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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经济困境背后的政治意涵

上证指数再次处于熊市,与不久前达到高点时相比,已经下跌了20%。周一,上证指数暴跌5.3%,周二跌幅曾一度达到5.8%,不过随后又出现了反弹,收盘时跌幅收窄至0.19%。 上证指数下跌的直接原因,是始于上周的中国银行间市场的压力。官方 报纸《人民日报》 周二早上刊发的一篇文章极有可能加剧了上证指数的颓势。文章宣称,股市监管机构和央行不是“奶妈”,不应救市。 上周,因为对流动性的担忧,同业拆借利率升至两位数,中国人民银行没有公开发表声明,也没有表现出支持市场的迹象,有关违约的传言甚嚣尘上,一些外国评论人士甚至暗示,中国的金融体系处于像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那类崩溃的边缘。(其实不然。) 尽管明显高于两星期之前的水平,但那些银行间利率现已下降至远低于两位数的水平。 周一,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发表了 一份声明 ,称银行体系流动性处于“合理水平”,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管理, 引导融资进入经济领域中的实体生产行业。实际上,央行6月17日便将这一声明下发至各银行,但周一才公开宣布。周二,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央行的一名官员 表示,银行间利率现在处于“合理水平”,导致利率上升的季节性因素很快便会过去。 那么,是否资金短缺基本结束,狂欢就要重新开始?难说。 中国面临着债务问题。广义货币(M2)在2013年5月整月的同比增幅为15.8%,远高于政府公布的13%的目标。如果政府对控制信贷增长是认真的,那么,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5%的目标就不大可能实现。一些投行已开始理清这一点,并正在 再次下调对2013年GDP增幅的预期 。 上周,中国人民银行在银行间市场的举措,确切说是无动于衷,好像是在警告各银行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同时也是一次实时的压力测试,为了发现这个体系中的问题。 但这种突然停止救援的方式很危险。相互关联的金融产品太多了,以至于监管者或许会发现,无法预测哪一种陷入困境的工具可能会演变成更大的问题。常规的想法是,考虑到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北京方面不会让任何重要的信托或财富管理产品违约,也不会让任何银行倒闭,这让银行们依然指望能获得救援。 中国看起来面临着一个经典的道德风险问题。 政府要么允许违约和倒闭,要么逮捕一些银行官员,否则,它如何能迫使各银行改善自身的风险和流动性管理,并真正开始引导融资进入生产效率更高的经济领域? 实际上,在调查银行间市场的不正当操作时,中国已经逮捕了几名银行官员。打击不当操作的行动是由金融市场专家王岐山领导的,他现在是中共反腐工作的一把手。 《财新》杂志5月初报道 称: “央行正在考虑对银行间债券市场采取广泛的变动。此前,数名在大型金融机构供职的高管因陷入丑闻而遭到逮捕。” 这些逮捕事件可能与上周银行间市场的压力无关。不过我们应当认为,这些事件,连同中国国务院在6月19日公布的 金融改革提议 ,都是一个更宏大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划会为亟需采取的、痛苦的改革提议奠定基础。据报道, 这些改革提议 将交由10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行批准。 我在5月28日的“中国通” 专栏中写道 ,有时候如果不注意政治问题,就很难理解中国经济: “国家主席习近平继承了许多挑战,其中包括:陷入困境的经济、不断增长的债务烂摊子、党内和社会上大范围的腐败、巨大的环境危机,如此等等。考虑到这些挑战,以及一场影响社会上许多强大利益集团的重大经济改革即将到来的前景,共产党的合理反应也许会是,封闭意识形态的舱口,纠正党风,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并且提高对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和教育部门的监督,随后才启动这些会引发不和谐的经济变化。” 习近平仍然在采取措施加紧控制。上周,他 正式启动 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按计划这场运动将持续一年,部分目的是消除党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他似乎也认定了,自己需要清除经济体系里的无节制行为。 即使习近平能够成功地推动这些相当艰巨的经济改革措施(我们应该设想他会做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也会慢于普遍预期。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长期看好中国,但现在他对2014年底前的增长前景却持悲观态度,上周他在给客户的一份备忘中写道: “收紧信贷,同时开展结构改革,意味着中国2014年可以达到的GDP增长水平,即使运气最好也,只是略超6%,这是15年来经济增长最弱的一年,远低于当前的预期。如果采取错误政策,如过度收紧货币供应,就可能很轻易地把水平压低到6%以下。银行和企业似乎终于领会了新一届政府传达的信号,即这一届政府不会像上一届一样,通过投资刺激来支撑增长,保证其达到某个任意划定的水平。过去两周中国股市惨淡的表现反映出了国内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我们怀疑,要完全体现经济走软的影响,股市仍有进一步下挫的空间。” 控制信贷、深化经济改革会有很大风险,而且还会影响很多特殊利益。不过,习近平显然认为,无动于衷有更大的风险。而且说到底,没有哪个利益集团比党还大、比维持党的权力还重要。 利明璋(Bill Bishop) 每日自北京更新其博客 Sinocism (在中国大陆地区可能不能正常访问)。他的新浪微博是 @billbishop ,Twitter 帐号是 @niubi 。   翻译:王童鹤、陈亦亭

纽约时报 | 中国短期利率飙升 货币市场钱荒

 香港——正当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进一步放缓迹象的时候,中国金融体系遭受到现金紧张的痛苦,银行间贷款利率于周四激增。 位于上海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每日官方利率显示,周四,银行间的隔夜借贷利率激增至13.44%,创下纪录。而周三的利率是7.66%,上月的利率不足4%。 过去两周,中国同业银行及货币市场上其他具有可比性的利率都有所激增,这意味着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越来越怕借款给彼此。那些需要短期现金或流动资产的机构必须支付高利率,如果付不起,就会增加它们违约的可能性。 Silvercrest资产管理公司(Silvercrest Asset Management)的常务董事兼首席策略师程志宇(Patrick Chovanec)说 ,“中国的银行间市场基本上已经冻结了,很像雷曼破产之后美国信贷市场冻结的状况。利率有报价,但没有交易发生。” 中国的决策者们手中有众多选择,可以将更多的钱注入金融体系,包括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交易证券以控制利率或流动性——或者,更加激烈的方式是,释放一部分这些银行必须存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以百亿计的准备金。 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研究员白安儒(Andrew Batson)及潘启思(Joyce Poon)周四在一份研究简报中写道,“中国央行允许银行间利率激增持续的时间比通常的要长,这是在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即需要锁紧流动性,放缓信贷的边际增长。的确,自从1月以来,央行就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在银行间市场上吸收流动性,为与银行进行这种摊牌奠定基础。” 如果说央行对于越来越严重的流动性短缺现象无动于衷的做法是一种金融冒险政策的话,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旨在制约较小的银行。这些小银行一直把银行间市场当做低成本资金的来源,以支撑他们在高回报证券上的投资,或支持资产负债表之外的活动,即影子银行。 周四,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研究中国的经济师陆挺在一份研究简报中写道,“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监管者可以利用这次资金紧张的机会,‘处罚’一些小银行。那些小银行此前曾占过稳定的银行间利率的便宜。” 陆挺说,虽然银行间借贷利率激增会对不计后果的贷方产生预期的效果, 但是,“如果流动性短缺现象持续时间过长,也会毫无疑问地扰乱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 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出现增长放缓迹象。周四,6月份的对工厂采购经理人的初步调查显示,中国的产出量已经跌至9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因为制造商为了应对国内外需求的疲软降低了生产。 经济增长放缓,再加上金融业的流动性紧缩,已成为中国新上任的领导层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 3月份就职的李克强总理称,他计划进行改革,以推动稳定增长,而非依赖来自国有银行的宽松信贷。宽松信贷曾帮助中国经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的几年里强劲复苏。 银行间利率在两周前开始激增,那是在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的三天假期前。银行通常在公共假日之前有更高的现金需求,所以最初的利率增长在当时并未被视为异常。 但是,随着情况恶化,央行克制住了为金融体系注入新钱的冲动。周四,作为基准的7天回购利率曾一度上扬至25%,这是借贷成本的另一个衡量,在周三时是8.5%,周四最终回落到11.2%。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央行允许发生现金紧缺,是其打击影子银行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说,影子银行有时依赖银行间市场作为资金来源。 根据他们的理论,央行试图控制理财产品的发放。这些产品是短期的债务投资产品,银行营销这些产品时,称其像普通储蓄一样有稳定的回报,但利率更高。据北京惠普评级公司(Fitch Ratings)高级主管朱夏莲(Charlene Chu)估计,3月份,中国这类产品的未偿贷款总量约为13万亿人民币,约合2.1万亿美元。 银行可以通过出售这类产品提高自己的收费收入。但是,由于这类产品不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关于某种产品里面到底打包了多少贷款、债券或其他资产,透明度很低。而且,尽管这类产品本身通常是短期,例如三个月,但是他们所支持的基础贷款往往是较长期的——例如两年。 去年10月,中国银行当时的行长肖刚在《中国日报》的评论专栏中写道,“ 理财 产品某种程度上根本就是‘旁氏骗局’。 当投资者失去信心减少或者撤出理财产品时,现在看上去乐观的故事将会结束。 ”他指的是理财产品的到期时间与他们所支持的贷款的到期时间不符。肖刚现在是中国证监会主席。

