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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印“帐篷对峙”为何没有闹大?

钓鱼岛主权之争,让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中国与印度间存在争议的领土至少有12万平方公里,是钓鱼岛列岛面积的数万倍。然而,边界分歧并没有成为中印关系升温的障碍。5月19日至22日,李克强访问印度。作为就任总理后的首次出访,李克强对首站选择印度的信号意义并不讳言:“我此次访印就是想向全世界表明,中印政治互信在增加,务实合作在拓展,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李克强访印期间与辛格总理两度会谈,两国发表 “ 中印联合声明 ” ,内容长达35条,涵盖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共识和合作意向。声明特别强调,“双方视对方为互利伙伴,而非竞争对手。” 李克强访印受到印度方面的热情接待,气氛融洽。然而,不到一个月前,中印军队还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紧张对峙。印度方面称,4月15日中国一个排级建制的小分队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并搭起帐篷。印度边境警察快速反应小组出动,并竖起了中英文条幅要求中国军队退回实控线中国一侧。中国小分队并没有撤离,而印度军队也在附近搭起帐篷,在中印边境线上出现了奇怪的“帐篷对峙”。 在此之前,中印边境经常存在“你来我往”的事件,但双方都没有正面对峙,更不要说持续十几天的“帐篷对峙”。中印边界一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印军高层频频做出强硬表态,参谋总长前往边境地区视察,国防部长声言保护领土与主权完整,还有印度媒体报道印度精于山地作战的部队向对峙地区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22日至25日,连续四天对中印边界地区局势发表谈话。华春莹的表态明显意在给中印边界对峙降温:与对钓鱼岛问题的表态不同,她没有誓言中国对争议地区的主权主张和捍卫领土的决心,也未使用“抗议”等严重的外交交涉语言,却明确传达了两个信息:中方尊重和遵守中印边境地区的实际控制线;中国边防部队没有越过实控线。 印方随即对中方的温和反应“投桃报李”。4月25日,印度外长库尔希德就“帐篷对峙”表态称,中印已经启动了边境事务磋商机制,相信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他把边界对峙比作中印关系这张脸上的“小痤疮”,“敷一点膏药”即可。4月27日,印度总理辛格就“帐篷对峙”打破沉默,他强调这是可以被解决的局部问题,同时警告印度媒体不要恶意炒作和挑拨中印关系。处在严格管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对中印对峙的报道显得更为克制。 中印双方的外交沟通迅速取得进展。5月5日,中印军队后撤,结束了长达三周的对峙,恢复了4月15日以前实际控制线存在的状况。路透社报道,印度军队从对峙点后撤了约一公里。5月20日发表的“中印联合声明”指出,在边界问题解决前,中印将共同努力,根据已签协定,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进一步确认了中印双方谋求管控边界分歧的共识。 据《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5月7日报道,中印沿实控线恢复原状,不仅是双方从德普桑撤走部队,还包括印方放弃拉达克楚马地区的一个要塞。中国军队4月15日搭建“帐篷”营地后,印度也加紧整固楚马要塞。《印度快报》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虽然印中两军都撤回原营区,但有关楚马的条件是关键。中方明确向印方表示,印军必须放弃楚马要塞。 印度在楚马地区修建哨所,是近年中印边界摩擦的一个焦点。印度在楚马的哨所,本为季节性。夏季为印度控制,冬季为中国军队控制,其哨所设施冬季会被中国军队拆除。2012年,印军试图将楚马哨所永久化,中国军队高度警惕并加强了对该地区巡逻。这也是此次“帐篷对峙”的重要诱因。 中印关系在“帐篷对峙”面前,为何能实现从危到机的轻松转身? 首先,中印双方边界问题是个历史遗留问题,1962年两国边境冲突后,两国搁置争端已有半个世纪。中印西段边界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和东段边界争议的藏南地区(即麦克马洪线)均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有关。