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民穷

All

Latest

数据说话:国有多富,民有多穷?

作者:付一夫 来源:凡夫俗子话财经 若不是拼多多的横空出世,人们可能依旧沉浸在眼前大都市的繁华之中,迷失在当下“消费升级”的热风深处,却全然不觉:全国还有80%的人月收入不超过3000元。...

付一夫:数据说话:国有多富,民有多穷?

若不是拼多多的横空出世,人们可能依旧沉浸在眼前大都市的繁华之中,迷失在当下“消费升级”的热风深处,却全然不觉:全国还有80%的人月收入不超过3000元。 同样的道理,就像你看惯了“本科遍地走”,听惯了“专科多如狗”,说惯了“本科生不值钱,一抓一大把”,却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居然还不到4%。 任何自我感觉良好,在数据面前都是苍白的;数据不会说谎,骗人的只是我们自己狭隘的感知。...

王晓阳 | 朱镕基首次正面回击“国富民穷”与“分税制”

朱镕基首次正面回击“国富民穷”与“分税制”         对于这些年愈演愈烈的“国富民穷”(即政府富,民众穷),一些学者将其原因归结为朱镕基的“分税制”改革。对此,朱镕基做何回应?我一直非常期盼看到他的态度。       最近终于看到了,在清华百年校庆前夕,朱镕基到清华大学,反击了关于“分税制导致国富民穷”的思想。此次表态,算是清华大学校庆事件为数不多的收获之一。       据说,朱镕基表了2个态:       1,批评高房价。       朱镕基说:“ 我们 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 ,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2,为分税制辩解。       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 这个分税制搞坏了,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 ?狗屁!”       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镕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 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 ,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我严重同意朱镕基对高房价的批判。              至于分税制,呵呵——                 链接:  《朱鎔基对中国的影响正在显现》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国富民穷——中国经济蛋糕如何切分

