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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批评|唯色:刘毅的画·前定的念珠

刘毅的画·前定的念珠 (节选) 文/唯色 一 记得1994年夏天,我去安多又回到拉萨,写下一首于己堪称重要的长诗《前定的念珠》。 念珠暗喻信仰,我百感交集地庆幸: “这是你以前的宝贝,/ 以前,你走在一条曲折的/ 路上,被激起的尘土/ 扑上绛红色的衣裳,/ 孤寂又自在,/泪珠晶莹,/ 一只手不停地捻动着,/ 你难道早已忘怀?/ 如今你攫往不放的是什么?”...

自由亚洲|唯色:也谈仓央嘉措道歌的翻译

而之所以重发这个帖子,也是想由仓央嘉措诗歌的命运来说明一种事实,即较之西方对西藏“东方主义”的程度,中国对西藏其实才更加地“东方主义”。改动一句网络流行语: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西方对待西藏“东方主义”,而是近在咫尺的中国对待西藏才“东方主义”,不知道沈卫荣先生对此怎么看。

自由亚洲 | 唯色:拉萨废墟——尧西达孜(上)

1、“亚溪”又写“尧西”,在藏语里,“亚”是父亲的最高敬语,“溪”为庄园,藏人都知是何意。无论在藏人的传统中,还是在学者的研究中,都认为“亚溪”指的是达赖喇嘛家族。如意大利藏学家毕达克所写:“亚溪(yab-gzhis),即前达赖喇嘛的家族。” 中国官方体制内的藏人学者也称:“人们用‘亚溪’(父亲的庄园)这一既显示权势,也显示财富的名词来尊称达赖喇嘛的家庭,使‘亚溪’约定俗成地成了专有名词。” 应该说,“亚谿”的准确含义,即“国父之庄园”。与许多藏人一样,我也一直以为,图伯特的历史上有多少世达赖喇嘛,就会有多少个“居于塔尖” 的“亚溪”家族。但学者说,“现有六个亚溪家族,包括现世达赖喇嘛家族在内。” 即:七世达赖喇嘛家族桑颇;八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家族拉鲁;十世达赖喇嘛家族宇妥;十一世达赖喇嘛家族彭康;十三世达赖喇嘛家族朗顿;以及来自安多当采(达孜)地方,即今中国行政区划的青海省平安县石灰窑乡红崖村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这表明,有“亚溪”名号的家族乃有史可查。而我之所以将其罗列,是因为不知从何时起,凭空冒出好几个“亚溪”家族。哦,他们在自己家族的名字前,堂而皇之添加的是“尧西”。尧西这个,尧西那个,如昌都活佛帕巴拉家族,连他曾任政协官员的兄长名字都成了尧西•某某某某。这肯定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新生事物。那之前,谁敢与“亚溪”或“尧西”沾边啊?那属于被革命的大扫帚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四旧”,唯恐避之不及的大麻烦。那时候,连真资格的贵族都恨不得自己是铁匠、屠夫出身,有些干脆下嫁给过去连落在地上的影子都不能挨着的“贱民”。然而风水流转,短短二三十年后,又似乎变回去了。现如今,又有不少藏人恨不得自己一夜变成贵族身,而已为贵族身的,则绞尽脑汁把自己虚构成皇亲国戚、公主王子。甚而至于,原本持守严明的戒律代代相传却于不正常的年代不得不破戒还俗的仁波切,其子女乃是特定历史的伤心产物,说来沉痛,无甚炫耀之处,却也蓦然间自封“尧西”。天下尧西是一家,难道跟历代达赖喇嘛家族并无丝毫关系的这些新生“尧西家族”,相互应该结为亲戚吗?而真正的、正宗的尧西家族呢?我想说的是,故乡属安多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于拉萨留下的痕迹又在何处呢?容我指出:在老城与布达拉宫之间,在布达拉宫顶层向左俯瞰不远处,如果是在1959年以前的照片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有一座庞大的白色建筑坐落在广阔的树木与花园之中分外美丽,这正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亚溪达孜府,今写尧西达孜。正如相关记录明示,它并不与其他贵族的府邸相邻;它是最长的转经路——林廓路线所囊括的拉萨城里“唯一一座独立式的府邸”,而它之所以建在那里,是因为居住在高高的布达拉宫里的尊者达赖喇嘛,当他想家的时候,朝左边望去,就能看见兄弟姊妹的身影,说不定还能依稀闻到母亲烘烤着他最爱吃的安多帕勒(面包)的香味,所以它正式的名称是“坚斯厦”。2、据尊者的母亲在孙女阳宗卓玛记录的口述自传(1997年台湾出版,名为《我子达赖》)中解释,“坚斯”的意思是“达赖喇嘛陛下的目光”,“厦”的意思是“布达拉宫的东面”,如此诗意的称谓,透露的是安顿幼小的达赖喇嘛和他的边地家人的拉萨贵族们心思细密,富有人性。这幢专为尊者家族建造,且距布达拉宫不远的白色宅邸,在尊者于1939年从安多迎请至拉萨后开始动工,大概在1941年完成。但无常的是,坚斯厦属于尊者家族只有不及二十年的短促光阴,1959年3月17日夜里,当24岁的嘉瓦仁波切悄然离别已落入占领者手中的拉萨时,随他踏上流亡之路的家人也从此失去了家园。尊者的母亲回忆道:“这块地原来属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英国大使曾经有意购买,但是遭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拒绝。他说这块地方将来会有用。坚斯厦是块很大的土地,到处都是树木。”“我们在罗布林卡住了三年后搬到坚斯厦……政府派人来通知我们坚斯厦已经建造完成”。“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称为家的地方。政府已经请喇嘛为这个房子祈福了,另外有四位喇嘛一直住在我们家。