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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六四”后消声,央视前主播薛飞重现网络

知名博主“长春国贸”在多家门户网站的个人博客中,上载多张央视《新闻联播》前主播薛飞的近照。薛飞与另一位央视前播杜宪因在“八九民运”时同情学生,后离开央视,薛飞一度避走他乡。 (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8日,知名博主"长春国贸"在位于网易、新浪等门户网站的个人博客上,发出央视《新闻联播》前主播薛飞的多张近照。博文还介绍了薛飞的背景和近况"在20多年前,薛飞是一个被无数国人熟悉的名字;可惜1989年离开《新闻联播》节目组,并于1992年赴匈牙利定居,2001返回中国,从事教书育人等工作。" 该博文发出后解情况,激起多位网友的特别记忆,在该博文下写出"薛飞、杜宪"的名字;网友"智者为先"写道:"二十四年前某月四日七时许,黑衣黑纱语速缓慢的主持了半小时后消失在公众视线,另一位女播音员也一同隐退,致敬!";网友"潸然泪下"评论薛飞"气节不朽,精神永存;中国传媒人的楷模。" 据悉,薛飞和另一主播杜宪在"六四事件"后,因为同情学生遭央视解聘,杜宪后受聘香港《凤凰卫视》的多档节目;薛飞则在上世纪90年代初避走匈牙利,2001年回国后在中华女子学院任教。多年间,民间相传的版本为1989年"六四事件 "发生后的当晚《新闻联播》节目,杜宪和薛飞黑衣主持,明显表现出对当局镇压的不满和学生的同情。目前网上央视视频则显示当时为杜宪和另一主播张宏民共同主持。 与薛飞并称为当年三大男主播的另外两位"张宏民、罗京"在"六四事件"后继续留任央视,成为"国脸";罗京生前表示自己为职业播音员,职业道德就是播音,而不过问播出的内容,罗京在"六四事件"后的新闻中曾播出:"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些螳臂当车的歹徒,难道能阻挡得了吗?"2009年6月5日,罗京因病离世。 早在2008年,薛飞曾在厦门一个活动中亮相,朗读了岳飞的《满江红》;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在他的新浪个人博客上发布了一张薛飞照片,也在网络上激起不小的反响,瞬间转帖达到数万人。 "薛飞和杜宪有独立的立场" "八九民运"时"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向德国之声表示,央视《新闻联播》主播在"六四事件"后的按照官方定稿播出内容,有的人就如殚徒"手中的刀",但人终归不是"刀"一样的工具,而应该有人的思考和判断:"薛飞和杜宪穿了一身黑衣,他们有独立的立场,那是他们个人的选择。" 周舵也表示,杜宪和薛飞的名字尽管可以零星出现在媒体上,但在官方并未解禁,因此对此不必过分解读:"现在总的来说有点乱,新班子接手手,这种过渡时期出现各种出人意料的事情也不奇怪,并不代表官方的正式动向。" 周舵不认为目前中共当局会对"六四问题"解禁,尽管官方已经零星启动对"六四死难者"的赔偿,但对于"六四事件"的定性难有任何更改:"很多人都有误解,认为'国家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有什么理由不平反,不改正?'其实正好相反,越是严重的、大的错误,越难改正。" "卷入'八九民运'中的一大部分人是和政权离心离德的" 周舵在采访中回顾24年前的"八九民运"后,中国的政治形态和人的精神都发生了变化:"实际上这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间划界性的事件,八九年之前和之后有非常大的区别,八九年之后虽然经济发展得很快,但执政党的政策基本上是倒退的。" 周舵也认为24年过去,"六四"虽然成为官方禁忌话题,但在民间,特别是"八九一代"人的心中,有着密切的情感联结,这也是薛飞、杜宪等人一旦现身网络旋即引起热议的原因和官方忌惮的力量:"被卷到'八九民运'中各个层次的人,在全国几千万人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起码是和这个政权离心离德的,是站在对立面的,所以随时可能出事。" 作者:吴雨 责编:苗子

美国之音 | VOA专访:周舵谈温家资产调查及体制改革

打印 电邮 共享 x Del.icio.us Google Bookmarks Twitter Facebook 关于共享 华盛顿 — 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拥有巨额隐匿财富的震撼报道发表10天之后,香港南华早报11月5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共领导层应温家宝的请求,已经对报道所说的其家族财产启动了一项调查。美国之音记者叶兵就这一事态发展电话采访了在北京的独立学者、1989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其他三人是刘晓波、高新、侯德健)之一周舵。上世纪90年代初曾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后回国。   叶兵:根据(温家宝)他本人的请求,在这之前已经有报道了,他作出的反应是请中央调查他家庭的财产。如果这是真的话,就是说等于批准他的请求,或者是什么?   周舵: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他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非法财富,这个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启动这样一个调查能不能导致一些良性的制度变革。如果能导致一些好的有意义的变革的话,那当然就是好事了。但是,这里头变数就太多了。大家应该还记得,20多年前,就是1989年的时候,赵紫阳曾经也提过这样类似的请求。因为当时有很多传言说他的子女,他的儿子赵大军、赵二军倒彩电,倒什么,他也请求党中央启动纪检部门对他的调查。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而且说不定,有一种猜测就认为,这恰恰是他后来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如果他真是启动这种变革的话,会伤及很多领导人的利益。所以这次能不能有一个好结果,变数太多了,很难预测。   叶兵: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不管是不是涉及到温家宝本人或者他的家庭成员,有没有现在传闻说的。   周舵: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这对于他个人,对于他的家庭当然重要。但是对于国家对于民族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能不能导致一些制度变革。如果真的是有助于阳光法案的实施的话,那当然温家宝个人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是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   叶兵:传闻所说的,他在提出请求的时候也是说,即使他自己作为一个牺牲者,他也愿意开始这样一些调查。是吧?   周舵:至少从他这个表态来说,这应该是值得敬佩的。毕竟以前这样的例子还很少见嘛。   叶兵:如果这个调查真的展开了的话,对于高层其他人到底有什么不利呢?   周舵:(笑)那当然就会牵扯到很多人。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是认真地调查下去的话。所以阻力会非常大。   叶兵:那么如果真的像南华早报报的那样,确实已经展开(调查)了的话,那么那些人就没有做点什么阻碍或者反对的事情吗?   周舵:这事他很难阻碍呀。因为他现在是在位的总理,又是政治局常委。他个人有这种表态,如果说他用一种个人的这种方式来提出,突然提出来的话,那高层也很难阻止。问题是下一步呢?能进展下去吗?这个恐怕大多数人都不看好。这需要或者也许十八大之后,新的领导班子会有些新气象?那谁知道呢?很难说呀。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很大的魄力,对国家、民族有这样一种负责的精神,一种品格。将来这些新的领导人有没有这种品格,那谁知道,很难说呀。   叶兵:现在这个调查,因为纽约时报这样报了,大家都非常关注。他成了一个焦点。但是,这个调查只针对他一家,或者是对他一个人,常委里边或者高级领导干部当中, 只针对他这个 一个案子来调查。那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周舵:我想,如果是这样,最后导致的结果就像处理薄熙来一样。就是他自己一个人,或者他的家族某些极少数的成员。然后结案就说他们是刑事犯罪,到此为止的话,那就很令人失望了。因为谁都知道,现在中共党政官员的贪腐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叶兵:他们这些高层的、最高层的常委里面或者是接近常委的这些头头,他们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不是他们自己本人并不介入或者介入的很浅。是不是这是一个共性呢?   周舵:一般是认为这种体制是上边要比下边的清廉程度高一些。通常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没有经过一些独立司法去公正调查的话,这个结论没有办法作出来。事实真相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啊。因为过去历年的政治学研究一般的结论是这样。比如说,非洲的那些军政府,那些独裁政权,它的贪腐越到上边越厉害。   像中共这种所谓极权主义体制,它是相反的。它是高层享受很多很多特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没有必要去贪。另外她加上其他很多因素,党纪呀的什么,它总还保留一些所谓的理想主义。通常过去的研究是这么认为。但是现在中国的所谓中国模式,大家都看不懂了。它是这么特殊奇怪的一个模式。它到底是怎么一个真相?它信息太不透明了。大家只能乱猜。   叶兵:即使这些领导人真的清廉,但是他在这个环境里。   周舵:对。就从大家所了解的情况来说,他的亲属,他本人哪怕是非常严厉地约束他的近亲属,都很难做到。因为中国它不光是官场的问题。整个国家的民情风俗,社会各个领域,都已经腐败到一定程度了。这些亲属,无数的人就是自己自动送钱上门啊。他挡都挡不住。想不发财都不可能。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真正深层最难办的问题就在这。   我当年在北大的一个研究社会学的同事孙立平,他的话就是社会溃败,是一个全面的、深入到社会每个细胞的这样一种贪腐、腐化。它已经成了一个全面笼罩的一种文化。这才是这三十年来这个民族最深重的危机。这就很难办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那么悲观呢?它已经不是对一个个别人,或者是对体制内动动手术,或者是动一个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所能解决的问题。动手术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很可能是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了。那就非常难办了。   一个民族的道德重建,这是一个多艰难的任务啊!谁能做得到啊?   叶兵:温家宝的事情如果是真展开了调查,调查取得了一些基本事实根据,有了结果,你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会成为一个针对刚才你说的这个社会通病,或者说这种文化现象,能不能有一个医治,不是说根治,至少是一个医治的契机呢?   周舵:从我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改革派,从我的角度来看,那当然希望能有这样一个结果了,以这个作为契机来导致制度本身的改良。但是也有另外的可能。它也可能成为社会爆炸的一个引爆的可能。那就更可怕了。未来是不可预测的。现在中国往什么方向走,根本不是替中国模式大唱赞歌的那些中国人外国人所看到的。深层的危机,非常非常的深重。   叶兵:还有一点,现在习近平马上就要接班了。那么,前不久布隆伯格也叫彭博通讯社也报了他们家隐藏的那些资产,那个当然没有展开调查,他家里面甚至连回应也没有,包括习近平本人。也没听说有传闻说他有回应。你觉得他的这件事情,他做的怎么样?另外,他有没有决心在这方面做点什么?   周舵:据我听到的一些传闻,不完整的消息,习近平对他的亲属约束得很严的。一而再再二三地开家庭会议,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是实际效果怎样,那就很难说了,谁也不知道。因为你这个制度就没有这样的规定说到了什么样的从政的领导人,到了什么样的位置上,他的每一个亲属,哪一种亲属就不能经商,不能发财。你要是没有这个规定,这都查都无从查起。没有法律依据呀。   叶兵:党内或者政府内原来不是有过一些就是党高级干部或者领导干部的近亲属不能经商,原来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呢?   周舵:好像没有。我是没查到过。而且事实上不是这样啊。或者说,你什么叫经商呢?在国企里工作,在国企里担任一个高层的负责人,这算不算经商呢?国企或民企,那种算经商呢?国企跟国家机关是连通的。他可以说他是官员,他不是经商啊。有很多模糊地带。改革就是这样,非驴非马,半新半旧,掺杂在一起。当然这个模糊地带有模糊的好处。就是为你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一点宽松的环境。   所以,总的来说,现在就是需要有一个有一套真正的高瞻远瞩的通盘的一个顶层设计,中国未来到底怎么办?中国这些严重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怎么能够找到一个代价小,不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的这样一套改革方案?现在我没有看到高层有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都说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到现在停滞不前,都认为是所谓既得利益的阻碍。其实,更大的难关不在这。确实是高层他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改法。一不小心,一脚踏空就摔下去了。这恐怕是更大的问题。   叶兵:刚才我突然想到,家庭成员买股票算不算经商?   周舵:对呀,你不能禁止他。当然你要立法,说根据中国目前这种严重的情况,就是立一个法律禁止,也未尝不可。   叶兵:不得买股票,也不得进入股市。   周舵:对,你把他任何猜疑嫌疑的漏洞全都堵死。你要掌握权力,要处在这么高的位置上,就要付出代价,包括你的亲属。这是应该做的到的。   叶兵:对。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了股票的话,就应该透明,你什么时候买的,谁得了多少利,或者是输了多少,应该是公开的,对不对?   周舵:对,这个不难做到。   叶兵:你合法所得就应该暴露出来嘛。应该让大家知道。   周舵:对,是的,现在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现在贪腐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到底怎么办?很多学者也提出来仿造当年香港廉政公署的那个办法。就是赦免,或者叫赎买。问题是老百姓能同意吗?十个老百姓有九个不会同意。你这个政治文化就不允许这种可能性。那怎么办呢?   你要是真正的惩治腐败,那得杀多少人哪?杀到哪个层次算是个头啊?而且不光是官场腐败,商界,学界,普通人,谁不走后门啊?谁不偷税漏税啊?你惩治到谁算是个头啊?   叶兵:那以前杀了的呢?对不对?这些活着的人赦免了。   周舵:以前杀了就算了呗。以前杀的毕竟杀的不多呀。那都是有凭有据的,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的。那杀了也不冤枉。对不对?这个赦免恐怕是……,因为你追讨的结果必然就是革命。只能走这条路了。对吧?只能是赦免。那这其中就需要有很高的政治智慧政治技巧。尤其是要对老百姓有个很好的交代。要让老百姓能够接受能够同意。   叶兵:我最后问一下吧, 一个是光查温家宝,因为他这个事情被报了,其他人没被报,那么这些人就可以幸免吗?对温家宝,对他家人,这样公平吗?当然不公平了。这就是我们担心的嘛。到此为止,到个人为止,那就毫无积极意义了。而且这么做的话,肯定会引起相当大的社会震动。   叶兵:不管查出事来,还是没查出事来,这样有针对性的,对某一个人。   周舵:对,总的来说,就是普遍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改革三十多年走到今天,已经到了没有实质性变革就混不下去的地步。现在就是这样,薄熙来是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对吧?接下来一块一块到哪为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谁都不希望发生一种剧烈的社会动荡,发生这种社会剧变。还是希望沿着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步一步代价比较小,震动比较小的改良主义的路走下去。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愿。   问题是另一种可能性会不会跑到前面。八十年代那些改革精英就一直在讲的一个问题,就是精英和痞子赛跑,到底谁跑在前面?就是改革和革命赛跑。改革要是你不能顺利推进下去,没有不断地有新的成绩,给老百姓一个交代的话,结果那可能就是革命。那就是谁都不愿意看到。   叶兵:刚才我们提到了习近平(家人财产)也被曝光了,也是一个西方通讯社。在这种情况下,光查温家宝他们一家,习近平也没出来回应,那么也不去查,他自己也没有要求。张三可以查,李四就不能查,或者李四不想查就不查。这说得过去吗?   周舵:哎呀,那就不会导致制度变革了。对,那就很糟糕了。   叶兵:那(温)就真成牺牲品了?   周舵:对呀,是啊。那我们就等着看吧。   (根据电话录音整理)

美国之音 | 北京传言止于露面 什么主义能救中国?