繁杂的历史因素加上现代国际关系的“主权”理念,要厘清2000公里的边界线并非易事,双方历经15轮谈判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中印1962年爆发的边境冲突是双方的一个心结,尤其被印度陆军视为耻辱。即使回首那场小规模的战争,也可以看到这是两个邻国之间发生一场有限战争——持续时间短,投入战斗的部队少,中国还归还了印军的俘虏与武器,这与中日历史上的全民族战争不可同日而语。 正视现实,中印都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双方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共识是,维持现状对双方都有利,两国还为此还建立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即使出现“帐篷对峙”,两国政府也会采取措施降温。双方的对话机制也为防止冲突升级提供了制动闸。 其次,中印“文官统军”的体制对遏制冲突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军人政府或军方掌握实权的国家不同,中印军队都受文官政府(执政党)节制。印度建国之后除了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曾实行紧急状态,民主体制一直比较稳定,与经常发生军事政变的邻邦巴基斯坦大相径庭。中国强调“党指挥枪”,解放军虽有少数少壮派军官频频发出强硬言论,但是军队高层更强调绝对服从——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 “文官统军”原则之下,军队是国家战略的工具,文官负责战略决策时,倾向于从国家整体利益而非军队部门利益的出发。中印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军事冲突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更受文官政府青睐。 印度边境警察部队的指挥权归内政部,警察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秩序,而国防军是为了抵御外敌。4月“帐篷对峙”期间,印度陆军高层要求获得拉达克中印边界地区边境警察部队五个营的指挥权,印度内政部则一如既往地拒绝了陆军的要求。辛格内阁对陆军鹰派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中印双方都认同经贸合作是当前两国关系的大局。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660多亿美元,2015年将会达到1000亿美元。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不管是印巴关系还是中日关系,中印双方各自都已经面临地缘政治难题,与四面八方的邻国制造摩擦,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中国与印度同是金砖国家集团成员,2013年第五届金砖国家首脑峰会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库等多边合作机制,这是新兴市场国家寻求多边治理的“试水之举”,但是只有共识与信任才会真正推进这一机制的发展,中印不愿意看到边界问题成为强化金砖国家合作的障碍。 最后,中印关系也是全球大国政治的延伸。中印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从实力与潜力而言,两国足以影响亚洲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大国需要有独立的外交战略目标与手段,不会甘心成为他国的棋子,同时,还需要大国地位被其他大国认可。此轮“帐篷对峙”及其化解显露出中印两国的大国心态。 在亚太格局大调整的“窗口期”,中印都有自己的抱负,中印交恶不过重演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悲剧而已。在中印陆上边界对峙的同时,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的争端趋于白热化,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正是在这样的时机访问了印度,暗示日印联手制衡中国。然而,中印边界对峙很快化解,李克强访印未受影响。 印度外长库尔希德5月访华期间表示,亚洲世纪不可能单单是印度的世纪,亚洲世纪将属于印度和中国。同样,对中国而言,要在亚洲“一枝独秀”也是不可能的,周边外交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前提。印度近期又宣布推出美日印三边联合军演,更愿意将军演限于双边。美日印三边海上军演有明显针对中国的倾向,也使印度介入太平洋地区面临与中国的海上竞争,这并不符合印度的整体利益。 成熟的外交需要中庸与克制。