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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柏:大陆农村现状 不仅性关系混乱

2015年7月下旬,我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无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权作回乡散记。 1、星散的人口...

【舒立观察】土地困局解套可从存量入手

尽快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盘活存量土地,为中国城镇化进程开拓宽阔空间 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却争议不断。 日前,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表示,“除生活用地外,原则上不再安排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此番表述引起轩然大波。 其实,姜大明讲话自有依据,符合三中全会决议有关精神。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也提出:“城镇建设用地特别是优化开发的三大城市群地区,要以盘活存量为主,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 姜大明表述时以500万人口划线,扩大了限制范围,招致误解或非难,在情理之中。但其盘活土地存量的讲话要旨,无疑切中了新一轮土地改革的要害。三中全会的土改议题多有突破,值得期待,其中,只要盘活土地存量这一篇文章做好,就足以为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开拓宽阔空间。   阅读全文

【图说天朝】“红衣大炮”抗强拆

近日,河南荥阳一六旬老人自称受不了拆迁的人给其断电往家扔砖等骚扰,自制六门“红衣大炮”摆门前,上写标语插国旗抗强拆。当地办事处却称无人强拆老人房屋。律师称,自制大炮或涉嫌违法。据了解“大炮”只是模型,用来威慑执行强拆的人。 图集地址 官方回复:...

墙外楼 | 华生: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

华生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脱节,以至有两亿多农民工徘徊在城乡之间,几千万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这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和人力资本升级的主要障碍。有意思的是,在新一轮制度改革的讨论中,人的城市化往往被一笔带过,而土地的非农使用即城市化使用却吸足了眼球。土地制度改革中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俨然成为正统和主流,下面就对当下流行的几个主要的提法逐一剖析。 误区之一:严格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 这个思路听起来完全正确,但这几年在实践中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如果真去做也完全不可行,故而口号与政策实践直接冲突,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只是造成了思想混乱,原因在于这个口号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首先,按这条思路去做,非公益性用地由市场谈判,公益性征地政府出钱。那么这意味着政府现行土地收益全部丧失,相反还要另外筹巨资进行公益土地征收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现在靠卖地还深陷债务泥潭的地方政府而言,显然是天方夜谭。因此,真要实行这条思路,先要停止土地财政,解决现有债务,还要给地方政府提供公益征地和城市基础建设的巨额资金来源。在所有这些条件都根本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情况下,区分和停止非公益征地当然只能是空话。 其次,如果真解决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和资金来源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就真能严格区分公益性非公益性用地去改革征地制度呢?其实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转型期,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城市的城区扩大时,其所占用的公益性用地如道路、桥梁、绿地、公共设施等用地一般就要占四分之一左右,市场价值最高的商住用地大约也只占四分之一,另有一半是行政事业和产业等用地。公益用地分散在整个城区,与其它用地犬牙交错。挑选公益用地单独征收,根本无法操作。对被征地者来说,近在咫尺的邻居或邻村因为被规划为商住用地就可通过市场谈判要到高价,自己被规划为产业或公益用地就只能拿低价,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对公益用地征收来说,出低价人家不干,全按市场最高的商住用地出高价,政府出不起,对公共财政和纳税人也不公平。故而这些年虽然提出了区分公益与非公益用地的口号,但政府颁布的政策却是征收土地实行“同地同价”,即同一块土地,不论其中各部分以后用于什么用途,都按一个价格征收补偿。