 2012年 3月 26日 北京传言止于露面 什么主义能救中国? 记者: 张楠 | 北京 图片来源: AP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左)和夫人3月25日出访被广泛视为是中共领导层基本稳定的迹象。 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由于王立军事件被免职后,京城内,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百姓,议论纷纷,猜测连连,出现了多年来不曾有过的思想混乱。与此同时,思想界开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严肃的思考。 3月25日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首尔出席全球核安全峰会。人们关心这则新闻,不仅是因为核安全问题十分重要,还因为胡的出访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共这个90年老党的领导核心,目前基本稳定,否则最高领导人不会冒险拿出一周时间出国访问。 *谣言止于常委露面* 上星期,网上疯传京城发生政变。于是乎,官方媒体上那些原本枯燥无味的领导人名单受关注度陡然剧增。22、23日两天,为了打消人们的疑问,政治局九常委无一例外地在电视上轮番露脸,其中也包括谣传中所说的薄熙来的盟友周永康。周被安排会见跟自己地位并不相称的印尼外长。 江泽民主政时期,曾有陈希同、杨白冰两名政治局委员遭免职。胡温时代,则有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因贪腐罪被撤职法办。薄熙来也是政治局委员。 不过,薄去职所带来的震动远非其他几人可比,他势力大,根基深,后台硬,在党内外都有相当支持度。据记者了解,一些北京百姓对薄被拿下,十分不解。他们称薄熙来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干部。 *有人为薄熙来打抱不平* 中国某中央级媒体以前曾派记者去重庆暗访,了解打黑除恶的情况。当地民众告诉他们,打黑效果明显,社会治安大为改观。 高级干部中也有人为薄熙来打抱不平,认为中央某些人嫉贤妒能,把能力过人但锋芒毕露的薄熙来看成是威胁,一定要找碴儿将他拿下。 批评薄的人同样大有人在。在一些自由派学者看来,薄熙来打着反腐败、反特权、反官僚主义和“共富”的漂亮旗号,虽然也做了些实事,但他终究是个没有认清世界大势、非要开历史倒车的民粹派领袖。 *“红二代”抵制看“红剧”* 北京学者周舵认为,即便唱红歌,其内容和极左的意识形态也无法分割。他曾做过一个试验,请几位著名的“红二代”看一出红歌剧,竟然遭到他们的集体抵制。周舵说,可见就是在老革命的子弟里,薄公子那一套也吃不开。 现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事业遇到难题,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加大,司法不公频发,既得利益盘根错节。一些人认为,改革失败了,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些权贵们就是文革中所要打倒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中国是深化改革,打一场改革攻坚战?还是停滞、倒退,回到文革时代,再来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人们似乎又嗅到久违了的路线斗争的味道。 *什么主义能救中国?* 下一步改革如何进行?有人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中国的前途展开辩论。文革结束后,中国曾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过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凝聚共识,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 有消息人士透露,一位现任中共领导人曾向一批老干部提出“马列主义快不行了,什么主义能行”的问题。这位消息人士说,这表明,中共已经陷入理论困境。 一种主张认为,可以从平反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入手,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据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总理温家宝近年来曾在党内高层会议上三次提出为“六四”平反的问题,但由于受到同僚反对而作罢。反对者之一就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薄熙来。 有分析人士称,温家宝并非孤家寡人,他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肯定在高层有其他人支持。 分析人士说,将在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接替胡锦涛出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应该具有改革意识。他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就是坚定的改革派。他为人正直、仗义执言,曾因胡耀邦受到不公正对待而跟邓小平拍桌子,也曾坚决反对“六四”镇压。父亲对习近平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不过,习近平的能力、魄力如何,在僵化体制下能否有所作为,仍然有待观察。 *平反“六四”难度大* 据报道,一些“六四”难属及其他有关人士表示,他们以前并未听说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的事。“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说,他仍在禁止出境的黑名单上,最近要求延长护照被拒绝了。不过,他认为,温家宝提出给天安门运动平反合乎情理。 1978年,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为两年前被打成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平反,称其为反对“四人邦”的革命群众运动。 但是平反1989天安门运动的难度更大,因为此事一涉及邓小平,二涉及军队。有分析人士表示,毛的旗帜早晚要倒,邓的旗帜再倒了,恐怕共产党无法承受。 *学者建言促政治体制改革* 周舵的意见是:各界精英尽快形成共识,弄清楚政改怎么改,路径是什么。他主张实行渐进民主。他说,不改革是死,乱改革也是死,民主化应分两步走,先自由,后民主,先搞自由、法治、宪政、人权保障,最后过渡到英美式的多党制。 周舵认为,应从改革人大、政协制度入手,真正落实宪法关于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的规定,使共产党从议会老子党变成议会党。 北京学者曹思源认为,文革虽然被否定了,但是并没有受到彻底清算,没有从思想上和政治制度上去剖析文革的根源。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最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援引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民主和法治。中央党校原教务部副主任侯少文认为,不谈解决权力腐败问题,去讲民生,那就是隔靴搔痒、画饼充饥。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常务副主任侯少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怎么设置权力,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关系怎样;第二,怎么赋予,赋予就是选举;第三,怎么运行,要按照规矩和法治来运行;第四,怎么控制,控制就是进行监督,老百姓参与。 他说,政治体制改革更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北京传言止于露面 什么主义能救中国?

VOA张楠  | 北京 图片来源: AP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左)和夫人3月25日出访被广泛视为是中共领导层基本稳定的迹象。 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由于王立军事件被免职后,京城内,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百姓,议论纷纷,猜测连连,出现了多年来不曾有过的思想混乱。与此同时,思想界开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严肃的思考。 3月25日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首尔出席全球核安全峰会。人们关心这则新闻,不仅是因为核安全问题十分重要,还因为胡的出访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共这个90年老党的领导核心,目前基本稳定,否则最高领导人不会冒险拿出一周时间出国访问。 *谣言止于常委露面* 上星期,网上疯传京城发生政变。于是乎,官方媒体上那些原本枯燥无味的领导人名单受关注度陡然剧增。22、23日两天,为了打消人们的疑问,政治局九常委无一例外地在电视上轮番露脸,其中也包括谣传中所说的薄熙来的盟友周永康。周被安排会见跟自己地位并不相称的印尼外长。 江泽民主政时期,曾有陈希同、杨白冰两名政治局委员遭免职。胡温时代,则有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因贪腐罪被撤职法办。薄熙来也是政治局委员。 不过,薄去职所带来的震动远非其他几人可比,他势力大,根基深,后台硬,在党内外都有相当支持度。据记者了解,一些北京百姓对薄被拿下,十分不解。他们称薄熙来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干部。 *有人为薄熙来打抱不平* 中国某中央级媒体以前曾派记者去重庆暗访,了解打黑除恶的情况。当地民众告诉他们,打黑效果明显,社会治安大为改观。 高级干部中也有人为薄熙来打抱不平,认为中央某些人嫉贤妒能,把能力过人但锋芒毕露的薄熙来看成是威胁,一定要找碴儿将他拿下。 批评薄的人同样大有人在。在一些自由派学者看来,薄熙来打着反腐败、反特权、反官僚主义和“共富”的漂亮旗号,虽然也做了些实事,但他终究是个没有认清世界大势、非要开历史倒车的民粹派领袖。 *“红二代”抵制看“红剧”* 北京学者周舵认为,即便唱红歌,其内容和极左的意识形态也无法分割。他曾做过一个试验,请几位著名的“红二代”看一出红歌剧,竟然遭到他们的集体抵制。周舵说,可见就是在老革命的子弟里,薄公子那一套也吃不开。 现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事业遇到难题,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加大,司法不公频发,既得利益盘根错节。一些人认为,改革失败了,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些权贵们就是文革中所要打倒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中国是深化改革,打一场改革攻坚战?还是停滞、倒退,回到文革时代,再来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人们似乎又嗅到久违了的路线斗争的味道。 *什么主义能救中国?* 下一步改革如何进行?有人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中国的前途展开辩论。文革结束后,中国曾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过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凝聚共识,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 有消息人士透露,一位现任中共领导人曾向一批老干部提出“马列主义快不行了,什么主义能行”的问题。这位消息人士说,这表明,中共已经陷入理论困境。 一种主张认为,可以从平反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入手,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据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总理温家宝近年来曾在党内高层会议上三次提出为“六四”平反的问题,但由于受到同僚反对而作罢。反对者之一就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薄熙来。 有分析人士称,温家宝并非孤家寡人,他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肯定在高层有其他人支持。 分析人士说,将在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接替胡锦涛出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应该具有改革意识。他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就是坚定的改革派。他为人正直、仗义执言,曾因胡耀邦受到不公正对待而跟邓小平拍桌子,也曾坚决反对“六四”镇压。父亲对习近平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不过,习近平的能力、魄力如何,在僵化体制下能否有所作为,仍然有待观察。 *平反“六四”难度大* 据报道,一些“六四”难属及其他有关人士表示,他们以前并未听说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的事。“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说,他仍在禁止出境的黑名单上,最近要求延长护照被拒绝了。不过,他认为,温家宝提出给天安门运动平反合乎情理。 1978年,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为两年前被打成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平反,称其为反对“四人邦”的革命群众运动。 但是平反1989天安门运动的难度更大,因为此事一涉及邓小平,二涉及军队。有分析人士表示,毛的旗帜早晚要倒,邓的旗帜再倒了,恐怕共产党无法承受。 *学者建言促政治体制改革* 周舵的意见是:各界精英尽快形成共识,弄清楚政改怎么改,路径是什么。他主张实行渐进民主。他说,不改革是死,乱改革也是死,民主化应分两步走,先自由,后民主,先搞自由、法治、宪政、人权保障,最后过渡到英美式的多党制。 周舵认为,应从改革人大、政协制度入手,真正落实宪法关于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的规定,使共产党从议会老子党变成议会党。 北京学者曹思源认为,文革虽然被否定了,但是并没有受到彻底清算,没有从思想上和政治制度上去剖析文革的根源。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最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援引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民主和法治。中央党校原教务部副主任侯少文认为,不谈解决权力腐败问题,去讲民生,那就是隔靴搔痒、画饼充饥。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常务副主任侯少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怎么设置权力,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关系怎样;第二,怎么赋予,赋予就是选举;第三,怎么运行,要按照规矩和法治来运行;第四,怎么控制,控制就是进行监督,老百姓参与。 他说,政治体制改革更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陽光時務 | 《陽光時務》第15期目錄及封面(2012年3月22日出版)

