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纵

OhMyMedia | 中国经营报:容忍与自由 胡适留给当代中国的思索

感谢OMM志愿者  好个亮亮  ( 新浪微博 )投递。 文/羽戈 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去世五十周年 有一句名言,经胡适先生之口而发扬光大,于是其知识产权常常被归于胡适名下。其实此言的合法主人乃是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家George Lincoln Burr,胡适尊称其布尔先生。原话是:“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时值先生去世50周年之际,其对容忍与自由的理解,对于国民来说,更具现实意义。 对容忍的理解 在风雨如晦的威权主义政治天空下,所谓自由,虚幻、脆弱如肥皂泡,漫天飞舞,难以落地生根。不能像面包一样把握手中,便是奢谈。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辨明。第一,胡适写作《容忍与自由》一文,当在1959年3月10日,12日改定,发表于《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单是标题,就三易其稿,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确定为《容忍与自由》。此文开头,胡适回忆他与布尔谈话,说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他未说明具体年月,只模糊记得是“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推衍起来,应在1940年后。考胡适年谱,应可成立,因胡适于1937年下半年就去了美国。然而,考Burr先生生平,问题就来了。Burr生于1857年,死于1938年,胡适写《容忍与自由》的“十七、八年前”,恐怕只能与Burr的鬼魂谈天说地。所以,这二人的对话——假如确有其事的话——应在“二十一、二年前”,胡适记错了。 其二,即tolerance的词义,胡适译为容忍;查词典,可知还能译为“宽容”。这二词的差异,从语言政治学上讲,更多在于一种权力关系。就我的理解,宽容发生在两个平等主体之间,容忍则折射出了两者的权力强弱。胡适采纳“容忍”一义,更契合彼时台湾的政治生态。只是这么一来,很可能与Burr的初衷擦肩而过。因为Burr说这话的语境,乃是宪政主义:总统并不必然高于平民,富翁并不必然高于乞丐,谁也没有权力欺凌谁,谁也没有必要容忍谁,所有的权力主体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尤其平等,正基于此,宽容与自由才有一较高下的可能。 相比“容忍”对“宽容”的词义扭曲,这背后,还有一种更致命的权力扭曲。胡适把一句宪政主义的格言移植到威权政治的语境之下(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可定义为威权政体),会不会导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悲剧?就像近年来越喊越响亮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只有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政国度,才能令你的房屋的所有权长出锋锐的牙齿,阻止国王人马的入侵;若你脚下的土地并不属于你,而为国家所有,若你对土地之上的建筑物的占有,还有年限的制约——这和租赁有何差别呢——那么你的房屋,哪怕富丽堂皇,风雨不入,国王的推土机却随时可能开进来,这一格言,还不是一句响彻云表的空谈? 胡适与蒋介石一生都在斗争之中。 同理,在风雨如晦的威权主义政治天空下,所谓自由,虚幻、脆弱如肥皂泡,漫天飞舞,难以落地生根。不能像面包一样把握手中,便是奢谈。因而,“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极可能是一个伪命题。自由远在天边,遥不可及,重要与否,无以估量。于是重心落在了“容忍”之上。按胡适的说法,“容忍”可分二义,一是呼吁执政者容忍民众的异议,一是呼吁民众容忍执政者的压迫——其重心依然在后者,因为执政者对异己的容忍,与自由并无可比性。只有在向公权力争自由的民众这里,容忍才有其重量与限度,才有了与自由相权衡的可能性——孰重孰轻,答案却在风中飘。 容忍与自由之争 残虐不仁的专制政治之下,民众往往容忍到了极点,自由却从不曾自动降临。对恶的过度容忍,只可能滋生惰性与奴性。 在威权国家,另有一种政治正确:你呼吁民众争自由(如胡适在1930年呼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多半会博得掌声;你呼吁民众恒久忍耐,多半会招来骂声。因为对被紧紧箍住了咽喉和脖子的民众而言,自由犹如空气,它的稀缺,远胜于容忍的稀缺;或者他们自认为,正因过多容忍,才导致被压榨勒索,自由白白流失。所以胡适《容忍与自由》一经刊出,便引起了激烈争议。 据考,胡适作此文,的确有现实的动议。他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这应该是说给蒋氏政权与《自由中国》的同仁听的。但是,读到此文结尾,胡适引“四十多年前”的《新青年》往事,说他与陈独秀争论白话文学运动的路径,一人认为“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另一人认为“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可知胡适的规劝方向,偏重于《自由中国》。因此前《自由中国》对蒋介石的批评过于凶猛,引来了权力的反扑,故胡适主张容忍,以退步的姿态继续争取人民的自由(195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胡适的演讲标题还是《容忍与自由》,可见他的态度持之以恒)。 对于胡适的言论,《自由中国》的主将殷海光提出异议。他先说了一些客气话,盛赞《容忍与自由》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然而: “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有权有势的人颐指气使惯了。他言欲为无穷则,行欲为后世法,到了现代更变为‘主义’等类‘绝对真理’的化身。要这类人士学习容忍,真比缆绳穿过针孔还难。适之先生是历史大家,他一定知道,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法。我们认为胡先生不应以这个社会对你的‘无神的思想’容忍为满足,而应以使千千万万人不因任何‘思想问题’而遭监禁甚至杀害为己任!” 殷海光的回击,并未超出胡适所设定的思想语境。这大约相当于用左手反击右手,左右互搏,难免陷入意气之争。相比之下,身为局外人的周策纵的商榷文章显然棋高一着。 他首先跳出了将容忍与自由相互对立的预设,承认容忍是自由的必要条件,然后质疑容忍是否为自由的充分条件:“……社会上没有容忍固然谈不到自由,但有了容忍是否就有自由,却要看这容忍的态度普遍到什么程度而定。”残虐不仁的专制政治之下,民众往往容忍到了极点,自由却从不曾自动降临。对恶的过度容忍,只可能滋生惰性与奴性。“容忍退让如到了放弃自由的程度,毋宁成了一种罪行。因为这不仅是当事者本身受了损害,别人的自由也将因此而削弱……” 这样的话,容忍与自由的关系就可一目了然,它们不是针锋相对,而是相辅相成。容忍应该有其限度,过了警戒线,铃声大响,“须用抗议的精神来补救”。一言以蔽之,容忍是自由的前提,自由是容忍的保障。缺乏容忍,自由之争终将刀剑相向,战火纷飞;缺乏对自由的追逐,容忍不过是阿Q们施展精神胜利法的道具,是民众被压迫成压缩饼干的催化剂。 容忍与自由的主次 唯有在宪政制度之下,在自由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之下,才有对比的可能;在威权语境之中,这乃是一个伪命题。 Burr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是出于老年人的智慧,二是有感于美国人争取自由过了头。然而,彼时的中国台湾与美国不同,一者是海水,一者是火焰,宪政主义的龙种,种错了土壤,只能长出专制主义的跳蚤;胡适与Burr不同,自从与公权力发生关系,“做了过河卒子”,他就无法摆正自己的身位。他与执政者,一直若即若离,却不能一刀两断。他的定位,是做政府的谏臣、诤友(恕我以恶意揣测,在胡适本心,依然有帝王师情结),可是他的谏诤,不像奴仆对主人、臣子对帝王那样设身处地,投怀送抱,从而为执政者所不喜。同时,他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奉为领袖,他亦乐于接受这些人的拥护,从观念上讲,这才是他的同志。所以,中年后的胡适,长期摇摆于公权与民权、庙堂与江湖——如蒋氏政权与《自由中国》——之间,他深知,他的理想更近于后者,若要实现理想,则须依赖前者之力,他企图在两者中间寻一个平衡的支点,两边都讨好,结果却是两边都不讨好。譬如他写《容忍与自由》,吁求蒋氏政权与《自由中国》各退一步,互相容忍对方,然而,双方却各进一步,狭路相逢,以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国》被禁,雷震案发,入狱十年。胡适对蒋介石“大失望”,蒋同样不满胡适的言行:“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 两败俱伤的结局,是“摇摆人”胡适必须吞咽的苦果。他循循善诱蒋介石的做法,往好了说,叫以身饲虎,往坏了说,则是与虎谋皮。饿虎一般的权力者,哪会听得进“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苦口良言,因为这两样东西,对它们都不重要。就像电影《让子弹飞》的结尾,土匪对恶霸说,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没有胡适,没有雷震和《自由中国》,对蒋介石及其政权很重要。 再重复一次:容忍何时才比自由更重要,唯有在宪政制度之下,在自由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之下,才有对比的可能;在威权语境之中,这乃是一个伪命题。没有最起码的自由,谈论容忍实在是一种奢侈,就像乞丐幻想五星级宾馆的满汉全席,太监幻想与天上人间的花魁一亲芳泽。假如不把权力者关进笼子,习惯了张牙舞爪的他们则从不知容忍为何物。如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所言:“行政权力永远都是饥肠辘辘,扩张与强夺是它挥之不去的本性。”公权不会容忍,民权更不该容忍,后者一旦退缩,就给了前者得寸进尺的机会,令本就稀罕如华南虎的自由,更加彷徨于无地。我们所见的“自由”,都是周老虎式的伪劣产品。 在中国,谁该容忍呢,《让子弹飞》给出了答案:   师爷,当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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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吴麟:言论自由与责任伦理——析胡适“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

