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

安邦咨询:北京城市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北京市当前处于历史性的重大转折时期,在过去长期积累的城市空间问题、人口问题、交通问题等基础上,在国内外不利的经济大环境下,北京试图在强力行政推动下进行一场重大的城市空间调整、城市功能重构,这必将对北京的城市经济形成重大影响。第一,北京地方负债太高。截至2013年6月底,北京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506.07亿元。与之相比,同期上海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5194.30亿元,广州市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1973亿元,深圳市截至2014年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313.5亿元。北京市地方债务在一线城市中最高,在全国省级地区中排名第二,但同时面临限购、扩容等被动因素,等于绑起手脚硬挨危机。与其他城市不同,作为首都的北京要承担很多国家级的城市建设与服务职能,这也加大了地方财政的压力。第二,北京的城市空间的固有缺陷无可挽回地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陈功认为,北京的城市空间大,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需要覆盖的空间也大,财政负担极为严重。举个例子,上海修50公里道路就能搞定的事情,北京因为摊子铺的太大,要修150公里才够用。地铁等轨道交通建设、新机场建设等,就是明显的例子。虽然新的建设在面子上能拉动北京的GDP,但在“里子”上则给北京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和投资压力。陈功强调,很多经济因素都是空间决定,只是北京市的经济管理部门没有认识清楚。第三,土地空间余地太小。北京虽然城市空间很大,但现在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可用城市土地空间实际上不足。陈功认为,现在的北京就别讨论什么土地财政、土地经济了,即使不限购,北京财政也濒临崩溃。在几个靠近山区的区,除非炸山开地,否则很快都接近最后的土地供应量了,至于老城区的几个区,更是完全没有土地了。陈功提醒,在财政依赖土地的模式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这些地方很快都会成为财政补贴的对象,张口向市里的要饭吃,成为北京巨大的财政包袱。第四,养老以及社会开支接近爆发时期。从上个世纪就开始研究中国老龄化问题的陈功表示,老龄化在中国扑面而来,北京市尤为突出。截至2015年底,北京全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约315万,占户籍总人口的23.4%,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二位。全市常住老年人口340.5万,占常住人口总数的15.7%。到2030年,北京市将达到重度老龄化,户籍老年人口占比超过30%;到2050年,北京市户籍老年人将超过630万,每3个人中就有1名老年人,迈入超老龄化社会,而且这种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将持续50年。陈功在内部讨论中表示,北京市的老龄化引发的问题难有“解药”,这是老龄化被长期忽视的必然后果,不是什么社会化养老等简单措施就能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社会化养老方面,北京未在战略层面加以重视,在资源上更没有做好准备)。举个例子,北京现在实际连死亡都死不起了,死个人买墓地都要5万到10万,而且要远至远郊甚至河北等地。第五,新城建设加重了财政压力。针对北京目前在“迁府”之下正在进行的新城建设问题,陈功在内部讨论中表示,北京市的新城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投资需求量,但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财政压力,水暖电气热路桥,摊子铺得越大,运营成本越高,越往后越要花大钱,这实际上是一个死循环。比如通州区全域906平方公里全部被纳入北京市副中心的范围,有人说这是重大利好,因为政府对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投入将会加大,覆盖整个通州区域。但实际上,如此大规模的通州新城区建设也会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土地收入虽然能带来一笔钱,但城市运营的成本则是永无止尽的。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未解除,而北京市又面临上述特别的困难,北京城市经济的未来十分堪忧,甚至不排除濒临崩溃的危险!如果说过去应对问题是未雨绸缪,现在的北京面临的则是在大雨中的绸缪,应对起来“急就章”不说,弄不好很快就面临暴风雨了。遵循智库学者的研究范式,陈功一如既往地给出了建议:北京短期面临的城市经济问题主要来自财政压力,应该建议中央提供一定的财政安排或者政策许可,比如发行城市债券,同时考虑结合绿色环境改造,争取让合作企业能够尽快上市集资,利用市场来解决未来发展的问题。至于中长期的策略,则需要在系统研究北京面临的多种问题——城市空间调整、人口战略、产业发展等的基础上,才能寻找到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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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玲:大国之城,大城之伤

(何艳玲,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教授。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注:本文由网友根据何艳玲教授在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的演讲整理。 大国之城,大城之伤 今天,我要用批判主义路径阐述我的思想,批判不是批评和怀疑,而是说我们不仅要看到事情正面,还能看到背面。事实上,对研究者和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能力是去看到背面,所以,批判主义的路径其实意味着我对国家和城市更深层次的爱。 一、城市中国的逻辑就是转型中国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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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良心的城市

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100 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 1000 立方米的人均缺水警戒线。对这个城市来说,下雨实在是大好的事情,可是,这个城市的下水道似乎在排斥这样的好事,因为一下雨,它就会给久旱逢甘霖的市民们制造麻烦。 6 月 23 日傍晚开始的这场雨,又使北京这个首都城市,沦为一片“泽国”。是的,这场雨,太痛快了些,它竟呈倾盆之状,骤然使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超过 100 毫米,紧接着,积水没膝,地铁进水,车辆被淹,寸步难行,整个城市毫无悬念地进入“瘫痪模式”。之所以称其为“模式”,实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很不陌生,它会周期性地重复,以至于北京市民以及到北京来办事的人,都必须学会与之相处了。     北京的道路积水问题,在 2004 年有过一场大折腾,那一年的 7 月 10 日,同样是一场暴雨,就让这个城市“停摆”。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立即拿出修改版的《北京市交通行业 2004 年防汛抗旱工作实施方案》等一系列交通应急对策。可数日之后, 7 月 29 日的一场已预知的中雨,就让北京西南方向的马家楼桥下严重积水。也是在那一年,北京市领导提出要对城市建设进行反思,做好应对再次发生强降雨的各项准备工作。 6 年下来,政府部门对市区积水点的整治收到了一定成效,但终不能让这个最需要水的城市遇水而安。     法国文学家雨果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这句话值得中国的城市深思,不独北京。近一段时间,武汉、杭州、南昌等南方城市也与北京一样——大旱之后遇大涝,皆因下水道乏善可陈。排水设施是城市必须为市民提供的最为基本的公共品,它如同一个人的德行不事张扬,却始终默默地支撑着那些天大的事情——衣、食、住、行。可是,有的城市管理者更在意的是那些整日在街头吆喝、非要人家说好不可的形象工程,而不懂得一个城市的力量更多地蕴藏在人们看不到却始终能感觉到的方面,市政管网就是这一类。有的官员更在意他们的“几年大计”,而不是市政管网这样的“百年大计”,尽管有论者说这是官员考核体制在作怪,可是,这就是放弃良心的理由吗?     城市的基础设施一旦建成就难以更改,北京市近年来在整治积水问题上屡战屡败,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是,这更说明发展良善的基础设施是多么重大的责任。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将决定我们的子孙后代未来在城市里获得何种生活质量。因此,我们这一代“决定者”,必须是最有良心的一代中国人啊。我们必须去建设有良心的城市,而建设有良心的城市,又必须从下水道开始。   刊于  《 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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