者的拒绝。这需要公众的支持、社会福利和它所能得到的配额。速度如果控制得好,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人们可以依赖个人和职业的位置,在个人层面上用不同的方式保护慢速。但是为了不被速度生吞活剥,有必要自觉地加以选择。例如,可以做出这样的决策: 只在周一早上回复电子邮件; 周二去一个秘密的地方钓鱼,别人找不到自己; 每天上下班需要驾驶60英里,一个人在车上时,电话和收音机全部关掉; 周二与周三阅读专业期刊,不读报纸; 不设立自动留言电话,当自己不在办公室时,不用管那些未接的电话; 在用无线上网设备阅读新闻之前,总会阅读一首诗和两条注解;在下午4点半到晚上8点半之间,与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不接触外界的事情; 每隔一周的星期三去听音乐会,或者去听管弦乐作品,不受干扰也从不间断; 只要现在这一刻适合自己,就要拒绝下一刻的打扰。 其次,延迟是伪装的祝福。它们会为反省产生空隙,人们不得不了解如何利用它们。说比做更容易吗?当然。但是每一次人们因为会议延期而觉得宽慰时,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第三,小木屋的逻辑值得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在北欧国家(包括芬兰),小别墅或木屋的概念具有特殊的含义。只有一半的北欧人可以轻易地拥有小别墅,但每个人都明白其深层的意义。当人们抵达那些小别墅时,会发现它们要么位于偏僻和荒芜的山间,要么就在海岸线附近的荒滩上(因为各种原因,丹麦除外),此时缓慢的瞬间接管了一切。人们把手表放在抽屉里,等到返回城市后才把它取出来。对于别墅是否需要电视、电话和互联网,很多家庭都发生过激烈的讨论——尽管这些设备可以带来方便,人们却羞于承认这一点。尤其是在挪威,许多人甚至拒绝在别墅中使用电。在这种环境下,产生压力的不是管理活动的时钟,而是管理时间组织的活动。孩子们上床睡觉会比平常晚一个小时,晚餐是因为饥肠辘辘,只要你喜欢就可以随意采摘浆果或钓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的想象特别丰富,下一刻似乎永远不会到来,不需要越过这一刻去看它,把它放到一边去。(这几行文字的写作地点就是——你猜测一下——在我们的小别墅里!)目前,现代社会很少有市民会梦想永久地回到这种令人喜悦的时刻。我们对其他的乐趣知道得太多,也非常理解我们当前社会的复杂性,知道回归天然的梦想确实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我们别忘了别墅的状态完全不同于碎片化的匆忙情形,可是通常后者管理了我们的大部分生活。我认为在别墅的时间里,安排许多不同的活动会很有利,不过其前提条件是,这些活动不需要仔细精准的合作。(在这方面,似乎北部的人在处理专横的时间时,具有相对的优势;在英国,与此最密切的等价物似乎是板球,但事实上并非同一种事物。) 第四,所有的决策会排斥其所包括的事物。长时间的重要新闻节目以及很长一段时间待在偏僻的地域,可能会比其他的短暂选择更好一些;问题在于人们花时间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寄生于其他事情之上,而后者可能也要花费他的时间。当我被其他不太苛刻和互相不太排斥的活动包围时,我怎样才能确定,用一学期阅读康德的著作和待在一个节奏缓慢的泰式小渔村里,哪种使用时间的方式比较明智呢?如果我按照优先顺序进行处理,又该采用什么标准呢?因为缺乏不证自明的标准,很多人试图找时间做一切事。结果是每一件事或每一个活动都痛苦不堪。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 如果你有钱,可以不带薪休假,暂停工作和学习,并把孩子放到乡下友善的亲戚那里,让自己用上半年的时间搞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建议你首先考虑下列活动: 学习弹爵士钢琴; 在巴黎呆上6个月正确地学习法语; 在最新版的模拟城市游戏中,真正熟练地建构一座虚拟城市; 熟悉符号逻辑; 读一下《尤利西斯》这本小说; 照顾家庭并成为一个更好的厨师; 与朋友在咖啡馆或电影院玩个痛快; 在热带沙滩的吊床里悠闲地度过尽可能多的时间。 这些都是值得赞赏的好主意,但是自然不可能同时实现。可以把两三个主意合并在一起,但是计划中捆绑的主意太多,就会把事情搞砸。在这方面,我们这一代人有机会经历的概念,是我们的祖父母那一辈的十多倍,因而必定有所保留。报酬递减的原则和堆垛作用十分强势。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提到有些人具有不同寻常的能量与精力,可以同时做12件事,而且都做得很好。然后在做第13件事时,突然间就会做得一塌糊涂,或者会因为病症发作而精力衰竭。与任何悲观主义或新勒德分子关于使用“停止键”的建议相比,这种见解是一个更有成效的起点。速度是一份巨大的礼物,直到它失控为止。与其他许多人类学家一样,我在田野工作期间也住在一个热带村庄里。村庄的日常生活根本没有我们想要的那样缓慢。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时间不是一种可以测量的稀缺资源。生活以悠闲的节奏继续向前。自然的,数月之后我感觉非常厌烦。有趣的是,这也是许多村民的感受,尤其是年轻的男子和女子。他们从出生以后,似乎一直在等待生活的加速,因为他们生活在现代的边缘,接触的是大城市快速变化的电影与故事。 换句话说,他们不需要浪漫而无限缓慢的时间。现代就是速度。同时,埃科的“超现代性”的主要内涵,应该就是超速发展。 第五,有必要在快慢的时间之间有意识地进行转换。近来,坐立不安成了个人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正在茁壮成长。一般来说,这种心理特征的出现,往往是缓慢时间遇上了对快速时间的期待。上下班高峰期和延迟的航班就是最好的例证。《明镜周刊》的一篇老文章(准确地说是在1989年的文章),援引了一个9岁小孩的话语:“我的老师比保姆雅达利说话慢,有的时候慢得让我发疯。我在想快点,让我回家去找雅达利,她能更快地告诉我这些事情。” 然而,1999年在联合国对小孩教育的调查研究中,一个5岁的小孩接受访谈时说:“我从来不去玩。因为总有人说快点,我讨厌匆匆忙忙。”总的看来,这两个案例表明了当今同时存在的两种对立趋势:别人的缓慢引起的坐立不安,以及外部对速度和效率的需求造成的挫折感。 两个小孩的观点之间的差别,自然已经被包含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德国的9岁男孩(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能够调整自己的速度,而5岁女孩的节奏则完全由外界决定。解决方案是有意识地管理自己节奏的变化。 很多事情人们永远也不需要知道。如果人们一天有几次能够做一些有趣的事,就会对自己更满意。大多数事情人们无需了解,即使是极好的东西。在这种背景下,比其他任何事情更重要的是,给自己的口味、价值观、兴趣和直觉装上健全而有效的过滤器。顺便说一句,这些东西只能够缓慢地获得。 为了让慢速的时间留存下来,不仅仅需要这些个人训练的项目,还需要政府、贸易组织、雇主组织、政治家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必须将其嵌入社会的结构之中。仅仅呼吁每个人具有良好的心愿,还远远不够。好的愿望不受约束也无法托付给他人,迟早都会被制度系统埋没。人们很容易而且可以自由地伸出食指,说现在自己离线的时间多,很少看乏味的电视剧,读了一些好的老式期刊,不再写很多电子邮件,关掉了手机,乘坐火车而不是飞机去旅行,与小孩和老人呆上足够长的时间。虽然这方面的箴言具有较高的价值,但很明显它们也是有限的。如果要从根本上限制信息社会的副作用,就需要社会优先权。要是政治家、官员和企业主能够意识到,我们目前有一个黄金的机会,可以从快慢两个世界中获得最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只看到其中一个,那么我们将失去无法估量的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正像19世纪工人阶级为了使工业制度为末端服务(不仅仅是为资本家服务)而不得不耐心并强硬地斗争一样,我们这个时代的斗争是为了稀缺的资源——慢速,这将导致更大的对抗。可能因为技术专家(包括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大笔的金钱都处于错误的一方,他们在效率上共享一个价值体系,几乎将其视为一种宗教信仰。 文章节选自托马斯·H·埃里克森书目《时间,快与慢》 【原文链接】     推荐书目:《时间,快与慢》           作者:  挪威托马斯·H·埃里克森(Thomas H. Eriksen) 译者:  周云水  /  何小荣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年: 2013-7 ISBN: 9787550215160

