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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印“帐篷对峙”为何没有闹大?

钓鱼岛主权之争,让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中国与印度间存在争议的领土至少有12万平方公里,是钓鱼岛列岛面积的数万倍。然而,边界分歧并没有成为中印关系升温的障碍。5月19日至22日,李克强访问印度。作为就任总理后的首次出访,李克强对首站选择印度的信号意义并不讳言:“我此次访印就是想向全世界表明,中印政治互信在增加,务实合作在拓展,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李克强访印期间与辛格总理两度会谈,两国发表 “ 中印联合声明 ” ,内容长达35条,涵盖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共识和合作意向。声明特别强调,“双方视对方为互利伙伴,而非竞争对手。” 李克强访印受到印度方面的热情接待,气氛融洽。然而,不到一个月前,中印军队还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紧张对峙。印度方面称,4月15日中国一个排级建制的小分队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并搭起帐篷。印度边境警察快速反应小组出动,并竖起了中英文条幅要求中国军队退回实控线中国一侧。中国小分队并没有撤离,而印度军队也在附近搭起帐篷,在中印边境线上出现了奇怪的“帐篷对峙”。 在此之前,中印边境经常存在“你来我往”的事件,但双方都没有正面对峙,更不要说持续十几天的“帐篷对峙”。中印边界一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印军高层频频做出强硬表态,参谋总长前往边境地区视察,国防部长声言保护领土与主权完整,还有印度媒体报道印度精于山地作战的部队向对峙地区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22日至25日,连续四天对中印边界地区局势发表谈话。华春莹的表态明显意在给中印边界对峙降温:与对钓鱼岛问题的表态不同,她没有誓言中国对争议地区的主权主张和捍卫领土的决心,也未使用“抗议”等严重的外交交涉语言,却明确传达了两个信息:中方尊重和遵守中印边境地区的实际控制线;中国边防部队没有越过实控线。 印方随即对中方的温和反应“投桃报李”。4月25日,印度外长库尔希德就“帐篷对峙”表态称,中印已经启动了边境事务磋商机制,相信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他把边界对峙比作中印关系这张脸上的“小痤疮”,“敷一点膏药”即可。4月27日,印度总理辛格就“帐篷对峙”打破沉默,他强调这是可以被解决的局部问题,同时警告印度媒体不要恶意炒作和挑拨中印关系。处在严格管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对中印对峙的报道显得更为克制。 中印双方的外交沟通迅速取得进展。5月5日,中印军队后撤,结束了长达三周的对峙,恢复了4月15日以前实际控制线存在的状况。路透社报道,印度军队从对峙点后撤了约一公里。5月20日发表的“中印联合声明”指出,在边界问题解决前,中印将共同努力,根据已签协定,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进一步确认了中印双方谋求管控边界分歧的共识。 据《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5月7日报道,中印沿实控线恢复原状,不仅是双方从德普桑撤走部队,还包括印方放弃拉达克楚马地区的一个要塞。中国军队4月15日搭建“帐篷”营地后,印度也加紧整固楚马要塞。《印度快报》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虽然印中两军都撤回原营区,但有关楚马的条件是关键。中方明确向印方表示,印军必须放弃楚马要塞。 印度在楚马地区修建哨所,是近年中印边界摩擦的一个焦点。印度在楚马的哨所,本为季节性。夏季为印度控制,冬季为中国军队控制,其哨所设施冬季会被中国军队拆除。2012年,印军试图将楚马哨所永久化,中国军队高度警惕并加强了对该地区巡逻。这也是此次“帐篷对峙”的重要诱因。 中印关系在“帐篷对峙”面前,为何能实现从危到机的轻松转身? 首先,中印双方边界问题是个历史遗留问题,1962年两国边境冲突后,两国搁置争端已有半个世纪。中印西段边界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和东段边界争议的藏南地区(即麦克马洪线)均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有关。繁杂的历史因素加上现代国际关系的“主权”理念,要厘清2000公里的边界线并非易事,双方历经15轮谈判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中印1962年爆发的边境冲突是双方的一个心结,尤其被印度陆军视为耻辱。即使回首那场小规模的战争,也可以看到这是两个邻国之间发生一场有限战争——持续时间短,投入战斗的部队少,中国还归还了印军的俘虏与武器,这与中日历史上的全民族战争不可同日而语。 正视现实,中印都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双方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共识是,维持现状对双方都有利,两国还为此还建立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即使出现“帐篷对峙”,两国政府也会采取措施降温。双方的对话机制也为防止冲突升级提供了制动闸。 其次,中印“文官统军”的体制对遏制冲突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军人政府或军方掌握实权的国家不同,中印军队都受文官政府(执政党)节制。印度建国之后除了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曾实行紧急状态,民主体制一直比较稳定,与经常发生军事政变的邻邦巴基斯坦大相径庭。中国强调“党指挥枪”,解放军虽有少数少壮派军官频频发出强硬言论,但是军队高层更强调绝对服从——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 “文官统军”原则之下,军队是国家战略的工具,文官负责战略决策时,倾向于从国家整体利益而非军队部门利益的出发。中印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军事冲突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更受文官政府青睐。 印度边境警察部队的指挥权归内政部,警察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秩序,而国防军是为了抵御外敌。4月“帐篷对峙”期间,印度陆军高层要求获得拉达克中印边界地区边境警察部队五个营的指挥权,印度内政部则一如既往地拒绝了陆军的要求。辛格内阁对陆军鹰派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中印双方都认同经贸合作是当前两国关系的大局。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660多亿美元,2015年将会达到1000亿美元。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不管是印巴关系还是中日关系,中印双方各自都已经面临地缘政治难题,与四面八方的邻国制造摩擦,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中国与印度同是金砖国家集团成员,2013年第五届金砖国家首脑峰会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库等多边合作机制,这是新兴市场国家寻求多边治理的“试水之举”,但是只有共识与信任才会真正推进这一机制的发展,中印不愿意看到边界问题成为强化金砖国家合作的障碍。 最后,中印关系也是全球大国政治的延伸。中印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从实力与潜力而言,两国足以影响亚洲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大国需要有独立的外交战略目标与手段,不会甘心成为他国的棋子,同时,还需要大国地位被其他大国认可。此轮“帐篷对峙”及其化解显露出中印两国的大国心态。 在亚太格局大调整的“窗口期”,中印都有自己的抱负,中印交恶不过重演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悲剧而已。在中印陆上边界对峙的同时,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的争端趋于白热化,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正是在这样的时机访问了印度,暗示日印联手制衡中国。然而,中印边界对峙很快化解,李克强访印未受影响。 印度外长库尔希德5月访华期间表示,亚洲世纪不可能单单是印度的世纪,亚洲世纪将属于印度和中国。同样,对中国而言,要在亚洲“一枝独秀”也是不可能的,周边外交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前提。印度近期又宣布推出美日印三边联合军演,更愿意将军演限于双边。美日印三边海上军演有明显针对中国的倾向,也使印度介入太平洋地区面临与中国的海上竞争,这并不符合印度的整体利益。 成熟的外交需要中庸与克制。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决策者都已认识到,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源经营中印关系。“中印大同”可能是一种过高的理想,而“中印一战”注定是一场噩梦,危机管理和风险管控才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承认中印之间的矛盾,发掘两国的共同利益。李克强与辛格最新一轮良性互动的基础正在于此。 孙兴杰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自由派经济学家为自由逃离俄罗斯