这里的价格确定虽然有主观随意性,但至少在形式上对被征地者一视同仁,可以操作。否则相邻的土地,张三补高价,李四补低价,显然太过荒唐,也完全行不通。这是在实践中政府推行的“同地同价”,即不分公益非公益,都按一个价统一征收补偿的原因。 实际上国际经验也验证了这一点。在二战后实现经济起飞和快速城市化转型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学习当年西欧特别是德国的经验,把旧城改造、新城区扩展统统列为公益事业,这样一来,至少在城市化转型阶段,就几乎没有什么非公益用地了。 所以,我国原有的土地财政和征地模式当然要做重大改革,但沿着现在流行的所谓区分公益非公益的思路走,看似捷径,其实是条死胡同。 误区之二:集体土地应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 土地性质不应按所有制区分,表面上看完全正确,也是这种观点义正词严、觉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自信所在。不过这个命题其实偷换了一个概念,就是我国恰好将城市土地规定为国有,农村土地规定为集体所有,因此真实的问题不是土地的所有制区分,而是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的区别。因为即便是同一种所有制,如在台湾城乡土地都可私有,农地与市地(台湾的叫法)的区别依然巨大。所以台湾有“农地如粪土、市地是黄金”的说法。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国有农场的土地在农村,同属国有土地它能否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呢?当然不能。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国有农场的土地只能与农村集体土地一样对待。可见,用途和规划管治是高于所有制的。农村与城市土地的根本区别不在所有制,而在用途与规划。在一定意义上说,所谓城市和乡村之分,就是土地用途和规划不同。如果规划相同,那就没有城市农村的差别了。这些年发展起来的新城区,都是因土地用途和规划改变投资建设从农村改变而来的。因此,在城乡土地问题上仅拿所有制说事,是把形式和表面当成了问题的实质。 那么,城乡的建设用地可否同地同权呢?问题是即便城市建设用地也是分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如商住、工业、道路等,各个类型之间并不同权。同种类型的地因规划不同也不同权。因此,离开各种建设用地类型及每块地不同的规划要求,无论城乡都不存在什么同地同权一说。 进一步说,现在农村的所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原乡镇企业用地转化而来,充其量是个工业用地。我们知道城市工业用地与其它建设用地就不同权。城市工业用地本身也是就项目论价,每块地都不是一个价,也就是说,城市工业用地本身就不是同地同权同价,当然就更谈不上与乡镇企业用地的同地同权同价了。 当然,很多人强调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主要想说农村居民的宅基地应当与城市的商品房用地同权。但他们混淆的是,城市居民的商品房用地是花钱购买而来,只有几十年土地使用权,房子面积是固定的,自己随便搭建就是违建要被拆除。农民的宅基地是年满18岁的村民就可无偿分得,是永久使用权,在宅基地上盖多大的房子自己也有很大的自主空间,土地性质、来源、付费、使用权年限、建筑规划要求都不相同的土地显然不是同地,当然不会同权。要使这两种土地同地同权,在法律上和经济上都要作出一系列重大修改。治大国如烹小鲜,在法律和财产关系上均未作任何改变时,就妄谈这两种土地同地同权,是要出大乱子的。 有人说,我们讲的同权,是指同样的抵押交易买卖的权利。城市居民可以卖房,农民为何不能卖宅基地?这是因为城市居民卖的是自己买来的商品房,而农民拥有的是按一户一宅分配的福利地。城市居民的保障房出售也有限制,不能自由买卖。城市居民卖了房还享有城市的失业、养老、医疗等各种保障保险。这些福利和保障都是不能变卖的。农民的全部保险和福利都在他平均分得的土地上,在他能移居城市落户之前,当然不能随便出售。农村宅基地流转意味改变农村一户一宅福利分地的大制度,需要整体规划,立法先行,哪里可以儿戏? 误区之三:集体土地应当允许直接入市,以后城市化发展不必先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城市中可以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权利平等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交易,形成统一市场。 我国法律现在讲的集体土地主要是指以行政村为单位的集体拥有的土地。这个集体是个地域概念,即出生和居住在这块土地的全体农民构成了这个集体。一个人因出嫁等原因迁出,就不再是这个集体的成员。因此这个村集体是以农村封闭固定的居住方式来界定的。但一个村庄一旦转为城市市区,固定人员的边界就被打破。城市市区的最大特点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外开放,人来人往。显然再用固定居住在这个区域的人来定义集体是不行了,只能是以转为城区前的老村民作为集体。因此许多地方村改居后都是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来持有这块土地,原村民的土地权利变成股权。从法律上说,当土地成为股份公司的财产时,它已不是集体所有,而与其它一般的公司拥有的资产没有区别,已经成为私产。公司若经营不善或被收购就变为别的公司或个人的私有土地。也就是说,农村村庄转为城区社区后,原农村固定区域内封闭成员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就自然会瓦解,城区中不可能存在以行政村为载体的集体所有制。 