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决策者都已认识到,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源经营中印关系。“中印大同”可能是一种过高的理想,而“中印一战”注定是一场噩梦,危机管理和风险管控才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承认中印之间的矛盾,发掘两国的共同利益。李克强与辛格最新一轮良性互动的基础正在于此。 孙兴杰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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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经济学家为自由逃离俄罗斯

莫斯科——一位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在政府调查员的压力下逃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为期一年的镇压运动已经从抗议者及其领导人蔓延到那些被怀疑在支持他们的精英权力中间人身上。 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曾在德米特里·A·梅德韦杰夫(Dmitri A. Medvedev)任总统时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因合写一份报告对入狱的石油大亨米哈伊尔·B·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B. Khodorkovsky)所遭受的待遇做出指责而卷入一起案子,并为此反复遭到讯问。 Maxim Shemetov/Reuters 俄罗斯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厄夫。 在古里耶夫逃离之际,正值调查开始转向统治体系内部为反对者运动提供支持的人。 调查人员的怀疑背后存在着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在组成莫斯科统治阶层的商人和技术官僚中,很多人持有较为自由派的观点,他们不太认同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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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维稳官员猥亵台湾男服务生

图来自TVBS 台湾——台湾媒体报道称,广东深圳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维稳及综治办主任李平山涉嫌在台湾猥亵21岁男服务生。南都消息称台北方面证实此事属实,双方已经以18万新台币达成和解放弃上诉。 台湾媒体报道称,中国大陆一名已婚李姓男官员受邀来台,5月19日台北圆山饭店的晚宴中,李姓官员借着酒意,对一名长相俊秀的20多岁男实习行李员出言猥亵,更把被害人拉进厕所企图性侵,被害人赶紧出手反制,大声斥责,逃离厕所。随后被害人将此事告知主管并报警。 这名官员承认,当时喝了酒,一时兴起才会失控;他觉得相当抱歉和后悔,愿意和对方和解。双方事后达和解。 该官员在台湾猥亵男服务生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引发关注,媒体报道称涉事官员系深圳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维稳及综治办主任 李平山 ,南都报道称,事件双方已经以18万新台币达成和解放弃上诉。 21日晚,龙岗区官方微博表示,“我们关注到网络反映的李姓官员涉嫌在台猥亵一事,已要求涉事人立即返回说明情况,同时通过有关方面了解情况,待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即迅速作出相应处理。”F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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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巴基斯坦驱逐《纽约时报》记者