莫斯科——一位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在政府调查员的压力下逃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为期一年的镇压运动已经从抗议者及其领导人蔓延到那些被怀疑在支持他们的精英权力中间人身上。 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曾在德米特里·A·梅德韦杰夫(Dmitri A. Medvedev)任总统时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因合写一份报告对入狱的石油大亨米哈伊尔·B·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B. Khodorkovsky)所遭受的待遇做出指责而卷入一起案子,并为此反复遭到讯问。 Maxim Shemetov/Reuters 俄罗斯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厄夫。 在古里耶夫逃离之际,正值调查开始转向统治体系内部为反对者运动提供支持的人。 调查人员的怀疑背后存在着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在组成莫斯科统治阶层的商人和技术官僚中,很多人持有较为自由派的观点,他们不太认同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深圳维稳官员猥亵台湾男服务生

图来自TVBS 台湾——台湾媒体报道称,广东深圳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维稳及综治办主任李平山涉嫌在台湾猥亵21岁男服务生。南都消息称台北方面证实此事属实,双方已经以18万新台币达成和解放弃上诉。 台湾媒体报道称,中国大陆一名已婚李姓男官员受邀来台,5月19日台北圆山饭店的晚宴中,李姓官员借着酒意,对一名长相俊秀的20多岁男实习行李员出言猥亵,更把被害人拉进厕所企图性侵,被害人赶紧出手反制,大声斥责,逃离厕所。随后被害人将此事告知主管并报警。 这名官员承认,当时喝了酒,一时兴起才会失控;他觉得相当抱歉和后悔,愿意和对方和解。双方事后达和解。 该官员在台湾猥亵男服务生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引发关注,媒体报道称涉事官员系深圳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维稳及综治办主任 李平山 ,南都报道称,事件双方已经以18万新台币达成和解放弃上诉。 21日晚,龙岗区官方微博表示,“我们关注到网络反映的李姓官员涉嫌在台猥亵一事,已要求涉事人立即返回说明情况,同时通过有关方面了解情况,待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即迅速作出相应处理。”FMN

纽约时报 | 巴基斯坦驱逐《纽约时报》记者

周五,《纽约时报》称,巴基斯坦下令要求该报驻伊斯兰堡分社社长在全国选举前夕限期离境。《纽约时报》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在寻求撤销针对该记者的驱逐令。 巴内政部没有对驱逐令做出详细解释。该命令来自一封包含两句话的信件,当地时间午夜00:30分,巴警方将驱逐令送至分社社长德克兰·沃尔什(Declan Walsh)家中。 “鉴于你不受欢迎的活动,现通知取消你的签证,”驱逐令写道,“因此请你在72小时内离境。” 驱逐令发布的时间意味着,沃尔什必须在巴基斯坦选举当夜前离境,而此次选举是该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一个民选政府结束任期,并将权力转交给另一个民选政府的过程。 39岁的沃尔什是一名资深记者,他已经在巴基斯坦生活和工作了九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为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工作。2012年2月,沃尔什被《纽约时报》雇佣,针对巴基斯坦的政治动荡局势、伊斯兰主义分子叛乱,以及该国与美国时而紧张的关系,他进行了大量报道。一直以来,美国在对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的武装分子实施无人机袭击。 《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吉尔·阿布拉姆松(Jill Abramson)在一封写给巴基斯坦内政部长马利克·穆罕默德·哈比卜汉(Malik Muhammad Habib Khan)的抗议信中对驱逐令事件表示了关切,她称沃尔什是一名“有良知的记者,总是平衡、细致、真实地报道巴基斯坦”。她要求内政部长恢复沃尔什的签证。 而关于巴方对沃尔什进行不受欢迎活动的指责,阿布拉姆松称其“十分模糊,没有证据支持,而且沃尔什也没有收到对其被指称的错误行为的进一步解释”。签发驱逐令时,巴基斯坦即将举行被认为是重要民主里程碑的全国选举,这一点也令人惊讶,阿布拉姆松写道。 “在投票日驱逐一名资深记者,和大选给人的印象相悖,”阿布拉姆松写道。 过去两天,《纽约时报》多次要求巴政府提供相关细节,但后者并未做出回应。 大选前夕的这段时期,暴力活动尤为猖獗,激进分子发动的自杀性爆炸袭击和其他袭击实际上削弱了几个政党开展竞选活动的能力。 巴基斯坦塔利班(Taliban)和其他极端组织已经对许多候选人发出威胁,特别是对自由派和世俗派政党的成员。周四,一名身份不明的枪手绑架了一名候选人,他是前总理优素福·拉扎·吉拉尼(Yousaf Raza Gilani)的儿子,此举让大选陷入了更大的动荡之中。 沃尔什说,围绕着驱逐令送达的情况极为不寻常。他说,周三晚间,他在访友时接到了一个无法识别的电话号码打来的电话,对方建议他“立即回家”。 沃尔什到家后,发现有六名警官和一名便衣在门外等候他。便衣警察走向他家的大门,把信件递给他,让他签字。 他说,“我当着他的面打开信,因为我知道,事情相当严重。这事完全就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没有料到,会发生任何类似的事情。” 新闻自由的倡导者对这则消息表示愤慨,他们说,此次事件强化了巴基斯坦作为全球对记者最不友好的国家之一的恶名。 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亚洲项目协调人鲍伯·迪茨(Bob Dietz)在该组织的网站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对德克兰·沃尔什的驱逐表明了当局有多害怕媒体的独立报道。驱逐原因含混不清、以及在深夜发布驱逐令,都让此次驱逐含有要在历史性选举的前夜恐吓外国及当地记者的意味,此次选举可能预示,巴基斯坦民主制度在未来会不断壮大。” 巴基斯坦记者常常会受到恐吓、袭击或遭遇更严重的后果。据位于巴黎的倡导组织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数据,对记者而言,巴基斯坦一直是全球最致命的国家,自2013年初以来,已有六名记者因工作关系被杀。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过去十年里,巴基斯坦当局未能对23桩记者谋杀案的任何一名嫌疑人提起公诉。