“ 针对董时进刊发在《大公报》上的《就利用 “ 无组织 ” 和 “ 非现代 ” 来与日本一拼》一文,胡适指出 :“ 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 ”, 认为 “ 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 ‘ 无所苟 ’ ,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     1905年,14岁的胡适求学于上海澄衷学堂,后来回忆这段生活,他写道:“澄衷的教员之中,我受杨千里先生(天骥)的影响最大……人都说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也很鼓励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11962年,71岁的胡适在台北逝世,碑文上刻着“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2终其一生,胡适与“言论自由”有着不解之缘。胡适有争取言论自由的丰富实践,这从其报刊活动中可窥一斑。早在中国公学求学期间,他就曾主编过一份白话的《竞业旬报》;之后又参与创办、编辑《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具有重要影响甚至转移一时风气的报刊。他还形成了独特的言论自由思想,譬如:主张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提出“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这在那个时代乃至当今社会都具有强烈的“纠偏”意义。   一、作政论应秉持 “ 敬慎无所苟 ” 的理念   周质平曾将胡适对政治的态度概括为“冷眼与热肠”,认为“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充分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冷静”,指出:“几十年来,胡适对中国近代政治最大的作用,不在他的‘好政府主义’,也不在他的‘知难,行亦不易’,而是他的一点清凉作用。”3笔者认同这一论述,进而认为:具体到论政实践中,胡适之所以能有“一点清凉作用”,关键在胡适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   1 、 “ 敬慎无所苟 ” 理念的提出   “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28年底,《新月》的部分成员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组织了一个团体“平社”,拟在《新月》之外另创《平论》杂志,以便“站立在时代的低洼里的几个不合时宜的书生”,发表“偶尔想说的‘平话’”。胡适为此撰写发刊辞《我们要我们的自由》,其中指出:“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4 具体议政方面,“言论自由须负责任”的理念体现为——应发表负责任的议论。1931年为祝贺《大公报》发行一万号,胡适撰文《后生可畏》,将《大公报》之所以当得“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归结为该报“在这几年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51932年5月22日,《独立评论》第1号出版,胡适所撰的《引言》中亦称希望“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6 1933年,胡适正式提出“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当时一位读者来信希望《独立评论》社的朋友联合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对此建议,胡适撰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表示“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笔锋来责人人都得用他的血肉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针对董时进刊发在《大公报》上的《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胡适指出“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认为“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在此基础上,提倡应以“敬慎无所苟”的态度作政论: ……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成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不能如此的,只是白日说梦话,盲人骑瞎马,可以博取道旁无知小儿的拍手欢呼,然而不是诚心的为社会国家设计。7   2 、 “ 敬慎无所苟 ” 理念的力行   吴相湘为胡适所作的传记中称:自“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提出后,胡适与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均 “谨守这一态度如宗教信仰一样坚定”。8其中,胡适尤为突出,蒋廷黻曾回忆道:胡适在办《独立评论》的工作中,明白地表现了两点坚强特性,即“他对于个人自由与责任的热爱,以及他用理性的态度去接触一切问题”。9 《独立评论》自1932年5月22日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停刊,共出244期,期间除了“编辑后记”外,胡适撰写政论123篇。对此,毛子水教授的评价为:“这些文字,实在都是一代的谠论。我们念这些文字,不仅是佩服先生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并且更佩服先生那种‘愿天下之安宁’的襟怀。”10这些政论的核心关怀是抗日问题和民主问题;其中有关抗日问题的政论更是体现了胡适对“敬慎无所苟”理念的力行。11 抗战伊始,胡适主张通过不失主权原则的外交手段、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去解决中日问题。针对1932年5月31日《大公报》社论《对日新方针之确立与进行》,6月13日夜,胡适在《论对日外交方针》中写道“我们很钦佩《大公报》肯冒犯全国所谓清议,屡次作平允的、负责任的忠告。我这篇文字不过是引伸他们的社论,作一种很诚恳的共鸣”;然后提出自己的9条意见,希望能“作为国人讨论对日外交方针的一个底子”。121933年11月20日,他在《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外交原则应该是:我们必不可抛弃那国联国际的大路。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和日本作种种事实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必须认清楚: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今日的情形,老实说,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13 同时,胡适认为口号标语式的空言并不能救国,国人惟有自省自责自救才可抵御外侮。 针对1932年8月25日日本内阁外相内田的外交演说,胡适于8月29日夜撰文《内田对世界的挑战》,指出:“我们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时局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141933年3月初,日军轻易占领热河后,胡适于3月6日夜撰文《全国震惊之后》,强烈谴责热河溃退为“摧枯拉朽式的崩溃”。在分析溃败原因之后,尖锐地指出“不先整顿自己的国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强敌;不先学一点自立的本领,而狂妄的藐视一切先进国家的文化与装备;不肯拼命去谋自身的现代化,而妄想在这个冷酷的现代世界里争一个自由平等的地位:这都是亡国的征象”。他呼吁国人应从“迷梦”中醒来积极自救,“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向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做三十年的小学生”。15 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理念,让《独立评论》在当时独具特色。1936年,《独立评论》创刊四周年时,萧公权称:“独立四年以来的言论,确能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在现在世界上和国人中偏激病、顽固病、幼稚病颇为流行的时候,保持理智的公平态度确是一桩颇为难能可贵的事。”16陶希圣也转述一位朋友的话说:“这一带很有些人喜欢独立评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调。”17   二、实现 “ 敬慎无所苟 ” 理念的具体要求   1932年,胡适回忆:“《竞业旬报》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记了。……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根本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候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18“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即是如此,虽于1933年正式提出,但其雏形则至少可溯源至1908。是年,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苟且》一文,痛论国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认为:“苟且”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将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此后,胡适多次阐述实现这一理念的具体要求。   1 、 “ 独立的精神 ”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应坚持“独立的精神”。何谓“独立的精神”?胡适在《〈独立评论〉引言》中,对其的界定为“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19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胡适指出“现时中国最大的需要是一些能独立思想,肯独立说话,敢独立做事的人”,具体阐释了“独立”的涵义: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独立”的最好说法。