我们每八天就要在祈祷室祝祷,有时候还会邀请五十位到一百位喇嘛进行一个星期的祈祷。”“……坚斯厦共有三层楼,由西藏政府建造,后院之外还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房子用石块盖成,里面有许多柱子。……坚斯厦大门的两边各有一个大轮子,大概二十尺之高,八尺宽,要用极粗的绳子才能移动。……坚斯厦一共有四个门可以进入,北南东西,每个门旁都有女侍与家人居住的宿舍。”“我有两个儿子在坚斯厦出生,其中一个在两岁时夭折,名叫丹增曲扎,他是个活泼的孩子,常跑到达赖喇嘛陛下的房里,把一切东西搞得天翻地覆。……我们请了噶东国师到坚斯厦起卦……(说)虽然他离开了人世,终究还是会回到父母身边,重新投胎到这个家庭。”“在动身前往中国之前,我们请达赖喇嘛陛下在坚斯厦住了几天。自从我们的房子盖好后,达赖喇嘛陛下从未看过。他能来和我们同住,实在是我极大的荣耀,也是全家人的骄傲。达赖喇嘛陛下住在坚斯厦期间,他和政府官员、随从,以及每天来朝见他的群众的饮食都由我们供应。那可是重责大任。达赖喇嘛在长途旅行之前,每天都要进行祈祷仪式。所有的噶厦与许多贵族都要出席。因为达赖喇嘛陛下的造访,我们特地盖了新厨房与车道,这样他的座车可以直接开进房里。”在传记中见到两张尊者母亲站在坚斯厦房顶上的照片。可能是在洛萨期间拍的,佛母穿的曲巴因双肩系有刺绣的彩色编织带,而与卫藏款式的曲巴不同,应是安多风格。除了耳环,佛母没戴珠宝装饰,显得朴素大方。如佛母所言,自尊者父亲去世后,除了特别场合,没有再佩戴过安多特有的锦缎装饰物及其他装饰。3、但是,在中国军队进入拉萨之后,一切都不同了。最初周旋的那几年,尊者母亲回忆道:“他们来到坚斯厦,行为跋扈粗鲁,并说如果把坚斯厦变成政府办公室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他们又说本来打算向我买这个地方,不过别人一定会说是他们从我这里偷的,所以他们改变主意,不打算向我买了。……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随时都会不请自来。如果他们事先通知我,我就会非常疑惑,不知道他们又要和我谈什么事情了。每当他们离去,我就感到无比轻松。我一看到他们就非常害怕,因为我必须谨言慎行,否则很可能因为无心的话语而害了其他人。”尊者母亲也回忆了离开坚斯厦的那天情景。是1959年3月10日,藏人反抗中共的行动已经开始,但尊者母亲并未意识到,仍在家中刺绣,料理家务。虽然布达拉宫高墙下已有成千上万妇女在呼喊保卫达赖喇嘛,但不远处的坚斯厦却很平静。当身为尊者护卫队长的女婿赶来接佛母去尊者居住的罗布林卡,她辛酸地说道:“我没有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坚斯厦和我的母亲,也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就这么孑然一身地到印度。“我所有的东西都锁在坚斯厦里面,橱柜钥匙和一封短信包在皇丝布中,由我的强苏(管家)保管。……上面写着要他好好看顾房子,钥匙交由他来保管。……我连和母亲道别的时间都没有,没有带任何衣物就离开了……”。而尊者的外祖母,当时已经八十七岁高龄,无法骑马长途逃亡,只能留在坚斯厦,两年后孤寂去世于“世事反转”的拉萨。而几十年后,待我走近坚斯厦时,非但没有见到当年胜景,且有了不堪回首的另一页。简言之,它有了这样的称谓:“二所”、“造总”总部、西藏大厦的职工宿舍。所谓“二所”,即自治区政府第二招待所;所谓“造总”总部,即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的据点,文革期间专门接待从中国各地到拉萨串联的红卫兵,极尽各种破坏之能事;在被当作旅馆并由旅馆工作人员使用时,则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大杂院。在我看来,这尧西达孜是拉萨的地标之一,其意义不亚于任何一座老建筑,却少有人知。这倒也好,免遭游客覆灭之灾。说起来,这座尊者家族宅邸还算幸运,虽已废墟化,而且还在继续废墟化,但完全坍塌也不会较快发生,至少有三分之二依然在原址。尽管在尊者家族流亡之后,就被“解放者”——如纳博科夫形容的,“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取消了所有权,而且以革命的名义占为己有,在几十年里不停安排各色人等寄居,如今去问,得到的答复不会指认这是尊者家族府邸,而是会理所当然地说它属于西藏大厦。4、一位网名叫“雪域灰土”的藏人,去年夏天在他的博客上张贴了十六张展示尧西达孜外表建筑及内部房间的图片,应该是拍摄于十几年而非今天,彼时尧西达孜尚残破不多,还能看到屋内墙上绘画着共产主义魔头群像:马恩列斯毛。他还写了一些相关的介绍文字,如:“经过西藏噶厦政府与达赖喇嘛的父母,特别是与达赖喇嘛的父亲数次协商,最终确定在布达拉宫东侧,距布达拉宫500米左右的平地上建造达赖喇嘛父母的庄园;建造时间大概是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之间。”“大概占地面积为3500平米、建筑面积为2700平米左右。建筑风格为传统藏式建筑;没有什么特殊或现代成分。整个建筑分为两大部分、即外院和内院。外院为两层,主要为佣人和陪同达赖喇嘛的普通官员使用;内院为三层,为主人、达赖喇嘛来时、高级官员和喇嘛使用。大小房屋(包括储藏室等)数量为100间左右。庄园坐落在今日拉萨市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北京中路),被周围临街商铺完全掩盖着庄园,很少人知道这里曾经是达赖喇嘛父母的庄园。”“雪域灰土”显然知悉内情。他写道:“历史十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大破坏期间,只有以下三种因素使有些文化古迹和贵族庄园没有被破坏:被军队占用、政府办公和招待所、人民公社仓库或集体生活场所。