纽约时报 | 市场的力量终将解放朝鲜

Sung Choi 首尔 我在2004年脱北。我决定冒着生命危险离开我的祖国——在那里我曾担任政府的心理战官员——当时我终于领悟到,这里存在着两个朝鲜:一个是真实的朝鲜,而另一个是政权杜撰出的版本。 尽管工作使我能够接触到外国媒体,但书籍里若包含批评我们亲爱的领袖金正日(Kim Jong-il)和他敬爱的父亲金日成(Kim Il-sung)的文字,会被大段地用墨水涂掉。一天,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我编造了一个借口下班后留下来,想破译历史书上被遮盖的文字。 我锁上了办公室的门,并把这些书页贴在窗户上。从窗外射入的光使挡在墨水后面的文字清晰可见。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文字。我一次又一次地在下班后留下来,学习我国的真实历史,或至少是对它的另一种观点。 最让我震惊的是对朝鲜战争的新发现。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一直被灌输的是,韩国对我们发动了入侵,点燃了那次冲突。然而当时我读到的是,不只韩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认为是朝鲜发起了战争。谁对谁错呢? 在我痛苦的脱北经历中,我通过贿赂跨过了边境,并越过一条冰冻河流逃到了中国,此后我才认识到,世界上还存在着第三个朝鲜,一个理论上的朝鲜。这是一个由外部世界构建出的朝鲜,一个对其政权和宣传的零碎分析,并不符合该国真实的政治经济情况。 朝鲜统战部(United Front Department)被认为是“进出朝鲜的窗户”,我们这个部所有的人都把外交三原则谙熟于心:一、别理韩国;二、利用日本的情绪;三、对美国说谎,但必须确保这些谎话符合逻辑。 金正日强调了这三个原则的重要性,在这三原则的框架内,我们按要求实施他的外交关系理念。朝鲜在应对韩国、日本和美国时一直严格坚持这些原则。 我们部门的任务就是欺骗我们的人民和世界,尽一切所能来维护我们领袖的统治地位。我们公开地把与韩国的对话称为“培植援助”,因为尽管首尔通过所谓“阳光政策”寻求对话,我们却并没有将其视为外交进展的突破口,而是借此机会尽可能多地榨取援助。通过无休止的马拉松式的六方会谈,我们还成功地为我们的核计划争取到了时间。 尽管平壤是在欺骗,但外部世界的许多人仍然相信理论上的朝鲜,认为与该政权进行对话是会带来改变的。但从我个人多年在该政府内的经历来看,对话无法让平壤做出任何改变,即便是换成当前的朝鲜领袖金正恩(Kim Jong-un)也不行。 对话永远无法诱使这个政权放弃核武器,因为核计划与其生存息息相关。而且对话将不会带来长远改变,该政权只是把对话视为榨取援助的工具。高层外交无法令该政权进行经济改革。改变的关键在该政权的势力范围之外,即其活跃的地下经济。 所有朝鲜人以前都依赖国家配给体系而生存,直到该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崩溃。其崩溃部分是因为执政者把投资集中在“党的经济”上,这个经济供养的是对金家王朝的崇拜及精英阶层的奢侈品消费,而不是以国内生产和贸易为基础来发展正常的经济。绝望的人们开始在街上用家庭用品换购大米,因此地下经济就产生了。由于成千上万的人处在饿死的边缘,当局别无选择,只能对开始流行起来的非法市场视而不见。 这个时期,朝鲜的各个单位被要求对员工的生计负责。这些单位唯一能做的就是成立“贸易公司”,公司把原材料出售给中国,以换取大米。这些公司成为了地下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并担负起了进出口中心的作用,后来还开始从中国进口像冰箱和收音机这样的消费品。 同样地,党内官员也开始不择手段地分一杯羹,通过接受贿赂和禁止金融活动来获利。如今,朝鲜政党已深入参与到市场经济中,这些“贸易公司”被党内官员的子女所占据,并公开以党和军队的名义进行运营。总的来说,整个朝鲜都依赖于市场经济,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受它影响的。 市场的兴起带来了非同一般的社会效应:个人和国家之间的脐带被截断了。在人们眼中,对现金的重视已经取代了对国家的忠诚。绿背美钞是首选货币。 通过用美元(很多是假币)购买中国产品,朝鲜人还认识了比金氏家族还要伟大的领袖。那些让美元如此耀眼的人是谁?朝鲜人如今已认识到,对最高领袖的忠心没有带来切实利益;但印有美国人头像的美钞却可以换取很多东西:大米、肉、甚至是升职。 如今,当国家雇主命令朝鲜人参加政治活动时,他们知道这是在浪费时间。履行这一国民职责的朝鲜人越来越少。普通人的经济独立性和心理独立性不断增加,这成为了当局的心头大恨。 这也是变革的关键。我们不该把朝鲜当局及其代理人认定为改革的可能发起人,而是必须要认识到繁荣市场的威力,即市场会缓慢但确定地给朝鲜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朝鲜人民获得权力,这不仅对该国的积极转型至关重要,也能在朝鲜政权最终倒台后,确保国家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时代。 和中国之间不断增加的贸易活动让朝鲜的边境在很多方面出现漏洞,有助于信息进出该国。如今,很多朝鲜人都能通过走私DVD或储存卡来观看韩国电视节目。 加快变革的另一个办法是继续向该国发送广播,这样朝鲜人就能更容易地用他们的非法设备来收听外来节目。另一个办法是支持朝鲜流亡者的工作,他们是跨越边境向国内输送商品和自由思想的通道。 和平壤对话只会给这些刻意制造的危机带来一时的解决办法。以我的经历来看,对话只会激发更多欺骗。自下而上地关注朝鲜,并以该国的市场现实为基础,这是让朝鲜当局改革或倒台的唯一有效途径。

纽约时报 | 日本树木死亡,中国污染所为?

