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如果我们借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术语，可以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看成两个不同的“研究纲领”（ Research Programme ），而那些作品就是研究纲领所带来的成果。那么现在看来，‘乌托邦’纲领已经趋于退化（当然不是说它绝对没有生命力了），而‘反乌托邦’纲领则仍在进步中。‘反乌托邦’谱系的小说、漫画和电影，它们警示、唤醒、启发世人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它们还将保持很长时间的艺术生命力。” 所谓乌托邦思想，简单地说也许就是一句话——幻想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 用“乌托邦”来称呼这种思想，当然是因为1516年莫尔（Sir T. More）的著作《乌托邦》（Utopia）。但是实际上，在莫尔之前，这种思想早已存在，而且源远流长。例如，赫茨勒（J. O. Hertzler）在《乌托邦思想史》中，将这种思想传统最早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而他的乌托邦思想先驱名单中，还包括启示录者、耶稣的天国、柏拉 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修道士萨沃纳罗拉15世纪末在佛罗伦萨建立的神权统治等等。在这个名单上，也许还应该添上中国儒家典籍《礼记· 礼运》中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前莫尔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大致如此。 但是这个如此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最终却以莫尔的书《乌托邦》来命名，也有合理的原因——因为莫尔首次采用了文学虚构的手法，来表达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这种雅俗共赏的形式，使得这一思想传统得以走向大众。 自《乌托邦》问世以后，类似的著作层出不穷。如安德里亚（J.

“历史上，大一统中国的统治阶级一直试图垄断与‘天’的交流，但没有成功。‘天’成了个体与群体的自我修养和道德生活的精神资源，它能够为自我的发展提供一整套计划，而且可以在自我和超越之间提供链接，能够达到一种普世的定位，不仅可以容纳杰出的人们，也可以为更广泛的社会目的服务。” 当中国沉醉于“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之中时，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教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霸权，而是更公正的世界愿景。近代的普世主义从康德起一直延续到马克思，曾是理 念、原则和伦理的源泉，但这种思想资源后来逐渐让位给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从古代东方思想的历史资源中寻找普世伦理和超越精神，也许能够为今天的个体如何 与其所生存的环境相联接提供一些借鉴。   问 ：在这个时代的语境里，“普世精神”被泛政治化了，但普世精神应当不仅仅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概念吧，比如说我们可以诉诸中国传统？ 杜赞奇 ：有些人可能会完全拒斥历史上的普世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历史是断裂的并且是有差异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严肃对待普世主义，因为这代表着理念和原 则的源头。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在它缺席的情况下运转。现代世界之所以濒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危机，就是因为现代普世主义从西方的特定环境下产生，却没有很 好地解决问题。  那为什么现在还要讲普世主义？在我看来，民族国家的格局和整个世界之间越来越不协调，所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 种世界观念的支撑。