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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吕新雨: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关于中国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历史辩证

   摘要: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与毛泽东有过一场关于中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论。今天需要重新回顾这场辩论背后的历史逻辑,即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在近代历史中展开的。其中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在阶级、国家、执政党、人民与人心问题上的看法与转变,折射出中国之路所具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今天的中国需要呼唤新的政治觉醒、文化觉醒以及新的理论创造,并以之为中国未来的道路开辟方向。    关键词:国家政权 乡村建设 中国道路 人民主权 特殊性与普遍性    梁漱溟与毛泽东关于中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争论    1938年,梁漱溟来到延安,与毛泽东有一次著名的历史性会谈。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谈得很好,不同意见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梁漱溟说乡村建设最大的问题是,号称乡村运动而农民不动,农民动不起来。毛泽东脱口打断了他的话:“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哪里要静?”第二,在听了梁漱溟介绍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后,毛泽东总结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略其一般性了。”梁漱溟毫不妥协地回答道:“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我与毛先生两人之间的争论,到此为止。”①    毛泽东强调中国社会的“一般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历史普遍性的追求,毛泽东思想分享了这个前提,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属于现代性话语。但梁漱溟却看到了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内在的压迫性,他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是试图从普遍主义的历史话语(特别是民族国家话语)中解救中国的社会。但是他碰到的问题却是致命的,那就是农民并不跟他走。那么,为什么农民会跟着共产党走呢?    革命、政权与乡村运动    梁漱溟深刻地看到对阶级的需求是如何内在于现代性之中、内在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之中的,而阶级是需要在血泊中锻造和成就的。但是,他极力想避免的正是这种革命的“暴力”,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共产党也是破坏乡村的力量,因为政党正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物,阶级斗争分化了农村的整体性。他试图利用传统社会的组织资源加以改造,用村校、乡校来代替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架构,但是“我苦心要引进团体生活,却不成功;因为我不想走这条路。及至见到共产党成功了,胸中只有说不出的感慨。”②    从毛泽东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可以看到,共产党农民运动的方式是: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在这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叙述中,此“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制度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基础。”“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了反革命立场上去了。”③在强调农村和农民对于中国变革的重要性上,毛泽东与梁漱溟并无分歧,而且恰恰是因为1927年梁漱溟在广东农村看到了共产党组织的农会和地主控制的民团之间的冲突,使他增强了对农民运动潜力的信心,“‘农民运动是中国目前必须有的,谁忽略了农民运动,他就不能理解目前的形势。’只有当他的旨在复兴中国伦理社会并医治其政治经济之落后的‘革命的’的农民运动获得成功之后,其他的农民运动才是无用的。”④    分歧在于,梁漱溟不认为土豪劣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普通对于土豪劣绅,都喜欢说是封建势力,其实土豪劣绅并不是传统的东西,在中国的旧社会,没有很多题目,没有很多机会,让人成为土豪劣绅,所以那个时候土豪劣绅并不多。只是近年社会上种种形势恰好构成了土豪劣绅。”特别是从晚清到国民政府推动的地方自治、地方自卫,“所怕的是根本说不上自治而强要举办自治,那就没有土豪劣绅,亦要造出土豪劣绅来。”⑤因为所谓自治就是划一个区域,然后安上一个官府机关,他们可以对农民发号施令,强制加捐要钱,此机关还拥有武力。在梁漱溟看来,这简直是替土豪劣绅造机会,让他们取得法律上的地位,老百姓更加无法说话。而且还给他们开出很多可假借的名色题目来,又资以实力。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全面论证或者说重复了梁漱溟的观点:“20世纪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先前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中国,这一过程是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芮玛丽(Mary Wright)第一个发现20世纪初膨胀的反帝民族情绪是如何促使满清政权(1644~1911)为挽救民族灭亡而走上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现代化道路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要求‘现代化’的压力亦来自帝国主义方面。清末新政包括:建立新式学校、实行财政革新、创建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区域以及建立各级‘自治’组织。促使改革的动力有多方面,其一是义和团起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期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其二是列强向财政崩溃的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使它不得不加强权力以向全国榨取钱财。所有这些因素都汇集起来,要求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政权。”⑥    被认为是第一个发现者的芮玛丽所编辑的文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1900~1913》出版的时间是在1968年。而梁漱溟早在30年代就表达了上述观点。如果我们继续借用杜赞奇的“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的概念来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那么梁所反对的土豪劣绅其实就是国家和乡村之间的赢利型经纪人,它是中国的现代性的产物。而他所致力的村学、乡学,其实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改造和激活传统的保护型经纪。    在杜赞奇的研究中,国家权力向乡村的延伸和对社会控制的加强是在自觉的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它导致国家政权的扩张和内卷化,地方财政陷入恶性循环,似乎只是在养活不断庞大的官僚和国家经纪集团。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村领袖们的主要职能是征收摊款。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和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保护型村庄领袖纷纷引退,村政权落入赢利型经纪人手中,这正是乡村运动兴起的时间、背景和原因。一方面,可以说是苛捐杂税,而不是乡村内部的阶级斗争成为农民暴动的直接原因,但它背后正是城乡分裂所导致的不在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分化。杜赞奇引用共产党在山东的干部的话说:“减租减息并不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因为它既不能动员大部分农民,也不能极大地削弱乡村中封建势力,……实际上,一些干部发现减轻租税负担是农民大众的第一要求。”⑦所谓苛捐杂税,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各种社会政治权力的运作成本。所以在梁漱溟看来,每一个政府都脱不了破坏乡村的干系,政权本身正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动力。但是,从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之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农民起义,正在于阶级斗争所提供的政治资源,它史无前例地把一个社会最贫困的农民阶层作为“人民”提升到一个政权最重要的合法性的位置上,这是现代启蒙主义的果实,也是中国“革命”的意义所在,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也必须建筑于此。    问题在于,当赢利型经纪人纷纷钻入村政权,以窃取国家转让给村庄的部分权力时,会极大地损害政权的合法地位,所以在被释放出来的“非法”(delegitimation)力量冲倒之前,过渡政权必须建立起新的合法性,在杜赞奇看来,这是一场关系着政权命运的竞赛。因此,打倒土豪劣绅作为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也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政治诉求。不过,在梁漱溟看来,这却是对西方现代性压迫的抗击。梁漱溟凭借什么来抵挡这一过程,并取代国共两党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唯独乡村运动,异于过去一切维新运动、革命运动、救国运动而独能统一中国,这是从中国的特殊性出发的解决之道。    其实,正是共产党的减租减息和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才有效地打击了赢利型经纪人对乡村的破坏,从而赢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土改问题,也是近来“翻案史学”的重点所在,土改被描述成共产党逼农民交纳“投名状”⑧。但是,四十年代末,共产党其实是为了顺应农民的强烈需求,不重犯大革命时代的错误,才决定全面推进土改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土改是被农民推着走的。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在“统一战线”和农民利益之间调整和平衡。对于共产党的政治理念来说,农民的利益作为革命的最大诉求,依然最重要,这才是土改的真正动力。⑨这正是其区别与国民党的地方,国民党实质上无法完成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理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即土地革命的实现,是共产党单独进行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主义。”⑩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民主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11    因此,对于俄国和中国这样的乡村“社会”革命来说,对土地的诉求本身是内在于革命之中的,俄国革命的口号是:“和平、土地、面包”,而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也是把“平均地权”放在革命的首要位置上的。正是因为这两个传统乡村国家在现代化的转化过程中,由于自上而下地推行资本主义及其失败,导致城乡分裂、阶级分化,社会不堪忍受,农民大量破产,并因此引爆革命,在此过程中,土地问题首当其冲。这两个传统国家都是农业国家,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破坏首先是对农村和农业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强调的中国乡村无阶级性,与他对于中国乡村破产的分析、对土豪劣绅和地方“自治”的现代性批判之间则有着深刻的分裂和矛盾。    这些政治层面上的解决之道,正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而这也正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所无法完成的。他在《我们的两大难处》中论述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12。第一个问题,梁漱溟认为如果乡村建设依靠政府来完成,乡村工作成为地方下级行政,这就成了对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合谋,而这正是与乡村建设的社会改造之宗旨背道而驰的。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动力。共产党在农村的实践本身并不能证明它成功,因为它的政权尚未统一,而任何政权都无法避免对乡村的延伸和勒索,都脱不了破坏乡村,因为政权本身需要成本,而且是高额的成本。而我们也不得不落到依附政权,“说句最老实的话,就是因为乡村运动自己没有财源”13。第二个问题,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对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至少是彼此两回事,没有打成一片。这是因为,“我们是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    “农民为苛捐杂税所苦,而我们不能马上替他减轻负担;农民没有土地,我们不能分给他土地。他所要求的有好多事,需要从政治上解决,而在我们开头下乡工作时,还没有解决政治问题的力量。那么,当然抓不住他的痛痒,就抓不住他的心。”14 这就是梁漱溟历史与现实的困境,但是这并不说明他对中国社会的判断是完全失误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与乡村的关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055.html

爱思想 | 王晶宇:国家中心主义及其法理学倾向

内容提要: 国家中心主义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突显出来的理论反思形态,它通过主权概念把政治、社会、法律等社会关系通过其地理性的理解而渗透到各个学科当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主权和市民社会为主题的法理学研究中。某些自然法、实证法以及法律社会理论都显现其倾向。    关键词: 国家中心主义;主权;市民社会;法理学       现代国家走上历史舞台后,法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理论紧紧围绕国家这一主题蓬勃发展。然而,从全球化对现代国家的冲击来反思国家中心主义的一些特征不仅使我们对现代国家本身的理解更加深入,同时,我们也会对社会科学包括法理学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维度进行有益反思。本文试图对国家中心主义及其法理学倾向进行检视。    一、国家中心主义及其与法理学的关系    (一)全球化与国家中心主义的凸显    正如罗伯逊所言,“社会理论的历史性限制因素,迄今为止它一直以对民族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研究见长,正在被由全球化激起的普遍化趋势与跨国结构的转变而成为焦点”。{1}(P157)全球化已经对各种各样的传统理论提出了许多难题,在他看来,“嵌入在许多范式中的民族国家中心主义(Nation-State Centrism)阻碍了对全球化变革的动力机制的理解”。{1}(P161)不仅如此,这种国家中心主义贯穿于关于国家政治法律的各种理论研究中,如何深刻地认识这种理论背景下法理学的理论脉络,必然要对国家中心主义本身进行审视。在全球化理论中,关于社会关系的穿透性,即,社会关系网络不再是由一个国家的地理边界来划分,已经对其提出了置疑。一般而言,国家中心主义是一种隐含着地理学的认识方式,它把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法律关系通过对现代国家主权的地理性的理解而渗透在传统理论学科的不同方面。沃勒斯坦很好地对此进行了说明:“社会科学中的经典的分界线是没有意义的,人类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是嵌入在含义丰富的国家观念中的学科分类,并且这一观念与社会秩序的功能性的与地理性的分区相联系。”{2}(P16)这意味着国家中心主义是一种横跨了不同学科的潜在意识,在这种视角下,政治与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进一步影响了对各种社会关系边界的界定。国家与社会在这种视角下是一种边界同构的关系。它的核心在于作为政治与法律概念的主权理论一直是其中的关键概念。    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根源在古希腊已初露端倪。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论中,他把城邦视为最高的善,作为一个人而言,首先是城邦的人:    城邦作为自然的产物,并且先于个人,其证据就在于,当个人被隔离开时他就不再是自足的;就像部分之于整体一样。不能在社会中生存的东西或因为自足而无此需要的东西,就不是城邦的一个部分,它要么是只禽兽,要么是个神,人类天生就注入了社会本能,最先缔造城邦的人乃是给人们最大恩泽的人。{3}(P7)    自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论与国家政治法律理论进行了有机结合。法学、社会学无疑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并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结构的理论前提。    现代意义上的对国家中心主义观念的反思肇始于世界理论体系的研究者,他们认为在政治地理学的意义上,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巧妙地把空间性与政治因素结合起来,通过主权理论把世界划分为一种二元分立的状态: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体系。正如布伦纳所评价到的:“国家中心认识论在19世纪晚期就已经统治了社会科学的研究。”{4}(P46)“自从19世纪晚期,社会科学就假定了一个来自于领土—主权联系形式的领土主义者的社会空间镜像,这种形式在国家间体系中被创造出来并不断重组。”{4}(P47)在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问题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重新定向一直渗透着对社会科学分析的把领土性的民族国家作为前结构性的单位。