周五,《纽约时报》称,巴基斯坦下令要求该报驻伊斯兰堡分社社长在全国选举前夕限期离境。《纽约时报》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在寻求撤销针对该记者的驱逐令。 巴内政部没有对驱逐令做出详细解释。该命令来自一封包含两句话的信件,当地时间午夜00:30分,巴警方将驱逐令送至分社社长德克兰·沃尔什(Declan Walsh)家中。 “鉴于你不受欢迎的活动,现通知取消你的签证,”驱逐令写道,“因此请你在72小时内离境。” 驱逐令发布的时间意味着,沃尔什必须在巴基斯坦选举当夜前离境,而此次选举是该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一个民选政府结束任期,并将权力转交给另一个民选政府的过程。 39岁的沃尔什是一名资深记者,他已经在巴基斯坦生活和工作了九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为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工作。2012年2月,沃尔什被《纽约时报》雇佣,针对巴基斯坦的政治动荡局势、伊斯兰主义分子叛乱,以及该国与美国时而紧张的关系,他进行了大量报道。一直以来,美国在对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的武装分子实施无人机袭击。 《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吉尔·阿布拉姆松(Jill Abramson)在一封写给巴基斯坦内政部长马利克·穆罕默德·哈比卜汉(Malik Muhammad Habib Khan)的抗议信中对驱逐令事件表示了关切,她称沃尔什是一名“有良知的记者,总是平衡、细致、真实地报道巴基斯坦”。她要求内政部长恢复沃尔什的签证。 而关于巴方对沃尔什进行不受欢迎活动的指责,阿布拉姆松称其“十分模糊,没有证据支持,而且沃尔什也没有收到对其被指称的错误行为的进一步解释”。签发驱逐令时,巴基斯坦即将举行被认为是重要民主里程碑的全国选举,这一点也令人惊讶,阿布拉姆松写道。 “在投票日驱逐一名资深记者,和大选给人的印象相悖,”阿布拉姆松写道。 过去两天,《纽约时报》多次要求巴政府提供相关细节,但后者并未做出回应。 大选前夕的这段时期,暴力活动尤为猖獗,激进分子发动的自杀性爆炸袭击和其他袭击实际上削弱了几个政党开展竞选活动的能力。 巴基斯坦塔利班(Taliban)和其他极端组织已经对许多候选人发出威胁,特别是对自由派和世俗派政党的成员。周四,一名身份不明的枪手绑架了一名候选人,他是前总理优素福·拉扎·吉拉尼(Yousaf Raza Gilani)的儿子,此举让大选陷入了更大的动荡之中。 沃尔什说,围绕着驱逐令送达的情况极为不寻常。他说,周三晚间,他在访友时接到了一个无法识别的电话号码打来的电话,对方建议他“立即回家”。 沃尔什到家后,发现有六名警官和一名便衣在门外等候他。便衣警察走向他家的大门,把信件递给他,让他签字。 他说,“我当着他的面打开信,因为我知道,事情相当严重。这事完全就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没有料到,会发生任何类似的事情。” 新闻自由的倡导者对这则消息表示愤慨,他们说,此次事件强化了巴基斯坦作为全球对记者最不友好的国家之一的恶名。 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亚洲项目协调人鲍伯·迪茨(Bob Dietz)在该组织的网站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对德克兰·沃尔什的驱逐表明了当局有多害怕媒体的独立报道。驱逐原因含混不清、以及在深夜发布驱逐令,都让此次驱逐含有要在历史性选举的前夜恐吓外国及当地记者的意味,此次选举可能预示,巴基斯坦民主制度在未来会不断壮大。” 巴基斯坦记者常常会受到恐吓、袭击或遭遇更严重的后果。据位于巴黎的倡导组织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数据,对记者而言,巴基斯坦一直是全球最致命的国家,自2013年初以来,已有六名记者因工作关系被杀。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过去十年里,巴基斯坦当局未能对23桩记者谋杀案的任何一名嫌疑人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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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市场的力量终将解放朝鲜

Sung Choi 首尔 我在2004年脱北。我决定冒着生命危险离开我的祖国——在那里我曾担任政府的心理战官员——当时我终于领悟到,这里存在着两个朝鲜:一个是真实的朝鲜,而另一个是政权杜撰出的版本。 尽管工作使我能够接触到外国媒体,但书籍里若包含批评我们亲爱的领袖金正日(Kim Jong-il)和他敬爱的父亲金日成(Kim Il-sung)的文字,会被大段地用墨水涂掉。一天,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我编造了一个借口下班后留下来,想破译历史书上被遮盖的文字。 我锁上了办公室的门,并把这些书页贴在窗户上。从窗外射入的光使挡在墨水后面的文字清晰可见。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文字。