民族国家的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产生国际联盟组织，以便共同处理超越国家的问题。可是我一直说，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联合国无法达到它 的理想，因为民族国家为了在全球竞争中维护自身的主权利益，总是会系统化地推卸自己对世界的责任。而民族国家为了在这种竞争性的世界秩序中生存，必然会发 展出一套非常强的自我 / 他人对立的政治身份（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例子，所有人都要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乌托邦，从政治 上和经济上战胜敌人而奋斗。  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大潮改变了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之间的格局。利益相近的国家开始结盟，新自由主义使得国家将 公共资源逐渐私有化，这一切令民族国家和全球性之间本来就不协调的关系更加剧烈了。本来应该负责长期发展项目的国家和地方管理机构受新自由经济目标的左 右，开始追逐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全球性的环境恶化，这已经无法靠一国一地的政策去解决。生态不稳定会影响水源 和农作物，这些问题是无国界的，为了表述并处理这些问题，民族国家不光要与他国合作，而且必须与区域性和全球性组织分享主权。  在我看来，中国必须对这种根源性的失调状况有所回应，并从历史传统中或是新型普世主义概念下发展一种世界性的理念。我在这里用“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这个词，指的是所有人类都属于某个社群。这种归属感能够与其他身份认同的社群分享（如地区、国家或宗教），一个世界性 的社群必须能够与相近的其他社群分享主权。换句话说，一个世界性社群的机构或代表必须能够在政治社会的某些领域中做出关涉主权问题的决策。   问 ：不少中国学者提出传统的“天下”体系很有世界性。 杜赞奇 ：中国的“天下”理念可能是存活到十九世纪末的最后一种古代世界的普世主义。历史上大部分帝国文化都有来自超越体——要么是上帝，要么是一种非人 化的创造，比如“天”——授权的普世理念，这样才有正当性。在这些传统中，超越体成为普世伦理的认识论权威，所以伦理能够让社会更好地组织运作，并且能够 对人民提出自我牺牲的要求。  中国学者里最积极地提倡将“天下”体系作为新型全球秩序的是赵汀阳。他在一篇论文中叙述了天下观产生于公元 前一千年的商周过渡期。周作为一个权力有限的政权，却成功管理了一个疆土大得多的帝国，因为它以一种世界眼光来管理，将天下政治置于地方之上。赵汀阳还认 为，天下模式在当代的拓展应包括：一个世界政府控制更大疆域的领土和军队，其附属国应承认世界政府以获得合法性，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在其他大部分事务上保 持自治。文化帝国不是基于强力和自利，而是使用礼制作为手段来限制自我及其利益。天下是一种等级制的世界观，秩序高于自由，精英治理高于民主，政治机构有 高低之分。  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批评了赵的观点，他认为从赵使用的《老子》、《庄子》等文本中无法推导出 自上而下的治乱方式。老庄所讲的“乱”，代表着一种“去中心化的多元秩序”，不是那种要求上方发令的混乱。此外，王铭铭还指出，天下观不能以一种方式去理 解，应区分秦统一前后的两种变体。的确在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天下”失去了“和而不同”的特质，而变成了帝国规则。赵汀阳在后来的文章里承认秦以后的 “天下”理想被扭曲了，但他依然认为天下体系的核心在于自上而下的政令。我觉得这很成问题，如果单靠礼仪秩序本身就能让政治领导施行仁义，那为什么我们还 要假设一种高度理想化的人的概念，以及学习修辞呢？退一步说，就算礼仪制度在周朝运转良好，我们还需要考虑宗族关系等其他控制资源、平衡权力的复杂因素。  如果说要将天下体系这种古代体系搬到当下，就更怪异了。如果政治体系不是基于民主选举，我们不知道谁会代表世界政府及其掌管的巨大资源。正因如此，卡拉汉怀疑这种普世主义形式所代表的不是后霸权时代的理念，而是一种新霸权。   问 ：那么您觉得古代中国中的哪些思想资源具有真正的普世性？ 