但在今日,还有两种重要条件是孟子当日不曾想到的:第一是“成见不能束缚”,第二是“时髦不能引诱”。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成见”在今日所以难打破,是因为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很固定的“主义”了。懒惰的人总是想用现成的,整套的主义来应付当前的问题,总想拿事实来附会主义。有时候一种成见成为时髦的风气,或成为时髦的党纲信条,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我们所希望的是一种虚心的,公心的,尊重事实的精神。20 提倡以此种“独立的精神”议政,当时显得不合时宜。如一位青年读者就认为“读《独立评论》,总觉得不过瘾!”对此,胡适称“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表示“我们不供给青年过瘾的东西,我们只妄想至少有些读者也许可以因此减少一点每天渴望麻醉的瘾”。21在1936年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胡适坦言自己的立场——“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22 坚持“独立的精神”虽不合时宜,但胡适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何谓“负责任”?即:提出一个主张之前,应先“将主张的效果先想像出来,考虑一下,然后用这个效果来批评自己的主张”。这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25年“沪汉事件”后,胡适在中国少年卫国团就此事演讲,他首先即表示:“不过我说的话,我想定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我的主张,比较倾向于和平方面一点;而现下一般人热气正高的时候,说和平派的话,自然不大时髦,不容易得着大家的热烈的同情的。”后在演讲中,他逐一剖析“宣战”、“经济绝交”、“派兵到租界”、“罢工罢市”等流行的激烈主张,指出它们的不负责任之处。以“经济绝交”为例,他分析道:“这四个字的含义究竟怎样?我们于此热烈之时并没有去分析。所谓经济绝交就往来都不干的意思,是双方面的。以前抵制日货是单方面的,所以我们没有害处。你们知道我们每年与英日贸易出口亦在两万万两以上,如果彼此来往,这项收入也就没有了。况且像银行在事实上也绝对作不到,因为要得盐税等等非同他交涉不可。所以我们讲到经济绝交是没有细思之故。未尝以其主张的效果去批评其主张的原故。”23   2 、 “ 研究的态度 ”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应具有“研究的态度”。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胡适提倡“独立的精神”,同时亦强调“研究”。他指出:“例如‘开发西北’是一种时髦的主张,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要大家先研究西北的事实,然后研究西北应该如何开发。又如‘建设’是一种最时髦的风气,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要大家研究建设应该根据什么材料做计划,计划应该如何整理,如何推行,并且要研究在现时的实际情形之下究竟有多少建设事业可做。”24 所谓“研究的态度”,是指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是有几分证据,才说几分的话”。《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一文中,胡适在赞赏蒋氏文章的同时,指出“在一年半的惨痛经验里,我们的大多数论政者似乎还完全不曾了解这回事情的教训。我们还只看见整串的名词和口号的搬弄,全不顾到事实的局势”。他直斥当时《东方杂志》刊登的“太平洋现势之分析”专号的引论,认为“完全是一串杜撰的名词在那儿变戏法,名词的背后若不是恶意的抹杀事实,就是无识的武断。我们至今还没有一点点自责的态度,还不肯用一点思考的工夫,还只知道造作名词来抹杀青天白日的事实:这种现象真是亡国的现象”。25 提倡“研究的态度”亦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19年在《欢迎我们的兄弟》一文中,胡适赞赏《星期评论》诸位先生能以“研究的态度”撰文难能可贵,因为“舆论界的大毛病——死症——就是没有人肯做这种仔细研究的工夫”。他痛斥当时上海那几位最“红”的主笔先生“从来不做学问的研究,也不做社会的考察,只靠一个真滑的头脑,一支惯熟的破笔”;诘问“这种‘舆论家’的主张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26是年,《建设》杂志创刊号上刊登戴季陶《我的日本观》一文,胡适评道:“我是不懂得日本的,故不配批评他的观察是否正确。但我觉得戴季陶先生的态度与方法是极可佩服的。当这个大家恨日本,骂日本,却不懂得日本的时候,他独能有这种耐性的、忠恕的,研究的态度。这不是很可佩服的吗?”27 胡适所提倡的“研究”并不单指“书本上的研究”,而是“学问上的研究”和“实地的考察”的结合。他曾指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Isms,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281935年,胡适致信准备去日留学的陈英斌,就指出:“既来求学,须知学不完全靠课堂课本,一切家庭,习惯,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人情、人物,都是时时在在可以供我们学的。……能如此存心,你在日本留学一定可以得到益处”。29   3 、 “ 清楚的思想 ”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还应有“清楚的思想”。明白清晰是胡适文章的基本特点。陶希圣曾评论:“适之先生的思想与写作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问题搞清楚,把事实弄清楚,把话说清楚,这就是他的思想与写作的态度和精神。他是平实温和的人,但是他对待一个重大事件,立场坚定,态度明白,语意清晰和严谨,断乎没有一点含糊。”30在纪念胡适逝世25周年的演讲会上,周策纵亦以“平情顺理,清流浅丽”八个字概括胡适作品的风格。31 胡适认为:若滥用抽象名词,则思想难以清楚。1933年胡适致信向《独立评论》投稿的孙长元,胡适指出孙的文章有“喜欢用许多不曾分析的抽象名词”的“时代病”,诸如“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最后的原因”、“根本的解决”、“温情主义”等等。同时,他表示希望“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因为“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替了思想”。32 胡适在提倡作文应有“清楚的思想”方面不遗余力。1935年,他以“平日最敬爱的一个朋友””陶希圣的文章为例,指出“现在有一些写文字的人最爱用整串的抽象名词,翻来覆去……他们有时候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事实;有时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词来替代思想;有时候用同一名词用在一篇文章里可以有无数个不同的意义”。剖析陶文之后,胡适指出:这种“滥用名词”的思想作文方法是“文字障”、“名词障”,是不可忽视的毛病,因为“在思想上,它造成懒惰笼统的思想习惯;在文字上,它造成铿锵空洞的八股文章”。33这一批评引起陶希圣的不满,胡适致信解释,指出思想笼统流弊甚大,认为“领导一国的思想,是百年大计,必须以哀矜之态度出之,不可稍存草率。自误是小事,误人误国都是大罪。思想必须从力求明白清楚(clear and distinct)入手……”34 若要真正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独立的精神”、“研究的态度”和“清晰的思想”仅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如胡适在与陶希圣关于民族文化可否自责的信函来往中,还曾提出一条要求——不能公然提倡自己良心或“学术”上不信仰的假话。针对陶希圣所提的“两面标准”——学术上可以自责而教育国民时应当“自吹”,胡适驳道:“但我们教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先自己确信仰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若自己不能信仰,而但为教育手段计,不能不说违心之言,自弃其信仰而求人信仰他自己本来不信仰的东西,我不信这个方法是可以收效的。依古人的说法,修辞立其诚,未有不诚而能使人信从的。”35   三、 “ 敬慎无所苟 ” 理念体现 “ 责任伦理 ”   “责任”概念源于古罗马时期的政治生活,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指个体的行为因违反罗马法典而必须承受相应处罚;另一方面指个人必须清楚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并且为此要担负起道德上的义务。法律层面的内涵一直沿用至今;但道德层面的内涵则被逐渐湮没。不过,胡适却很强调“责任”的道德内涵,具有强烈的“责任”观,将“责任”作为一种自律性质的伦理准则。因而,他认为“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这是对“责任伦理”的一种自觉追求。   1 、自觉追求 “ 责任伦理 ” 的体现   胡适反复强调且尽力践履“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是自觉追求“责任伦理”的一种体现。“责任伦理”是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概念。1919年,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著名演讲中,对“信念伦理”(通常又称“意图伦理”、“心志伦理”、“信仰伦理”等)与“责任伦理”进行了区分: 一切具有伦理意义的行动,都可归属到两种准则中的某一个之下;而这两种准则,在根本上互异,同时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两种为人类行动提供伦理意义的准则,分别是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 这不是说心志伦理不负责任,也不是说责任伦理便无视于心志和信念。这自然不在话下。不过,一个人是按照心志伦理的准则行动(在宗教的说法上,就是“基督徒的行为是正当的,后果则委诸上帝”),或者是按照责任伦理的准则行动(当事人对自己行动可预见的后果负有责任),其间有着深邃的对立。36 可见,“信念伦理”强调人们坚守内心某种抽象的信念;“责任伦理”则强调人们关注行为本身的可能后果。“信念伦理”以动机决定行为的正当性;“责任伦理”则以行为的后果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既强调对目的和结果负责,也强调对手段负责。