达赖喇嘛父母的庄园就是因为被中共政府用作政府招待所才得以保存: 取名 (第二政府招待所)。”尧西达孜“自一九六四年被中共政府没收,一直到一九九0年被用作中共政府招待所,取名第二政府招待所。在中国经济不发达时期对政府的各级官员和政治会议接待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一九九0年中共政府建造现代化的宾馆:即西藏大厦。西藏大厦为半企业性质的中共政府宾馆,原先的第二政府招待所(达赖喇嘛父母庄园)归西藏大厦所有。自一九九0年至二00五年西藏大厦一直把达赖喇嘛父母庄园用作出租房,主要租给汉人打工者。在庄园大院的周围也建造了数百间的商品出租房搞创收。庄园房屋和庄园大院周围出租房统称为西藏大厦的(经济发展部)。”“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九0年用作政府招待所,之后用作出租房并在周围建造了数百间场品出租方,这些商品出租方现在依然在产生经济效果。截止到二0一一年十二月,庄园房屋的使用、出租,以及周围临街商品房出租的综合经济收入估算为6600万人民币左右。”而且,“对庄园内部房屋进行的改动较大,主要是把大的房屋被分成两个房屋,以求通过出租得到最大经济效益。里面也是设立过几个办公室,主要管理租户和收缴租费。很多房屋的内部彩画被抹去,这应该是在被用作政府招待所时进行的。特别是庄园主楼的经堂、接待达赖喇嘛的房间等的墙面壁画和雕刻颜色都被抹去。里面的墙面上画有毛泽东、斯大林等的画像。”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唯色 | 被尘封的往事——文革时候的拉萨

1、遮蔽?是的,就是这个词:遮蔽。并且不是一点,也不是一部分,而是太多,太多,几乎全部,都被遮蔽了。我说的是那一段历史,发生在整个图伯特大地上,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几乎都被遮蔽了。每当如此言说,眼前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形象的,就像是隐约看见了一只巨大的巴掌悬浮于头顶,用汉语的一个成语来描述即一手遮天。那么,是谁的手呢?为什么那手想要遮住天呢?有“天”就有“地”。于是又想起汉语的一个成语:遮天蔽地。——这里面“遮”和“蔽”都有了,但显然不再被动,似有一种主动的因素驱使着。是不是,所谓的“被动”和“主动”其实都为一体?施与者与受之者都是其本身?找一个比喻来说,就像是我扔出去的乱棒,却都纷纷打在了我自己的头上;我站在风中吐出去的唾沫,却都溅在了我自己的脸上。不过这比喻还是不确切。这比喻太明显了,毫无“遮蔽”一词所具有的那种隐秘、蒙昧甚至几分阴谋的意味。而且,“遮蔽”还含有特意、有意或故意如此的意味。是谁要“遮蔽”?是谁在“遮蔽”?又是谁被“遮蔽”了?2、我父亲拍的三百多张西藏文革照片【1】中,有一张在内容上具有震撼力、形式上具有冲击力。是熊熊燃烧的烈火,大肆漫卷着、吞没着正在烧成灰烬的无数书页——在这之前都是存放于寺院不知多少岁月的佛教经典。分不清楚谁是纵火者,谁是围观者,因为他们相互混杂,表情皆都兴奋莫名。而且,与中国各地的同类文革照片中出现的人群,无论装束还是相貌都十分相似,只有作为背景的藏式建筑提醒我们:这是西藏,这是拉萨,这是大昭寺的讲经场“松却绕瓦”。能抢的就抢,能砸的就砸,能烧的就烧。然而,“四旧”太多,抢不完、砸不完、烧不完的就扔,扔在大街上,扔在厕所里。我母亲回忆道:“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去你泽仁叔叔家送东西,那是我生了你以后第一次出门。从军区后门的尧西朗顿家到帕廓街东边的鲁固汽车站,一直到摄影站的一路上,不知道是不是又在砸大昭寺还是砸附近的几个佛殿,过去放在寺院里的经书被扔得满街都是,地上撒满了经书,一页页,比树叶还多,走在上面发出“嚓、嚓”的声响。我心里还是有点害怕,觉得踩经书是有罪孽的,可是没办法呀,地上全是经书没法不踩上,躲也躲不过。我的心里很不舒服,想着人们怎么连经书都敢踩呀,车也从经书上面碾过,那些经书已经又脏又破。那时候是秋天,风一吹,破碎的经书就和树叶一起漫天乱飞。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如今住在加德满都的表姑也心有余悸地对我说:“把砸碎了的佛像装在背兜里,倒在路上和街道上,还把经书一张张地撒在路上。心里面害怕得很。每次去扔佛像的时候,每次踩着经书和佛像走路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个害怕啊,实在是说不出来。但是没有办法呀。天哪,那时候还把夹经书的木板拿去盖厕所。那木板上面还刻的有经文。贡觉松(三宝护佑)!在上面拉屎撒尿,罪孽太大了。这样的厕所在木如寺那里盖了一个,在小昭寺那里盖了一个,在木如居委会那里也盖了一个。人们都害怕去那里解手,可是不去的话,居委会的干部要骂。”当时满大街都扔着破碎的佛像和撕碎的经书,许多信教的老年人都很难过,悄悄地说,人活这么大年纪有什么意思?活的年纪太大了,连菩萨的死都看见了,还有比这更不幸的事情吗?小时候带过我的保姆阿佳益西摇着白发苍苍的头说:“难道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连菩萨也被整死了……”3、我父亲拍的还有两张照片耐人寻味。在大昭寺过去的讲经场而此时批斗“牛鬼蛇神”的现场——“松却绕瓦”,一个干部架势的汉人满面笑容,他显然是这场批斗会的主持者。两张照片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他的动作却是连续性的:微微后仰着身子,笑容不变,那不屑地指点着胸前挂着一摞经书正垂首挨斗的喇嘛的手指,即使放下来也像是随时准备伸出去。