正如许多学者最近表明的,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标准已经长期受困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地域性陷阱’—国家被视为是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关系的地理的‘自我闭合的’容器。”{4}(P40)但是,在今天看来,全球化所产生的对现代国家的冲击与影响,导致“在全球层面上变得越发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已经对这些关联的空间界限提出了疑问,空间不再是社会关系的稳定平台,而是显现为一种基本的维度,它自身历史性地生产、复制、转变”。{4}(P40)布伦纳指出,国家中心主义可以依据它的二个最重要的地理学假设加以定义:作为社会行动稳定平台的空间的概念自身不是社会地构成且可更改的;国家领土的观念是前结构性的、自然的且不可改变的分析单位。第一个观念导致了空间是永恒的并因此是不变的空间崇拜观念;第二个观念导致了方法论的地域主义,即它把所有的空间形式和规模分析为自我闭合的有领土边界的地理单位。{4}(P45)    德国学者贝克更是对国家中心主义观念提出了方法论上的批判,国家话语的强势地位已经形成了一种分析问题的强势的普遍性话语,它把这种普遍性作为一种隐藏在国家社会背后的一种普适性观念加诸对各种问题的理解中。因此,它不加区分地把国家与国际的二元对立视为一种以分割线为特征的分析形式。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的概念被重新建构,全球政治观念对传统的国内和国际、领土和非领土、内和外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个标志就是多边组织与多边机构的出现。进而,现代国家日益陷入超国家的、政府间的和跨国力量的、地区和全球相互联系的网络中。传统上,“民族国家‘集装箱’的观念一直被社会学以及相应的政治和政治学视为理所当然的出发点,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错误的”。{5}(P201)    大多数现代国家学说都致力于说明其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确真实而持久地表现了社会的本性。然而,事实却是:一种特殊版本的国家—即民族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社会;所以,从一种晚期现代观点来看,国家就显得至为重要,而社会则处于应当受国家控制的地位。{6}(P69)    可以说,国家中心主义既是国家在人类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而形成的一种理论自觉,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深刻批判。国家既是不同学科研究的共同主题,国家中心主义也渗透到不同学科当中。这种理论视域也进入到法理学研究当中,其与法学理论的关系也日益密切,特别是主权观念与市民社会观念的地理性的解释构成了其核心主张。    (二)国家中心主义与法理学的内在关联    1.主权观念与法理学的内在逻辑    自从近代国家形成以来,主权概念一直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法律概念与政治学和法学理论形影不离。同时,近代以来,主权、社会契约论与法律合法性是三个相辅相成的概念,社会契约论提供了一种对主权合法性理解的道德基础。在这一问题上,从自然状态过度到政治社会的状态成为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正如迈克尔·莱斯诺夫教授对社会契约论与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所作的精辟阐述:“社会契约是这样一种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契约被用来证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并/或用来对政治权威施加限制;换言之,在这一理论中,政治义务被当作一个契约的义务来分析。”{7}(P9)而所谓自然是状态,“是对人类及其相互关系自然地会是什么样子的定义,也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任何人为设计的制度”。{7}(P19)因此,当他在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作出评价时指出:“这种契约的意义是如此地关乎政治,以至于卢梭所使用的传统名称—社会契约—多少有些误导,‘政治契约’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术语。”{7}(P8)由此,这种思想实质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从自然社会过度到政治社会的契约论模型,这种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点在于,这种过度必然要通过建立一个国家才能实现,政治社会就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只能以政治国家的组织形式为依归。这就是亚里氏多德的人天生是城邦的动物的现代阐述,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不完善的,并且,只有在一个政治社会中,人才能过好的生活。一个人的平等、自由、财产、安全都依赖于政治国家的保护,因此,政治社会就是以国家主权为中心组建的社会,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极好注释。    上述契约论理论形成了讨论法律合法性理论中的一种研究传统,这种传统在各种社会契约理论中表现为什么样的国家形式是值得追求的,它为现代国家的法律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一旦把社会契约论与国家主权相联系,实质上,现代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特定的关于一个国家空间范围之下的法理学理论。它在分析问题上习惯于把国家当作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来讨论各种法律问题。    以主权理论、社会契约理论以及自然法理论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理论为国家法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指南。它意味着,当把以社会契约理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国家当作分析问题的一种手段时,不可避免地把整个世界化约为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来分析国际社会问题,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是最主要的实体。主权的二元性在理论上把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契约论的形式还原为个人主义的唯意志论,在国际上把国际关系化约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理论预设。正如温特所说:“国家和国家体系虽然是不可观察的,但却是实在的(本体论)和可认知的(认识论)。”{8}(P50)就这种理论意义上的国家中心主义而言,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它认为只有国家才是正式合法的政治行为体,而在宽泛的意义上讲,正是这种国家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法理学也把国家法当作分析的核心。    综上所述,传统政治法律分析模式中的国家政治合法性与伴随其建立的法律结构是分不开的。就这种二元模式而言,在国内领域,国家中心主义强调的是人只有通过建立社会契约,人类社会生活才能是善的。在国际领域,国家在分析问题过程中成为核心的单一的实体性要素。国家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法理学就是依据以主权为基础的政治—法律联系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思维范式,它关注现代国家的分化进程,融合不同学科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因素成为自近代以来的主流理论。    2.市民社会观念与法理学的内在逻辑    国家主权的概念自其成熟以来,就不断遇到挑战,这表现为,国家这一对内的以官僚机制为基础的对权力的合法垄断与国家政治合法性相分离,而对于主权的外在方面,主权国家的外在平等与无政府状态被看成是刻意的文化建构。回首现代国家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发现,在国家理论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对国家主权进行批判的理论形态:    近三个世纪以来,尽管有不断的发挥和精练,但主权理论仍然是充满争议的领域。毫不奇怪,主权总被认为是国家的一种属性,而对国家则有众多的、相互尖锐冲突的解释。通过将主权与国家如此密切地联系起来,基本上忽略了它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而这正是主权所包含,所鼓励的。这些理论基本上变成抽象概念的运用。通过将其自身从历史联系中分离出来,即使它们自己通常是对主流政治社会经济条件的直接反映,这些表达方式具有了一种不现实的形态。{9}(P27)    但是,市民社会的概念从始至终的讨论都离不开它与国家关系的研究,换言之,传统的市民社会也是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市民社会。    就市民社会而言,由于对其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论分野,但主要表现为以洛克与黑格尔为不同传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脉络。其中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解焦点在于,市民社会到底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实体还是一种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形式。在现代国家社会中,国家虽然应当尊重社会的自主性,但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黑格尔部分继承了洛克的市民社会理论)的观点看: 市民社会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但并不是自足的领域。不仅作为市民社会一部分的经济过程需要接受调整(这部分地是在市民社会内部进行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829.html

Co-China周刊 | 杜君立:身体政治史

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血肉鲜活的身体与政治的斗争。穿越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常常只有身体本身。 杜君立:作者、时评家。2008年开始以博客为主进行网络写作,著有《找准你的职场定位》等。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 帕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芦苇”就是人的身体。人因为思想而强大,也因为身体而脆弱。“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对于人类而言,身体是精神的容器。人类的历史也是身体的历史。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人的身体无法摆脱政治化的命运。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血肉鲜活的身体与政治的斗争。穿越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常常只有身体本身。 马克思曾经说,身体的需要激发了革命。从身体去理解政治、国家和权力是非常贴切的,因为身体始终是社会力量的心脏,而政治是由人的身体组成的。作为社会繁衍和文化表达的主要载体,所谓启蒙,其实就是身体权利的觉醒;所谓现代,就是身体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所谓国家,就是权力对身体的霸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也就是身体政治史。 一、身体的权利 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这一年,思想家霍布斯发表了《利维坦》,他将国家比喻为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兽“利维坦”。《利维坦》的诞生宣告国家主义时代的来临。一个世纪之后,思想家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他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均来自公民的授权。《社会契约论》宣告了一个人权时代的到来。不久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美国诞生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从18世纪开始,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就是现代。 在风云激荡的18世纪下叶,《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等政治文本的诞生,标志着人作为一种尊严动物的政治觉醒。从身体政治来说,现代就是解放,身体是政治保护的对象,权利正是对身体的自然保护。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回顾历史,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身体的出生构成人权的基础,身体因此进入国家的政治叙事结构,“成为国家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将身体作为权利的基石,现代民主国家才同古代国家区分开来。身体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才发展出这样一套观念:私人优先于国家,个人优先于集体。 在古代皇权帝国,“自由的身体”是不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政制中甚至有“乞骸骨”的说法。在古代政制中,一个人的身体和主权常常是分离的,“身不由己”。一个人的身体是否作为个人主权的载体,这是古代与现代最大的区别。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观念正是来源于身体的“天赋性”。 值得一提的是,权利—公民往往是一体的。如果公民身份缺失,那么权利也就荡然无存,这样的身体只有自然人和物体的意义,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正当性的主权诉求。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人权悲剧和人道灾难大多是因为公民身份的褫夺——在国家暴力面前,个人只是一个个脆弱的肉体。在个别野蛮国家,一些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因为公民身份或“政治权利”被剥夺,他们沦为物体层面的“身体人”,被国家权力肆意用作人体试验或摘取器官。这些人无疑彻底丧失了他们的身体主权。 文革无疑是一场彻底的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和浩劫。统治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个人财产被彻底剥夺,甚至身体也不例外。在这场惨烈的身体专制运动中,身体作为人类最后的私人财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和摧残,不仅生者没有穿什么衣服的自由,连死者也无法保全遗体。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诬陷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和国民党潜伏特务。因为不堪凌辱,严凤英含恨自杀。当局怀疑她体内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竟然残忍剖开其腹部进行排查。 作为世界最大的人体器官供应国,中国进行“活体取肾”的历史或许起源于“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最典型如黎莲和钟海源。她们都因为言论罪被判处死刑,临死前被“活体取肾”。据说为了保证这些特供高干子弟的肾源质量,甚至连麻醉药都没有用。可怕的是,这不仅算不上孤例,而且也算不上开始,更不是结束。 《日内瓦公约》1977年补充条约规定,即对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无论本人同意与否,均不可对其身体肢解、进行医学或科学实验或器官移植。2005年11月,在世界卫生组织马尼拉WHO分部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中国政府官员首次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中的活体来源不到5%,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 二、身体的沦陷 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从18世纪起,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身体进入了“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领域”。国家权力以解剖政治学的方式介入身体,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比如思想学习和群众运动;另一种是权力对人口总体数量的控制与管理,比如种族灭绝和生育计划。 进入国家时代之后,无论是作为“劳动力资源”还是“生命财产”,人的身体完全被国家话语实现了“物化”和“资产化”,或者说是“去人权化”。人的身体成为国家资源或财富的一部分,而与个人主权发生强行切割;如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个人的身体承载的是国家的使命,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国家语境中,每个人的身体只是一个个可以互换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它唯一的价值就是用来“筑成”国家的“血肉长城”。身体作为个体体验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在佛教传统中,沉重的肉身被视为“臭皮囊”,“无我”才是一个修行者的最高追求。从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与佛教颇有相似之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反人性的乌托邦试验,提出了“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取消财产私有性的同时,也彻底抹杀了身体的天赋私有属性。因为身体主权的丧失,个体的人失去了保卫尊严和真理的最后屏障,绝望的自杀与麻木的苟活成为共产主义体制下最普遍的生存状态。 从20世纪开始,利维坦超越一切地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上帝”。在这个机器统治人类的群氓时代,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成为卑微人类的救命稻草。福特用生产线最早实现了人类的“群众化”,即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别;人如同零件一样被标准化和同质化,从而可以互换。这种“工业人”完成了身体与思想的分离,无用和有害的思想被剔除,只剩下身体的价值被充分利用起来。 希特勒比福特走得更远。希特勒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生活在纳粹体制下的人们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渺小到失去个人意志和权利,而只能从强大的国家机器中获得安全感和存在感。