施路赫特教授曾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它们对“能为”的评价方式不同,即“信奉责任伦理的人,考虑他的行动之后果的价值,从而将行动获得实现的机会以及结果一并列入考虑;接受心志伦理的人,关心的却只是信念本身,完全独立于一切关于后果的计算”。37 韦伯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强调“责任”概念的道德内涵。有论者指出:在韦伯的论述中,“责任伦理”要求的是“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没有什么“为了……所以要负责任”的逻辑。换言之,即“责任伦理”作为道德原则,它所关注的不是工具理性的“目的—手段”的事实关联,而是承担行为后果的“当为”,即价值关联。38胡适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清醒地意识到“自由之权责”的人士,虽未及韦伯的范畴和深度,但亦包含了深刻的“责任伦理”意蕴。 譬如:1936年4月12日,胡适针对“广田三原则”所作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一文发表后,引起各方评论。5月4日,胡适撰文《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回应,重申“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强调“负责任的言论是平心静气的为一个国家设想,或为一个政府设计,期望自己的主张能十足兑现,不折不扣。……个人的挨骂,被刑罚,被暗杀,只是应负的责任的最小部分。更重要的责任是国家政府因采纳我的主张得着的种种结果,我都得负道德上的责任。自己肯负十足兑现的责任,然后可以希望自己的主张得到他人的考虑和信从。听者藐藐,言者不可不谆谆。‘对牛弹琴’,也许有‘百兽率武’的一天”。39在他人赞扬《独立评论》“不唱高调”时,胡适表示:调子没有什么高低可说,所可说的只是“说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40   2 、自觉追求 “ 责任伦理 ” 的动因   1956年,在为丁文江写传记时,胡适指出“敬慎无所苟”是《独立评论》的根本态度,他写道:“当时我们几个常负编辑责任的人……都把这个态度看作我们的宗教一样。我们的主张并不一致,常常有激烈的争辩。……但这种激烈的争辩从不妨碍我们的友谊,也从不违反我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敬慎态度。”41这段回忆,体现了对“责任伦理”的自觉追求。笔者认为:这种自觉追求有着双重动因。 在个人层面,是因为胡适对“社会的不朽论”观念的信仰。1919年,胡适撰文《不朽——我的宗教》,在剖析传统的“三不朽说”——“立德、立功、立言”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社会的不朽论”主张。概而言之,它是指:“个人的一切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好坏大小,一一都留下一些影响在那个‘大我’之中,一一都与这永远不朽的‘大我’一同永远不朽。”该文强调了个人这个“小我”须对社会、人类这个“大我”负责任,即:“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责任。”42后在《我的信仰》中,谈及《不朽》一文时,胡适再次就这一问题作了精要的概括,指出“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因此“明白承认行为的结果才构成我们道德责任的意识。小我对于较大的社会的我负有巨大的债项……”43 胡适对“社会的不朽论”观念的信仰坚定,强调“小我”对“大我”的责任。1936年,周作人劝胡适专心“讲学”少“议政”,胡适表明自己是一个“好事者”,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指出“我相信种瓜可以得瓜,种豆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个人的宗教……”44在议政方面,他以“负责任的舆论家”这一定位要求自己。1923 年,北洋政府下令“取缔新思想”,胡适正好生病住院,于是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胡适特地撰文声明:“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 45 在群体层面,则是因为当时身处“边缘”的自由知识分子渴望走向社会“中心”。近代社会的转型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如荀子所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进入20世纪后,“士”这一旧的社会群体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将传统的“士”挤到社会的边缘时,他们因浮动性和边缘化并未完全接替传统的“士”所扮演的社会领导角色,因此在近代中国日益边缘化。46不过,近代社会的转型,在造成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亦带来了他们重新走向“中心”的凭借——近代报刊。在近代中国,报刊的作用日益突显,故“故党与非党”,“无不与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力”。有论者认为: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独立评论》的宗旨,就是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47 笔者认同这一论述,进而认为:在《独立评论》时期,他们提出和力行“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是为走向社会“中心”所作的一种努力。在以武力作为维护“中心”的地位或进阶“中心”手段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非常有限,丁文江就曾说,“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在“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之际,知识分子并不甘心所处的“边缘”地位,期望走向“中心”,以实现自己的救国愿望和政治理想。1931年9月30日,愈平伯建议胡适亲自出马在北平办一“单行之周刊”,希望 “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期于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认为“救国之道莫逾于此,吾辈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48在筹办阶段,胡适等给《独立评论》的定位是“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49此后的实践,更表明他们期望“负责任的言论”能给“任何党派”和“任何成见”一定影响,进而在社会“中心”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当《独立评论》一年之内读者由“七千个”增加到“一万三千个”、“好几期都曾再版”,并且三年来“读者增加了一万”时;胡适说这让他们“‘‘妄想’读者的胃口确实改变了,那每天渴望麻醉的瘾确实减少了”,“更相信清茶淡饭也许有可以替代吗啡海洛英的一天”。50 余英时曾指出现代中国的“立言”者缺乏“责任伦理”会造成不良后果——“在一个已有共识而久已安定的社会中,放言高论尚无大碍,因为这样的社会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人民有文化典范可依,也知所抉择。但不幸近百年来中国始终在动荡之中,文化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共同接受的典范。由于对现实不满,越是惊世骇俗的偏激言论便越容易得到一知半解的人的激赏。一旦激荡成为风气之后,便不是清澈的理性所能挽救的了。”51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确是“信念伦理”泛滥而“责任伦理”稀缺,那些往往以崇高名义出现的“信念”更具道德诱惑性。这种状况当今依然存在。因此,胡适在争取言论自由时不忘强调“责任”,在议政实践中提出“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思想资源。   注释: 1 胡适:《四十自述》,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70页 2 毛子水:《胡适传》,见唐元明 编:《胡适传记三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142页 3 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289—P291页, 4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45页 5胡适:《后生可畏》,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96页 6胡适:《〈独立评论〉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7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 8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唐元明 编:《胡适传记三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225页 9蒋廷黻:《我看胡适之先生》,见 欧阳哲生 选编:《追忆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P128页 10 毛子水:《胡适传》,见 唐元明 编:《胡适传记三种》,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135页 11胡适抗日政论中的主张相对“低调”。对于这些所谓“负责任”的主张,当时国内各方反应不一;但日本方面对《独立评论》和胡适等人持敌视态度,这或许能说明“低调”中的某些理性价值。时至今日,评论仍有歧异。本文不拟对此进行判断,举例仅是为了显示胡适在“敬慎无所苟”理念上的言行一致。若期望了解当今研究者对此的观点,可参阅:罗福惠、汤黎:《学术与抗战——〈独立评论〉对于抵抗日本侵略的理性主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沈毅:《从〈独立评论〉看胡适抗日时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6);武菁:《〈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安徽史学》,2001(2);田海林、马树华,《〈独立评论〉与抗日救亡》,《民国档案》,2000(4);张连国:《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江苏社会科学》,1999(1);胡明:《抗战前夕胡适反日思想探微》,《社会科学战线》,1996(3)等相关论文。 