杜赞奇 ：“天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概念，我觉得它不是特别有用，因为这不过是另一种谈论帝国的方式。我觉得更有用的概念是“天”，“天”的概念更有 包容的潜力，它本身的定位就是超越性的，并且嵌入了伦理理想。伦理生活在中国社会无疑是一种意义深远、极为重要的理想，这不光是对潜在的圣王而言。历史 上，大一统中国的统治阶级一直试图垄断与“天”的交流，但没有成功。“天”成了个体与群体的自我修养和道德生活的精神资源，它能够为自我的发展提供一整套 计划，而且可以在自我和超越之间提供链接，能够达到一种普世的定位，不仅可以容纳杰出的人们，也可以为更广泛的社会目的服务。当然儒家也讲社会目的，而道 教、佛教更是拓宽了社会的范畴，它们也关怀动物、自然等等。  当“天下”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时，“天”和“道”继续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独有的观念，你看康有为、章太炎那一代的学者，他们就有非常强的普世观念。   问 ：您觉得现代人还能理解并接受“天”这样的古代哲学概念吗？ 杜赞奇 ：我不是要人们接受古代哲学的概念，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古代哲学所运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说被现代化时代给毁掉了。近代与自我相关 联的是民族国家，而现在民族国家也淡化了，现在成了市场。所以我们也应该寻找新的思想体系，比如可持续发展，或其他具有全球性、普适性的体系，使得自我可 以与之关联。  我对“天下”观有很多批评，就是因为你不能把古代的政治观念很僵化地套用到当下的现实。我对中国传统概念的运用和中国新左派对传统概念的运用有很明确的不同之处，我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不是“天下”观之类的制度化的表达，因为它无法应用于现代世界，现代世界已经改变太多。我觉得 依然重要的，也是有价值的，不仅是历史上的观念，也是中国人如何将自我与世界相连接。这种连接虽然被民族主义者一度破坏，但我们还是应该找办法与其他普世精神相关联，而且这些精神应与我们的时代特征相符。   问 ：您曾经提到现代普世主义的一大问题是缺乏超越性。但我们的确身处在世俗年代，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那样。 杜赞奇 ：我的确认为现代的普世观缺乏超越性。但我也认为我们可以有一种超越性的世俗，我正在写一本书，就是讲世俗世界的超越性。不然的话，我们如何去理解许多人愿意牺牲生命去奋斗的事业呢？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牺牲了很多个人生活，就是因为他们脑海里有更高的目标。我觉得，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也 正在成为一种超越的理想。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最后的超越性理想，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更高的目标而牺牲自我，这更像一种殉道精神。当然这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问 ：说到超越性，您觉得宗教思想资源是否能有帮助？有时候宗教信仰更容易让人走向极端…… 杜赞奇 ：从某种程度上说，亚伯拉罕诸教（指世界主要的三种有共同源头的一神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因为这三种宗教均给予圣经旧约中的亚伯拉罕 崇高的地位，且均发源于西亚沙漠地区，来源于闪米特人的原始宗教——编按）这方面更糟糕些，而非亚伯拉罕宗教则没有那么强的我们 / 他们的分野。亚伯拉 罕宗教倾向于认为，你不归顺我，就是反对我。这样的信仰是很难讲道理沟通的，所以我通常在非亚伯拉罕传统尤其是东方传统中寻找超越性的资源。 问 ：一方面我们在寻找可行的普世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似乎在走向分裂，极端主义越来越多，共识越来越难以形成…… 杜赞奇 ：任何时候都没有人会要求一个完全统一的世界，但是的确存在一些普世性的目标，是人们所渴求的。这正是我们叫做超越性的东西。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许 多带有超越性色彩的团体出现，有些是半政府性质的，有些是非政府组织。