改革开放30年社会物质财富急速增加,但如此庞大的物质财富却并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   6月13日笔者在上证报发表《清理地方债务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一文,文章重点阐述了清理地方债务问题,也涉及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均衡问题。赞同者居多,但也有部分读者对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均衡问题提出不同观点。基于此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专门针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撰写一文。智慧的火花源于不断深入的交流,在此对所有关注我们文章的朋友表示感谢!说到底,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不协调问题,根源于游戏规则的缺陷,即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而且这种规则残缺的问题在当前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中国经济蛋糕如何切分:国富民穷   从个人与国家财富划分层面而言:改革开放30年社会物质财富急速增加,但如此庞大的物质财富却并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的中国人“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死不起人”。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民众反而整日生活在焦灼之中,幸福感丝毫没有提升!以个税起征点为例,众所周知,当前中国个税税收的贡献主体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反而通过各种“技术”实现了所谓的合理避税!面对如此众多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3000元仿佛成了天花板,这不免让人痛心疾首!此外,在过去20年我国的人均GDP从1991年的1892.8元增长到2010年的29762元,增长了15.71倍;而中央财政收入呢?同期增长了近45.27倍。可见国富民穷严峻到什么程度!   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层面而言:就表层原因来说,分税制使得中央把桌面上的阳光收入(即税收收入)的大部分拿走,而地方政府则“另辟蹊径”大搞土地财政,虽说中央会通过税收返还等形式把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返还给地方,但这种随机性可想而知,就某个地方政府而言,税收返还不易看作是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就深层原因来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一直是以“GDP为纲”,如此引导的结果必然是投资冲动极强,因为它“立竿见影”(只要领导来了就可以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如果再往深入探寻,就有可能把视野转向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集权社会,集权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只有“跑部”,才能“钱进”!    历年来中央与地方的蛋糕如何切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91年到2010年近20年的时间里,中央财政收入从1991年938.25亿元,增长到2010年42470.52亿元,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45.27倍!这个数据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尤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提速,分税制实施的前三年中央财政收入分别是938.25、979.51和957.51亿元,实施的后三年该数据分别是2906.5、3256.62和3661.07亿元。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前三年的29.8%、28.1%和22%,增长到后三年的55.7%、52.2%和49.4%。   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从1991年的2211.23亿元,增长到2010年40609.8亿元。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8.37倍,其增速也相对较快。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前三年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2211.23、2503.86和3391.44亿元,后三年分别是2311.6、2985.58和3746.9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前三年的70.2%、71.9%和78%,下降到44.3%、47.8%和50.5%。   中央转移支付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的中央转移支付从1991年585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2350亿元,增长了55.3倍!实施分税制的前三年,中央转移支付分别是585、559和597亿元,后三年的数据分别是2389、2543和2723亿元!转移支付虽说是中央收上去的税最后再返还到地方投资上,但这笔财政收入返还给谁?返还的标准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其结果是由“诸侯问题”转变成了“王爷问题”,地方政府的财权确实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的权利却过分膨胀!此外,工商、公路、税务、公安、检验检疫、国土、检察、法院、烟草、司法、人事等部门都实行垂直管理,权力部门越来越条条化,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部门越来越少!收入上,大量的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国有垄断集团税后利润等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以“部门”利益的方式“自主”运行。   财政收入到底用到了何处?   比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蛋糕如何切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我国的财政收入到底用到了什么地方?   先从中央财政支出的数据来看,1991年中央财政决算支出为1090.81亿元,2010年增长到15972.89亿元,20年增长了14.64倍。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1年的32.2%减少到2010年的17.8%。   就地方财政支出而言,1991年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为2295.81亿元,到2010年增长为73602.49亿元,20年增长了32.06倍。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1年的67.8%增加到2010年的82.2%。   从支出项目来看,据财政部统计数据,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大项包括:教育支出12450亿元,比上年增加2012亿元,增长19.3%;医疗卫生支出4745亿元,比上年增加751亿元,增长18.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081亿元,比上年增加1475亿元,增长19.4%;住房保障支出2358亿元,比上年增加553亿元,增长30.7%;农林水事务支出8052亿元,比上年增加1331亿元,增长19.8%;交通运输支出5488亿元,比上年增加840亿元,增长18.1%;城乡社区事务支出5980亿元,比上年增加1046亿元,增长21.2%;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3497亿元,比上年增加617亿元,增长21.4%;公共安全支出5486亿元,比上年增加742亿元,增长15.6%;科学技术支出3227亿元,比上年增加482亿元,增长17.6%;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353亿元,比上年增加1191亿元,增长14.6%。   从财政支出的增长率来看,排名前三的是住房保障支出30.7%、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21.4%、城乡社区事务支出21.2%。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再加上投资乘数的放大作用,使得地方政府过度投资,而教育、卫生、社保等支出偏低,使得百姓面临学费高、看病难等困局!居民从低微收入中筹集本来应该由财政负担的支出,导致中国预防性储蓄高企,从而严重打击了居民的即期消费水平和降低了消费预期,这是中国消费难以真正启动、投资消费严重失调的基本原因!   如何从历史观的角度看待分税制?   若要客观、真实的了解一项政策或制度,并须充分了解其历史背景,并以历史观的视角去解读政策!   1994年分税制出台之前,我国财政制度采用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一对一谈判的方式开展。如此制度安排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稳定性差,在频繁的制度变迁和“契约修订”中损失了制度成本和效率。具体来看,在经济增长条件下,“定额分成”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出现实质性的累退。为保持应有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央政府必须时常与各地方政府对分成额度进行讨价还价,既有失中央政府的权威又加大了制度成本,还有可能损害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组织税收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了分税制。从上述统计数据不难发现,实施分税制后,无论是中央或是地方,其财政收入都得到了长足的增长,也正是分税制有效的抑制了中央财政下降的趋势,及时消除了税收结构中的扭曲因素,也增加了透明度!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分税制,毫无疑问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也正是分税制使得中央财力超过了50%,使得国家宏观调控、大规模基础建设、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抗洪、汶川大地震乃至现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都有了底气!   但是分税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也正是因为分税制使得我国财政体制进入“双轨制”,即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采取分税制,而地方政府之间仍然采取“承包制”或者采取具有承包制特征的财政体制。分税制的不彻底、公共事务的增多,造成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日益严重:财权大幅上收,事权层层下放,导致目前大部分县乡政府的财力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极强!    从税收体系改革到全面经济改革   让我们重新梳理思路,分税制使得中央将预算内的财权牢牢收紧,包括转移支付部分的财政收入也基本取决于中央的态度!最为关键的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是“GDP为纲”,地方官员不在提高民生上下功夫,反而为了政绩工程肆意挥霍本来有限的地方财力!“缺钱”和“政绩压力”使得地方官员把目光转向了预算外的卖地收入!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的“饥饿营销”使得低价飙升,高地价推升高房价,高房价又掏空了百姓的钱包。与此同时,房地产业的繁荣又拉高了GDP,只是苦了平头百姓!   那么如何解决该问题呢?首先要把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从只看GDP转向“重民生”!转型就意味着阵痛,缓解阵痛就需要舆论宣传,让民众都明白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此外,“重民生”的要点是聚焦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交通、文化和社会公共安全等方面。我们不需要如此泛滥的钢筋水泥,我们需要的是有学上、有工作、有医保、有房住!    结束语   当前中国经济的“野蛮生长”成就了GDP的两位数增长,却也让民众整日生活在焦灼之中,人们焦灼的原因是当我们看到飞驰而过的财富快车时,却发现自己手中没有上车的车票!如何有效平衡“国富民强”问题?如何妥善处理“诸侯问题”与“王爷问题”?如果恰当的以“GDP增长”换取更多的“社会和谐”?这些都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 高和投资金融分析师李慧忠)        