12胡适:《论对日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8号,1932年7月10日 13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26日 14]胡适:《内田对世界的挑战》,《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 [15胡适:《全国震惊以后》,《独立评论》第41号,1933年3月12日 16君衡:《独立评论四周年祝辞》,《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17陶希圣:《低调与高调》,《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18胡适:《四十自述》,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83页 19同6 20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21同20 22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81页 23胡适:《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720—P723页 24同20 25胡适:《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45号,1933年4月9日 26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 27胡适:《介绍新出版物——〈建设〉、〈湘江评论〉、〈星期日〉》,《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 28同26 29胡适:《致陈英斌》,1935年7月24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49—P650页 30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见欧阳哲生 选编:《追忆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P119页 31转引自 陈仪深 著:《〈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事业出版社,1989年版,P240页 32胡适:《致孙长元》,1933年12月13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595页 33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独立评论》第153号,1935年6月2日 34胡适:《致陶希圣》,1935年6月10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39页 35胡适:《致陶希圣》,1935年6月12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42页 36钱永祥等 译:《韦伯作品集——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259—P261页 37钱永祥等 译:《韦伯作品集——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123页 38冯钢:《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韦伯伦理思想中的康德主义》,《社会学研究》,2001(4),P34—P35页 39胡适:《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独立评论》第200号,1936年5月10日 40胡适:《〈独立评论〉的四周年》,《独立评论》第201号,1933年5月17日 41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504页 42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43胡适:《我的信仰》,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21页 44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80页 45胡适:《“胡适先生到底怎样?”》,《努力周报》第36期,1923年1月7日 46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4),P6—P11页 47张太原:《从边缘到中心:〈独立评论〉的创办宗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P62—P69 48 俞平伯:《致胡适》(1931年9月30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P84页 49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501页 50同40 51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P509页   (吴麟:博士,现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原文链接: http://203.212.4.51/article.php?id=5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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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 | 0817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 / 萧瀚

雲邊居士按:     这是根据今天写的12条微博加以前一条旧微博整理而成的。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 130 周年 萧瀚 1.今天是鲁迅诞辰130周年。鲁迅不是圣人(喜欢制造圣人的中国人通常只能搞出瘮人),他自己也不屑于当。鲁迅身上甚至也存在不少他本人所批判的传统痼疾,但是,迄今他作为中国文学家的艺术水准和思想深度都是一流的,他对传统以及国民性的批判依然因其真诚、彻底和深刻而惊心动魄。 2.鲁迅先生批判传统,是基于一个艺术家的直觉、一个意识到自由之珍贵的觉醒者。他在传统文化里看到满地的残疾膝盖、满布老茧的额头还有淋漓的鲜血、森森的白骨,正是基于一个站立起来的人的俯视,他对传统进行了深刻和彻底的批判。有些人因要再跪于传统而反批判他,真是时空倒错。 3.鲁迅先生也有短板。艺术家的直觉使鲁迅洞烛幽微,相应的缺点是易做诛心之论——而这原本也是传统文化痼疾。大先生缺乏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经世之学的素养,无法产生胡适先生制度性的建构力,正如胡先生没有他的文学天赋与成就。这造成鲁迅先生在批判时易混淆公域和私域,造成误伤。 4.不少人拿鲁迅曾支持赤匪贬低他。二三十年代,缺乏政治学经济学素养者易被赤教迷幻,就是胡适也曾一度糊涂。但正如胡先生说的“鲁迅是我们的人”,没用多少时间,鲁迅就厌恶极左,从中脱身,并讽刺左联是左翼但不是作家。误入歧途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条道走黑,求真精神、自省的习惯使得鲁迅及时离歧路回正途。 5.求全责备于人,却无自省力,这本是传统痼疾之一。对一个民族的深刻批判来自文学家之手,这是幸运,也是不幸。不幸在于,专事制度与思想研究的人哪去了?可曾扪心自问治学是否真诚?有些名流以恶言毒语批鲁迅,却在垬是否具有政权合法性问题上尿裤子,这种人批鲁迅简直天大笑话。 6.鲁迅逝世时被誉为“民族魂”。这事被陈丹青先生嘲笑过。鲁迅的文字生涯中,主要部分就是痛斥这个民族的衰朽灵魂,准确地说没灵魂。以僭夺天命和暴力崇拜成就的中国传统政治,连亚里士多德政体学意义的君主制都够不上,只能算斧头制。如此奴国,没灵魂是正常,有灵魂是反常。将鲁迅先生视为民族魂,简直是对他的讽刺。 7.许多人拿鲁迅先生“一个都不宽恕”这句话大做文章。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先生在那个时代已经做得相当好,他对公权作恶的不妥协,值得每个公共议论者学习,虽然他有时误伤无辜理该批评。鲁迅先生不宽恕的对象主要是奴隶主和奴才,做惯了奴才或者欲做奴才而不得者恨这句话,当可理解。 8.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鲁迅开启了中国从未有过的一种全新传统,就是希伯来圣经文化中的先知传统。圣经中先知们,上骂王侯,中骂帮闲帮凶、下骂群氓,他们只对上帝的正义和真理负责。先知传统与古希腊的贤哲传统共同汇成西方知识分子传统。宗教信仰匮乏如无的中国,鲁迅开启此传统尤其艰难和珍贵。 9.《孤独者》我曾每年一读,后来不读,再后来续读。《孤独者》这样彻底、深刻而绝望地展示黑暗中国的,世界文学史上都罕见。心灵力量不够,确实难以消化它,曾一度不读是因误解其缺乏光明。但无论是不是受得了,首先是诚实,这种惊人的诚实和艺术勇气,近百年过去,唯鲁迅一人而已。 10.纪念鲁迅,最重要的反倒不是他的思想(思想有对错,例如他最初惑于赤匪),而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其最重要的精神,是剔骨还华、精卫填海的文化自殉,是在艰难的环境中依然保持对自由、正义和真理的忠诚和捍卫,思想只是这精神的结果。不然,捧鲁迅贬鲁迅,都是不得要领。 11.有两种对待鲁迅的态度都是错误的。一种是奉其为圣人,若先生在世,必当嘲讽刻薄之,因这是偶像崇拜;一种是贬其为刀笔吏甚至咒为文魔。前文已及,鲁迅的思想甚至文风中都存在可批评的问题,但世无完人,若以其短盖棺其毕生,那是对中国文化史上罕见民族英雄的忘恩负义与污蔑。 12.雄鹰飞入云端,麻雀咂咂嘴说:“你丫飞那么高有意思吗?老子看不见。”雄鹰飞到麻雀边上,麻雀很高兴:“这样才是好鸟。”意识不到鲁迅的价值,是因为没有鲁迅的真诚和勇气,没有鲁迅剔骨还华、精卫填海的文化自殉精神。奴才名流恶咒鲁迅为文魔,其实他们给鲁迅提鞋都不配。 13.周策纵先生曾说:“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至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我以为,将胡适和鲁迅两位先生的思想视为陌路甚至对立,是大误会。读鲁迅回望来路,读胡适遥望去路。 2011年9月25日於追遠堂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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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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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21世纪会是胡适的世纪吗?