每个人首先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良知有尊严的独立的人,而是作为国家这个利维坦的一个分子和细胞而存在。人作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只能“身不由己”地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这种国家机器对个人和社会严密控制,被福柯描述为“圆形的监狱”;在这个监狱中,每个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   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为人们设计了一个身体的乌托邦:身体一方面是生产的机器,另一方面是享乐的机器。前者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机器世界,后者则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感官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了工业化的批量生产,这些人类像蚂蚁一样被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功能,少数的高等人负责管理和技术,多数的低等人成为没有任何区别的流水线工人。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来自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家庭失去存在的理由,父亲母亲成为猥亵的名词。人们除过吃饭就是工作。国家的口号是和谐稳定,国家的美德是热爱劳动。在这个国家主义的美丽新世界,人类只具有身体上意义,身体之外的思想、感情、意志、认知都被彻底铲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美的公司化的国家,却是人类的地狱。 从某种意义上,现代克隆技术完全实现了对身体的工业化创造,而去除了人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实现了权力对人的最大理想。在电影《云图》中,“美丽新世界”在2144年的韩国已经变成现实。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国家采用克隆技术对人类实现大批量生产,这些后现代人除过工作、进食就是睡觉,一切都有严密的监控和设置,就连死亡后的尸体也被充分利用——制成各种食物。每天凌晨4点,这些新人类就被自动释放的激素唤醒,用一分钟穿过卫生间,穿上制服,列队进入餐厅开始工作:操作收款机、迎接顾客、端盘送饭、擦拭桌椅、清理垃圾。19个小时后,她们吸食一盒用人体制成的食物,然后回到睡眠箱。如此周而复始,为国家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三、身体的征服 如果说18世纪是启蒙时代,那么20世纪可以称之为反启蒙时代,或者说是乌托邦时代。极权主义成为一些政治狂人心目中最完美的国家形式。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阿伦特对苏联帝国和纳粹第三帝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指出:“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而且恐怕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质是把人变成官吏,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只单纯齿轮,这种变化叫做非人类化。” 1918年,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莫斯科一家布厂的老板赫瓦多夫贴出一份告示——《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在这份告示中,起草者赫瓦多夫以政府名义宣布:所有人类优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资产阶级腐败的躯体内,而这违反了人类繁衍的准则。基于此,从1918年5月1日开始,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都将不再拥有对自己的所有权而将成为“公有品”。 根据告示,工人或社员们只要持有工厂工会开具的证明或地方委员会开具的《无产者家庭证明》,就有权“享有”一个女人,每周3次,每次3小时。女性“公有化”之前的“原配”丈夫拥有“优先权”。另外,每个行使了自己“享受”权利的工人或社员,要缴纳自己10%的工资给“人民繁育”委员会,用于解决妇女们的生活补贴和妊娠费用,以及这些没有父亲的新生儿的成长花销。 作为新政府工作的积极参与者,赫瓦多夫其实已经将告示的部分内容变成现实。告示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赫瓦多夫随即遭到法院的调查和审判,而审判又引起了更大的争论。这已经不再是法律问题,而变成了政治问题。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社会由无产阶级构成,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家庭必将消亡。共产主义制度要消灭私有制,而婚姻和家庭就是私有制的产物,所以要取消婚姻和家庭。事实上,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苏维埃政权确实取消了俄罗斯传统的结婚礼仪。直到二战之后,结婚习俗和家庭传统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权力从根本上说来源于暴力,就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强奸民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而且是一种社会现实。在国家的名义下,征服首先从身体开始。 在1918年的十月政变成功后,列宁成为苏维埃新政府的元首。当时有一支红军在攻陷一座城市后按兵不动,列宁去电询问,军官的回答是:这座城市妓女很多,士兵都嫖娼去了。列宁对指挥官下了一道命令:“把妓女统统杀掉!”从1945至1946年,作为征服者的苏联红军强奸了近两百万德国妇女,这种暴行同时也在中国东北发生。 据说成吉思汗有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杀死敌人,抢夺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奸淫他们的妻女。”如果说战争要征服的是土地(领土),那么身体也常常被视为土地的延伸,针对妇女的强暴与对平民的杀戮,就这样成为征服战争的主要特征。这样的历史悲剧罄竹难书,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南京大屠杀。 四、“希特勒婴儿” 从某种意义上,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学生,至少希特勒从斯大林那里学会了大规模消灭身体的“集中营”。从古拉格到奥斯维辛,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没有什么两样。 为了落实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纳粹德国共计修建了1000多座这种“生产死亡的工厂”,其中最大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奥斯维辛总共建有4个毒气浴室和焚尸炉,一次可以消灭12000人。身体在这里得到充分“利用”:一些人被用作活体试验;一些死者的皮肤被制成灯罩,头发被织成地毯,脂肪被做成香皂……数年时间,数百万人在这里被完成身体消灭。为了更加“人道”和高效,纳粹普遍采用了毒气技术——氰化氢的比子弹的生产成本要低得多。   在为犹太人建造地狱的同时,纳粹也为日耳曼人营造了一个“天堂”。 基于一种狂热的种族优越感,希特勒建立了纳粹这种新宗教。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徒坚信雅利安人是神族的后代,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目的就是去统治其他劣等民族,并宣称要建立一个称霸世界的纯粹日耳曼民族的德意志帝国。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在纽伦堡主持召开的纳粹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只有日耳曼民族和与日耳曼同血缘的人才是帝国公民,而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都是“不可接触”的“贱民”,严禁他们同日耳曼民族通婚。 早在1933年,刚刚上台的纳粹以立法的形式严厉禁止雅利安女人堕胎。为了提高“种族储备”,“纯种”雅利安女人不用工作,或者说她们唯一的工作就是生育——不管她们结婚与否。为推动生育大业,纳粹政府对那些有四个或者更多孩子的“英雄母亲”发给予重奖,甚至颁发劳模勋章;相反,而那些没有生育的夫妇受尽歧视。 为了发展所谓的“纯种雅利安人”,纳粹炮制了“生命之源”计划,由党卫军头目希姆莱负责。作为计划的一部分,纳粹在欧洲建立了秘密的“勒本斯波恩中心”,批量制造“优等”雅利安人——“希特勒婴儿”。这里的孕妇个个都是金发碧眼,合乎纳粹的雅利安人理想标准。他们精心挑选德国军官负责“配种”,生产出来的孩子被统一安排在条件优渥的纳粹党徒家中抚养。 在法西斯宣传机器蛊惑下,许多金发碧眼的德国未婚女子和已婚妇女都疯狂地响应纳粹党的号召,争相与德国军人发生性关系。历史学家马克·希尔这样写道:“当年许多德国女子都将她们的行为当作是爱同心的表现,为的是生产出金发碧眼的新一代纳粹分子。” 随着纳粹的势力扩张,希特勒的“勒本斯波恩中心”发展到整个欧洲,数量达到9所。根据德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显示,当时纳粹的“勒本斯波恩”的计划一直设计到1980年,到那时,纳粹德国将通过“勒本斯波恩中心”制造出1.2亿名优良纯种的“雅利安后代”。 在加强生产的同时,纳粹还在各占领国四处搜寻纯种雅利安婴儿。这些“希特勒婴儿”被强行从他们父母手中夺走,送到德国养育。二战期间,至少有25万被占领国的儿童被纳粹分子绑架,送给德国家庭收养。战争结束后,一些人费尽周折返回自己的出生地,却发现亲生父母早就被纳粹杀害了。事实上,大多数孩子早已被纳粹洗脑。 这批“希特勒婴儿”到底有多少,至今仍是未知数。因为这些“希特勒婴儿”在纳粹党徒家中长大,或父亲就是党卫军成员,这种与生俱来的“原罪”使他们都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直到近年来,已经来日无多的“希特勒婴儿”们才开始聚会,并成立了一个叫做“生命痕迹”的公益组织。 作为一名“希特勒婴儿”,弗尔克·海尼克只有两岁时就被纳粹从乌克兰送到德国莱比锡,由一对富人夫妇养大。“我心中总有遗憾。那是一种没有父母,没有根的感觉。”作为家庭和国家双重失落的孤儿,他们终生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五、国家的僭越 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到斯大林的苏维埃帝国,国家这个“利维坦”被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完美程度。在这个乌托邦中,身体成为国家主义政治的核心主题。从侵略战争、种族屠杀到国有体制下的工业化过程,身体作为国家资源被发展到无远弗届的境地。在无数身体因为“无用”而被消灭的同时,又有无数身体被驱赶到战场成为有用的“炮灰”,这就是国家的意志。 从某种意义上,齐奥塞斯库完全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集大成者。在短短25年间,齐奥塞斯库将罗马尼亚打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美丽新世界”。对齐奥塞斯库来说,罗马尼亚最大的国家资源或许就是数千万罗马尼亚人的身体;拥有这些身体,他就是罗马尼亚的上帝。他可以一夜之间建起一座大坝,也可以一夜之间让它夷为平地。 齐奥塞斯库一方面致力于剔除人们的思想与精神,另一方面则将身体这种国家资源开发到极致。对前者,他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所有的打字机,更不用说新闻出版印刷通信;对后者,他制定了严厉的生育计划政策,将每一个罗马尼亚人的身体都彻底实现了“国有化”。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像罗马尼亚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残酷的压迫。” 尽管齐奥塞斯库时代的暴政罄竹难书,但最为臭名昭彰的莫过于禁止堕胎制度。 齐奥塞斯库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兄弟姐妹总共10人,他排行老三。或许是因为出生在孩子众多的大家庭,齐奥塞斯库对大家庭有着特殊的感情。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政治版图中,罗马尼亚不过是一个蕞尔小国。与希特勒斯大林这样的强人相比,这或许是齐奥塞斯库最大的先天缺陷。在夜郎自大的权力镜像中,权力自卑常常会导致掩耳盗铃拔苗助长。对齐奥塞斯库来说,作为最基本的国家资源和财产,罗马尼亚仅有的区区2300万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在2000年实现3000万的人口目标,一项强制生育的国家计划隆重出台。 按照身体专制制度,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国家财富,身体数量的增加就是财富增值,拒绝生育孩子就损害了国家利益。任何损害身体的行为都被视为破坏国家财产。夫妻生育孩子即使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国家赋予他们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使命,或者说,这是一种责无旁贷的义务——培养“祖国的花朵”或者“共产主义接班人”。因此,罗马尼亚当局坚决禁止民众离婚,离婚即是犯罪。根据法律规定,每一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4个孩子,这是国家交给他们的政治任务。同时还规定,不能受孕的女性——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都要交纳惩罚性税金;因为一个不能给国家生育孩子的女人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罪的。在这一系列严刑苛法中,最令人发指的是禁止一切堕胎,违法堕胎者将受到严厉的刑罚和囚禁。 齐奥塞斯库一举废除了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全面禁止堕胎和节育。为了保证让每个适龄妇女都能及时妊娠,所有罗马尼亚妇女的月经周期都被列为重要的国家机密。作为“国家财富”制造者,任何45岁以下的育龄妇女每个月都要接受政府执法人员的讯问和检查,看是否有怀孕的迹象。如果怀孕的妇女在预产期到来时还没有生出孩子,就要被警察带去进行盘问。 六、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在罗马尼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谓国家发展就是让女人怀孕,套用中国一句官冕堂皇的话说,“怀孕就是硬道理”。在怀孕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怀孕的国家背景下,各种避孕工具都是比毒品更加可怕的禁品;相比毒品,避孕套从根本上就是反叛国家的罪证。但即使如此,走私避孕药和避孕套仍比走私毒品更加普遍。 齐奥塞斯库精心打造的这个美丽新世界,完全依靠一个机械化的官僚体制,无远弗届,所有的机关、工厂、农村和学校等单位,都密布各种严厉的执法者。那些闯入民众卧室的执法者被人们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马内阿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锁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着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 由于对避孕工具和避孕措施的禁止和打击,很多罗马尼亚妇女都遭遇到意外怀孕的巨大“灾难”。正常合法的渠道被堵塞之后,各种非法的地下流产与堕胎服务便应运而生;因卫生条件和医疗技术的无法保证,地下流产导致怀孕妇女死亡率不断上升。 在国家和权力编织的天罗地网中,那些“非法”避孕的妇女和“非法”堕胎的医生一旦被人揭发,或者“罪行败露”,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场牢狱之灾。因为传统的社会习俗禁忌,很多意外怀孕的少女害怕成为“未婚妈妈”,不是选择危险的堕胎方式,就是只有自杀的绝路。这种恐怖的政治高压使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她们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去寻求庇护。相当长一个时期,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边境线成为无数“叛国者”的坟场;这些可怜的女人遭到罗马尼亚军人无情的机枪屠杀。没有人在乎她是一名孕妇,在国家眼里,她们都是“叛徒”。 从1966年到1989年,这项臭名昭著的生育计划在罗马尼亚制造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道灾难,罗马尼亚妇女承受着奇耻大辱,被迫沦为国家的生殖机器。在此期间,大约有50万的罗马尼亚女性因为极其不安全的秘密堕胎而屈辱地死去。很多年后,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用这个题材拍成一部极其压抑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在2007年嘎纳电影节上一举获得金棕榈奖。 这部影片以1987年的寒冬为背景。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垮台还有整整两年。整个故事发生在短短一日之内。女大学生嘉碧塔意外怀孕了。对嘉碧塔来说,无论是怀孕还是堕胎,都是不可告人的灾难,前者意味着身败名裂,后者则将使她在监狱中度过青春。因此她不得不铤而走险,好在她的室友奥蒂莉亚侠肝义胆,愿意帮她。奥蒂莉亚向自己的男友借钱,购买走私进口香烟、食品、香皂,预订饭店,秘密准备着行李。她们必须赶在期末考试之前结束这一切。她们终于找到一个叫毕比的男医生。毕比认为仅仅一点微薄的金钱不足以让自己去冒着坐牢的危险——“任何错误都要付出代价”。无奈的奥蒂莉亚为了嘉碧塔,只好忍辱负垢,答应跟毕比做爱。在一个廉价小旅馆,毕比为嘉碧塔做了人流,胆战心惊的奥蒂莉亚把死去的胎儿尸体扔进垃圾箱里。在所有的恐惧与不安结束之后,嘉碧塔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晚餐,身心疲惫的奥蒂莉亚从室友的不幸遭遇中重新审视自己跟男友的关系。她对男友的一句责问结束了这个长达4月3周2日的噩梦,也结束了这部阴郁的电影——“你甚至都不知道我月经是什么时候?” 七、身体的专制 在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国家就是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社团统治无数人的罪恶工具。对国家来说,任何个体都不存在“人”的意义,而只是一只可以工作的工具,因此只有身体才是有价值的,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用甚至危险的。在国家利益体系中,作为身体的人最大的和唯一的“权利”就是“活着”,而“活着”是为了工作——为国家所用;如果他不能工作,那么他连身体本身都失去存在的价值。人有爱与被爱的天性,在国家面前,爱就是犯罪,而性只有作为生殖的步骤才具有暂时的合法性。国家以身体的名义剥夺了人本身,从而实现了人的身体化生存;准确的说,将人还原为动物——“活着”就是国家对一个身体最大的恩赐;除此之外,爱情与思想一样,都是不可饶恕的犯罪。 在齐奥塞斯库构建的国家秩序中,任何对身体私有化的企图和行为都是非法的罪行。“为了增加国家劳动力,政府将堕胎行为视为自由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犯罪行为。”电影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试图用一种纪录片的视觉体验再现那个邪恶的极权社会,他选择身体作为言说方式,无论是血肉模糊被扔进垃圾箱的胎儿,还是不得不进行的身体交易,普遍的“身不由己”构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身体帝国。作为一种对错误和未来的终止,堕胎具有“自由主义”的政治象征,“堕胎失去了它的道德意义,而更多的是一种反抗和对当时政治制度的抵制。” 