Kosuke Okahar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环境工程学家永渊修(右二)检查位于屋久岛四周的监测站,衡量空气中臭氧和含硫排放物的水平。 日本屋久岛——这座岛上的原始森林中出现了一场神秘的疫病,许多树木死亡。现在,苍白干枯的死树残枝散落在深绿色的山间。环境工程学家永渊修(Osamu Nagafuchi)对屋久岛及这里高低起伏的地貌充满热情。他认为疫病的幕后元凶是空气污染物,来自几百英里之外烟雾滚滚的中国。 多年来,永渊修的理论一直被其他科学家所忽视。而负责管理这座西南岛屿上的森林的中央政府官僚们,对他的观点也大加嘲笑。然而,现在日本已经开始认真对待他的警告。日本全国都对健康问题产生了恐慌,人们担心,可能具有危险性的空气污染颗粒物越来越多,而且它们已经席卷了日本的其他地区。现在许多人认为其源头是快速工业化的巨大邻国——中国。 The New York Times 日本屋久岛正好处在中国的下风向,岛上原始森林许多树木神秘死亡。 最近,中国已向公众发布了更多警告,指出中国城市里浓灰的空气,产生健康危害的风险越来越高,因此日本的恐慌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尽管永渊修和一小群合作者表示,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政治动机,但他们也承认,对中国已经开始产生怨恨的公众,可能更容易接受他们的观点。公众怨恨中国的原因有,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了亚洲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他们认为,在针对双方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产生的领土争端中,中国的态度趾高气扬。 日本官员仍然在质疑,这些松树的死亡是否应归咎于空气中的污染物。但是,至少他们和其他科学家,已经开始把远离日本国内工业中心的屋久岛看做一个理想实验室,用于了解中国日益加剧的环境问题对邻国的影响。 一些岛民已经接受了永渊修的观点,他们担心污染物会威胁他们的健康。 屋久岛町长荒木耕治(Koji Araki)称:“我们有种煤矿里的金丝雀的感觉了。屋久岛正好处在中国的下风向,所以我们首当其冲。” 无论原因是什么,屋久岛上树木的死亡都很令人担忧。屋久岛是座多山的小岛,位于日本四座主岛最南端的九州岛以南。日本其他地区人口稠密,而这座小岛却森林茂密,地面上覆盖着苔藓,一派罕见的原始自然风貌。人们担心,日益严重的烟雾问题,会使徒步者及其他生态旅行者对屋久岛望而却步。屋久岛上的1.4万名居民需要以旅游业为生。 旅客来屋久岛,多数是为了观赏其壮美的雪松。目前,这场导致松树死亡的神秘疫病尚未影响雪松。1993年,屋久岛因其雪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为世界遗产。 几百年来,人们砍伐屋久岛雪松,用于建造古都京都的一些宏伟庙宇。现存最大的雪松是绳文雪松(Jomon cedar)。此树树干多瘤,底部周长16英尺(约合4.9米),估计至少有2600年树龄。 正在死亡的树木来自一个濒危的松树品种。这种松树只见于屋久岛及附近的一座岛上。永渊修称,1992年至1996年,当卫星照片显示树木死亡量大幅增多时,他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永渊修是日本中部滋贺县立大学(University of Shiga Prefecture)的生态系统研究学教授。 1992年永渊修还是九州一座城市的公务员,当时他在屋久岛的山顶徒步旅行时,就发现了变黑的雪。于是,他开始把收集和分析雪样当做周末的爱好。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雪样中有硅、铝和其他煤燃烧产生的副产品,中国人使用煤来为房屋供暖。利用风向图判断,他提出这些污染物是从中国跨过东海来到这里的。 这个发现促使永渊修辞去了市里的工作,并最终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他的很多研究都是关于屋久岛的。他在岛上各处建立了小型的监测站,衡量空气中臭氧的水平和含硫排放物的水平,这两种物质通常是燃烧煤或汽车废气的副产品。 在最近某一天的下午,永渊修爬到了海拔约为2000米的黑味岳(Mt. Kuromi)顶端,来到了位于山顶的监测站,这是监测站中位置最高的一座。他连接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从监测站的小型数字记录器上下载数据,他指出,本来应该清新纯净的空气,现在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霾。 今年62岁的永渊修每个月来一次屋久岛,以收集数据。他说,“风从北京和天津刮过来时情况最糟糕。”这两座中国城市位于西北方,距离此地900英里(约合1500公里)。“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大国工业化的时候,其影响会蔓延到各个地方。”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初发表这些研究发现时,永渊修和他的主要伙伴手塚贤至(Kenshi Tetsuka)首先受到了林业官员和资深科学家的嘲笑,这些科学家称,他们是在耸人听闻,目的是吸引公众对树木死亡的关注。一些科学家还质问,为什么随着中国污染问题的加剧,树木的死亡却还是放缓了。永渊修说,相信污染很快地杀死了病弱的树木,留下了更健壮的树木。手塚贤至是一名岛上的居民,他建立了一个保护松树的小型环保组织。 在2000年代早期,由于有证据显示日本各地来自中国的污染物都出现增多,他的观点开始得到接受。日本政府的林野厅(Forestry Agency)开始允许永渊修建立自己的监测站,而且正在与他和手塚贤至联合开展研究。不过林野厅仍然认为死亡是昆虫侵扰和鹿群规模失控造成的,后者可能会吃光小松树的松针。 他们指出,在中国经济起飞之前,屋久岛上就出现了松树死亡情况。 林野厅驻屋久岛的一位官员饭岛弘治(Hiroharu Ijima,音译)说:“我们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我们尊重他的研究。” 在北京污染物水平急剧提高,引人警觉之后,日本公众对中国造成的环境影响所产生的焦虑,今年出现急剧恶化。此后,日本西部几座城市的官员曾就高企的PM2.5水平发出警告。PM2.5是指尺寸小于2.5微米的微小颗粒,这种颗粒小到足以沉积到人的肺部。数座日本城市今年发布了警告,要求居民在污染物水平急剧提高时待在室内。 上个月的一天,屋久岛的空气变得特别浑浊,当地官员请求借用永渊修的监测站来测量PM2.5水平。结果,当时的水平高于政府建议的安全水平,于是官员们要求当地的小学取消了一次到附近森林的户外活动。 一些居民相信污染是由中国造成的。他们表示自己感到很无助,即使政府确信永渊修是对的,他们也怀疑政府没办法采取什么措施。 “对于这件事,除了要求中国花费更多的钱净化环境之外,我们能做的不多,”永渊修的研究助理手塚贤至说,“恐怕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纽约时报 | 波士顿,一座伤城的两场告别