清王朝灭亡的三点原因

近来,国内网上流传民国时跨越政学两界著名学者于右任的一篇文章—-《亡国三恶因》,于右任列有三点大清必然会灭亡的原因。于右任先生的《亡国三恶因》发表于《民立报》上,全文百馀字,至今已近百年,如今重读此文,深感当年于右任之远见卓识,确非常人所能及。好在文章长,现录全文如下,以供人们分析研究。   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以上于右任所说三点,非常具体而清楚地说明了清王朝灭亡的原因。其实不只是清王朝,任何一个政权,无论他多么貌似强大,只要具备了上述三点,决不会逃出灭亡的命运。   第一,说的是老百姓贫穷,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物价飞涨,社会呈败落之象。老百姓为什么贫穷?因为”国有金,吝不与人”,财富不往普通人手里流动,国家与民众争利。财产归权贵私有,日夜不停地盗卖国家资源。劳苦民众虽竭尽劳作,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严重。   第二,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社会道德急剧下滑。官员虽多,但不作为,忙于吃喝嫖赌,聚敛财富,使”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善恶本人兼而有之,好的社会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社会制度却把好人变坏。所以于右任说”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其实都是制度造成的。其中的”化”、”使”两个动词很生动地说明了官员普遍贪腐、社会道德败坏原因。   第三,说的是腐败政权只能用卖国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财产聚于权贵之家,才会有”此哭中、彼笑中”的现象。”外人”指列强,”窥伺”中华大地,伺机捞起好处;”霄小”指内奸,挑动拨弄,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外交,用通商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渗透国外华人社区,”金钱”收买外国政要,甚至行为举止,罢免升迁,都以金钱利益为动因,用这样方法维持其统治岂能不使社会败亡?   于右任从以上三点看到了一个政权必然灭亡的趋势,结果被他说中了,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年,貌似强大无比,繁荣昌盛的满清”盛世”就轰然倒台了。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君子见微而知著。如果不能根据一些现象而分析出时局的走势,知识分子也就徒具”知识”之名。鼠目尚有寸光,动物尚能在大难来临之际有所警觉,现在一些号称有知识的”饱学”之士,眼睛只盯在利益上,想到的就是自己一家人的幸福安逸,甚至连”鼠目寸光”都不能做到,连动物本能都不具备,就更不用说象于右任一样为时局把脉了。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奇怪,有些东西你越是想得到,就越是得不到。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甚至为了一点利益出卖人格良心的人,为独裁者唱赞歌,到头来不仅得不到想要的利益,还会把自己搭进去,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同样,当政者迷恋特权,以为只要牢牢掌握暴力和谎言,就能使江山永固,子孙万代永享奴役别人的幸福,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得到接受民众审判的下场。   于右任是清朝举人,记者,诗人,书法家,政治家。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报刊活动家。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长江大都督。后追随孙中山,先后任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务。内战后随蒋去了台湾,1964年去世。于右任大智大慧,料时局如所亲见,于民族危亡之秋挺身而出,置一身而系天下之安危,实为社会之大贤。后来读书人与之相比,能不有愧? 相关日志 2011/01/14 -- 大清灾官蔡乃煌 (0) 2010/12/27 -- 清代惨无人道的黑煤窑和弱肉强食的生态链 (0) 2010/06/13 -- 清代贱民等级与社会流动 (0)