Co-China周刊 | 黄志伟:移动的终结:科技、速度与旅行体验

“他们在移动,可是他们移动的方式是透过电子影像,因此他们的旅行和他们的移动能力都是模拟的,他们终究受缚于计算机椅上。他们的模拟的移动和模拟的旅行(虽然看似)较之一般人高级了些,可是到了最后痛苦的情境和一般人相比之下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除非他们真的愿意“起而行”,成为道地道地传统的旅行者,否则他们的痛苦和束缚于在地的人实在不会有什么不同。” 众说纷纭的现代性定义,在Berman(编者注:美国学者Marshall Berman)那里有个比较不具争议的说法。他认为现代性的乃是关于经验,此经验不论男子女人都共享,并同时和自我与他者、时间与空间、生活险境(peril)与任何偶发的可能性有关,要成为“现代”我们就必须许诺各种不同的风险、成长与改变。更深的一层的是,现代的环境跨越了地理和种族的差异,也跨越了国家和阶级的界线,同时也超越了宗教和意识型态的区分。在这个情境下,现代性整合了全人类。从这里出发,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向度探究现代性的歧异与经验。在本文里,我尝试结合”旅行”和”科技”两个角度来诠释计算机网络用户的现代性经验,阐释移动(mobility)的概念如何在下放到网上冲浪情境里,并且对Urry(编者注:英国社会学教授 John Urry )等人宣称的“观光的终结”(end of tourism)作更进一步的诠释,宣称“移动的终结”。1 一、旅行的变貌 旅行是一种和他者眼光与陌生现实环境的遭遇,同时也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过程。按照传统的说法旅行无疑是在某个时间点的某种异于本地的空间经验。从时间上来看,旅行者不但经历了某个时间过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她也因之产生复杂的时间体验;从空间的角度出发,身体的移动带来的空间的变异所代表的不单纯的只是地理情境上的转移,还包括了文化社会环境的反差遭遇。不论是波特莱尔的巴黎体验或是班雅明和辛麦尔的柏林体验,或是中国古典的山水游记,无不写就了传统旅行的典范。不论是波特莱尔《恶之华》或是苏东坡的《赤壁赋》,在时间与空间的变异中他们写就移动的身体经验,展现在读者眼前一篇篇令人动容的文章。不过这种”缓慢的”旅行观点经过19世纪中叶以来的交通和传播科技变革的洗礼之后,逐渐造成Giddens(编者注:英国社会学家Anthony Giddens)所言”时空调距”(time-space distanciation),在旅行的层次上形成的是旅行的社会化与组织化过程,换句话说,自铁路交通的开展以来,旅行(travel)渐渐脱离了个人层次,成为一个可经由社会过程组织的集体经验,旅行成为了旅游(journey),或者更传神的可以用“观光”(tourism)来形容。旅行社等“旅游工业”组织带着我们上山下海、穿越国家的边界,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可以全身进入,也可全身而退。旅行成为专门的事业,福特主义式的事业。习以为常的传统现代性见证代表人 — 漫游者(flâneur) — 或已被飞机乘客、火车旅客…等身份所替代。2 旅行形式的根本变迁,首先造成人的移动能力(mobility)根本改变。闭上眼睛去想象旅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通常我们再也不会将基于本地的(local)旅行定义为旅行,旅行似乎必须远渡重洋。远渡重洋的旅行看似让吾人的移动能力提高,提升了人们的万国性(cosmopolitanism),3吊诡的是这种移动能力的提升却是来自于旅行的组织化与社会化:一种个人层次的去技术化与旅行本身的专门化、事业化过程。旅行成为众多消费的项目之一,我们不需要具备任何知识也不需要了解目的地的任何情报,我们就能够轻易上路。 不过Harvey(编者注:英国学者David Harvey)的观点指出,福特主义式的生产形式已经由后福特主义式的生产所形式取代,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形式已经式微,这种生产形式与消费形式的基本变革表征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后现代主义涉及了差异的抹除、界线的取消、日常生活的美学化与媒介渗透的文化,是一个完全以视觉为主导的文化,体现在旅行上则造成了”观光终结”(end of tourism)的情境。按照Baudrillard(编者注:法国社会学家及哲学家的说法我们如今都活在符号里,我们如今都活在无所不在的拟像中,我们活在影像消费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里展开超真实的旅行(travels in hyper-reality),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旅行者的角色。 二、不公平的旅行与公平的结果!(?) 虽然说后现代表征的是符号主导的文化,吾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景观社会,仰赖它们主导我们日常行动。不过我以为,在后现代这种看似”公平地”全面为符号流、信息流和影像流弥漫的社会里,嵌埋在各种关于旅行关于科技的论述生产其实暗藏某种决定论(或多重决定论)倾向,换句话说,我以为在这些论述里隐藏着各种来自阶级、来自经济、来自社会、来自科技的不公平,这些阶级、经济、文化、社会等等条件与限制造成的是各种不同的新阶层的出现,每个人都可能被归纳在某个权力中心之内,可是却也被排除在某个权力核心之外。4这样的观点在Bauman(编者注:波兰社会学家 Zygmunt Bauman ) 那里得到共鸣,Buaman(2001)曾经说过”像所有已知的社会,后现代的社会,或消费社会,也是一个阶层化的社会”(张君玫,2001,p.107),如果电视的”符号之旅”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那么我预备以因特网的例子,说明要成为因特网的旅行者所存在的多重限制与权力分配,并且说明当代的网上冲浪高手们的悲哀情境。 首先来看看台湾地区计算机网络使用的人数。根据资策会的统计数字,台湾上网人口截至2001年6月为止,累计达七百二十一万人,计算机网络的普及率为32%,到了2001年12月底为止,上网人口提升到七百八十二万人,网络使用普及率为35%,其中宽带用户达到了113万户。5这个看似令人惊讶的数据,其实隐藏的许多研究方法和统计上面的问题。虽然目前有许多的数据试图说明使用网络的人口不断的提升,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关于因特网的近用依然只是少数人。决定一个人能否近用计算机网络除了最根本的经济因素的考虑之外,6至少还包括了社会因素7和文化因素8可以决定他╱她是否足以晋升为网络一族。Virilio(编者注:Paul Virilio 法国哲学家、城市理论家)认为,假如权力的施展愈来愈透过看不见信息网络,那么凡是没有办法和网络通电的人,就愈没有移动能力。如果我们假定宽带网络的用户的确通过了来自文化社会经济等等条件的考验,他╱她或许的确享有遨游四方的通行证,他/她或许因此成为各家网络服务公司争取的主要客户,他/她成为菁英份子,成为Castells(编者注:Manuel Castells 美国社会学家)归类活在”流动空间”(spaces of flow)的一份子 — 拥有来去自如的移动能力,随时随地享有上天下地的超能力。 可是在我的观点则认为,身处在网络世界的他/她也不必然的具备了移动的能力,推到极限,我认为他或她和最后的处境和那些基于地方,被绑在地方(locally tied)的一般人(或Bauman所说的“盲流”(vagabond))9其实没有两样,同样都动弹不得,虽然他或她看似握有更高的权力或移动能力,其实反而什么都没有。10 Bauman指出活在流动空间的居民都住在时间里,空间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再重要,因为空间的存在就是为了要证明时间能够消灭空间,就是要证明每一个距离都能够在瞬间获得克服。对于Bauman的说法,我相信一半,尤其是这样的观点体现在因特网的”初学者”经验身上的确相当传神。许多网络初学者的共同经验指出,进入此虚拟世界就像进入大观园{或者McLuhan(编者注:Marshall McLuhan:美国学者,现代传播理论奠基者)的“地球村”},形形色色的种族、网站、语言、次文化突然展现在屏幕前,新鲜感十足,久久不想下线。 然而对一个已经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等等考验的网上冲浪高手而言,我则认为他们所处的最后情境与可能与活在在地的居民并无二致,他们虽然握有这些资源,可是久而久之,使用计算机网络的新鲜感消失了,上网变成例行公事,或者他们久久久久地坐在屏幕前,不知道要下什么关键词、不知要按什么键或什么网址才能去有趣的地方,因为新鲜感消失了、因为不知道究竟何去何从,大观园的世界顿时化为封闭的世界,最后可能徒留黑暗空洞的屏幕。他们想要移动,可是再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们也从后现代版的自由转向后现代版的奴役。11他们在移动,可是他们移动的方式是透过电子影像,因此他们的旅行和他们的移动能力都是模拟的,他们终究受缚于计算机椅上,如果说传统的旅行实践在后现代转化为符号的实践,那么网上冲浪高手们所代表的可能不过是另一批与一般人形式稍微不同的符号实践者,12通过不同的接口,进行相同的实践。他们成为后现代较为高级的符号实践者,他们的模拟的移动和模拟的旅行(虽然看似)较之一般人高级了些,可是到了最后痛苦的情境和一般人相比之下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除非他们真的愿意“起而行”,成为道地道地传统的旅行者,否则他们的痛苦和束缚于在地的人实在不会有什么不同。 参考数据 台湾新经济简讯第九期 http://www.cedi.cepd.gov.tw/news/index01.cfm?ItemNo=009 张君玫译,Zygmunt Bauman着(2002):《全球化:对人类的深远影响》,台北:群学。 资策会网站 http://www.find.org.tw/ Harvey, David. (1989).