中国也有许多类似的群体，尤其在大连、云南等地，种类也丰富各异。它们都不是单一的 孤立的体系，而且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共享管理程度。我的想法不是简单地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把它们变成一个大联合国或是什么世界政府，我觉得在各国应该有 不同程度的民间组织，并共享一种理念，这些理念不必是系统的意识形态化的观念，但应有明确的目标。这类组织在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尤其重要。我还认为这些 目标应该有超越性的一面，这样才能激励人们去努力。  有一本书叫《摩擦：全球关系的民族志》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很有意思，是一个华裔美国人类学者罗安清 （Anna Tsing）写的，讲印度尼西亚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如何团结起来拯救森林，与那些企图毁掉森林的跨国企业斗争。他们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组织协作，所以必须得有一种共同的理想；而另一方面，要使共同理想得以实施，其方法必须是能够普及的。   问 ：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历史上的普世精神能为现代普世主义提供怎样的借鉴？ 杜赞奇 ：首先，需要重申强调的是，整体性批发古代秩序或原则是不可接受的，是反历史的。古代思想能为我们当下的状况提供借镜的，是实质性的目标及其达成 的方式，比如应该如何重塑自我和自然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其次，我们能够从韦伯所谓的“东方智性宗教”中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中华帝国时期对于自我和超越之 间的反省式连接的历史方法。在东方传统中，较少依赖信仰，而较多依靠冥想、伦理熏化或瑜伽养生等实践。  现代普世主义对超越性或是乌托邦 真理的投入不是特别自信。这种犹豫是很有道理的，看看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的例子就知道了，纳粹借助神圣化的情感宣泄和仇恨高于理智的美学获得了疯狂的权 力。所以我并不宣扬宗教性的超越精神。但是没有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能够不靠象征物和情感力量来完成，所以，超越权威的各种形式最需要分析的首要问题就是神 圣和理性的互动。哈贝马斯和保罗·利科对此都有论述，当然他们主要分析的是亚伯拉罕诸教的传统。  我们在讨论“天”和“道”时，会发现连 接神圣权威和理性目的的其他方式。不论是对一个家庭主妇还是一个儒家圣人来说，“天”都是人类伦理使命的源泉和最高评判者。但“天”又不是像上帝那样的拟 人化存在，不会给你现世报。谭苏宏认为儒家思想中“天”的功能很模糊，而且时常自相矛盾。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探讨“天”的模糊无为的性质，同时也应该探索 自我修养的技巧和实践在保持“天”的伦理权威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天意”在帝制时期常被控制，但中国缺乏权威的神职人员对“天意”进行明确解释，所以给 各个时代留下了相当大的阐释空间，使得我们的时代可以对之进行更为理性的阐释。到了民国时期，就连“三纲”也得到了相对有弹性的阐释。这种允许人们自我授 权的弹性空间正加强了“天”的象征力量。如果“天”在民国时期仍能够发挥作用，在今天又有何不可呢？不管怎样，当代的普世运动总可以从中华帝国晚期的天授 人权的方法论中获得一些启发。 (盛韵:《东方早报》记者。杜赞奇:历史学家、汉学家，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原文链接：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2-05/06/content_617107.htm ) 【返回目录】