再深入一步,农村土地改革这些年来搞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就等于是把这个集体土地界定给了土地承包时的那批农民。由于新增人口即后来出生的人口都没有土地权利,这样等当年承包土地的那批人老了不在了,这个集体也就没人和不存在了,可见这个原村集体及其所有成员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城市化转型后,土地可以国有、私人占用(如现在城市的住宅用地),也可以土地私有,但唯独不可能存在的就是这个现在被许多人拿来作为旗帜的“集体所有”。希望将来中国城市里国有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平等并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从此也可以看出,如果以后城乡住宅用地全部都是国有私用,可以做到同地同权;或者以后城乡土地都是私有私用,也可以同地同权,但唯独在土地集体所有时,城乡住宅用地不可能同地同权。 误区之四:农村土地自由流转、抵押、交易买卖最符合农民利益 这种观点有一个最强有力的理由:农民可以卖粮卖菜,为何不可卖地?难道农民多一项权利反而不利于农民吗?这种观点强调不必担心有农民会因赌博受骗或生计被逼卖地,农民很聪明,农民的利益自己最懂得如何保护。 这种貌似铿锵有力的论证,其实主要混淆了两类不同的农民的概念。对于不在城郊的中国绝大多数农村而言,有两类农民。一类是准备不当农民、卖房卖地的原农民,一类是准备继续当农民的真农民。对前一类农民来说,他们确实不反对甚至欢迎土地的自由交易(只要村镇不借着这个名目软硬兼施地强迫他们流转)。但是他们也很明白,无论怎么自由,他们的那点土地、房子远离城市,在市场上卖不了两个钱。对他们来说最需要和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当农民后能够在就业城镇安家落户、家庭团聚、安居乐业,而不致年龄一大,又被迫返乡(这是今天的绝大多数情况),那样他们既不能在城镇安居,回乡又失地失房,这是他们最可怕的噩梦。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被迫,并不愿意放弃土地得一点小钱,而更愿意留着土地做个退路和保险。只有当他们真正在城市安居,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他们自然会考虑家乡土地处理。由此可见,打着为农民旗号要农民土地赶快流转,着急的并非农民,而是另有自己考虑的政府和另有所图的资本。由于资本去与每家每户谈判交易成本太高,因此资本下乡必有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引路、组织和操刀,因此这种流转行政干预的力度自不待言。 对准备继续务农的真正农民而言,他们欢迎离开的农民把土地流转给自己,但土地不加限制面向任何人的自由流转,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农民靠种地收益能付得起的那一点流转费根本无法与实力雄厚、可以将土地非粮化乃至非农化运作的城市工商资本竞争,因而土地自由流转不会使他们的经营规模扩大和经济状况改善,相反会因工商资本拿走大量土地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这是为什么在城市化转型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严禁资本下乡购地的原因,也是美国最大的九个农业州立法限制农业土地资本化公司化经营的原因。因此,限制农地面向任何人的自由流转交易权,恰恰是真正务农农民利益的要求。限制土地自由交易反而保护农民这句话并不荒唐,而是真真实实的道理。 实际上,纵观全球,即使是人少地多的美国,家庭经营也是农业生产的主导形式。对于人多地少的我们来说,即便20年后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仍会有4亿多农村人口,每家平均经营规模也只有20、30亩地,更接近于日、韩、台的专业农户规模。因此,资本下乡搞大农场脱离了我国人口资源的客观条件,只会加剧我国农村人口的流民化。 误区之五:小产权房是农民要求自主城市化的抗争,有其合理性,应在交纳一定的土地出让金后合法化。 这个命题中的农民也偷换了一个概念。能盖小产权房的农民不是广大农村的绝大多数农民,而是城中村和城郊的原住民。这些城中村和城郊的原住民其实主要已不务农,而是当起了地主房东,很多靠土地过上了寄生生活。这是因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价值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城市郊区土地迅速升值,而广大偏远地区的土地则价格低廉。同样一亩地价差可达百倍、千倍。在城市化转型时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占有多大的土地,而是占有哪里的土地。由于土地价值的升值和分化既不是由于土地天然的肥沃程度,也不是土地占有者的投入造成,而是由于人口聚集、公共财政集中投入和土地的用途和规划管制造成的。因此,城市化过程中对城市及城郊土地增值的重新分配(即孙中山所说的涨价归公),就和农业社会中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一样,对于保证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用途和规划管制下,规划就是钱,原住民的土地无权自由流转入市获益,否则,既破坏了社会公正,也是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外来进城农民利益的挤压和伤害。 小产权房是城郊农民搭城市基础设施便车的逐利行为,本来没有任何必要美化。