纽约时报 | 中国食品安全困扰美国消费者

如果你最近吃过罗非鱼,那么你吃的这条鱼很可能来自中国。还有你刚才用来做饼干的人造香草精呢?它很可能也是从中国运到美国,千里迢迢来到你的厨房里的。 如今,有越来越多美国人日常消费的食品——从金枪鱼罐头、橘子罐头,到鲜蘑菇和苹果汁——都是中国进口的。据美国农业部(Agriculture Department)统计,截至去年年底,美国总共从中国进口了41亿磅(约合18.6亿公斤)的各种食品。 本周三,美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猪肉生产商之一的史密斯菲尔德食品(Smithfield Foods)同意由 双汇国际收购 ,后者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之一。于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受到了更多关注。 在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历史上,这项价值47亿美元(约合290亿元人民币)的交易是迄今最大的一笔。虽然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强调,这项交易是为了向中国输送更多猪肉,而不是为了相反的目的,但是这件事还是加剧了人们的顾虑,他们担心中国会在美国的食物供应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还可能会对美国的食品安全造成影响。 “我们从中国进口的食品越来越多,同时我们也听到了越来越多涉及中国公司的食品安全丑闻,”食品与水观察组织(Food and Water Watch)助理主任帕蒂·洛韦拉(Patty Lovera)在国会关于中国食品进口的听证会上 作证时这样说 。中国一直饱受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比如故意在宠物食品和婴儿配方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还有镉含量超出安全水平的大米等等。最近的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中,商家用明胶、色素和硝酸对狐狸肉、老鼠肉和貂肉进行处理,然后拿来冒充羊肉出售。 “我们绝对应该给中国人颁发一个食品掺假的创意奖,”食品安全专家杰夫·内尔肯(Jeff Nelken)说。“他们在食物造假方面真是足智多谋,例如有些蜂蜜产品中似乎没有一点花粉成分。” 美国农业部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官方正在努力改善食品安全状况和对食品生产的管理——要求中国为数不多的食品出口企业取得检验凭证——但是从中国进口食品仍然问题重重。研究报告说,“出口流程的各个环节都可能会出问题,而对各种产品和问题进行监控,对于中美两国的官员来说都是个挑战。” 美国政府仍然对中国食品出口感到担忧。美国国会本月举行了以“中国不安全消耗品的威胁”(The Threat of China’s Unsafe Consumables)为题的 听证会 ,这就是最新的例证。“不仅美国人和欧洲人,甚至世界各地人民的健康与安全,都越来越取决于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质量,”负责欧洲、欧亚大陆和新兴威胁的众议院小组委员会(House Subcommittee on Europe, Eurasia and Emerging Threats)的主席、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达纳·罗拉巴克尔(Dana Rohrabacher)说,“由于挑战实在太艰巨,监督和检验中国商品的任务,根本超出了各国政府的能力。” 在杂货店和其他食品商店出售的进口食物必须标明原产国,但是相当一部分进口食品,最后都在餐馆和餐饮服务机构变成了烹制的饭菜,消费者根本无从得知这些食物的来源。 此外,根据政府规定,进口食物一旦经过任何形式的加工,就无需再进行此类标注。 因此,进口的冷冻豌豆和胡萝卜如果分别包装就需要贴产地标签,但如果混合在一起包装出售,就不需要贴标了,洛韦拉说。鱼排必须贴标签,但是进口的炸鱼条或者蟹饼就不需要。 许多围绕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产生的丑闻,所涉及的产品都属于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的管辖范围。FDA负责监管进口到美国的海鲜、水果和蔬菜。 从中国进口的食品,美国人已经吃了很久。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经济体,在农产品出口上也位居前列。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中国去年向美国运输了41亿磅重的食品,其中包括美国人全部苹果汁消费量的近一半,80%的罗非鱼和超过10%的冷冻菠菜。 中国也是食品原料的一个主要来源国,如糖果甜味剂木糖醇、人工合成香草精、酱油和叶酸。 但美国不允许中国向美国出口新鲜猪肉或牛肉,因为中国仍有口蹄疫爆发。 史密斯菲尔德的决定提醒了很多人今年春天看到的一些视频,其中成千上万头死猪漂浮在一条作为上海主要饮用水水源的河上。那些漂浮死猪的来源至今是个谜,但有人认为它们标志着中国政府打击售卖病死猪的行动正在产生效果。 2011年,这场整治行动就曾让双汇陷入麻烦,中国政府官员发现双汇出售含有瘦肉精的猪肉产品。瘦肉精是一种禁止用于人食用动物产品的兽药。 周三,史密斯菲尔德和双汇强调,这一收购的目的在于增加中国高质量、安全猪肉的供应。 艾奥瓦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中心(Center for Food Security and Public Health)主任詹姆斯·罗思(James Roth)说,他不担心这一交易会给食品安全产生问题,因为任何在美国加工的猪肉都必须通过农业部的检验系统。“他们这么做是想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因为他们需要为中国人提供安全肉,而不是将中国猪肉运到美国,”罗思教授说。 他说,像熏火腿、香肠、培根这样的加工猪肉制品有可能从中国进口,但它们必须要达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设置的标准,这要求以高温对猪肉进行一定时间的烹制。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争取获准向美国出口家禽。家禽不会感染口蹄疫。 艾奥瓦州农场主尼尔·凯皮(Neal Keppy)将大约3周大的小猪,一直饲养到送进屠宰场。他说,他相信史密斯菲尔德归中国所有后,仍会继续产出高品质、安全的猪肉制品。 “我认为更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史密斯菲尔德属中国所有,当食品供应紧张的时候,谁知道猪肉是不是会留在美国国内?”凯皮说,“在那样的情况下,很多猪肉将会流向中国,而不是给美国人吃。” 他说,他希望监管机构在审查这项交易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一点。 翻译:曹莉、陈柳