是日关键词： 绝食   综述 香港90后学生团体学民思潮下午发起占领香港特区政府总部运动，要求当局立即撤回“洗脑式”国民教育科。学民思潮三名中学生宣布绝食，在绝食宣言中引用北岛名句，引起极大反响。当晚，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社运活跃人士叶宝琳、朱凯迪以及文化评论人梁文道在政府总部现场举办论坛“黑暗时代如何做好公民”，将运动现场变成公民讲堂。   行动发起机构—— 学民思潮 简介 学民思潮（Scholarism）是由一班九十后组成的学生组织，主张以社会行动介入政府施政，坚信“立于街头，走进人群”。“学民”表示学生不是“社会未来的主人翁”，乃是现在社会公民，学生绝对有权力影响政府施政。 使命 学民思潮（Scholarism）是一个在2011年6月由九十后组成的学生团队，组织初期命名为“学民思潮 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联盟”，以示组织团队以撤回洗脑国民教育为目标，关心政府在国民教育上推行的政策。直至2012年3月，学民思潮以“改变始于足下”为口号，透过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记招和街站，终令政府宣布把国民教育科延迟三年推行，而学民思潮也在大半年内组织了不少中学生参与社会行动，令学民思潮团队加以壮大。 在2012年3年，组织会将名字简化为“学民思潮”，以示团队除了关心政府在国民教育的进展外，更会广泛地关注教育、青年和政制议题。我们绝不只流于学生圈子内凉着冷气吹水论政，空泛地提供平台关心社会，而且必会继续透过社会行动介入政府施政，坚信“立于街头，走进人群”，让社会大众得知学民思潮的核心理念：“学民”表示着学生也是社会公民的一部分，学生不是“社会未来的主人翁”，乃是现在社会公民，学生绝对有权力影响政府施政。   行动宣言——“回归根本理念。坚守承诺抗争。展开升级行动。全面占领政总” 占领宣言：“回归根本理念。坚守承诺抗争。展开升级行动。全面占领政总” 7月29日9万名市民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参与人数均属政府与主办单位意料之外，学民思潮与民间团体感到非常鼓舞，政府却对民意视若无睹，在全城震怒之下梁振英和吴克俭仍表示“国民教育科九月将会如期推行”、“除九万名市民上街反对，有更多没上街的市民心里支持”、“沉默的大多数支持进行开展期”…… 面对无情的政府如铁板一块般响应市民，港大民调展示“六成市民要求搁置科目”对政府完全起不了作用，现时政府只是使用多种手段尝试拖延反对国民教育科阵线的运动，务求在九月开学时，待学生家长教师开始忙碌时逐一击破。 面对政府视民意如草芥，学民思潮不想让7月29日成为反对国民教育科的顶峰，并以9月1日的嘉年华集会作终结。学民思潮曾在游行向市民承诺八月会有“升级行动”，在罢课前尝试展开一切可行的社会行动，当民意起不到作用，我们就要以行动基进化向政府反击，以我们的根本理念“立于街头，走进人群”为基础，在8月30日（星期四）至9月2日（星期日）展开占领政总行动，在政总实践公民教育和聚合民意，为的就是要梁振英立即承诺撤—回—课—程！ 当有人询问我们占领政总的行动会否过于激进？学民思潮的回应是：“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即使学民思潮不少的学生也不用读国民教育科，但为下一代挡住洗脑教育，作为社会公民我们的确责无旁贷。其实数十年来的社会运动，学生一向也是走在最前线，勇于提倡变革和基进行动向政府抗争！ 学民思潮曾在七一号召三千人包围中联办抗议政治任务、连续一周追击吴克俭、动员九万名市民游行、八天内摆设八十多个街站收集超过十万签名、连续五天追击不愿撤回国民教育科的候选人、三天内完成23里长征对官校鼓励学校停推洗脑科…… 一切一切方法早被学民思潮用尽，我们决意坚守729向市民许下的承诺，在八月展开真正的升级行动，寻求新的可能性，让民意升温！让民意聚合！让抗争运动再创高峰！由8月30日（星期四），梁振英农历年的生日起一连三天占领政府总部，目标就是要求梁振英为国民教育科“埋单计数”，以撤回课程作一个了断！   行动主题——“ 埋单计数 。 撤回课程 。 占领政总 ”   日期：8月30日（星期四）至9月1日（星期六） 时间：每天早上九时半至晚上十一时（活动时间）；其余时间通宵留守 地点：金钟政府总部 主办：学民思潮   学民思潮发表“绝食宣言”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北岛的《宣告》正正说出了我们只想做一个人，我们想做回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在暑假的日子里和家人旅行，与友人嬉戏，但我们的心好痛，我们无法丢下心痛不顾一切，来到八月的最后两天，我们知道仅余的日子不多，但不甘心，我们仍心存希望，我们深深相信国民教育科会被撤回。 慢慢的长路，我们走得很累，但我们从不轻言放弃过。