莫之许:国富民穷是阳谋一场

为维护专政体制,就需要在引进市场化的同时,运用权力干预市场,为了抵销国有经济相对于私有民营经济固有的低效率,并长期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既需要从行政上管制、设置垄断,于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行政控制化在加强”,当然也就会出现“市场化进程正在被扭曲”,同样是为了这一目的,还需要同时运用通胀和低利率相结合的组合拳,源源不断地从民营私有部门吸取经济资源,并转运给国有部门,于是,就出现了长达三十年的货币相对于 GDP增速的超发,以及为达成这一目的,而必须保留对金融部门的行政控制,拒绝金融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中国模式面临国富民穷困境

中国目前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而这种模式现在面临腐败困境、国富民穷等五大困境。 萧功秦这篇题为《中国模式优势背后面临五大困境》文章认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执政党保留着强势的执政资源,社会自主发育受到执政者的管控。久而久之,改革三十年后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特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结构。 萧功秦表示,“强国家—弱社会”体制,虽然在发展初期具有高效率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但随着社会发展,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来。他强调中国模式有五大困境。 一是腐败困境。由于官僚腐败与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反法制的自利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在某些官员权力范围内,社会反弹往往被解释为不稳定因素来予以抑制。久而久之,治理腐败就发生许多问题。 萧功秦是这样解释“国富民穷”困境的,他认为:政府官员或机构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相结合,利用政府强大的税收能力,从社会中汲取资源,而社会本身对国家财富集中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另外三个困境还包括“两极分化困境”、“国有病困境”和“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 萧功秦指出,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强势国家可以用“花钱买稳定”的方式,来抑制矛盾。但矛盾只会不断积累,维稳成本会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 史学家苏明教授指出,中国的民众生活在一个被全盘异化了的社会里,民怨和民愤是必然的结果。 苏明:“中国大陆社会的一个现实是,民怨民愤越来越尖锐,而且矛头都指向是共*D政权,共*D很清楚这个现实。于是,就把这些统统指责为是敌对势力。或者是颠覆国家政权,指责的理由,那就是散布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的不满,幷且由此造成了民众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和悲观心理等等。” 萧功秦指出,久而久之,这些社会矛盾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来个总发泄,而中国也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 萧功秦是湖南衡阳人,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预测”专家。1998年受美国政府邀请为“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学者”。2004年4月为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访问学者。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五中全会首要问题是国富民穷

五中全会首要问题是国富民穷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今起召开。本来,此次会议的核心是“十二五规划”。不过,由于前一段温家宝在国外重点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挪威某些人利用诺贝尔和平奖干涉中国内政,几件事情使得人们对本次五中全会产生诸多期望。 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样一个中共内部会议被公众寄予了众多期待,主要有几个方面:一,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二,缩小贫富差距。三,调整经济结构。四,应对金融危机,防止二次探底…… 这些问题看上去过于空泛了。其实,诸多问题的实质是相通的,可以更清晰地表达为:如何尽快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是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面临的首要问题。 国富民穷,是政治体制改革、缩小贫富 …… ……