在齐奥塞斯库和他的“月经警察”们的共同努力下,罗马尼亚女人果然生出了超过一倍的新生儿。与此同时,非法的地下流产与堕胎屡禁不止,孕妇死亡率也达到一个很高的数字。中国的毛万岁曾担心大跃进丰收的粮食无处存放,结果却饿殍遍野。齐奥塞斯库明显没有毛万岁的“先见之明”,面对迅猛的婴儿潮,罗马尼亚当局措手不及。因为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仅仅一年时间,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这场悲剧令全世界为之哗然,罗马尼亚被人们谴责为“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齐奥塞斯库被指为“刽子手”。 在所有嗜好权力的政客眼里,所谓政治不过是阴谋和伎俩的代名词,结果会证明手段的正确。面对国际批评,齐奥塞斯库随即命令,只有满月的婴儿才可计入统计数字,然后再核发出生证。如此一来,大量初生即夭折或残疾的婴儿就“不存在”了,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逐渐恢复正常。 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手段造成灾难性的社会恶果。在罗马尼亚孤儿院和收容所里,大量被遗弃的孩子“从来没有合法存在过”,这些身体和精神上承受双重伤害的孤儿成为罗马尼亚社会一个永远的伤痛。更为匪夷所思的是,齐奥塞斯库为了增强新生儿的体质而进行输血,由此导致艾滋病通过血液大量蔓延,这些“艾滋孤儿”成为齐奥塞斯库时代最黑暗的记忆。 八、沉重的肉身 作为与中国几代统治者保持友谊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所有的倒行逆施都令中国人感慨良多。 从表面上看,罗马尼亚的生育政策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恰恰相反。中国政府限制人们生育,罗马尼亚政府则鼓励人们生育;前者鼓励人们避孕和流产,后者则将一切避孕和流产都视为犯罪。无论禁止生育还是禁止堕胎,二者在运作机理上如出一辙,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它们都以国家的名义采用包括暴力刑罚在内强制手段进行人口控制,侵犯甚至剥夺了人的生育自由。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公民权的侵犯和剥夺。通过对公民身体的占有和支配,国家权力以不可抗拒的暴力对人类天赋的身体实行了“国有化”。 齐奥塞斯库认为罗马尼亚人口太少,中国政府则认为人口太多,他们共同的出发点是坚信人的身体性和动物性,而漠视人的尊严和自由。生育作为社会问题,其核心不是人口多与少的问题,而是生育权——身体自由权的问题。在一个公民自由移动都要受到监控和管制的国家,身体自由与言论自由一样,都不可避免地沦为皇帝新装。当国家逃出法律的牢笼时,民众就必然被关入权力的笼子。 有人统计,中国30年来的计生政策,共捣毁中国妇女4亿子宫,切割1.1亿根输卵管和输精管,流产12亿次,打胎10亿次,妊娠结束14亿次,强制结扎5千万人次,自愿节育6千万人次,达到2亿人没了舅舅姑姑哥哥弟弟姐姐妹妹,3亿人无缘无故的没了亲戚…… 对人来说,自由一旦失去,他就只剩下身体的意义,甚至说它连动物都不如,更像一个等待收割的植物。身体的专制是所有极权统治者的终极梦想,其最终目的是对人的身体化和去思想化。对身体政治来说,国家往往只需要制造一个漂亮的皇帝新装。国家可以借口“人口太少”而禁止堕胎,国家同样可以借口“人口太多”而强制堕胎。在“祖国”这个肉麻的国家主义邪教感召下,人们会不知不觉将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献祭。最终只有国家而没有人——仅有身体是算不上一个完整的人的,何况这个身体也属于国家。 《意志的胜利》开始,天才的里芬施塔尔开创了视觉化的法西斯主义美学。她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拍摄的《奥林匹亚》中,身体和旗帜完全沦为国家的道具。欢呼的人群,整齐的队伍,这些群氓化的身体狂欢所传递的是不可抗拒的国家意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正在中国复活。72年后,张艺谋借助现代声光电技术,将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这种阿里郎式的集体操将人标准化,成为国家语境下的点、线、面,以整齐划一的僵硬和“缩小”,实现了对人身体的专制。不幸的是,这种“复活”只是历史的序幕…… 有一个纳粹传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尸体工厂”——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有限公司,并被大连医科大学尊为“客座教授”。“哈根斯教授”的“人体世界”全球巡回展给他带来巨大争议,比如其中就有一个怀孕的年轻中国妇女真人标本——她肚中还有一个8个月大的胎儿。在此之前,一份来自“哈根斯”的免责声明称:“本次展览的全身尸体以及人体各部位、器官、胎儿和胚胎来自于中国公民的尸体。这些中国公民的遗骸来自于中国警方,中国警方可能是从中国监狱获得,无法独立核实他们是否属于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被处死的人……” 在德国,哈根斯被称为“死亡先生”,一些地方法院以侵犯人类尊严为由拒绝其人体塑化和“尸体展览”。这不仅因为宗教、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阻碍,还有纳粹时期留下的阴影。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曾是纳粹科学家进行活人试验的最大场所,而且连尸体也被制作成各种工艺品和商品用来出售,哈根斯的父亲就是纳粹党卫军,而哈根斯本人信奉新纳粹主义。这个德国新纳粹的心愿在中国变成了现实——哈根斯承认“中国尸体来源充足”。据说,在国际市场上,一具完整人体标本可卖到100万美金,而哈根斯的大连尸体加工厂竟有高达几十万具尸体来源不明…… 九、历史的细节 对中国来说,2012年无疑是“精彩”的一年。这一年至少有两个人值得铭记——陈光诚和莫言——他们都是山东人。因为中国独有的计划生育制度,他们为中国夺得两项国际大奖。 2012年4月26日——也就是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成都的美国总领事馆80天后,盲人囚徒陈光诚只身逃亡,进入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举国震惊。在此之前,临沂政府借口“计划生育”,对许多育龄妇女实行强制绝育手术,对生二胎的孕妇强行堕胎和引产,而且还任意抓捕孕妇亲属,勒索巨额罚金。身为律师,陈光诚试图通过法律渠道进行维权,结果遭到地方当局的长期监禁。5月19日,被中国官方指责为“反社会、反体制的代表人物”陈光诚成功到达美国。2013年1月9日,陈光诚获得“兰托斯人权奖”。作为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汤姆·兰托斯曾是妇女有权选择堕胎的坚定支持者。 2012年10月11日,党员作家莫言凭借小说《蛙》一举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直面“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计划生育”。小说中的“姑姑”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乡村医生,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另一方面又是执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干部,一生迫害孕妇致死胎儿无数,人称“杀人妖魔”。莫言说:“计划生育这个覆盖面非常广,也受到了西方的很多的批评、指责,那么这个问题既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而且我想这个问题也涉及灵魂深处最痛处的地方,也涉及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最古老最保守的这一块。” 事实上,从《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到《蛙》,莫言的小说几乎都贯穿着一个暧昧的主题,这就是身体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身体所代表的良心与国家所代表的暴力,这种对抗其实也是现代人类的共同焦虑。 最后,再讲两个女孩的故事——她们都是14岁的花季——作为这篇沉闷文章的结束。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76年。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来自罗马尼亚的14岁少女科马内奇,以完美无缺的动作,征服了所有在场的观众和评委,奇迹般地获得了世界体操史上第一个满分——10分,而且这样的满分她一下子得了7个,获个人全能、高低杠和平衡木等3项冠军。天才美女科马内奇一时之间轰动了世界体育界,被称为“蒙特利尔仙女”和“奥林匹克公主”。这一切奇迹都发生在举国体制下的齐奥塞斯库时代。当时罗马尼亚的体育部长和奥委会主席不是别人,正是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他掌握着科马内奇的生杀大权。科马内奇一回国,就被尼库强奸,之后沦为尼库的性奴。据说尼库常常虐待科马内奇,甚至生生掰断她的指甲……1989年11月29日,科马内奇再一次奇迹般地成功逃出罗马尼亚;之后,西方新闻媒体将她的“恐怖经历”公之于世,全世界为之震惊。虽然罗马尼亚当局严密封锁了消息,但无疑成为一场风暴的不祥前兆。一个月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愤怒的罗马尼亚军民处死。“社会主义制度消失后,政府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使堕胎合法化。”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91年。一位14岁的爱尔兰女孩子不幸被她朋友的父亲强奸,罪犯很快就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不幸并没有结束,之后发现这个女孩已经怀孕。在一场义正辞严的审判中,国家以法律的名义宰制了公民的身体,这个不幸的女孩需要面对的是一个比强奸犯更可怕和更加无法抗拒的力量。在庭审中,法官援引宪法中“国家承认尚未出生的婴儿生命权”的条文,禁止这个女孩进行人工流产。于是,这个看似平常的小事件使整个爱尔兰陷入了一场巨大的舆论分裂。在政治上和宗教上,这场关于身体权利的审判几乎酿成一场社会危机。国家权力的边界与公民自由的权利,这二者之间的如何自处,这无疑最能体现国家的善意和公民的智慧。在这场胶着的国家与社会博弈中,由每人公民投下的选票成为最大的权力——公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相反。大多数公民——包括宪法支持者——都对这个女孩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最终结果是由政府支付了所有诉讼费用,这个女孩获准可以到爱尔兰以外地区“自由旅行”。这场关于国家与身体之间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原文链接】

杜君立:身体政治史

杜君立:身体政治史 进入专题 : 政治史 权利 国家主义 堕胎    ● 杜君立 ( 进入专栏 )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      帕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芦苇”就是人的身体。人因为思想而强大,也因为身体而脆弱。“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对于人类而言,身体是精神的容器。人类的历史也是身体的历史。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人的身体无法摆脱政治化的命运。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血肉鲜活的身体与政治的斗争。穿越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常常只有身体本身。   马克思曾经说,身体的需要激发了革命。从身体去理解政治、国家和权力是非常贴切的,因为身体始终是社会力量的心脏,而政治是由人的身体组成的。作为社会繁衍和文化表达的主要载体,所谓启蒙,其实就是身体权利的觉醒;所谓现代,就是身体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所谓国家,就是权力对身体的霸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也就是身体政治史。       一 身体的权利      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这一年,思想家霍布斯发表了《利维坦》,他将国家比喻为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兽“利维坦”。《利维坦》的诞生宣告国家主义时代的来临。一个世纪之后,思想家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他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均来自公民的授权。《社会契约论》宣告了一个人权时代的到来。不久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美国诞生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从18世纪开始,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就是现代。   在风云激荡的18世纪下叶,《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等政治文本的诞生,标志着人作为一种尊严动物的政治觉醒。从身体政治来说,现代就是解放,身体是政治保护的对象,权利正是对身体的自然保护。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回顾历史,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身体的出生构成人权的基础,身体因此进入国家的政治叙事结构,“成为国家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将身体作为权利的基石,现代民主国家才同古代国家区分开来。身体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才发展出这样一套观念:私人优先于国家,个人优先于集体。   在古代皇权帝国,“自由的身体”是不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政制中甚至有“乞骸骨”的说法。在古代政制中,一个人的身体和主权常常是分离的,“身不由己”。一个人的身体是否作为个人主权的载体,这是古代与现代最大的区别。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观念正是来源于身体的“天赋性”。   值得一提的是,权利-公民往往是一体的。如果公民身份缺失,那么权利也就荡然无存,这样的身体只有自然人和物体的意义,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正当性的主权诉求。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人权悲剧和人道灾难大多是因为公民身份的褫夺——在国家暴力面前,个人只是一个个脆弱的肉体。在个别野蛮国家,一些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因为公民身份或“政治权利”被剥夺,他们沦为物体层面的“身体人”,被国家权力肆意用作人体试验或摘取器官。这些人无疑彻底丧失了他们的身体主权。   文革无疑是一场彻底的反人类反文明的的罪恶和浩劫。统治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个人财产被彻底剥夺,甚至身体也不例外。在这场惨烈的身体专制运动中,身体作为人类最后的私人财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和摧残,不仅生者没有穿什么衣服的自由,连死者也无法保全遗体。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诬陷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和国民党潜伏特务。因为不堪凌辱,严凤英含恨自杀。当局怀疑她体内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竟然残忍剖开其腹部进行排查。   作为世界最大的人体器官供应国,中国进行“活体取肾”的历史或许起源于“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最典型如黎莲和钟海源。她们都因为言论罪被判处死刑,临死前被“活体取肾”。据说为了保证这些特供高干子弟的肾源质量,甚至连麻醉药都没有用。可怕的是,这不仅算不上孤例,而且也算不上开始,更不是结束。   《日内瓦公约》1977年补充条约规定,即对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无论本人同意与否,均不可对其身体肢解、进行医学或科学实验或器官移植。2005年11月,在世界卫生组织马尼拉WHO分部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中国政府官员首次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中的活体来源不到5%,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       二 身体的沦陷      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从18世纪起,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身体进入了“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领域”。国家权力以解剖政治学的方式介入身体,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比如思想学习和群众运动;另一种是权力对人口总体数量的控制与管理,比如种族灭绝和生育计划。   进入国家时代之后,无论是作为“劳动力资源”还是“生命财产”,人的身体完全被国家话语实现了“物化”和“资产化”,或者说是“去人权化”。人的身体成为国家资源或财富的一部分,而与个人主权发生强行切割;如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个人的身体承载的是国家的使命,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国家语境中,每个人的身体只是一个个可以互换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它唯一的价值就是用来“筑成”国家的“血肉长城”。身体作为个体体验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在佛教传统中,沉重的肉身被视为“臭皮囊”,“无我”才是一个修行者的最高追求。从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与佛教颇有相似之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反人性的乌托邦试验,提出了“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取消财产私有性的同时,也彻底抹杀了身体的天赋私有属性。因为身体主权的丧失,个体的人失去了保卫尊严和真理的最后屏障,绝望的自杀与麻木的苟活成为共产主义体制下最普遍的生存状态。   从20世纪开始,利维坦超越一切地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上帝”。在这个机器统治人类的群氓时代,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成为卑微人类的救命稻草。福特用生产线最早实现了人类的“群众化”,即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别;人如同零件一样被标准化和同质化,从而可以互换。这种“工业人”完成了身体与思想的分离,无用和有害的思想被剔除,只剩下身体的价值被充分利用起来。   希特勒比福特走得更远。希特勒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生活在纳粹体制下的人们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渺小到失去个人意志和权利,而只能从强大的国家机器中获得安全感和存在感。