“五四”时代,他提出要引进“易卜生主义”,也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这是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基础,包括他在20年代主张的“好政府主义”,与他理解的自由主义也是接近的,但他长期以来并没有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直到他离开大陆前一年,他才在北平广播电台的一次演讲当中,全面地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的见解。这次到浙大是他在大陆讲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场,事实上,在此以后,他追求的自由主义在大陆就要长时期地退出历史舞台。     1948年12月17日,中国面临剧变,胡适将永远离开大陆,他跟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他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早在1941年,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做过一个《民主与反民主体系的对立》的英文讲演,他引用美国一个专栏作家的观点,列举了极权社会的21个指标,这21个指标几乎概括了极权社会的所有特征,对于这样的极权社会他是绝对不会认同的。其实,他到美国之后的生活并不容易,他最终选择到台湾落脚,与他在美国的处境也有关,这里面有现实的原因。     1949年后,北京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11册的《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出版于1952年,批判的高潮在1954年到1955年,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周扬、胡绳、艾思奇、李达、范文澜、金岳霖、冯友兰、侯外庐、黄药眠,《人民日报》的年轻编辑王若水,以及当时刚成名的蓝翎、李希凡等人,稍微有点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站出来批胡适,当然也包括了胡适的学生、朋友、他曾关照过的那些人,他的北大同事们,几乎都写了批判文章,仅仅三联书店汇编出版的那套《胡适思想批判》就有8本,里面收录了150篇批判文章,超过两百万字。这套书海南出版社前几年翻印了一下,定价近千元,50年代出的原版本更是奇货可居了,收藏这套书的目的当然不再是批判胡适。当时,上海、浙江、河南等地也出版过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汇编,或单行本,或多卷本,我手头有一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55年4月出版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     为什么要批胡适?是毛泽东掀起了这场批胡适思想的运动,可就在那个时候他对一些知识分子当面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这是亲聆这番话的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一文中的回忆,时在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毛泽东心里是清楚的,他还抱怨了一句:“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当年,毛泽东有意让胡适留下,可以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这个信号胡适也收到了,但他没有理会。他对司徒雷登说的那句话已经很清楚了,他是不会选择留下的。 1985年3月27日,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浙大做了一次关于改革的讲演,引起轰动,浙大学生根据录音整理的演讲稿,到了北京的地摊上据说能卖到两元钱,不过是几页油印稿。那个时候,两元可以买一套很好的书,很精美的精装本。方励之对胡适之并不是很了解,也没有说出自由主义这个词,甚至压根没有联系到自由主义上来。但是从精神上,方励之到浙大演讲算是对1948年胡适之到浙大演讲的一次回归。从胡适之到方励之,已经过去了37年的光阴。 又过了17年,2002年5月25日,李慎之在浙大西溪校区做了一次讲演,一个偶然的机会,曾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给浙大带来了一次小小的轰动,他的讲演最初安排在一个座位只有70个左右的报告厅,人还没到,从四楼报告厅一直到一楼的走廊就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临时换了一个大阶梯教室还是不够,许多人只能站着。浙大师生争睹李慎之的风采,想亲自听一听这位写出了《风雨苍黄五十年》的老先生的声音。那一天,李慎之其实也没有作准备,只是漫谈,他有关政治现代化、后期专制主义时代的观点也是大家熟悉的。但是李慎之的这次讲演构成了自由主义在浙大的链接。1948、1985、2002,胡适之、方励之、李慎之,借助李慎之的影响力,自由主义这个词在中国重新进入了国人的视野。1998年以来,李慎之为《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一书写序,为《哈维尔文集》写序,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把自由主义这面大旗又扛了出来,胡适之倡导的自由主义又在中国大陆复活了。李慎之于2003年春天遭遇SARS时去世,他生前留下一句话,“如果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这是一句注定要引起争议的话,从他说出口的那天起,就受到了“鲁党”的抨击,“鲁党”以那些研究鲁迅的专家为主,也包括大量的鲁迷。在他们看来,鲁迅是高山仰止,深不见底,伟大无边,骨头最硬,近乎于神,而胡适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奴颜婢膝的知识分子,是软骨头,胡适与政府是合作的,他们为什么会下这个结论?因为他们拒绝读胡适的书,拒绝了解跟胡适有关的历史,他们可以把《鲁迅全集》反复地读,从小读到老,但是拒绝接受胡适的一切。我们这个民族很特别,在当代构成这个民族判断力的主要是两样东西,一是新闻联播,一是教科书。至少长达半个世纪,胡适的作品根本就没有进入过教科书,自从上世纪50年代大批胡适思想之后,这个名字就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数十年。而鲁迅的作品最多的时候在中小学教科书里占的份额是25篇,哪有一个作家在中小学教科书里可以占到这样的篇幅。绍兴的鲁迅故居每天都是门庭若市,那么多人都想去看一下鲁迅百草园与三味书屋,那就是教科书的影响。 当大陆大批胡适时,胡适告诉一个好朋友,新月派的才子,也曾是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外语系教授叶公超,自己通过香港把大陆批判他的文章基本上收集起来了,准备写一篇反驳文章,叶公超说:一个处女怎么好去跟强盗打交道呢?叶公超劝阻了胡适,胡适最终没有写反驳文章,任它去吧。但是胡适接受了几次采访,一次在台湾的广播上,一次在美国,内容大致相同。在台湾的广播上是跟《孽海花》作者曾朴的儿子曾虚白的一个对话。曾问,大陆在疯狂地批判你,从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各个学科角度对你进行批判,全方位的,叫清洗胡适思想,要把胡适的思想从中国大陆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洗干净。胡适说:他们这样批判我?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点我一生都在倡导自由,也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是他们接受不了的,毛泽东接受不了的。第二点是怀疑,我一生都在倡导怀疑,对任何东西都要保持警惕、保持怀疑,都要问个为什么,问个一、二、三,这也正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者最忌讳的,他们要求人只能信马克思主义,不可以信别的主义,是绝对容不得怀疑的。胡适的概括基本上是准确的。毛泽东打平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掌握了全部权力,江山在握,对一个远离本土、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为何耿耿于怀,要发动大规模的批判,别的不说,光是纸张就用掉很多,恐怕要用吨来计算吧,还有多少人力花费了多少精力来写批判文章,原因也就是胡适讲的他在大陆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必须要消除他的影响。 毛泽东批过很多人,比如俞平伯、陶行知,但是他批得最厉害的就是胡适,胡适是缺席批判,陶行知已经死了。毛泽东年轻时候是胡适的仰慕者,亲笔写给胡适的明信片,措辞极为谦卑,他对美国红色记者斯诺也亲口说过,当年最崇拜的人,小学是梁启超、康有为,到了湖南读师范之后是陈独秀、胡适。胡适误以为毛泽东对他始终是崇拜的,这是胡适书生气的一面,所以他说自己是“书傻子”,就是书呆子。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胡适还没从美国回来,他竟然要发一封电报给毛泽东,说共产党只要把武器放下,就可以变成英国的工党一样,可以通过选举上台执政,代价又轻,效果又好,成功的先例已经摆在英国了,当时英国已是工党执政。既然以和平手段,通过竞选可以上台,何必要打打杀杀呢?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没有人料到武力能打赢,而且这么快。胡适文集里有这个电报的底稿,不知道是不是发到延安去了,反正当时的报纸上已经报道。 胡适一生有很多从政的机会,但是几乎都放弃了,他珍惜自己的羽毛,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汪精卫请他做教育部长,他坚决地拒绝了,蒋介石请他入阁,甚至请他做行政院长、考试院长,他都拒绝了,只有一次心动过,那也仅仅是心动而已,蒋介石请他做总统候选人,胡适日记里也记了。胡适跟他身边的秘书胡颂平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做宰相,可以做无为而治的君主,这句话记在《胡适年谱长编初稿》(大意如此)。这只是跟身边的人私下说说。蒋介石确实有意做行政院长,而让国民党外享有清望的知识分子来做虚位的总统。因为按照当时宪法学家张君劢执笔的宪法规定,行政院长才是掌实权的,这样做既落了好名声,又给美国人和国际舆论一个好面子,真是一箭三雕,并非假惺惺。 当然一方面他也是试探性的,既是对国民党内的一种试探,也是对舆论的试探。胡适最初没有答应。第二次王世杰又来跟他说,他表示蒋的承诺随时可以改变。这与他一贯坚持的独立性其实并没有什么矛盾。结果,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会议上提出这个方案,只有两个人赞同,一个是吴稚晖,一个是罗家伦,其他人一片哗然,极力反对。这件事就被否决了。这件事对胡适落下了一个话柄,就像当年他去故宫拜见过18岁的废帝溥仪,舆论讽刺他见了溥仪以后叫“皇上”,溥仪叫他“先生”,对胡适来说那不过是一种礼貌,退了位的皇帝,民国政府还用几百万的大洋养着他,容许他住在故宫,胡适去见他,称呼他“皇上”,也属正常,但是舆论认为胡适有奴性,奴颜婢膝。