Co-China周刊 | George Dvorsky:选择适合你的虚拟现实体验

“更加彻底一点地去身临其境,你可以忘掉现实世界中的自己,体验亿万富翁的纸醉金迷,或者携高科技产品到蒙古游牧部落耀武扬威,忘掉你的现实身份……或者你会想给自己创造几个新朋友,和你现在的朋友不同,程序设定的他们会喜欢你的真实一面。” 编辑:前一段,我们预测了 《未来,游戏将如何入侵现实》 ;现在,让我们未雨绸缪,先挑选一下适合自己的虚拟现实体验,以免新时代来临时手忙脚乱。 技术的进步让虚拟现实的方式多种多样。 虽然我们距离完全虚拟现实技术实现还有几十年时间,但谷歌眼镜等一系列新设备已经为新时代拉开了序幕,我们也不妨“未雨绸缪”,提前选择好适合自己的虚拟现实体验方式。 随着科技迅猛发展,实现虚拟交互的途径会越来越多,幸好有未来学家替我们做了预测。部分软模拟还是主动群体体验?不熟悉术语没关系,我们会在下文逐一解释。 选择模拟方式 “增强现实(AR)”还是“虚拟现实(VR)”?这是你面临的第一个选择。 增强现实技术,可以将虚拟图像叠加在现实空间里。 如果你不想要过强的参与感,或者对于完全浸入虚拟环境感觉不那么舒服,增强现实将是你的最佳选择。相关应用已经出现在移动设备上,过不了多久你就能在谷歌眼镜上叠加“终结者”屏幕效果。未来更小的甚至是植入设备将进一步提升增强现实效果。增强现实的局限性在于它只是将一个虚拟图层叠加在现实环境中。 如果你喜欢《星际迷航》和《少数派报告》里的深入体验,全息虚拟现实会更适合你。技术成熟后,你只需要走进模拟设备,就可以直接和全息环境进行交互。这项技术的劣势是无法提供触感,只能靠用户自行想象(除非你穿上全覆盖触觉增强套装)。   《黑客帝国》里的脑-机接入方式。  如果我们再想远一些,类似《黑客帝国》里那种“脑插头”也将成为选项之一,虚拟的脑电信号传输入皮质神经,产生各种感觉,你可以通过这个插头神游天外。随着纳米技术不断革新,这个插头可能出现“纳米机器人进化版”,向脑中植入纳米级机器人,也能实现同样效果。 以上提及的都属于 硬模拟 范畴,你仍保留对身体的控制,但主观感受被直接操控。如果你想摆脱肉体束缚,那么软模拟就是最佳选项。软模拟需要你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超级计算机中,然后由程序生成新的意识,这也意味着你会失去所有的外部硬件支持。 《创战纪》的完全上传体验。 《黑客帝国》里的特工就是软模拟的经典案例,同样的还有《创战纪》里上传了的角色凯文•弗林。无论是他们的心理还是对外部环境的体验,都不依赖于系统之外的实体,是一套独立存在的系统。 至此你应该已经选好模拟方式了,下一步要选择你的个人体验性质。 完全模拟还是部分模拟? 在完全虚拟现实体验中,你的全部主观感受都由计算机生成,原意识会被完全抑制,由新意识取代,你不会意识到自己处于模拟世界里;部分虚拟现实体验中,你可以保有全部或大部分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你知道自己在模拟,清楚自己的身份,而且拥有全部回忆。这很像皮卡德舰长在《星际旅行:下一代》中体验的那样,“内心之光”。 皮卡德舰长在《星际旅行:下一代》中体验到的类似部分虚拟体验。 主动型还是被动型? 这个选项将决定你是否拥有自由意志。主动型虚拟现实中,你是完全“自由人”(就和《黑客帝国》里的特工一样);被动型虚拟现实中,你的行为是由程序来表达的(同时让你看起来像是拥有自由意志),你仍拥有表面上的心理活动和感觉意识,但你的原有意识将被抑制或不存在,全部行动都由计算机预设好。 个体体验还是群体体验? 在群体体验中,你将与他人共享虚拟现实环境,而每个个体都有自主的心理系统;个体体验将为你提供非常个人化的体验,除你之外的一切都是系统生成的。当然,这两种体验也可以混搭起来,让“真实”的人和机器再难分别,《十三度凶间》就是标准案例。   混合搭配 基于以上你可以作出最后的考虑,选择这些体验类型所有组合的其中一种。未来学家托尼•福利特指出,共有32种组合方式,其中只有9种可行或符合逻辑。比如部分模拟需要外在肉体支持,就只能和硬模拟搭配。 但随着更多虚拟现实方法的诞生,排列组合的方式也将更加丰富多彩。 虚拟假期 虚拟技术为新世界打开了大门,你会怎么使用呢? 增强现实技术催生了全新的游戏类型,让虚拟物品显示在现实世界中。想想吧,增强现实寻宝猎人游戏或者和虚拟人物约会。 更加彻底一点地去身临其境,你可以忘掉现实世界中的自己,体验亿万富翁的纸醉金迷,或者携高科技产品到蒙古游牧部落耀武扬威,忘掉你的现实身份……或者你会想给自己创造几个新朋友,和你现在的朋友不同,程序设定的他们会喜欢你的真实一面。 最后要提醒诸位,可能你现在正处于虚拟世界中——如果确实如此,那也不妨往兔子洞的更深处探索试试看嘛。   文章原载于网站io9,译文来自果壳网,译者Fornever 【原文链接】

Co-China周刊 | 腾讯科技:LivesOn:社交媒体能弥合生死的界限吗?

“如果未来的社交媒体平台,被无数数字鬼魂日夜萦绕,你是否还会登录呢?”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却并不意味着你社交人生的结束。市场上涌现出了诸如LivesOn、DeadSocial这样的服务,能够在用户去世之后,创造一个数字来世,继续更新Twitter、Facebook。“当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你仍然可以继续推特”,但如果未来的社交网络,充斥着无数数字鬼魂,那么用户是否还愿意继续使用? 请忘记占卜板。现在,如果你想要和故去的人交流,那么你需要的仅仅是Twitter。上周,查理·布鲁克(Charlie Brooker)的《黑镜》(Black Mirror)中,出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画面——一个悲伤的女子,正在使用数字服务,和她已故的男友交流。某些方面来讲,社交媒体似乎已经弥合了生死的界限。 3月,一款名为LivesOn的Twitter应用即将推出——这个服务将使用Twitter使用算法,分析用户的在线行为,并且学习模仿说话的方式,甚至可以继续网上冲浪,根据你的喜好like微博,为用户打造一个一个数字来世。正如口号中解释说的,“当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你仍然可以推特。” 这款软件的开发商Lean Mean Fighting Machine的创意合作伙伴戴夫(Dave Bedwood)表示,“这样的应用服务可能会面临一些伦理、哲学的争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被人冒犯,而另一些则会觉得愉悦。低温冷藏遗体的技术,需要不少的财富支持;但是LivesOn却是免费的。我认为这样的服务,远比一个被冰冻的大脑要受人欢迎。” 对此,40岁的企业老板米娅·史密斯(Mia Smith)表达了自己的浓厚兴趣。在她看来。这就像一种“有讽刺意味的遗产”,很有吸引力。“不过我不清楚,谁会对阅读一个电脑生成的我而感兴趣。在寒冷的日子里,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数字遗产”的发展,已经带来了令人棘手法律、道德问题:允许亲属使用你的密码,违背了很多网站的服务条款;而信息、照片的数字库的递交,业不能够很轻易地通过部分条款。Facebook已经向法院上诉,反对家庭成员递交死者数据的要求。 所有注册了LivesOn的用户,都需要提名一个能够控制帐户的人。而另一个服务DeadSocial,则把能量放在了死者手里。这是一个“数字遗产工具”,你可以设定一系列消息,并在去世后,通过Faccebook和Twitter发送。这款产品的创造者詹姆斯·诺里斯(James Norris)表示,“这样的服务能够在你健在的亲朋好友中,提升记忆,为他们创造一些价值。”诺里斯对应用的情感方面非常严肃,而他的团队得到了临终护理医生的支持。 然而,这样的服务究竟能否缓解丧亲之痛,仍然是未知的。马萨诸塞州媒体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帕梅拉·拉特利奇(Pamela Rutledge)认为,像DeadSocial这样的应用,就像是人们留给朋友书信的一种数字版本。在她看来,那些代表死者发布人工信息的应用程序,将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如果有人利用这些延伸出的时间,折磨或接近活着的人怎么办?死亡就意味着不再担负问责义务。” 如果未来的社交媒体平台,被无数数字鬼魂日夜萦绕,你是否还会登录呢?