我们相信坚持就能看到希望，我们走过一个年头，这些日子不管是风雨交加的八号风球，还是三十多度的炎夏，我们撑着伞，我们任由大汗迭小汗地走在街头上，走在人群中，为了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为了的是香港的下一代。 我们很爱惜我们还能看到的是非黑白，我们很喜欢我们还能听到的真确事实，我们很喜爱我们还能嗅到的民主气息，我们很爱护我们还能触到的自由自主，我们很珍惜我们还能说到的敏感议题。但我们怕，我们很怕，怕下一代不再如此。 曾经我们以为九万人的游行能感动政府，在我们的一片吶喊下政府居然漠视我们要求，我们哭了，家长抱着孩子哭了，香港的明天也哭了。但我们年轻，我们疯狂，我们相信，所以我们勇敢。我们哭泣过后，拭干泪水再次站起来。 我们绝食绝不是用生命威胁政府，更不是为了成为英雄，所谓“民以食为天”，我们放弃人最基本也是最需要的食物，为的是告诉政府我们的专注，我们的坚定，我们要求政府立即撤回国民教育科。亦希望我们放下欲望的同时，大家能够和我们一同关注，甚至专注。 我们清楚知道生命有多可贵，但我们更清楚我们的下一代不可成为傀儡，我们渴望他们能够有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情感。如今我们放下最基本也是最需要的，不是愚昧，是我们已无计可施了。包围中联办、追击吴克俭、九万名市民游行、摆设街站收集十万个签名、追击候选人、长征……一切一切我们都尝试了，但政府仍然充耳不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政府的卑鄙我们看到了，但我们绝不可允许他的通行，我们绝不可低头，我们坚持信念，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科。 为了思想自由，情感自由，为了下一代，为了香港的明天，我们自愿绝食，坚决不已。撤回洗脑国民教育课事不宜迟，梁振英政府必须站出来响应要求，面对民意，你责无旁贷。 我们相信明天的阳光，也相信我们能够每天看到晨曦的阳光。   广场日程   8月30日（星期四）活动： 1. 占领政总启动仪式 记者招待会 时间：下午四时至五时半 嘉宾：黑纸会林日曦、陈强及阿Bu 2. 营地设计布置 时间：下午五时半至六时半 3. 晚饭（大会将会一同购买饭盒） 时间：晚上六时半至八时半 4. 论坛《黑暗时代如何做好公民？》 时间：晚上八时半至十时半 主持：叶宝琳 嘉宾：梁文道、朱凯迪 回应：黄之锋 5

是日关键词： 演戏   综述 绝食第二日早上，特首梁振英到政总广场探望学生，说希望学生保重身体。黄之锋将标语交给梁，后退半步对其鞠躬，但拒绝握手，应对甚为得体。学民思潮批梁振英探望是“演戏”。教育局长吴克俭则称没有参与运动的大多数香港人“沉默即支持”，此语一出舆论哗然。   广场日程 8月31日（星期五）活动： 1. 早餐（绝食者除外） 时间：十点至十一点 2. 自由活动/运动/做暑期作业 时间：十一点至一点 3. 午餐（绝食者除外） 时间：一点至二点半 4. 国民、公民与中国维权运动 时间：下午二时半至四时 嘉宾：独立中文笔会 潘嘉伟，还有更多 5. 学民思潮音乐会 时间：下午四时至五时 嘉宾：学民思潮Band队 6.

是日关键词： 晚会   综述 活动原定结束日（学民思潮原计划只持续三天）。当天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进入小高潮。下午反国教大联盟在添马公园、立法会广场和政府总部举办“公民教育开学礼”嘉年华，以9月1日传统开学日为契机推行公民教育。晚上政府总部继续有大型集会，晚会主题“良心话事，守护孩子”，多名艺人参与演出，其中著名组合达明一派现场献唱社运歌曲《天问》。有大专生、家长和老师宣布加入绝食。   广场日程 9月1日（星期六）活动： 1. 公民教育嘉年华会 时间：下午二时至五时 2. “良心话事，守护孩子”迫爆政总大集会 时间：下午五时至八时半 3. 通宵占领讨论会 时间：晚上九时至十一时   广场直击：公民教育嘉年华会（下午五时至八时半） 纵然天气阴晴不定，间或有狂风暴雨，却无阻数万名市民的决心——坚决以行动对国民洗脑教育说不！政府总部立法会广场9月1日下午举办“良心话事 守护孩子”公民教育嘉年华，大会播放反洗脑儿歌和国民教育恶搞短片，教协、学联、国际特赦组织等二十多个团体自发设置摊位，以游戏及主题式探究表明洗脑教育的祸害。 嘉年华中二十多个摊档分为“体验学习区”和“探究学习区”，让成年人或孩童都能按程度理解国民教育的内容。体验学习区主打游戏和经验式学习，例如“社工反洗脑教育行动”便设置“反国教民主墙”，在10呎乘10呎的白布上印上大型图案，让市民用不同材料如纸碎、颜料等，在图案上拼贴、上色和写上心声。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摊位则以“法治”为主题，市民在摊位可测试自己对中国法制的认识，学习法律和人民权利的关系。