只要法治松弛,城市住宅用地即大产权地上居民违章乱建一样失控,是否也交点土地出让金合法化呢?许多地方小产权房在一波波抢建中盖到二、三十层,城区中在楼顶上建别墅等现象说明人的贪欲没有止境。因此,城乡所有违章建设都是破坏用途和规划管治,法治不彰的产物。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治理小产权房和所有违章建筑用过去合法、今后不准的办法只会刺激更大规模违建。真正的治理之道是区分不同情况,处罚得当,使小产权房及一切违规建设者付出必要的代价,不能轻易获利。这样才能恢复守法不吃亏、违法不得益的法治精神,杜绝后来者的仿效之心。 有人说,让小产权房合法化可以解决外来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其实恰好相反。外来农民工现在还能在小产权房暂时栖身,正是因为其不合法,只能出租、不易出售。小产权房一旦合法化其房价就会立即向大商品房看齐,农民工就住不起了。珠三角的一些地方农地大部分被建成了出租房,原住民倒是成了地主,但外来打工者根本不可能真正安居,相反与原住民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发展。这说明让原住民成地主房东来实现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误区之六: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解决了城市用地指标的不足和乡村建设用地的闲置,是土地改革的重要途径。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土地与土地挂钩,还是只见土地不见人。挂钩这些年来赶了大量的农民上楼,但我国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进城落户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反映了这种挂钩没有跳出土地城市化的巢臼,不能解决人的城市化的问题。相反,由于眼睛盯着农民的宅基地指标去挂钩生财,把城市拆迁扩大到乡村去了,搞得市场扭曲、鸡犬不宁。 实际上,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挂钩的叫法就名不符实。因为它实际上并非建设用地挂钩,而是行政力量安排的乡村所有建设用地与城市房地产用地挂钩,利用房地产用地的收益来推动挂钩。这种自己人为造出来的行政分配指标在政府组织下的挂钩,不是土地的真实市场价格,反而恶化了土地资源配置。 其实,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部分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安家,农民进城后需要的用地大大小于在乡村的用地,因此本来根本不存在建设用地的紧张问题。是我们对行政分配的建设用地指标的人为控制,造成所谓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和房价高企,然后关上正门叫下面爬窗户,开口子让各地去搞增减挂钩、赶农民上楼弄指标。这种指标紧张和挂钩价格完全是人为行政制造的产物。结果在农民工大量进城的地区,严控土地供给,连大量外来工集聚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县城和集镇,外来工都根本无法落户,所谓放开户籍的只是没有人去和没有就业的中小城市,或对不愿进城的本地农民。这样造成几亿农民工城市化市民化受阻,经济增长乏力。与之相对照,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几个二战后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根本没有搞什么行政性土地控制和指标挂钩,而是在大量外来人口进城的地区,顺应市场规律放开控制,大量供应土地,使进城就业的农民都能安居乐业市民化。在农民大量举家离乡后,用税收等经济手段引导进城农民向留在村里的农民流转出售土地,国家财政资助开展大规模农田整理事业,使农田标准化、规格化,包括没有谋利动机地将空置的宅基地复垦。这样既顺利地实现了进城农民市民化,又使留在乡村的农民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缩小了城乡差距,走出了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良性循环的道路。 由此可见,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不做井底之蛙,跳出我们土地行政指标层层分解严格控制的思维惯性,突破土地财政的恶性循环,紧紧围绕人口城市化这个主线,才能真正走出符合人口流动和市场规律的全新大格局。

华尔街日报 | 中国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成本

一项研究表明,在10年来的中国建设热潮中,有多达6,400万家庭的土地被征用或房屋被拆毁,投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黑暗一面。 今年3月份上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将城市化奉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按国际标准来看,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为53%)仍然很低。更多农民来到城市从事生产率更高的工作,可能有助于提振中国经济增速。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十多年来最低水平。...