这次动了心做总统候选人,许多人更认为他的爱惜羽毛是假的。对胡适来说,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从军政、训政到宪政,不就弄假成真了吗?至少总统不是国民党人了,即使他舍得一身肉去喂了老虎也值,不是天天盼民主吗?真的这个机会来了,牺牲一下自己的羽毛也是可以的。所以,光是从这几件事来认定胡适的政治人格、政治人品是不大站得住脚的。 胡适的一生,概括的讲,在他回答为什么要对批判他时指出的那两点之外,还可以加上他一贯倡导的宽容、容忍,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怀疑、宽容、独立,这四个关键词就是围绕他一生的东西,作为一个学者,他当然是要做学问,但其实他不是很想做学问,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他花了大量时间去参加美国的总统选举、议会选举,他亲身参与过给美国总统、议员辅选,亲身参与过四届学生会的竞选,担任过四届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之类的职务,所以他对议会政治这一套非常熟悉,具备操作能力,他并不是一个空头书生。胡适1917年回国时雄心壮志,要回来改造中国,在中国建立宪政,他对教书的兴趣并不大。但是船到日本,国内发生张勋复辟的消息传来,他一想,民国创立不到五年,袁世凯闹了一场、现在张勋又来了,根基未固,共和政治无望,因此决定用20年时间去搞思想文化建设,培养一代公民,一代新人,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主意叫“20年不谈政治”。其实他没有信守这一点,这个他自己作过解释,他回来三年就谈政治了,1920年,他跟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蒋梦麟等七个人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其中说,我们可以不去关心政治,但是政治要来关心你,这话其实是为他谈政治作了一个解释,你可以回避政治,不谈政治,但是政治要找上门来。他们说的这个“政治”是跟所有人都有关系的,就是关乎人的权利、关乎人的生活,关乎人的日常的一切,这种政治,也就是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政治,谁能回避?哪怕你是陈寅恪瞎了眼睛,整天做故纸堆的学问,你也回避不了,哪怕你是王国维,你关心的是甲骨文,是词,是曲,哲学,美学,不还是要到昆明湖去跳水吗?那就叫政治。政治是什么?这个政治就是天塌下来了,不光是高个子要顶,矮个子也要顶。胡适前面讲的二十年不谈的政治,我理解是指狭义的政治,他要直接参与政治,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后面他要谈的那个政治,是广义的政治,是谁也回避不了的政治。胡适一生在本质上关心的是广义的政治,他与狭义的政治之间一直是若即若离,关系并不密切。 从1917年到1949年,胡适在大陆的时间不到32年,他有他的主线,在大学里教书是他的主要职业,这是他安身立命的饭碗。他在北大做教授这些岁月,包括后来做北大校长,那是他的职业,他的梦想则寄托在他业余的办刊生活中。可以说,他大半生的事业某种意义上是由几本同人刊物构成的,第一本当然是《新青年》,但《新青年》不是他创办的,陈独秀办的《每周评论》因为陈独秀被捕,由他接编,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胡适是不讲主义的,对于那种排他的主义,胡适始终很警惕。为时很短,这个杂志就被北洋政府关掉了。胡适亲自创办的第一个杂志是《努力周报》,比陈独秀原来的《每周评论》调子要温和一些,更包容一些。1922年,胡适他们最重要的一次书生论政行动——《我们的政治主张》就首先发表在《努力周报》上面,16个人签名,包括蔡元培、丁文江、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高一涵,都是有名的知识分子,还有四个很快进入内阁的人物王宠惠、罗文干等。结果发现他们即使做了内阁总理、总长,也对体制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这对胡适打击很大,他一度对议政非常灰心。 从1923年以后,一直到1929年,这个中间相隔了6年,时局变换,从北洋军阀时代进入了国民党时代,他才再度恢复当年论政的热情,在文学杂志《新月》上发表了很多批判国民党的文章,那种调门我们今天听了可能觉得胡适胆子太大了,包括直接骂国民党“反动”,都是很直白的。胡适不是政治学家,他是用常识论政的,不像王造时、罗隆基这些人在西方都是学政治学的,有很多的理论,一套一套的,他只是凭常识说话。胡适的学问,一辈子都没有在哪个领域做得最好,但他只开风气不为师,人人都喜欢他,敬仰他,这就是他的魅力。他的魅力最根本的就是他的包容。他能包容跟他不同的意见。可以说说他与鲁迅的两件事,一是他对鲁迅的反应,鲁迅生前写了很多骂胡适的文章,但胡适没有还过一句嘴,鲁迅死后,胡适的学生苏雪林写了骂鲁迅的文章,他批评了苏雪林。《鲁迅全集》的出版,许广平去求胡适帮忙去跟商务印书馆说,胡适真的去说了,而且王云五同意了,合同都签了,而且从国民党中宣部那里得到了批文,只是一直拖在那里。 周策纵回忆,胡适50年代中期说过,“鲁迅是我们自己人”,认为鲁迅也是个自由主义者。其实,从根本上说,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不相信社会,不相信人性,世上的一切鲁迅都怀疑,他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但他是个人道主义底色的虚无主义者,他内心有绝望,也有悲悯。他为什么不去谈制度,不去谈什么价值,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他显得很深刻。也许只有把世上的一切看透了,人们才会觉得深刻。而胡适是个浅白的人,甚至被认为是肤浅的人,浅薄的人,乐观的人。在中国,一个乐观的人,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肤浅的人。但胡适的乐观主义跟一般的乐观主义有一个区别,他是要继续努力、不断努力的乐观主义,不是把生活看得到顶的乐观主义。这就可以理解他一辈子不断地做事情,他不是躺在那里睡大觉的乐观主义。 他办完了《努力周刊》,对军阀政治很失望,很长时间不去谈论政治。等到国民党政权起来以后,他想挑战一下它的底线,与罗隆基等一干人写了一批攻击国民党文化、政治、人权等各方面的批评文章。即使今天来看,这些文章的水平还是很高,比如罗隆基那篇《论人权》。国民党当局虽然也有点无奈,但也对胡适动了手脚,不让他做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不让罗隆基在光华大学做教授,罗隆基被迫北上到天津去做《益世报》的主笔。“新月派”也被国民党用不是很严厉的打击给打下去了,但是胡适没有被打下去,胡适离开上海之后到了北平,先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然后回到北大,做了文学院院长。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再度创办一本同人《独立评论》,从1932年一直办到1937年,在他办的杂志当中,这是寿命最长的一份,与《新月》、《努力周报》相比,锋芒和棱角似乎有点收敛,但是它恪守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独立发言,不仅对政府保持独立,不臣服于国民政府,同时对公众情绪保持独立,不盲从流俗的意见。有的时候,知识精英要对政权保持独立相对还比较容易,而且这样做还可以赢得民间的掌声,要对大众保持独立更不容易,要挨骂、挨砖头、挨唾沫。在《独立评论》期间,胡适的影响力达到了他一生中最高点,此后就走下坡了,因为后面局势的演变是他所意想不到的,也是与他所主张的路径相悖离的。 胡适是个一辈子想保持自由、独立、怀疑、宽容的人,他在政治的道路上一直主张走一条和平的、渐进的转移政权的道路。他概括自由主义四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第一是保护、容许反对党;第二是和平转移政权的途径。自由主义最核心的就是这两条,没有和平转移政权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没有反对派、反对党,就不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是排他的,而是兼容的,可以包容任何不同的观点。它不是用来标榜的,挂在嘴上或写在纸上的,而是用来践行的。胡适是一个不愿轻易用理论说话的人,他喜欢用常识来说话,喜欢在生活中推行自己的思路。 抗日战争的发生是一个天塌下来的事情,这个天塌下来,共产党要顶着,国民党要顶着,哪一个党派都要顶着,中国人都要顶着,在这样一个民族危亡的关头,胡适接受了出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职位,抗战如同救火,他要做一个过河卒子,如果这次选择算是从政的话,那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以后他只当过两个跟学术有关的职位(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回国做北大校长的处境非常被动,面临着此伏彼起的学潮,整个时代的剧变,最后只能选择黯然离开。他最后一次在大陆过生日,就是1948年12月17日,当着很多人的面,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内心有很多感慨,最根本的当然是他知道大半生所追求的那个梦想——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进步的可能性没有了,他所走的和平道路失败了。这是他最痛苦的事情,也是很多跟他有着相同知识背景的人最痛苦的一件事。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要命问题上,胡适与鲁迅可能没有什么分歧,早在1934年4月底鲁迅就写信给曹聚仁说,如果天下崩溃之际,我如幸存,当乞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鲁迅去世前,跟延安派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冯雪峰也说过,如果你们的革命胜利,我第一个要逃跑。这是鲁迅晚年的朋友李霁野的回忆。 胡适深受晚清立宪派的影响,他曾以最高的赞美献给梁启超,还给张謇的传记写过序,对张謇的评价很高,张謇是南通的一个实业家,他在社会层面做的那些扎扎实实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最终会导向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它走的那条路可能更慢一点,但是更扎实,可以成为通往未来的新的起点。胡适追求的以和平方式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这条道路,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曾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认同,包括孙中山一生中第一个政治行动也是去给李鸿章上书,而不是搞革命。胡适在国民党内有很多的朋友,在知识界有最广泛的人脉,在企业界也有非常好的人缘,他曾做过老牌的化工企业久大盐业公司的董事长。以他的人脉、声望,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事实上没有做到。