天主教团体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更制作“钓出禁鱼”游戏，以钓鱼形式作答关于“六四”的问题。 “一人一蛋运动”摊位颇受小朋友欢迎。负责人之一Kenny分享，嘉年华前一晚才在网上与一众家长构思以粉饰鸡蛋赠予学民思潮学生。他们特地在早上煮熟二百多颗鸡蛋，赶在下午送到政总。硬蛋壳上附了市民七彩的心意，寓意保护这班莘莘学子。就读中一的唐同学与朋友自发前来嘉年华，他指出同学之间已广传国民教育科内容偏颇并有洗脑之嫌的说法，所以特前来支持学民思潮的行动。 小画家透过绘制鸡蛋表达对学民思潮的支持 探究学习区摊位则尝试“以理服人”，教授公民和人权知识。譬如独立中文笔会，选录刘晓波等中国狱中作家的作品，亦包括藏族和维吾尔族作家的作品，让参与者了解中国言论自由现况，抗衡政府在国民教育课程中对中国和汉族为主的单一角度描述。支联会青年组特设《中国民运数据中心 vs 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大检阅！》电子小册子，由专人即场教学。 张祝珊英文中学校友关注组有设摊，是众多已成立的校友关注组中较为高调的一群。校友Johnny忆述，关注组成立的导火线是学校于8月期间对于是否推行国教科仍未有明确立场。“一众校友在8月中一次聚旧有感要向学校施压，于是火速成立关注组，人数由当初的十来人扩充至百多名校友。”他们在十月校董会会议前会继续收集签名，作为与校方谈判的施压工具，未来则会担当更积极的角色，如在校内早会时段举办相关的演讲。他希望全港的校友会都能发起关注组，一起守护香港的下一代学子。 未知嘉年华举办期间，学民思潮同学仍在绝食的时候，特首梁振英、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以及其他特区官员在做什么。相信香港市民都在疑惑，政府何时才正视市民的声音？ 嘉年华中不少团体在现场收集签名，抗议洗脑教育。图为张祝珊英文中学校友关注组的摊位。 （原文链接： www.inmediahk.net/守護孩子-多元攤位反洗腦  ）   广场直击：“良心话事 守护孩子”公民教育开学礼大集会（晚上九时至十一时） 继学民思潮三位同学绝食52小时后，十位大学生、学者及教师于9月1日在政总的集会上宣布开始绝食行动，直至政府撤回科目为止。已年届60但仍加入绝食行列的老师韩连山表示，反对国民教育科是教育界历年最重要的其中一场战役，老师应群起加入。“如果输了这一场仗，什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都会逐渐步向灭亡。我们要誓死坚持！”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下称“大联盟”）呼吁市民于周一开学日下午三时到政府总部外集会，要求梁振英下午五时前撤回国教科。 继729反国民教育大游行九万人上街后，昨日有大量市民参与了大联盟发起的“良心话事 守护孩子”公民教育开学礼大集会。大会宣布有四万人参加，警方则表示高峰期有八千一百人。 集会下午五时在政府总部外添马公园举行，虽然天气不稳，但骤晴骤雨无损参加者的热情。这是首次在添马公园举行的大型活动，而大批家长带着不同年龄的子女出席，以至于公园草地出现爆满情况。不同界别的人士，包括文化及演艺界、宗教界、社福界和教育界等不同人士分别上台发言。集会期间维港上空一度出现彩虹，令现场气氛更为炽热。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上台发言时，表明学民思潮会贯彻学生运动无畏无惧的精神，继续占领政府总部，直至当局撤回国民教育科。社会工作学者邵家臻说，学民思潮后生可畏，让人不敢小看他们的年青。 反对国民教育运动可能是继八九民运以后，最多演艺界人士表态的一场社会运动。电视艺员欧锦棠是李小龙的粉丝，他引用偶像的话，说明热爱自己民族不等同盲目爱国主义，更认为香港人不应活在枷锁之中。电影导演郭子健感到目前香港的情况很特别，一方面各界别面对不公义的事情时都众志成城，一方社会难题源源不絶，令他感到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Beyond 成员黄家强携同太太及五岁的儿子出席，献唱之余表明强烈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因为推行的后果是荼毒人心；他不想儿子成为北韩儿童，只会盲目爱党。 晚上集会人数没有减少，而群众情绪更为高涨。电影人岑建勋的演讲尤其引起集会人士共鸣。岑坦言，作为一个社运老兵，香港目前的情况令他心痛。他呼吁群众站出来，守护下一代。他批评政府没有认真聆听市民的声音，是不负责任。政府试图将问题化装成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提出学校可以根据本身情况，决定在未来三年任何一年推行国民教育。