Josh Haner/The New York Times 周一,马萨诸塞梅德福,波士顿爆炸案遇难者克里斯托·坎贝尔的葬礼。她的祖母说,“我肯定会想念她的,她是我的宝贝孙女。” 马萨诸塞梅德福——周一,当地两个社区带着对一周前发生的波士顿马拉松( Boston Marathon )爆炸案的恐怖记忆,腾出地方举行了一次低调的纪念仪式,向克里斯托·坎贝尔(Krystle Campbell)和吕令子告别。这两个年轻女子都死于发生在比赛终点线附近的爆炸。 周一晚上,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附近有850人聚集在一起纪念23岁的统计学研究生吕令子,她和朋友一起站在终点线附近,不幸被炸身亡。吕令子刚从中国来到这座城市不久,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第二故乡数一数二的年度盛事。 Pool photo by Dina Rudick 周一,波士顿大学,吕令子悼念仪式后,学生们相互安慰。 波士顿大学网站上周发布了她父母的 公开信 ,信中写到,“我们希望,每个认识令子、感受过她的积极精神和快乐的人,能帮助将她的精神传递下去。” 她的父母上周从中国来到这里,也参加了纪念活动。他们、吕令子的朋友和波士顿大学的教职员工都讲述了自己对吕令子的回忆。 吕令子的室友、中国留学生李晶(Jing Li,音译)称,“我们俩以前都没有住过校外公寓,也都没有男朋友。我们就像一对失散多年的姐妹,急切地想要开始在波士顿的生活。” 李晶说,“我完全不知道,这段友谊只能持续一年。我们会一直跑下去,替你完成剩余的赛程。” 吕令子的死亡在波士顿华人群体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一纪念活动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他们称,她的悲惨遭遇完全可能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 28岁的田博远(Boayuan Tian,音译)来自坎布里奇,她回忆了自己五年半之前刚到波士顿时观看马拉松比赛的情景。 她说,“我觉得我和她之间有一种联系。我也是家里的独生女,我的父母也在中国。我不能想象,如果这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父母会怎样。” 上周,为了纪念吕令子,波士顿大学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基金。到现在,波士顿大学校董会成员的基金捐款已经超过了56万美元(约合346万元人民币)。 29岁的餐厅经理坎贝尔成长在波士顿的一个中产阶级郊区,每年都会尽量参加马拉松比赛。人们在她成长的地方为她举办了一场罗马天主教弥撒,随后将她埋葬。数百名家庭成员和朋友出席了在圣约瑟教堂(St. Joseph’s Church)举行的仪式,列席的还有州长德瓦尔·派崔克(Deval Patrick)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爱德华·J·马基(Edward J. Markey)。随着孤零零的丧钟响起,他们排成一列走进教堂。 教堂里很快便挤满了人,至少有100名哀悼者被留在了教堂外面,他们在那里徘徊,各自怀想逝者。21岁的大学生茱莉亚·齐亚姆巴(Julia Dziamba)便是其中之一。她曾在夏日小屋(Summer Shack)工作,是坎贝尔的下属。齐亚姆巴说,“她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即便是因我们没做好清洁或按时完成工作而生气的时候也不例外。” 仪式没有对媒体开放,其间坎贝尔的家人没有发言。奇普·海因斯神父(Rev