Co-China周刊 | Matthew Fraser,Soumitra Dutta:社交网络的开放与封闭悖论

“具有高贵门槛的高级会员聚会和势利的乡村俱乐部,在现实世界的社会架构中具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是,在网络空间的开放式网络中,聪明的人就敢于相信弱连接的力量、网友的社会效用和不同人群的智慧。虽然开放式网络的优点并不会赢来 Beautiful People网站的喝彩,然而开放式网络和我们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恰恰是一样的。” “小世界”,这个针对全球精英的在线乡村俱乐部创建于2004年。它自称是社会名流和超级富豪互相联系的虚拟空间,在这里,他们不必担心受到狗仔队、偷拍者、逢迎者和星球上其他阶层任何人的打扰。这种精英会类似于中世纪的社会建筑。“小世界”将贵族与民众分离开来,好比是通过挖出一条咄咄逼人的虚拟壕沟从而建立起一个在线壁垒。 据传闻,该网站的尊贵会员包括时装模特儿纳奥米·坎贝尔、社会名媛帕丽斯·希尔顿和伊万卡·特朗普、流行歌手詹姆斯·布朗特、高尔夫大师泰格·伍兹、微软亿万富翁保罗·艾伦、好莱坞电影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还有美国旧货币资本家族的后裔们,其中包括费尔斯通、洛克菲勒和福布斯家族。 “小世界”是纽约投资银行家埃里克·沃特斯特( Erik Wachtmeister)的创意。他是一位瑞典外交官的儿子,他的成长经历似乎使其具备了一种世界英才所独有的开阔而长远的眼光。“我意识到存在着一个由直接或间接互相联系的人们组成的社区。”沃特斯特说道。他迷人的金发和潇洒的外表给人们一种感觉:在他的网站中,他将在那些被吸引而来的俊男美女们中如鱼得水,自得其乐。“你在每年的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都会经常看到这些人,一次又一次地相遇并互相谈论,‘啊,这个世界真的很小。你在这里做什么呢?’这就是我第一件感到惊讶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共同点不只在于他们认识大量相同的人,而且在于他们具有类似的需求、品味、欲望,甚至他们经常想要知道谁在哪里和谁在做什么。 ” “小世界”的圈子已经从最初仅邀请的500名会员扩大到全球大约30万名上层人士。除了身为一名会员得到精神上的奖励之外,“小世界”还使其会员能了解时事动态,比如在现实世界像棕榈滩、戛纳、迪拜、巴黎、纽约和汉普顿海滩之类的全球焦点地区中发生的名人名事。为了获得网络空间中这个有门槛的社区的入场券,你至少需要获得5个人的推荐。更重要的是,所有会员必须通过不超过三度的关系来联系其他人,这也是著名的六度分隔理论的一半,同时根据著名的小世界理论,它能分离绝大多数的凡人。此外,“小世界”网站具有一个“别跳丝绒绳”(no-jumping-the-velvet-rope)的规则,它只向其部分高级会员提供邀请特权。此规则将网络社交爱好者拒之门外,并且还将其他粗俗的富人和乌合之众归类至较低层次的富人阶层。 “小世界”网站不是自动自发产生的。一开始,它是作为一家商业公司而建立的。出于自己曾在华尔街受到的训练,沃特斯特潜心研究数据,钻研网站中的社会学。“小世界”网站的主要功能是信息共享,而它的价值体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该网站的超级富豪成员肯定感觉到他们是可以信任其他成员的。帕丽斯·希尔顿不打算问任何人在蒙特卡洛什么地方可以修脚。但是,在“小世界”网站上,她却能够得到值得信任的信息。 “小世界”的商业模式是具有吸引力的。它看起来似乎与网络效应的驱动机制相抵触。以下就是网络效应的标准定义:随着网站会员的逐渐增多,网络的社会用途则更加广泛。这一公理有时被称作“梅特卡夫法则”,用以太网发明者罗伯特·梅特卡夫( Robert Metcalfe)的名字命名,即假定网络的价值与网络使用者数目的平方成正比。梅特卡夫法则后来被大卫·里德( David Reed)修改,他认为梅特卡夫低估了网络实用价值的提高。根据里德的说法,包括社交网络在内的网络实用价值与它的范围大小是按指数规律增长的。梅特卡夫和里德都观察到:大型网络比小型网络更有用,因而更有价值。梅特卡夫注意到,从经济学观点来讲,在网络连接的范围达到了一定的临界值之后,网络效益的增长速度会明显大于网络成本的增长速度。 电话系统是网络效应的典型例证之一。在19世纪末电话发明后的初期,只有少数人通过电话互相联系,因此电话网络的实用价值是很低的。因为在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人喜欢通过电报发送书面信息。而贝尔将电话放在城市酒店的房间里,这让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们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她们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在穿着便服的情况下与完全陌生的人讲话。但是这种网络仍然十分有限,当电话在市场上的渗透率超过了一定的临界值之后,电话的网络价值开始剧增,这种好处不只是对于新用户而言,那些具有更多联系对象的早期用户也同样能享受到。 网络效应也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技术:传真机、移动电话、互联网、网络电话等。使用这些技术的人越多,它们对这些用户而言就越有用。那么逻辑上就有一个问题:如果网络的价值随着它的用户数目成指数规律增加,那么对于如“小世界”之类以会员数最小化为目标的社交网站,又会怎样呢? 显而易见,从严格的社会学观点来看,答案在于人们重视小型的、成员志同道合的、排外的网络。这是长期存在的有关人类本质的现象:人们希望通过一些在财富、阶级、口音、价值观、教育、行为方式、品味、着装等方面的差异表现自己较高的社会地位。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中说过,人们“往往喜欢那些与自己类似的人”。这种同质性由来已久,它促使许许多多的人去寻找“像我们的人”作为伙伴。 在虚拟世界中,这一社交本能可以被转变为单一的概念:社交图谱( Social Graph)。网络效应的严格计量方法是基于网络范围大小的,而社交图谱的定性评价则是基于网络中的社交连接类型的。简而言之,社交图谱概念强调了网络的社会内容,然而,网络效应则仅仅描述它的结构动态机制。沃特斯特在2006年年末明确提出: “像MySpace、Friendster、Facebook和Orkut之类的公司已经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因为它们主要是以青少年和年轻人为导向的。其中,会员们可能重视交往互动的数量,但却不一定会重视互动的质量……而‘小世界’采用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手段。在这个模仿现实世界的在线社区中,我们试着遵循文明行为规则,建立起与非随机联系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联系。与其他在线社区不同的是,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不允许使用别名或假名,不允许对其他会员采取粗鲁或攻击行为,并且只允许出现真实的、高质量的信息内容。 ” 请注意,在描述“小世界”时,沃特斯特分别使用了术语“现实生活”和“现实世界”。这无疑解释了或者至少证明网站禁止多重身份的行为是正当的。甚至更加有趣的是,“小世界”有“无商业目的”的策略,在该网站上没有广告的干扰。尽管现实世界的价值观和无商业目的结合值得赞美,但是这种结合却表现了“小世界”核心经营模式中一个有趣的矛盾现象。你能做到既使一个社交网站的用户数目和商业广告收入最小化,又让它赚钱吗?人们会迅速回答:不可能。 最终如预言一样。沃特斯特忍受了巨大痛苦,因而他采取了广告模式,以酩悦香槟( Moet & Chandon)、卡地亚( Cartier)、捷豹( Jaguar)和巴宝莉(Burberry)等奢侈品牌作为目标。但是沃特斯特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决定出售广告,他已经开始决定沿袭旧媒体的逻辑,即聚集观众。如果你的电视广播或报业的经营模式基于向广告主出售观众,那么与高层次的人口统计调查一样,你的主要动机无非就是想要提高观众规模。这也许是个小世界,但是广告者却喜欢大的流量。 这一悖论也许能解释以下事实,就在“小世界”的用户数激增到将近30万之后,沃特斯特大胆预测,这一数字将飙升到100万。他当时使用的关键词就是:网络效应。