纽约时报 | 李克强讲话呼吁为市场松绑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中国日照住房项目建筑工地上的工人。北京释放信号,尽管经济增速放缓,政府今年也不会大规模实施刺激计划。 上海——中国政府正在计划让私营企业和市场力量在其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通过一项重大政策转变,来提高中产阶级生活质量,并让中国在全球舞台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本月,中国的新总理李克强对党员干部发表了一次讲话,其中包含了他们在过去十多年中听到的最为大胆的亲市场言论。李克强说,中央政府希望减少国家在经济事务上起到的作用,希望藉此释放中国的创造能量。中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Rajanish Kakade/Associated Press 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国家将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希望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 Mark Ralsto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声明,重申了中国领导层关于加快利率自由化、放松外汇管制的承诺。 周五,中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提议,似乎显示出李克强和其他领导人确实想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并允许私营企业的竞争在投资决策和定价上让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极为依赖国家信贷和政府指令,中国政府能否调整经济结构尚不得而知。但分析人士把上述声明视为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迹象,说明中国政府对于改进中国的增长模式是认真的。 “这确实是相当的激进,”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专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说,“人们已经对此谈论了很长时间,但现在我们看到高层明确提出了一项改革议程。”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而且由国家主导、投资推动的经济所具有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中国领导层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压力。据汇丰银行(HSBC)的独立调查,本月制造业活动在7个月来首次缩减。经济学家调低了增长预期,而且也在评估企业和政府高企的债务水平所带来的风险。在过去5年里,企业和政府积累了大量的债务。 “新领导层已经发出了不少信号,”巴克莱银行(Barclays)亚洲新兴经济体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说,“他们意识到,如果继续拖延改革,经济就会深深地陷入麻烦。” 政府网站上发表的一份 通知 称,大的计划包括扩大自然资源税收,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让市场力量来决定银行利率,并制定一些政策,来“推动民间资本有效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电信等领域”。通知称,“全社会热切期待改革取得新突破。” 在金融、物流、医疗等行业,外国投资者将获得更多投资机会。多年来,西方政府、银行和企业都在抱怨,尽管中国政府承诺开放银行和其他服务行业,却一直在阻碍外商投资。然而,最新的通知并未具体说明北京的决策者们所设想的涉及外商投资的变动有哪些。 中国领导层也承诺放松外汇管制。此举可能会减轻中国经济的价格扭曲现象,允许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周五,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声明,重申了这些誓言。 上述举动并未发出中国大政府模式终结的信号。专家称,共产党不太可能会放弃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破除庞大国有企业维持的寡头垄断,也不太可能对党认为的战略性经济部门实行私有化,例如银行、能源和电信产业。 北京之所以如此推动,是因为几乎别无选择。由于面向欧美的出口额减少,且投资增长放缓,中国经济今年已然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也降低了制造业的竞争力。 一些支持市场的官员在今年的领导层变动中似乎有所斩获。包括他们在内的中国领导层似乎认为,扩大政府开支会使经济情况恶化,而私营部门需要发挥推动作用。 在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方面,中国也面临着重大转变。中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总数也在下降。分析人士称,这种转变正迫使中国升级其产业运营,要靠廉价商品及低廉劳动力成本之外的其他手段开展竞争。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 Lardy)称,由于政府控制利率、汇率及能源价格,所以造成了严重的资本配置不当和增长不平衡。拉迪说,“这些改革将会提高家庭收入、减少储蓄,双管齐下地推动私人消费。” 要想取得成功,中国领导层需要抵御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以及腐败官员。后者已经习惯于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通过收受贿赂和在企业秘密持股,为自己及家人牟取财富。 由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领导的上届政府,也曾承诺深化经济改革,并增强私营部门。但是分析人士称,他们缺少成功所需要的政治影响力。在他们的两个五年任期内,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实际上扩大了。 在十年一度的领导层交接后,新领导层于今年3月就职,他们似乎更有决心改变。本月,总理李克强在给全国党员干部的电话会议讲话中说,“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 他说:“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源泉。” 他谈到了放松管制和减少政府的角色。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研究中国经济的教授巴里·J·诺顿(Barry J. Naughton)说:“李克强思维方式像经济学家,他希望政府不要成为阻碍。” 《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报道。 翻译:林蒙克

纽约时报 | 中国经济意外再放缓

Forbes Conra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周日闭幕的广交会订单数目令人沮丧。 香港——对中国厦门的中天服装织造有限公司而言,五颜六色的鲜艳男士内裤在欧洲的销势不再出色。去年,出口额下降了30%。 对中国淮南的乐森黑马乐器有限公司而言,琴身形状像猫和卡通形象的儿童吉他也不再销量喜人。对晋江的雨中鸟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而言,今年的国内销售和出口量双双下滑。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盛事,周日闭幕的广交会只收获了数目少得令人沮丧的新订单。雨中鸟的销售经理艾丽斯·洪(Alice Hong,音译)说,“这一回,来看的顾客都不多。” 去年夏天中国经济V型下滑后,秋冬两季复苏强劲,现在却出乎预料地再次放缓。出口数据疲软。中国的国内经济仍在增长,大部分原因是国家控制的银行大幅增加信贷,以及表外贷款的激增。消费支出也在攀升,速度却不足以弥补其他部门的疲软。 这样的组合让经济学家和企业高管越来越担忧,中国未来能否保持哪怕是7.5%的增长率。中国经历了30年两位数的增长,其间仅几次例外,而7.5%是中国政府当前的目标。 最新的麻烦迹象于周三浮现,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了今年4月的进出口数据。表面看来,似乎相当不错:出口同比上升14.7%,进口则同比上升16.8%。 不过,2012年4月是中国进出口表现极其糟糕的一个时段。实际上,当月差劲的贸易数据是上年冬季的经济疲软转为骤然下滑的首个迹象。 经过经济学家的深入研究,今年4月的数据更显疲软。他们发现,出口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对香港出口的57%增长,以及在保税区产生的更大幅度增长。 由于香港本身的数据并未显示今年以来自大陆的进口大幅增加,中国政府已着手调查,是否存在出口商虚增货品发票金额的现象。虚报的出口数据可使企业规避外汇管制,将资金转入中国,从而通过人民币对美元的逐步升值而获利。 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驻香港的经济师高路易(Louis Kuijs)估计,剔除虚增发票金额的部分,出口增长仅为5.7%。 过去几年,经济学家趋于减少对中国出口数据的关注,理由是疲软的海外需求导致出口在中国总经济产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下降。不过,最近的研究显示,中国可能仍然十分依赖出口。 原因在于,跨国公司一直在迅速地令其在中国采购的每件商品本地化,从计算机芯片到汽车零部件,而不是从其他亚洲邻国进口。因此,尽管近年来中国的总出口量并未迅速上升,每一美元出口商品中包含的中国份额却上升了。 高路易估计,去年中国经济产出中有20.7%来自出口,这一数据已经从2009年的19.7%触底反弹。 未来几个月出口的一个糟糕迹象是,广交会在本周初宣布,今年春交会收获的出口订单同比下降了1.4%。这一最新信号表明,迅速上升的蓝领工资,以及人民币的逐步升值,已经开始侵蚀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外商投资在中国开始趋于平淡,同时却在该地区的低工资国家飙升,例如柬埔寨和越南。 维持经济运转的是注入其中的大笔资金。社会融资总量涵盖来自银行、债券市场、信托基金和其他来源的所有非政府贷款,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比激增58%。来自所谓影子银行部门的表外融资尤为活跃。 地方和地区政府也在大量贷款,它们建立的许多特殊融资机构也是如此。惠誉(Fitch)的国际公共财务副主管特里·高(Terry Gao)说,中央政府正在试图控制这种贷款。惠誉在4月9日把中国的本币债务评级下调了一档。 由一系列地方、地区和国家政府机构,以及许多国营企业和一些私营企业进行的贷款,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担忧。尽管中国的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贷款总量对经济产出的比例仍旧低于美国和日本,但却正在迅速上升,已经从2007年的120%攀升到了现在的200%左右。 在整个中国经济中,大量放贷的效率已经一落千丈,人们由此担忧中国信贷推动的增长的可持续性。直到2007年,每一美元的额外信贷都能带来一美元的额外经济产出。但现在,想要达到同样的经济产出增长,必须额外投入3到4美元,这意味着,有一些在经济上不那么划算的道路、铁路、业务扩张和其他投资项目得到了融资。 中国当前的经济模式,即以债务的迅速积累来避免经济增长率的急剧下跌,“大概还能持续一段时间,肯定能在今年和2014年内维持,但这一模式的潜在经济压力也显然会升高”,瑞银集团(UBS)高级经济顾问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说。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贷款几乎全部来自本币。它基本上没有外债,还拥有高储蓄率。 对中国的怀疑者正不断增多,这些论据没能说服他们。 “在1989年,你可以对日本说出同样的话,”马格纳斯说,“而事实是,尽管日本是一个拥有大量储蓄的债权国,却也没能阻止大萧条的发生。”