他的笑容是这两张照片唯一的笑容。而在其他人——即使是属于同一个战壕的“翻身农奴”——的脸上,却不见如此轻松、畅快的笑容。他们的脸上更多的是激动、激昂和激愤,但又略带紧张,和一种似是不敢相信眼前突变的迷惑。那个把手搭在喇嘛肩上的藏人红卫兵,其姿势和神情不但不凶悍,竟奇怪地又吐舌又弯腰,好似带点不自觉的诚惶诚恐。只有他在笑。只有这个汉人干部开怀地笑着。这是一个占领者的笑容。是一个权力在握者的笑容。是一个新主人的笑容。他是谁呢?有人说他像曾当过“三教工作团”团长和城关区书记的李方(音)。据说此人不但霸道而且贪婪,后来在调回汉地时私自带走不少珍贵文物,但车在半路上翻了,他受了重伤,拿走的东西滚落一地,这才暴露无遗。不过照片上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有一脸络腮胡的“书记加乌啦”(加乌,藏语,大胡子)?尽管我们无从确凿地得知,但不能忽略他以及他的笑容。这个人满面得意的笑容其实具有象征性。而那位头戴高帽的喇嘛同样具有象征性。包括垂挂在他胸前的一摞珍贵的经书。包括他面前的那辆堆满了法器、唐卡等等宗教物品却被视作“四旧”的木板车。有人说他是大昭寺管理释迦牟尼佛殿的“规尼本拉”,有人说他是哲蚌寺的四大堪布之一——格巴喇嘛,也有人说他是色拉寺或甘丹寺的高僧。其实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把他看作是被勒令穿上护法法衣游街的德木仁波切,或者是被红卫兵用金刚杵打死的拉尊仁波切?至于那么多围成几圈的看客里面,有多少人是出于被解放的欢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于恐惧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于为己盘算的心计,我们也一样无从知道。但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实际上,奴隶依然是奴隶。当面带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现时,当昔日用以传播佛法的地点变成不公正的法庭时,当一个人被莫须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审判时,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围观者们,或许还构不上帮凶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显得那么驯服的他们其实还是奴隶。他们其实从来也没有被真正地解放过。“松却绕瓦”在这个时刻丧失了它原本渗透的宗教精神。这个时刻,不,这个时代,这个被藏人称为“人类杀劫”(藏语谐音,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把太多的耻辱深深地刻在了铺满讲经场的每一块石头上面。“松却绕瓦”从此成为1966年席卷图伯特的那场革命的见证。4、帕廓,在汉语里经常被称为“八角街”(汉语发音为“Ba Jiao Jie”),而这个容易产生歧义的错误发音,传说源于一九五0年进入西藏的解放军队伍中的四川士兵,或许更早,可以追溯至清朝驻藏大臣时代,但肯定与四川人有关,因为在四川话里,“角”被念作“Guo”,于是帕廓街变成“八角街”也就不足为怪,但它的含意绝非指这条街有八个角,它原本的发音也不是“Ba Jiao Jie”。然而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这天,帕廓,不,被汉人叫成“八角街”的这条老街,以一个充满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取代了宗教含义的旧名字。破旧立新,大破大立,那种改天换地的豪迈劲儿浓缩在一块曾经矗立在旧式石墙旁边的新牌子上,更名为“立新大街”,藏语发音为“杀足朗钦”。尽管时光流转,如今又是藏人口中的“帕廓”了,又是汉人口中的“八角街”了,又是转经的街和商业的街了,还是游客观赏异域景观的街,也是秘密警察最多的街,那是因为后来在1987、1989年以及2008年,在这条街上都发生过所谓的“骚乱”。不过要把这“立新”翻译成藏文并不容易,就像“革命”、“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在藏文中并不能找到相应的定义。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革命者们是如何绞尽脑汁,才在语言的汪洋大海之中抓住了勉强可以解释“立新”的两个词汇,继而拼凑起来,在饱含“旧文化”的藏文中生造出、硬插入又一个崭新的词汇。我们也无法知道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如何艰难地念诵并牢记诸如此类的一个个生涩的词汇,以至于有时会闹出把“方向性”说成藏语发音的“猪肉”、把“路线性”说成藏语发音的“羊肉”这样的笑话。那时候,从未有过的新词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天性爱作乐的藏族人为了加强记忆力而编造的笑话也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西藏人要面临“立新”的问题,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在《一个犹太人在今天》书中写到:“在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有过许多关于革命的谈论——几乎像今天一样多,多得甚至让一哈西德教派的拉比,尽管他生活在国际时事的边缘,也决定去打听一下。但当时他在他虔诚的信徒中询问:‘一场革命,那是什么呢?’