【主編說: 從重慶模式到香港模式 /長平】如果我要說,政治上控制,經濟上自由,中央政府對於重慶、廣東和香港的期待,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會有人不同意嗎? 封面故事《2012別讓香港沉沒》 1、【虛擬普選:假投票,真普選】在香港新任特首小圈子選舉產生前,「民間選特首」活動四起,其實是搭建平台框架,期望2017普選到來,經民主意識與組織訓練洗禮的公民,可以迅速有效地適應民主,表達意願,發揮自主能力,而不致於被輕易操縱。 2、【 1/1200,一個選委眼中的特首選舉 /梁啟智】朋友打趣說,能夠成為「一千二百份之一」,是上等人了。但在制度之內,卻更為特區的禮崩樂壞憂心忡忡。都說二零一二是世界末日,原來此話果真不假:對於在特區政壇打滾的每一個人,無論身份界別如何都要被迫選擇重新做人。 3、【愛上指南:圖解香港政治谱系】香港本地政黨政治起步於八十年代,首個政黨成立於一九九零年,從港共暗流,建制派、民主派對立,到親中派、泛民派分化,以及新社運的崛起,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每一股政治力量的消漲、博弈,都需要細細梳理,才能照見香港的未來。 4、【香港政治譜系之建制派:掌握特首選舉】唐梁之爭在建制派內部引發分歧,程度之深,此前少見。2012特首選舉中,建制派選委占一半以上,如果建制派選委統一意見,將能左右特首選舉大局。中央仍是決定性力量。 5、【香港政治譜系之泛民主派:在分化中爭民主/專訪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馬嶽】開始的時候,香港泛民主派向英國政府爭取民主,後來變成向中國政府爭取民主。在爭取民主制度的改變上,泛民主派做得並不成功。但在保衛人權、法治、廉潔等基本價值不被搶走、維持香港現有的系統運作方面,泛民主派從1980年代開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6、【香港政治譜系之港共:中共的香港難題】香港與內地不同,不能用管制內地的那一套來要求香港。這對於共產黨來說,是一種新的體驗和挑戰。不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還是意識形態上,都有其內在的衝突。這是與英國管治香港的不同之處。要化解這些衝突,需要中共有非常高明的政治智慧。 7、【香港政治譜系之新社運派:一套「進步本土觀」的誕生】本土力量首次公開闡明在面對京港關係時的立場和思維內涵:在評斷是否接受一些來自北京的政策規劃時,最關鍵是這些政策規劃是否有違反香港城市發展的願景。 8、【80後「民主小女神」】兩年前香港舉行了一場立法會補選,一個外表柔弱文靜的小女生參與其中,在暴烈的政治熔岩中開出一條山澗,她用堅定的聲音告訴市民,香港並不民主,香港並不公義。這位靚麗大方的女孩受到眾人追捧。她的名字叫周澄。 【愛上深度2:重慶事變仍是宮廷鬥爭】薄熙來倒台,是中共處理『四人幫』以來最嚴重的政治變局,並牽出 周永康等高層。但這仍是一場宮廷鬥爭。變局去向何處,觀察者指, 2012年六四將是重要觀察節點。 【爱上深度3:蘭嶼:核廢之島】面對彷彿繞口令和數字遊戲的回應,達悟人只有憤怒,「這個政府騙人,我們不再相信任何他們的數字和承諾!」三十年到頭來還是一樣的標語和訴求,對達悟人來說,反核廢運動的終結,就像划向夜晚的大海,航行中看不見盡頭。 【爱上深度3蘭嶼專題:希婻.瑪飛洑的一天】不相信數據,不相信專業,她用田野的方式,自己挨家挨戶拜訪調查。她寧願與人面對面接觸,去真正了解他們的感受,對她來說這些數字並不抽象,背後都是生命的掙扎和病痛。 【爱上深度3蘭嶼專題:野銀的兄弟】也許在台灣,公共事務很難和生活實際連結,年輕人多半默不關心,但在蘭嶼,鄉公所是最大的行政單位,平時部落(村)受理的專案計畫、建設,都與生活息息相關,再加上人際網絡緊密,島上的政治人物常常出自家族的遠戚近親,因此身在蘭嶼,政治既不遙遠也不虛幻。 【多拍一點:Kony事件反思】約瑟夫·科尼(KONY)領導的「聖主抵抗軍」(Lord’s Resistance Army)自上世紀80年代起在烏干達虐待、綁架兒童,建立兒童軍,從事反社會武裝報復活動。非政府組織Invisible Children(IC),製作了11部影片以宣傳KONY暴行,並呼籲通過武力制止KONY。其最新製作的影片《KONY 2012》3月5日上傳至youtube以來在twitter、facebook等平台引發病毒式傳播效應。然而與此同時,各方對此短片的質疑也隨之而來。 1、【2012,讓Kony家喻戶曉】 在情境功利主義(Act Utilitarianism)被廣泛認可的信息環境中,一件正確的事情需要用誇張、隱瞞、心理暗示等手段來增加其傳播性,這不得不引起理性批判主義者的反思。 2、【烏干達:看不見的故事】看KONY 2012的舉世爭議,像看一個雪球,滾了六年,迎面撲至,撞碎後裏面狼籍落散一地。 3、【不完全的真相,就不是真相——反思《Kony 2012》及社交媒體時代的圍觀】社交媒體只是交流輔助工具,對於真相,還得自己找自己想,不完全的真相,包裝得再精美也不是真相本身。這是我反思被《Kony 2012》迷惑得到的教訓。 【多画一点:兩會鄺飆】 貌似無比正經的兩會,每天都有大量逗樂的笑料被晾曬到互聯網上來,那些喜劇色彩濃郁的花絮,給「不正經」的網民們奉獻上了一道娛樂「大餐」。 【爱上噪音: C allstar《別讓小島沉沒》(视频)】C AllStar是香港近年冒起的樂隊,以80後的視線為起點,很多歌曲與社會問題脈搏緊貼。《別讓小島沉沒》是2011年專輯《新預言書》中的一首歌,歌中唱到「小島逐寸風光向下瀉, 幸福何用租借」,MV則選擇在香港中環碼頭、立法會等地取景。他們在歌中追問:香港(小島)沒落或本土價值消逝,我們在其中還有什麼剩下呢?而最危機的情況,「其實是對這座城市不再有感覺。」 【爱上噪音:捍衛香港新聲音/陽光時務專訪C AllStar】今天香港的新一代如C AllStar,正在用他們對這座城市的「切膚之痛」,熱烈擁抱著城市的本土價值,捍衛香港。 【爱上噪音:末世情歌的弦外之音:從「街頭引腔」到「樂壇議事」/ 梁柏堅】《別讓小島沉沒》起初聽時,就像是一首普通末世情歌,細嚼之後,發現有弦外之音:小島沒落或本土價值之消逝後還剩下什麼呢?希望C AllStar會繼續走這條路線,他們就是新生代的代言人。聽懂他們的歌,你會了解多一點——社會已經開始轉變了。 【愛上禁區:程翔訪談獄中書,昔日國粹派如何繼續愛國?(視頻)】香港資深記者程翔因「間諜罪」而入獄,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出獄後的程翔,埋頭寫作回憶錄,傾訴自己為何因「中國情意結太深」而入罪,受盡屈辱,卻從不悔恨。在接受《陽光時務》專訪時,他反思中國的改革歷程,表示未來將義無反顧地繼續走他的「愛國路」。 【愛上禁區:無可救藥的愛國者/吳志森】 程翔寫的,不但是自己,更不是個人的故事,而是透過一個記者的角度,呈現制度的缺失,用程翔的說話,就是:「要透過自己的牢獄之災,為剷除製造冤假錯案的土壤貢獻一分綿薄的力量,否則,我這牢就是白坐。而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使我的牢不致白坐。」 【愛上新青年:香港青年如何看選舉】 【多讀一點:港版「潛伏」——香港地下黨員風波(視頻專訪前地下黨員梁慕嫻)】梁慕嫻認為,要分清兩個問題,一個是共產黨在香港,另一個是地下共產黨在香港。1997年前,中國共產黨組織在港英統治時期,不能公開是情有可原。但是在97回歸之後,仍然不願意公開,這是欺騙港人。 【多讀一點2:《香港民主的前景:2012年選舉改革》】我們基於兩個原因,認為2012年的選舉改革對香港的民主化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它們是香港政府催促進行民主改革之意願的一個指標。其次,2012年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將擁有實現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及2020年立法會選舉普選的權力。 【多說一點:薄熙來的活棋和死穴 /周舵】重慶模式著意籠絡的是臣民,依靠的是臣民,養育的也是臣民;它是一個上層民粹煽動家、野心家和下層鼠目寸光、「有奶便是娘」的臣民上下呼應、完美合作的怪胎。這種怪胎在西方歷史上層出不窮,自古希臘的「僭主」發其端,到希特勒等現代極權主義者總其大成,一點都不新鮮,毫無創意,大概只有中國人會誤以為那是什麼新玩意,什麼新「模式」。 【多說一點:旗幟鮮明地進行政改 /舒泰峰】溫總理記者會的最突出意義在此:他以直白的語言,鮮明的態度回擊了否定改革的逆流,指出中國的出路在於進一步改革,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開歷史倒車沒有前途,改革向前才是正道。 【多說一點:毀譽參半溫家寶 /笑蜀】他之為體制內最大的意見領袖,或者叫做最大的公共知識分子,主要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層面的意見領袖、社會民主主義層面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在十年總理任上主要是從這角度,來設置國內輿論界的公共議程,來引導國內思潮。 【多說一點:預算報告三問 /喬小王】中國之大,每個人享受的公共服務體驗都是個體化的,要瞭解全國一盤棋,還是得看預算報告,可預算報告裡至今還不能明確看到這些。 【多說一點:胡旋之義世莫知?——評中國刑事訴訟法修訂 /斯偉江】 這幾條所規定的,秘密關押,秘密逮捕,秘密竊聽,其範圍並不小。實踐中,司法機關可以先以上述罪名為由,進行秘密關押,竊聽,然後,再轉為其他案件,對此,刑訴法,並無法條予以禁止。 【多說一點+後續報道:一位陸生的聲明】陸生陳墨曾於《陽光時務》第十三期陸生專題中發表文章《自由之地的牢籠》,認為台灣某大學存在不合理的陸生限制措施,引發台灣媒體關注。近日,作者聽聞該所大學因此事受到壓力,準備辭退一名與陸生接觸老師的傳言,特地撰寫本文,表達自己的意見。

陽光時務 | 孔慶東有病,大家要幫他

文/周舵 編者按:對於那些動輒暴怒,排外性、攻擊性十足的「孔粉」們的「愛國主義」,我看也應該作如是觀——第一我們這個民族的創傷性集體記憶,第二許多國人貌似強勢,其實內心自卑、不自信的弱者心態。這是錯誤,但確實是值得同情的錯誤 。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大學》這幾句話說的是處理問題的方法:要分清主次,不要捨本逐末;要瞭解前因後果,不要倒果為因;等等。就拿孔慶東罵香港人是「狗」這件事為例,許多論者焦點模糊、主次不分,倒因為果、先後不明,把原本是非分明的事情攪成了一團亂麻。 事情的起因並不複雜,大陸遊客在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的違規行為,引起香港人的不滿和提醒。這因果和是非都很清楚。有文明教養的人遇到這種提醒,毫無疑問,應該是道歉和糾正自己的不當作為;但這位大陸遊客不但不這樣做,反而無理強辯,蔑視香港的規則。這是錯上加錯,從不懂規矩,發展到蔑視文明禮貌,以粗野無理為榮。這種超乎港人想像的蠻橫會引起香港人的什麼反應,實在不難預料。雙方最終沒有動起手來,已屬萬幸。 非常不幸,這位大陸遊客的粗野行為並非極稀少的偶然個案,而是我們相當多數的大陸人民的常態。隨地吐痰、污言穢語、大聲喧嘩、插隊加塞、亂丟廢棄物……種種無視文明禮貌的劣跡,讓全世界各國人民對我們白眼相向、滿心鄙夷,我們自己還毫無知覺。 這完全是我們教育的大失敗導致的惡果,和什麼「殖民地」,什麼「種族」毫無關係。1993年,我20天遊遍台灣,沒有在地上看見一口痰,沒有看見任何人罵粗話、插隊、隨手亂丟垃圾。我去香港四次,情景和台灣一樣。都是中國人,為什麼行為差別這麼大? 原因其實也很清楚:這是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以粗野、無知、貧窮為榮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長期灌輸的結果,而人所共知的文革大野蠻不過是其中一次最集中的表演罷了。我們這裏長期流行的思想意識,是把文明禮貌醜化成「貴族老爺、剝削階級的虛偽做作」,以無知、無禮、沒教養的「大老粗」為榮的。這種徹底顛倒是非美醜的反文明教育,至今仍然餘韻悠長。 絕大多數國人至今不瞭解,我們當初大革文化命的時候,全世界的左派們都興奮無比,為之歡呼雀躍,並且竭力仿效。這六十年代極左民粹的一代人,從根基上撼動了西方文明,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隨之向粗野無禮、放縱不法的痞子反文化方向急劇向下看齊。改革開放之後,這一整套民粹流行文化便大舉進軍中國,尤其是我們的文藝界更是趨之若鶩,以為這種反叛文化就是自由大狂歡、人性大解放。他們對於英國紳士傳統的「法律和道德約束下的自由」可以說是一無所知。 那麼多的人臭駡孔慶東,卻很少見到論及他這一套痞子作風的源頭所在。孔慶東其實是個病人;孔慶東的第一種病,是民粹病。這是不能完全歸咎於他個人的。我們應當對他多一點寬容和理解。他不過是我們這個誤入歧途數十年的粗野民族一個小小的縮影罷了。 孔慶東的第二種病,叫作「病態自尊」。這種病的一個典型文學形象是阿Q。阿Q是個瘌痢頭,他不但絕對不准別人提起這個毛病,而且就連「光」、「亮」都不能提,誰說了這些字,阿Q就要和人拼命。 這種病有兩個常見的根源,一是幼年期的創傷性經歷,經常因為自己的缺陷而遭受侮辱嘲笑;二是內心缺乏自信,潛意識裏認定自己的缺點是改變不了的,所以以攻為守,表現得特別敏感而且富於攻擊性,動輒暴怒。 對於那些動輒暴怒,排外性、攻擊性十足的「孔粉」們的「愛國主義」,我看也應該作如是觀——第一我們這個民族的創傷性集體記憶,第二許多國人貌似強勢,其實內心自卑、不自信的弱者心態。這是錯誤,但確實是值得同情的錯誤。 我特別希望香港同袍對此要更多些體恤和理解。誰是沒有缺點錯誤的呢?每個人都需要別人的寬容、同情和幫助。「誰是沒有罪的,就丟石頭打她吧!」孔慶東和他的擁躉們當然更應該記住這句話。 (作者係北京學者)

法广 | 关注中国: 周舵: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民粹民主不是好东西 周舵一开始写道。一句话可以点题:那就是自由民主才是好东西,民粹民主不但不是好东西,而且可能是古往今来一切政体当中最坏的一种。文章认为 中国人没有英国人从自身文明的历史传统中自发演化出自由民主那样的历史幸运。只能由精英从西方学习和引进,然后用理性认知指导现代化的实践。只能是理论先于实践,于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就会是“错误的理论导致错误的实践”。如果说西方人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也能行,那么,我们则是恰恰相反。尤其在今天,中国已经站在了启动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改革的门槛前,如果我们对于民主的认知发生严重错误,那么,未来的前景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笔者认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最大的危险,就是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崛起成为主流,而最大危险中最大的就是激进民主、民粹民主的崛起。   两种民主区别:多数人如何对待少数人   文章指出,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的区别,说到底是多数人如何对待少数人的问题——是平等对待,还是排挤、仇视、压迫和剥夺。采取第一种立场的,就是自由民主;采取第二种立场的,是民粹民主。而民粹民主这个家族当中,对少数人的剥夺和压迫的程度又有差别,其中最极端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支——它公然宣称要对少数人实行赤裸裸的“专政”。 然而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必须设法解决秩序、自由和平等三大基本价值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评价政治制度的好坏,无非就是根据它们达成这三大价值目标的绩效高低。这三大价值目标当然就有充分理由称之为“普世(普适)价值”。   有限政治   激进民粹民主派们都是些政治狂热分子,他们秉持一种一元价值观,一心想把政治弄成高于一切、笼罩一切的人生唯一要务,要让政治来解决一切问题,“政治挂帅”,容不得半点政治疏离和政治冷漠。不错,政治确实很重要,有时甚至生死攸关,但人世间根本没有什么唯一重要的事;生命需要丰富的色彩,多元的社会才会有自由,有自由才有活力和创新,而“自由”当中当然应该包括不关心、不参与政治的自由。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政治狂热、持续发高烧必然导致情绪化,情绪化必然走极端,走极端的结果,就是秩序失控、剧烈冲突、社会动荡甚至爆发内战。所以,仅仅有了有限政府还不行,还得让整个政治领域理性、冷静,给政治活动降温,让政治——理所当然的包括民主政治在内——归回常态、归回原位,回到它应有的有限地位上去,而这就是有限政治。   限缩民主 我们还需要把“制宪”和“行宪”区分开来。制宪的原则必须是全体一致;行宪过程中的决策,则可以多种多样。一般原则是,越是至关重要的决策,越应该符合全体一致原则,比如制宪,比如部分国土的分离(所谓“民族自决”);越是需要尽快做出决策、决策越是依赖专门知识技能的领域,就越是应该交给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决策,这就是限缩民主,即限缩少数服从多数决策原则之范围的主要理由。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限缩民主的范围呢?1 人权。2 独立司法。3 公务员制度。4 公民社会。5 市场经济。把这五大领域放到政治之外,就可以避免政治狂热,防止“政治肥肿症”;每个人就都可以享有非常大的自由空间,去安安心心地追求他自己的最爱,实现他心中的人生理想,不必担心政府或其他什么人——管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横插一杠子,来破坏他的美梦。政治,包括民主政治所要做的,就不过是处理新情况、新问题和非常规的突发事件,就不过是锦上添花,无关宏旨。就算最坏的情况出现,政治决策、民主决策的结果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照老百姓的话说,“我不靠那个东西吃饭”!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因为议会不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而关门,社会照样运转,人民照常生活?为什么不管哪个政党上台、谁当总统都关系不大?说到底,社会如何实现和谐?国家怎样才能长治久安?无他,靠的就是这一套政治消肿术,政治减肥术!这就叫有限政治。   中国怎么办? 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成绩显著,另一方面也问题严重、隐患巨大、危机四伏,其中民愤最大的,就是各级官员的特权腐败和滥用权力,不作为或乱作为。而造成所有这些问题、隐患和危机的原因追究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全都来自一个东西:政府的权力太大并且没有受到有效监督约束。解决之道,不是民主,是宪政! 1 首先要达成广泛、深入的精英共识——关于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基本共识。 2 然后,在精英的引导下,建立自由宪政与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竞赛规则(游戏规则)。 3 在宪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规则约束下的竞争”并且“按合法程序改进规则”的政治文明行为习惯养成的同时,积极稳妥、协调有序地扩大政治领域内的公民权利,主要是政治参与,和言论、出版、表达两方面的权利。政治参与应当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个层次。精英层次的政治参与,是指人大、政协向真正的议会转型,成为独立的立法机构。为平稳过渡计,执政党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多党竞争下的一党独大,但必须从高居于议会之上的“议会老子党”,成为在宪法约束下,以议会为主要政治舞台的议会党,通过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来主导立法、组织政府、行使行政权。同时,议会要逐步向独立的民间人士开放议席,走“内源式”的两党制发育之路——像17世纪英国从议会中发育出托利党辉格党两党制的演进模式那样,而不是在现有体制之外,以街头运动的抗争方式形成非法状态的反对党。 总而言之,执政党一定要走在社会进步的前面引导改革,前瞻性、全局性的改革顶层设计必不可少,有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了振兴、腾飞的门槛前,中华振兴和腾飞,不是、也绝不可能是靠西方民粹民主“向下看齐”那一大套最坏最坏的坏东西,不是、也绝不可能是靠“多数决神话”和“普选神话”,相反,是要靠自由宪政,靠尚贤尚智、选贤任能、精英主导的儒家治理理念。   阿拉伯之春:民粹民主 西方国家为什么无节制地借债消费?为什么社会福利压垮国家财政?为什么政治家只知道谄媚大众,越来越平庸无能?绝大多数西方人至今对此毫无反省,不区分自由和民主,不区分自由化和民主化,不区分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不但把民粹那一套当成不容争辩的神圣教义,还把它向全世界武力传播。当前中东的乱局,也许勉强可以算是又一波民主浪潮,什么“阿拉伯之春”,但十之八九,那只是被伊斯兰极端势力所左右的、低劣的民粹民主,却很难导向宗教宽容、言论自由、人权得到坚实保障的优质的自由民主。北约在联合国的授权之下武力干预利比亚内政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向全世界的专制政权传递了两个强烈信息:第一,屠杀和平集会示威的民众再也不能为人类文明社会所容忍;但这是人权保障原则的自然延伸,与民主并无必然关联,更别说是自由民主。第二,专制独裁政权如果不能主动推行宪政改革,早晚会被人民起义推翻,结果将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因为,人民起义可以推翻一个老独裁者,却很难建立起自由民主。多数西方人误以为“中东之春”的选项就是“专制或民主”,所以,推翻旧专制,当然就是民主。根本不切实际!事实上,没有宪政改革在先,中东现实存在的选项仅仅是“亲西方的专制或反西方的专制”——“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是不可能使一个民族获得自由的”——托克维尔说得多好啊!   前路漫漫,中华民族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现代化的道路还十分漫长,在这个改革的顶层设计不能再拖延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头脑务必要十分、十分清醒——尤其是要看清,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什么样的民主是绝对不可尝试的!