每个人首先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良知有尊严的独立的人,而是作为国家这个利维坦的一个分子和细胞而存在。人作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只能“身不由己”地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这种国家机器对个人和社会严密控制,被福柯描述为“圆形的监狱”;在这个监狱中,每个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   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为人们设计了一个身体的乌托邦:身体一方面是生产的机器,另一方面是享乐的机器。前者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机器世界,后者则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感官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了工业化的批量生产,这些人类像蚂蚁一样被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功能,少数的高等人负责管理和技术,多数的低等人成为没有任何区别的流水线工人。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来自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家庭失去存在的理由,父亲母亲成为猥亵的名词。人们除过吃饭就是工作。国家的口号是和谐稳定,国家的美德是热爱劳动。在这个国家主义的美丽新世界,人类只具有身体上意义,身体之外的思想、感情、意志、认知都被彻底铲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美的公司化的国家,却是人类的地狱。   从某种意义上,现代克隆技术完全实现了对身体的工业化创造,而去除了人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实现了权力对人的最大理想。在电影《云图》中,“美丽新世界”在2144年的韩国已经变成现实。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国家采用克隆技术对人类实现大批量生产,这些后现代人除过工作、进食就是睡觉,一切都有严密的监控和设置,就连死亡后的尸体也被充分利用——制成各种食物。每天凌晨4点,这些新人类就被自动释放的激素唤醒,用一分钟穿过卫生间,穿上制服,列队进入餐厅开始工作:操作收款机、迎接顾客、端盘送饭、擦拭桌椅、清理垃圾。19个小时后,她们吸食一盒用人体制成的食物,然后回到睡眠箱。如此周而复始,为国家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三 身体的征服      如果说18世纪是启蒙时代,那么20世纪可以称之为反启蒙时代,或者说是乌托邦时代。极权主义成为一些政治狂人心目中最完美的国家形式。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阿伦特对苏联帝国和纳粹第三帝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指出:“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而且恐怕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质是把人变成官吏,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只单纯齿轮,这种变化叫做非人类化。”   1918年,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莫斯科一家布厂的老板赫瓦多夫贴出一份告示——《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在这份告示中,起草者赫瓦多夫以政府名义宣布:所有人类优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资产阶级腐败的躯体内,而这违反了人类繁衍的准则。基于此,从1918年5月1日开始,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都将不再拥有对自己的所有权而将成为“公有品”。   根据告示,工人或社员们只要持有工厂工会开具的证明或地方委员会开具的《无产者家庭证明》,就有权“享有”一个女人,每周3次,每次3小时。女性“公有化”之前的“原配”丈夫拥有“优先权”。另外,每个行使了自己“享受”权利的工人或社员,要缴纳自己10%的工资给“人民繁育”委员会,用于解决妇女们的生活补贴和妊娠费用,以及这些没有父亲的新生儿的成长花销。   作为新政府工作的积极参与者,赫瓦多夫其实已经将告示的部分内容变成现实。告示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赫瓦多夫随即遭到法院的调查和审判,而审判又引起了更大的争论。这已经不再是法律问题,而变成了政治问题。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社会由无产阶级构成,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家庭必将消亡。共产主义制度要消灭私有制,而婚姻和家庭就是私有制的产物,所以要取消婚姻和家庭。事实上,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苏维埃政权确实取消了俄罗斯传统的结婚礼仪。直到二战之后,结婚习俗和家庭传统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权力从根本上说来源于暴力,就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强奸民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而且是一种社会现实。在国家的名义下,征服首先从身体开始。   在1918年的十月政变成功后,列宁成为苏维埃新政府的元首。当时有一支红军在攻陷一座城市后按兵不动,列宁去电询问,军官的回答是:这座城市妓女很多,士兵都嫖娼去了。列宁对指挥官下了一道命令:“把妓女统统杀掉!”从1945至1946年,作为征服者的苏联红军强奸了近两百万德国妇女,这种暴行同时也在中国东北发生。   据说成吉思汗有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杀死敌人,抢夺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奸淫他们的妻女。”如果说战争要征服的是土地(领土),那么身体也常常被视为土地的延伸,针对妇女的强暴与对平民的杀戮,就这样成为征服战争的主要特征。这样的历史悲剧罄竹难书,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南京大屠杀。       四 “希特勒婴儿”      从某种意义上,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学生,至少希特勒从斯大林那里学会了大规模消灭身体的“集中营”。从古拉格到奥斯维辛,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没有什么两样。   为了落实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纳粹德国共计修建了1000多座这种“生产死亡的工厂”,其中最大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奥斯维辛总共建有4个毒气浴室和焚尸炉,一次可以消灭12000人。身体在这里得到充分“利用”:一些人被用作活体试验;一些死者的皮肤被制成灯罩,头发被织成地毯,脂肪被做成香皂……数年时间,数百万人在这里被完成身体消灭。为了更加“人道”和高效,纳粹普遍采用了毒气技术——氰化氢的比子弹的生产成本要低得多。   在为犹太人建造地狱的同时,纳粹也为日耳曼人营造了一个“天堂”。(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杜君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史 权利 国家主义 堕胎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思潮-时局-未来(上)

    主讲人:李伟东   主持人:秋风   评议人:王占阳、石秀印、孙龙、蔡霞   秋风:   天则所第443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很特别。我们以前请的都是学者,今天我们请来的李伟东先生,是媒体的。但其实媒体也是一个职业,他的主要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观察政治,所以我说他是当下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观察家。   这样的一个职业,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最近两年,不论是政治还是政治思想,变化都是非常大,而且在我看来整个政治思想的结构发生了一次比较重大的重新的组合。而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的变化,包括政治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应先恐怕不是1年、2年,而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伟东兄,据我所知,过去一年也是非常活跃,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代表人物,从极左到极右,中左中右,各色人等,伟东都有非常深入的接触。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接触面,还有这种理解力的人,我相信在中国没有了,就只有伟东兄了。   所以我想正好现在是年底,究竟过去一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所发生的事情对未来的一年和更长的时间有什么意义,我就特别请伟东兄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伟东也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以前其实我也听过,但都是比较断断续续的。这是算一次比较完整的报告,我非常期待,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就请伟东兄做这个报告,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接下来我们还请了几位国内重量级的政治学家,有王占阳先生,还有蔡霞女士,还有另外几位朋友,他们会做一个评议,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   李伟东:   非常感谢天则所,盛洪所长,虽然有过见面,但是很少在一起长时间的讨论。也感谢秋风先生,感谢天则所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天则双周论坛是我多年一直学习的地方,10多年,接近20年以来,天则所茅老师以及盛洪兄,还有秋风兄还有很多人,包括余老师,给中国的思想界贡献了非常多的智慧,也贡献了很多思想,推出了很多的人物。看天则的网站,看天则的双周论坛,仔细看每个人的讲演,每次都受益匪浅。这次天则给我提供这个机会,我也很荣幸,因为我很少在外面讲。这两年情况也有所变化,好像我是突然出来的。其实我03、04两年曾经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做社长,当时我的搭档是温铁军,他是一个比较偏左翼的三农问题专家。当年我们也对农村问题做了很多观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主要是做行政方面的保障事务。我自己是学经济的,我是吉林大学77级经济系的。20多年以来好像一直在参与改革这件事,从80年代以来就和北京的一些朋友都比较熟,包括现在在海外的和留下来的,当了高官的和仍然沉在民间潜心研究的,各方面的朋友很多。受他们的一些思想影响,结合我自己的思想观察,有一些体会。去年以来,有一些特殊的变化。   由于我朋友关系比较广泛,我在左右两个方面都参与讨论。原来的讨论是比较私下的,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公开了。比方说左翼的杨帆先生(他自己不承认左翼)组织的一些讨论会,包括跟乌有之乡一些人的讨论包括网上的一些公开争论。大家最近都比较激动,跟杨帆先生那边参与了很多左翼的讨论,最近在网上跟一些人也有争论,包括你们都知道的郭松民、苏铁山,都有一些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共识网上也发了我一些东西,最近发了一个标题叫“林彪是罪魁祸首之一”,实际上最后的结论我是说,不存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存在的只是把毛加进去的,毛林江的反人民集团。这算是我对过去历史的一个观察。由于跟左右各派的讨论,发现近两年来思潮非常之多,多到了十几种,二十几种,各种各样的想法。有极左翼的,比如乌有之乡和相关联的一些网站,他们内部也有差别,不停鼓动要发动二次文革。   而且对毛的评价变得非常的有意思,比方我在网上私下跟仲大军,大军网是很有名的网站,提供了很多思想,但那次吃饭实际上又有郭松民、杨帆、大军,我们几个人,就一直在争论。我说我的问题是,现在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结果,这么严重的一个态势,到底是毛的路线的继续,就是他的专制体制的继续,才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还是像你们说的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然后走资派又重新上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都是后面这个结论,就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毛是英明伟大的,后来在微博上争论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发到微博上,仲大军直接回复我说,毛就是耶稣,是全世界的领袖,未来的问题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也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我非常意外,大军兄是多少年的朋友了,盛洪也都知道的,但他非常的激烈。我问,毛到底是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还是差别很大的等级化的社会?本来就很平等,所以才有未来那么剧烈、暴烈的行动。他说毛建立了一个全世界最公平、平等的社会,毛就相当于当代的耶稣。   当然我也见过另外一拨人,比方说言辞和主张都越来越激烈的原来是纯粹的自由主义学者。最近我看到他们的言论都非常激烈,我不好多点名字,说一两个,比方说像刘菊明,这个已经是基本上是认为大变革、剧烈的变革、社会动荡性的变革不可避免。还有翻译哈耶克的,翻译韦伯的那几位翻译家,都已经变得非常激烈。   所以我要先说说思潮,而且现在出现一个像梦魇一样,像咒语一样的东西,就是2012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沉重。比如说2012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个大的换届年,换上来的人和过去的人有什么差别?中国会不会因为换了人,换了领导集团,而又重大变革呢?还是仍然会温吞水的这样走下去。但是不管上面换不换,社会会不会等待它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说你换不换都没有关系,但是整个社会上要有别的东西出来了。所以说2012对全世界来说也处在一个,比方说金融危机啊、正在探底啊、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啊这种情况。但是官方的思想认为,中国的2012不是一个往下走的问题,不是一个会不会崩盘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模式将大行其道,在全世界风靡,而且中国的崛起将在2012变成某种现实的问题。这样的学者也很多,比方说北大的潘维全世界去推销中国模式,组团去推销中国模式。还有类似的很多人,左翼的一些人。内部的讲法就更多了,像张木生先生认为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当然中国已经到了89,就民怨气氛而言。他再跟我说,跟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在位的那些人能把羊头挂住,意思是保证现有政权不再未来一年崩盘,新上来的太子党就一定会重整山河,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且全世界会把整个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崛起的时候大大发展下去。   所以明年到底会怎么样也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情况,今年也到了年底了,现在已经是12月。未来一年中国将如何走,我先说说各种思潮。各种思潮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走势,所以我第二个问题要说时局,对时局的判断,官方的判断、民间的判断以及我的判断。第三个问题说说我对未来的判断。我就大概说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前一次在两个月前,10月初,在成都的安仁,是樊建川他请我们去。当时秦晖,徐友渔,张木生,肖公秦,杨帆,左翼的像朱苏力、黄纪苏他们都去了。就是左右对话,我在当时讲了当前的思潮,共识网已经发了,当时我讲了6种思潮,共识网就是按这个发的。当时我说完之后就有人批评我,说至少忘了秋风兄的儒家宪政,也就是保守主义思潮。这个保守主义和刘菊明说的保守主义不是一回事,菊明说的保守主义是指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就是对自由主义的非常保守顽固的,或者说非常任性坚持的那样一个自由主义原则。但中国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是向儒家回归,或者向传统回归,或者向国学回归。也不完完全全是回归,也是超越,是与现在的普世价值相结合。大概我是这样一个理解。这个保守思潮也很厉害,当时说我漏掉了保守主义思潮,也漏掉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近我发现还有两种势头非常明显,成为思潮。一个就是网上出现了大量的“国粉”,民国粉。这个来势汹汹,而且对自由主义侧翼,对刘菊明他们都形成一种围剿的态势,这个是非常厉害。比较有名的像网上大事将至,书海飘香,这几位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非常活跃。如果底下有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本人到了,也让我们认识一下。   我顺便插一句,秋风说我是什么杰出的观察家。我一想,观察家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想明白了,观察家就像足球的球友,看别人怎么踢,然后我们或许能看出点门道。   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比较厉害的一拨,出现的这种国民党粉。按现在我分了10种思潮,这个说起来就比较繁琐。我按了一个特别传统的方式来区分,传统的是左右的方式。左右这个概念就非常不科学,我先认同它不科学,因为前一段时间,高超群就在这也讲过一次流派的分野,我们之间也有讨论。他就是反对用左右的方法去分思潮,连秦晖先生,还有很多人都认为左右是不科学的,我也同意,但是左右对中国来说是有意义的。比方说左翼的思想思考者,行动者说我要回到毛左,自己宣称自己是毛左,就是毛泽东左派。张宏良在他的演讲当中,公开说中国过去10年最有意义的思想动向,就是出现了毛泽东式的共产党人,就是毛左,原话叫毛派共产党人。他自己宣称自己是左翼,而且乌有之乡前不到一个月,把它的整个页面换成了向薄熙来同志致敬什么的。而且也有人自称自己是右翼的思想家,所以首先是从大家的传统语境上过渡过来的。很多人他们自己就这样自称,然后我们习惯上也这样去划分。   所以我只是要说明一点,我所说的左右之分和国际标准不一样。国际标准,所有的左翼,包括早期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等等,包括工会的工潮当中的左翼思想家,基本上是关心底层民众的利益,为工农呼吁社会平等,呼唤人权,批评政府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总之国际的左翼思潮是反不平等的,保护人权的,对政府是采取批评态度的。