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它下个定义,因为这一概念并未在《塔木德经》文学中出现过。从没有这么好奇过,这位拉比要求见一下某位犹太人,一个职业的教授,享有开明的盛誉。‘好像你对我们哈西德教徒不理解的事情有兴趣:告诉我,一场革命是什么?’‘你真想知道吗?’教授怀疑。‘好吧,是这么回事。当无产阶级开始与腐朽的统治阶级展开了一场斗争,一个辩证形势就发展起来,它使群众政党化并引发了一种社会经济的变化……’‘我真不幸,’拉比打断道。‘以前我有一个词不认识。现在,因为你,我有五个词不认识了。’”改名字也是属于“破旧立新”的重要标志之一,摒弃旧的名字,更换新的名字,这是建立一个新世界所需要的必要形式,改名成为风尚。不但街道改名,商店改名,乡村改名,甚至人人都要改名。我母亲回忆说,“当时要求人人改名字,说藏族人的名字属于‘四旧’,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必须改名换姓。我们是由公安厅统一改名字的,每个人的新名字都要上报政治部批准,不是姓毛就是姓林,有的就叫高原红。我先选了一个名字叫毛卫华,但公安厅里已经有人叫毛卫华,我想汉族的名字里也有叫玉珍的,干脆我就叫林玉珍吧,跟林副统帅一个姓。可是,虽说要求新名字都得用,但除了军代表点名平时都没人喊,好多人都忘记了。我的一个同事小达娃叫高原红,但每次点她的新名字她都没反应,我们就赶紧捅她,‘达娃啦,在叫你呢’,她才慌不迭地连声说‘到、到、到’。想起来简直好笑。那时候的人都跟疯了一样。真的,文革时候人都疯了,半夜三更说要去游行,‘噌’就走了,全都跑去游行,敲锣打鼓,使劲喊口号,精神还好得不得了。”5、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Urvashi Butalia)在有关印巴分治的著作中说,不仅要通过“历史”来了解事件,“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而人们的陈述,却因揭示黑暗,必然会重返黑暗并将记录者也不可避免地带入黑暗。我至今记得采访时,经常会为对方突然吐露的一两句叹息——“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而心痛,会暗暗指责那些以革命的名义造成毁灭行为的人。但当我坐在电脑前逐字逐句整理录音,一个个感叹号开始为问号代替。这么多人的心结,之纠缠,之壅塞,之沉重,察觉得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布满某种烙印,而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而强大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是外来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语言时,母语会自然剔除那些烙印,但他们用汉语学舌时,似乎只会重复那些烙印似的语言,如“解放”、“叛乱”、“破四旧”、“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类。作为用中文写作的我来说,有段时间,不太愿意再次翻看记录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愿意重温当时的采访录音或文字,似乎是进入了对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厌倦期。6、是的,几乎无一例外,每每在回忆那被尘封的往事时,很多人常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当时人们的状态:——“疯狂”。“疯狂”肯定是一种生理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无疑充满了种种暴烈,具有骇人的力量。但若要分析却相当不易。因为单是几个人的疯狂尚能按照病理学去诊断和治疗,偏偏是那么多人都疯狂,且前所未有地集体发作,这是为什么呢?人若疯狂总是有原因的。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素质不必说,诱发疯狂的契机显然来自于外界。而在那外界弥漫着的或激荡着的,究竟是什么,竟使人陷于非人的状态之中?难道是“权力”吗?确切地说,是“绝对权力”吗?在文革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绝对权力的网络无所不在,疏而不漏,其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监督与被监督、服从与被服从等等关系,即使两个人相处也有可能存在,更不用说数十人、数百人乃至千千万万人的集体之中。福柯(Michel Foucault)说:“人们想要这种权力,而人们也在同等程度上畏惧这种权力。这样,一种无限制的政治权力对日常关系的干预就不仅成为可以接受的,人们习以为常的,而且是人们迫切渴望的,并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普遍流传的恐惧的主题。……在日常生活层面开始运作的权力将不再是那个既身临其境又遥不可及的君主,他无所不能但又反复无常,是一切正义的来源,也是所有诱骗的目标,一身兼具政治的原则与巫术的效能。”于是,人即使有对权力淡漠的,甚至无视的,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生活中完全地剔除那恐惧的因素。恐惧正是基于千千万万种权力而产生的,因此,一个人,你可以不去理睬权力,招惹权力,但无所不在的权力却偏偏要来理睬和招惹你,怎么躲避也是躲避不过的。