仲大军:中国应超越左右找共识

  周鸿陵(主持人):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思想急剧涌现,左、中、右各派观点都在对中国社会提出解决方案。今天开这个会就是探讨一下,能否超越左与右,找出一个能够满足各方意见的制度架构,目的是使社会稳健发展,推动社会的变迁。现在我们请仲大军老师发言。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邀请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目的是从不同角度谈点看法。现在这个社会分歧越来越大,和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那个年代的学者坐在一起,分歧矛盾不大,都是一门心思搞改革,搞思想解放。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89年4月在京丰宾馆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议,今天在座的当年参会者有五位:高粱、黎鸣、陈子明、周舵和我。可是二十多年后,学者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分歧,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成各种流派,坐在一起交流越来越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能不能谈出一点看法,看看中国能不能走出左右?以一种什么制度方式综合左右,平衡左右的利益和诉求?这里不仅需要的是共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陈子明先生关于左右的分析文章我已经看过了,是站在宪政角度看问题。我现在更实际一些,站在执政党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可以更接近政府话语体系。特别是今天来了好几位右翼自由派的理论大腕,我不得不从左翼加点劲,以进行力量平衡。   乔续写了一篇文章刚发到大军网站上,我发现他的一些看法挺有意思,把中国左右矛盾分歧从国共两党开始追溯,延续到今天,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的左右之争,很有意思。   的确,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左右冲突,我们应当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甚至更远----马列主义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无产阶级就是左,资产阶级就是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诞生了左派力量。   但是,在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中的左右两派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下,终于以“四一二”大屠杀和“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而破裂。从此中国走向了左右之争,从此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就是在这两大力量之间博弈。无论今天的形势多么复杂,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力量。在今天说左,就是传统的共产党。不管今天的左派多么形形色色,都离不开共产党的影子。   共产党的胜利表明,谁获得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谁掌握政权。共产党的胜利还标志着中国一党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彻底左转。这就是最被民主派和宪政派诟病的一党专制和多数人统治。   所谓专政,不仅包括经济上强行的全民公有制,还包括将一些理念强加于全体国民意识。这也成为左的一大特色。   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左倾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极左。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政变的方式,粉碎了极左势力“四人帮”,以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开始矫正极左。其结果,三十年的反左,使中国的左派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和瓦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被抛弃,或被搁置,资本主义占了上风,已牢牢占据社会话语主流。   矫正极左以两个标志展开,一是收缩民权,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收回了建国之后人民群众一度曾经拥有的各种民主权利,在政治上实行一党制,首长专权,长官意志代替民主集中制,精英拥有特权,官权越来越大。二是打破平均主义,放弃共富的理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   就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矫枉过正,中国又从极左走向了极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民粹专制,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变成了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变成了精英专制。中国的执政党从左翼在很大程度上摇摆到了右翼,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工农的党逐渐变成了官僚的党,精英的党,资本的党。官员们一边将共产党的传统理念强加于社会,一边又不按这些信仰办事,使社会成了一个缺少共同价值遵守的社会。   民权收缩后使官权失去了制约,官员的权力变得无比强大。放弃均富理想,使少数人攫取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仍然赤贫。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再次出现分化和分裂,政府变成了少数人的政府,政府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   改革三十年里,一反早年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平等、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经济效率,轻社会保障和福利。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出台了很多偏右的政策,譬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MBO(管理层买断产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和员工的利益,使精英群体大获收益。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譬如以通货膨胀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以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效率至上、精英优先,必然导致重发展、轻保障的可悲结局。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难以惠及全民大众,社会保障水平始终低下。这就使中国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更存在着缺乏社会保障的严峻问题。   严峻的现实,不能不激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底层民众的觉醒。左翼思想再次抬头和左派力量再次崛起,人们再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再次被每每唱起,正是这种右倾改革的必然结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歧,正是由于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分化,才出现了新的社群对立和思想分歧。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这种现实不能不使左派思想再度集结,左派力量再次涌现。一句话,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化和分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冲撞,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能否解决当今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是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大挑战,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再次考验,也是新一届中国领导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左右矛盾,其本质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凡是诉求人民大众利益的就是左,凡是维护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利益的就是右。还有,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左,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   所以,今天中国的左派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是人民大众派。我在去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今中国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所谓左派,就是民派,所谓右派,就是官僚权贵派。解决好民与官的矛盾,就排除了左右之争。   背景了解清楚之后,需要寻找的就是解决办法。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是继续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下,以党内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力量,平衡左右利益,还是以西方宪政民主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博弈?西方宪政的理论是通过党派博弈来达到左右利益平衡,但西方国家的左翼党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西方的政治多半是右翼政治。   那么,中国在不改变一党制的情况下,能否平衡左右利益和力量?也就是说在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是否也能调整好平民与精英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党制也能调整左右利益,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只要调整组织路线,换一批人马上台,立马可以见效。但左翼力量的上台必须吸取以前极左的教训,不能从一个极端再跳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党制政体存在着较大的弊端,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左和极右都会搞得社会不安宁。一党制政体能否克服这种弊端?已成为今后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虽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但实践过后,效果并不理想,执政党代表的更多的还是精英的利益,利益的天平仍然处于失衡状态。   另外,一党制存在着两极专政的问题,不是极左专制就是极右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宪政制度,是否实行了宪政制,有了多党制约才能达成左右利益制衡?   这两种思路,从操作角度看,第一种最简便易行。就像当年粉碎四人帮,在组织人事上做一调整,极左问题就解决了。共产党只有启用新鲜血液,才能有力回天。共产党只有回归工农大众,才能重新收回失去的人心,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看,也只有共产党具有这种聚集和整合的能力。这个党再腐败,也有更新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从当代获得充足的民主法器。   而第二种方法,叠床架屋,社会动荡巨大,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难度较大。但就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方法的难度也很大,这是因为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官僚化,政府内部现存的左翼力量已经微乎其微。靠这种政府进行自身改变,同样存在难度,甚至不可能进行调整。这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困局。   真正的困局还在于共产党变得不伦不类,既失去了原先的本我,又变不成民主党的面目。未来共产党真正的危机在于失去自己的本色和宗旨,变得非驴非马,莫衷一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变成全民党是幼稚的空想,只有保持多数人的党才有存在的可能。一党制国家的核心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帝制和王制时代,现在是党制时代,既然不允许多党竞争,就只有一党代表大多数。民主制的核心不就是选票数量吗?一党制的核心也是一样,获得多数人的选票就是合法性。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三个代表一个也没代表好,反而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只要恢复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良传统,克服贪污腐败,提倡民主自由,摈弃专制独裁,共产党就有希望。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向左转就有希望。现在的左,不意味着必然的专制,左并一定与专制独裁有天然的联系。专制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左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官员必须经过普选,必须经过人民同意任命。翻开马克思的经典着作,甚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普选原则都是放在首位的原则。要学马克思,就要学马克思的正宗,不能断章取义。之所以中国的左派出现了专制,而西方的左派是民主自由的,就在于中国只学习了马克思的专政理论,而没汲取马克思民主的成分。   最后,关于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问题,我认为,只要采取居中策略,就能减少左右冲突。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居中,两边向中间靠拢,把富的变瘦一点,把穷的变胖一点,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要铲除产生贫富分化的土壤,避免极右或极左政策,让左右矛盾失去物质基础。我们的古人早就描述过这种大同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好的传统。   我们都是快60岁和60多岁的人了,是伴随改革一同走过来的人。五十而知天命,我们这些人应当更知道一些天命吧。中国怎么能改变不是多数人压制少数人,就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这种局面?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点思想、思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敬重的人,都是人品、个性优秀的学者,我们的观点可以有分歧,但肯定也有共识。我先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高见。   另外,我对开会文化有一点看法,现在学术界的会议,繁文缛节,自由讨论的时间也要主持人指定发言顺序,这不叫自由。前几天我在北京大学王绍光那个讨论政体的论坛开会,发个言都别扭,主持人非要和你过不去。现在中国的精英专制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给他一点权力就要专制,政治学界也不懂自由的精神。动不动就说有约束的自由,有约束还叫什么自由?