但是,随着“小世界”的用户数的增加,社交图谱中包含的信任和利用网络效应的商业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开始凸显。甚至有报道说“小世界”网站的用户正被放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出售。随着“小世界”网站的高级会员开始小心翼翼地退出,这个网站高贵的门槛也在逐渐下降。 “小世界”网站强调它一直在监管这个网站,以排除开网络空间中其他那些爱好交际的人。而且它又发布了一些新的规定:与任何一个陌生人进行直接联系,或者过于侵犯性地推销产品的会员将被驱逐。“小世界”网站甚至创建了一个被称作“大世界”(aBigWorld)的姐妹网,它好比是一个电脑垃圾回收站,“小世界”网站的会员们将阿谀奉承者、广告员、聚会推动者和不速之客等次要人群友好地“驱逐”到这个“大世界”网站中来。但是,精英会员们仍然感觉到了来自底层社会生活的入侵。在该网站的公告牌上有这样一则抱怨:“我参加过一些仅邀请‘小世界’会员的活动,但是我感觉到这些活动却是针对Facebook甚至是MySpace用户举行的。”另一位会员评论道:“我最近看到了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也在这个网站上,实际上他不应该在这里。难道只有我看到了吗?是谁邀请这些人的呢?”“小世界”网站开始吸取呼吁和退出的教训。 有趣的是,沃特斯特起初是在研究了Friendster的模式之后,受到启发才创立“小世界”网站的。但回首往事,他却似乎又在重蹈Friendster的覆辙。延伸开来,正如MySpace吸取了Friendster的教训,并通过提供更加开放、无结构的社交网络体验带走了Friendster的会员,而“小世界”网站的竞争者们则迅速地大肆利用“小世界”会员对该网站的不满,并通过提供更加封闭和排外的社区来获取会员。 它的竞争对手之一是“钻石舱”(DiamondLounge),一个专为富豪创立的网站。该网站创立于2007年10月,它的商业模式的设计之初目标就是为了避免具有“小世界”网站的缺陷。“钻石舱”每月收取会员60美元的广告订金,声称它的付费订阅方式可以避免广告陷阱,并防止那些烦人的、曾经渗透进“小世界”网站的广告员和公关人员进入。而且,“钻石舱”的会员们还允许拥有两种“身份”。一种身份是“舱”中的社会身份;而另一个则是“董事会”里的企业身份。两种身份的分歧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管理:在“舱”中,会员们限制别人查看自己个人身份信息的条件是年龄、性别和外貌之类的社会标准;而在“董事会”中,行业、头衔和收入之类的个人身份信息都需要提供。会员们也可以像Facebook“好友”之间一样交换礼物,只不过Facebook上的礼物是泰迪玩具熊的图标,而在“钻石舱”中,礼物却是真正的古奇香水。 “钻石舱”的总经理阿亚·马拉非( Arya Marafie)指出,像“小世界”之类的网站表面上声称要专门为富豪和名人服务,但是实际上却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而我们宁愿只拥有100个会员,而不愿意拥有5 000个不应该在网站上存在的会员,”马拉非在2007年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一旦这些社交网络中出现了不应该存在的人,那么这个网站就算完了。”因此,这个高贵门槛的准入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不过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钻石舱”如何与“小世界”这样知名的网站竞争,并通过变得更加封闭而获得利润呢? “钻石舱”并不是筑有壁垒的唯一网站。至少,正式来讲,它的市场策略基础是吸引尽可能少的会员。而另一个名为“ Beautiful People”的网站则宣传自己是“独家联系簿”(most exclusive little black book in the world)。表面上自夸自大的Beautiful People网站,要求每个申请加入者都必须提交近照,女孩子最好是提交泳装照,男孩子最好是裸照并能显示出自己强健的腹肌。照片提交到Beautiful People网站之后要接受三天的审核,而会员们会像电视真人秀节目中一样,以“四点吸引力”为标准,投出自己的选票。还有一个类似的网站, ModelsHotel甚至具有更加严格的入门政策:仅限于顶级时装模特儿,该网站由24岁的男模吉斯珀·兰纳( Jesper Lannung)创立,仅接纳来自前50个顶级机构的时装模特。兰纳说他创建ModelsHotel的原因是自己厌倦了MySpace上所有故作姿态的人和追星族们。兰纳补充道, ModelsHotel向会员们承诺:它会淘汰掉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家伙。 2007年年末,兰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说,他的网站已经收到了2000份申请,而他则拒绝了其中的一半以上。 ModelsHotel并不向幸运地通过申请的少数人收取令人反感的会员费,它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豪华健身俱乐部和迪赛牛仔等时尚品牌的巨额广告费。 同时,俄国亿万富翁、花花公子米哈伊尔·普罗霍罗夫( Mikhail Prokhorov)创建了名为Snob的网站,目标用户是像他一样的俄国超级大富豪。还有一个类似的网站名叫OutOrIn,它的高价值会员被描述为“久经世故的世界主义者、高级知识分子和商业领袖”,这些人往往“在著名的大学或寄宿学校上过学”。而在纽约,有一个只准邀请后加入的网站叫做CarbonNYC,它吸引了当地平均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大富豪。 其他的封闭网站则根据职业地位的排外原则组织在一起 Pingsta网站针对计算机行业的网络工程师, MyDealBook网站针对商业房地产专家, Sermo网站针对医生, Inmobile网站针对无线电行业高管人员, AdGabber网站针对广告行业人员,而Reuters Space网站针对的则是对冲基金经理、贸易商和分析师。这些网站并不希望利用网络效应。在这些网络空间的大门上赫然写着:仅限会员进入。要想加入,你就得出示真实的身份证明。并且这种网站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变化。例如, Reuters网站向会员收取订阅费。而Sermo网站通过向他们会员提供一项非医学服务赚钱,让他们拥有追踪医生间的在线讨论的特权,从而每年收取10万至15万美元的费用。为了获得医生所透露的有关新药物发展潜力的这种有效信息,金融机构投资者和医药业高管看起来愿意付出这样高昂而不合理的费用。 因此,开放与封闭讨论留给了谁呢?我们可以预计得到,怀疑论者依然坚持认为:封闭的专有性商业系统的逻辑将永远盛行。其他的评论家们则解释道,社交网站为了利用网络效应而采取了开放式策略,但是一旦达到临界点,它们就会拉起吊桥并从被封锁的社区会员中攫取价值。而一些如“小世界”之类的网站想要获得好处似乎有两种方法,即专有性的光环和网络效应带来的收益,但这是一对难以协调的矛盾。 某些毋庸置疑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些评论。然而开放式系统的拥护者正在发展壮大。谷歌的OpenSocial社交网络平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虽然对于Facebook来说不算什么。即使是微软,在作为不被羡慕的非专利软件的强大敌人几十年之后,似乎也开始拥有了开源模式。 2008年2月,微软宣布该公司将要开放源代码,这一消息举世震惊。在这场开源运动中,一些人称微软的宣布是“欺骗性行为”。而大多数人则拍手称赞,认为这一软件巨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我们完全可以为开放式交友网络的突然兴起作见证。 归根结底,开放或封闭问题的讨论将根据对社会贡献的测量而解决。诚然,这是人性的现象:人们在社会架构中进行自我组织并寻求地位,从而刺激了杰出、专有和封闭的价值观。同质性已经成为社会组织中约定俗成的规则,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不太可能随时迅速改变这种现状。但是,遗传学的法则向我们警告了近亲交配的危险,似乎在礼貌地忠告我们避免跟风。如果公民都隐居于社会回声室,其中每个人都满足于同类人的观点和价值观,那么要想开展一场令人信服的辩论是很困难的。从哲学上讲,社会组织的概念轻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三条基本教规: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表达自由。 