而国际的右翼可能是和资本相关联的,维护资本利益的,和某种权力结构离得更近,这是国际的标准。但在中国反而是倒过来的,因为我观察乌有之乡左翼的讨论,当然他们也有对底层民众疾苦的关心,而且以此为依据认为第二次文革是该来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你观察这些左翼的思想者,对官方的态度,对美国的态度,对国际各种各样事情的态度,在国际重大事情当中的对官方的支持。比方说民间认为卡扎菲倒了很好,叙利亚该制裁等等,有很多这样的民间力量,民间思想者都这样认为,而左翼力量反而是不停地在帮助官方说话。我说的左翼力量不包括,有一些在网络上像城管一样的,我们把他叫“五毛”我这个话不在这儿说,我不想用一个什么概念羞辱别人。总之这些人算不上是左翼思想者,而是官方打手,有若干这样一些人在网上活跃,这我也就不去说了。比方说有这样一些人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用3000万人头换来的,你要想拿走你用3000万人头来换。类似说这样一些话的人,我已经不把他看做思想者了,这就是网络打手。   我刚才说的网络思想界的,比方说左翼的黄纪苏、祝东力这样一些,他们的一些思考,是对官方的很多做法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的左翼标准和国际是不一样的,按照我们国内的说,左右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先暂时这么叫。   这10种思潮,最左翼的当然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主张回到文革的,主张用毛的阶级斗争思想重新解释今天的。认为毛当年发动文革的时候,资产阶级还并不明显,但他们认为也存在,比方说以刘邓为代表的,当年也存在,所以毛发动文革也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人认为当年不明显,今天反倒是对应了毛60年代说的,今天恰恰是毛主席当年说的那个情况。资产阶级已经重新产生了,党内资产阶级和国际右翼势力结合起来,阶级斗争空前高涨,发动第二次文革的时机已经来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这就是郭松民直接回答我的在网上。我说,你是想发动第二次文革吗?他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我说当年就有武革呀,文革发展到后来就是武革。他说,那不对,那是工人阶级领导权被什么什么篡夺了。他大概就是说文革那个武革不是毛主席的事,只是底下的人捣乱。毛的意思就是文革,所以今天应该发动二次文革,只有二次文革才能避免武装革命。他说我在网上说的,你继续忽悠这种宪政民主,人权这种事情,小心爆发革命!我说你这个文革难道不是要爆发革命吗?他说,文革是文革,只有发动文革才避免爆发二次武革,左翼是明确这样表达的。这是我最近直接接触,亲耳听他们说,而且在我的微博对话当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记录。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潮,已经变成了一种运动。左翼的力量发展最为迅速,这也是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我说的发展成运动,你可以看到在郑州,在山西太原等等一些地方,比方说,烧报纸,呼口号,围剿,甚至举毛先生,告状等等这样一些事故,已经是此起彼伏了。而且华尔街发生事情以后,郑州他们还弄一些老太太上街去,支持占领华尔街等等。他已经从思潮变成了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已经不是一个玩笑,已经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打打闹闹,而是一个非常有系统准备的一个东西。而且张宏良先生,我跟他约了对话,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已经在他的演讲当中,网上看到的东西已经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些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是一种思潮性的,甚至社会运动性的。   这是最左翼的这一段,最近他们给我介绍他们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方说张宏良说要保党救国,然后好像是有些网站批评他是投降派。张宏良回过头来开始抨击张木生,抨击他的新民主主义,说这是叫左翼代入党。什么叫左翼代入党呢?以卡扎菲那个事为例,就是因为他没有及早掌握核武器,放弃了核武器的生产研制权,向美国投降。然后把大部队引过来,所以才会有他们后来的下场。这是张宏良最后文章的结论。现在已经出现左翼代入党,然后开始抨击张木生他们的新民主主义。所以他们内部也有极大的分歧。   这是第一个,最左翼的,那么标准的左派很有意思。我定义的标准的左派,就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这个似乎已经被我们扬弃了,从计划到市场,改革开放30年了,当年官方批的那个东西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至今仍然非常有市场,而且卷土重来。社科院的马列主义研究院,以那儿的程恩富副院长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他们的总院长,以及相关的几位副院长,包括几个相关的所,在不停想把中国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而且他们找到了一个试验田,或者自己认为它是试验田,也有某种联络,就是重庆。因为社科院的马研院以及政治学所房宁以及崔之元先生的一批从美国学来的美国左翼,回到中国后的中国左翼,他们也都称自己是左翼。他们认为自己在美国学到的就是左翼思想家的东西,回来以后也认为自己是左翼。他们已经成了重庆主要的智囊团。当然杨帆很不满,不停跟重庆说,你们是上了左翼的当了等等,重庆应该搞民主,这是杨帆最近的说法。他们认为他们是重庆的智囊团,认为重庆就是可以回到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的一个地方。有很多文章,包括在《香港传真》上登出来的,以及他们自己发表的历次会议上的一些东西,你会看到他们和当年说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他们已经跟一种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维系。就是重庆的唱红打黑,以它的经济势力为代表的一个势力。我把它叫做标准的左派。   左翼的第三支我把它叫做中左,中左就是张木生,张木生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一支也比较有意思,背后的政治力量支持是非常明显的。张木生新书发布的时候我当时在场,刘源将军是穿着三星上将服,带着5个穿着少将服的将军,齐齐坐在那。还有好几个少将是没有穿军装的,都是公开支持。而且木生也直截了当地说,刘源就让他讲,在很多次会上,不停要说。为什么要说呢?张木生首先说他这个东西是超越左右翼的,左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右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而且他也能代表,不光是能接受。他的新民主主义包含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现在你们要的宪政民主,言论开放,司法独立,城乡平等,等等。我就不说他的基本主张了,总之他的政策主张包含着,比方说,要全民共国家的产。就是把全民资产分了,量化到每个个人,但是不许卖,可以继承。量化个人之后所带来的资产收益,纳入社保,然后社保基金再怎样运作。这个办法本身就包含着对现在权贵资本以及大国有资本某些全民性的重新分配,是含有这样的含义,他自己也是这样去说的。   我说,你如果真能这么干,我完全赞成。但是我只建议,因为60年,中国农民跟社会主义无关,农民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社会主义,虽然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呆了60年。因为这个全民所有制所谓全民农民是排除在外的。当农民人口占80%以上的时候,我说你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你是冒牌的。现在农民人口已经降到了50%-60%的样子,但还是大多数,那这个社会主义我仍然认为是冒牌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口跟社会主义无关,既享受不到社会主义的资产收益,资产名义上就跟你没关,也没有资产收益,仍然在二元结构的第二元呆着。所以你这个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城市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居民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基于这样的理由,就应该对农民进行加倍的补偿,如果你分国有资产的话。我跟木生一再强调,说过很多次了,农民要加倍,甚至要加更多的倍。这是一个加倍,因为60年农民做的贡献太多了,被剥夺的太多了,第二个,越是中心城市应该分的越少。比如说北京,前30年是全国人民支持北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全国人民不知道给北京做了多少贡献,现在仍然享受着很多特权,比如说考分,这个是多大的含金量是很难衡量的。北京户口的人的后代就能比其他省份的人享受低200多分的考分进大学。这个你说用什么钱能够衡量呢?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东西,这是含金量第一高的一个资产。那么你真能够量化国有资产,分到每个个人的话,北京人应该分得最少,然后偏远地区应该分得最多。   这是他第一个政策主张,说要量化全民资产,第二个,他说要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和农会,让工人和农民都有对资本家,对资本的集体谈判权,共产党不干预,只是在最后不得了的时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出来裁判,这是第二。   第三个政策主张是说要学习日本自民党,党内可以分派,让共产党内部分派,党内民主从共产党分派开始。   第四司法一定要独立,政法委之类可以撤销,不再干预办案,让司法独立,甚至把司法系统全部从地方干预下独立出来。   反正他的主要政策主张就这些,听他的政策主张,我们都同意。但他跟左翼对话的时候,他说出的真实的话是这样子,就是全世界已经到了29、33的大危机,中国正在崛起,现在中国全世界最有钱,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中国政府是双百万亿的有钱的政府。然后今年的财政收入,就是政府拿到的钱可以超过25万亿以上。今年的GDP大概50万亿多一点这个水平,人均4500美元不到。政府在50万亿左右的GDP中拿走了25万亿,这25万亿包括13亿的税收,3万亿左翼的企业上缴利润,这就16万亿,然后接近3万亿的罚没收入,还有3万亿左右的社保基金,还有2、3万亿的灰色收入,还有其他七零八碎的一些东西,土地出让金也有2、3万亿,实际上财政拿走的25万亿还要多。政府变成全世界第一有钱。这话是他说的,他说,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其实拿出一半的钱就把刚才说的社保、农民那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不是脑袋进水了吗?他说为什么回过头来拿出多一倍的钱去制造社会混乱,制造社会危机呢?他认为这里面也有利益链等等很刚性的东西,已经陷入一个不可解的问题了。所以他说,你只要1年把羊头好好挂着,被闹成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状态,明年我们就如何如何了。反正新的一拨人上来决不允许这个样子。   我把他的话可以翻译成,原来这20多年,老太爷走了以后,被一帮秘书、太监把这个国家已经折腾地得不像样,现在正宗传人们要集合成一个政治集团,出来重整山河。重整山河,第一,共产党的旗帜要永远挂着,至少努力永远执政,至少有10年的时间让他能够长治久安。第二,解决社会重大矛盾问题,不是不解决。张木生原话是说,现在中国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奇迹,也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说中左的含义,就是这样我给他定义出来的,这次在重庆他也承认,说伟东说我是中左,那我就是中左吧,我在这个国际反对美帝,坚持我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绝不脸红,我都承认。所以我给他戴这个帽子,是他自己接受的。   这是左边的三种,现在出现了一个特别中间化的思潮,这个思潮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是笑蜀先生,最近他的言论很有意思,提出“四不”等等,而且他前段时间一直主张建一个网站叫“公民网”,而且已经建成了。提出这些思想,意思就是说我不挑战最高权力,最高权力很恶,没问题。也一时左右不了,看不出来任何松动迹象,所以我主张建立公民社会,从基层的公民社会开始建起,一点一滴改变公民社会的格局。而且如果现在就发生大的变革的话,无论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都可能是第二次文革。不光是左翼有第二次文革,右翼也有第二次文革。现在看到右翼这么疯狂,我刚才提到那几个国粉疯狂在骂他。骂他说,他是投降派。我对他说,虽然我替你发稿子,但是我说我觉得你会左右不待见,而且我的态度是说,如果你阻挡的这个事情或者你不赞成的革命一定要来的话,那就是有历史合理性。如果它是绝对不能来的,是很多人凭空鼓动出来的,说思想界和舆论界出现一帮疯子,天生就是革命派。然后中国本来没有革命可能性,跳出一帮人来鼓动,那可能不合理。但是如果历史一定会出现革命的话,那就有合理性,那我们就要分析他为什么要来了,这是我后面要说的话。   这是纯粹的中间派,刚才说漏了一个。刚才我说了乌有之乡、标准左派、中左之一是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中左之二,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个我建议大家看高超群关于温和的国家主义的评论,说得很多了。我只是简单地说几句,因为我和王晓东他们也很熟,也讨论过很多次。王晓东跟我私下里说的话,就是他不管主张什么主义不主义,现在中国就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工程师大量产生,中国就是要工业化,只要工业化了,所有的两极分化这些东西都会慢慢解决。现在眼前的这些东西在他看来都是代价。我就说你的思想可能就是毛的思想,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代价,代价可以忽略不计。他说你不认为这是代价,这没有用,反正历史就是这样的。所以方舟子跟他吵起来了,方舟子说他是工业党之类的,不停地骂他。反正总是,王晓东是工业党的国家主义代表,和他走得特别近的是宋晓军这些人。不论主义,不论主张,只要国家强大,只要能够抵抗国际势力,假想敌就是美国,不断地工业增长,军事势力增长,高端科技增长,能上就行。至于民生和其他一些东西,他们很少论及,我也不能说他们不关心,反正很少论及。国家是一个整体,他们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事一个集体主义概念,国家主义概念。个人的权利,个人主义的滋生,以及自由民主这些东西的滋生,都不利于国家主义以及中国抱成一个团,把自己弄崛起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他们认为应该继续,某种程度上忽视,或者将来再说的个人人权问题,民权问题,民生问题。先把国家弄上去,弄好了之后将来一切都会有。这基本上就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   这是第四,第五刚才已经说过了。第六,中右,我把我自己定义成中右。中右有两种,中右之一就是大家近些年来看到的以炎黄春秋等等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非常之多。杜导正等等老一辈的,李慎之、李锐等等。认为党是要救的,党是一定能够适应新时代的,但是条件是一定要变成一个民主主义的党,以党内民主开始实现国家的民主过程。这批人当中最近这一两年,开始提宪政提得多,就是共产党也能够接受宪政,但是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平稳过渡的一个宪政过程。我不是特指哪个人,有些人可能更右一些,这一拨人当中,有些人更保守一些。而且我内心当中觉得,和他们私下弹起来觉得他们是要把共产党逐渐改变成社会民主党的这样一个过程。历史的过程和党的过程要并行不悖,逐渐给党迎来一个新生,给这个社会迎来一个新生。而且目标是沿着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往前走,和平过渡。   我把这叫做中右之一,中右之二,是秋风先生为代表的,儒家宪政。我之所以把你定成中右,是我对你的了解,对你这拨人和其他几拨人的了解。你们内心当中是民主自由的,是认同普世价值的,但是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的东西拿到东方来,确实是有水土不服。我们自己有自己成长出来的历程,5000年或者3000年的文明,这个文明本身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完全被取代,可能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如果能够成长出来,和世界不是抗衡,而是融合,并立的一种思想体系。同时借助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思想文化精华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仍然是中国人,中华人,然后使用的是普世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是我们自己的,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我在这个意义上认同这一点,所以我把自己定义为中右。我也认为西方的所有价值观,文化伦理如果拿到中国来可能是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但这是一个持续30年,至少30年的一个困扰,至今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逻辑化的深刻的解答。我对秋风一两年以来的论述也都仔细拜读过,我也认为你好像还没有自洽,我也没有自洽。这是一个大家正在研讨的问题,包括高超群。高超群对古典文明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我倒至今都没有听他得出一个非常有价值,非常顺理成章的说明。还正在研究之中,这种思想的探索代表着民族的探索,他的意义就在于,整个民族都在做这样的探索。我们是中国人、中华人,走到今天面临着西方的巨大挑战,原来是革止,把它撵出去,回到我们传统的恶,比方说文革,回到集权主义。但现在集权主义的确被认为不行。我前天在微博上发一句话,就说集权主义正在全世界溃败,溃败得一塌糊涂,找不到一个胜利的例子。唯有中国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在坚持,实际上也在溃败过程当中。那不又回到百年前了吗?中国会彻底完蛋吗?连我们的文化也会一同被革掉吗?可能不会。这中间还会有艰难的争斗。如果能够存在一个文化内核是我们自己的,而且是优秀的而政治制度是普世认同的可能会更好一些。标准的右派,在我看来,就是以很多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完全认同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这样一批公共知识分子,数量非常之多,包括30年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样一批人都是这样。这个和共产党领导不领导和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关系。只要对民族国家,只要民族国家能在未来成为强大的自由的民主的,给全国人民带来普世幸福的,公平的,就可以了。选择什么政治制度并不是必须要保留社会主义,也不一定要保留党,以谁为核心,为领导,这些东西都可以换。对历史来说 ,可能都是一瞬,几十年过去就过去了。真正有价值的可能是永恒存在的价值理念。这样一批人非常的执着,有很多人令人敬重。长期做这种努力,从启蒙开始。这是我说的标准的右派,就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通过政改来实现,他们不主张革命。对革命也是有某种避讳,认为社会动荡并不好。   现在出现第九和第十个,两个极右派。一个是主张宪政民主,但是要革命性过渡。