所以今天叫嚷自由主义的很多是些伪自由。我们的会是给大家自由,谁想说谁说,主持人不要太专制。   施晓渝(民生学者):   我希望思想不要太偏激,不要太出格,为了我们的活动能够继续做下去,要理性一点。胡星斗说我是中国最典型的中派,我的观点是:左右的分歧都出现在对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想从总的方面解决问题,实际上左右在很多问题上是一致的,内涵虽不同但外延有相交之处。我觉得可学邓小平对根本问题不争论,我认为尽量避开那种总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多谈一些具体的问题,就事论事,即技术型的推动。   现在英国乱得一塌糊涂,法国曾经也是,包括瑞典这种最温和的国家,也出现过一个人杀死九十多个人的事,从这个角度讲,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制度,而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的制度更不行。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马、毛讲的弊病,其游戏规则可以被利用、可以寻租,欺凌弱势大大存在。既然没包治百病的制度,就只有三交和三公原则,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一个一个问题解决。我对总体设计一点概念都没有,不懂总体设计,我的观点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无非是交往、交易、交流,(注意,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形式)只要在人类的基本活动的基础上搞好了公正、公开、公效(公共效益),对此我称之为“三交和三公”原则,那么这个社会会向良性的方向上发展。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左和右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渐进改革或者渐进革命,右派喜欢讲渐进改革,左派喜欢讲渐进革命,他们都有最终目标和模式设计的,我是没有理想模式设计和终极目标的,我认为是走到哪一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寻求最佳方案。我认为我这思想理论和科斯的交易定理,哈耶克的自在秩序是默契相通的。   我说的具体问题也不是指个案维权,我赞成维权,但我不喜欢纠缠到一些具体事务里,况且这么多要维权的具体案例怎么搞得完?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我的意思是热点、政策性的讨论。最近发起了几起群体事件,比如新塘,汕头,内蒙,还有一些问题,如重庆模式、广东模式,高铁事故,赖昌星事情,还有美欧债务危机,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否能用或严重缩水乃至泡汤的问题,还经济结构,分配格局的调整,高价房和保障房以及相应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国进民退,高额地方和高铁债务,高物价,高通胀,高税收等问题,我们是否能通过这些热点,通过具体问题,通过民间的推动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的影响政府,一步一步做大民间。   民间的错误在于老是有人奢望登高一呼,天下巨变,这个观点我是反对的。有的老师吹自己的主张、制度设计是怎样的完美,现在的制度怎么不好,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听,动不动就讲最根本问题,根本解决,总的解决办法,总的设计,这样搞下去容易与官方发生冲突,遭来打压。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的共识问题可以找,比如说邓玉娇案就做得比较好,暂时没有可等待。   我的意思是用三交和三公原则逐步推动,我讲了30多年,就是希望把民间做大,气氛烘托好,水到渠道。我希望温和一点,总体思想是最好我们要找官方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与官方互动,比如说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他们也解决不了,对这问题就可死缠置疑,我们逐渐讨论,逐渐把民间力量做大,推动民间的整合势力,组合舆论,集合阵营,这种势力就是无形的压力,就能逐步办点事。   我就讲这么多。   陈子明 (原北京社会科技发展研究所长):   我想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十几年来我在超越左右翼、超越体制内外方面的观点,我整理了一个几万字的言论汇编,谁感兴趣的话,给我一个电邮,我可以发给你。这个话题从1994年我能够发声开始,年年都在说。左右派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超越不是否定、抹煞这种现实,而是说左右翼都要拒绝走极端,看看有哪些重叠的共识,首先共同搭建一个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表现自己,争取民心,争取选票,争取执政。   我在2000年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指出:“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分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应当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角逐,通过争取民意的支持来一决胜负。”   我在2004年对左中右派的观点作出一个简略的概括,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   左派的普罗情结,也可以称为大众情结或底层情结。在金字塔型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重合,在橄榄型社会,则不重合。普罗情结在价值观上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功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社会经济中分配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一种好的财富或者收入分配应当是能够提高全社会个人福利总和的分配。显然,只关心个人价值和小团体利益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   右派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主义,也就是尽可能地把馅饼做大。首先把馅饼做大了,每个人才有可能多分一点。而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由于资本精英、社会资本精英、技术精英、知识精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要优先保障精英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特色”的右派来看来,民主化将会破坏稳定,从而影响创造财富过程所必须的社会秩序;民主化将会促进平等,从而不利于调动刚刚崛起的精英阶层的积极性。   中派强调基本人权,强调程序正义,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不像左派和右派那样有一种比较鲜明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其实,中派也是有自己的阶级或阶层背景的,这就是中等阶层或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称为“普世价值”也还说得过去。由于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橄榄型社会,而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或者说葫芦型社会(中等阶层尚待发育),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中派)的立场偏向社会下层,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2007年我写了《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这篇文章突破了左中右单维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两维度的分析,以宪政和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和右作为横轴,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4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右派、专政左派。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宪政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派。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专政左派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当下中国的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现在还不对三十年改革进行反思,还不提出用宪政来制约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在次法西斯主义体制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晖所谓“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同时,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的活力之源。让我们首先携手搭建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左右互搏,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

共识网 | 周舵: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一句话点题:自由民主才是好东西,民粹民主不但不是好东西,而且可能是古往今来一切政体当中最坏的一种。 如果以“范式”(paradigm)之有无作为科学与前科学的划界标准的话(1),那么,迄今所有各门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都只能算是前科学(大概只有经济学除外)。这从“基本概念的多歧义、无共识”一条即可看出。即便在已经充分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长期以来对民主的理论认知之混乱,左翼知识分子对于自由民主抨击之猛烈,简直可以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2)。幸亏,当今西方的自由主义主流民主不是靠先有了理性自觉的民主理论而后创立的,相反,它是极其幸运并且特殊的英国自由宪政历史传统自发演化的结果,是在和其它各种政治制度的激烈竞争中一再显示出综合优势而后被人们坚持和维护的,所以,理论落后于实践,大多数人对民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糟糕的是,西方国家在向外输出民主时的一再误导(3),就是毫不奇怪的了。特别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那场全球性的极左民粹大爆发之后,西方传统文明遭到严重破坏,西方民主普遍向民粹下滑,思想理论的混乱就更是雪上加霜。中国知识分子以为今天的西方人都很懂民主,足以指导我们未来的民主化,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解。 我们中国人没有英国人从自身文明的历史传统中自发演化出自由民主那样的历史幸运。我们的现代化只能由精英从西方学习和引进,然后用理性认知指导现代化的实践。我们只能是理论先于实践,于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就会是“错误的理论导致错误的实践”。如果说西方人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也能行,那么,我们则是恰恰相反。尤其在今天,中国已经站在了启动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改革的门槛前,如果我们对于民主的认知发生严重错误,那么,未来的前景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据我看,未来政治改革最大的危险,一言以蔽之,是各种极端主义崛起成为主流,而最大危险中最大的——对不起左派先生们了——就是激进民主、民粹民主的崛起。 因此,清晰无误地区分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坚决拒绝和防范民粹民主势力的崛起,对于我们未来民主化的前途,堪称生死攸关! 一 两种民主的谱系 1 民粹民主 我们说自由民主是“主流民主”,是从绩效即自由民主的实际成绩角度而言的。它从英国发源,先是传播到美国,然后传遍全球,被当今大约近百个基本稳定了的民主国家所采纳。但十足吊诡的是,从历史渊源上说,自由民主历史短暂,它是近代才有的东西;而民粹民主反倒是源远流长,从古代希腊就有了,因此更有资格占据“主流”位置。从民主认知上说,自由民主的制度建构及其运作很复杂,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社会共识和文化条件,所以难于理解,难以进入多数人常识的“主流”;而民粹民主却“很简单,小学生都会”(岂止小学生,文盲都会——哪个文盲不会往候选人身后的碗里丢豆子?),所以,常识性的“主流”很自然地,就全是民粹民主的“人民主权”、“人民的统治”、“民众的权力”、“全民普选”和“少数服从多数”那一套,而这些咒符式的民粹民主的神圣教义——非常遗憾——全都是和自由宪政相冲突,和建立在自由宪政基础上的自由民主相冲突的! 本源的、本义的,“不带修饰词”的民主起源于古希腊,它是指“多数人的统治”。请注意:民主的词义“人民的统治”中的“人民”根本不是指全体国民,甚至不是全体公民;“国民”即城邦全体居民当中只有大约1/10是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即自由民成年男性,奴隶、妇女、小孩和外邦移民都不在其中。所以,“多数人的统治”当中的“多数”,仅仅是指公民当中比较贫穷的那一部分人,即自由民成年男性中的中下阶层,那1/10人口中的多数穷人。可以说,实际上直到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为止,人类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占国民多数的多数人的统治这回事,而法国大革命的“多数人统治”则毫无“统治”或“治理”可言,不过是多数群众的恐怖暴政、半无政府状态加上罗伯斯比尔的个人独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这么一幅景象吗?不过是把罗伯斯比尔换成了毛泽东而已)。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统治”)从一出世就名不符实,后来也从来没有名实相符过。 更大的问题还不在此。对多达156种希腊政体做过比较研究的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古代希腊名为“人民的统治”、实为“少数自由公民中的多数平民的统治”的“民主”又有大不相同的两种:一种是以城邦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遵照正义良法而治的“温和民主”,后世把它称为“共和”;另一种是多数穷人只照顾穷人(与富人相对)或平民(与贵族相对)自身的阶级私利,不依照法律的、任意专断的统治,这就是“极端民主”。极端民主是温和民主败坏之后的“变态政体”,它起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后雅典城邦民主的衰败期。此时的雅典城邦,公益心丧失,公民美德崩坏,共识破裂,各种人各谋私利、互不相让,阶级斗争、政变、内乱此起彼伏,最终以善于蛊惑煽动穷人,非法篡夺权力的“僭主”、“民众头领”的独裁和外族(马其顿)的征服告终。 极端民主在随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衍生出众多子孙——源于卢梭的法国大革命式的民主,巴黎公社式民主,直接民主,大众民主,“革命民主主义”的民主,民粹民主,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民主”, 六十年代法国学生造反式的民主,等等。其中和当前中国现实关系最为密切、根基最为深厚的,当属民粹民主。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实在就是登峰造极的民粹民主(4)。 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的区别,说到底是多数人如何对待少数人的问题——是平等对待,还是排挤、仇视、压迫和剥夺。采取第一种立场的,就是自由民主;采取第二种立场的,是民粹民主。而民粹民主这个家族当中,对少数人的剥夺和压迫的程度又有差别,其中最极端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支——它公然宣称要对少数人实行赤裸裸的“专政”。 希腊后来被罗马征服;罗马前期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专制,是共和。罗马共和上承希腊传统,但已经不是什么“多数人的统治”,而是被认为集中了君主制、贵族制、温和民主制三种“正统”良治政体的优长,一种多元平衡,“现实最优”的“混合政体”,而这个“共和”才是当今主流民主的历史渊源。 罗马共和衰败后被帝制取代,成为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被日耳曼蛮族灭亡,整个欧洲遭遇上千年的文明大倒退,这就是所谓“封建”。在这上千年里,断断续续地也曾有人提出类似民粹民主的主张,但都应者寥寥。直到卢梭的几篇极权主义民主的大作(5)极大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中间阶段(激进阶段),民粹民主才不但复苏,并且成为法国政治持续至今的一股主流;再经巴黎公社等等法国激进主义的革命造反、尤其是借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力鼓吹与实践而席卷全球,在20世纪前半期几乎和纳粹主义一起联手埋葬了“资产阶级民主”即自由民主。