纽约时报 | 让中国房地产市场回归本来面目

不久前,路透社报道称,新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从中投公司回归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和“破例”第三次出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均是朱镕基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主任时的老部下。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推行的国企改革,皆出自体改委的规划。 路透社评论说,上述几位是新一届中国中央政府财经团队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基本上被认为是倾向市场的经济改革者,纵使当今经济条件已有不同,他们仍有能力完成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改革事务。 路透社关于中国有可能重拾1990年代改革的判断虽然没有进一步的事实依据,但在目前的中国现实之下,却也符合很多人的心理期待。但今天,不少中国人却还在抱怨朱镕基时代的很多政策,如国企改革、住房货币化政策。最近,随着“新国五条”及其实施细则(《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公布后造成的混乱局面,一些人除了批评政府出台政策不当,也在批评19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是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紊乱的源头。 回顾历史,我们才可能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国住房改革开始于1998年。之所以从1998年开始,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政府迫切需要居民拿出钱袋子救急。朱镕基提出,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结果住房商品化被确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但同时朱镕基又强调,要“在低工资制度下走住房商品化的道路。在低工资条件下,房价搞高了,就实现不了住房商品化”。因为,当时中国国企改革造成大量工人下岗。根据《上海经济年鉴(1997)》的抽样统计数据,全国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市民人均月收入在300元-600元的占47.2%,600元-900元的占36.8%。当时62.5%的下岗人员家庭月收入从1305.6元下降到981.3元,因家庭总收入减少导致总支出减少的达下岗人员家庭的52.8%,下岗人员中60.8%的人因无事可做经济来源仅靠下岗工资,21%的人在打零工,只有9.5%的人重新找到较稳定工作。到了1998年,上海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了三分之一,集体企业职工下降了37%。 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在1998年7月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这个文件是 “福利分房”和“住房商品化”的分水岭。该文件明确了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 “对不同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高收入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宅。” 因为习惯了长期的福利化分房制度,当时很多中国人并不清楚何谓住房商品化,很多人也没有自己掏钱买房的意愿。1998年2月上海《解放日报》做过一项问卷调查,问上海市民是否打算买房时,70.5%的人回答“不打算”,回答“打算”的只占16.1%; 虽然如此,但这一政策还算符合市场化的住房制度设计。因为这个制度设计体现了根据消费者的不同消费层次要求,构筑不同的住房需求关系的市场化宗旨。 既然要“住房商品化”,按照朱镕基在1997年初在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本意除最低收入家庭外,要“大力建造低价的经济适用住房”,大部分家庭可以通过可以承受的价格购买到属于自己产权的房子。 但事实是,23号文件出台后,这样一个清晰的、分层次的住房市场始终没有在中国存在过。在上海,2000年就取消了经济适用房,明确实行商品房“单轨制”,从而将所有人都逼上“买房”之路。当时,一些专家学者不是去批评政府违背23号文件精神,剥夺了居民的多元居住选择权,反而无的放矢指责中低收入者不应该去买商品房。中国的住房商品化就这样,从推行的第一天开始,就脱离了“低工资制度下的住房商品化”的方向,而亲手推动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朱镕基也无法扭转这个方向性错误,因为中央政府“缺钱”软肋已经被地方政府、房地产商以及所有的房地产利益中人共同掐住。 以经济适用房为例,全国新开工的经济适用房在2000年时占新开工住宅的面积比重是21.8%,以后就直线下降,到18号文, 即《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国发200318号文件) 公布的2003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只占新开工住宅的12.2%;2005年-2008年这一数字连7%都占不到。2000年竣工的经济适用房套数全国总共60.4万套,以后也是直线下降, 2005年只竣工了28.7万套。就是这些数量有限且本该进入住房困难群体的经济适用房,很多也因为权力腐败进入了灰色通道。 2003年8月12日18号文的出台,标志着彻底否定了1998年的住房商品化政策,把沉重的买房“大山”直接压在居民身上。原来的23号文赋予经济适用房在“住房供应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到了18号文,下降到了仅有拾遗补缺作用;“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的条文,替换了23号文“高收入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宅”。这一替换,为商品房涨价找到了市场化的借口,直接导致随后中国房价的不断上涨。 今年3月2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朱之鑫在201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应质疑说,房地产在中国是重要的领域,但中国没有文件指出把房地产作为支柱性行业,只是提出把建筑业作为支柱性产业。但事实是,18号文中就有明确称,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种巨大的政策性变化的结果是,1997年-1999年时还负债累累、全面亏损的房地产业得救。18号文出台后没有几个月,中国房产价格开始疯涨。以上海为例,上海在2003年四季度时,商品房预售均价为每平米6406元,到2004年第三季度,已经涨到每平米7784元,涨幅高达21.5%;2004年7月到2005年3月,上海内环以内的商品住宅预售成交价上涨68.13%——从11597元涨到19498元。卢湾区的住宅预售成交价更是从14082元涨到30925元,仅8个月的时间,房价翻了一番,猛涨了1.6万元!黄浦区的预售成交价也涨了1万多元(见《上海房地产市场报告》2004年第一期、2005年第五期中王水田引用的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统计快报等相关数据)。 为了缓解房价疯狂上涨的势头,稳定房价,2005年,国务院不得不出台“国八条”,但“国八条”也并未对抑制房价产生根本意义 。 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还助推了各地开展“经营城市”运动,刺激了房地产商们牟利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神经。全国的城市都在如火如荼得进行着规划和拆迁,全国各地开始不断发生因强拆引起的暴力冲突,在暴力之下,各地自焚事件也不断发生。 在各种混乱无序中,中国房地产市场逐步扭曲变形。直到今天,在批评不久前出台的“国五条”及其实施细则时,很多中国人并不清楚如下的事实: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房地产业一共销售商品住宅6000万套。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城市家庭有2.18亿户,这是不是意味着有6000万套房分摊到6000万户,解决了28%的城市家庭的住房困难?不是的,笔者经过多年的追踪研究 发现 , 6000万套房中, 几乎一半是动迁用房和因动迁带动的住房销售,属于“增量房”的,只有3000万套。那么,3000万套增量房是不是意味着能解决14%的城市家庭住房困难呢?也不是的,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起码上百个手握多套房的人——几年前《新民晚报》报载,光是上海的2000多名市属干部中“拥有八九套住房的干部比比皆是”。中国有省级市34个、地级市284个,县级市369个,拥有多套住房的人绝对数相当可观。所以,笔者认为,2000年到2011年这12年中,新建的3000万套增量房真正用于改善城市家庭住房条件的比例不会很大,另外的3000万套房动迁房房主虽然住上了新房,却不能笼统认为他们也改善了住房条件,由于动迁是成片进行,相当多的黄金地段街区房屋结构完好,住房条件并不差,却都被强迁到城市边缘地带。 2005年的人口普查住房登记详表显示,2005年的全国城市家庭户中,购买商品房的仅占17.5%,在一线工人中购买商品房的仅占13.7%。到了今天,普通人群购买商品房的比重肯定大大增加,但这仍然是动迁的缘故。以上海为例,最新官方统计数字显示,2012年上海销售的新建住宅中,动迁用房销售加上极少量的共有产权房销售要占到住宅总销售套数的48.6%。 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明白为什么有着2.18亿城市居民户的国家在最近12年销售了6000万套房,却仍然令普通老百姓叫苦连天;才能明白为什么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被各种人为原因漠视,也才清楚所谓中国的住房“刚需”是如何产生的。 虽然现在回头看,1998年的23号文件虽然也有当时的局限性,但其最可取之处在于它肯定了市场消费是分层次的,要给不同层次的消费者以不同的住房选择。该文件明确了这样的目标:“对不同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地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高收入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宅。” 中国能否回到改革的原点去思考如何为大部分中国人提供一个健康、公平的住房市场呢?这需要我们去思考何为“住房”,房子的原始本意是什么?在住房市场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又是什么?思考可能很令人头疼,但面对纷繁复杂的利益纠缠,面对中国人对住房的普遍心理焦虑,新一届政府不应该再继续沿袭传统的思维模式。