岑建勋批评政府的提议完全是本末倒置。 C All Star 及 Rubberband 在集会中段出现，达明一派则压轴出场，是近5小时集会的高潮。黄耀明于台上说：“由台上看政府总部，它就像属于天子的地方，而我们就是蚁民。香港人要打破‘天不能问’的诅咒，有要求就要大声发声！”达明一派面向政府总部，演唱《天问》一曲，该曲创作于八九六四之后，哀叹中国人的顺民性，当权者就是“天”。“我们不可以再做顺民。”黄耀明说。 民主运动薪火相传 八九民运后成立的支联会，一向强调薪火相传。支联会青年组代表邹旻芳上台发言，指出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企硬，国民教育祸及香港下一代，必须立刻撤回。教师、家长和学生随即在台上合唱《问你点解搞呢科》，象征跨代三方拒绝洗脑国民教育。 带着两位小朋友参加集会的王先生认为，香港学生需要的是有世界观的公民教育，而不是情感教育。对于吴克俭和梁振英漠视要求的表现，他怒斥“连人都不如！”一向敢于就时事表庇的吴美兰老师接受访问说：“今天集会的声音明显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梁振英上台时曾讲过要积极听取意见，那么请他听听今晚集会人士的声音。” 新高中的通识科含有“现代中国”、“今日香港”及“全球化”单元，已经能让香港学生在身份认同上取得平衡，并发展批判性思考能力。而且，现时的中国历史科远比国民教育更能为学生提供整全的国民意识。因为历史课程源自严谨的质性研究与论证，以尽量还原历史真相，避免误解历史和随意加上主观判断为原则。 为少数族裔人士提供服务的香港融乐会总干事王惠芬亦认为，政府硬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是妄顾少数族裔感受的行为。香港少数族裔人士大多数来自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强加中国国民的身份，会令他们感到其原来族裔身份受到排斥，更可能会演变成种族歧视。 培正中学和张祝珊中学两校的校友分别成立了关注组，要求校方拒绝推行国民教育。他们在立法会外摆设摊位，争取签名支持，并呼吁大家继续努力，准备好作长期抗争，直至当局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张祝珊校友会的代表发言，呼吁所有人一起行动起来，“未能改变呢个社会，只系我地未够努力。”培正中学校友林匡正则呼吁，市民在九月九日踢走保皇党，并高呼共产党下台。 小说作家乔靖夫在台上带领众人一起做运动，教授“抗国民教育”四式。他认为不论学生、家长或其他香港人，都不应人云亦云，每个人都应该有独立思想。他认为政府现时的态度令人难以接受。集会期间，场内反国民教育的口号声此起彼落，矛头直指特首梁振英。 发挥大象的力量 图：吴美兰老师质疑爱国不一定要爱党，爱国也不需要政府教，叫政府“悭D”。 虽然集会比原定的时间迟了近个半小时才完结，而且偶尔大雨傍佗，但不少市民依然继续留守政府总部。集会尾声时，黄之锋代表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上台发表宣言，指出729的九万人大游行已明确地向政府传递了市民的意见，但政府仍一意孤行，决定硬推，并设立委员会。他说：“大联盟成员是绝不会加入这个政治花瓶的！” 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发起人陈惜姿呼吁家长们继续行动，“大象是爱小孩子的动物，他们永远和小孩子走在一起。他们很平和，连走路都没有声音，但一旦大象发挥它的力量时，是没有人能够招架的。我们就是一群大象。” 教协副会长黄克廉表示，目前有四个工作大方向：第一、推动批判式的公民教育而不是顺民教育；第二，继续保护核心价值、思想自由；第三，深入小区，加深对国民教育科的警告；第四，继续监察已推行国教科的学校。其后，大联盟成员带动全场市民大叫口号“良心话事，守护孩子！”并宣布将行动升级。 新学年开学在即，但特区政府由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到特首梁振英均没有正面响应要求，只多次表示特区政府不是要强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学校可根据本身情况，决定今年、明年或后年推行。   广场细节：9月1日晚香港大雨，学民思潮脸书呼吁市民守望相助 【紧急呼吁】现时雨势有点大，呼吁各位市民带多点便利雨衣到场派给身边的参加者，让大家守望相助！   现场图片 金钟政府总部学民思潮绝食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