开放赢得忠诚 让我们回到阿尔伯特 ·赫希曼著作的第三个主题:忠诚。我们对社交网站尤其是 Friendster和 Facebook的分析证实了赫希曼的见解。他观察到,如果对于消费者、员工或是公民来说,退出已然不可能时,他们便常常会诉诸呼吁。但是只有当呼吁得到留意和听从时,对方才可能获得他们的忠诚。 让我们看看与 Friendster不同的 Facebook是如何获取用户忠诚的。马克 ·扎克伯格显然重蹈了 Friendster的覆辙。首先,扎克伯格对 Facebook采取了更加严密的控制。通过采用类似《加州旅馆》的方式,扎克伯格有效地抵御了用户“退出”的风险。你可以在任何时候结账,但是你却永远无法离开,这是因为 Facebook保留了你的个人信息。这是虚拟身份难题中的另一个结。在 Facebook上,你的身份可能被盗用、创建、拷贝、分裂并塑造成一千种不同的形式。但是正如身外之物死后无法带走一样,你也无法带走自己的个人信息。你的 Facebook个人信息不是便携式的,而是一个终生合同。你可以离去,但是你的个人信息却会永远保留在上面。 扎克伯格可能认为,自己通过“关上门闩”就已经解决了退出问题。但是他很快便发现自己遇到了另一个更加直接的挑战:呼吁。 一些Facebook 用户对该网站的“不准退出”政策感到十分沮丧,于是他们开始吵吵闹闹地抗议起来,甚至使用他们的Facebook 主页发布自己的怨言。有一个名叫“如何永久删除你的Facebook 账户”的Facebook 小组积聚了4 000 多名用户。一位魁北克的博客作者史蒂文· 曼索尔(Steven Mansour)的呼吁和抗议则更加有效。曼索尔在他的博客中发布了一个讽刺性的文章,名为“关闭你的Facebook 账户的2 504 个步骤”,而文章的链接最终放到了Digg.com 上。至2008 年年初,这篇文章的浏览量达到9 万次。曼索尔在他的日志里欢欣地说道:“是的,我的确成功关闭了我的Facebook 帐户。这就好比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其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在第16 关的时候‘斩杀蛇发女怪’。而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当这些抗议愈演愈烈时, Facebook却仍然在努力摆脱 2007年年末灾难性的灯塔( Beacon)广告项目失败所带来的惨痛损失。“灯塔”是一项毫不隐晦地从Facebook用户中牟利的策略。它将用户的在线商业行为大批地向他们的好友进行“报道”。“灯塔”尝试着创建所谓的“社会化广告”,给人一种印象就是用户们正在向自己社交网络中的好友做广告。例如,当某个 Facebook用户在 iTunes上购买了一首歌曲时,他的好友列表上的所有人都会知晓。总而言之,利用了网络效应的“灯塔”是一项病毒性广告策略。而 Facebook对潜在的广告商所用的宣传口号则是:“以简单自然的社会化方式推动你的业务”。 Facebook的用户却并不希望为该网站创造广告收入,尤其是在他们不了解或不许可的情况下。于是他们采取了强烈的敌对行动。一个叫做 MoveOn.org的美国政治支持群组,积聚了 70 000条抗议签名,称“灯塔”广告模式缺乏足够的“选择退出”机制。对于 Facebook来说更糟糕的是,“灯塔”重新激起了用户长期以来对网站“不准退出”策略的怨恨。 Facebook之所以很难退出的原因如今看起来就很明晰了。因为该网站的商业模式似乎就是通过利用用户信息赚钱。 对于扎克伯格来说,有几件事情发生得太不是时候了。谷歌刚刚以自己大肆吹嘘的 OpenSocial项目作为筹码向 Facebook发出收购要约。该项目允许软件开发商为无“封闭”限制的所有社交网络开发程序。一些人推测 OpenSocial项目是谷歌在 Facebook拒绝被自己收购之后采取的报复行为。在拒绝了谷歌之后,扎克伯格相反选择了接受微软的小额投资,大概以 2.4亿美元转让了 1.6%的股份。不知是否出于敌意,谷歌现在向全世界宣布: Facebook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谷歌是开放的社会。与此同时,数据显示 Facebook用户数的增长也趋于停顿。令事情发展尤为糟糕的是,还有一些恶毒的“阴谋论”谣言,声称 Facebook的出资方是美国有钱的“新保守主义势力”,这些人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而且他们开发这家网站是为了促进某种意识形态的形成。 在受到四面夹击之后,扎克伯格决定出面坦白一切。 2007年 12月初,他发布了一篇日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对 Facebook采取了与原来截然相反的政策。“大约 1个月之前,我们发布了一项称作‘灯塔’的功能,试图帮助用户与好友共享自己的在线行为信息,”扎克伯格说道,“我们在设立这项功能时犯下了大量的错误,不过我们也已经分析了很多的解决办法。我们在这个功能上的更新做得不好,因此我向大家表示歉意。其实我们不仅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遗憾,而且也感谢来自于我们用户的所有反馈。”扎克伯格还表示,今后,“灯塔”是可以选择加入的,而并非未经用户许可单方面发送信息。两个月之后,扎克伯格采取了更多的措施以使其 Facebook用户能够更加容易地删除他们的个人信息。 Facebook用了 4周的时间处理“灯塔”灾难,又用 4个月的时间结束了“不准退出”的争议。不过,好在扎克伯格并不像 Friendster的创始人一样顽固,而是听取了 Facebook用户的意见并对问题做出了补救。通过坦诚地处理来自 Facebook用户的呼吁和抗议,扎克伯格获得了用户的忠诚,从而免于受到用户大批离去的惩罚。 忠诚理论对于所有的公司和组织来说包含了有力的教训。许多公司主管下意识地不信任开放式网络。因为它们威胁到了原有架构中的既定利益和现有安排。这一顽固的不信任态度并不是只基于在官僚制度中才存在的心理学政治。这就是另一个令人迷惑的悖论。根据网络效应的法则,开放式网络变得更加有价值时,公司却低估它们,因为这些开放式网络难以拥有和控制。而且,开放式网络也难以被重视为无形资产。 我们都知道, Web2.0工具就像计算机软件一样,可以创造经济价值。但是许多公司出于公司估价的目的而对这些无形资产顽固地持保守主义态度。还有许多公司不仅不将 Web2.0工具看作创造价值的无形资产,而且还将其看作需要管理的成本中心。主管们不情愿将价值附着在他们难以控制的任何事物上,常常将其评论为“操作风险管理”。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恐惧因素,而且目前公司经理人仍然在经受同样的教训。某些公司的领导人在令人窒息的官僚机构和隔音的董事会中,强令执行严格的角色定义,他们往往得到更多员工“退出”和“呼吁”的惩罚。而与此相反的是,另一些公司的领导人鼓励个人创造性和开放式合作,并且还真诚地听取员工和客户的意见,这些领导人得到的往往是员工和客户对他们的忠诚。 封闭的系统获益于原有的集权制垂直机构。而开放式网络则推动创造性、革新和经济价值的产生。当这两者发生抵触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令人不愉快的结果。但是最好的结果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并没有出现幻觉。不可否认的是,具有高贵门槛的高级会员聚会和势利的乡村俱乐部,在现实世界的社会架构中具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是,在网络空间的开放式网络中,聪明的人就敢于相信弱连接的力量、网友的社会效用和不同人群的智慧。虽然开放式网络的优点并不会赢来 Beautiful People网站的喝彩,然而开放式网络和我们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恰恰是一样的。   以上内容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交网络改变世界》(加)马修•弗雷泽、(印)苏米特拉•杜塔著  谈冠华、郭小花译   【原文链接】 推荐书目:《社交网络改变世界》 作者: 加 马修•弗雷泽(Matthew Fraser) / 印 苏米特拉•杜塔(Soumitra Dutta)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 Throwing Sheep in the Boardroom 译者: 谈冠华/郭小花 出版年: 2013-6-1 ISBN: 9787300171449  