纽约时报 | 中国抑制房价政策致股市跳水

上海——周一,随着政府宣布新政策,于房价再次抬头之时冷却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中国股市大幅下跌。  中国国务院上周五称,将坚持实行相关政策,售房者必须为其利润统一支付20%的资本利得税,这将增大购买第二套住房的难度。随之而来的股票抛售波及全球,整个亚洲的股票和大宗商品市场都受到了影响。欧洲的股票市场同样下跌。美国股票市场在早些时候有所下跌,但在当日结束时恢复到了稍有上涨的点位。 中国官方新闻媒体近日曾表示,政府正在考虑其他措施,以图压低在过去10年内一直飙升的房价。这些声明导致那些急于买卖房地产的人赶在政策生效之前掀起了一场周末狂潮。经济学家一致为政府的行动鼓掌喝彩,同时也担心中国的强劲建筑行业放缓,影响到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分析人士预测,政策生效之后,房地产交易将会大幅下滑,而周一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3.65%,收盘时为2273.40。香港的恒生指数下跌了1.5%,收盘时为22537.81. 房地产开发商所受打击尤其严重。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万科集团的股票在深圳下跌了10%,达到限定的每日最大跌幅。上海的保利地产也下跌了10%。 股票下跌之时,正值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将完成中国10年一度的领导层交接,并为领导团队设定议程。 北京的新领导层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包括如何应对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鸿沟,以及如何解决通胀及普通中国人高住房成本的问题。 由于担心出现泡沫,中央政府曾在几年前进行干预,令房价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稳定。但是,现在有迹象显示,房价飙升的现象可能会再次出现。1月,国家统计局报告说,政府跟踪监测的70个城市中,有54个城市的房价出现急剧上涨。以上海为例,与去年同期相比,房产均价在今年的头两个月上涨了40%之多。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在一篇研究报告中称,“尽管相关政策使得房地产市场活动放缓,中国的房地产业仍然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疯狂道路上。去年,开发商实际上建成了将近1100万套房产。” 威廉姆斯补充道,这1100万套房产应该会造成供大于求的局面,即使未来几年预计有几百万中国人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也是一样。 中国政府渐渐提高了利率,并对银行贷款进行了限制,去年甚至紧缩银根,旨在缓解通胀,加大投机者贷款的难度。政府还限制了个人贷款者的按揭额度,将按揭的首付提高至40%,以此保护银行免遭损失,并且在重庆等城市开始试行房产税。 省级及以下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例如,为了抑制外省购房者,度假胜地海南省政府去年要求这些人出具证明,证明他们当年交了所得税,或者交了社保。逃避这些税赋的现象很普遍。 中央政府还承诺惩罚未能控制房价的地方政府,声称如果房价失控,官员将“承担责任”。

纽约时报 | 春节回乡的“第四条路”