墙外楼 | 大崩溃:中国土地之殇

在中国粮食产区的中心,有一个名叫大浦的多雨村落,这里一个农民种植的庄稼她自己都不敢吃。她说,她的农田旁边有一个有政府背景的化工厂,这个工厂直接向当地的灌溉水池排放污水,导致这里的水变成像防冻剂一样的荧光蓝色。这里一些经常在农田里走动的农民脚上会不明原因的起水泡。 这位农民说,这些庄稼颗粒无收。她一边说,一边指向灌溉池另一边的一小部分发育不良的稻秧。她之所以种植这些劣质的卖不出去的稻米,只是为了有资格获得这些工厂所有者发放的污染补偿款。但她说,补偿款远达不到过去土地状况良好时她的收入水平。她说,这些庄稼外表看起来还活着,但实际上里面都死了。 湖南大浦这些农民的经历凸显出,中国不断升温的抗污染斗争出现新的重要战场。数年来,公众的目光都放在空气和水污染这两个令中国不断扩张的城市感到苦恼的问题上。但最近一系列事件显示出污染问题已延伸到城市以外,现在正在覆盖农村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农业中心地带。 国家下属部门的研究员估计,8%-20%的中国可耕土地(大概 2,500万-6,000万英亩(合1,011万-2,428万公顷)),目前可能已受到重金属污染。据中国政府的数据,即便失去5%的可耕地都可能是灾难性的,这会使中国的可耕地面积降至养育13.5亿人口所需的2.96亿英亩(1.20亿公顷)这个“红线”以下。 中国农村地区环境恶化主要是两个趋势的结果,环境研究员说,一个是污染工业向远离人口中心的偏远地方扩张,另一个是大量使用化学肥料以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这两个改变都受到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的推动,2012年中国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城市以外地区人口。 然而为使城市人过的更加舒适以及获得充足食物供应的努力同时也在导致部分食物链受到污染,一些污染正在以另一种形式(对许多人来说更加可怕的形式)回归城市。 《中国的环境挑战》(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一书的美国作者夏皮罗(Judith Shapiro)说,污染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转移。你无法把它完全隔绝开来。一些研究人员和环保活动人士(包括许多在华活动人士)警告说,污染对当前政权的存续造成威胁,夏皮罗也是其中之一。她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未来能否保持其合法性,污染可能是最为重大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长期以来都试图实现农村的工业化,这可追溯至毛泽东发起的灾难性的“大跃进”。这一运动始于1958年,当时毛泽东试图要求农民在自家后院建设炼钢炉,以此实现迅速工业化,但却损害了农业产出。几十年来建设乡村工业的累积效应如今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随着中国产粮区的工业增长飙升。在曾经的农业大省湖南和湖北,2007年至2011年工业活动增加了两倍以上,远远超过工业强省广东的增长。 环境研究人员说,在一些情况下,工厂转移到农村是为了利用更廉价的土地,这些土地常常是在希望推动经济增长的当地官员帮助下获得。还有一些情况是,城市领导人希望工厂迁出拥挤的城市。专家说,由于许多小城镇的政府对复杂工业活动进行适当监管的能力不如大城市政府,因而加剧了工厂转移所引发的农村污染问题。 今年2月,上述转变的后果突然引起了全国注意,在那之前,中国环境保护部拒绝公布一个为期多年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的结果,说相关数据是国家机密。该决定在一名维权律师要求环保部公布相关数据时浮出水面,引发网络和传统媒体的强烈抗议。 就连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也对此提出了批评。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账户上发布的消息说,遮掩只会让人猜测:我们被骗了。 环保部尚未回应置评要求。今年4月,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庄国泰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上述调查结果将在查证后公布,但没有具体说明。 接下来的一个月,土壤调查引发的公众哗然又因另一场争论而加剧。