当然主要是因为大的时代背景,但他个人性格上也有弱点,就是比较懦弱,比较好说话。但这种缺陷放在一个历史人物身上是非常正常的,与其他的历史人物相比,胡适个人的私德是比较完美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私德的民族,其实更应该重视公德。像胡适这样一个人物放在历史上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也非常地值得后人尊敬。他的作为、一生的言行都没有背离他所信奉、所追求的原则、信念。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像李慎之先生说的那样,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乃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21世纪会不会成为胡适的世纪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假设,但是从胡适之——方励之——李慎之,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链条没有断,自由主义的链条没有断,历史的链条没有断,思想的链条没有断。胡适之的“阴魂”已经回来了,正如毛泽东说的:“21世纪我们给他平反吧”。其实不用得到21世纪,在20世纪后半叶,从八十年代开始,胡适就逐渐地还魂了。历史就是这样,不是说你打倒了他、清洗了他、批判了他,他就真的消失了。 今天胡适回来了,将来他在中国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一定会在这一轮新的历史转型中发挥他的作用。我想到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观点,正好可以用来概括胡适的观点。胡适的表述可能不一样,但米奇尼克的观点在胡适那里都有。波兰团结工会的前台领袖是工人瓦文萨,但是波兰团结工会幕后的灵魂人物,一个叫库隆,一个叫米奇尼克。米奇尼克的书在大陆没有公开出版,只有一本崔卫平主译的《通往公民社会》自印本,在2004年印过几千本。米奇尼克当年是华沙大学历史系学生,以后成了波兰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在波兰变革之后,瓦文萨当了总统,他也是以高票当选为议员,但是只有两个月他就辞职了。他认为自己就是一名知识分子,永远都是,不应该从政。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这两个观点是他从年轻时代以来一步步琢磨出来的。第一个观点,我们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而是为了追求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第二个观点,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而奋斗。共产主义就是一个美好的明天,共产主义也是一个完美的未来,但事实证明这样的乌托邦的许诺往往都是不可靠的。米奇尼克提出的这两点看似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凡,太朴素了,简直就像胡适一样的浅薄,但它又很深奥,它把以往宣扬的理念解构了。为什么要为美好的明天奋斗,就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明天你又不知道,哪怕明天更好,但明天也不会完美的,一定也是有缺陷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胡适恰恰就是这种理想的信奉者。胡适一辈子都是笑眯眯的,都很乐观,都是面对今天的,胡适和鲁迅的照片摆在一起,鲁迅很酷啊,横眉冷对,胡适总是笑着的,他的招牌的照片一定都是微笑着的,他只是含笑面对今天,所以,任何时候他都不会绝望、不会悲观,不是因为他相信明天有个完美的社会等他,而是他相信通过努力,简单的、持续的努力,去过更好的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快乐。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胡适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得到他所说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哲学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但是他一生都在追求这样的自由的过程当中,所以他很快乐。他每一天的读书、写作、交友因此获得意义,有一度他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接待开放日,任何人都可以到他家里来。他过得非常的充实,因为他把每一个今天都当成很好的,而不是抱怨今天的不完美,这是一种理念上的差异。他这样看待生活,所以他始终很乐观,而不是很阴暗。 有朋友说,鲁迅是闪电、胡适是阳光。这个比喻我认为基本上准确。有外国学者说,英美革命是阳光革命,法国革命是闪电革命,最终阳光革命比较健康,它能照到每个角落。而闪电闪过以后,大地仍旧一片漆黑。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虽然很过瘾、雷霆万钧。1789年一把火,就把旧社会烧掉了,但它缔造的第一共和,到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第三共和才开始稳定下来,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俄罗斯走过的道路也是如此,中国的道路,自戊戌变法以来,如果我们把戊戌变法当作中国近代转型的起点,是中国人第一次用和平方式开始追求现代政治,已经一百一十多年了。但我们还在路上,还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俄国、中国不是没有革命,我们一次次的革命,不断地革命,但是我们的革命始终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又回到封闭的黑暗。阳光革命是温和的、少流血、甚至不流血的,按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逻辑也许不过瘾。 很多人不喜欢胡适,因为他不倡导用雷霆霹雳的手段解决社会纷争和变革问题,他倡导温和的、温文尔雅地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在很多激进青年那里毫无魅力。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暴得大名,在年轻人中的影响远在鲁迅之上,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出现了小小的逆转,鲁迅的影响在年轻人当中超过了胡适。因为在大学校园里面左翼的青年要比非左翼的多。我们看何炳棣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们都是少数派,殷海光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是绝对的少数派。事实证明,最终有眼光、有成就的是殷海光、何炳棣他们,许多人可能连自己也被革命吞噬了,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李慎之就是一个例子。李慎之、方励之这些人都曾经信仰过共产主义,李慎之是“一二九”一代,延安镀过金的,1957年以后成了右派,二十几年都在炼狱中煎熬,1989年他在中国社科院做副院长,不愿在刺刀下做官,又把官帽给摘了。像李慎之那样,他们那一代人的数字是非常庞大的。那是信仰共产主义最狂热的一代知识青年,连韦君宜那样的大家闺秀都去革命,投奔延安去了。在这样一种态势下,胡适所追求的那一条道路自然就被很多青年所漠视、所抛弃。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凡是胡适的学生、听胡适话的人,无论后来是左的还是右的,留下来的还是走掉的,就是留下来的几个,比如罗尔纲、吴晗,那都是胡适帮助过的人,胡适所器重的青年,这些人在专业里面都是做得很好的。出去的就不用说杨联升这些人,包括小字辈的像唐德刚只是沾了胡适一点边的人,往往会去做一点扎扎实实的事,造福社会,而不是去寻求一次性的冲动。李慎之是非常有才华的人,是党内同僚非常佩服的人,满腹经纶、会写能说,记忆力极好,毛泽东欣赏他,邓小平也欣赏他,周恩来也欣赏,包括他对胡乔木都有知遇之感,超越不了个人的情感。2002年,他在在西湖边跟我讲,他青年时候是个典型的鲁迅派,认为鲁迅天才得不得了,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话,窗外一棵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多么天才啊!自己绝对想不出那么天才的表述。在鲁迅这种天才的表达面前胡适就黯然失色,所以,年轻人怎么会不抛弃胡适呢。李慎之说,那时候看见胡适就觉得胡适不怎么的。但他走了几十年坎坷的长路,走过八十年代末,走到九十年代,他最终发现年轻时选择的这条路走错了。他说自己在绞肉机里面绞过以后,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道路,那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还是胡适之高明啊,当年怎么就不相信胡适之呢!但后悔来不及了,只有从头开始,所以他晚年要打胡适之的旗,重提自由主义。这不是李慎之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选择。他是1923年出生的,比他大5岁的1915年出生的顾准,1916年出生的是胡绩伟(《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1917年出生的李锐(曾是毛泽东秘书、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常委),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自然科学史家,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比他小的就更多了,包括律师张思之、记者戴煌…… 1919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一二九”运动、抗日洪流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九十年代以后,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归胡适的道路,这是一代人的选择,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选择。现在有一个词,叫“两头真”,就是指这些人,就是说他们在年轻的时代追求真理,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到了晚年仍然追求真相,对一生走过的革命道路进行重新反思,又回到了“真”的起点上。那些当年曾抛弃胡适的人,在晚年重新选择了胡适。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这些人纷纷回到胡适,这是李慎之感到欣慰的一点,所以他才会说“21世纪将会是胡适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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