“根本买不着(火车)票,能怎么办?”58同城( www.58.com ,中国一家提供生活服务信息的网站)上一位注册名为“高豆”的先生反问道。他决定开车回家。2月8日,农历大年二十九,下午三点,25岁的高先生准备从北京出发去往山西平遥,600多公里的路程视乎路况开车需要花6-8个小时。2月4日,高豆在58同城上发帖寻求老乡拼车回家。 高豆回到家的第二天,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年夜,习俗上全家团聚的日子。这也是中国人每年一次全国性大迁徙的文化推手。根据国家发改委预测,今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为34.07亿次,这是全中国人口的两倍半多。其中借由铁路、道路、水运和民航往返的人群分别约为2.25亿人次、31.04亿人次、4308万人次和3550万人次。 铁路、公路和民航这些传统交通运输方式的供给不足或供需不匹配,催生了租车、拼车服务等另类回家方式的迅速勃兴。 租车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都还是新鲜事。这种商业模式来源于美国,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电话预约车辆,然后凭身份证和驾照到门店取换车。目前绝大多数用户是都市白领,或者接触过公务租车市场,或者思想新潮。在互联网上寻找陌生人、同开一辆汽车回家的“拼车”模式,在中国更是缺乏文化土壤。提供拼车信息服务的平台甚至给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其中包括发布的拼车信息要包含哪些内容;需互相验证身份证以及签署拼车协议以解决互信问题等等。 一嗨租车公关总监邵巍说,截至今年1月下旬,该公司春节期间的租车预定率约为80%。同期,如神州租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租车”)副总裁杨衍颖介绍,春节期间这家公司的汽车预定率也在70%-80%左右。这是国内租车市场规模最大的两家公司,根据公开资料,一嗨租车旗下有近万辆车,而神州租车则有超过2.6万辆。 从去年12月开始,各大主流租车公司陆续开放春节租车预定,大多是以春节7天假期为单位打包出租车辆,而且每天的租车价格较之平日也上涨了至少两成。 “预计在春节前一周还将引来最后一轮租车热潮。”邵巍根据往年经验说,传统回家的路都走不通的人会再来租车公司碰碰运气,但大多不得不进入租车公司的排队等车系统中;也会碰到有人预订了,但没能来取车的情况。 相比坐火车,租车回家的成本并不低廉。老家在陕西西安的王先生从神州租车租了一辆别克新凯悦,春节7天打包价为2100元,从北京到西安路上的燃油费用约为1800元。这意味着他们一家三口回西安的平均花费为人均1300元,而目前北京到西安的高铁最低票价为人均515元。但王先生并不这么看:首先两地往返高铁站都需要打车,其次可以省去春节在老家期间的交通费用,何况也不用再为买不到火车票犯愁。“如果要考虑降低成本,还可以找两个人拼车,”王先生说。 尽管一嗨的邵巍说,“春节期间有多少车都租得出去”,但邵巍却表示并不会因此加大车队规模,理由是平日的汽车租赁需求并没那么多。租车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还是陌生事物,邵巍说,“我们最近在重庆最热闹的解放碑地区做了一次随机调查,哪怕是很时髦的年轻人也不知道怎么租车,对凭身份证和驾照就能把车开走这件事情非常惊讶。” 重庆是一嗨在西部业务发展特别迅速的一个地区,这个调查结果让邵巍他们感到有些吃惊。 租车公司应对春节租车高峰的办法,是把车辆从二三线城市调往北上广,因为这类一线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是春节人口流动的辐射中心,也是租车服务的需求集中地。 上述租车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数据佐证需求以一线城市为中心的观点,不过这从拼车需求中也可见一斑。毕竟相对于成本相对高昂的租车,拼车的需求量更大。 58同城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末其“拼车/顺风车频道”日均浏览量最高超过288万,日均发帖量近89万。58同城CEO姚劲波说,这个频道每天解决近2万人的拼车问题,“今年拼车服务真的火了”。今年春节,该网站拼车信息的全国整体浏览量比去年春节上涨了15%。 这些新增浏览量主要就来自于一线城市,其中北京地区的浏览量比去年春节上涨了25%,深圳、上海、东莞等的同类数据则分别为23%、26%和43%。 按照58同城说法,通过其平台发布的拼车信息占到了全国通过互联网发布相关信息的60%。但这一说法未能得到其他同业和第三方机构的确认。和58同城 一样,其主要竞争对手 赶集网( ganji.com)也把 “拼车回家”的选项放在首页十分显眼的位置。58同城和赶集网都是生活服务型网站,是 供用户免费发布租房、二手物品交易、找工作、交友等分类信息的平台,主要收入来自广告和推广服务。 就在高豆发布信息的同一天,一位姓郭的先生也在58同城寻找同回老家的拼车人。郭先生25岁,老家在山东聊城的莘县,距离北京约525公里。他的拼车帖里不仅标注了启程的时间、小轿车“还剩下三座”,也写了途径的城镇,拼车人可以在这些地点下车;同时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最好少带行李”,他还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和QQ号码。这也只是则简单版的征人拼车帖,58同城上的有些拼车帖还会详细写明需要拼车人分摊的费用、是否需要对方会开车以及查验身份证等要求,还有车辆的具体情况和车主的驾驶技术等等。 这是郭先生第一次征人“拼车”,去年十一假期他曾经和别人拼过车,“当时我着急回家,又买不到车票”。今年春节他决定自己自驾回家,也觉得如果能找人拼车,捎带没买到票的老乡回家是个不错的主意,“没有赚钱的考虑”。至于安全事项,郭先生没有考虑太多,他 不准备查验拼车人的身份证,更没有签订所谓拼车协议的打算,“都是一个地方的人,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吧?” 他认为,听口音、认老乡,这种地缘上的亲近似乎可以给予拼车人某种安全感。 但郭先生也并不讳言,拼车也有分摊费用的考虑。从北京到莘县,他预计平摊的费用在人均150元左右。但前提是他的车能坐满5个人。然而与58同城描述的如火如荼的拼车场景不同,截至2月5日,郭先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拼车人,他为此苦恼不已。 这并不是个案,接受采访的时候,高豆的车上还剩下三个位置。29岁的李先生打算2月8日中午从北京出发前往甘肃陇西,他也感觉今年拼车的人少了,“去年我发布信息后,每天都接到数不清的电话,很多人是要求中途下车的,但今年一天也就十几个电话。”与去年不同,他今年花了两三天时间才凑齐了一车人。 李先生认为,这是由于知道上网寻求拼车的人,基本也是懂得上网买票的。而今年,有更多的人在网上买到了火车票。 铁道部售票网站12306( www.12306.cn )在去年春节前夕,即2011年12月上旬实行面向全国铁路的网络售票,但在春节购票高峰时,多次出现系统崩溃。2012年6月,铁道部公开招标对12306进行技术升级,之后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系统再次经历崩溃。尽管对于12306的批评和争议不断,但这一网站的受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据《人民日报》今年1月22日的一篇报道,截至1月21日,12306网站在今年春运期间所发售的火车票已经占到全国铁路发售总量的40%,而去年这一比重最高仅为20%。 李先生说,“相比去年,今年网络购票的覆盖面更广,拼车的潜在人群中可能很多都买到了票。但那些不会上网又没买到票的人,知道有拼车业务的可能性不大。” 这些不会上网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也成了最不容易赶在除夕前回到家的人群。

纽约时报 | 中国式监管渗入App

有关部门正在考虑对app(application,移动应用)实施认证体系,类似桌面互联网上的网站备案制度。 12月10日,国内媒体《IT时报》(IT Times)援引一位电信专家的言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正在建立一个长效的评估体系,将对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内置软件进行评估和抽查,相关的国家实验室和研究院都已经参与其中。不仅如此,这个评估体系还要将第三方平台纳入管理,成立要备案,运行要监管;而且,对平台本身的运营也要有所要求,尤其对个人应用开发者要纳入管理体系,如做实名认证等。 这意味着此后国内将对app开发者和第三方平台实行备案制。本月13日,工信部回应“app备案”一事,称移动应用商店被认为是属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应该纳入监管。 根据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92号,2000年发布)的规定,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未取得或者未履行备案手续的,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工信部酝酿的这一监管政策将影响到一个庞大的人群。根据中国移动旗下移动Labs (labs.chinamobile.com,中国移动研究院)的网站于本月17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仅中国移动应用开发者已超百万。工信部在上述回应中,证实了有关正在召集相关专家研究合适监管办法的报道。 相对于桌面互联网而言,目前中国的管理当局对移动世界的介入不深。此前,中国并没有针对app和第三方平台实行直接监管,但是由于客观上存在防火墙,苹果的应用商店App Store把全球市场分成几个区域,中国区的用户无法下载非中国区的app,这也是苹果对中国监管现状的一种适应之举。 工信部所考虑的“认证体系”以及“第三方平台备案体系”说明中国政府试图更深入地介入到app的监管中,将主动权从应用商店收回到管理机构手中。 几乎同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也发布了一个报告,要求苹果、谷歌(Google)和亚马逊等平台加强对app的监管。从2011年初开始,不断有消息传出苹果在加强对App Store的监管。 这似乎意味着加强app监管是全球趋势,但国外和国内的监管模式有本质区别。App应用尤其是基于安卓(Android)系统的应用确实良莠不齐,不少应用存在窃取用户隐私和散播木马病毒的情况,最让人深恶痛绝的莫过于暗中扣费和窃取用户隐私之后垃圾短信不断。打击恶意应用正是各国加强app监管的初衷。 而中国这种动辄就发证照的“半市场、半管制”模式,非但不能杜绝恶意应用,反而会提高正规开发者的门槛,并加以意识形态上的控制——这一点,在桌面互联网备案及许可制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并很可能会催生出“寻租空间”,为腐败提供土壤。 平台一旦服从监管,将配合政府对应用开发者进行审查,这将抬高app开发的准入门槛。应用的开发其实也是一种表达,将无可避免地受到监管的制约。开发者要花时间、精力来应对这些审查,应用上线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像中国新闻业,尽管没有明确的新闻审查制度,实际上却可以通过对具体负责人员岗位的把控,从而实施实质上的审查制度。 而app的“备案制”,还有可能催生出灰色的代备案产业——桌面互联网领域中就有这个产业,在淘宝上以“代备案”为关键词搜索,可以发现数百家网店在从事这类业务。若以“网站备案”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则可得到5000多个结果。 退一步来说,监管者并不需要设立备案制就能获得app开发者和平台的信息。因为开发者在平台上注册开发账号时,需要提交实名信息和公司信息等。工信部完全可以向这些商店索要相关信息,建立一套开发者数据库,以实现对他们的监管。 但在监管部门看来,信息是否已经存在和是否主动向政府提交是两回事,很难想象有关部门会向应用商店主动索要相关信息。桌面互联网采用的备案体系就是例证,尽管网站经营者的相关信息在申请域名和租用机房空间时已经提供,但网站依然还要向工信部提交相关信息。 在桌面互联网上,这种“备案制度”还可演变成“许可证制度”。这体现为视频网站需要视听许可证,开办论坛需要BBS许可证,做新闻网站需要新闻刊载资格,做一个游戏则需要新闻出版署和文化部的共同认可。根据开发者提交的信息,授予不同的证照,这对监管者而言是最简单的方式。桌面互联网领域的监管政策恐怕会在app领域重演。 那么,“应用无相关认证便不能上架应用商店”的想法,能否被普遍接受呢? 笔者认为,国内外的主要第三方平台恐怕都会接受这种中国式的监管。其中就包括苹果App Store这样的主要平台。乔布斯活着的时候,也许还会就App Store和中国政府交涉;但在库克(Tim Cook)当政的今天,中国已是苹果极其重视的市场,App Store应该会严格执行未经认证的应用无法在中国区上架的规定。美国移动数据监控机构App Annie今年7月的数据显示,中国App下载量在全球iOS市场中排名第二。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微软的应用商店。安卓(Android)系统相对复杂,因为其应用商店很多,比如在国内就有安卓、机锋、91助手、360手机助手等。国内的这些安卓应用商店无可避免要遵循监管当局的指令;谷歌的应用平台Google Play(原名Android Market)若不听话,其被禁的可能性极大。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也先后推出了自己的应用商店。但其规模显然不能与App Store和安卓的应用商店相比。以成立最早的中国移动应用商城(Mobile Market)为例,据迈博咨询的报告,截至去年年底,其注册用户数为1.49亿,共有应用和游戏10.2万款,累计下载量为4.9亿次。而移动应用数据统计公司Flurry的数据显示,仅2011年一年,安卓和iOS的应用下载量就达到250亿次。 虽然从表面上看,国内三大运营商的应用商店也要面对同样的监管。但它们和工信部及有关部委之间的关系,远非普通应用商店可比。只需要建立一些相对快捷的通道,三大运营商就可以获得相对于其它第三方平台的优势,亦可通过定制手机深度绑定所谓“合法”的应用商店。运营商可能会借助部委政策再制定一些具体执行条款,既当“裁判员”(根据法规审核应用开发者)又是“运动员”(应用商店是商业化的平台,可与应用开发者进行利益分成)——三大运营商在SP(service provider,移动互联网内容应用服务提供商)业务上的作用就是如此。 