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是民粹民主,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本人,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今天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人们那样真心信奉这个民主。他们对于民主,哪怕是民粹民主,从来没有什么好的评价。 从举世公认的科学方法的角度看,马克思,和出色地继承了马克思学说“精髓”的列宁的民主观是十足混乱、自相矛盾的,但这在“辩证法”家的眼里却不但不是问题,相反,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级”的科学方法的表现——因为矛盾是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以,自相矛盾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明之处。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主和专政是“对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人民大众最完全、最彻底的民主,和对资产阶级等等阶级敌人的暴力专政”,而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6)。民主就是专政,专政就是民主 (同理,黑即白、白即黑,是即非、非即是,依此类推,可以推出一切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命题,直到当今“后现代”们的“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至于“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民主”,不过是少数剥削压迫阶级对多数人民的专政,所以,民主还是专政。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者放眼看去,无论何时何地,民主永远就是专政而已——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别无其它。理由呢?简单之极,因为民主是一种国家的统治形式,而国家无论何时何地,永远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统治即专政。必须等到共产主义彻底实现,阶级消亡、国家消亡、政治消亡、任何“统治”一律消亡,当然,民主也就一起消亡了,毫无必要了。到那时,作为专政的民主也好,作为民主的民主也好,全都“消亡”了。 总结一下: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史观,共产主义之前的政治通通是专政,民主不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当然毫无例外,通通是专政:“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列宁);共产主义之后则专政和民主都毫无意义了。所以,在一切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人们眼中的那个好东西,在马克思学说当中实在难说是个什么好东西。它要么就是专政,要么毫无意义。 作为非辩证法家,你如果坚持“低级”的形式逻辑,非要把民主和专政区分开,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还剩下什么呢?当然,就是无产阶级的统治亦即多数穷人的统治,并且是多数穷人绝对的、“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统治(列宁的原话!)。这不但在民主理论的类型学上就是不折不扣的极端民主即民粹民主,更妙的是,列宁还毫不隐讳地道出了民粹民主的凶残本相——对少数人“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 请务必注意:马克思,列宁都根本没有“歪曲”或“篡改”民主——当然是指民粹民主——的本质,也根本没有生造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新概念。他们所理解的民主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曾经长期占据过民主的主流位置(7)。后发现代化国家民主化最大的困境,恰恰就在于此! 在当时那个科学落后的军国主义普鲁士,和德国浪漫主义哲学背景中成长、接受教育的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惯于翱翔在人间天国幻想的半空中,让诗人的浪漫思絮漫天飞舞。他哪怕是稍稍脚踏实地一点,也应该想到,他那个“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有什么保证,不至于演变成对于任意划定的随便什么人的专政,甚至演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不错,马克思有一个区分敌我的客观标准,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且不说何为多、何为少的界限如何划(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有过规定,雇工八人以下为合法,以上即“剥削”——试问理由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既然已经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已经成了无产阶级,为什么还要被专政?因为“拼死反抗”?因为“思想反动”?因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那么,划分思想反动或不反动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定?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证明,阶级斗争以及“专政”永远会“扩大化”,以致斯大林把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杀光,毛泽东把他的老战友们整得死去活来,都绝不是什么个人品质问题,正是马克思学说的逻辑必然;而马克思本人的“科学预见”却恰恰与此相反——这是太无知,太天真,还是过分沉迷于完全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幻,把美梦当了真?或者,是因为他把哲学和科学混为一谈,甚至误以为某种哲学比科学更科学(一个科学欠发育时代的德国人所犯下的低级错误)?(8) 西方人至今仍然普遍认定,无论如何,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是民主。大错特错!无论如何,那是货真价实的民主——民粹民主,多数暴政式的极权民主。只不过,无论如何,那绝不可能是自由民主!共产党人并没有故意行骗,他们只不过是选错了民主类型。他们的民主观其来有自,甚至,你说那曾经就是民主的主流,搞不好,未来说不定还会成为主流,也毫不为过。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种遍布全球,极为“雄厚”的民主思想理论和社会文化的基础,我们才格外忧虑,一旦贸然开启中国民主化的大门,十之八九,就会是民粹民主的漫天狂潮席卷天下! 2 自由民主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必须设法解决秩序、自由和平等三大基本价值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评价政治制度的好坏,无非就是根据它们达成这三大价值目标的绩效高低。这三大价值目标当然就有充分理由称之为“普世(普适)价值”。 三者当中最基本的是秩序。“稳定”是秩序的通俗但不准确的说法,因为一个良序社会还得有活力、有变革,“与时俱进”,否则无法“稳定”。无论如何,“秩序”是一切人类文明得以存续的最起码条件;没有秩序,人类社会就只能倒退回群兽间相互吞食的原始丛林状态,“文明”便无从谈起。一切激进派——激进民主派,民粹民主派,革命党,法国式放纵不法的绝对自由的信徒,等等——的一个通病,就是无视秩序对于文明的极端重要性,以为无政府状态值得向往。他们极度天真地设想自己将成为摇动那架无政府绞肉机手柄的那只手;而无数历史事例反复证明的却是,根本没有那只手,所有的人都只不过是这架无政府绞肉机里面的肉馅而已。原始丛林里没有最终的赢家。 人类尝试过许多种建立社会秩序的方法。凭常识即可了解,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多,秩序越是难于建立,即便建立也难于稳定。古代民主总是要滑向无政府状态和僭主独裁,原因即在于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多数人类文明只要成熟到一定程度,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人决策即君主专制的原因所在。只有英国人是个令人惊奇的例外,他们居然从中世纪封建的一团混乱当中创立起了自由宪政,即专制秩序的对立面——自由秩序。也许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政治智慧所创造出的最大奇迹。 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冲突一望便知:秩序就是对自由的限制;至于自由和秩序之间能够相反相成,结合成一种自由秩序,即法治、宪政、人权保障(9),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法律下的自由”,却是常人(更别说古人)难以想象的;专制秩序才适合古人的想象力和知识水平。如果不是由于种种幸运的偶然因素先是在古代希腊催生出一种特异的城市商业文明,传入罗马成为罗马共和,后来又融入基督教和日耳曼蛮族两种成分,到近代又加入一系列其它成分,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终于在英国促成了议会宪政体制,然后输入美国发扬光大,才有了两个“自由秩序”的现实范例的话,很可能没有哪一个聪明人能构想出这种秩序。自然界、生命和社会的演化之奇妙,过去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人类理性能够构思、设计和预测的。但是,一旦一个制度和文化范本演化出来,我们就有可能学习、仿效、嫁接和移植,而不必消极无为地接受自身文明的任何自然演化结果。历史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创造的,但历史也决不是什么受历史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它是如哈耶克所言,无数世代的无数个人“有意创造的非有意结果”。 自由秩序的演化成功,有赖于诸多有利因素极为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其中如古代希腊的城邦民主、理性哲学、逻辑数学、自然科学;罗马的自然法原理(法律不是人订立的,是神律在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的体现,人只能发现并服从它),和分权制衡的共和混合政制;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神权高于俗权的主张;日耳曼蛮族的部落军事民主(战士大会)、自由精神和习惯法(比如“王在法下”)传统,等等;总之,希腊、罗马、希伯莱、日耳曼这四种文明因素共同造就了中世纪中后期的封建主义,而恰恰是这个封建,成为英国自由宪政之母——历史的真相与我们脑中被灌输的“封建专制主义”先入之见完全相反。这个话题值得多说几句。 “封建主义”从狭义说,主要是指中世纪欧洲的日耳曼因素,即日耳曼蛮族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建立的一种相当原始的,政治权力多元分立、治理松散低效的世袭贵族等级制;其中的王权通常很软弱,国王不过是所谓“平等者中的第一人”,如同兄弟伙中的大哥;全国(这“国”只是个模模糊糊的领土-人口概念)的土地都被层层瓜分下去,每个大小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和城堡里都是有完整权力的统治者,不受国王干预。国王自己的封土并不多,有时比一些大贵族还要少;他没有常备军,因为除去习惯法规定的少量礼金贡献之外,他不能征税,所以既养不起军队也养不起官僚机构;遇有战事,他有权征召大小贵族骑士自备马匹武装粮饷临时征战御敌;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宫庭法、庄园法、封建法等等各行其是;很长时期以来,从王而下,大小贵族全都不识字,纯是一帮文盲武夫……总而言之,“封建”的那幅图景简直与中国同时期高度发达的典章文化处处相反,只能用野蛮落后、杂乱无章、肮脏愚昧、不成体统这些字眼来描述。请务必记住:欧洲封建是还处于原始部落社会末期的日耳曼野蛮人把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几乎彻底毁灭,所造成的上千年文明大倒退的结果,很自然地,它与中国自秦汉以来大一统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儒家礼教官僚制的井然有序(过分有序了!)、优美精致的高度文明和经济繁荣几乎没有相同之处。我们最接近“封建”的,是西周;自春秋以来,封建就“礼崩乐坏”了。 但野蛮自有野蛮的好处。首先就是封建贵族的自由精神。举两个例子,可以生动说明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贵族精神。有一位西班牙贵族对国王说过这么一番话:“国王陛下,只要你遵从我们祖上传下来的传统惯例和习惯法,我们就服从你,尊你为王;否则,贵族们将不会服从!”在西欧封建贵族中有一句广为传布的格言,叫作“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意思是,我的领地、我的城堡,风可以吹进来,雨可以刮进来,但是,再尊贵的人,哪怕是国王,如果没有我的准许,他不能进!——你能想象哪一位秦以后的中国臣民敢对皇帝这样说话吗?自秦至清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只能称作“皇权专制”,绝不可称“封建”,因为封建主义正好是专制王权的对立面。 正是封建主义的这种分散、混乱和“落后”,形成了王权、贵族和基督教会的教权长期僵持不下的拉锯战,事实上成为一种分权制衡的权力格局,一方面在封建贵族中保留住了坚决维护自身权益不容王权侵犯的自由精神,并且在与王权的长期争斗中逐渐发展出一整套制衡王权的法律和制度,即自由宪政;另一方面,又给中世纪中后期的城市复兴时代大批自治城市和城市联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近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科学技术和人文主义就是从这些自治城市中孕育出来的。掌管着天国入门券的教皇权威至高无上,他们经常打压王权,在国王和贵族之间挑拨是非、趁机渔利,成为限制王权的另一大因素。更为凑巧的是,到了近代早期(1750年工业革命以后),由欧洲整体的文明进步、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足够条件的王权扩张、民族国家形成眼看就要把贵族和教会的权力剥夺干净、快步走向王权专制的时候,英国的城市工商金融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已经壮大成了足以抗衡甚至压倒王权的力量,于是,早先为反对封建贵族领主这个共同对手而结成的盟友——王权与城市市民——此时成为新的竞争对手,资产阶级转而与贵族在议会中结成政治联盟,联手以自由宪政约束、限制王权,防止王权走向专制,最终以自由宪政的全面胜利结束了中世纪的封建史。在英国,资产阶级化的旧贵族,贵族化的新兴资产阶级,和有名无实的王权,便成为近代自由主义议会宪政的三大主角——原则上,立宪君主充任公正中立的国家元首和总裁判官,担负全社会整体平衡之责;贵族为维护保守主义价值和土地所有者(包括农民)的利益掌上议院,资产阶级为维护自由主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工商金融界的利益掌下议院,工业无产阶级等底层民众则被排斥在政治边缘。显而易见,这是对古代共和制君主(执政官)、贵族(富人)、平民(穷人)三大政治力量相互平衡制约的近代重构;孟德斯鸠和洛克正是在这个自由宪政的经验现实基础上,建立起近代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系统学说。#p#分页标题#e# 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9世纪上半叶的议会改革,这将近两百年间的英国,是有自由,无民主。这里的“民主”,实际上主要是指底层穷人的参政权;这里的“自由”,是指在宪政、法治、代议制议会、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等一整套制度设置和现实中,多元政治力量的相互竞争制衡所保障的,每个人与生俱来、任何人不可剥夺的、“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个人基本自由权利——请注意:其中并不包含“平等的政治权利”;政治参与当时还是受财产、教育、性别、年龄等严格限制的。1832年以前,英国只有2%的人口拥有政治权利。 这时的贵族阶级虽然处在无可挽回的衰落之中,却早已脱尽了中世纪日耳曼蛮族的野蛮粗鄙,占据了精致优雅的高度文明教养的制高点,养成了“生为模范阶级,就必须具备治理天下的优良品质,以承担社会责任”的高人一等的阶级意识;他们虽然自己也投资工商业,但对那些教养不良、浑身铜臭、除了发财别无追求、恨不能榨干雇佣工人每一滴血汗的资产阶级暴发户满心鄙夷;而资产阶级也自惭形秽,不得不把政府的高级职位拱手相让。按照封建传统,农民一方面要承担沉重的劳役贡赋,另一方面也有权利享受封建主的保护和体恤,这种庇护-受庇护传统向工业无产阶级的自然延伸,就使得贵族阶级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保护人;不受约束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头一批批判家,和首先提出改善工人阶级劳动和生活条件立法(缩减工时、限制使用童工女工、举办社会救济等)的改革家,很大一部分来自保守主义的贵族阵营。良好的文明教养永远会有一种使人的贪婪自私和冷酷无情温和化的功能。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既有来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左翼立场的,还有来自贵族阶级、保守主义右翼方面的。左翼批判关注的是经济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它无非是说,资产阶级分得太多了,工人阶级应当多分。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其实是一个东西,即经济利益。保守主义则不同,它是反物质主义、贬低经济利益的,注重的是精神文化等高级需求。 