当时华南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市当局披露了对当地大米供应进行的调查,18份样本中有八份被发现镉超标,镉是一种重金属,可能对肾脏造成破坏并导致严重骨痛。 官员们没有说大米中镉的来源,但他们说,这些大米是在附近的湖南省种植的。镉通常与锌和铅等金属的开采与熔炼以及电池生产有关,这些在湖南都很普遍。 社交媒体用户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且不相信随后的两次全省范围的调查,这两次调查显示镉超标大米分别只占大米供应量的5.8%和1.4%。一位新浪微博用户写道:先是水,然后是我们呼吸的空气,现在是土壤。人们怎么还能活下去?我想我们总能移民海外或外太空。 曾任调查性报道记者、现任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驻北京总编辑的刘建强说,中国人与大米有着极深的关系。如果你发现一些蔬菜或水果受到了污染,你可以说“我不会吃它”。但大米是你无法避开的。中外对话是一家专注于跟踪研究环境问题的非营利媒体组织。 中国官员一再说,他们将认真对待污染防治问题。在镉超标大米的消息曝光一周后,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高层领导人会议上说,他计划设置一条生态“红线”,他警告说越过“红线”的人将终身被追究责任,不过他没有提供相关细节。 中国农村地区面临的威胁远不止镉。今年1月,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详细报道了泽口的环境污染问题,凸显出农村地区有毒化学废物带来的危险。泽口位于湖北省,环保人士称其为“癌症村”。村民们指责附近的一个工业园造成了最近60多例与癌症相关的死亡病例,其中大部分死者年龄不到50岁。 一个月后,中国环境保护部首次公开承认存在这样的“癌症村”。据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人员说,“癌症村”的癌症患病率异常高,中国有数百个“癌症村”。 今年3月,国有媒体报道说,居住在浙江省一个电池厂附近的168名村民被查出血铅超标,这是一系列与电池和冶炼厂有关的农村铅中毒事件中的最新一起。 此外,过度使用化肥也给中国的耕地带来了压力。中国环境保护部的庄国泰最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使用的化肥只有35%被农作物有效吸收。他说,剩下的65%被排走,严重污染了中国的耕地。流走的氮肥会污染水源,导致土壤酸化,水土流失以及农作物产量降低。氮肥是中国使用最广泛的化肥之一。 庄国泰说,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土壤将无法承受,环境将无法承受,这是一个实际问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说,2000年至2011年,在中国对大米等主食爆炸性需求的推动下,化肥的使用量增加了38%,至每年逾5,700万吨。这样的增幅远远超过了总灌溉面积的增长,总灌溉面积同期仅增长了约15%。 专家们说,政府清楚农村地区污染带来的威胁,他们指出环境保护部部长今年3月曾承诺将重金属污染作为治理的一个主要问题。国土资源部随后在6月宣布,该部将对全国土壤进行采样,以便绘制全国污染水平地图,不过不清楚调查结果是否会公布。当月晚些时候,中国国务院审议了中国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草案的内容包括加大对污染者的处罚力度,并要求加强对化肥的监管。 但专家们说,人们担忧缺乏透明度,官僚机构行事迟缓,且如果宣布大片土地受到污染,人们还担心中国将如何应对。这些都令人们对政府的回应能力提出了质疑。 消除耕地中的重金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在这期间农田不能种植作物。对于一个需要用不到全球10%的可耕地养活全世界20%人口的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严酷的前景。如果粮食保障出现任何大幅减少,都可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损害。中共从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声誉维系于在尽可能少进口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粮仓满仓的能力上。 与此同时,政府拒绝发布土壤调查结果的举动只会令人更加担心,官员们不愿公布他们所知道的全部情况。