纽约时报 | 2013年中国值得关注的八个趋势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预计将在2013年超过6亿人。 北京 薄熙来丑闻、经济增长放缓、从胡锦涛到习近平的领导换届,2012年的中国大事不断。很难想象明年会同样跌宕起伏,但是改变却在所难免。 Vincent Yu/Associated Press 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承诺,将对贪腐保持警惕。 2013年可能出现的八个趋势:  增长转变 。在2012年前三季度急剧放缓之后,经济现在开始恢复动力。目前,经济复苏主要是由刺激措施驱动,而且主要倾向于国有企业和大型工业企业。预计官方会把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5%。尽管依然存在过度负债、国有部门结构臃肿、特殊利益根深蒂固、收入差距增大、城乡分化严重以及企业利润增长缓慢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应该可以达到这个目标。预计重点将越来越多地放在增长的质量、城市化进程,以及农村改革上。经济也会从过度投资向消费驱动增长转变,而这个再平衡的过程会充满艰辛。 新任领导人 。从上台伊始,习近平在前三个星期已迅速展现出一副变革的形象。目前,政府面临着民众不断拉大的期望差距,需要快速重拾公众信心。习近平谈到许多关于“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东西,这都是些很受欢迎的民族主义话题。他选择深圳作为在国内视察的第一站,是对1992年邓小平南巡致敬,颇具象征性意义。邓小平南巡使改革开放在1989年之后得以重续。习近平的这次视察很可能是他正在努力推动改革的一个信号,预计会给改革注入新的活力,其主要对象是经济与行政改革,但也可能会涉及一些政治改革。 打击腐败 。新领导层已经展开了一轮公开的反腐行动。一名级别相对较高的官员和一些低层官员已经落马。网络曝光引发了一些地方官员下台,还有消息称,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针对在澳门的洗钱犯罪活动展开了一轮新调查。这次反腐运动有望会将更多高级官员绳之以法,成为近年来最有效的反腐举措,但这最终却依然不能解决滋生腐败的体制问题。 与邻国的问题 。中国的外部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习近平很可能会努力维持与美国关系的稳定,同时扩张中国军事实力并维护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中国对东海的钓鱼岛/尖阁诸岛,以及南海一些争议岛屿的主权问题的处理方式,已经让邻国感到不安。这两个问题都很棘手,因此2013年不太可能给出解决办法。预计亚洲会出现军备竞赛加速的态势,民族主义言论越来越多、与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的紧张局势继续存在,而且随着这些国家向有争议的海域派出更多船只,出现误解或意外的风险越来越大。  环保并非易事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棘手的一些环境问题,这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领导层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也包括了相关内容,呼吁改善环境。预计将会越来越强调清洁能源、节能以及绿色增长的重要性,但面临的挑战依然非常严峻,所以很难持乐观态度。 行动主义不断上升 。环境问题正在引发政治行动主义。2012年,中国发生了一些“别在我家后院”式的抗议活动,参加抗议的人数成千上万,很多人是被互联网信息动员起来。社交媒体,特别是智能手机的使用,正快速从城市用户向农村蔓延,这也让掩盖问题变得更加困难。现在,政府要求所有大型工业项目在开工之前都要通过社会风险评估。预计随着市民自身权力意识增强、维护自身权力的勇气增大,未来会出现更多环境抗议活动。  网络压力 。中国互联网用户人数已居世界之最。2013年,中国网民数量将会超过六亿。中国不太可能会取消其精密复杂的互联网审查和过滤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就不会给政府带来压力。主要由于谷歌的安卓移动运行系统的出现,装有摄像头的廉价3G智能手机正在泛滥。预计,2013年底中国智能手机用户将增至数亿。互联网不太可能会为制度带来变化。但是,所有这些持有智能手机的人将会利用社交媒体迫使集权统治变得更加负责。预计互联网上会爆出更多丑闻,这将迫使各级政府变得更负责,反应也更灵敏。 海外投资 。中国公司通过扩展国外运营和收购外国公司,正在迈向全球化。然而,来自中国的投资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却引发争议。在2012年,由于监管问题,出现了几起失败案例。由于美方对安全的担忧,中国网络线路和电信巨头华为在美国的商业活动几乎已无法进行。即便如此,中国公司将继续在海外投资,来增加和获取资源。例如,腾讯公司即将成为中国第一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互联网公司。其移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微信已经拥有逾2亿用户,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成为Facebook的劲敌。预计,海外投资、对中国商业交易的政治审查,以及社交网络上的朋友向你发出的网络聊天邀请都会有所增加。 总之,习近平似乎是一个重视改革的民族主义者。他那充满活力、直截了当的风格,打击腐败的公开决心以及至少要为经济改革重新注入活力的决心,理应为政府争取时间来在2013年解决其所面临的一些棘手问题。 