纽约时报 | 波士顿爆炸案在中国引发巨大关注

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发生时,正值北京时间周二凌晨三时左右。虽然在距离上和中国遥远,但是由于微博、Twitter等传播工具的存在,再加上今年有万科队等多位中国跑者和助战者的加入,这一事件在中国的微博和媒体上获得了巨大关注,各种来自现场的文字、照片、视频很快就传遍了网络。在当天的新浪微博时事热搜排行榜中,“波士顿”排在了第一位。 万科董事长王石当时正坐在比赛终点——位于波士顿科普利广场(Copley Square)的VIP观众席上,为万科队员助阵。他第一时间在新浪微博上直播了爆炸现场的情况,北京时间凌晨03:12分,他发帖说,“终点赛道附近两声巨响,比赛终止,疏散...爆炸威力不是很大,怀疑恐怖所为... ”他还发出了现场照片,照片上显示,烟雾弥漫,遮住了背景的高楼,观众距离赛道距离很近,只有一道栅栏之隔。 Charles Krupa/Associated Press 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发后,医疗工作人员在救助伤员。 Kenshin Okubo/The Daily Free Press, via Associated Press 马拉松参赛者和观看者正在四散逃离。 据王石早前的另一条微博,万科今年组织了由公司员工、业主、合作伙伴构成的15人队伍,参加这一国际马拉松盛事。他们的家属也到现场加油助威,有一张照片中,一个中国小女孩带着有中国国旗心形图案的墨镜,手里拿着一面万科 字样的旗帜 。 两个小时之后,王石发出了第二条微博,“询问电话涌进,关心万科队的安全。万科队和田老师的队都安全。但这场针对国际赛事的恐怖袭击已有两名死亡、重伤6名,受伤人数超过100”,这条微博获得14000多条转发。 中央电视台在周二早上的“朝闻天下”节目中,对王石进行了电话连线采访。女主播胡蝶说让我们连线本台记者王石,王石愣了一下,说:“我怎么变成记者了?”这一小插曲成为这一悲剧性事件中的一个笑点。王石说自己先听到了一声响,比汽车轮胎爆胎的声音响,然后看到白烟腾起,直觉反应以为是事故。约15秒之后,从人行道的观众席上又传来一声响,并再次升起白烟,这时感觉就不是事故,“而是恐怖袭击”。他随后描述了现场警察的迅速反应和现场观众的疏散撤离状况。王石说,现场一边警察拆除隔离栅栏,让人群疏散,一边救护车往里面冲,“感觉非常令人感动”。 王石并非唯一一个从现场发出报道的中国人。王石微博中提及的田老师,是另一位中国参赛者田同生。根据他的新浪微博(@略博咨询田同生), 现场有“中国跑手35人”,加上家属以及中国留学生等,有上百人。田同生的妻子和三岁的女儿,也准备到终点迎接他。据田同生的微博记录,爆炸发生时,他“距离终点不到一公里了”。 当时正在波士顿的财新记者高昱恰巧和田同生的妻子和女儿在一起,据高昱发表在财新网的一篇 “亲历波士顿爆炸案” 的文章中说,此时“我还在终点东边约一公里之外”。他说,“等我们听闻发生爆炸的消息,迅速赶往终点,终点四面各一个街区已经设置路障,警察和身穿明黄色外衣的志愿者封锁了所有路口,清空街道,保证警车和救护车通行,警方还出动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巡逻”。 据高昱的记录,他陪同着田的妻子和孩子, 一路询问,找到家人聚集区(family meeting)的问讯处,现场有很多人在焦急询问参赛亲友的下落。在一位波士顿大学的中国女留学生帮助下,查到田同生刚刚通过40公里计时点,估计还有十几分钟到达备用终点,然后还需约一个小时,绕道步行抵达家人聚集区域。这位中国学生说,她有同学在爆炸中受伤。 在新浪微博的评论中,有不少网友用蜡烛图样为伤亡者祈祷,或是对行凶者进行谴责。体操运动员冯喆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谁这么践踏生命!体育怎么就又被这样折腾了啊。体育代表着和平啊!还有小孩子死去。希望被波及的家庭得到安慰和平静,希望参加比赛的同胞们平安回家。” 网易副总编、体育资深媒体人颜强则认为,“毫无疑问,这是蓄谋已久的恐怖袭击。春暖花开,各种著名国际马拉松不断上演,马上还会有伦敦马拉松。恐怖主义者,利用人们对于体育运动的热情,而制造杀机,卑劣无耻。” 但也有微博说,“冤有头债有主,应该报复(美国)政府。” “琢磨先生”的一条微博似乎很好地概括了中国网友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他说,“微博上无论发生什么,都会立刻分成至少两派。金正恩要发射核弹,有人痛骂反人类,有人击掌叫好说这才是不畏强权的爷们。波士顿恐怖袭击,有人谴责暴徒哀悼遇难者,有人声讨美国说炸的好真解恨......我们没有普世价值做基础,所以遇到事情很多人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或许会是一个常态。” 《环时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则如此表态,“美国发生恐怖主义爆炸。就两个字:谴责。这是环球时报坚定不移的态度。我认为这也应当是中国公众的公开态度。我知道美国舆论常对中国新疆等地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采取暧昧态度,但现在不是我们追究他们的时候。” 截至发稿时,据新华网报道,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证实,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在波士顿连环爆炸中受伤。根据中国广播网的报道,这名女生叫周丹龄,毕业于武汉大学,现在波士顿大学修读精算专业。波士顿大学的网站上证实该校有一名学生受伤,正在波士顿医疗中心治疗,情况稳定。但是该声明中没有披露这名学生的姓名。 爆炸事件已造成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8岁的男童,至少140人受伤。

纽约时报 | 中朝关系疏远公开化

北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Kim Jong-un )和中国高级官员上次面对面的公开交流不欢而散。 去年1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建国带领一个小型代表团访问朝鲜首都平壤。他带去了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封信,据称其中包含了一条简单的讯息:不要发射弹道导弹。 Jon Chol Jin/Associated Press 去年11月,李建国率中共代表团前往位于平壤的友谊塔。 12天后,金正恩执意发射了导弹。 朝中关系过去被誉为“唇齿”相依,但在金正恩持续违抗习近平的意愿后,朝中关系触礁。金正恩据信接近而立之年,是个政坛新手,而习近平现年59岁,是名老练的政治领导人。 至于繁荣的中国和贫穷的朝鲜之间的联盟关系冷淡到了何种程度,这一问题正被中国新闻媒体公开讨论。没什么人称之为严重不和,不过中国政府内部似乎正就如何面对金正恩展开激烈的辩论。 随着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周末期间展开其就任美国外交事务负责人后的首次中国之旅,有些情况一目了然。 金正恩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交似乎不及其父金正日(Kim Jong-il)掌权时的程度。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源于经验尚缺的金正恩与年长许多的中国领导人之间巨大的年龄差异。 去年11月的尴尬访问中,金正恩对来自习近平的克制要求嗤之以鼻,中国领导人之后再没对朝鲜进行过公开访问。 一些中国分析人士指出,朝鲜于今年2月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后,两国关系紧张,中国曾想派遣数名高级官员前往平壤,其中包括国务委员戴秉国,今年3月退休的他在朝鲜问题上经验丰富。 分析人士称,金正恩回绝了这一友好姿态,中方将这一迹象理解为,朝鲜新领导人希望表明,自己对北京的依赖度低于其父。 习近平是否与金正恩见过面也不得而知。 习近平上次访问朝鲜是2008年6月,当时他担任国家副主席。金正日罹患中风是这次访问之后的事,而最终任命金正恩为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移交过程当时尚未启动。 2010年到2011年间,中国鼓励朝鲜进行经济上的开放。有报道指出,彼时访问中国的四个朝鲜官方代表团中,金正恩至少参与了其中一个,由此,他将接替生病父亲的传言日益增多。 韩国首尔的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东亚研究副教授约翰·德勒里(John Delury)称,在这些访问中,至少有一次金正日的确与习近平进行了会谈。“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金正恩确实与其父同行。除非有确凿证据出现,我认为他没有。” 2012年8月,金正恩的姑父、四星大将张成泽(Jang Song-thaek)访问北京,并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会面。张成泽被认为是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亲密顾问。 张成泽此举被认为是为年轻的新任领导人访华铺路,当时中国似乎在努力推动实现该访问,以向朝鲜展示经济改革能为这个受压制的国家带来何种希望。但张成泽的到访没取得什么成效。 中国媒体对金正恩的评价不一。该国官方媒体称呼金正恩时还算客气,不像它们称呼乔治·W·布什总统(George W.