2006年,土壤调查发起时,国有媒体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调查原定于2010年完成。去年6月,一位环境保护部的官员对新华社说,在一个监测污染的试点项目中,有20%以上的土壤样本(涉及到364个村)没有达到国家标准,并且说调查的结果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公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法学院中国环境保护法专家王立德(Alex Wang)说,人们普遍感觉政府官员知道问题非常严重,如果他们披露了实情,公众的不满将超出政府应对的能力。 对西方几代的读者来说,中国农民与土地的深厚关系在小说家赛珍珠(Pearl S. Buck) 1931年出版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一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刻画。该书描绘了一个旧中国的农村家庭跌宕起伏的经历。正如书中主人公王龙所感悟到的,即使是经过了数年的饥荒和艰难,中国人最终都一定会在土壤中找到他们的生计所在。 如今,中国很多农村问题在湖南省都表现得最为明显。广州发现的镉超标大米即来自湖南。湖南是中国最大的水稻生产省,2011年水稻产量近2,600万吨,占中国水稻总产量的近13%。湖南在中国粮食供应中扮演的核心作用可以用一句谚语加以概括,这个谚语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当时湖南还不叫现在这个名字):湖广熟,天下足。 不过,近几十年来,湖南也成为中国五大有色金属生产省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根据湖南省及全国统计数据计算,2012年,湖南有色金属矿和冶炼厂占全国总量的7.5%。铜和铅都属有色金属。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Guangdo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and Soil Sciences)土壤修复专家陈能场说,农田就挨着正在开采的矿山,对环保问题不够注意。 湖南的镉污染问题有多严重很难判断,任一批次的镉污染大米中镉的来源也同样很难确定。关于该地区的重金属污染曾有一些小规模研究,2008年公布的一项研究中,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发现,在湖南等一些南方省份的市场上购买的大米有60%镉超标。 不过那次调查仅仅基于61个样本。中国的镉限量标准最高为每千克大米含镉0.20豪克,是通用国际标准的一半。研究表明,湖南大米还存在砷和铅超标的情况,其中一些受污染大米已经流入市场。 42岁稻农朱宏庆(音)住在离大浦不远的堰桥村。他认为自家稻田没有受到污染。这些稻田距离大浦的化工厂1.6公里以上,也远离任何矿场。但因缺乏信息而被放大的消费者多疑症所有湖南大米的销路都受到不利影响。据湖南益阳市金城米厂的一名经理说,自镉恐慌开始后,精米价格最多下跌了14%,后来略有回升。 不久前的一天早上,朱宏庆审视着即将收割的早稻说,我跟我老婆讲,我有种很不好的感觉,这些大米卖不出去了。 土壤污染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在大浦很明显,那里的村民不敢透露自己的姓名,担心遭到当地官员报复。那位种劣质大米的农民说,这个村子本来一直都是个干净兴旺的地方。村民们出售大米、枣子、桔子和甜瓜,日子过得不错。这一切在2008年发生了变化,当时一个氟化铝设施开建。她说,工厂24小时运转,夏末开始刮南风时,工厂的烟飘到了田地上,灌溉系统也被严重污染,连虫子都走了。果树不再结果,就算结了也没人原意买。 村民们投诉后,工厂老板同意支付赔偿金,条件是农民们继续种庄稼。那位大浦农民说,她以前每年种水稻的收入最高可达到人民币1万元。现在她种植不产米的秧苗能得到大约人民币5,400元的补偿。 这家工厂为湖南有色氟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是国有企业中国五矿集团(China Minmetals Group)的子公司。该厂一名负责环保的管理者说,该设施保持了严格的环保标准,但设备故障和电力问题偶尔会导致过量污染物的意外排放。他说,工厂的排放物对人体健康无害,还说该公司按照监管要求支付了染补偿金。 这名仅自称姓李(音)的负责人说,农民和企业之间一直存在冲突,因为化工厂只能建在农村地区;我完全能体会当地人的心情,我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 负责监测大浦的衡东县农业局的官员不断挂断记者的电话。 ———— 关于农村污染问题,谈谈我家乡的见闻 看到板上一个关于农村污染的帖子,想到这几天在老家的见闻,无法安然入睡,谈谈我家乡的情况 我家在江西省上饶县辖下某镇,靠近县城,前几天刚回家,感觉今年的污染十分严重,于是在附近转了转,并且从亲戚朋友那里打听了一些具体情形,下面做些说明: 1.污染企业的来源:原来就存在的本地人开设的 化工与重金属 相关企业,以及 近几年由县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企业(其中不少是来自浙江的化工与重金属相关企业)。 2.污染的具体情况:立体式污染。下边举些例子说明 (1)水,铜业公司将废水排入附近小河,导致相应的农田绝收,还有的企业将废水排入坑中,对地下水构成威胁(具体情况不清楚)。 (2)空气,每天早晨和傍晚可闻到刺鼻的气味(类似烧焦的塑料味,可能是附近的冶炼企业废弃偷排含铅废气,待我有空去调查一番),出现类似北京的雾霾。据我所知,临近有一村受铅污染更加严重,村民普遍血铅超标(儿童受害尤其严重),山上基本上是寸草不生 (3)土壤,由于铅沉降,空气污染(以及可能的重金属污染地下水),出现了之前提到的水稻绝收;家门前的银杏树叶发黄;豆角,黄瓜出现很多畸形生长情况;茄子则不能长大;还有一种我很爱吃的特产豆子绝收。 3.各方态度 村民:明知有严重污染,但是平时还是鸵鸟忍受为主,只有到了出现严重后果时才采取行动(比如之前提到的血铅村,事态严重后村民进行了维权行动) 企业:平时,我行我素,“闷声发大财”,受到严重抗议后会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将血铅村进行部分搬迁,供应一部人在县城里租房) 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平日压制为主(前者可由国土资源部几年前做的污染普查结果秘而不宣佐证,后者可由一些此类报道被地方政府压制佐证),矛盾激化时局部解决 4.前景 1.当地政府有足够的的积累之后,产业升级后将污染企业向内陆转移 2.环境压力达到临界点后矛盾激化被迫解决 个人看法(对于我老家的情况):2的可能性比较大 感想: 1.小学时就阅读过的环境保护读本里的内容于十几年后在我家门口出现,莫非先污染后治理是绕不过去的坎? 2.算上了环境账之后,经济究竟有多少增长呢?至少对我家乡的大多数人来说,所失应该大于所得许多 悲观地说,只要不大闹,账面上就还能过得去。 早就该在农村强制推行独胎。 农村允许二胎的结果就是耕地越来越少, 越来越依赖工业化提供的GDP过日子,越来越依赖工业化提供的廉价商品过日子,对 没有环保成本的廉价工业品严重依赖。 导致企业成本越减,产品越畅销; 不搞高污染工业,农村会立刻出现穿不起裤子吃不饱饭的恶果。 搞高成本的无污染工业导致市场萎缩。 所以高高污染的工业,制造廉价工业品对农村是极为必须的 人多了,躲都没地方躲。 中国农村的现状,有水的地方就有大量的人,没水的地方也是很多人。 而工业必须要有水才行。 您说的第二种结局根本不可能,对这一点TG做过深入的研究。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团结起来XX,农民只有观望,得到实惠之后才跟。 第二种结局恐怕是受害农户一个一个被摆平,受害地区常住人口逐年衰减。 现在那里污染都是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跟你类似, 我是南通的,以前附近有化工厂,造纸厂等, 污染特严重,很多人得癌症。 现在大家有钱了,把厂逼关门了,当然政府也不支持这些厂。 现在河里的水都非常干净了。 空气也是呱呱叫。 看来污染得大家都富裕了才能彻底解决。 我通是不是把一些污染较重的厂放到下面的乡镇了 相关日志 2013/07/30 -- 福建石化园区管道测试闪燃 附近部分房玻璃受损 2013/07/30 -- 《南方周末》PX国家公关 为昨天的错误埋单,为明天的扩产蓄势 2013/07/30 -- 漳州古雷PX项目爆炸具体原因 2013/07/30 -- 人民日报刊文力挺PX项目:未出过大的安全事故(话音未落 古雷石化这记耳光就打上來了 国内安全管理水平差日韩几条街???) 2013/07/30 -- 福建漳州古雷石化PX项目厂区今晨发生爆炸 伤亡情况不详 2013/07/26 -- 绿色和平批评央企神华煤化工项目破坏草原生态被禁声 2013/07/21 -- 花都万民再抗议建造垃圾厂 当局强行驱散致一人死亡 2013/07/17 -- 繁荣的代价:农民工留守儿童 2013/07/12 -- 江门万人反核大游行 2013/07/12 -- 官方,学界,NGO各执一词 环评审批放权,众口如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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