纽约时报 | 习近平让人耳目一新

Reuters 周六,习近平在深圳莲花山植树。 习近平上周末的深圳之行,有人认为标志着他将致力于深化经济改革。作为总书记,他选择深圳作为首次国内视察的目的地,这被视为一个强烈的信号,说明习近平将继承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和执政风格,并会认真对待重振改革这一议题。 1992年,邓小平从深圳出发,开始了著名了“南巡”。之前,中国在1989年对民主抗议活动进行了镇压之后,经历了保守的停滞时期。周六,习近平向邓小平的铜像献上花圈,随后又走进围观的人群中和人们握手。 显然,习近平与众不同的政治风格受到很多中国人的欢迎。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正力图改变人们的印象和重建公众信心,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政策变化。正如本专栏在两个月前预计的一样,习近平正在迅速行动,以表现他对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路透社(Reuters)报道,在习近平视察深圳之后,中国互联网审查者放松了对一些搜索关键词的限制。像Twitter这样的海外站点依然受到屏蔽。这种可能是微小放松的举动似乎并不包括放宽对接入全球互联网的限制,因为中国中宣部部长在最近呼吁,要加强互联网控制方面的“研究”。 在揭发腐败方面,互联网的控制确实更加放松了。有好几名低层和中层官员因网络举报而落马,其中包括新疆某市的公安局长和太原市的公安局长,前者被指控包养双胞胎姐妹,后者据称包庇其子的醉驾袭警行为,甚至在其子被捕的视频已在网上疯传之后,仍试图掩盖。 而对一名部级官员的揭发似乎是首例互联网非匿名举报案例。在那次网络爆料中,《财经》杂志的副主编罗昌平在新浪微博上公开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伪造学历、涉嫌腐败。在罗昌平发出这些指控之时,刘铁男正和新上任的反腐最高官员王岐山一同出访俄罗斯。 本专栏之前曾讨论过打击腐败的问题。宣传部门允许,实际上也许是鼓励,对腐败曝光事件进行更多的报道,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位高官——李春城被捕。反腐行动的持续时间可能会比大多数人预想的要长,但可能不会触及贪污的体制根源。 周一,中国股市达到了一个月来的最高点,这可能归因于习近平具有象征意义的深圳之行以及过去几天出现的一些比较积极的经济数据。然而,如果不进行艰难的改革,近期的经济回升可能不会持续: “极其疲软的出口表现说明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经济复苏较为脆弱,”环球通视(IHS Global Insight)中国分析师任先芳说。“习近平的领导班子应该加快改革步伐,扩大和刺激内需,促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少受外部经济衰退的影响。” 西南财经大学、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教授甘犁近期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城镇失业率为8.05%,差不多是官方数据的两倍。甘犁的研究还发现,中国显示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多数专家认为,已经远远高于可能造成社会不安定的上限。 很显然,习近平会很忙,尽管中国城镇失业率以及基尼系数比最悲观的观察人士所认为的更糟糕,本身可能就说明了,中国社会的弹性更大,共产党对权力的掌控比外界观察人士的猜测也更加牢固。习近平的确知道需要进行改革。改变公众形象相对比较容易,而必要的体制改革就不会那么轻而易举了。

纽约时报 | 中国创业者的税负难题

自从上了微博,我就分裂了。因为在微博中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充满正能量,各种人热衷于晒各种“美好”的事物;另一个则充满了沉沦与抗争。 这其实也是中国创业领域的真实写照:一方面是此起彼伏、生生不息的创业热潮,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另一面却是创业者们对环境的各种不满,其中最受诟病的就是税负过高。 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各国“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被认为是反映国家税负水平的指标之一。2011年9月,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2009年,中国内地在这份榜单上也排名第二。 上海一位创业者曾向我抱怨,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何要交城建税、教育附加税、河道管理费等。他认为对城建、教育等的投入,应该都是政府的职责,和他的企业没有半点关系。 这位创业者经营着一家服装企业,年销售额在3000万-5000万元人民币左右。尽管数据显示营业税改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能降低税负,上述创业者却说税负有没有降他还搞不清,但改缴增值税后光税控机他就已经买了三个:一个管地税、两个管国税,还有为它们各自配备的电脑。 所谓营改增,即取消了此前企业按照营业收入所缴纳的营业税部分,只对产品和服务的增值部分缴税。从今年1月1日开始,营改增试点开始在上海推行。在试点方案中,增值税税率在现行的17%标准税率和13%的低税率基础上,新增了11%和6%两档低税率,分别适用于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今年第三季度这一试点推广到北京等十省市。 11月26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召开扩大营业税增值税试点座谈会上透露的信息表明,北京、上海企业已经享受到“营改增”税收减负优惠总计达250亿元。 具体到上述创业企业,这种税负减少并不那么明显。中国服装协会的调研显示,截至2011年底服装企业年缴纳税金的总额占其总营收的8.32%,而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仅为5.75%。若上述服装企业按年收入5000万元、现在以6%的税率缴纳增值税进行粗略计算,则每年能多增加的税后利润约为6.67万元。这部分增加的钱有限,并没有让业者乐于应对税改所带来的麻烦。 税负问题不仅仅只是上述这一位创业者的困惑,而是创业者们聚会、饭局上讨论的主题之一。 在中国,创业企业为了生存,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逃税行为或者注册资本金不实问题。比如在税收上,当年1000万的利润做账时只体现为200万。这也导致这些创业企业融资时,财务顾问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补税”,即把前期应该交而没有交的税收重新补齐;上市过程中有这类“历史问题”的企业可能会被竞争对手、媒体揪住不放。 从税收以及相关手续看,美国确实比中国简单而清楚些。乾龙创投创始合伙人查立解释说:在美国, 企业每年报一次税,无需天天跑税务局;工商、审计、年检的时间公司自定,政府不管。更不会有税控机、专管员、公章、发票等等让人不胜其烦的事务。 优米网(umiwi.com)创始人王利芬也曾公开表示,创业环境正在日益恶化。税负过高只是其中一个体现,还有不适合现阶段发展的劳动法等,都可谓扼杀创业的凶器。王利芬此前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中央电视台二套创业类选秀节目《赢在中国》的总制片,2010年下海创办网络电视优米网。 2008年1月实施的新版《劳动合同法》,对人员从招收到开除的所有程序都做了规范,比如要求企业和员工签订长期雇用合同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管理和人力成本。 即便如此,创业热情在中国依然持续高涨,尤其是在互联网领域中。这让我非常不解,尽管有无数“过来人”苦口婆心的劝告,告诉他们这条路前路之坎坷,后来者依然前仆后继。儿童综合互动娱乐平台淘米网( www.61.com )的创始人汪海兵今年3月一次公开演讲中的表述,解答了我的疑惑。他说:如果不创业,农村孩子就拼不过富二代。 而选择互联网创业,是这些创业者规避税负等不利因素的一种解决方案。相对传统领域,互联网的创业成本更低。并且由于可以享受国家对高新技术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因而税负更低,对创业者来说也更具有诱惑力。一家成立仅一年的TMT企业往往估值数千万,一家耕耘数年且赢利的传统企业估值却往往只有数百万。这个领域不需要做规模庞大、长时间的固定资产投入,团队也不需要很大。头顶创新型企业的光环,互联网创业企业往往能享受到税收优惠。这种趋利避害的天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创业者们已不再“傻”到去建工厂。我所接触到的很多70后、原来的服装厂老板们,如今更想去做以淘宝为销售平台的品牌(即淘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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