革命派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就是一定要过渡过去,你不管什么样的革命,反正有革命要来,没有关系。公开持这种主张的人,在微博上有只言片语,我是不能说出任何一个具体的思想的,说出来可能对别人也不好,不安全。   这是其中的一派,主张革命的还有另外一派,就是说革命的结果,不是革出一个宪政民主的带有普世价值色彩的一个新中国,而是革回民国,47年宪法。这是有重大差别的和我前面说的一派,这个主张的人也非常多,所以网上有那么多的国粉。他们为什么围攻菊明他们呢?因为你主张的是西方那套东西。据菊明自己说,他对三民主义,对民国是不赞成的,他有很多批评,他比较认同袁伟时先生的那些关于民国的批评。认为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集权党,都是两个列宁党,是两个集权革命党在中国折腾的这件事情。尽管今天太晚如何如何了,但他们骨子里就是那些东西。这是菊明跟我们讲的,这也是国粉们围攻他的原因。这个问题到这就是给你一个回答。这个彼此之间争斗非常激烈,当然也有人说,现在大家的目标主要、共同的目标是集权专制主义,你们怎么先自己掐起来了?能不能先同盟之类的,也有人私下做一些劝解的工作。   王占阳:   美国学者90年代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对三民主义就觉得很不以为然   秋风:   哈佛的中国学都是粉红色主义,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他们都是恨国民党的。这些人都是给政府打报告,不断地诋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所以最后美国放弃了国民党,然后就丢失了。   李伟东:   我的第一部分就说完了,我说第二部分时局分析。官方当然我就不用说了,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中国崛起,西方正在衰落,中国模式。这个信奉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不停地在鼓吹,而且动用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全世界在宣传。包括纽约时报广场什么的。在时报广场放大视频,总之就是对西方宣传,都是在宣扬中国模式,认为自己走得是很成功的。   这是一个官方的分析,民间就像我刚刚提到张木生说的,认为国内已经到了89,为什么认为已经到了89呢?因为国内革命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国际到了29、33。然后民间的分析,无论极左翼还是极右翼都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左翼的乌有之乡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右翼的两拨人,我刚刚说的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所有的内部矛盾,比方说基尼系数,基本上已经到了0.5左右,这么一个水平。不是0.45、0.46、0.47,而是基本接近0.5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分化过程。然后人均4000多美元,全世界的经验也都代表着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两年来出现这么多恶的事情,民间的第三个意见就是一个弱的中央,地方正在突破。我参加了秋风兄包括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会,我们也有很多讨论。我们共同的意见就是现在中央很弱,他自己又无所作为,所以现在地方上东西南北都在冒出来一些做法。包括重庆突然宣布说明年要全面乡镇直选,不是试点,他要民主化,要进行民主实验。广东居然批准了游行,而且社团组织的某种登记法,而且俞正声也在上海说出一些民主的话。总之地方上,大家把它看成进18大的一种努力,或者一种政治动作。这样解读当然也对,但同时也代表了他正在研究一种跟中央有某种细微差异的,你不细观察可能看不出来的一些东西,但这些差异是本质性的。因为中央是公开宣称了“五不搞”的。   蔡霞:   这个“五不搞”是吴邦国的东西,但是还不能算是常委的东西。   王占阳:   这是传说,说这个“五不搞”哪来的,吴邦国说本来我上报给胡的那里边没有这个,胡给添进去的,然后意思是说给江给批评了,然后说吴回去以后就问他的秘书,他说不是我整的!   秋风:   还有一个版本,说吴邦国的稿子是吴邦国的秘书给加上了。这个“五不搞”,吴邦国念完了,他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的这个。   李伟东:   刚才蔡老师说的是对的,至少现在没有一个公开的,没人出来认账。就像22年前没人承认下令开枪。这事就成了这样子。我的看法是这样,说国际局势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全面崛起,甚至成为未来的领导力量,我不认同。不认同的原因需要具体说,不能看表面。   经济方面比如说,他们充分地忽略了,没有估计到美国的技术能力以及欧洲的新技术能力,这一块他的自我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   第二,全世界都意识到,之所以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是整个国际潮流过去20年来向左转的结果,就是福利社会制度。整个西方过去20年都在向社会主义靠拢,整个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反倒向右翼靠拢。西方过去20年其实有向左翼靠拢的趋势,欧洲北欧等等,他不说自己是资本主义了,说自己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从右向左摆的过程。这个想左摆的过程是高度福利化的过程,高度社会主义化的过程,甚至有些人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这两天不是说卡扎菲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叙利亚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而且是计划经济。左翼思潮对这个影响的结果是高福利无法承受,然后开始向右摆,他只要把高福利降下来,这个事情就能够解决,不是无法解决。而且西方现在正在压低自己的福利,正在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然后开始加强征税啊什么的。包括新技术方面的崛起,包括自己的调整能力。认为现在就衰落了,或者到了29、33,我认为这是过度估计,这个过度估计是为了反衬我们有多伟大的,同时认为我们可以冲出去如何如何,这个逻辑反正我不同意。国内的这个困局反而是解决不了的。国内的困局第一,过去人均4000多美元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存在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民权人权的问题突出出来。20多年前,我们还没到1000美元的时候,咱们80年代讨论的时候,就不停在说到人均4000、5000美元,作为历史经验,都写到报告里,政治局都看了,今天终于到了。真是历史一瞬间都到了,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当年都觉得那不知道是多么遥远的事情,我们活着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都不一定。但是转瞬之间就到了,而且眼下就是这个局面了,然后这个时候剧烈动荡,国富民穷,这样两极分化,二元矛盾,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他的具体格局了。这时候必须要做出调整,你不主动调整,就被动调整,总之必须要调整。   第三就是经济权贵化、资本化,这个我不用再解释了,政体僵化,天怨人怒,这个是你怎么吹嘘也吹嘘不过去的。   第四个就是,新兴通讯手段迅速发展,民智大开,愚民政策已经走不下去了。说所有的事情还能糊弄着来,把我们都忽悠了,谁能忽悠谁呀?我们不忽悠他就不错了。   王占阳: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他忽悠出来以后,刚说完就有一些专家学者出来,然后在网上瞬间就全部破解了。过去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破解的,现在转眼之间都给破解了。   李伟东:   然后迅速就娱乐化了。用这种维稳的方式,刚才像我说的,你等于是激化社会矛盾。我今天微博上发的,我把它调侃称叫第四次全面内战。第一次是1947-49的全面内战,共产党参与其中,其中的道理就不去说了,是非也不去评,这个历史都已经说了。第二次是文革,1967全面内战了,而且毛自己承认的,全面内战了,因为全面内战才会军管,自己打起来了,损失百万生命以上。第三次就是22年前,坦克都上了街了,对人民开战了。这一次是动用7、8千亿的美元,动用全部的警力,在全国各处的燃烧点,你天天都会看到盾牌、警察、钢盔。这是全面内战,对人民开战。所以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状态,你说还能支撑吗?哪天擦枪走火,不知道打死了谁,然后就爆发了某些造反性的行动,然后上面开始说到底谁的责任呢?开始互相指责起来,这个过程是可能一眨眼就会出现的。   再就是我说这叫2000年未有的大变局,王朝周期见底了。什么王朝周期呢?就是中国从秦制以来,秦制到今天终于奠定了。从秦始皇开拓以来到今天,终于走到了他最后的底线,就是皇权专制。中共49年的革命在我看来,不过是完成了一个王朝周期,完成了某种农民革命式的王朝周期,刘禹锡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陈李(就是陈独秀李大钊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是为了主义而夺权,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就是为了夺权而主义。整个都倒过来了,到最后终于走上了传统农业革命的道路,当然运用了很多现实的手段,有很多复杂的现实的东西,总之他再造了秦王朝。这个秦王朝为什么可以走到顶点,然后走到今天终于衰落了呢?这个顶点是什么?秦王朝本来是一个皇权独立的,皇权至高无上的东西。但是绝对还没有绝对过毛,毛附加了神权上去,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把皇帝奉为神灵的这样的传统。而到毛的时代,毛已经变成神了,在此之前有复杂的造神运动,直到顶礼膜拜。你想,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么邪恶的像邪教一样的东西在全中国泛滥,而且人人都在参与,这不是宗教的力量又是什么呢?毛就是神,而且有正神还有副神,就是林。而且公安六条就是宗教裁判。说一句错话,这有个毛的像,我把它坐在屁股下面。立刻就会有几十上百的老百姓,孩子上来石头、砖头打得头破血流,抓到群众专政队去,然后在那一顿棒子就打死了,这个不是宗教裁判吗?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毛的时候体现出来这一点,然后20多年来,从毛去世以后变成贵族共和,贵族政变导致的贵族共和。终于走到今天,一个专制体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而且整个全世界都变了,就剩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孤立于世界之外是因为我们的黄土大陆跟国际信息没有交流,跟国际信息有交流后100年走到今天,终于把皇权专制最后体现出来。而且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看清楚了这件事,就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互联网发展(促成了人们)看清楚这点,终于要揭他的底。不管我愿不愿意,不管我是不是主张,总之他已经气数已尽,再想苟延残喘下去已经不可能了,这是王朝周期定理,而且出现了很多预示现象。比如2000年,所有的王朝时期都没有出现这么恶的事情,把一帮傻子抓去到砖窑、煤窑里面当民工。你们学历史的谁给我举出来历史上哪朝哪代有过这种事?没有!我不信仰什么宗教,但我总要有一点敬畏感。当一个王朝末期出现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意像,是让人震惊的。有哪朝哪代说有一个小伙子把5、6个女孩子关到地窖里边当性奴?有这种事吗?这种特别恶的事情在过去一两年里面频繁产生。我一时想不起来,可不是屈指可数,是数以百计的,说出来让人几位震惊的事情。   这是2000年王朝没有出现过的,现在出现了。出现这么恶的事情,而且还在继续发生。以前皇上早就派什么八府巡抚下去,说你主动跟我告状,各级政府门口都有击鼓喊冤的地方,实在不行可以告御状,皇宫门前都有鼓。现在告诉所有官员说你不能告状,告状就是犯罪。让所有的官员,防民之口防到要抓人。2000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居然最高统治者说告诉各级官员,谁告状就抓谁,有冤没处申了。证据就是给上访民众办学习班。   蔡霞:   上面直接说了谁上访就抓谁?   李伟东:   是问这句话的证据?他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东西。有上访的就一票否决,这就是上面的做法。   秋风:   对,这是政绩考核的指标么。   蔡霞:   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秋风:   但是到了特殊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赶紧领你自己的人来!”   盛洪:   这其实是一种明示了。   李伟东:   对,如奥运会期间。   秋风:   奥运会,两会,国庆都要看住了,各个地方的领自己的人来。   李伟东:   这就是证据了,你举出来这样的例子了。再比如说民众的基本生存的底线有3个,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法律。教育是管未来的孩子,医疗是管生命最后安全的,法律是最后讲理的地方。这三大民生性的社会基础底线都被洞穿了,一次一次的在网上我们说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底线了,但发现没底线。包括土地和房子。   蔡霞:   还有一条呢,老百姓现在菜也吃不起了。这个已经是日常生活底线了。   李伟东: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能不变吗?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了,未来会怎么样呢?我说未来大概是上述10种思潮和官方政策走向的一个碰撞。他们都会发生作用,互相碰撞。官方主张什么呢?官方没有公开宣称说我是权贵资本主义,但是官方公开宣称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下边官方学者的解释就是,比如说共产党永远领导着我们走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官方的解释,民间把它解释成权贵资本主义。要改变权贵资本主义,也不光是民间学者在说,比如说张木生这样的,刘源这样支持他的人,也说现在面临巨大的矛盾,再不弄就不行了。所以内部的反对声音也是非常多的,不光是民间在说。   在这个碰撞的过程当中,我列了四种情况。一个就是官方主动改革,官方主动改革在总体上,我现在看出来的支持比较多。这个开始被某种程度上有限接受,已经有某种可预期的地方。因为至少你会看到一个三星上将出来公开支持,任何其他的思想都没有上将支持吧?连个少将都没有。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一个具有官方人物色彩,而且是穿着三个星在那儿支持的,他不是口头随便说。他在张木生的书上发了17页的序言,而且把序言报给胡,胡还批了在中宣部的内参上在传阅,而且胡还说,这个张木生我原来也认识啊!他在西藏也待过,现在跑哪去了,弄这个事?   至少我们看到有一个官方公开支持,我这个预期是合理的,不是瞎忽悠的。胡是批了刘源的17页序言,在张木生那个《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前面,附在前面,而且刘源的说法叫,我要使大力气推荐张木生,这个话是公开说的,直接写到序言上去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种政策主张,思想主张,被一个很有势力的官方人物推荐,而且推荐到内部,而且这个人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党”,前国家主席的儿子,这个“太子”希望在记录的时候加引号,因为“太子”现在不存在了。而且德春先生在会上说,现在没有太子,大家都是平民,只有公民没有臣民。这是一种,就是主动改革,但是这种主动改革不会在新民主主义的政体上形成一个固定的体制。新民主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固化为一个一段时间内的体制,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过渡状态,甚至是一种政治策略,实行过一段时间,不是没有实行,就是50到53,政治协商建国,给各个民主党派分干果。后来和民主党派闹翻,就是后来民主党派认为毛心里边想的,这是我瞎说啊,毛想的就是我给你干果,你也没流血牺牲,你还跟我闹说你要不要民主如何。所以干果收回,把你们都干成右派。但是50到53年确确实实是实行了3年新民主主义,而且刘是要把这个道路走下去才最后跟毛闹翻的,这个都是历史,实行过。但是毛从来都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过渡形态,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体制。当年能够打完了朝鲜战争,赢得了苏联的157项援建。   我这里插一下,第157项就是关武伟他们的青城监狱,那就是第157项,秘密协议。赢来了援建,这样弄下去的话,他就不会再要新民主主义,能够完全导向斯大林主义,后面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所谓回到新民主主义,我就问张木生,你能回到多党制吗?   那天我们开玩笑说,那时候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一夜之间被陈桥路都收了嘛,造反的时候。陈桥路干的事就是把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都搜了抱回大陆,然后问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说你收都收了。所以一夜之间民主党派就没了。   然后(多党)就没有了,我说那能不能有新的自由呢?新的自由就是司法要独立,它总是模拟新民主主义要回避的,它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要么往宪政民主走,要么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被左翼绑架。因为他们本来这个新民主主义和张木生这批人,脑子里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很多的,他很可能纳粹化。我跟他一再说,你搞的新民主主义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你的政策主张我都同意,但是千万不要陷入国家社会主义。   咱们上次在成都讨论,我就跟他说这个问题。你这里边的基因太多,一旦陷入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概念呢?就是对全世界的某个热点开战。这么多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找一个点开展,转移国内矛盾,从此国内就可以进入某种紧急状态,什么都不用说了。搞不好就会搞成这种。而一旦国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因素上升之后,国家未来的前景还会断裂。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左转,转向某种国家社会主义,那就会面临这国内的重大断裂和国内的战争状态,严重的社会撕裂状态。   第三种可能性,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右转,进入宪政社会,那是中国的万幸。   第四种情况是最坏的,你强烈盼望着2012的到来,但是上来的人跟现在一样,说的话都跟机器人说的,一点感情也没有,全是背稿子。然后什么事也不干,就是拖。直到拖到这个社会断裂成各种碎片为止。那个时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不好想象的过程,将面临一个长期的震荡和痛苦。当然,未来的一、两年当中,如果发生局部的、剧烈的冲突,比如造反,动乱,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举措失当,然后再发生一些更大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上层的某种分裂,也未可知。   