为什么会疯狂?为什么要疯狂?为什么不疯狂?——这就是问题和答案吗?7、假如……不,我当然不可能目击当时。除非时光倒流,而我须得保持如今的状态和心态,我并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在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有过那个当年的他们渐渐面目模糊。虽然很多时候,他们的语调和神情亦如往常,但总会有突然失控的一瞬,某一扇记忆之门突然开启,通向一个埋葬在记忆深处的世界,而在那剧变中的世界的中心或角落,孤单地伫立着他或她的青春时节的身影:惊诧,兴奋,昏了头,甚至迷狂间形影混乱。这身影如此突兀的显现使他们无法持守如今已知天命之年的矜持和稳重,终于难以控制而突然语不成句,突然泪光闪烁,但都是瞬间即逝。他们有的是足够的叹息,遮遮掩掩的悔恨,以及将残留的恐惧蔓延到今天的时局,用一句“不敢说”就为那一段历史挽上一个不易解开的结。但说实话,我很少从他们中的哪个人身上,看到谁拥有比较完整的良心。是不是,通过对那一段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我们所要寻找的仅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找一个人的良心,进而扩大到寻找一个民族的良心?然而,这个“良心”何以鉴别?它是否仅仅是一种对于“是非善恶的评判”?有时候,似乎只能从一个小人物的行为上看到这一点。比如,洛旺叔叔这个“当权派”(文革中对官员的通称)在挨批斗时,一个不知名的炊事员会悄悄地给他送上一缸子盛满糌粑和酥油的热乎乎的茶。不过,寻找良心就是我们探究那一段历史的目的吗?何况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进行这种审判性的工作?假如……我们生逢其时,毫无疑问地,肯定也是其中一员,肯定谁也逃脱不过、洗刷不掉,肯定谁都是那被当然选择的,而不是自己就可以作主选择的。或者说,我们在工作中应该记住的,只是这样一句话:“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2】。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即努力地“解释事故”,那已经是极其难得。而这显然困难重重,所需依凭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甚多。是不是,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面面的记录,那一个个“事故”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以无数个“偏”,渐渐地概括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全”来?2002年写于拉萨,2015年改于北京。注释:【1】1999年起,我依据我父亲在西藏文革中拍摄的数百张照片,在拉萨、北京等地做了长期的调查、采访和写作,历时六年,访谈七十多人,于2006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和《西藏记忆》两本书。《杀劫》被介绍是“四十年的记忆禁区,镜头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公开”,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这两本书被评价为“迄今为止,这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2】这句话出现在黄仁宇所著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本书里。其中写到:“……我们习写历史,警惕着自己不要被感情支配,但是这种趋向极难避免,即我自己的文字在内。有时纵不加评论,在材料取舍之间已使读者思潮起伏。……这也就是说:如果被当时人的情绪牵制,我们极易将一个范围庞大的技术问题,视作多数规模狭小的道德问题。或否或臧,我们对当时人之褒贬是否公正不说,总之,就使我们因着大时代所产生之历史观失去了应有之纵深。流弊所及,使我们对自己今日所站在的立足点惶惑。”他还写到:“……以道德名义作最后结语所写之历史,常以小评大,有如法国历史家勒费尔所述,‘(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暴,可是)不能解释事故。’”

法广 | 中国发表白皮书自夸今日西藏乃历史最辉煌时期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日发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声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给西藏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白皮书说,虽然西藏自治区从成立至今只有50年,但今日的西藏,是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白皮书同时有批评达赖喇嘛出于“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不断鼓吹“中间道路”,大肆兜售“大藏区”“高度自治”,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否定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西藏的发展进步。...