《纽约时报》记者获四项普利策奖

美国东部时间4月15日下午3点,2013年普利策新闻奖名单揭晓。《纽约时报》记者赢得了调查性报道奖(Investigative Reporting)、释义性新闻奖(Explanatory Reporting)、国际报道奖和特稿写作奖(Feature Writing)等四个奖项。普利策新闻奖于1917年创立,已成为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 深入调查 普利策奖章 在今年的获奖者中,大卫·巴斯托(David Barstow)和亚力姜德拉·扎尼克斯·冯·波特拉布(Alejandra Xanic von Bertrab)凭借沃尔玛海外贿赂丑闻的系列报道被授予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记者调查发现,当沃尔玛高层面对墨西哥子公司存在大量行贿的事实证据后,选择的不是根除违法行为,而是息事宁人。调查同时也揭露了沃尔玛最高层长久以来的斗争:一方面是大量宣传公司致力于遵守最高道德标准,另一方面是公司对增长无止境的追求。获奖文章包括: 《 沃尔玛深陷墨西哥贿赂门 》 全面解析 “苹果经济”组稿获普利策释义性新闻奖。这一系列报道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了苹果等科技公司的商业行为,审视了日益全球化的大型科技公司如何给经济与社会带来新的挑战。获奖报道如下: 1.  iPhone为何中国制造 ? 2.  iPad里的血与泪 3.  苹果是如何合法规避巨额税收的 4.  苹果店员不赚钱 ? 5.  日产能在美国制造,苹果为什么不能? 6.  用机器人取代人的革命 7. 专利权,一把双刃剑 8.  苹果App催生新经济 9

纽约时报 | 中国阻止藏人逃往尼泊尔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博达哈大佛塔,加德满都藏人群体的一个聚集地。今年2月,一名僧人为了表示对中国的抗议,在该佛塔附近自焚身亡。 尼泊尔楚萨——西藏以南的这一片的风蚀沙漠谷地曾是西藏牦牛商队有名的中转站,这些运盐的商队艰难地穿越喜马拉雅山结冰的山脊,途径此地。20世纪60年代,这里成为西藏游击队的基地,这些游击队接受中央情报局(CIA)的培训,以攻击那些占领他们家园的中国军队。 如今,出现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西北佛国木斯塘边陲的,却是中国人。中国官方试图阻止那些心怀不满的藏人逃往尼泊尔,他们还争取到尼泊尔当局的帮助,镇压尼泊尔藏人的政治活动,尼泊尔现在有2万名藏人。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木斯塘王子吉格米·辛基·帕尔巴·比斯塔。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尼泊尔木斯塘地区一座寺庙里的转经筒。中国正试图限制心怀不满的藏人逃往尼泊尔,并因此向尼泊尔官方寻求帮助。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木斯塘地区的亚拉村。中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对尼泊尔施加影响,其中大部分都涉及经济刺激措施。 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对尼泊尔施加影响,主要是财政激励措施。在木斯塘,中国每年提供价值5万美元(约合31万元人民币)的食品援助,并派遣军事官员跨越边境与当地的尼泊尔人讨论木斯塘王子所谓的“边境安全”问题,该王子只是名义上的王子。 中国在尼泊尔各地实施的举措已经奏效。据生活在尼泊尔的藏人透露,尼泊尔警方经常逮捕在加德满都参加反华抗议活动的藏人,警方甚至阻止藏人庆祝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生日。 在2012年的前八个月中,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尼泊尔的西藏难民的人数约为400名,比2011年同期减少50%。藏人将人数的减少归咎于中国在西藏地区不断加强的安保力量,以及中国培训的尼泊尔边防人员。 虽然美国政府曾表示将为西藏难民提供庇护,但尼泊尔政府拒绝允许5000名难民前往美国。 加德满都博达哈大佛塔藏人聚集区熙熙攘攘,曾是僧人的扎西甘单(Tashi Ganden,音译)坐在一家咖啡屋的天台上说,“藏人过去很容易在尼泊尔找到工作,很容易融入尼泊尔社会,但那是在中国施加影响之前。”在中国,扎西甘单是一名重要的政治犯。 尼泊尔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毛派游击队与军方长达10年的内战以及尼泊尔政府的持续不稳定致使尼泊尔更加贫穷。内战于2006年结束。尼泊尔与印度及中国接壤,尼泊尔领导人曾试图利用中国抗衡印度长期以来的影响。 近年来,尼泊尔和中国的相互示好有增强的趋势,中国提供大量援助资金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专业技术,并在蓝毗尼佛家圣地投资,据说,蓝毗尼是佛祖的诞生地。与此同时,中国也派有安保工作经历的大使前往尼泊尔。 4月1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加德满都告诉记者,中国方面的压力致使藏人更难进入尼泊尔。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卡特说,“我希望,尼泊尔政府不要同意中国的要求。” 尼泊尔内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联合秘书尚卡尔·普拉萨德·柯伊拉腊(Shankar Prasad Koirala)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尼泊尔没有拒绝帮助难民。他说,“尼泊尔政府正本着人道主义在援助、接待他们。” 也有一些尼泊尔官员解释说,尼泊尔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容许在尼泊尔开展反华分裂活动。 2008年藏人爆发大规模运动后,中国加大阻止藏人进入尼泊尔的力度。此后,至少有110名生活在中国统治下的藏人自焚,这些自焚事件进一步促使中国官方加强了西藏城镇及尼泊尔边境的安保工作。 加德满都也出现了自焚抗议活动,尼泊尔官员因此对西藏问题感到更加不安。2月份,西藏僧人——25岁的竹钦泽仁(Drupchen Tsering)在博达哈大佛塔附近的神圣圆顶佛塔前自焚后死亡。 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倡议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Tibet)透露,该地区的藏人要求归还竹钦泽仁的遗体,但当地官员在上月末的一个晚上将其火化,称没有家庭成员前来认领遗体。官员们稍后发布通知,警告不要举办公开葬礼。 近年来,官方对公开的宗教庆典活动进行了镇压,一些藏人还因此被关押数日。所谓的宗教庆典包括达赖喇嘛生日前后的一些庆祝活动。达赖喇嘛目前在印度流亡,加德满都曾经驻有一名他的代表,但其办公室于2005年被政府查封。 一位名叫次仁(Tsering)的年轻男子说,2012年4月他前往加德满都的一座寺庙参加生日庆典,结果却发现尼泊尔警方封锁了那片地区。整个聚会被搬到了一个礼堂。“我们连达赖喇嘛的生日都无法庆祝,”他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曾是僧人的扎西甘单说,2012年1月,当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宣布即将对加德满都进行四小时访问,有几十名藏人被提前逮捕。当地居民说,温家宝的访问原本定在一个月以前,但是因为担心会遭到藏人抗议而被取消。访问期间,温家宝同意在三年内为尼泊尔提供11.8亿美元以及其他援助。 最早的西藏难民是在1959年来到尼泊尔的。当时达赖喇嘛逃离西藏,他们就在难民营里安顿下来,至今这样的难民营仍有13个。博达哈大佛塔附近出现了一块藏人飞地。有些藏人通过制作毯子和手工艺品致了富,一些著名的西藏寺庙还积累财富,买下了加德满都谷地(Katmandu Valley)最好的一些房产。 之后,随着更多像扎西甘单这样的政治难民涌入,该地人口出现增加。藏人原本可以拿到难民卡,从而保障他们能享有一些权利,但尼泊尔在1998年结束了这种做法。 现在,难民需要支付约5000美元让蛇头把他们带到尼泊尔。他们通常会在位于加德满都谷地,由联合国难民署(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运营的一个转接中心待上六到八个星期,之后乘大巴前往印度。这些藏人期望能在那里得到达赖喇嘛的接见。 还有些是朝圣者,希望最终能返回尼泊尔,然后回到西藏。有些很久之前就来到这里的难民怀疑,有些难民其实是中国政府的间谍。 五年前,西藏发生了骚乱。在那以前,每年来到转接中心的难民都有2000到4000人。2008年,由于中国的安全部队封锁了西藏的城镇,这个数字降到了500至600人,次年又回升到了850人。此后便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 数十年来,尼泊尔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尼泊尔边防人员一般会让他们遇到的难民继续寻找避难所。而现在,藏人怀疑抵达加德满都的难民人数之所以很少,部分原因在于边防人员遣返了他们抓到的藏人,尤其是因为中国正在参与边境安全守备的训练项目。 边境地区的尼泊尔安全部队并不能独立地管控。去年,CNN播放了一段视频,一名穿着便服、身份不明的中国人,在边境线的尼泊尔一侧攻击一名CNN摄影师,而尼泊尔边防人员却在袖手旁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研究员凯特·桑德斯(Kate Saunders)说,“我们真不知道边境地区现在情况如何。” 对于中国而言,木斯塘地区是最敏感的边境地区之一。这是因为该地有康巴游击队反抗的历史,而且1999年,噶玛巴活佛(Karmapa Lama)从西藏秘密逃往印度时,还曾途经这个王国。现在,边境只在少数情况下,藏人和当地居民进行市场交易时,才会开放。 曾几何时,木斯塘人只需要拿着国王的书函就能进入西藏,前往冈仁波齐峰(Mount Kailas)朝圣。冈仁波齐峰是藏传佛教里最神圣的山。但是,这种朝圣之路在十几年前被中国政府切断。 “我们曾经要求政府,努力争取重新开放这条通路,”木斯塘王子吉格米·辛基·帕尔巴·比斯塔(Jigme Singi Palbar Bista)说。“我们的人民一直在仰望西藏的精神之光。”