我一次又一次地在下班后留下来,学习我国的真实历史,或至少是对它的另一种观点。 最让我震惊的是对朝鲜战争的新发现。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一直被灌输的是,韩国对我们发动了入侵,点燃了那次冲突。然而当时我读到的是,不只韩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认为是朝鲜发起了战争。谁对谁错呢? 在我痛苦的脱北经历中,我通过贿赂跨过了边境,并越过一条冰冻河流逃到了中国,此后我才认识到,世界上还存在着第三个朝鲜,一个理论上的朝鲜。这是一个由外部世界构建出的朝鲜,一个对其政权和宣传的零碎分析,并不符合该国真实的政治经济情况。 朝鲜统战部(United Front Department)被认为是“进出朝鲜的窗户”,我们这个部所有的人都把外交三原则谙熟于心:一、别理韩国;二、利用日本的情绪;三、对美国说谎,但必须确保这些谎话符合逻辑。 金正日强调了这三个原则的重要性,在这三原则的框架内,我们按要求实施他的外交关系理念。朝鲜在应对韩国、日本和美国时一直严格坚持这些原则。 我们部门的任务就是欺骗我们的人民和世界,尽一切所能来维护我们领袖的统治地位。我们公开地把与韩国的对话称为“培植援助”,因为尽管首尔通过所谓“阳光政策”寻求对话,我们却并没有将其视为外交进展的突破口,而是借此机会尽可能多地榨取援助。通过无休止的马拉松式的六方会谈,我们还成功地为我们的核计划争取到了时间。 尽管平壤是在欺骗,但外部世界的许多人仍然相信理论上的朝鲜,认为与该政权进行对话是会带来改变的。但从我个人多年在该政府内的经历来看,对话无法让平壤做出任何改变,即便是换成当前的朝鲜领袖金正恩(Kim Jong-un)也不行。 对话永远无法诱使这个政权放弃核武器,因为核计划与其生存息息相关。而且对话将不会带来长远改变,该政权只是把对话视为榨取援助的工具。高层外交无法令该政权进行经济改革。改变的关键在该政权的势力范围之外,即其活跃的地下经济。 所有朝鲜人以前都依赖国家配给体系而生存,直到该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崩溃。其崩溃部分是因为执政者把投资集中在“党的经济”上,这个经济供养的是对金家王朝的崇拜及精英阶层的奢侈品消费,而不是以国内生产和贸易为基础来发展正常的经济。绝望的人们开始在街上用家庭用品换购大米,因此地下经济就产生了。由于成千上万的人处在饿死的边缘,当局别无选择,只能对开始流行起来的非法市场视而不见。 这个时期,朝鲜的各个单位被要求对员工的生计负责。这些单位唯一能做的就是成立“贸易公司”,公司把原材料出售给中国,以换取大米。这些公司成为了地下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并担负起了进出口中心的作用,后来还开始从中国进口像冰箱和收音机这样的消费品。 同样地,党内官员也开始不择手段地分一杯羹,通过接受贿赂和禁止金融活动来获利。如今,朝鲜政党已深入参与到市场经济中,这些“贸易公司”被党内官员的子女所占据,并公开以党和军队的名义进行运营。总的来说,整个朝鲜都依赖于市场经济,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受它影响的。 市场的兴起带来了非同一般的社会效应:个人和国家之间的脐带被截断了。在人们眼中,对现金的重视已经取代了对国家的忠诚。绿背美钞是首选货币。 通过用美元(很多是假币)购买中国产品,朝鲜人还认识了比金氏家族还要伟大的领袖。那些让美元如此耀眼的人是谁?朝鲜人如今已认识到,对最高领袖的忠心没有带来切实利益;但印有美国人头像的美钞却可以换取很多东西:大米、肉、甚至是升职。 如今,当国家雇主命令朝鲜人参加政治活动时,他们知道这是在浪费时间。履行这一国民职责的朝鲜人越来越少。普通人的经济独立性和心理独立性不断增加,这成为了当局的心头大恨。 这也是变革的关键。我们不该把朝鲜当局及其代理人认定为改革的可能发起人,而是必须要认识到繁荣市场的威力,即市场会缓慢但确定地给朝鲜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朝鲜人民获得权力,这不仅对该国的积极转型至关重要,也能在朝鲜政权最终倒台后,确保国家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时代。 和中国之间不断增加的贸易活动让朝鲜的边境在很多方面出现漏洞,有助于信息进出该国。如今,很多朝鲜人都能通过走私DVD或储存卡来观看韩国电视节目。 加快变革的另一个办法是继续向该国发送广播,这样朝鲜人就能更容易地用他们的非法设备来收听外来节目。另一个办法是支持朝鲜流亡者的工作,他们是跨越边境向国内输送商品和自由思想的通道。 和平壤对话只会给这些刻意制造的危机带来一时的解决办法。以我的经历来看,对话只会激发更多欺骗。自下而上地关注朝鲜,并以该国的市场现实为基础,这是让朝鲜当局改革或倒台的唯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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