【诗】唯色:献辞——为尊者达赖喇嘛八十寿诞而作

1、 那是黄昏将至时分,已是二十年前;依然记得涌出那些诗句的个体——年轻的女子,日益不安于体制的诗人,却还是顺从单位的安排。幸亏美妙,因为是去拉萨东边山谷中的温泉洗浴,各种传说比水池里倏忽而逝的细蛇更稀罕,更亲切。邻近的小寺,几个阿尼1微笑着,说起古汝仁波切2与堪卓玛3的语气很寻常。我再喜欢不过,就像是刚刚遇见。我活在自己的内心,无视周围的人际关系,这样很好,有利于我在命运的途中抓住灵感,无所谓颠簸与喧哗,匆忙写下4: “……在路上,一个供奉的手印并不复杂如何结在蒙尘的额上?一串特别的真言并不生涩如何悄悄地涌出早已玷污的嘴唇?我怀抱人世间从不生长的花朵赶在凋零之前热泪盈眶,四处寻觅只为献给一个绛红色的老人一块如意瑰宝5一缕微笑,将生生世世系得很紧” 2、 其实一路上的风景布满隐喻:比如掩蔽在某座山上的修行洞过于静谧,容许打扰的话,又会与谁重逢?比如不远处三三两两的马匹中,浑身漆黑的那匹,为何不停地甩动四蹄却不吃草?比如背着大捆枯枝的少女过早系上邦典6,却不抱怨,而是婉转如歌地赞美度母。但从拉萨传来禁令:与往年一样,“冲拉亚岁”7,不准煨桑,不准抛洒糌粑……我活在自己的内心,无视周围的人际关系,这样很好,有利于我在命运的途中抓住灵感,无所谓颠簸与喧哗,匆忙写下: “……在路上,一个供奉的手印并不复杂如何结在蒙尘的额上?一串特别的真言并不生涩如何悄悄地涌出早已玷污的嘴唇?我怀抱人世间从不生长的花朵赶在凋零之前热泪盈眶,四处寻觅只为献给一个绛红色的老人一块如意瑰宝一缕微笑,将生生世世系得很紧” 3、 又是黄昏将至,这转瞬即逝的二十年,我从故乡挪到帝国的首府,异乡中的异乡——安于少数和边缘的身份,获得有限的自由,却难以突破从天而降的黑暗愈来愈浓密。好吧,就像曼德尔斯塔姆,彻夜等待着客人和铁链的响声8,然而愿望还未实现,这一世的生命已经衰老,再也经不起他各一方的痛苦,不知疲倦的孩子们纷纷夭折,天地可鉴,恰如其分的业报必须及时兑现。我活在自己的内心,无视周围的人际关系,这样很好,有利于我在命运的途中抓住灵感,无所谓颠簸与喧哗,匆忙写下: “……在路上,一个供奉的手印并不复杂如何结在蒙尘的额上?一串特别的真言并不生涩如何悄悄地涌出早已玷污的嘴唇?我怀抱人世间从不生长的花朵赶在凋零之前热泪盈眶,四处寻觅只为献给一个绛红色的老人一块如意瑰宝一缕微笑,将生生世世系得很紧” 2015年6月28日-7月5日,北京    注释:1阿尼:藏语,尼姑。2古汝仁波切:藏语,莲花生大士,藏传佛教密宗宗师。3堪卓玛:藏语,空行母。4这首诗题为《在路上》,写于1995年5月的一天,从拉萨近郊墨竹工卡县德仲温泉返回途中。5如意瑰宝:藏语的发音是“益西诺布”,是对尊者达赖喇嘛或佛教领袖的尊称。6邦典:藏语,西藏女子所系围裙,一般为已婚女子标志。7“冲拉亚岁”:“冲拉”(འཁུངས་ལྷ་)的藏语意为出生之神。始于七世达赖喇嘛时期,拉萨东郊的冲拉村(今城关区纳金乡塔玛村)建供奉达赖喇嘛出生之神的小寺庙“冲拉神殿”,而神殿所在的村于是得名“冲拉”。传统上,在达赖喇嘛诞辰之日,政府与民间将在此处隆重举行庆典:煨桑、燃香、颂歌、祈祷,并向空中抛撒糌粑,以示吉祥如意,而拉萨市民倾城而出,相互撒糌粑,诵祝福,喜气洋洋,这一习俗称之为“冲拉亚岁”,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1999年,当局强令取消“冲拉亚岁“,并将冲拉村更名为塔玛村,意即红旗村。8彻夜等待着客人和铁链的响声:来自前苏联被共产政权迫害致死的伟大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列宁格勒》。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唯色 | 一个讲述“现代藏人”的幸福故事如假包换

近日,一对年轻藏人的一套结婚照,被冠以“惊艳全国”、“超越教条”、“跨越世俗”等等吸睛夺目的标题,在中国网络走红。随后,连中国官媒新华网也报道婚礼,称这是“藏族80后新人的现代婚礼”,新郎单膝下跪,手捧钻戒求婚,新娘喜极而泣,“充满时尚感”。...