美国疾控中心开始研制新禽流感疫苗

联邦卫生官员周四表示,针对正在中国传播的神秘新型H7N9流感病毒,他们已经开始研制种子疫苗。 尽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的一名发言人强调,研制疫苗“只是一项预防措施”,该机构的一名病毒学家却说,CDC对这种新病毒“甚感担忧”。 中国报称已确认14个患有这种新型流感的病例,并在周五报告称,已有6名患者死亡。 新华社报道称,尽管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追踪了14个确诊病例的数百名接触者,目前仍未发现人际传播的确诊病例。 这种病毒此前只见于野鸟体内,周四,人们首次从家禽体内分离出了这种病毒。从上海一家活禽交易市场的鸽子体内检出这种病毒之后,当局开始扑杀那里的所有禽鸟。 CDC流感研究部门的实验室副主任迈克尔·肖(Michael Shaw)表示,尽管CDC没有坐等中国病毒样本的到来,通过合成病毒DNA加快了研发速度,制成种子疫苗仍然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由于中国已经把这种病毒的基因序列公布在了公共数据库上,医生可以在实验室构建这种病毒的表面spike基因片段,并将其附着到病毒的“主干”上。所用病毒“主干”已被证明适于实验室培养,培养基是无菌鸡蛋,人们将在这些鸡蛋里研制流感疫苗。 此后,医生必须在雪貂身上测试种子疫苗。他们会给雪貂接种疫苗,等待一段时间,让雪貂体内产生抗体。接下来,他们会向雪貂鼻子里喷入含有H7N9病毒的溶液。然后,医生会等上几天,看这些雪貂会不会生病。 “如果第一次的试验一切顺利的话,我们理论上可以在四周内做好让疫苗投入生产的准备,”迈克尔·肖说。“但是有些环节,比如雪貂试验,是无法加速的。” 该机构发言人汤姆·斯金内尔(Tom Skinner)说,到那个时候,该机构就会对这种新流感的危险性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迈克尔·肖说,目前仍不清楚这种流感有多致命,“因为我们也许只看到了较为严重的病例,只看到了进了医院的那些人。”必须对几百个血液样本进行抗体测试,才能知道没有引起注意的较轻病例有多少个。 他说,患者受感染的途径目前也不清楚。已知的少数案例散布在上海周围的一片广大区域。直接接触带病家禽是一个明显的可能原因,这也是导致H5N1感染的风险因素。H5N1是另一种禽流感病毒,2003年以来共导致371人死亡,近来却只见于柬埔寨、中国和埃及。就这种新流感而言,已确诊的14个病例中只有两例是家禽业工作人员,另有一人是厨师。 在鸽子身上发现这种病毒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迈克尔·肖说。“很明显,这种病毒并没有导致鸽子发病,因为没人见到有大量鸽子死亡。人们通常不会对鸽子进行测试。这种情况可能会增加控制疫情的难度。对鸡群进行围捕则很简单。” 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发布消息称,中国的初步测试表明,达菲(Tamiflu)和瑞乐沙(Relenza)等抗病毒药物能够对这种新型病毒产生影响。 已有几个国家针对此次的禽流感采取了相关措施。越南已经禁止从中国进口禽类,日本则在机场张贴了告示,要求人们申报流感症状。香港也已禁止从中国内地进口活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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