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他们参与政治的要求日益强烈,西方近代文明中的第三大政治思潮——社会主义开始迅猛兴起,以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民主化时代随之揭幕。到了20世纪上半期,由封建贵族催生、资产阶级和贵族联手加以巩固的“自由秩序”,演变成了“自由平等秩序”;“有自由没民主”的自由宪政,成为“既有自由又有民主”的自由民主。我们务必要非常清晰地了解,普选权并不是自由宪政的要件;没有普选照样可以有自由宪政。自由宪政当然要有选举,否则议会下院从何而来?但那只是少数人选举极少数人。按照一种通俗的、不严格的说法,自由宪政是少数人的“精英民主”,比如现在有不少人所主张的“党内民主”。严格说来,精英民主不能算是民主,因为普选权是民主、包括自由民主的要件,近代的民主几乎可以和普选权等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受“选举神话”和“多数决神话”两大神话误导,把自由和民主、自由化和民主化、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混为一谈,以为民主就是普选,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结果当然只能是一团糟的民粹民主。优质的自由民主首先需要订立一整套游戏规则,宪政法治等等,公民们还得自我约束不越界、乐于妥协退让,养成严格按规则比赛的信念和习惯,仅仅开放选举(再加上言论自由)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流行一种极度简化的肤浅民主化观念,以为民主化就是开放党禁和报禁!这种没有规则的游戏,怎么能不乱象丛生? 如果说,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不平等法律下的自由、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平等法律下的自由的话,那么,应当说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与经济平等、政治权利平等相伴随的民主。熊彼德说“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民主”恐怕失当——除非他是在说“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10)。而“民主的悖论”,亦即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的冲突也就此登场。 二 政治的悖论 在进入“民主悖论”的讨论之前,先要谈谈一切现实政治的悖论。民主悖论不过是这个整体难题的一部分。 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之间最大的实质性区别,来自于对“统治”完全不同的理解。“统治”的核心问题无法就是两个:谁统治?如何统治?民粹民主完全不理睬、也根本不理解“如何统治”,它的眼界当中只有“谁统治”——只要是多数人统治就是好的,少数人统治就是坏的。它只有单一的“权力”视角,只关心由谁来掌握强制性的政治权力。马克思则进而把一切政治权力统统解读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这是一种对于国家治理问题极端天真,高度脱离实际的大简化思维。自由民主则直面国家治理的复杂现实,清醒地看到国家治理问题根本没有最终的完满解决可言,人类社会永远要面对诸多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而所谓的良治、善治,无非就是设法兼顾这些多元价值目标,设法把其间的冲突尽可能限制在无害的范围内。它一方面承认统治的“权力”面相,充分理解由于人类永恒的局限性(“罪性”sin,不是crime),所以强制性的政治权力永远必不可少,否则无法制止侵害他人的反社会行为。而政治权力从来是由少数人掌握的国家强制力,所谓“人民主权”只在历史上有其反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性价值,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表明,所谓“人民的统治”只不过是句毫无可操作内容的空话,它无论是指全体人民或多数人民,事实上都根本不可行;政治权力不得不交付由少数人组成的政府来行使,“统治只能是少数人的事 ”(11)。另一方面,同样由于人类的罪性,任何人,无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哪怕是最“先进”的个人或群体(精英,群众,阶级,政党……),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其天然趋向就是滥用这个权力,用来侵害他人、侵害社会——“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阿克顿勋爵)——所以这个政治权力极其危险, 必须设法防范。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让少数人掌握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对这个权力又要严加管理和防范——这就是一切现实政治的悖论,也就是“如何统治”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迄今为止,对这个难题解决得最好的,就是自由宪政。它的解决办法,归结起来就是两大套东西:有限政府,和有限政治。 三 有限政府 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治理国家的权力只能由少数人行使。为了防范掌权者滥用权力,自由宪政的核心理念,就是不允许存在任何绝对权力——不允许存在任何至上性、不受约束监督的权力,尤其是绝对不能允许“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具体办法就是法治、宪政。法治和宪政实际是一回事,只不过前者是从法律角度看问题,后者则是从政治角度理解而已。 大多数人不知道阿克顿的另一句名言:“不是哪个阶级应该统治的问题,是哪个阶级都不应该统治!”那么,该由谁来统治呢?英国人的答案是:由法律来统治!只有法律——正义的良法——至高无上,它管束每一个人,首先是管束政府。 但什么是“正义的良法”?它和非正义的恶法区别何在? 简括起来就是一句话:能够有效保障人权的,就是正义的良法。反过来说,违反人权的法律,就是非正义的恶法。 但什么是人权? 人权,就是所有自由宪政国家的宪法,和联合国几个人权公约中所载明的,每个人都必须享有的、平等的自由权利。人权也有一个逐步递进的历史过程,从第一代人权的“最基本自由权”——生命、财产、居住、迁徙、择业、创业、经营、交易、订约、信仰、思想、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等等自由,到第二代人权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再到第三代人权以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和社会福利权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人权的渐进落实过程是客观规律,但不需要死板照搬西方的历史过程。笔者认为,最好是以“涉他”(涉及、影响他人)还是“不涉他”的程度为标准,涉他程度越大的权利越应当慎重,越应当往后放,因为,涉他的权利都有权力的面相(权利rights是“我享有的”,权力power是“我施于他人的”,务必小心区分!),需要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予以规范,否则就会侵害他人和社会。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第三代人权的落实应当提前,而把第二代人权的实现放到最后——理由是,除了存在“民主悖论”这个大难题之外,还因为它的涉他性最强,一切政治权利一旦付诸实施,马上就成为政治权力,具有强烈的、全面的涉他强制性。 人权,人人享有的平等自由权,最好地体现着所谓“共和正义”。 共和不是民主,共和也不是君主制的反面——立宪君主制完全可以与共和的原则一致,毫不冲突。(12) 共和是按照“正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政治制度,而正义,就是“让每个人(不可以排除任何人,哪怕是“十恶不赦”的罪人)都得其应得”,每个人的利益和愿望都得到兼顾,人人都各安其位、各谋其利,不偏袒任何人——穷人或富人、强者或弱者、有知识或没知识、男人或女人、城里人或乡下人……。按照中华传统,其实共和正义就是中庸、中道、执中,不偏私、不偏袒、不走极端。 “应得”不等于“平等”。有的不平等是不应得的,但有的不平等却是应得的。同样,有的平等是应得的,有的平等却是不应得的。 应得的、正义的平等有两种: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即人权(不包括第三代人权),和机会平等。超出这两者之外的平等,都超出了“应得”的正义范畴,进入慈善和博爱领域,比如用政府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转移支付来支持的社会福利。富人的合法所得被强制性地转移给穷人,这不叫正义,不算是穷人所应得,是社会慈善与博爱,是富人对穷人的关爱和帮助。极左派把这解释为穷人的应得,让受帮助的穷人失去感恩之心,只能鼓励越界索取、不劳而获,煽动仇富的戾气。正义和博爱不应混为一谈。第三代人权是穷人享受博爱关怀的权利,它和第一代人权的“财产权的平等保护”是冲突的,这就是为什么自由至上的美国人至今对此争议不休的原因所在。第三代人权不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权利。 共和是一个动态的多元平衡体——多元价值、利益、意见、立场、阶层……的动态平衡,很像是在模仿生物体的自动调节,我们古人叫作“阴阳平衡”。走极端、偏向某一方就要失衡,社会就会生病;病得严重了,又讳疾忌医,社会就要失序崩溃,就像生命体的衰亡。 共和,其实就是自由民主;就是不走极端、恪守中庸之道,以中左和中右两大政治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共和的英文commonwealth,就是人人有份的“共同财富”、“公共利益”——那不就是“和谐社会”吗? 需要进一步追问:符合共和正义、保障人权的自由宪政的宪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不是由人制定的吗?不是由立法者所立的吗——且不管这立法者是谁?法律至上,那不就是立法者至上吗?那不就是立法者的绝对权力吗?有什么保证,使得立法者所立的法律是共和正义的良法,而不是偏向立法者私利的非正义恶法呢?有什么保证,使得马克思阴郁的断言“法律就是统治者的意志”不至于成为现实呢?人能立法,就能修法,有什么保证,使得立法者不把正义的良法修改成非正义的恶法呢? 自由宪政的法理学强调,法律不是由人制定的,它是如同自然规律一样,由上帝所立的神律,或自然界本身所固有“自然法”。法律是宇宙秩序、“道”、“逻各斯”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正如同人不可能制定自然规律,只能去一点一点发现它一样,人也不能制定法律,只能去发现法律。这样发现的,符合自然法、和“道”一致的法律才是正义的良法,而由人的意志任意所立的法律往往是非正义的恶法。 请特别注意:这个发现法律的过程,既不是某个圣贤、某些“先进”群体、某个世代所能完成的,也不能依靠纯粹的理性推理过程。正义的良法是人类无数世代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历史漫长演进的产物;是在诸多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激荡、竞争中,优胜劣汰的结果。迄今为止,它最好(但永远不会是完美无缺)地集中体现在自由宪政当中。自由宪政的系统形成虽然是在英国,但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有类似的制度和社会文化安排,如中华孔孟原儒以士阶层“从道不从君”的贵族精神,礼治、德治、文官制、史官制、言官制等等一整套办法来约束皇权;只不过我们先贤设计的那些办法没有英国式的自由宪政那么完备和有效罢了。 “徒法无以自行”,有了正义的良法,还得有人去执行和维护。如果立法、行政、司法等等政治性的权力全都掌握在同一人或同一些人手中,正义良法得到执行和维护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只有“用权力限制和约束权力”,才是最有效的办法。权力必须分开,互相监督制衡;同时还得相互合作,有效地履行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职责;而这就是自由宪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多元权力相互制衡”的制度原则。除此之外,还有联邦制、议会的两院制等等——联邦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权制衡,两院制是议会内部的分权制衡。具体的制度安排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处理,但如果违背了自由宪政分权制衡的根本原则,那就没有了什么正义良法可言,也就没有了最基础的社会公平正义。 总之,法治是用法律给政府(狭义政府仅指行政部门,广义政府指一切政治性权力,包括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明确画出权力的界限——人权是每个国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范围,政府不得进入;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只能在界限内行使,越界则政府违法,要受法律惩处。宪政则把政治权力分散,每个政府部门只能掌握部分的有限权力。合起来,这就叫“有限政府”。它的反面,就是集权专制政府或全权极权政府。 四 有限政治 激进民粹民主派们都是些政治狂热分子,他们秉持一种一元价值观,一心想把政治弄成高于一切、笼罩一切的人生唯一要务,要让政治来解决一切问题,“政治挂帅”,容不得半点政治疏离和政治冷漠。不错,政治确实很重要,有时甚至生死攸关,但人世间根本没有什么唯一重要的事;生命需要丰富的色彩,多元社会才有自由,有自由才有活力和创新,而“自由”当中当然应该包括不关心、不参与政治的自由。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政治狂热、持续发高烧必然导致情绪化,情绪化必然走极端,走极端的结果,就是秩序失控、剧烈冲突、社会动荡甚至爆发内战。所以,仅仅有了有限政府还不行,还得让整个政治领域理性、冷静,给政治活动降温(代议制间接民主,以中左和中右为主流的中派政治,等等,就是给激情澎湃、走极端的直接民主降温的办法),让政治——理所当然的包括民主政治在内——归回常态、归回原位,回到它应有的有限地位上去,而这就是有限政治。由于“民主悖论”的存在,民主不但要受法律的限制约束,还必须限缩范围,许多领域是任何政治、包括民主政治在内不得涉入的。民主是一味药,是赋予受忽视的底层民众政治权利(别忘了,同时也是政治权力!)、令他们“扬眉吐气”的一味药,但民主不是万能药;不但不是万能药,而且副作用非常大。在吸毒成瘾的人眼里,只有毒品是万能的,我们没有理由把民主弄成毒品,把自己弄成吸毒成瘾的可怜虫。——请注意:除了个别地方比如“民主化”,本文行文中所说的“民主”都是指“不带修饰词”的“纯粹民主”,而不是“自由加民主”、整体的自由民主的简称“民主”。 自由民主是自由加民主,是自由和民主结婚所生的混血儿。自由民主的“民主”部分,是指平等的政治权利,即第二代人权。这是“权利”视角的民主,它是人权即自由权利的一部分,所以和自由完全一致,没有冲突。民粹民主的“民主”简单通俗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权力”视角的民主,它主张多数人拥有强迫少数人服从的强制性权力,这里当然就没有了平等权利(或平等权力),只有多数人优于、高于少数人。很显然,这种民主和自由无法相容,它和自由、和平等权利是根本冲突的。而事实上迫于不得已,我们又不得不使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规则,这就是所谓“民主的悖论”。 共和正义的原则是公正无偏,不偏袒任何人。落实到实际决策层面,当然就应该是“全体一致”,不能是“少数服从多数”,因为少数服从多数显然是偏袒多数、歧视少数的。问题在于,全体一致经常是很难达成的,其协商交易的成本极高,经常导致决策僵局。为了在有限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之内作出决策,我们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把决策权交给部分人。这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交给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实际上,就是在最民主的国家,这三种决策方式也是要视具体情况灵活采用的。在战场上、飞机轮船上、手术台前,就是一人决策。哪有一架飞机是由乘客民主决策来驾驶的?都是机长一人独裁。委员会、董事会,就是少数人决策。公司由股东大会作决策的少之又少,更别说全体员工作决策了。这都是有其充分理由的。而少数服从多数,实在是利益相关的人数很多,每个人又都享有平等的决策权,全体一致又达不成的情况下,万般无奈,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多数人就比少数人更有水平或更有美德,或别的什么长处。被民粹民主的习惯势力套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头上的光环必须拿下,转而放到“全体一致”原则头上!只有全体一致,才有正义可言。符合正义原则的决策必须力求达到全体一致——特别是在制宪过程当中。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制宪的原则必须客观公正、“大公无私”,对所有的人“一碗水端平”,就如同制宪者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私利何在一样——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说的就是这回事(13)。这和全体一致的决策原则是等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拿宪法草案交全民讨论,然后全体一致通过;那是完全脱离现实,根本做不到的。只要宪法能够切实保障人权,其实质就符合了共和正义的全体一致原则。人类文明的历史已经实际演化出了自由宪政这种符合共和正义的制度,我们学过来就是了,并不需要由全体人民从头讨论起,然后按照“全体一致”的实际决策过程来制宪。这个从人类历史这本“打开的大书”中寻找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哈耶克式的所谓“演化理性”路径。 我们还需要把“制宪”和“行宪”区分开来。制宪的原则必须是全体一致;行宪过程中的决策,则可以多种多样。一般原则是,越是至关重要的决策,越应该符合全体一致原则,比如制宪,比如部分国土的分离(所谓“民族自决”);越是需要尽快做出决策、决策越是依赖专门知识技能的领域,就越是应该交给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决策,比如驾驶飞机轮船,比如动外科手术。