自由亚洲|唯色:作为隐喻的藏獒

2011年11月28日新闻:一名姓牛的男子称,他是南四环一个藏獒基地场主,这次是专门找来纯种藏獒给自己基地中的藏獒配种,配成功一次需5万元以上,为给身价不凡的两只藏獒接风造势,他特意请来美女礼仪和安排宝马车,来自玉树的客人和两只藏獒接风开道。 作为隐喻的藏獒文/唯色其实在看到这个被热议的消息时——即纽约时报4月19日爆料称中国富人已不把藏獒当宠物,曾卖出天价的藏獒被五美元贱卖给屠宰场,做成火锅食材、仿皮和御寒手套的里子——我并不惊讶,就像是早知道西藏高原的标志性动物——藏獒,被带出高海拔的家园会有这样的下场。只是这所有悲剧中最不堪的下场未免来得太快,两年前还听玉树朋友说他亲戚家的藏獒卖给做狗生意的河南人四百万元人民币,河南人先付了两百万元,另外两百万元等转手卖出后再付。如今,那头待价而沽的玉树藏獒是不是也沦为了火锅中翻滚的肉片? 玉树被说成是纯种藏獒的故乡,这种说法更似出自拿玉树藏獒大做买卖的各路炒作者。记得五年前玉树地震后,甚至有穿“消防救援”橘黄衣的救援队公然偷小藏獒,被志愿者在现场拍摄到。许多人至今不肯相信。参加救援的媒体人文涛当时在推特上说:“偷獒是肯定的,利益驱动。”也有藏人志愿者披露:“其中还有借志愿(组织)偷藏獒、借志愿组织挖掘富家人财物的团体……”不只是玉树一地,包括拉萨在内的全藏许多地方布满所谓的藏獒基地,不少是解放军、武警等军警单位所设,乃豢养、培训、买卖藏獒的大户,规模大,獒数多。我曾见识过这样的一个庞大基地,在拉萨去往贡嘎机场的老路上,属于消防武警部队,听说腐败不是一般。 2011年,面对仍在升温的“藏獒热”,藏人导演万玛才旦的电影《老狗》发出了藏人的悲鸣。儿子要卖掉藏獒换钱,父亲珍视与藏獒的感情并坚持禁止买卖狗类的传统,而卖狗人要将它卖给有钱人当宠物,最后老父亲忍痛杀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影评中写道:“这部电影探讨中国的经济转型(而不是文化大革命)对西藏(或任何其他民族)文化的侵蚀及其产生的不稳定影响。……《老狗》从藏人的视角看今日藏地图景……《老狗》中遍布着充分体现入侵的主旨:栅栏既象征私有化经济,又象征对土地和民众的剥夺;试图说服老人卖狗的贩子,他说狗到了城里的生活会更好(老人回应:“那城里人又在害怕什么?”);及因为贪婪和商业机会主义而遭窃的穷人的宝贵财产。”被带往中国各地的藏獒变成了宠物其实更像是某种隐喻。简单地说,作为隐喻的藏獒揭示的是藏人的命运。关于这,我就2008年三月的全藏抗议带来民族关系的变化,在《原来是宠物与人的关系》一文中这样写道:“就像藏獒,青藏高原最闻名于世的动物,似乎很稀罕,很名贵,中国的那些大款或者附庸风雅之流都争着花高价卖来当成自家宠物,每天都要喂食很多肉。可是,有一天,藏獒突然发了脾气,咬了这个原本不是主人的主人,当即就会被气愤地打死,中国的报纸上常有这类报道。而这正是藏人和中国人的关系。这才是中国社会的民族之间真正的、根本上的关系。藏人如果安于当宠物,那好,汉人还会跟藏人保持以前的那种温情脉脉;而那些汉人还会继续‘热爱’西藏,就像愿意给他喜欢的猫啊狗啊这些宠物吃喝。但人不是宠物,宠物没有自我意志,而人是有自我意志的。藏人不愿做宠物,因为当宠物的下场是丧失自我,最终丧失西藏,因此,藏人只要不安于当宠物,只要不甘于接受当宠物的命运,勇敢地为自己是人而且是藏人进行抗争,这就会惹来麻烦。事实上,已经惹来了麻烦,如被抓捕、被囚禁、被虐待,甚至被屠杀,这是遭到国家政权的惩处,对于民间意义上的汉人来说,许多汉人的那种变脸之快也把真相呈现出来了——真相是,藏人不能做人,一旦想做人,那只有被置于死地。”而隐喻仍在继续。遭到天价藏獒如今如此不堪的打击,有文化的尤其是有名气的藏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纷纷传递一张用中文和英文写着“带你回草原”的图片,一头黑色藏獒的全身侧影与广袤的绿色草原构成画面。事实上,若真要将被卖往偌大中国许多地方的藏獒带回草原并不容易,这么多年来,被杂交、被配种、被注入硅胶、被整容的藏獒已经面目全非,性格全非,即便能带回草原一些,又会不会造成藏獒变异以至于更加混乱?我倒是认为,诗人嘎代才让几年前写的《藏獒之死》的最后一段,才是真实现实:“我本想心醉神迷地在这个故事中找出点什么东西,譬如藏人和獒犬间的非常感人的意义。最终,我不想再探究这慈悲深处的某种背叛了,或者隐含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意图。这是一番难以想象的总结,发生在我生生世世的故乡——青藏高原。可如今,人们想念着藏獒,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什么卖什么,直到两手空空!”2015年5月(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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