第三个因素就是国际因素也未可知,在未来一年中会爆发什么样的事情,直接影响到中国?比如说朝鲜拿原子弹自杀了,因为朝鲜弄的两颗原子弹就是自杀用的,没有发射武器。他为什么要造原子弹呢?他就是我跟汉城就40公里,你美国人要想登陆,要打谁,我直接就拉响了,跟你同归于尽。所以比方说哪天他闹翻了,他一下子引爆了小型核武器,那整个东北都被污染了,这都是未可知的因素。或者哪天越南突然一下子变化很大,对我们造成某种冲击,这样的冲击就会在未来不知不觉之中的某一天突然发生,要有思想准备。   如果这些因素全都去掉,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要么无所作为,要么新民主主义,要么新民主主义加国家主义,要不新民主主义加宪政社会。这是我刚才说的最后一点,也是我所期待的。中国有可能完成一个王朝周期,成为一个真正宪政民主的,被整个国际潮流所容纳。   我最后说一句话,中国和全世界的矛盾,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么温和的民族和人民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党国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国家制度跟全世界的矛盾。你可以认为我们的制度是优秀的,那你就要跟全世界抗着干,最后要把自己变成希特勒,然后战胜全世界。逻辑上你只能这样,因为别人不容你。要不你就认同全世界的制度,大家都是一致的,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然后政治制度的矛盾消除了之后,剩下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像俄罗斯跟西方国家的矛盾一样。这些问题有国际规则,有WTO,不一定非得要打仗解决。俄罗斯也不会被西方吃掉,会处在一个全世界和平竞赛,和平竞争的一个时代。   总之,我们跟别人的矛盾是制度性的矛盾,矛盾是双重的。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国家主义者,把双重矛盾捏成一个,认为就是整个中华民族跟全世界有矛盾,是全世界都跟我们过不去,我们也要跟全世界过不去,所以我们要开打。我们要把他分解开来,是你的制度,你的政治制度的选择跟全世界有矛盾,不是你这个民族5000年和平善良的人民和全世界的矛盾。这个问题分开来解决,我们跟世界就没有矛盾了,难道我们不是主张世界大同吗?   谢谢大家,我讲完了。(本次学术讨论会上李伟东先生的发言,是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秋风:   谢谢李伟东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报告。尤其是第一部分,应该说讲得比较充分,非常清楚。第二部分里面,我怎么觉得两个太子党怎么没有讲?再补充补充。因为这个好像是被你认为能够发动主动改革的主要的推动力,所以这个你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李伟东:   这个现在看得很明白,一个是前国家主席的儿子为代表,一个前总书记的儿子作为代表。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因为他们都公开亮相了。他俩还吃过饭,而且张木生还在场,他们聊完了之后觉得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这是张木生说,他说刘源批评胡德平说你现在快成了普世价值的代表,胡说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其实有过这样的争论的。   总之,他们会形成这样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中一部分会向新民主主义方面推,刚才我也提到,连刘源本人也表现出某种国家主义的色彩。我见过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这不是诗词,这不是形容词,打仗就得这样子。直接就得喝血吃肉。外交部可以有鸽派,军队绝对不能有鸽派,军队一定要是鹰派。类似这样的话,所以他也有某些国家主义的色彩。包括他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有人问军事科学院是干嘛的?刘源就说就是为了打你们日本。这个都没有错,说这个话直截了当都没有什么错,但是他表达出来的色彩是那样的。   德平所主张的是一种非常仁厚的长者风范,然后家教、家风,从耀邦以来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是知道的。然后他所主张的宪政民主,主张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对民权、民生的关心,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来,现在是两种政治主张在同时发力,可能会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效果。就是我说的,从新民主主义到宪政民主的过渡,这是我刚才说我所期待的原因之一,背后也是有政治背景。   王占阳:   但是我后来听张木生会上的发言,对普世价值他也是同意的。   李伟东:   对,他说他不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他说我不能敌人说我吃饭不吃屎,我就专吃屎不吃饭。猪八戒有八戒,我就一戒都不要,专门要杀生。他说不能这样,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我认为我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应该比它做得更好。   秋风: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评议,我们首先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   王占阳:   伟东兄的报告内容很丰富,前面10种思潮因为你都有接触,所以非常细致具体,跟别人都有面对面的直接的接触。这样彼此之间细微的、微妙的差距都能看出来。有些变化是最新的、最近的这些变化。我觉得我们这个思潮变化是很快很快的,所以你这是新鲜出炉,最新情况。有些变成这样我还真没什么印象,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但这个里面其实一个办法是细分,还有一个办法是不是还可以再概括一下。因为细分了以后掌握起来就有点难度。是不是先画一个大框架,大框架里面再分小的。大框架如果用“左中右”这三个词,那么左派是什么?所谓的左是带引号的“左”;“中”,这个“中”定义为什么,其实这个中你要说项属是这样的话,他不是中了,他是保守了。然后所谓的“右”,这又是一个事。所以我想,现在能不能进一步看明确?   现在假设是左中右这三大派的话,哪个是主流?   李伟东:   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一直是沿着“左右”这个形式在走,这个国家是个左的国家,所以他出来的主流思想家和主流话语是以“左”为主的。也因此,像乌有之乡这样的给四人帮一个个平反,给江青祝寿,也没人管,没人封它。右翼网站反倒被频繁地封,在微博上,右翼说得过头的天天被打,然后转世党非常之多。微博上很多人,活着活着就没了。   王占阳:   那这个国家话语,就是针对社会公众的角度来说的?   李伟东:   就是整个国家话语的倾向性是一个左翼倾向。话语的主流,主导性的,权重很大的是左翼的,我基本上是这样判断的。右翼的是新出来的,而且是民间顽强生长的,是跟官方打游击战打出来的,在微博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游击战每天都在打。有些人都转世八九十次、一百多次了。   王占阳:   另外这个里边,这表标准“左中右”不太准。我觉得中右之二,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其实他们的共同点还都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包括你后边的极右一、极右二,这都是普世价值。包括秋风兄的这个,其实你的基本价值还是普世价值。其实就是笑蜀,他也是认同普世价值的。所以这整个划分有一个巨大的底线。现在乌有之乡管我们叫普世价值派,其实这个派有多大!   李伟东:   很大,反正这些年来只要走出国门,开眼界看到的,或者能够稍稍出去走一下的,都赞同“普世价值”。   秋风:   这在主流人群里面应该是主流,包括共产党自己,他里面大多数人也是认同民主、宪政。只不过他是说我们现在不能马上搞。包括胡锦涛他也是认可的,不是说他不认可。他现在也是这么说,也是要建立民主什么的,只是他这个民主是有步骤的。   王占阳:   反正我觉得伟东兄可以在这方面(再有一个概括),就是细分了之后再概括一下。然后显示出我们这个大的一个潮流性。现在就是细分以后有点琐碎。   李伟东:   其实就是民主和专制之争,自由和反自由之争。   王占阳:   应该说民间的“普世价值派”是占上风的。   秋风:   其实你也最好不要用普世价值来判断,就是民主派。这群就是民主的人。什么叫普世价值?仁义礼智信那也是普世价值啊!   王占阳:   我就建议伟东兄在这方面讲得更透彻一点,让我们能够看得跟清楚一点。   时局分析,我很赞同伟东这个讲法。现在认为西方衰落这个事,在有一些人当中被刻画很深。我的看法,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过,美国不会再有经济繁荣了。当时萨默斯,就是奥巴马的首席顾问是因为预测美国将出现经济繁荣的看法来当顾问团的首席的。但是两年后,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已经辞职了。他说我的语言失败了,所以他就辞职了。然后我在今年年初的,首都经济学家、经济学界学术论坛上,我说我的语言成功了。   实际上观察西方,有一个经济学上很深的误区,就是总想追求繁荣。其实繁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没有繁荣反而是发展已经饱和以后的自然现象。现在很多判断的失误就在这里,他总是要看,西方没有繁荣了所以他就要衰落了,这是不对的。它不繁荣是因为它成熟了,它已经处在饱和状态。   西方目前的状态,判断是他处在一个调整期。人类已经追逐了几千年的财富,西方向前奔涌了500年,大概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实现了饱和性的增长。在这之后,欧洲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繁荣了。日本在十几年前也开始没有繁荣了,美国也就这次泡沫破了以后,也就没有繁荣了。但是他们在这段期间,这个历史惯性,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我在09年初的时候,就发表文章说,他是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他解决了马克思和凯恩斯说的经济问题以后,文明还需要升级。从解决物质需要到解决更高的需要,他这个转型还没有实现,这种痛苦反而促使他向这个方向转。   我们国内媒体提供的信息都是说,日本最近这十几年过得很苦。但是研究幸福学的科学家发现,日本人最近十来年的幸福指数在明显上升。不用那么拼命了,有闲暇时间了,劳动的付出少了,休闲多了,但基本生活水平没有很大下降。然后这样的话人际交往也多了,可以谈情说爱了,可以交朋友了,幸福指数不断上涨。这就是一个新文明在诞生,我把它叫做“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本质”,往这个方向发展了。现在一个新文明诞生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大的痛苦,过去的惯性是很大的,凯恩斯当年也说,很难想象这个转变会怎么发生,因为人们的惯性太大了。   这里面最近提到的,欧洲最近的债务危机背后的向左向右的问题。实际的情况,应该这样讲,其实我认为希腊不是搞社会主义搞多了,希腊是偏离了社会主义。因为希腊是在剥削德国,他把别人的钱借来了,然后不劳而获,这是另外一种剥削。是偷着剥削,这个骗局突然暴露出来了,然后被剥削的德国人很生气。所以希腊人不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福利越多越社会主义,越公平。公平意味着我是付出然后得到了相应的福利,你不能光得福利不付出。所以希腊的问题,包括西班牙的问题,都存在着这种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国际全球化,淘汰优弊的模型,对意大利等处分问题。   西方,就欧洲来说,福利的增长,我认为对这种体制的评价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我们总是觉得好像福利高的国家竞争力就低,像美国福利低了竞争力就高,其实不是这样。拿瑞典和美国来说,瑞典是工资低,福利高,瑞典比美国工资低一大截,比美国福利高一大截。但是现在瑞典的日子可比美国的日子好过多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的高工资把企业都挤跑了,企业在国内没法待了。然后国内企业都跑到外国去了,或者是跑掉了,或者是像通用似的,表面上是个汽车公司,实际上玩金融了。那就业就完蛋了,所以说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在一定的情况下就成正比。而瑞典反而是这个情况,他的低工资使企业能够成立,高福利弥补了低工资,我认为这个搭配倒是很好。而希腊还不是瑞典的这种搭配,希腊是不干活,然后他们还想要高福利。

苗蛮子 | 孔子和平奖:大国崛起的话语权焦虑

作者: 苗蛮子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现实生活中,像“富二代”“官二代”以及暴发户这些群体,往往有着不被社会认同的焦虑感。盖因为,个体或群体所获得的社会认同感,并不简单地源于其先天性所拥有的“硬实力”——财富或权力,关键在于其所拥有的“软实力”,比如社会形象、精神财富等等。 同样,对于当下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也或多或少患有一种焦虑症——一种在国际治理中急于发声的“话语权焦虑”。这种焦虑,在当今国际进程由西方话语权所主导的背景下,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最近先后被文化部叫停的两个“和平奖”,即是典型例证。 这是打着孔子旗号的两个“和平奖”,其一名曰“孔子和平奖”,其二唤作“孔子世界和平奖”。它们均由文化部下属的两家民间社团发起。前者于去年底悄然冒出,至今年9月19日被叫停,已“成功”举办一届,据说奖金为10万元人民币;而后者从今年9月底启动到10月6日,不到20天,尚未开张便遭流产。 据说,叫停“孔子和平奖”,是由于主办方擅自在名称前添加了“文化部”;而“孔子世界和平奖”,则因活动既未立项,也未报批。尽管如此,但由于这两个活动紧随“诺奖”——前者将颁奖日期定为每年12月9日,比诺贝尔和平奖活动提前一天,而后者的启动时间同样处于“诺奖季”,这种时间关系也就难免让国际舆论作此猜想:其意图乃中国政府“叫板”诺贝尔和平奖。何况,活动主办方滥用文化部的名义,进一步强化了“孔子和平奖”的官方色彩,使其政治意图愈加明显,这无疑触犯了政治忌讳。 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两个所谓的国际性大奖接连流产,这着实堪称荒唐闹剧、国际笑话,令国家形象蒙羞。设奖如此随意,暴露出了一部分国人欲建立国家话语权、争夺国际话语秩序的浮躁心态。 不可否认,诺贝尔和平奖尽管号称是民间奖项,但实际上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一定程度上,诺贝尔和平奖已被政治化,而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可以这么说,诺贝尔和平奖基本上是西方价值形态的某种判断终审性奖项,更多的是反映西方国家的利益。此外,即便在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话语权纷争。比如,在美国,就有反映美国价值观的电影奥斯卡奖,而欧洲则针锋相对地推出诸如嘎纳奖、金熊奖、金狮奖等同类奖项与之抗衡。 在这种背景下,设置一个国际性大奖,无疑是一个国家话语权和软实力的体现。毕竟,话语权也是一种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且具有和平传统的大国,中国自然不能在国际治理上“失语”,理应有所积极行动。然而,鉴于中国目前的国情,设置“孔子和平奖”的时机远未成熟。 所谓国家话语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舆论等方方面面,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正立基于该国在这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硬实力”。然而不得不说,我们在很多方面的确疲软得很。中国目前对外最大的吸引力,仅仅是经济上的成就。但一国对他国最具吸引力的并非经济成就,而是政治制度、政治理念这类“软实力”。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之政治理念,正处于分裂状态。即便是经济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破坏环境、牺牲部分人利益为代价的;而且在财富分配上,趋于两极分化,大部分资源为权贵所攫取,以致民怨尤深。如此状态,中国又有何资本去号召世界? 何况,如有学者所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抗西方价值,既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态度,也不是孔子所代表的智慧;相反,将孔子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实则是对孔子和儒家的贬低乃至羞辱。“盖孔子之思想,立意在于普世,情怀在于天下,非标新立异分辨敌我。”倘若强行推广,非但得不到国际舆论认可,反而激化矛盾,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 而且也必须看到,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并非朝夕之功,便可大功告成;更不是单凭设置一个奖项,然后附以高额奖金便能获得最广泛的认同,而实则是聚沙成塔、长期累积、潜移默化的结果。其实回顾历史,中国对朝鲜、越南、日本这些处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也曾有过极为强大的磁场力,并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进程。显然,这并非是中国强行推广的产物,而是由于当时中国“软实力”强大而吸引他国慕名来学的结果。 目前的中国,好比一个患有虚胖症的巨人,处于一种“大而不强”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孔子和平奖”,自然没有多少公信力和含金量可言,以至于去年该奖颁给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人家都避之唯恐不及,成为一时笑谈。所以,中国当务之急还是得回归正道,搞好内政,这样才能使近者悦远者服。 《品之道》2011年第10期专栏撰稿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苗蛮子的最新更新: 老赖“鸠占鹊巢”,公权理应有所作为 / 2011-10-18 10:07 / 评论数( 1 ) 测“差生”智商是病态教育的投影 / 2011-10-18 10:07 / 评论数( 0 ) 官办慈善黑社会化源于公权无边界 / 2011-10-18 10:07 / 评论数( 0 ) 正副职官员互殴的正面价值 / 2011-10-18 10:07 / 评论数( 0 ) 学校是育人之所而非“血汗工厂” / 2011-10-17 22:58 / 评论数( 0 )

“汉奸”,中国人想像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这是近代在谈到“汉奸”现象时,经常被援引孟子的话。在近代,假如我们对 走出百年误区,“中华民族”一词考 就可以发现,纵观世界史,在近代民族主义发轫之际,似乎还没有别的民族在形成群体认知时,遭遇中国这样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是作为中华民族而与东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远的夏朝、元朝不说、近的则是作为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与占统治地位的满族之间的矛盾。中国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极端荒谬的民族定位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同胞?甚至你会震惊发现:甲午战争之时,“同文同种”,并且认为自己比满清更能代表“中华”的日本,在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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