Co-China周刊 | Diana Scearce:2015年的3种可能

“2015年,人们因为经受不住信息过载以及隐私泄露的打击而躲到各自的舒适区里,将自己保护起来。2015年,人们将更多的关注他们的邻居,并且经常跟邻居有联系。2015年,人们将变得无比关联、无处不移动。也许家住Charlotte,但大多数交易发生在纽约和洛杉矶。” 我们展望2015年,并且想象出3个不一样的未来图景,都是关于社区获取信息以及社区成员参与社区行动的故事。所有这些未来图景可能会同时发生,甚至有的已经在发生了。当你在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有哪些故事在未来是可能会带来极大改变的? 躲到舒适区 2015年,人们因为经受不住信息过载以及隐私泄露的打击而躲到各自的舒适区里,将自己保护起来。 这是由于人们越来越多的在互联网上分享自己的信息,并且很多时候是无意识之中。而与此同时,类似维基揭密一类的计划则正试图给整个社会带来最大限度的透明度,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偏执狂文化:我今天的行动是不是都会被记录,并且日后被发现?人们也尝试去控制这种全方位的透明和开放,但鲜有成果。 于是最终就产生了反作用。人们开始追求更大的安全和控制,只去看那些自己真的想看的东西,并且躲避自己觉得无关的理念和想法。人们想尽办法去简化和过滤自己获取到的海量信息,通常就是只依靠单一的或经过挑选的少量信息源。 在这样的一种不信任和不确定的环境下,改变将由那些可以带来真实性以及方向性的人以及他们发起的倡议所带领。能够给人们带来信任感、重新获得的开放性,以及带来新的连接以助于人们走出舒适区,这样的人将成为团结民众参与的核心动力。那些能够给人们增强信息可信度以及帮助人们理解复杂世界里所充斥的信息的工具将成为新宠。 认识你的邻居 2015年,人们将更多的关注他们的邻居,并且经常跟邻居有联系。他们通过网络来实现家具、出行、抚养孩童等等的共享。人们自己去打扫公园、自己去发现和修补坑洼的路面、还有是自发的协力去改善一些社会服务。彼此交流碰撞越多,邻里间的信任越强。没有一个集中的或单一的组织在带领这些行动。人们就是从社区里走出来去做这些事情,并且彼此感染,越来越多人参与其中。 当联邦以及地方政府变得越来越无能,并且有越来越强大的民间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这一图景将浮现出来。在地方的基础设施变得干涸之际,居民走到一起,在现实以及网路上连结起来,去填补这个空白。 网络连接帮助居民自发的去做一些事情来满足他们自身以及社区的需要。人们可以轻松的过滤信息,为自己需要干的事情找到搭档,不管是专业服务、为病危的邻居提供护理、或筹资进行马路维修都能有新的办法找到一起干事情的人。在线的议政大厅也使得居民参与意见表达变得更容易。 但上述的这种紧密连结性也是有不好一面的。生活在共同文化和习惯圈的居民容易短视,看不到更大的全球视野。甚至有些社区内部联系非常紧密,要引入新的观念都变得很困难。生活在此间的居民可能是参与度极高的,但他们不一定对事物和世界很了解。 在这一情景下,社会变革将由那些能够给大众带来更广阔视野以及联系不同群体和意见的人所带领。居民之间的联系将通过居民自身主导的行动而维系。 移动自我 2015年,人们将变得无比关联、无处不移动。也许家住Charlotte,但大多数交易发生在纽约和洛杉矶。也许有人对于远在异国的种族屠杀非常关心并且努力尝试制止,但他很可能连自己地方领导人的选举也漠不关心。社区已经变成是一个流动的概念,这一概念更多的将由人们的个人偏好而不是地理位置而决定。 这一情景得以发生,乃因为移动设备的价格越来越低并且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这样的设备。人们用这些设备来做任何事情,从购物到谈情说爱。 植根于某一个地点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人们只需要为自己所认定的兴趣社区推选“市长”,而这样的社区不一定就是自己居住的社区。 经济衰退继续,同时地方的基础设施也继续恶化。于是大家不得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家长开始在家里通过网络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来自全球的最优质的教育。 但这样的一种移动化以及自己动手的趋势是一种精英化的趋势。当那些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并且比较富有的人脱离地方事务,而与外地建立更多联系时,一个新的阶级结构将由此产生,这就是相互连接的都市精英以及没有相互连接并且不得不根植本地的大众。 这群相互连接的精英他们是通过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来消费(和生产)信息。结果是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很狭隘,但积累很深。 在这种情景下,那些能够将地方以及市民生活变得有趣的人将成为社会变革的引领者。他们懂得利用自动动手的精神,并且将这一精神推广到社会参与的领域。那些能够带来多元化高质量信息,以及能够为尚未彼此连接的社群创造关联的人将找到新的香饽饽。 诸位读者:您觉得所有这些故事所展现出来的未来社区参与的“新亮点”在哪里呢?   (文章原文来自workingwikily,由Tony Yet翻译,Tony Yet 08年底创办了TEDtoChina.com,09年创办了TEDxGuangzhou, 10年加入爱聚网,12年创办了猫头鹰实验室。他对互联网、公益、社会创新、草根媒体、游戏以及hacking等话题感兴趣。) 【原文链接】