冉云飞:普遍的不安笼罩着中国

中国经济的畸形以及国富民穷的现实,在中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官方意识形态的愚民宣传不愿意透露真相也就罢了,但一些所谓的“专家”却常常出来论证这种畸形经济和国富民穷的现象是如何地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真是撒谎完全不要遮羞布。但残酷的现实却不会照“专家”的“指引”前进,它会掴“专家们”无数个耳光,只不过是“专家们”身穿官方利益代言人的“海绵”,有格外厚颜无耻的抗打力罢了。 最近传媒爆出中国出现了第三次移民潮的新闻,认为当下发生的移民潮是中国历史上第三大移民潮——有论者认为1644年、19世纪中后期的移民为前两次比较大的移民潮——我承认此次移民潮的确比较大,但1949年主动和被迫的移民人数也是相当大的。如果1949年主动和被迫的大规模移民潮,其背景是国共内战的话,那么当下却发生在中国和平时期与经济“崛起”的背景下,这里面所体现的社会深层次问题就更加耐人寻味。6月10日,官方的《环球》杂志与新浪网联合进行调查,截至11日19时,7000余名受调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达88.2%。与此同时,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披露,汇丰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中国内地富裕人群中,60%在未来十年有移民计划,移民目的国(或地区)前四位为: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加拿大。《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Bertil Lintner最近在一篇名为《被中国人包围了?》的文章中说:西方国家的情报人员估计,从1978年开始,中国合法及非法移民将近200万人,每年移居到美国的人数约为3到4万人,移居到其它国家的人数总和也大约是这个数字。”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移民浪潮的说法并非无中生有。 为什么被中共官方几十年来的“伟光正”宣传成“世外桃源”和“经济奇迹”的国家,有如此多的人逃离呢?即便我们忽略五、六十年代不少人艰辛地偷渡出国(当然有不少人倒毙在官方的枪口下)的事实,我们也不能对当下的社会精英、富裕阶层大量移民的现实视而不见。按理讲,他们在这个普遍不平等的国家,其收入与地位高于普通民众很多,却依旧挡不住他们要移民的决心,其因何在?一位温州亿万富翁移民的心路历程,有相当的典范性。即他不能忍受成天遵守潜规则,在官员面前低三下四的没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对财产得不到切实的保护也深感不安。看看官方对中国首富黄光裕的匿名审判,你就知道有再多的钱,你的安全感也是没有保障的。之所以你目前看上去安全,那是因为收拾你的机缘还不到,并不表明你永远安全。在中国,任何人都不敢说自己绝对安全的大话,因此不妨说所有的人都处于普遍不安的状态之中。即便是位高权重、日进斗金的人,也不能说你的安全就一定有真正的保障,因为不安全感像病毒一样蔓延,而且是互相捆绑的。当你不遵守游戏规则,随时强拆霸占别人财产,随意破坏法律规则将公民关押起来的时候,你真正的安全感何在? 心理学家马斯洛把安全感当成人类需求的基石,哲学家霍布斯视安全感为人的第一需求,在在表明安全感于人之重要性。一无所有的人或许不把安全感放在第一位,但那些拥有自己固定财产和较高收入的人,就会把安全感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也是许多富裕的人和精英阶层大量移民的真正原因。我承认并且尊重他人的迁徙和移民自由,这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但我们不可以忽略这批量移民的过程中,对于这个社会和国家没有安全感的普遍担忧。同时社会精英和富裕阶层的大量移民,带走了相当的财富和创造力,不仅具有极强的逃离示范作用,而且会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停滞乃至凋蔽——这让人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费孝通研究地主大量转移到城市而使乡村凋蔽的社会学研究——最终会形成既没有社会和经济活力又没有安全感的恶性循环。一旦行成恶性循环,又无法在制度改良上进行创新解套,那么就会使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大增,增加社会溃败的几率和成本。 富裕阶层和社会精英大量移民其实只是中国社会没有安全感的表征之一,其实政府强推的维稳、严打、唱红打黑乃至官员们狂热相信风水,何尝不是没有安全感的实际体现呢?官方的变态维稳思维就是通过高压和武力来保障其不当利益,那么严打和唱红打黑就会成为在变态维稳观念指导下的逻辑顺延。至于说官员相信风水,并通过巫术来诅咒自己的竞争者,不仅因为他们骨子里面没有信仰,也是对黑箱政治和官场暗箱操作等没有安全感的恐惧,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倒霉。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7月4日的采访时说:“发生在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整个体制在为这个体制中每一个错误在埋单。那么把所有人都卷进去,政府变得完全没有信誉,没有任何人对前途抱有希望。”没有任何人对前途抱有希望,其结果便是大家都以烂为烂,庸俗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甚嚣尘上,普遍的不安全感是完全的生活现实,而非生活在其中的人凭空臆想。 我早就说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渊源的诸子百家之间固然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即对社会和国家的未来没有理性预期。对小国寡民、大同社会、三代社会、至德之世等理念的不懈称颂与向往,正好表明专制制度的人治通病,使得中国上古这些卓越的思想家的字典里,根本没有未来的位置。这就像一辆车只有后视镜,却没有前灯(大灯、夜灯),在相对安全的白天尚能应付,一旦到了多事之秋的夜晚,即可能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几千年来到如今的专制制度,制造和增加了人们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在不安全的情况下,人们的理性意识愈加淡薄,人们的谈判和妥协精神愈加稀有,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剩下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怎么可能诞生真正的公民社会,富裕阶层和社会精英怎么不大批移民,一逃了之呢? 2010年7月4日于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http://ranyunfei.shoutem.com和推特:http://twitter.com/ranyunfei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