这两方面的原因——全体一致决策,和一人或少数人决策的必要——都是为什么必须限缩民主、即限缩少数服从多数决策原则之范围的主要理由。 #p#分页标题#e#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限缩民主的范围呢? 1 人权。必须把人权放置在任何政治决策、包括民主决策之外,不但不允许政府侵入,也不允许民主政治侵入。人权和“少数服从多数”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前面已经说过了。 2 独立司法。同样,必须把司法放在任何政治决策、包括民主决策之外,不允许政府(指行政和立法部门)及民主决策侵入。司法是专门化、职业化的法律人士的职责范围,连国王都不许进,更何况别的什么人(14)! 3 公务员制度。执政党只能任命部长以上的政务官,局长以下的事务官、一般公务员,包括军队和警察,都应该是政治中立的,他们都应当经过资格考试终生聘用,不受政治干预。任何政治决策一经合法作出,他们就要照章执行,但政治决策本身与他们无关。 4 公民社会。公共事务应尽可能交由公民自发自愿的公益组织、民间社团办理,无需政府费心,当然也和国家层面的民主决策无关。至于这些组织、社团内部如何管理,是民主管理还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别人无权过问。 5 市场经济。只要不违法,政府也好,民主也好,都无权过问市场经济当中各当事人的活动。这在今天已经无需多说了。 把这五大领域放到政治之外,就可以避免政治狂热,防止“政治肥肿症”;每个人就都可以安安心心地去追求他自己的最爱,实现他心中的人生理想,不必担心政府或其他什么人——管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横插一杠子,来破坏他的美梦。政治,包括民主政治所要做的,就不过是处理新情况、新问题和非常规的突发事件,就不过是锦上添花,无关宏旨。就算最坏的情况出现,政治决策、民主决策的结果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照老百姓的话说,“我们根本不靠那个东西吃饭”!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因为议会不同意政府的财政预算而关门,社会照样运转,人民照常生活?为什么不管哪个政党上台、谁当总统都关系不大?说到底,社会如何实现和谐?国家怎样才能长治久安?无他,靠的就是这一套政治消肿减肥术!这就叫有限政治。 这是多么高明的政治智慧啊!这不就是我们古人所向往的“无为而治”的圣人境界吗? 但这些仍然不够。当我们习惯成自然,或者为了图方便省事,在许多决策场合使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时,还必须给受损、被压制的少数人以足够补偿,否则就是双重的非正义。西方民主国家近年来开始尝试一种“慎议民主”,就是要通过充分说理、讨论、辩论、讨价还价,在决策过程中尽可能落实全体一致原则,以纠正少数服从多数带来的弊病。 五 怎么办? 概念、理论理解得再透彻,毕竟那都是理想,不是当前的现实。我们的现实距离理想还很遥远,只能通过渐进、有序、可控的改革,去逐步实现。这就需要有具体的、可操作的可行方案。最后,我们提出六点建议,就教于各界志士仁人,也希望执政党认真考虑和采纳。 1 首先要达成广泛、深入的精英共识——关于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基本共识。这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解放和理论更新的过程,从已经完全过时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邓小平三十年前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可能有当年现实的必要,但它不应该成为永恒不变的教条。要设法形成“世间没有永不犯错的政治家,每个人必不可免地都有其时代和个人的局限”这样的共识,前任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必要一股脑背在后任肩上,认错和道歉是政治家勇敢、正直的美德。所有的历史遗留问题,都可以按照南非的“真相与和解”模式加以妥善解决。只有这样做,执政党才可能获取人民的由衷敬意和拥戴。 2 然后,在精英的引导下,建立自由宪政与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竞赛规则(游戏规则)。如前述,其核心是分权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是否“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具体形式并不重要,当年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深圳正在试行的党内决策、执行、监督分权制衡,都是权力制衡的不同形式,但其基本原理是一样的。目前至关重要的是司法独立、执行违宪审查职能的宪法法院的创立,以及媒体对司法的监督。这是从根本上治理贪腐、包括司法腐败,消弭绝大多数群体事件、防止百姓求告无门的治本之道。可以先从司法系统的垂直化管理入手,切断它们和地方党政、人大的关系。执政党的领导应当体现在议会中多数党对立法的主导,司法不过是执法,“照章行事”而已,司法独立怎么会破坏“党的领导”呢?行政部门的道理也一样,行政不过是执行执政党的政治决策而已,执政党有什么必要到处伸手呢?什么都要管,势必什么都管不好,势必民怨集于一身,那不是自己找罪受吗!还可以考虑从最高法院定期派出巡回法庭,审理民众因司法不公的上访,和地方行政诉讼案件,陈腐过时、政法不分的信访制度则应大幅缩减,然后转交给人大。英国13世纪就有了从中央派出巡回法庭,审理地方政府和地方司法不当作为案件的制度,我们总不能连这个水平的司法基本制度建设都没有。现代社会一定是分工专业化的社会,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分工专业化水平实在过于落伍,党、政、立法、司法一把抓,混淆不清,民众该找法院的事情找警察,什么鸡毛小事警察都要处理,该找人大的事情找政府,而人大代表由执政党内定,除了每年开一次表面光鲜、随声唱和的大会(网民讥之为“大派对”)之外百事不理,选民连他的面都见不到,这样的社会如何可能善治?分工专业化,党才能像党,政府才能像政府,议会才能像议会,法院才能像法院,一个四不像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建设起和谐社会的,相反,只能把国家民族领进混乱不堪的衰败泥潭。目前存在的一个民怨最集中的问题是,新法不断出台,但往往形同无物,根本得不到执行和落实,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源出于此,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各级党委把政府、人大和法院全都抓在手里,使得法院既无法独立判案,即便作出公正判决也得不到执行。人民留给改革的机会和时间已经不多了!什么叫“绝不照搬三权分立那一套”?是不原样照搬,还是一点都不搬?原样照搬既不必要,又不可能,等于废话一句;一点都不搬,那不就是拖下去、敷衍下去,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发誓要大搞特权和腐败吗?清末新政失败的殷鉴不远,陈胜吴广绝非民族福音,再拖下去,就横祸将至了! 3 在宪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规则约束下的竞争”并且“按合法程序改进规则”的政治文明行为习惯养成的同时,积极稳妥、协调有序地扩大政治领域内的公民权利,主要是政治参与,和言论、出版、表达两方面的权利。政治参与应当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个层次。精英层次的政治参与,是指人大、政协向真正的议会转型,成为独立的立法机构。为平稳过渡计,执政党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多党竞争下的一党独大,但必须从高居于议会之上的“议会老子党”,成为在宪法约束下,以议会为主要政治舞台的议会党,通过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来主导立法、组织政府、行使行政权。同时,议会要逐步向独立的民间人士开放议席,走“内源式”的两党制发育之路——像17世纪英国从议会中发育出托利党辉格党两党制的演进模式那样,而不是在现有体制之外,以街头运动的抗争方式形成非法状态的反对党。两党制优于多党制,选举制度的设计应当有利于两个大党的形成,但不排斥其它小党获得一定议席,这样可以使议会得到更广泛的代表性。没有竞争,一家垄断,必定低效和腐化,政治和经济的客观规律都是如此;不疏通民间精英的合法参政渠道,他们就只能走非法组织的对抗之路。大众层次的政治参与,可以采取自基层民主选举逐级向上递进的方式,借以兼顾“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习民主”和“防止参与爆炸”两个目标。人世间没有什么人人素质均等的绝对平等这回事,民主参与权的获得应当与选民的素质相适应,在与选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选民的知识和眼界所及的村镇和城市社区一级,当然可以、也应该实行直接选举,而市县一级则视具体情况既可以直选、也可以间接选举,而省、自治区乃至全国则必须实行间接选举,以堵塞民粹型群众领袖篡权上台的机会。目前已经到了认真推行县市一级的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试点的时候了,否则,愈演愈烈的“官商匪三位一体”的地方政府黑社会化必将导致社会治理的失效。“县治则天下治”,全国2900个县市得到现代法治宪政的有效治理,国家长治久安就有了基本保证,又兼顾了“全面系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防止全局性动荡”这两个目标。扩大言论、出版、表达的权利也类似,可以在政治性、现实性、大众动员性的言论,和非政治性、非现实性、精英小众范围内的言论之间做出区分,后者应尽可能自由,前者则不妨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逐步放宽限制。可以考虑对于出版物从事先审查逐步过渡到事后追惩,以及恢复内部读物的出版发行,任何“反动”的“毒草”,都应该至少让领导阶层和各界精英了解。片面灌输下的无知井蛙不可能承担起治理复杂社会的重任,坚持信息封锁的结果,只能造成官员们思想僵化、知识陈旧、眼界狭窄、和社会进步日益脱节,使得官民冲突、政府与各界精英的冲突日益恶化。既然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不可以“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呢? 4 官员(包括军队和警察)队伍应当明确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执政党任命任期有限的政务官,事务官和一般公务员职位则应当向全社会开放,按考试成绩终身录用。这也是保证国家稳定治理,不至于“人亡政息”的基本制度,“党政分开”的另一层涵义。 5 执政党内部应当逐步建立多元权力的相互制衡监督,以及自基层党员民主选举逐级递进的民主化机制。“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从精英民主到大众民主,“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先从党内开始建立起充分反映民意、引领社会进步的汰劣留良、除旧布新的精英竞争筛选机制,然后,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步成熟,再从党内民主推进到全民民主,不失为一条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路径。对于全民民主,可以考虑在每次选举之前,对选民先进行自由民主知识、能力的资格考试,成绩合格才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就像文官、公务员的资格考试一样。没有理由认为,公务员需要具备一定资质,而选民却可以蒙昧无知。美国的移民入籍都需要考试,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必须顶住压力,在各个方面和民粹民主坚决划清界限! 6 “服务型政府”则理所当然应当把凡是市场和民间社团办得了的事情让渡出去,一个兴旺发达的、由各式各样民间自组织的志愿社团组成的民间社会,是合法有序决策参与、人民利益和意愿表达、满足归属需求、提供社会支持系统,防止无政府无纪律、情绪化街头群众运动和社会动乱的重要社会基础。近年来的国进民退、“伪市场经济化”已经成为爆发社会不满的火药桶,这种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倒退趋势必须尽快扭转,国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应当退出一切盈利部门,只做市场和民企不做、或做不好的事。国企大把盈利,却不上交利润,名为国有企业,却不受国民控制,其盈利国民无法分享,还到处伸手、与民争利,甚至日益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特权领地、腐败温床,这是天下奇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市场经济地位? 有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了振兴、腾飞的门槛前,这是历史给中国、也是给中共的巨大历史机遇。然而,前路漫漫,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现代化的道路还很漫长,路途中布满着“地雷阵和万丈深渊”,一旦跌入,重新来过是不可能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进一步改革的顶层设计必不可少,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头脑务必要十分、十分清醒——尤其是要看清,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什么样的民主是绝对不可尝试的! 注: (1)参看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2)可参看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第一卷第1页。 (3)蔡爱梅(即“虎妈”蔡美儿)著《起火的世界》对“华盛顿共识”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激进民主化错误药方做了很有力的批评。这种建立在“选举神话”和“多数决神话”基础上的民主化,其后果远不止是“绩效不彰”而已!也可参看本人的《泰国民主的启示》及《穆巴拉克给中国当政者敲响警钟》,载《领导者》杂志38期。 (4)读者若是想要系统了解什么是“民粹”,可参看林红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特别是其中第七章。 (5)塔尔蒙,《极权民主的起源》。 (6)自古以来,“专政”dictatorship就是”独裁”即一人专权的意思,阶级是众人,如何“独”裁?马克思甚至缺乏政治学的入门知识。 (7)同注(2),第一卷,第2页。 (8)有人干脆认为,马克思信仰一种仇恨人类的魔教,所以处心积虑地要让人间血流成河。见 Richard Wurmbrand(理查德.沃姆布兰德):《Marx and Satan》。该书目录如下: 1.马克思少年时最初信仰基督教 2.马克思学生时代的后期开始背离基督教 仇恨人类 渴望向上帝复仇 3.马克思18岁时所著《Oulanem》剧本显示与撒旦签约出卖灵魂 打上撒旦印记 为撒旦代言 让全人类下地狱 4.马克思父子通信讨论灵异之事 父:只有你的心有人性地跳动 不让魔鬼令你的心疏离美好的情感 我才能快乐 5.女儿Eleanor的回忆录揭示马克思与魔鬼的协定 6.马克思的交友和对其的影响 崇拜魔鬼 朋友中都是这样的人 7.魔教徒混乱的私生活 马克思不例外 告密同志 女佣成女奴性奴 私生子塞给恩格斯 第二女崩溃自杀 8.恩格斯始信上帝 被鲍威尔和赫斯转化 与马克思联手 9.让所有人下地狱 毁灭一切 犹太人马克思反犹反各国各民族 10.马克思断言无产阶级:笨蛋、恶棍、蠢驴 11.马克思侮辱黑人:白痴、黑鬼 12.马克思竟然拥护美国奴隶制 13.魔教徒马克思敬畏上帝 在绝望中死去 马克思的秘密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知道 14.马克思的追随者列宁 同样存在秘密 15.共产国际总书记Bukharin(布哈林) 渴望成为敌基督 根据启示录 坚称他的母亲自认曾是妓女 16.马克思的追随者斯大林 被同志称为魔鬼 对上帝隐蔽的尊敬 告密同志 笔名恶魔 斯大林认为善良、宽恕、仁爱比最大的罪行还要坏 17.更多的魔教追随者 世界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和恐怖分子头目 18. 马克思魔教的目标:“永远的革命” 恩格斯:谋杀变成了家常便饭 多么壮丽啊 19.反基督教与迫害基督徒 20.撒旦魔教的印记:为杀而杀 无人例外 还可参考关于“光照帮“the Illuminati的著作,如Bavarian Order of the Illuminati。这类著作的真实性如何,笔者无从判断,提出来仅供读者参考。但无论如何,如果不是故意为之,一个如此高智商而且博学的人,却犯下一整套根本性的低级错误,这确实令人费解。 (9)我们不想去趟什么“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那摊哲学混水(一个雅典城邦的奴隶认识到古代希腊奴隶制之“必然”,他就自由了吗?),我们关心的是人际关系中的自由与不自由,尤其是政治领域内的自由或不自由。和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来自法国传统的解放式自由——解除一切束缚,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大为不同,从英国发源的,“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是指法律和道德约束下的自由,就是法治、宪政、人权保障。所以,自由民主就是法治民主、宪政民主、人权保障下的民主。 (10)熊彼德 (J.A.Schumpeter,1976):《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11)同注2,第一卷,第6节。 (12)君主制也不一定就是专制,比如,英国自有记载以来的历史上,除了“护国主”克伦威尔执政那一段以外,从来都是君主制,但英国的君主制从来不是专制。十足吊诡的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段短命的专制插曲,反而是砍了国王脑袋、取消了议会上议院(贵族院)之后,克伦威尔独裁下的所谓“共和国”。 (13)罗尔斯:《正义论》。 (14)英国宪政史上,1608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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