Co-China周刊 | William Powers:走出拥挤的数字房间

“她站在窗台上说,“啊,多么美丽!我想去外面,比什么时候都想。”她像引吭高歌的歌者一样,张开双臂,向宇宙挥舞。“准备好了吗?”你问。她点了点头。闭上眼睛,轻屈双膝,一、二、三—你们跳了下去。” 啪、啪、啪、啪、啪、啪……① 想象一下,你在一间巨大的屋子里,屋内空间宽敞,足以容纳10多亿人。此时此刻,所有人都陪伴在你身边。 房间大且不说,布置也极为精致,只消走几步,你就能找到任何一个人。不管想找的是谁,你都可以轻松地走到他面前,拍拍他的肩膀。 这正是你的日常生活状态。每天你在屋内走来走去,不管走到哪儿,都会有人来找上你,拍拍你的肩。有些人拍得很轻,有些人下手很重,但目的全都一样—他们都想占用你的时间,跟你说点儿事情。 有的人会问你几个问题;有的人会找你帮忙;有的人会热情地兜售东西;有的人会从你这儿买东西带走。 有的人会叙述近来旅游的见闻,把照片拿给你看;有的人只想谈业务;偶尔会有人专程跑过来,对你诉说他的思念之情(这种行为略显奇怪,毕竟,你们是待在同一间屋子里的),末了还紧紧地拥抱你;也会有一种人,他来找你只是为了聊聊最近想的做的,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事,他都会巨细无遗地告诉你,比如“我正在吃芝士汉堡”,还把手中的汉堡举起来,让你看得清楚。 有时候,好几个人会同时找到你。而且就在你聊天的当口,还会有其他人和你搭话,于是你不得不作出取舍,选择谁先谁后。 你一般都会彬彬有礼地聆听来者的谈话,自己也会出发去找别人聊。屋子里总是有新鲜事情,你学到了很多,感觉兴奋不已。在这10亿人之中,大约有二三十个人在你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子。只要有空,你都会跑过去问候他们,每当他们回访,你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啪、啪、啪、啪、啪、啪。 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继续。在大房间里,交流谈话一刻不停,像在举行永恒的庆典。 而你像屋内的其他人一样,也有一块自己的专属区域。这片区域装饰得很漂亮,你就住在里面,吃喝玩耍,日子十分惬意。只是有一个缺憾,这片区域没有围墙,随时可能有人闯进来找你。如果你正在睡觉,他们会留下消息,有时候还标上“紧急”的字样。每日清晨醒来,你都会看到几十条有待回复的消息。 在屋内生活了几年后,你不禁有几分厌倦之情。来访者太多,你累得精疲力尽。于是你暗暗渴望抽出时间离开人群,不想再听到他们的请求和要求,你想挣脱这间屋子的奇怪引力。 就这样,你决定要出门度假,离开屋子几天,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闭上眼,你想象得出那个地方的样子—万里无云的碧空,清新的空气,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林间的鸟鸣和微风的絮语。最开心的是四下无人,你可以独自静坐,任思维漫无边际地徜徉。 越是想象那个地方,你出走的欲望越发迫切。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么好的法子呢? 你收拾好包裹,朝屋子外围走去。不久就看到了一堵高墙。你的视线随墙面游移,搜寻门的所在,却不见其踪影。墙面似乎无限延伸,凭着直觉指引,你向左边走去。 你继续沿着墙壁前行,一路上仔细张望出口。走在路上的时候,大家仍跟平时一样来拍你的肩膀。每隔几分钟,都有人过来找你聊。 每当你答完问题,办完事情,都会向他们询问最近的出口在何方。这个问题你翻来覆去问了很多遍,但所有人都一头雾水,帮不上什么忙。许多人说,他们从没见过什么出口,很抱歉。 也有人轻巧地避开了你的问题,拿眼睛直勾勾地盯了你一会儿,好像是想琢磨透你的心思。 只有一个人,一个戴草帽的女人,听了你问这个问题后,面露真正的欢喜。 她说:“出口?真不敢相信你问这个问题。我也困惑了几年啦,如果你能找到的话,告诉我一声行吗?我好想出去走走,如果能出去一个小时,叫我放弃一切都行。” 你正想问她为什么这么说,可是话没出口,就有一个女伴插嘴进来,打断了你。 她甜甜地笑着向你挥手:“祝你成功啊!记得我的话!” 于是你又上了路。几个小时过去,你仍没有看到出口。你感觉很不对劲儿。在你来到房间以前,离开是很容易的事。小时候,父母开着房车带你去湖边郊游,一家人住在小木屋中,整整两个星期都无人打扰。 大学毕业后,你搬进了城市里,几乎每个周末都跟朋友出门旅行,爬到高山上,跑到海滩边。这些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所有人都做得到。 可现在怎么就出不去了呢。就在你打算放弃的时候,墙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洞。附近有人在转悠,但不会走到洞口,就好像不知道这里有洞,或者虽然知道却并不在意一样。 这个洞不算是真正的门。洞口呈圆拱形,高约3米,宽约1.2米。底部有一个窗台,只达到膝盖的高度。窗台表面平坦宽敞,正适合人坐上去凝望窗外风光,而且现在无人占领。 于是你向窗外望去,发现风景完全不同于想象,你本以为能看到一片理想的度假胜地,有高山、峡谷和蜿蜒的山道,哪知眼前只有一块黑色的幕布,缀满了明灭不定的微弱闪光灯,就像过圣诞节时挂在树上的彩灯。 几分钟后,等到眼睛适应了一切,你终于想起来这些不是闪光灯,而是星星!你正在欣赏的是宇宙,是太空。看起来这间屋子已经飘离了地球。你突然想起在哪里读到过,冰川上的冰块,有时会断裂飘走。你觉得,这间屋子不就像冰块一样吗?他们说冰川会“崩解”,那么这间装满人群的大房间又会怎么样呢? 很显然,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掉头回到自己的专属区域,要么走出窗户,看看会发生什么。 后一种选择是很冒险的。出去后,你还能呼吸到空气吗?你会心旷神怡地飞离房间,还是会突然掉下去,吓得魂飞魄散? 一旦你走出了屋子,肯定需要找到返回地球的路。能不能碰到早些离开的人,向他们问路呢? 你猛然想起,可能从来没有人离开过屋子。如果有的话,你早应该听到过传闻。消息在房间里不是传播得很快吗? 就在你沉思这些问题的当头,有人轻拍你的肩膀。如果在平时,你一定会转身回答他,但这一次你犹豫了。你心里好奇到底是谁找你,找你有什么事。是认识的人吗?还是陌生人呢?但眼前的景致让你目瞪口呆,你舍不得转过头,哪怕一分钟也不愿意。自从搬进屋里后,这还是头一次你没理会人家的要求。感觉真是疯狂,可你又隐隐觉得,这么做很正确。 你爬上了窗台,站在上面,一手扶着拱门保持平衡。你向前探了探身子,看看下面到底有什么,结果看到的是更多的星星。星空无边无际。 背后仿佛有人。 “希望你别生气,我跟着你上来啦。”你听出了这个声音,原来是那个戴草帽的女人,她也在爬窗台。 “来。”你伸手拉了她一把。 “谢谢啊。”她站在窗台上说,“啊,多么美丽!我想去外面,比什么时候都想。”她像引吭高歌的歌者一样,张开双臂,向宇宙挥舞。 “准备好了吗?”你问。她点了点头。 闭上眼睛,轻屈双膝,一、二、三—你们跳了下去。 (文章节选自 威廉·鲍尔斯《哈姆雷特的黑莓》一书) 【原文链接】

Co-China周刊 | Rachelle Klapheke:全新的美国照片:道格•里卡德在用谷歌街景

“谷歌街景中并不存在这样一双主动诠释图像的眼睛,这使得这些图像具有了一种神秘的意味。” 29.942566,新奥尔良,路易斯安娜州(2008),2009 33.665001,亚特兰大,乔治亚州(2009),2010 42.418064,底特律,密歇根州(2009),2010 82.948842,底特律,密歇根州(2009),2010 34.546147,海伦娜-西海伦娜,阿肯色州(2008),2010 120.074209,弗雷斯诺,加利福尼亚州(2009),2010 39.177833,巴尔的摩,马里兰州(2008),2011 32.700542,达拉斯,德克萨斯州(2009),2010 83.016417,底特律,密歇根州(2009),2010 摄影师道格·里卡德(Doug Rickard)(作品有《美国郊区X》(”American Suburb X”)和《这些美国人(“These Americans”))从2009年初开始沉迷于谷歌街景(Google Street View)的线上世界之中。这种虚拟旅行带着他来到了美国最贫穷的一些地方。“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底特律’,或是‘达拉斯’,或是‘弗雷斯诺’,即使我们从未到过那儿,”里卡德告诉我。“我觉得我选择的照片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那些对这些地方的偏见和被媒体灌输的看法,但我还是对这些美国的土地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探索,花了一千多个小时,对这些地方的情况有了一个了解。 谷歌街景中并不存在这样一双主动诠释图像的眼睛,这使得这些图像具有了一种神秘的意味。“视角的高度给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对于主观情感上的解读和作品的潜台词有一定影响,”里卡德说。“同时,谷歌对人脸的模糊化处理以及图像的低保真度使个人变成了一种符号或者说标志,成了更宏观概念的代表,比如种族和阶级,而不再是希望被识别的个人化的故事。”他说,他对于这些图像的利用使其成为了一种有价值的摄影形式。“我希望表现出美国梦的另一面,而这些作品同样也因为我的选择而变得非常个人和主观,”他说道,“所谓摄影就是延伸。就我个人而言,我痴迷于此,我看见了一片广阔的前沿地带正在展开,满足并激励着我的这种痴迷。” 所有照片均由纽约尤斯·米洛画廊(Yossi Milo Gallery)提供。里卡德的”全新的美国照片“正在该画廊展出直到11月24日。 了解更多: 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photobooth/2012/11/doug-rickards-street-view.html#ixzz2C135dHMX   英文原文原载于《纽约客》网站,中文翻译刊载于译言网,译者watercenter                                                   【原文链接】

Co-China周刊 | 香港电视声明全文

香港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下称“香港电视”)主席王维基就政府公布免费电视牌照的安排,作出以下回应: “香港电视2009年12月31日向政府递交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我们一直信任政府、信任制度;信任会得到公平、公开、高透明度的对待;在等候发牌的3年10个月期间,一直努力创作及制作不同类型的节目,决心革新香港电视业。截至2013年2月28日,已合共投资2亿元于节目制作上,并投放2亿6百万港元营运开支。此外,资本性开支为5亿2千万港元,用于将军澳兴建多媒体制作中心、购置电影级拍摄器材、及办公室物业购置。至今、我们已拍摄200小时剧集、完成100小时综艺及信息节目、亦已购入800小时的外购节目。 成立香港电视的目的,是希望为香港人带来欢乐、带来更多娱乐节目选择。为创意工业带来一点希望和生机。 岂料昨天政府公布,香港电视的申请不获接纳。我们对此不合理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根据各家申请机构所提交的建议书,香港电视在财政能力和承诺、节目投资、节目策略、制作能力及技术水平等,均超出所需要求,亦是三家申请机构中最具能力的。我们至今仍未获告知,究竟香港电视的申请为何不获接纳。此外,由“无发牌上限”到现在的“三拣二”选美制度,当中改变游戏规则及评核标准,至今我们及香港市民仍一无所知,一切在黑箱作业的情况下进行。 香港电视现有约500名员工。面对商业及集团营运的挑战,我们必须保留实力,决定裁减约320名无合约年期的员工,保留部份创作及制作人员。未来,香港电视将一如以往,继续为香港创意工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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